重大突发性事件法学教学研究

[摘要]病毒的突然而至,不但在一定时期内改变了每个中国人原有的生活方式,还将在一段时间内改变我们惯有的工作方式。习惯了以面授为主的法学教学模式,在疫情期间受到教学场域的影响,只能通过线上开展教学工作。在疫情结束后,我们有必要对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重新审视和反思,改进现有的教学方式,既要打破传统的教学思维定式,又要对法学实践课程作出适当的创新。以上改革必须着眼于法学教学的特殊性和专业性,在具体的路径设置上要符合培养“法治人才”这一主旨,通过“线上、线下”的互动实现教学相长。

[关键词]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法学教学;思维定式;法治人才;路径

“病毒”“疫情”等已成为2020年新春佳节高频词。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接受检验的不仅有国家的医疗水平、物资生产水平、道路运输水平等硬件,包括教育、科技等在内的诸多软件也在同时接受疫情的检验或是说挑战。对于没有返校的大学生而言,在家学习成为一段时间内必须要面对的现实,老师们也要习惯于网上授课这种在“各种职业类”考试中颇受追捧的“准网红”型教学方式。在高等教育中,网络教学或是远程教学并非是一种全新的教学形式,其技术早已被大多数院校所掌握。但习惯了以传统面授教学为主导的高等院校,并没有将这种“互联网+教学”的模式在师生中进行推广和普及,据笔者对山东省4地市高等院校师生使用网络教学情况的问卷调查显示:知道“雨课堂”“钉钉课堂”等相关网络直播教学APP的师生较多,但真正了解的人并不多,使用过的人更是少之又少。而且据受访者反映,少数教师应用网络直播教学APP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参加各种网络课程教学比赛,或是为了在教学中评优,除此以外的使用非常有限,用于日常教学活动的情形极其个别。基于以上情形,对于居家教课、上课的师生而言,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确实都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但在慌乱之外,老师们应首先沉下心来认真思考如何理性并有效应对网络直播教学,尤其是在有限网络直播资源大范围使用的情况下,应如何设置课程;其次应重新考虑互联网教学在传统教学中的定位以及互联网教学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的作用。由于笔者多年从事法学本科一线的教学工作,在以往教学过程中通过教学和调研形成了诸多对教学工作的思考,借此次网络直播授课之机,总结传统与新型授课方式各自优势,围绕新时期法学教学的目标定位,探讨法学教学改革的出路,以此为高等院校中的法学教学提供一些借鉴。

一、法学教学的现状考察与网络直播教学的价值考量

党的报告指出,“办好网络教育”,“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1]这为知识的普及、教育的脱贫、打造教育品牌、增强文化自信指明了发展方向。网络直播教学是“互联网+教育”的直接产物,诸多民营教育培训机构已广泛使用,积累了丰富的网络直播课堂教学经验。反观网络直播教学在高校的普及率要远低于民营教育企业,当然这里有公办教育资源充沛等各方面的原因,但在疫情大规模暴发的特殊时期,传统面授教学无法达到中央提出的关于“停课不停学”的要求时,在线教学既不耽误正常教学工作的开展,又可以避免因受到重大疫情的影响而给广大师生带来的生命健康危险。因此,网络直播教学模式有着传统教学模式不具备的天然优势,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网络教学作为知识传播的载体或形式,其在教学中的价值应合理看待,不应过分夸大。(一)网络直播教学有利于推动“一对多”的“填鸭式”教学升级为“多对多”的“讨论式”教学。法学教育与其他学科教育一样,必须遵循教育的一般规律,即解决好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三个基本问题。[2]而对以上三个问题进行回应的前提是要对法学教育作出一个准确的定位。如今本科阶段的法学教育作为通识性教育,近年来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为中国的法治建设输送了大量的专业人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的法学院至少有650家,累计培养博士3万余人,硕士46万余人,在校法学本科生已超过30万人,为各行各业输送了大量法治人才。[3]就在这一系列数字的背后,不难看出法学教学已走下“神坛”,告别了“精英式”培养模式,正在“走入寻常百姓家”。学科发展的背后一定伴随着教学质量的提升,而教学质量的提升一定与教学理念的更新相伴。法学教学理念“从建国之初的义理传承到20世纪末21世纪的学以致用再到当代的慎思明辨”[4],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教学理论和模式,成为中国法学教育自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当大多数法学教育工作者为之欢呼雀跃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反思,在法学学科取得如此成就的同时为何我们法学专业的毕业生就业率并不乐观?为何我们的很多法科生在毕业后选择了与本专业毫不相干的岗位就业?即使是在毕业后选择了法律职业,但为何总认为本科阶段的所学与实际工作存在巨大的脱节?为何大学生辩论赛中法科生不再占优势?……这些疑问值得我们每位法学教师深思,虽然很多话题都是老生常谈,但恰恰说明这些问题已成为制约法学教学发展所不能回避的客观现实。为了更好掌握法学教学中的实际情况,我们将以上问题一并融入调查问卷,同时设置了法学教学方式、教学效果、考试形式、教师晋升、学生考研等与教学相关的近20个问题进行调查。我们选取了山东省省内4所高校的法学院的师生分别进行问卷调查,每一法学院选取1个年级,4个法学院总共选取4个年级近700名学生参与调查。教师的问卷调查以中青年(年龄在35—50岁)教师为调查对象。通过对有效问卷反馈表的统计发现,在“教学方式”一栏,有90%以上的学生选择上课方式为“老师讲授为主”,70%以上的同学反映讲授内容“以课本为主”。在“同学讲课或课堂讨论占总学时的比例”一栏,4所学校之间存在较大区别,有的学校“同学讲课或课堂讨论”学时占课程总学时的1/5,有的学校在这方面远远低于1/5的比例,当然这里存在教师年龄、学历、性格等客观方面原因,但就教学方式方面的调研结果而言,我们认为,传统的“一对多”即一个老师上课、学生们听课的讲授模式仍在延续,与其他教学模式相比其在教学过程中仍占据主流。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传统教授方式并非不好,在教学过程中应继续坚持使用,但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应对其作出适当调整,降低单向面授的课时比例,实现与开放性教学方式“平分秋色”。法学的网络直播教学如果仍坚持以面授讲解方式为主,则可能会出现老师与学生互动性差、学生开小差、课堂气氛难以调动等诸多问题。这主要是因为,网络直播教学只有学生能看到老师,老师无法看到每位学生,因此老师对学生的课上反应并不了解。因此,我们如果只采用面授这一种教学方式的话,教学质量将无法保证。网络直播的法学教学应搭配恰当的教学方式,例如在直播中让同学们就事先准备的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通过聊天工具发表书面见解等。这样一来既解决了面授带来的网络直播弊端,又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思考的积极性。由此我们应再次审视传统的教学模式,考虑将讨论、座谈等形式作为与面授并重的教学模式。(二)科学设置网络直播教学课程,助推法治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在2017年5月3日考察中国政法大学时指出,法治人才培养要坚持德法兼修,打破知识教育与实践教育之间的体制壁垒。“立德树人,德法兼修,抓好法治人才培养”成为法学教育的总体目标。这里就涉及一个基本问题:何谓法治人才?法治人才应具备何种素质和能力?法治人才不同于法制人才,也不同于法学人才,更不同于法律人才。培养法制人才是计划经济时期对法学教育提出的要求,简单说,法制人才就是那些掌握了诸多法律制度的人,对应于法律体系形成的初级阶段;法学人才是专注于从事法学理论研究的专门人员,对应于法律制度的相对完善阶段;法律人才是掌握并能灵活应用法律制度的专业人员,如律师、法官、检察官、公证员等。按照对法治的一般理解,结合新时代法治建设的目标、背景,我们认为法治人才需要掌握一定的法学理论,了解相关领域的具体法律法规,在此基础上能够准确运用法律制度进行法律实践,并践行法律职业伦理的专业共同体。法治人才作为法学教育培养目标对我们的法学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清华大学一直在强调“价值塑造、能力培养和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教育培养理念,此理念同样适用于法学教育,有助于法治人才的培养。网络直播课堂教学的课程设计应以方便和有利于学生学习为中心,通过调研发现,案例教学广泛受到法科生的追捧。在“教学课程设计”一栏,我们设计了案例教学、纯理论教学、法条教学三种教学方式,其中95%以上的同学都选择了案例教学,如此高的选择比例足以证明案例教学的“魅力”。网络课堂通过对案例教学的课程设计,对其中涉及的法理、法条进行逐一讲解,并对最终的审判结果进行价值分析与研判,提取其中的法律伦理和法治追求,从而形成一个关于法治的价值共识。

二、法学教学改革的路径选择

网络直播教学为我们法学教学改革提供了契机。改革需要解放思想,打破既有的利益格局,以“内涵式”发展为基本路径,[5]为加快推进“双一流”大学的建设,迈向高等教育强国付诸切实有效的行动。(一)打破法学教学的传统思维定式,建立科学的教学评价和激励体制。道格拉斯•C.诺斯关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理论认为,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可能沿着既定的路径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甚至被“锁定”(lockin)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下而导致停滞。一旦进入了“锁定”状态,要突破这种状态就会变得十分困难。[6]传统的法学教学特别强调教师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学生只是配合教师的教学工作,其身份无法从根本上对教学的内容、教学的方式等产生实质性影响。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一言堂”式的教课模式正在被一代代传承和复制,即使教务主管部门设置了各种各样的学生对老师的评价机制,但囿于学生的考核分数往往掌握在老师的手中,因此学生对教学的评价往往流于形式,最终导致学生无法通过此途径对教师教学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从根本上讲教学思维的转变应以教师教学思维的自我觉醒、自我认知为突破口,在教学课程设置的各环节应邀请学生参加,包括大学生专业培养方案的制定、修改在内的可能对学生专业学习产生重大影响的各种活动,通过学生的深度参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正如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所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鼓舞。”[7]为了保证学生对教学过程的全程参与,建议学校教务主管部门应通过制定相关规定保障学生的参与权利,并将学生的参与度作为学生综合成绩评定和教师职称评定的依据。科学的教学评价机制应以教学实效为主导,围绕教学效果建立教师职称晋升机制。目前高校教师职称晋升普遍以科研成果作为主要考核评价标准,鲜有将实际的教学质量与职称晋升相挂钩,即使有也往往以教学科研的层次作为考核标准,说到底还是看的层次,拼的还是科研实力,如此考核标准就决定了教师的工作趋向。基于对自身发展的考虑,教师热衷于课题申报、学术、科研成果奖申报,相比之下,教学工作则受到了冷遇。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们往往抱有一种“循规蹈矩”式的教学心态,认为只要不迟到、不早退,“照本宣科”是一种最为安全的教学方式,至于创新教学方式、创造教学产品之类纯碎是浪费了自己做科研的时间。试想在这种思维导向下对教学工作做任何革新只能是不切实际。如果不改变科研教学“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职称评定机制,教学改革仍会举步维艰。可行的做法是,首先,普通高校的功能定位在培养各专业的通识性人才,而不是专家型专业人才。建议将专家型专业人才的培养放在各研究机构,或者仍放在现有高校的研究生院,但应建立教师在本科教学与研究生教学中不同的职称评定标准,而不是现行的“一刀切”标准。其次,调动教师在教学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除了应变革现有的职称评定机制外,还应辅以制定完善的教师教学奖励机制,奖励的力度应与科研奖励相当,至少不能差距太大。奖励可采用物质或精神奖励的方式,或直接作为职称评定的一个重要条件,而不是众多条件中的一个“陪衬”。(二)以培养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人才为目标,创新法学实践课程。正如徐显明教授所说:“一开始是培养法学人才,即理论人才,后来有的改为培养法律人才,既包括理论又包括应用,现在就要一律培养法治人才,包括刚制定的这个国标。我们在确定培养目标时,要求所有法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最后都要落在培养法治人才上,法治人才比法律人才的适应性更强,要求实践性更强。”[8]法治人才的培养需要进一步提高人才的法律实践性,而目前,我国法学教育的“法学学科体系的最大瓶颈在于缺乏实践性,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发展不足,社会急需的学科无法开设或是开设不足,学科知识体系封闭,不能涵括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知识更新”[9]。因此法治人才的培养目标对我们法学教师提出了更高更严的教学要求。在教学过程中,如果可能,作为教师其自身首先应具备一名法治人才所需的素质与才华,或者至少有一个作为“法治人才”的教学团队,团队成员要由专职法学教师和兼职法律人才组成。专职法学教师应负责法科生的理论讲解,兼职法律人才的职责是实践教学,在课堂教学中二者缺一不可,形成优势互补,提高教学的整体效果。就目前情形而言,很多高校也聘请了法律实务部门的人员作为法学院的兼职教师,但这些部门的人员往往因本单位业务工作繁忙,极少会履行其兼职教师的职责,再加上兼职教师一般不从兼职单位领取兼职报酬,因此这些兼职人员的教学积极性和教学热情很难被调动。这就使兼职教师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摆设,或成为一些业务干部的“名衔”。当前,兼职教师课堂教学的缺席不是个别现象,作为一个普遍存在的难题,我们应重新考虑设置此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如继续延用,必须要对现行的制度运行作出变动,否则兼职制度设立的初衷将难以兑现。除了依靠兼职制度获取法学教学中的实践教学师资外,我们也可以设立法学教师挂职实务部门的交流制度,鼓励老师们走出象牙塔,走入实务界去拓展自己的业务水平和能力,获取更多的实践案例,通过实际办案累积办案经验,在丰富自己的教学内容和经验的同时做到学以致用,实现理论与实务的无缝对接,达至业务部门与教学单位的双赢。除了上面提到的要增强法学实践课的教师配备,还需要科学设置现有法学实践课程,不应将法学实践课程简单地定位于组织一两次模拟法庭、课上多讲几个案例,或者直接将所有的实践课程放到教学实习单位去开展。这里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法学实践课程一定要在学校上,一定要有专业老师进行指导,并且还应设置严格的课程考核,不能简单地以课程论文的形式作为唯一的考核评价标准。同时,在实践课程中,应贯彻“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反馈于理论的”教学思路,“理论指导实践”只是教学实践的第一步,教学实践课程绝不能止步于此,还应将实践检验理论的结果反馈于专业理论中,这样才能丰富和完善现有的专业理论体系,达到教学实践课“以法学实践推动法学理论发展”的目标。从而为开展法学学科体系创新性研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学科体系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框架。

作者:王婵 付中强 单位:山东农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