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建设论文范文10篇

社区建设论文范文篇1

（一）加强城乡社区建设是改善人民生产生活条件的迫切需要。

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是民生，民生问题关乎群众的“幸福”，做好民生工作就是做好群众工作。社区是社会最基本单位，能准确了解群众诉求，社区服务与广大居民群众日常生产生活直接相联系。加强城乡社区建设与管理，有利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有利于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更好维护群众利益。

（二）加强城乡社区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

社会稳定的根基在基层，加强社区建设和管理，有助于促进社会良好秩序的形成，为社会稳定创造基础性条件。要充分认识加强社区建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认真解决影响社会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从社区开始，建立解决问题的基层机制，注重从源头上减少矛盾、注重维护群众权益、注重做好群众工作，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积极创造良好社会环境。

二、加强城乡社区建设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当前城乡社区建设的情况看，社区建设虽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随着形势的发展，社区建设也面临一些困难，在体制、理念、政策等方面依然存在制约社区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影响了社区建设进程。

（一）城乡社区服务功能定位不清。

社区服务是社区建设的基础，但由于社区管理体制不顺，管理职责模糊，服务功能错位，社区服务业发展比较单一，削弱了其应有的管理和服务的职能。主要是由于基层政府管理的边界不清，造成社区组织承担了许多不该承担的职能，侵蚀了社区自治的空间，社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受到很大限制。如不少地方社区建设基本上以解困济贫、解决孤寡残困人员和下岗职工、失业人员的困难为主要内容，缺少集教育、生活、娱乐、保障等为一体的社区服务中心和服务网点，社区服务功能不完善，在实现社区全方位建设方面做得不够。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量社会成员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转变，需要回归社区，原有的单位组织管理网络被逐步弱化，而新的社区管理网络还没有建立起来，以至于出现了管理缺失的现象，同时也影响政府职能转变，给我国社会管理带来不少难题，大大增加社会治理成本。

（二）城乡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社区原有基础设施较少，工作场所多是租用或借用，条件相对简陋，办公用房普遍达不到要求，不能满足日常工作需要。同时，社区活动场所严重不足已无法满足当前民众生活的诸多要求。要保障社区的办公条件，解决社区综合服务站建设问题非常严峻。社区建设经费及办公经费短缺，也是困扰社区开展正常工作的主要问题。资金投入已经成为制约社区建设的“瓶颈”。由于投入严重不足和缺乏统筹规划，已影响到社区服务中心和服务网点建设，导致社区服务设施不全，影响社区服务和活动的开展。

（三）城乡社区服务人才十分缺乏。

做好群众工作，关键在干部，社区管理人员素质高低直接关系着社区治理水平。社区干部中年富力强、文化层次高、懂得现代管理知识的较高素质人才还相当缺乏。主要是缺乏激励机制，待遇低，难以吸引较高素质的社区管理人才。同时，社区中许多人力资源也没有得到发挥，专业化、职业化程度不高，难以适应社区建设发展的需要。社区人才队伍素质亟须提高，社区人才结构亟待优化，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工作能力亟待加强。

（四）城乡社区治理思路不够明晰。

由于自治理念不清，目前仍有很多社区工作负担过重，承担大量行政性工作，削弱了社区居委会在带领社区居民建设和谐社区中的凝聚力和协调力。有些社区成员对社区建设这一与自身生活息息相关的工作知之甚少，缺乏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没有被激发、调动起来，使大量的社会资源没有得到很好地利用。现阶段城市的社区服务已经发展到对社区居民物质和精神需要的全面服务，而社区社会组织力量比较薄弱，又因重视不够和受政策影响，成立和运作门槛设置较高，导致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缓慢，难以满足社会管理要求。

三、加强城乡社区建设的路径选择

（一）加快社区功能定位，明确社区服务职能。

“社会千条线，社区一根针”。社区是居民自治组织，肩负着基层自我管理的任务，肩负着几十种服务功能。从国际社区发展经验和我国的实践来看，社区建设必须依托于比较完善的服务体系。在这方面，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家有许多好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新加坡为加强社区组织管理，发挥基层社区组织作用，在政府部门专门设立职能管理机构，直接从政府部门中选派公务员到社区任职等，政府则通过对社区组织的物质支持和行为引导，来把握社区的活动方向。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划定基层政府与社区边界，赋予社区自治功能，科学合理配置社区服务职能，大力推进社区公共事务服务中心建设，为居民提供“一站式”服务。各级政府应通过政策引导、行政推动等措施，加快构建政府公共服务、市场化服务、志愿互助服务相结合的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大力开展社区救助、就业、卫生、养老、计生、文体、教育、安全及生产生活服务，搭建面向社区的综合服务信息平台，使社区居民不出家门就能享受到定向、便捷、周到的服务。加强企业离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鼓励社区兴办居家养老服务等福利服务项目。要优化社区布局规模，加快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管理服务网络，建立健全新型社区管理服务体制，切实完善社区服务功能。

（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社区服务条件。

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大对社区建设的投入力度，增加社区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资金。在办公用房上，可以借鉴新加坡的经验，通过立法来解决社区工作用房、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建设问题。新加坡国家设有住宅发展局，早在1967年，该局就制定了“土地所有权法案”，其中规定，由开发商建设的公共组屋，每栋楼底层都不得安排住户，而是用于开设商店或娱乐室，供居民休息、娱乐和购物之用。因此，要切实加强社区服务设施建设，重点加强城乡社区公共用房建设，将社区工作用房、服务设施和户外活动场所纳入城乡建设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社区发展专项规划，根据社区布局，在综合考虑增强社区造血功能的基础上，合理设置办公用房面积、地点、结构，配齐公共配套设施，建议可在土地出让时，将社区办公用房建造设置为前提条件，由受让方负责建造，无偿提供给社区使用。在保障措施上，财政应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将社区建设经费等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建立社区基础设施项目扶持资金和社区社会组织发展资金。国外社区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的资助、基金会和私人捐款，以及收取的服务费用。在加拿大，政府拨款占60%左右，捐助占11%，服务收费占29%。我们可借鉴国外经验加快建立多渠道的社区资金投入机制，采取共驻共建、社会支持、街道自筹等多种形式，筹措社区建设管理资金。

（三）推进社区信息化建设，创新社区服务模式。

社区信息化不仅能显著提升社区的工作效率，而且能大大提高社区居民的服务满意度。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我们应加快社区服务网络建设，建立完善的社区服务体系，实现社区服务功能由单一型向综合型、被动应付型向主动创造型转变。为此，要把社区信息化纳入当地信息化建设总体规划，充分利用现有信息网络资源，建设集行政管理、社会事务、便民服务为一体的信息服务网络。在社区服务上，以社区服务中心为核心，综合各类服务资源，建立完善社区服务行业信息平台，开设热线电话和社区服务网站，提供家政服务、家电维修、水电维修、房屋工程、房产服务、法律指南、劳动结业、教育培训等多种服务信息。要大力支持社区信息化建设，整合社区服务内容，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装备提供更加便捷的社区政务、商务服务，着力推动“平安社区”建设，提升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四）建立激励考核机制，稳定社区人才队伍。

要完善优秀人才服务社区的激励机制，鼓励优秀人才参与社区管理工作，积极为社区人力资源提供施展空间。在干部待遇上，建议在继续强调社区干部的奉献精神的同时，应尽可能提高他们的收入，把报酬与工作岗位、工作实绩、年终考核相挂钩，建立由基本工资、职务津贴、值班补贴、年终工作目标考核奖等组成的工资报酬形式，提高工资水平，以进一步激发干部工作的积极性与责任感。同时要创新人才激励机制，选聘一批年轻化、专业化、组织协调能力强、有良好人际沟通能力和热心于社区建设的高素质人才，充实社区干部队伍，提高社区工作者素质。要积极探索城乡社区用人机制的改革，广泛吸纳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从事城乡社区工作。要大力培养社区卫生服务技术和管理人员，满足社区日益多样化、方便化和家庭化的卫生服务需求。要积极动员、广泛发动，大力发展城乡社区志愿者队伍，积极引导社区居（村）民开展自助互助服务，不断壮大社区志愿者队伍，促进形成强带弱、富帮贫、老帮小、我帮你、你帮我的社区和谐新风尚，使社区潜在资源都集聚到提升社区服务工作水平上。

（五）发挥社会力量，提高社区自治水平。

社区建设论文范文篇2

社区问题包括社区环境、社区交通状况、社区配套及功能结构、社区安全和管理等方面。产生的具体问题也都是围绕这几个方面，简单列举以下这几大问题。

1．1社区环境

1)居住社区以牺牲绿化面积为代价，随意减少绿化面积、改建停车场，对已有绿化苗木没有相应的养护管理措施和方法，致使苗木大量死亡或者杂草丛生、蚊虫滋生等现象，使绿化环境变恶化环境。

2)人口的聚集、居住区密集、车辆的汇集、垃圾堆积、技术低级等原因，都使我们的居住环境在进一步的恶化。人们虽然住进了新居，但是喝不上清洁的水;虽然享受着城市的便利和舒适，但是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虽然城市的工作带来了较好的收入，但是在忙碌了一天之后，夜晚不能够享受到彻底的安静。水资源污染、空气污染、噪声污染等等，可以说是城市化的副产品，严重制约着城市人居环境乃至整个国家环境的健康发展。

1．2社区交通传统社区的交通组织和布局相对单一，早已不能满足现代社区的要求。

1)社区内停车位不能满足居住者的使用，随意乱停、占道停车、占用消防通道、随意圈占等现象屡见不鲜。

2)社区道路功能和等级不完善，导向性不强致使社区内交通不畅。造成社区出入不便、机非混行、交通拥堵。

3)公共交通不发达。很多社区周边的公共交通站点及设施不健全，给使用公共交通带来极大的不便。

1．3社区配套及功能

1)社区内和周边没有公共空间和可供周边居民活动、健身、娱乐的场地及公园，居住者没有开放的空间可以相互交流，致使邻里关系陌生、人与人之间的关心程度降低，使人们感到孤独、冷漠。

2)社区周边的配套服务跟不上，没有幼儿园、学校、医院、银行、邮局、超市、便利店等，给人们的居住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不能够感受到新建社区的便利，享受不到现代化生活的便利。这也是很多社区逐渐空置的主要原因。

1．4社区安全和管理社区服务管理跟不上，治安环境差、安全没有保障。新的社区建成了，但是无人管理，居住者各自为政，随意乱停乱放、随意丢弃垃圾、随意堵塞消防通道等等不文明的行为屡见不鲜。社区无人管理，最常见的是电梯无人定期检查养护、各种配套设施无人监管，导致各种人身伤害的不安全隐患增多，人们的安全感下降，心理的不安感使人们变得焦虑和抑郁。

2新的生态社区建设策略

2．1新的居住规划和建设理念新的居住环境，不是传统观念下单一的住宅环境，它应该是带有地域特色和人文特色的居住环境。它应该是以居住的健康、舒适为前提的居住环境。新的居住环境，不应搬抄传统城市住宅社区的模式，应该结合当地的风俗和文化传承特色。风俗与文化其实多半沿袭的是生活方式，几代人的生活习俗，所以新的社区建设目的在于逐步稳妥的改建，而不是大张旗鼓的重建或新建。引导型的规划建设也是需要建立在文化和民居风俗的基础上的。从新型城镇化规划中我们不难看出，新的生活、建设和发展理念，主要体现在“绿色”(绿色经济、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环境……)和“生态”(生态规划、生态建设、生态文明、生态利用……)上。这就要求规划和建设者们改变传统观念与认识，把规划和建设的重心从追求城市居住空间快速的、大规模的扩张，转变为以追求提升城乡文化、建设宜人环境的高品质居住环境为目的。把绿色生态的理念贯彻应用到城镇化的规划和建设中，站在较高的起点来规划、建设和营造我们新的居住社区环境。

2．2绿色交通在社区规划布局中引入绿色交通理念，引入机非分离、慢行系统、公交换乘无缝接轨等多种交通措施。大力发展轨道交通，同时依托公交系统网络的开发和完善实现绿色出行。

2．3绿色建筑

1)根据不同城镇区位关系和城镇发展定位指导建设以人为核心的居住社区和居住建筑。有针对性和目的性的进行规划定位，科学合理的进行空间布局，同时依据新的设计标准，利用现在新技术和新方法建设出绿色、经济、节能、舒适度高的新型住宅。

2)按照生态社区的总体定位和要求，逐步实现100%绿色建筑的目标。广泛使用绿色、环保的建筑材料，降低对各种资源的消耗，并对资源和能源充分利用，这也是生态社区有别于传统社区的特色所在。

2．4加强社区的基础设施与综合配套建设基础设施的建设是生态社区的基本保障。没有健全、完善的基础设施为基础，就谈不到社区环境的改善与提高。生态社区建设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目的是让人们能够摆脱落后的居住和生活条件，享受现代化城市便捷优质的生活。如果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何谈现代化的生活。综合配套建设是生态社区的品质保障。完善的综合配套建设，能够很好地保障居民的生活品质，提高居住社区的凝聚力和吸纳力;能够使人们享受到快捷便利的各种服务，满足人们的不同需求;也能够通过综合配套建设带动和解决社区及周边地区的部分人口的就业、养老、托幼、医疗等各种社会问题。

2．5加强绿色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自然、生态、和谐的生活环境是现代人向往的生活环境。但是享受这种生活环境必须从三方面着手:一是保护现有资源和环境;二是合理的建设和利用资源;三是发展可持续发展资源和循环利用资源。例如:我们日常生活的垃圾的分类处置，各种废弃物的回收与再利用，通过科学、绿色、生态的手段来改善社区环境中的空气质量、饮用水环境、噪声污染、光污染等，都是营造健康社区环境的方法和手段。

2．6加强服务与管理，实现综合服务与自我管理的有机结合想让环境更好的服务于人，首先得实现对居住环境和自然环境的科学管理。管理好人和环境才能使之服务于人和环境。能够提高服务意识和质量，完善管理制度，加强管理力度，是提高居住社区环境综合素质的前提。

3结语

社区建设论文范文篇3

第一，访谈法。根据访谈提纲对社工进行结构式访谈，向社工站负责人了解社工站基本情况、运行现状；与专业社工人员了解其日常工作内容及在工作中如何发挥专业性、在实际工作中遇到哪些困难以及希望得到什么帮助等；向社区居民了解对社工站的满意情况及评价，是否促进社区建设等。第二，参与式观察法。与社工一起开展活动，参与到工作中观察社工是如何开展服务，观察社区居民在参与社区活动或社区事务中的积极性，是否配合专业社工等。第三，文献调查法。查阅、整理大量资料，对学者研究进行二次分析，对专业社工在城市社区建设中的有关内容作文献分析。

二、社区建设及其社工状况——以X社区社工站为例

工作站专职社工及实习生等工作人员在对社区居民服务需求进行初步预估之后，结合本机构服务宗旨，自成立以来为促进社区建设开展了以下内容的服务：

（一）提供个案服务，倾听居民内心烦恼

社工主要以企业中的单个员工为服务对象，运用专业知识和技巧，通过专业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增强和发展个人的社会适应能力。社工站面对的群体主要是企业员工，工作压力大是这一群体的普遍特征。社工经常接触到的是情绪波动较大、内心苦闷的案主，为他们提供个案服务，疏导情绪是十分必要的。

（二）开展小组活动，促进居民行为改变

在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协助下，通过小组活动的开展为小组成员提供有目的的互动互助，使参加小组的个人能借助集体生活加快自身的成长，获得行为的改变，协调各类社会关系、促进社会进步与健康发展。工作站针对社区居民实际情况曾开展过自信心提升小组，“化解压力、轻松生活”，“战胜缺陷，面对生活”等小组活动。在小组活动中，社工带领组员参与小组活动，在富有启发的活动中获得行为及态度的改变。

（三）策划社区活动，增强居民社区归属感

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在社区内开展“提高社区福利、促进社区和社会协调发展”等社会服务或社会管理。其主要目的是促进社区居民参与解决自己的问题，提高社区居民的社会意识；调整或改善社会关系，减少社会冲突，培养互助关怀、彼此互济的美德；促进社区进步和增强社区凝聚力。工作站成立以来，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如：艾滋病宣传日活动、情系五月感恩母亲活动、复古儿童节社区活动、社交礼仪培训活动等其他有意义的社区活动。

（四）开设社工学校，提高社区学生学习、生活技能

社工站成立了“四点半社工学校”，每周一至周五下午四点半辅导小学一年级至六年级的小学生学习，每个年级配备一至两名社工。辅导内容包括完成当天家庭作业，空闲时间则额外布置其他作业。根据每位小学生的学习水平和进度施以不同的教学。同时，为全面提高小学生素质，社工学校开设了手绘工作坊、家务工作坊、亲子工作坊等，培养小学生兴趣爱好，处理不良亲子关系，为小学生营造幸福快乐的成长环境。

（五）实施社会调研，为政府出谋献策

社工在开展本机构服务项目的同时，也承接政府部门的社会调研项目。为将要推行的政策作前期调查，预估受惠人群及需要哪些部门参与执行。后期调查评估整个政策效果，是否达到预期目标，群众反响如何，实施过程中有哪些不足等，形成调研报告反馈给政府。

三、专业社工促进社区建设时面临的困境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社区建设水平的提高，专业社工在社区建设职能进一步深入，社工在开展社区服务时亦遇到了来自社工本身、社区、政府等多方面的困难，阻碍了专业社工作用的发挥。

（一）专业社工自身素质有待提高

社会工作者自身素质不仅具备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等理论方面的知识，还应具备处理问题的具体手段和方法，熟练运用专业技巧。专业社工本身能力与服务效果直接相关，尤其是与特殊对象如精神病患者、残疾人接触时，良好的专业素养显得尤为重要。造成社会工作者自身素质不高的原因有：第一，社会工作专业本土化发展不充分，社会工作专业课程教育设置不完善。中国的社会工作教育总体上是“重理论，轻实践”，多引进西方成熟和先进的理论模式来指导中国的社会工作。社会工作本是一个实务性极强的专业，由于社会工作机构相对缺乏和发展不全，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实践操作机会较少，缺乏实战演练的平台，尤其是在社会工作相对落后的内陆地区。职业社工集体表现出经验不足和实务性不强。第二，社工接受的专业培训有限。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的学生从事社会工作后，很少再有其他专业技能培训的机会，社工很大程度是靠自己的摸索来吸取教训和积累经验。另一方面机构大多是非营利性质，经费有限。除用于服务项目的开支，很少有结余用来给专业社工提供技能培训。机构间亦缺乏互相交流和共同进步的意识。种种原因导致专业社工自身素质不高，直接制约着与社区居民的互动和服务质量。

（二）社会认知度低，难以顺利开展服务

我国专业意义上的社会工作只在部分地区的社区服务、社区救助等领域中较为普遍开展，大部分公众对其缺乏正确的认知，甚至将其与传统的行政工作联系在一起①。专业社会工作者在社区工作中遇到的一大难题是居民的不了解、不认同。由于社区居民对社会工作不甚了解，造成居民对社会工作者的不信任。专业社工最初在社区开展社区服务，当涉及居民个人隐私如家庭地址、联系电话和家庭状况时，大多居民要么认为社工是骗子，骗取居民钱财；要么以为社工是做推销传销，害怕上当。大多数居民会表现出自卫、抵触心理，对社工的介入较为反感和不信任。因此，社工融入到某个社区是比较困难的，这需要社工耐心真诚地与居民相处，让社区居民了解社会工作，信任社会工作者，以利于服务的开展。

（三）调动居民参与社区事务难度大

首先，居民对社区认同感低。社区参与即社区成员广泛地参与社区建设与发展的过程当中，体现了社区建设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也是社区建设的必要条件和根本保证②。社区居民参与到社区事务中，是当家做主和主人翁意识的体现，但现实中社区居民参与情况差强人意。城市社区居民流动性大，异质性强，彼此间没有血缘关系，是以业缘关系为主的社会关系，人际交往较为淡薄，社区认同感低，容易产生“社区冷漠”的文化现象③。其次，社区居民参与内容简单，多是社区文娱体育活动，参与社区事务的决策管理少④。居民大多只对文体娱乐活动感兴趣，对于社区管理和决策则不上心，认为不关自己的事，习惯依赖于社区居委会等行政组织。再次，根深蒂固的传统家庭意识制约社区居民参与。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每个人在家庭中都扮演一个或多个角色，承担着家庭责任。一个家庭的喜怒哀乐、荣辱兴衰才是居民最关心的问题。家庭利益与居民息息相关，而社区利益大多居民则不太关心。长期的行政化单位体制令居民对社区居委会产生依赖，凡事依靠居委会解决，居民自主性极低。

（四）政府支持力度不够，限制社工发展

社会工作与政府部门关系密切，它的发展要靠政府部门的鼎力支持。政府支持力度不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政策照顾不够。政府为加大社会工作发展会出台一些有利于社会工作及社会工作者发展的政策，目的是从宏观上给予社会工作政策照顾。但有些制度具有表面性、宏观性和空泛性，全国各地区操作起来面临的具体问题都不尽相同，这需要每个地区因地制宜，结合自己实际发展情况制定本地区适用的政策。现今对于社会工作者薪资待遇政策尤其重要，社会工作行业呼吁建立等同公务员薪酬福利体制，以提高社工积极性，吸引更多人从事社工。

2.资金保障不足。我国社会工作发展面临着资金来源少、筹资面窄的问题⑤。社工机构主要资金来源于政府拨款购买服务以及少部分的社会捐助。专业社工在社区开展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与资金充足紧密相连。大多数社工都反映开展一个服务项目时间长、见效慢、变数大。专业社工不是医生，不可能立竿见影就解决所有问题，他们是通过在长期相处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居民行为，促使其行为改变。目前政府对社会工作还处在一个观望阶段，需要专业社工做出成绩来证明政府的投资是有效的，能给群众带来益处的，这对社工的考验相当严峻。

3.资源链接不到位。专业社工在社区建设中不是单打独斗，往往是以小组或是团队的方式开展社区服务项目。在日常工作中，尤其重视与民政系统、街道及群团组织等主要社会工作部门的沟通协调⑥。同时，高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以及志愿者义工队伍都是可利用资源。然而政府在资源链接中的角色不明显。民政系统、街道社区居委会以其管理者的身份面对社工机构和社会工作者，他们不愿意配合社工或是提供所需资源，专业社工在开展服务项目时显得捉襟见肘。此外，民政部门购买服务招标的形式令机构团体间存在竞争，民间社工机构团体呈单独发展趋势，缺乏强强联合的合作精神。

四、改善专业社工在社区建设中困境的对策建议

（一）高校和社工机构：加强社会工作者专业培训

职业社工应是具有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背景的本、专科学生，接受社会工作系统教育，考取社会工作师职业资格证书。从源头把关，避免半路出家的业余工作者影响整体质量。

1.高校多层次培养专业社工高校培养的对象要进行层次分工，注重不同层次的培养要有相应针对性⑦。如专科生侧重技能和应用的培养，本科生侧重理论与实践综合培养。社会工作是一门实务性极强的学科，因实习条件限制，大多学生缺乏实地带领小组、开展个案服务和社区活动的经验，场景模拟代替了实地演练。社会工作专业的毕业生在最开始从事社会工作时会表现出惊慌失措，发现实际与案主接触时与书本理论知识完全不一样。高校在分层次培养专业社工时也应注重实践技能的训练。

2.社工机构间多进行专业技能交流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社工机构应多进行专业技能交流，输送内陆地区缺乏实践经验的社工到发达地区学习先进经验，将成熟的工作模式带到内陆。每一位专业社工应有自己的专长领域，每个领域的工作手法和服务对象大不相同，把“一锅捞”大杂烩式的社会工作细分化、专业化，每位专业社工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开创出新天地。不同社工机构之间加强合作，把每个领域的专业社工定期组织起来交流，互相学习经验，并共同开展服务项目，把专业化的服务带给社区居民。

（二）社工站：发挥团队优势，扩大社会影响

社工站进驻到社区中是以一个集体形式出现的，在社会认知度较低的情况下，社工站应发挥团队优势，扩大社会影响。每次活动应及时在社区公告栏和网站进行张贴宣传，告诉居民社工站又做了什么，了解社工站动态。除为特殊群体开展服务项目以外，在“3.15消费者日”、母亲节、儿童节等节日开展一些全民教育和娱乐性活动，吸引居民积极参与，愉悦身心的同时增强社区凝聚力，亦可借机宣传社会工作者。每次外出活动社工应统一着装，佩戴勋章或帽子，也是一种无形的宣传。社工站发挥社工影响力多以传递正能量为主，树立积极向上和互帮互助的精神。此外，社工站可在社区内部招募志愿者，参与到社区活动、社区照顾中，并在社区居民间口口相传。

（三）社工：工作方式多样化，提高居民参与积极性

社区居民是社区建设的主体，他们的行为对于社区建设至关重要。一个社区建设优良的社区，应该是居民相亲相爱，互相帮助；团结友爱，一致对外；社区设施完善，环境优美，卫生文明。要达到这些目标关键是要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到社区事务中，促进社区发展。社工在开展服务项目时，应转变工作方法，变被动为主动。与社区居委会合作，逐步把社区管理职能下放给居民和社区组织，选拔社区领袖，充分利用业主委员会和其他组织。社工除负责开展专业的服务项目之外，可号召居民成立各种服务大队。如绿化大队、保安大队、行政大队、外联大队、爱心服务大队等，居民按照自己特长和喜好加入到服务大队中，推选大队长和小组长，让居民担任职务，强化责任感。每月一次评比，表彰工作开展好、居民表现积极的大队，增加居民荣誉感，对社区事务更尽职尽责，改变以往漠不关心的冷淡态度。创新工作方法，把社区利益与居民利益联结起来，提高居民参与积极性，促进社区建设。

（四）政府：加大政策和资金支持

社区建设论文范文篇4

经过多年的努力，克拉玛依市（区）的社区管理机制逐渐形成规范，硬件设施也趋于完善，社区中越来越多的居民也不同程度地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市政府也越来越重视社区管理和建设。但我市关于新型社区的建设方面同沿海省市相比还是存在明显的差距，社区服务机制的起步也落后于中部地区的大城市，关于社区建设与管理还处在探索阶段，突出反映在以下几个问题：

1.管理体制缺乏科学性，社区工作人员专业性偏低

由于我国在过去几十年一直保持着高度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惯性的影响下，人们对社区的含义和社区服务的价值还处在较浅的认识层面，社会工作专业几乎不为人知。“人们把社区工作等同于社区的管理和服务工作，把社区工作者等同于居委会大妈”。[2]所以在社区管理机制、服务方式等方面，反映出明显的行政化，政府制定的社区计划和任务，忽略了每个社区的特殊情况，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自上而下的执行；而所谓的“居委会大妈”，一般是在一个社区内工作工作了几年，还有的甚至超过十年，他们对社区工作的运作相当熟悉，对社区内家庭、邻里间的矛盾纠纷处理更是得心应手。但至于专业的社会工作方法技巧、社会工作的价值观、社会工作者角色等问题大都知之甚少。例如，在处理一起家庭矛盾时，他往往会把当事人双方看做是社区居民或邻居来处理，而不是以一个社会工作者的角度，把他们作为案主来对待，也不能运用“同理心”、“优势视角”等观点来分析问题的成因，或者鼓励案主潜能来化解矛盾。

2.社区服务内容有待完善，存在资源分配不合理的现象

经过一段时间的社区建设，社区内的服务和活动渐渐趋于完善，包括针对全社区居民、青少年、老年人、残疾人等不同对象的分类，但在实际的社区服务和福利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首先，前期需求调查阶段，对社区居民服务需求的分类有待进一步细化。当前，虽然社区服务已开始针对不同群体提供不同服务，但在对不同服务对象的需求进行调查时的针对性仍然不足，无法满足不同群体的特殊需求；其次，社区服务的分配方式有待优化。在社区服务的实践中发现，社区服务的分配大多采取平均分配的方式，这样虽然保证了社区服务的公平性但却缺乏灵活性，使得一些服务需求较大的社区居民无法得到满足，而一些服务需求较小的社区居民则接受了过量的服务，甚至给居民带来不便。

3.社区文化建设薄弱，居民的民主参与意识较为淡薄

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化管理模式的社会生活影响社区管理的现象还大量存在，使得居民主要依赖政府的统一安排和指挥，对社区内开展活动的积极性不高，导致居民对参与社区建设和管理的意愿较低。近年来，由于社区宣传力度加大、居民受教育程度提高等因素，社区居民对社区建设方向路线、社区服务质量等方面问题的参与程度不断提高。但从总体上讲，居民参与社区建设和管理的规模依旧处在较低水平。

二、形成当前问题的原因

首先，社区工作人员构成方面。目前，克拉玛依市（区）的社区工作者，年龄大多在30至50岁之间，文化程度以高中或大专为主，而政府在近几年逐渐开始重视社会工作专业，作为老一辈的社区工作者，能受到的专业社会工作培训则十分有限。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在国内仅有十余年，社会工作专业的毕业生普遍倾向于经济发达、社会工作专业较为成熟的东部沿海城市；而新疆，地处西北地区，经济相对落后，除非是家在新疆，或者待遇十分优厚，一般的毕业生大都不会把新疆作为首选。这几年社区工作专业的毕业生虽然为社区注入了新的血液，但在总数上还没有形成一定规模，至于拥有专业社会工作师资历的工作人员更是少之又少。其次，社区的管理体制方面。在我国，从真正意义上的社区的形成到现在已有几十年的历史。长久以来，行政性的社区管理模式占有主导地位，而近些年政府下放权力，倡导社区自理、居民自治，在改善民生的同时，也减轻了政府了在社会管理上的压力。但之前的惯性还没有彻底消除，在个别社区还存在“为了完成任务而完成任务”的现象；在社区管理上，没有在根据社区自身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服务和计划，以及对服务对象的细分不足，在服务项目的开展上缺乏灵活性，使福利和资源没有做到合理利用，导致资源的浪费。最后，社区活动开展方面。就目前，还是有相当数量的居民仍然以为社区的建设与管理应由政府全权负责，而并不知道自己才是社区管理与建设的主体。社区活动的单一和宣传力度的不足，使得居民的参与意识一直处在较低水平，而参与社区工作的群体主要是年龄较大的离退休人员，通常是在社区工作者的劝说下被动的参与到社区活动中。参与的内容主要是偏娱乐性的，对社区的未来路线、服务需求、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上基本毫不关心。

三、克拉玛依市（区）社区建设与管理的主要路径

1.注重管理机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定期组织社区人员培训

我国的城市社区管理一直以来的机制是，政府带头，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下达给各街道办事处，再由街道办发动社区，通过社区工作人员完成福利发放、教育宣传等任务，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被行政化了的社区管理机制。应转变为把社区工作内容以服务的方式落实，突出服务于民、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的工作重心，构建居民服务型社区，不能只注重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而忽略了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服务质量标准等未来建设路线。首先，转变管理理念，改变管理方法。根据实际情况转变管理理念，把社区的服务功能放在第一位，以社区居民的利益为中心，做好社区服务项目的规划工作；实现服务机构和网络的配套实行，为社区居民能够顺利参与管理提供便利渠道，体现社区自治管理的真实性和民主性。“社区管理，其实就是社区居民对党和政府的政策、社区公共资源和服务事项的执行、分配是否达到居民成员平等和享受要求的管理。社区内居民、市场组织、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志愿者等社区成员以相互支持和合作关系形成一个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民主管理的网络，共同处理社区内的公共事务”。[3]其次，通过对现有社区工作人员进行系统的、专业的培训能够在短时期内实现社区工作人员对社区工作的认识和社区工作基本方法的掌握。转变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思想，使其认识到社区工作是一种服务于社区居民的服务型工作而不是简简单单行政式的管理；用社会工作专业理论知识提高社区工作人员的服务能力和素质。主要利用现有社会工作院校、地方党校以及民政系统院校和培训中心等各种资源，通过拥有专业资格社会工作师培训和远程函授自学等方式，实现社区工作人员专业素质的稳定提高。

2.细化社区服务项目及对象，保障资源有效利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在满足日常温饱问题后，逐渐体现出对多样化、多层次服务的需求，因此，社区已不能仅仅保持在满足人们基本需求的水平上，社区服务的范围也应该逐渐涉及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包括文化娱乐服务、老年服务，还包括家政服务、劳动保障服务、卫生保洁服务、信息咨询服务、健康服务、教育服务、法律服务等等内容。注重社区老年娱乐服务、安全管理服务、卫生保洁服务，充实社区服务内涵，要围绕多元化、多层次、多方面、广泛化的定位拓宽社区服务领域”。[4]同时，根据社区内实际情况，将不同服务对象的不同需求进行细化，尽量使服务送到真正需要的居民手中，把资源有效的利用起来。

3.加快社区文化建设，提高居民民主参与意识

社区建设论文范文篇5

一

2006年秋天以前，中国“农村社区”这个概念及农村社区建设还只是在少数学者中讨论和在少数地方试点，并不为关注三农问题的更多人所熟悉和认知。这一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中首次正式提出：“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标志着执政党已经意识到农村社区建设对于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而在此前，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已经取得理论和实践上的某些成果。先是在理论上，由于“治理”理念的提出，学者和政府开始从一种新的角度来审视基层的公共管理行为。治理的理念与中国农村管理的现代化进程有相当的契合，甚至有专家如贺雪峰认为：“治理”这个词，对农村政治社会研究与实践特别有用，比如农村的村民自治作为一种社会民主形式，就是一种治理。[i]因此“治理”理论也就指导了中国农村社区的改革与发展的实践。这种实践，表现为中国的某些地方政府和农村基层的管理者，开始在传统的“三农”工作中进行农村公共管理的治理，从某种角度上说，它就是一种新型的农村管理的“社区化”。在这里，“社区化”的意义不仅表现在社会学意义上，它首先表现在政治学和管理学意义上，即它是一种新型的农村管理模式。它注重的是建立“政府、民间组织与公民”（这里就是农民）对农村公共事务及农村经济发展的“合作管理”，建立一种“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新颖关系”。[ii]

其次在实践上，新一轮农村综合改革中，有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就是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的提出，或者说，农村建设与管理的社区化。据了解，目前已有江西、浙江、湖北、山东、江苏、天津、广东、福建、安徽、青海、上海等省（区、市）对开展农村社区建设进行了研究部署，开展了试点工作，并且取得了一定的经验。[iii]而被称为农村社区建设“第一块试验田”的江西，甚至早于“农村新政”，在2001年就进行了农村社区建设的试点。可以看出，将传统的农村建设与管理变为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名词改变，也不是一种理论上的探讨，而且已经是中国农村地区的一个相当广泛的实践。它表明了中国农村建设与管理正在从理念、体制、模式、途径和目标上，向着现代化与中国国情的结合迈进。中国农村的这样一种实践，也受到了已经有20多年历史的中国城市社区管理实践的启发，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提出统筹中国城乡发展的指导思想的提出，以及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影响，都促进了农村管理社区化。它虽然还在起步期，但无疑它具有光明的前景。

二

在农村社区建设中，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农村社区的定义。

在社会学的范畴中，本来这个问题并不是问题，甚至社会学中的社区理论本身起源于对传统的农村社区的研究与定义。但是，在改革开放后的当代中国，如果我们认识到必须进行农村社区重建的话，那么这种重建如何与中国农村的现实状况相结合，就凸显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因为，如果我们弄不清楚建设的对象，那岂不是有很大的盲目性。

在当前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中，大多是把农村社区定位为行政村或自然村，后者也可以看作是村民小组。江西的实践操作者认为，所谓农村社区，是“村落——以大的自然村为单位或者以中心自然村带周围零星的小村庄”。而青岛的实践操作者虽然也定位于自然村，但考虑到青岛市所属五个县级市共有5651个自然村，设置5450个村民委员会，基本上是一个自然村设置一个村民委员会，因此也可以说青岛的实际定位是行政村。农村社区建设的另一个典型——湖北姊归，将农村社区建设定位于村民小组的新的组合，其实也是自然村。

与上述观点和操作着力点不同，笔者认为：所谓农村社区，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建设需要，可以定位于：它是指以自然村或行政村为主的，包括乡镇管辖区域和村民小组范围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这个定义指出：

首先，农村社区的主体应当是自然村或行政村，在条件可能时与现有村委会的管辖区域一致。在中国，行政村有两种情况，一是较大的自然村，本身设立村委会，是一个较为完整的自治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二是村落较小，由中心自然村带分散小村落范围内的人们所结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共同组成一个村委会自治区域。

其次，农村社区也应当拓展到乡镇所管辖的区域。这是由于两个理由：⑴农村的市场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已经使得传统的农村社区具有发散性、通开性，密切了与外界特别是周边地区的联系，而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社会；⑵乡镇党委和政府对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担当着特别重要的责任，也面临着自身体制改革和工作方式转变的要求。可以说，乡镇党委与政府的行为，极其广泛而深入地影响着农村社区建设和农民的生活状态。因此，在谈到农村工作时，“乡政”与“村治”不可分，“乡村治理”也是一个完整的概念。离开乡镇党委和政府，离开较之行政村更大的地域范围，去谈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是不现实的。

再次，农村社区在许多地区应当特别关注村民小组这个层次。在很多情况下，这个层次也是自然村。特别是在一些传统色彩更浓、比较分散或发展相对落后的农村，可以并且应当将农村社区建设的着力点放在这一层次。

自然村可以说是“原生形态”的农村社区，行政村可以说是“现实形态”的农村社区，而乡镇管辖范围可以说是“发展形态”的农村社区。这里特别要注意，在农村社区建设中，不要把村民自治权利与国家行政管理权力过于明确地划分。在社区意义上，如果将乡镇社区概念导入，既符合农村社区的发展趋势，也会促使乡镇党委和政府进一步的改革，如乡镇直选。当乡镇实现了较真实的直选，改变了乡镇领导的授权方式，将会使其更加融入农村社区。在那个时候，“乡政村治”将会有完全不同的涵义。

一般地说，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的关注重点，应当是行政村。行政村是一个学者们感情复杂的对象，“我们有近100万个行政村，这些村庄的历史和地理格局、经济格局都很不相同，将如此复杂的村庄放在一起，给出一些一般的结论要冒很大风险，在如此多的村庄中找出反例是很容易的。……村庄并没有从农村社会结构中消失，只是在国家的干预下，村庄被重新创造出来，它与传统意义上的村庄有很大不同，首先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国家通过财产关系的变更、合并和权力赋予以后形成的；它们并非农民自我选择的结果，而是被逐渐创造出来的。在农村改革以后，村庄的行政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村庄居民之间的认同越来越低，在国家不断强化对村庄管理的同时，与农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村庄正迅速地趋于解体。”[iv]因此学者们在研究农村社区时，大多过于偏爱自然村，这也许有很多道理。但本书认为，由于时代的变化，中国大多数自然村也已经不是费孝通写的那种“乡土中国”了，虽然行政村带有过多行政色彩，也有过重的历史痕迹，但它已经形成一个农村治理的现实格局，并影响了农村社区建设的方方面面。尽管它有一些弊端，但我们尚看不出这种格局有改变的可能。甚至，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行政村已经改变了农民的居住格局，在行政村的范围内，村民打破了原来的自然村分割，逐渐混合起来。过分割裂行政村与自然村的内在的经济、社会联系是不恰当的。行政村的存在，虽然是解体后国家干预的一个结果，但也必然有其自然条件的依据，甚至也是农民的一种认同。农民将行政村往往称为“大队”，绝不仅是一种习惯的称谓，其实也包括了一种感情和思想的认同。

同时，这个定位的一个好处是与现行村委会自治区域吻合，并与体制内资源对接。中国农村发展历来不能与基层政区的划分脱节，否认农村社区的范围与基层政区的重合，不符合中国历史的事实与发展规律。而在已有的村委会下，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有了现成的组织机构资源，便于与国家的政策（如农村医保、救济）、乡镇的指导和村民小组的活动对接。另一个好处是行政村有较大的建设容量，在进行有关基础设施、公益设施的建设和开展经济社会文化活动时，会具备起码的规模，形成更好的效益。

另外，因为社区建设实质是农民群体的自治动员机制的表达，所以当前由于税费免征改革等而导致的村两委会的功能转变也是与农村社区建设一致的。在中国农村特有的小农村社的地理状况和制度沿袭下，一个行政村的村两委班子如果一心地想干群众的事，那就必然是着力进行组织、协调、服务农民等合作上的事了。其实，合作的政治、合作的社会、合作的经济、合作的文化是四位一体的。这也是农村社区建设发育过程中积极借用村两委等体制内资源，促进村两委职能由行政职能为主转变为地方自治功能为主、促进村里人群（如阶层、代际、小自然村和村民小组之间）关系改善的原因所在。我们希望在国家力量逐渐退出村庄或以新的方式如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显示存在、各种民间组织也会越来越多地介入乡村建设的条件下，一个村庄里的党组织、村委会、经济合作组织和其他农民自治组织能够相辅相成，整体地、循序渐进地形成村庄各种公共品的积累机制，满足村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卫生、科技、教育等全面发展的需求。

不过，行政村在当前税费改革后出现了一个新情况，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这就是有的地区实行了大规模的并村运动。比如安徽合肥市计划在“十一五”期间将所辖6个郊县区的原来的数千个村庄合并为500个。并村的后果虽然可以大幅度减少政府的管理成本（目前许多村干部也开始由政府发工资或者补贴），但却大大降低了公共服务的质量。同时，当一个行政村的面积达到数十平方公里，人口达到上万人，其原有的行政村的社区特征和资源将会损失惨重，其自治基础和质量也会在现有的条件下遭受打击。从这里我们再次看到政府主导的消极作用：政府仅是从自己利益而不是从农民利益出发，就轻易做出了这种与当年盲目推行公社化运动类似的决策。其实，如果政府真正承认行政村是村民自治的政治单元，那么并村最起码应当征求村民的意见。认真考虑行政村的管辖规模，将其控制在一个适当的、不超出半熟人社会的、有效提供公共服务和有效进行村民自治的边界内，是我认可行政村为农村社区范围与层次的一个前提。

从具体情况说，在许多地区，农村社区建设应当在自然村或行政村的村民小组的层次进行，这也就是习惯说的“村落”。自然村有传统农村社区最显著的标志，即农民的熟人社会，以及在这一社会特征下的道德与伦理的特征与人际关系支配准则，由此构成了村庄认同和守望相助的行为规范。从现实的治理角度看，自然村的社区建设也有若干法律资源和管理资源。在法律上，按《村组法》第十条规定：“村民小组是村民自治共同体内部的一种组织形式，是自治的一个层次。村民小组作为全体村民的一种组织，负责经营、管理属于村民小组的集体土地和其他财产”，同时，村民小组是农村村庄治理结构中的一个最基础的政治单元和一个有着较强行动能力的行动单位，并且村民组大都以自然村的名字来命名的。由小组全体成员选出的村民小组长负责全面管理，既要执行上面下来的各种命令和政策，比如收取税费、计划生育以及防治非典等，同时组内的各种大小事情，比如修路、维修堰塘、农业生产用水以及纠纷调解等都由组长来组织。农村税费改革带来的大规模村组合并，一下子打破了农民的日常生活界限，农民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适应村组合并后的“行政村”的新范围，他们的日常交往一如既往地局限在原来的界域内。

总之，关键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农村社区建设的范围和层次定位，而不是一概而论。虽然乡镇范围、行政村范围、自然村范围三种农村社区可以同时存在于我们的视野和现实实践活动中，但在不同地区，其着眼点和着力点不同。从一般意义上说，在经济发达地区，乡镇范围的农村社区是侧重点；在经济中等发达地区，行政村范围的农村社区是侧重点；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也许自然村范围的农村社区更加合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根据当地实际确定农村社区建设的侧重点，是在中国农村状况极其复杂的国情下，一个必须始终坚持的原则。

三

关于将乡镇也纳入农村社区的范畴，会有较大争议。这里有必要再加以更加详细的阐述。

其实，江西省从2001年开始率先在全国开展农村社区建设，在试行初期，是同时把着力点放在了乡镇、行政村、自然村三级，在一些试点县初步搭建了“一级政府、两级管理、三个层次”的农村社区建设模式。但在实践中，感到乡镇和行政村两个层次，工作难以沉下去，难以动员和组织农民群众。特别是乡镇政府人力、物力和财力有限，村委会管理范围广，并承担着大量乡镇政府交办的事务，农村工作的许多问题，农民群众的种种企盼，完全靠乡镇、村来解决不太可能，很大程度上还得依靠自身力量来解决。经过反复探索和实践后，江西省民政部门决定将农村社区建设的重点转向村落。

但我们这里要注意，江西省的情况是2001年即农村新政前的情况。现在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上面已经说到农村社区应当拓展到乡镇所管辖的区域的两个理由，我们还可以从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宏观的进程与中国特殊的国情两个方面来把握乡镇在农村社区重建中的作用。

从我国当前农村政治和治理结构与格局上看，乡镇与村是两个性质不同的层次和两种不同的组织，乡镇是政府，而村委会是居民自治组织。这种结构，使得这两种组织在农村社区的治理中有不同的任务和行为特点。乡镇作为一个“秩序从的集结点”，“作为国家与农民直面遭遇的层面”（焦若水语），特别深刻而现实地表现了它在农村社区重建中的特殊地位与担当的责任。

前一段，乡镇政府的存废引发了一些讨论。大多数学者和政治国家甚至农民自己都不认为乡镇政府应当取消，也不应改为派出机构，但是，乡镇党委和政府在保留的同时，必须重新塑造与社区的关系，实行社区化的转变。

中国县以下的治理，如果从历史上看，国家权力的影响代不相同，但大体上有着官民共治的传统。[v]官民共治是以农村社区的存在为前提的。在农村社区这个共同体中，即使是政治国家，也不得不尊重其治理的规律。这里我们要提到当代中国农村的体制改革的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改革为乡镇政府和生产大队改革为村委会，都发生在1980年。1980年6月18日，四川省广汉县的向阳在进行“政社分开”改革试点后，将已经挂了22年的“向阳管理委员会”牌子摘下来，换上“向阳乡人民政府”牌子，建立了乡党委、乡政府和农工商总公司。而1980年1月8日，在广西宜州市屏南乡合寨村产生了全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以蒙宝亮、蒙光新、韦焕能等为代表的合寨村村民，冲破了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僵化体制，率先实行村民自治，成为“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我们注意到，仅从时间上看，乡与村的政治体制改革完全是同步的，也就是说，改革为乡和生产大队改革为村委会，虽然起步于两个省，并且没有什么统一计划部署，但都是从1980年开始的。这种时间上的完全耦合，大概有巧合的因素，但这种基本的同步，并且村的改革还有农民自发的因素，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也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同步，反映了乡村关系的一种内在联系。过去，我们试图从国家管理（控制）与农民自治的关系的角度去理解，比如乡政村治，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出，它实际反映了一个更为深刻和本质的乡村关系：即它们是一个共同体，或者说，是一个社区。只不过“政”和“治”的表象掩盖了这一点。

后一点，可以从当前乡镇政府的职能定位看得更清楚。在国家“多予、少取、放活”方针确立后，几乎所有的学者和实践工作者都认为保留后的乡镇政府的职能是主要是向农民提供公共服务。由于农民对公共服务的极大需求和现有农村公共品的短缺，以及国家正在大力加强对农村公共品的提供，都需要乡镇这个层次来行使国家公共服务的职能，并融合农村社区自身的公共服务资源。面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现实压力，乡镇政府作为与农民最接近的一级政府，应当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要求，把为农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能。无论是乡镇机构设置、组织形式的调整，还是管理机制、运作机制的改变，都要有利于保障基本公共服务职能的履行。以发展农村社会事业为重点，提高乡镇政府服务农民的水平，通过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来调节农村各种利益关系，逐步形成惠及农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健全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创新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方式，保持乡村安定有序。以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效率和公共服务质量为中心，整合农村各种资源，以低廉的行政成本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vi]从某种意义上说，乡镇政府本身就是国家提供给农民的一个公共产品。请注意农民当初自发成立村委会的初始目的，并非是什么自治，而是“协助乡政府（或者）维护社会治安和集体水利设施”，从这里可以看出它的初始动因是一种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需要，而且这种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基本还是由乡来提供的[vii]。

农村社区政治改革起步的同步现象和互动作用，使人们起码从表象上可以感知它们之间那种血肉相连的关系，并促使我们思考更加深入的一些东西。比如，如果我们不那么加强国家含有控制因素的所谓种种主导措施，农村社区的自然发展，会否导致其重建的必然结果呢？对于乡镇常委和政府新的角度定位，即它应当是联结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的一个柔软、顺畅的纽带，需要多方面改革配套，比如乡镇财政体制改革，但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加大它的民主化程度。也就是说，要进行乡镇常委和政府的直选。乡镇自治也就是提高民主化制度化水平，应该是今后发展方向。具体说，其必要性如下：

⑴在农业税取消之后，毫无疑问的是乡镇政权面临着转型的艰巨任务。当然，乡镇政权的行政管理费用，可以由县、市、省甚至国家予以支持，但是，如何以创新思维来建构一个责任政府、有限政府，一个责任、权力和义务对应的政府，一个主要为社会提供公共品的服务型政府而非管制型政府，是摆在中国各级政府面前的一个重大而现实的问题，乡镇政权因其直接面对农民，更迫切和更直接地面临着这一问题。陈文胜在对129个乡镇负责人的调查中，发现现在乡镇负责人有32%的时间参加会议，22%的时间对上接待，15%的时间应付各种考核，9%的时间用来发展经济，17%的时间用来计划生育，只有2%的时间是服务群众。而在问到向上级负责和向群众负责的关系时，只有13%的人认为这两者可以基本统一起来，其余87%的均认为难以统一；如果二者产生矛盾时，有63%的人选择向上级负责。而这样做的理由，有71%的人认为上级有权力。[viii]其实陈文胜的调查只不过说出了一个大家公认的事实。

但是从已经试点直选的乡镇领导来看，他们的价值导向出现了真正的、具有根本意义的改变，从向上级负责变为向选民负责，这样，就为乡镇政府的各种任务的实现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基础。用成都市新都区委组织部部长的话说：“最重要的变化，是民主思想在我们选出来的干部中扎根了。他们当然还要受上面的制约，但考虑老百姓利益的倾向性肯定更强。他是群众选出来的，他不能不面临着一种民意压力。公推直选有效地解决了领导干部怎样对下负责的问题。可以说，基层民主让干部有了一种真正的群众意识。”同时，这种改革激活了干部动力资源，形成了正确的用人导向，提高了乡镇党委和政府工作能力和运转效率。

⑵更为重要的是，当前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是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基础上进行的，其重大内容和手段是从中央到县的财政支出对农村的支持。在巨大的财富转移过程中，如果我们没有基层民主政权的有效运作和廉洁保证，各级财政的转移支付也许会变成又一次向上级邀功的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或各级贪官的又一次瓜分财富的饕餮盛宴。可以说，中央的财政支持必须得到具有一个从执政理念、价值取向、行为规则、权力制约的新型的乡镇党委和政府的配合，才能收到“建设新农村”之成效。

⑶激活了农村社区的重建资源，使得社区居民更加密切地融合到社区公共生活中去，并且对于公共服务机构也就是乡镇政府和党委官员的去留有了更大的参与权和决定权。直选后的乡镇这一级党委和政府在更大程度上把自己捆绑在这个社区中，他们的政治命运和社区建设事业有了更密切的关系。而农民则有了更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有了更强烈的参与意识、更直接可行的参与渠道及必要的决定权力。这也有利于农民组织的建设，有利于形成农村社区丰富多彩而生机勃勃的治理生态，有利于提高农民参与的制度化水平。

⑷有利于中国整体的民主化建设。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必然要从基层民主发端。由于在村级自治上我们已经有了近二十年的经验和成就，现在应当向乡镇级上升。乡镇是我国国家政权的最基层一级。由于这一特点，它与其辖区的人民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过去封建社会称县令为“亲民之官”，因为那时“皇权不下县”，县令是政府最接近民众的官员。但是，今天，我们应当说乡镇领导才是“亲民之官”。农民对于乡镇党委和政府的关切度，由于与其利益直接相关，所以有着高度的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反过来说，乡镇党委和政府的执政与管理效果，也与农民的利益和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稳定与和谐，有着极大的关系。由于这个特点，乡镇直选不但有很好的选民基础，而且从整个国家的民主政治的进程来看，它是一个具有重要指标意义的进步。由于乡镇政府具有国家政权的特点，其直选将不仅是村级自治的简单上升，它有着性质的不同。乡镇直选不但具有民主政治内在的进程逻辑和现实的社会基础，而且对整个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大的先行意义。邓小平早就讲过中国的县可以进行直选，虽然由于各种原因他的希望至今没有实现，但是在乡镇这个层次，如果我们能够进行直选，其重大的政治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中国现有较大的乡镇的人口，已经达到了四五万人。这在西方国家可以算是一个小市了。如果在乡镇进行直选，其意义相当于在西方国家进行小城市市长的直选，其影响将是巨大的，不但表明了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而且会在世界上产生积极的影响，从而树立中国政治的新的形象。

⑸有利于巩固执政党的政治基础。通过以上各种目标的实现，对巩固党在农村执政的社会基础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地方党委主导下的乡镇直选大大密切了党与人民的关系，加强了党的威望，扩大和优化了党的执政基础。

综上所述，乡镇直选的改革，其实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和社会发展要求的一种回应。如果我们不审时度势，顺应时代的要求，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从总体上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已经给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如果说在县以上的层次进行民主政治还有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的话，那么，乡镇一级的民主改革已是一种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形势。

赵树凯说：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基层政府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呈现反方向的运行逻辑：一方面，村庄内部的自主性资源和自主性组织结构正在生成发展，农民的自治冲动日益强烈；另一方面，乡镇对于村庄的控制性运作并没有相应消解，某些环节比的行政控制还强劲。在村庄活动越来越市场化、越来越自主化的同时，村庄内部的公共权力组织却被政府更多地作为科层制组织来管理了。形式上，乡镇对于村庄的控制日益强化，实际上，基层政府与村庄社会不断脱节。在行政控制和物质激励下，有些村庄干部还在围绕乡镇政府指令转，但是，更多的村庄干部则不然，村庄里的农民则更不然。在上级看来那些娓娓动听的工作，其实仅仅是基层政府“自己陪着自己玩”，与农民无涉。从上层听汇报，基层对于各种部署号召可以说是闻风而动，亦步亦趋，但事实上是貌合神离，渐行渐远。从政府的角度说，许多工作变成自说自话，对于乡村社会失去实际影响力，不能说是好事；从农民角度说，政府的行政控制和干预逐渐式微，社会正在自主运行，不能说是坏事。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农村工作应该首先考虑如何顺势而为，理清两者的关系边界，让农民成为乡村社会发展的真正主体。现在的问题是，逆潮流而动的政府行为还有很多。[ix]如果是强化国家控制的乡镇政府改革，那么，乡镇政府越是强化，它也就越会成为农村社区重建的障碍。今天所有关于乡镇政府存废的争论，可以归结为一点：这个政府或派出机构或自治机构能为社区农民干什么，而不是能为国家干什么。如果它不能适应社区农民的基本需求，不能为农村社区的重建作出贡献，那么它的改革与创新就始终没有完成。

如果我们从社会迸发发展角度，把县与乡镇的管辖区域作一个分析，可以看出，它们并不仅是行政区划概念，而且是国家行政区划与农村社区的关系。社区的概念，是一个社会共同体；县的概念，是一个国家行政管理的层次和级别。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放在一起谈，都没有交集的语言。这就是问题所在。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它的体制虽然不能说很好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基本是适应了时代的要求，所以中国皇权专制社会能够维持数千年。但是在进入现代以后，中国从来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问题何在呢？关键在于中国现代社会进程中所有统治集团或者基本没有从社会角度来审视和决定国家与社区的关系，而总是从国家控制的角度来观察和处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他们总以为国家的权力可以控制社会的全部，甚至边远的农村；或者虽然有这种审视，也有一些表面的措施，却形格势禁，无一不在现实的政治和利益格局中搞得面目全非。终于在一连串曲折和挫折之后，让我们有可能回到事物的本源上来。人，从其社会性来说，并不是非得需要国家的，只不过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由于公共管理的需要和私利对氏族统治者的异化，才产生了国家。“国家”在古今中外不同时代中占有一定地位的学者的论述中，都是一种历史的概念。它既不伴随人类而来，也不伴随人类而去。当人类进步到一定阶段之后，国家退、社会进就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中国现在已经进入这一个阶段。即使我们不从中国特有的国情认识中国农村社区重建的重要意义，仅从一般规律看，“国退民进”在社会生态中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当然提出这个问题，即建构一种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国家与社区的关系，我们并不指望在现有的官员中都具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希望的是国家领导人能够体认这一点，并指导和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人能认识和服从社会的发展规律。如果有了这种认识，那么，政府对于农村社区也就是乡镇管辖区域的公共治理，就会从过去的控制、领导、汲取，转为认可、共建、扶持。在这样一种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变化的基础上，我们才可以希望建立一种新型的国家与农村社区的关系。

而在当前现实的政治体制下，乡镇党委和政府更多地是代表国家的利益，执行上级党委和政府的各种管理任务。由于政府天然的特性（即它不可避免的自利性）和当下中国政府固有的特性（即它较少被人民约束），因此在农村社区这个官民共治的社区范围内，我们看到了种种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冲突。解决这种矛盾和冲突的办法，即使是在大的体制没有改革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加强乡镇党委和政府的民主化水平，即更多地通过社区党员和农民的直接民主，来实现乡镇党委和政府的角色改造，以期实现农村社区新的治理格局的形成。乡镇政府必须将自身改造成为国家与农民的良好结合点，成为行政管理与居民自治的平滑联接部，成为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利益平衡器。只有乡镇的直选，才能完成这种柔性的过渡与角色的改造。

但当前我们还面临着现实的困惑，比如：

1．国家尚没有一个统一的乡镇政府改革的部署，而只是将其列入2007年整个国家改革的五项任务之一，[x]并且只有原则上的表述而没有具体的操作设计。

2．已有的各地区的乡镇改革，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如精简下来的乡镇干部得不到安置，并有不少地区出现人员数量的反弹；许多乡镇并没有将职能转变到为本社区提供公共服务上来，仍然将“招商引资”作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原来派驻乡镇的“七所八站”被取消事业费后，由财政统一“花钱买服务”，但这些原有的事业单位及人员不能适应这种服务方式的调整，出现了生存的危机；税费改革后，乡镇收入减少，而国家的转移支付又没有到位，其向农民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严重下降；县级改革不配套，仍然习惯沿用过去的方式向乡镇布置大量指令性的工作任务，并以此作为对乡镇工作人员的考核标准；部分地区出现了削弱乡镇政府权力的现象，如“乡财县管”；等等。

3．乡镇直选的试点没有得到国家的明确支持，反而由全国人大出面强调应按照现行法律进行乡镇长的间接选举[xi]。同时，从目前情况看，由于县乡改革不配套，一些乡镇长直选的试点出现了选举成果不能够延续下来的“孤岛”现象。除了自身改革需要完善外，主要问题出在当前的乡镇不是一级功能完整的政府，其责、权、财有着严重的错位和脱节。因此下一步要重点改革县级政府，一是向乡镇下放权力，将乡镇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所需要的权力下放给乡镇。二是改变管理方法，过去那种动辄以责任状、一票否决、层层落实责任等形式施加给乡镇政府的、根本与乡镇职能不符的、不切实际的任务目标的行政运行机制必须改变。县与公推直选乡镇领导的乡镇的关系，已经不应再是简单的上下级关系。这种乡镇领导已经有了新的权力来源，虽然这些乡镇领导人大多是县委推荐的，但起码从形式上讲，他们是老百姓选出来的，是农民直接授权和委托的。对于这种乡镇干部的管理，要有新的形式。县对他们要更多地放权，更少地下达各种指令性任务，更为尊重他们的治理方案，基本在任期内不变动他们的职务，在各种国家资源的转移支付中予以平等的待遇。

4．少数“扩权强乡”的试验，缺少配套的改革来支撑，其命运是否会与当年莱芜一样，还不好说。

5．国家有关新农村建设的部署与农村社区建设的要求之间，存在着不协调的地方。即农村社区建设的任务还只是定位于一种服务和服从于新农村建设的措施，其意义在于发掘农村现行政治组织之外的治理资源和活跃农民文化生活，以维持一种国家主导的秩序。

总的看，当前我国乡镇政府的改革创新，还处于一种摸索阶段。面对税费改革后的形势，国家还没有完全统一对下一步乡镇政府改革的认识，也没有能够从县乡村三级联动改革、乡镇改革与农村社区重建、乡镇改革与农民组织建设等方面系统谋划乡镇政府改革。

但乡镇政府的改革创新已经刻不容缓。在税费改革后，乡镇政府改革虽然面临着空前的机遇，但也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在当前地方政府财政普遍困难，基层政府自身运转面临危机的情况下，作为一级政府，乡镇政府最大的问题就是生存问题。一方面前途的不确定性和财政的困难造成了乡镇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困窘与涣散，新的农村社区建设因此出现了迟滞；另一方面乡镇政府的自利性和缺少有效监督制约，使得它可能在新农村建设中扮演以前它所习惯的角色：贪腐和自肥。这样，在农村社区，就会造成新的社会冲突。

中国农村社区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一般认为有三大划时代的成绩，一是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二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形成了中国经济结构新的格局，三是新一轮农村综合改革开辟了农村新政。笔者认为，农村社区重建可能成为中国农村的第四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可能解决中国特有的现代化建设的路径问题，对于中国新文明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政治体制改革都会产生积极的作用。当然，这种结果和效益会否出现，最重要的是执政党和国家高屋建瓴，开拓创新，合理操作，顺势而为。

[i]见贺雪峰：《新乡土中国》。

[ii]治理的目标是善治。用俞可平先生的话来说：“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参见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8～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iii]引自民政部姜力副部长在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信息网》。2007-3-23。

[iv]王晓毅：《村庄的建构与解构》。《中国社会学网》，2006-07-07。

[v]所谓“皇权不下县”并不是常态。

[vi]迟福林：《2007，走向全面的制度创新》。《天益网》，2007-03-15。

[vii]25年后，记者在见证那段历史的大樟树下，采访到了当年经村民自己选举产生的第一任村委会主任韦焕能。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依稀在现：“大伙相约在村子里的大樟树下，七嘴八舌议论着现状，‘大队的人连村里的那一片林子都忙得看守不过来，哪有时间管我们这里的事呢’？为了防止耕牛被盗，‘村民就把牛拉进房子里与人同住，这总也不是长久之计吧’？‘快春耕了，合伙用的水渠总该理一理，人畜也不能每天都趟过村前这条小溪吧’？这些事没有人管只能自己管，属自己的事，自己都不管，还能傻乎乎地等别人管？但要管这些事总得有一个组织，有一个名义，有人牵头去办。那么这个组织叫什么，大队叫管委会，我们就叫个村委会——城里人叫居民，村里的人不就是村民吗？村民委员会这个称呼，既符合村里实际，又符合我们的身份。”留下来的问题是怎样产生这个组织，怎样来确定管事的人。韦焕能说，“过去生产队小队长是大队任命的，现在没有人任命了，我们总不能说自己出面说自己是什么吧？如果这样，人家的一句话能噎死你：‘谁说你是头呀，那么爱管事’。”最后几个人一合计，每户1人，选举村委会，依得票多少来确定在村委会中的职务。结果，韦焕能以票数最高当选为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也依次产生。“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从此诞生。

[viii]陈文胜：《新农村建设中乡镇政府的职能》。潘维、贺雪峰主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ix]赵树凯：《农村发展与新的治理范式》。《支农网》，2006-6-10。

社区建设论文范文篇6

首先要肯定，这样看问题当然自有其经济合理性、道义正当性的依据。我们从乡镇企业兴起的历史中大体可以捕捉到其中的具体依据。

按照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关于中国农村工业化道路研究中所提出的意见，我国的乡镇企业有两种典型的代表模式，即“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另外还有一种珠江模式。三种模式的基本差异表现在，苏南以集体经济为主，温州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珠江以外资经济为主。就村企关系的紧密程度说，后两种模式故且不论，最值得分析的显然是苏南模式。90年代初，苏南模式因最具有社会主义因子而在众多的模式中脱颖而出，被深入研究和重点宣传，并推出了华西村、张家港等苏南模式的典型代表。这样，苏南模式成了“最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农村工业化样板”。样板意义上的苏南模式，以权威的“三为主、二协调、一共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即：集体经济为主、乡镇工业为主、市场调节为主，城乡经济与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在村社区建设上也是如此，以集体经济即社区所属的企业投入为主的社区建设方法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并形成了建设新型村镇必须依靠集体经济的共识（费孝通，1998、1984；顾建平，1998）。《乡镇企业统计年鉴》等统计资料显示，20多年来乡镇企业直接在农村社区内部支援农业投入和各项社会事业建设基金高达2000多亿元，相当于国家同期对农村投入的80%。所以，总的看来，乡镇企业的发展和这个时期的村企关系模式，特别是苏南模式的确提供了农村社区建设的物质基础，目前在沿海和发达地区以乡镇工业为载体的新型农村社区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乡镇企业特别是苏南模式的企业在80年代初兴起以后，在发展生产的同时也经历了内部产权结构的变革（王元山，1995；范从来等，2001）。它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1.承包经营时期。80年代初，乡镇企业最先引进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验，实行“五定一奖”（定人员、任务、资产、利润、消耗和超利润奖励）。1984年，在城市开始推行“放权让利”的改革时，乡镇企业就创造了“一包三改”的经验，把改革从单一的经营承包推进到干部、劳动和分配制度的综合改革。1991年，乡镇企业又将经营承包推进到生产要素领域。据统计，90年代初以前（1992年），我国乡镇企业采取承包经营的占60%以上。

2.股份合作制时期（首次改制）。对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的改造兴起于80年代中期，在90年代初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直到1993年以后才全面推开。股份合作制的实施，目的是改变乡镇集体企业在实行承包制中的种种问题，特别是扭转政企不分、集体企业难以代表广大的资产所有者即农民群众利益（也就是集体资产的所有权虚置）的问题。

3.二次改制时期（1997年至今）。二次改制主要是指在已经改制的企业中进一步调整集体资产在企业中的比例，其形式主要有3种：一是集体股权退出，转让给经营者，价格主要按照账面净资产确定；二是集体股权转变为不动产，租赁给企业使用；三是租赁资产再转让。其中，股份合作制和公司制是乡镇企业产权改革的两种模式，但研究表明，在改制过程中，即使是在原集体经济很发达的苏南，绝大多数的企业都选择了公司制，而不是人们所预期的股份合作制。（范从来等，2001）在公司股权的安排上则遵循着两大原则：经营者持大股和集体股权退出越多越好。

以上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不仅意味着原来三种乡镇企业模式在产权制度方面趋同，更重要的是，由于村集体在企业产权系统中的地位变化，实际上也意味着苏南模式原来的村企关系的法理基础悄悄地、逐渐地发生转变。它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以公司制为主的后乡镇企业群是否还有义务像苏南模式一类的乡镇企业那样以工支农？如果有某种义务，具体是指什么？如果这义务就是《乡镇企业法》规定的那些任务，那么，具体的操作规程又是什么？如果这些规程与其他法律（比如《企业法》）有冲突时怎么办？

《乡镇企业法》实际上已经表达了这样一种立场：保持后乡镇企业对村社区的支持总体上是正当的。事实上，还有一种代表性意见对此立场作出了具体诠释。这类意见首先是从改制前乡镇企业资产原始积累的来源来分析企业为什么应该担负支持村社区建设的责任。例如，按照温铁军的分析，乡镇企业资产在原始积累阶段有四个来源：1.土地资本的转移收益。城市企业创办投资的30-40%为土地占用开支，而乡镇企业在80年代创办时，农村土地从第一产业转化为二、三产业的增值收益，几乎无偿或低偿被乡镇企业占有，这部分土地资本的利润也不断被转化为企业积累。所以，乡镇企业创办投资的30-40%应属于企业所在地的农村土地所有者，亦即归社区成员组成的集体经济组织所有。那些仅仅挂集体名义的乡镇企业在改制时也理应考虑到这部分股权。2.福利和社会保障转化。在农村办企业可以把节省下来的职工福利和社会保障开支转化为企业积累。城市企业创办投资的30-40%是为食堂、宿舍、办公楼等非生产性开支，以及劳保福利、医疗、退休和失业等社会保障开支。乡镇企业没有这些社会开支的原因是农村人口绝对过剩条件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以及农民在分户经营之后以土地为社会保障基础。因此，这部分未开支的社会保障基金转化形成的企业积累，理应属于社区或企业职工，可以在改制中按工龄和贡献占有。3.负利率与税收减免。银行信贷利率在80年代低于物价指数条件下形成“深度负利率”，在那时的政策条件下只有以集体经济为名才能从银行贷款，大多数企业借款是以乡村组织出面承贷并承担风险。还有，乡镇企业因为解决了农村就业和“以工补农”责任而享受的税收减免优惠，也转化为企业历年积累。因此，企业占有负利率和税收减免优惠形成的企业资产并非企业家创造的。这部分约占企业资产的10%，如果企业改制后不再承担上述责任，这10%的净资产就应属地方政府或乡镇集体所有。4.企业家的风险收益和管理者的劳动剩余转化而成的企业资产。这部分约为10-20%，应归企业管理层和技术骨干所有（参见温铁军，1998）。

也就是说，在乡镇企业改制中，清产核资以后以净资产按照“谁投入谁所有”的原则，企业家和技术骨干应有10-20%的股权，普通劳动者即农民和职工应该占70-80%的股权，地方政府或乡村集体组织应占有10%的股权。所以，即便完全不考虑国家能力、后乡镇企业与村社区的地缘重叠性等因素，仅仅基于村社区在乡镇企业资本积累的特殊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乡镇企业无论怎么改制都应该继续通过恰当方式从资金等各个方面扶助农业、支持村社区建设。（注：当然，人们也批评说，集体经济发达地区乡镇企业不计成本的投入社区公共福利设施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甚至在乡镇企业高负债表中乡、村的“非生产性”开支占用较大比例等现象，也就不难从此找到解释。）

三、后乡镇企业时期村企关系方面的困难

在经历了产权制度改革以后，要原封不动地保持传统乡镇企业对村社区的支持方式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前面的分析表明，在传统的乡镇企业的三种模式中，苏南模式在村社区建设方面作了最大的贡献。这一方面归因于温铁军指出的农村社区在乡镇企业资本积累的特殊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另一方面则应归因于“社区政府公司主义”（注：它主要是指苏南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始终是行政强势力量自上而下的单一整合。有关这个名词可参见新望的文章《“社区政府公司主义”应当终止》(2001)。），即所谓社区政府和企业不分的情况。苏南乡镇企业是在地方政府的直接推动下产生的，社区政府多数是乡镇企业发展资金的直接或间接提供者、管理者和风险承担者。以行政放权和财政包干为特点的分权式改革，造就了各级地方政府新的利益构成和竞争意识。这种地方政府的企业家精神，对发展社区经济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在市场转轨初期，市场秩序尚不完善，乡镇企业也有寻求地方政府和社区保护的内在需求，这种保护为企业节约了大量外部交易费用。因此，从理论上讲，村社区建设的投入主体包括政府、村社区、乡镇企业和村民个人。而由于苏南模式“社区政府公司主义”的特点，在村社区建设上就形成了政府、企业和社区三者目标的一致性；并由乡镇企业承担村社区建设的主要甚至是全部费用。实践结果则表明，这种模式在村社区建设上有三大贡献：1.迅速促进了村社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打破了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各自的自我循环和自我封闭，促进了二者的相互开放和协调发展。2.为村社区建设，尤其为公共设施建设提供了资金来源。3.乡镇企业以其强劲的经济势头整合农村各种社会力量，同时也开始了对村社区传统、文化、生活交往方式等的重新构建。

然而，苏南模式在村社区建设上的历史优点（社区政府公司主义），同时也是其企业发展的缺点所在。主要表现在：第一，由于乡镇集体企业的上缴利润是地方政府自筹收入的主要来源，是村镇社区组织行政职能的经济基础，乡镇政府与村社区组织在保护企业的同时又必然向企业索取，企业内部的责权利的制约链条受到破坏，从而直接阻碍乡镇企业的发展。第二，财权与事权相分离的预算机制阻碍了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弱化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第三，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和阶段后，受到地方本位主义的制约，要素流动性低，块块封锁，区域经济结构雷同，产业结构单一等。总之，旧苏南模式在促进村社区建设的同时又导致了企业经营目标多元化、政绩化（基层政府把政绩目标都压在企业身上）和失血过多的新困境。正是这种困境迫使乡镇企业进行了改制（参见新望，2001）。

因此，乡镇企业的转制也就主要是朝着分离企业与社区的方向推进的。如前文所述，乡镇企业的改制尤其是二次改制基本上是采用了“公司制”。认真读一下《公司法》就可以知道，乡镇企业并不像国有企业那样是该法的主要施用对象。至少《公司法》没有涉及、区分城乡两种企业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的不同情况。即，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农村的资金要素长期以来高度稀缺，乡镇企业不得不以劳动和土地投入替代资本投入而完成积累过程，形成企业资产。对此，《公司法》基本没有涉及。这就在客观上不利于在乡镇企业改制过程中合理处理集体资产的转换、防止农民利益受损。更重要的是，公司制的改革以及在改制过程中的“集体股权退出越多越好”，实际上在法理上切断了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经济来源。按照《乡镇企业法》，乡镇企业应履行支农义务。但转制以后按《公司法》转制企业，可以不再向社区组织上缴利润，这样村社区的基本建设和农业发展必然受到影响。难怪随着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发生变化，乡镇企业的定义、作用以及作为一种特定的农村企业组织形式而存在的意义也受到了某种质疑。人们甚至提出应将乡镇企业与城市的中小企业并称。这种要求实际上意味着要求乡镇企业不再承担支农义务。虽然有些地方在集体企业改制的过程中，将企业的上缴利润改为“社会公益金”，但在具体执行时仍遇到很多问题。这种情况就使得目前的村社区建设只能求助于企业家的个人人格、乡土情节或政府部门的行政干预。

有些研究者因此对解决后乡镇企业时期的村社区建设资金问题抱深切悲观。理由是，乡镇企业创办的最大动机是社区就业最大化和福利最大化，不是一般企业追求的“利润最大化”（农业部，1998）。90年代中期以后以“卖”为主的产权改革，客观上排除了乡镇企业本来应对农村承担的解决就业和以工补农等责任，其正面作用是改革者们期望的企业成为独立于农村社区之外的经济主体，其负面作用则是人们始料不及的企业目标机制转变之后追求的资本增密、排斥劳动。这当然也就同时断绝了村社区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所以，乡镇集体企业转为股份制导向的企业或大股东控股的企业之后，原先较强的社区性（主要体现为本社区劳动力就业最大化和社区居民福利最大化以及承担支农义务等）必然要被削弱，企业必然要向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方向发展（张晓山，2001）。至于怎样解决转制后企业社区性削弱，张晓山认为让乡镇企业承担支农义务，实际上是通过农村和农民内部的收入再分配来解决农业发展的问题，这种状况还是维持了原有的二元经济结构，不利于乡镇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因此，这个问题应通过财税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加以解决（张晓山，1999）。

这种意见是否合理暂且不论，它至少提出了两个问题：1.随着后乡镇企业的崛起，在村企关系上的关键问题不是企业应不应该根据历史起源、道义原则继续支持村社区建设，而是能否找到合法、合理、合情的办法。现在的有关法规、政策，还不足以及时提供完整的应对办法；甚至，《乡镇企业法》和《公司法》之间对解决这个问题也提供了某种不统一、不协洽的尺度。2.解决后乡镇企业时期的村社区建设资金，客观上似乎存有三种可供选择的方向，其一，企业直接出资；其二，政府行政干预；其三，制度干预。目前看来，前两种方案本质上仍是传统苏南模式的翻版，它们在后乡镇企业时期已经失去了合法性依据。所以，我们认为，确立专门的制度、探究可操作的规则是更重要和惟一可行的合理办法。从各地的实践看，农村的村、企、政三方实际上都已经感受到用乡镇企业时期以工补农原则和处理办法，完全不能有效面对后乡镇企业时期的实际情况。因此，探索此问题显然具有紧迫性。也许，村、企、政三方如何协同解决村企关系，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这些区域的村治、企业发展以及政府工作中的基本命题之一。

为此，我们考查了江苏、浙江农村的一些地方，发现江苏省常熟市白茆镇的康博集团、康博村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个案印证。

四、康博：一项研究个案

康博集团与康博村（原山泾村）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起步过程，几乎就是被称为“苏南模式”的缩印版。人们的记忆以及现存的资料都表明，1976年前的康博村一直是一个贫穷的农业村，村内最大的集体“工业”是一个仅有8台家用缝纫机的缝纫组。1976年，现任康博集团总裁的高德康接任了缝纫组组长，两年后把缝纫组改组成校办企业“山泾村服装厂”。1982年该厂开始为一些规模大、技术强的国有大企业做配套加工；1987年独立运作为羽绒服装企业；1990年注册了自己的品牌“波司登”；1991年又创办了“康博工艺时装厂”；1992年在204国道旁的白茆镇工业开发区先后投入资金2000万元，兴建了占地7万平方米的厂房、办公楼和配套设施，引进了当时较先进的生产流水线，奠定了一座现代化的羽绒服生产基地；1993年企业更名为“康博”。

值得注意的是，在1992-1994年，当“苏南模式”中的发展乡镇集体工业、以工补农等传统办法还在被大多数乡镇村继续沿用时，康博在企业、村集体和白茆镇党政三方的共同努力下，比其他大多数乡镇企业先行一步探索企业股份制改造，于1994年改组建立了“江苏康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又按照《公司法》规范实行产权制度改革，把企业升级为规范的股份制企业。此后，康博数次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设备改造。同时，在企业发展战略方面，由量的扩张为主转向以质的提高为主，由速度效益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在经营结构上，则从产品经营向资本经营方向扩张，从有形资产运营向无形资产运营方向拓展，在结构、规模和效益各个方面实现了新的跨越。（注：1999年，经常熟市经委、统计局、乡镇工业局核准，康博集团已实现销售收入12亿元，利税1.4亿元；2000年创年销售收入22.8亿元，利税2.61亿元；2001年年销售收入达到31.58亿元，利税4.65亿元。自1999年起，康博集团的综合效益已列江苏省服装行业首位，列中国服装行业前五名、常熟市工业百强企业首位。康博的波司登已连续七年代表中国防寒服流行趋势，成为防寒服的领军品牌，1999年12月起由国家工商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2000年起，康博集团在服装生产方面进行第三期扩建工程和技术改造，正在形成工艺技术处于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型服装生产基地，并且在管理和经营方面努力实现产品开发国际化、技术装备国际化、市场开拓国际化、管理模式国际化。2001年，康博的注册资本增至11180万元，企业更名为“江苏波司登股份有限公司”，按计划将于2002年下半年在香港上市，成为一个按国际惯例和标准运营的国际化的、标准的上市公司。）

按现在的说法，康博集团在1996年后的跃进，是成功的企业经营与成功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协洽共振的结果。不过，这也就自然地产生了一些新问题：从企业角度看，康博集团的规模和效益都在节节攀升，但是，在企业完成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并进一步成长为标准的上市公司的过程中，最初的一些乡镇国有股份、村集体股份以及内部职工股先后按照规范标准实现了正常置换。因此，康博集团日益增长的利税与康博村本身并不构成直接关系。特别是从校办工厂开始，原山泾村集体在很长时期内实际上处在一个“挂牌”的位置上，受本身的经济实力限制，对康博集团并不构成实质性的投资支持。所以，企业一方甚至有理由认为，康博集团置换村集体股份时对村集体的资产作了发展和保有，此后的康博集团是独立的法人，从事的是企业经营，康博村则是一个村民自治的实体单位。另一方面，从村社区的角度看，康博村作为康博集团的最初母体，毕竟对康博集团的成长有特殊的贡献，特别是在进行企业股份制改造之前，为迅速扩张企业，村集体支持企业把企业收入长期主要投于企业的扩大再生产；在实行股份制改造过程中，当地镇政府和村集体也给予了全力扶持。也许正因为这样，相比之下原山泾村在社区改造和建设环节上反而长期投入不足，而村民的村社区建设要求却在日益增长。此外，原山泾村集体也兴办过另一家集体企业，但是由于产权体制和经营不善等问题，村集体的投资基本失败，集体经济困难。因此，在康博集团最终成为规范的股份制企业之后，原山泾村集团甚至倒欠了原村支部书记四年的工资而无从偿还。如果没有村集体之外的资源，原山泾村集体本身根本没有财力去独立重建一个崭新的村社区。这样一来，尽管在法理上说，康博的村和企业已经是两家人，但是在历史渊源和情理上说，两家人的事似乎也不能说毫无相干；至少，离开康博集团的支持，一下子很难设想村社区的大规模建设和发展。

这些情况表明，随着康博集团成功地实现从传统的乡镇企业到现代化的后乡镇企业的转型，康博集团和康博村遇到了典型的后乡镇企业时期村社区建设中的村企关系的再塑问题。

康博集团的决策层以及当地乡镇党政一致认为传统的以工兴村的模型面临转折，应该切实寻找新的应对办法来处理村企关系，既不简单地把企业发展、村社区建设视为互不相干的两张皮，但是也不认为可以袭用乡镇企业时期的以工兴村、以工扶农的机制和办法。康博集团决策层特别强调，一方面要估计到康博集团的发展已经给康博村带来的各种收益；（注：比如因为以工富民使康博村实现了充分就业，1999年劳动力实际就业率已达98%以上，2000年村民人纯收入所达到的8800元也主要来自村民在康博的就业收入。此外，康博集团还为常熟市其他乡镇及周边10多个省市的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渠道和文化、技术培训的机会，带动了100多个原辅料生产企业和300多个外加工企业的生产发展，并且促使这些企业在生产、管理、设备等各方面都迅速进入一流规范状态。）另一方面，康博集团依照它已经取得的社会信誉、社会影响力和经营管理方面的经验，有责任、也有能力去主动为整个康博村的发展作更多的贡献。困难在于具体办法并不是唾手可得的。康博集团总裁高德康认为，主要矛盾在于康博集团看上去手握支援村社区建设的财力和主动权，但是作为一个按照公司法组成、并规范运作的股份制公司，于法于情都必须首先维护公司之独立法人地位、保障股东的合法收益，绝对无权随意调用公司资金、任意分配公司利润。因此，康博集团必须主动会同当地政府、村社区各方，在支援村社区建设方面另辟途径。经过充分酝酿，康博集团对村社区建设的定位、规划、资金规模等提出意见，并提出了村社区规划建设所需资金的四条找寻途径：第一，提议将康博改制前多年累积的减免税，依法投入村社区改造资金；第二，提议将股份制改造过程中置换出来的村集体所有的现金，依法投入村社区改造资金；第三，提议将康博按国家规定每年上交地方政府的费用作适量分流，部分规费依法作为乡镇财政规费的转移支付，投入康博村改造；第四，高德康本人提议将当地政府每年依法可以给予他本人或企业的上缴税费奖励，直接投入康博村社区；第五，为有效管理、用好上述资金，高德康本人经过慎重考虑，要求参加竞选兼任康博村党支部书记，如获选任，他本人不在村内列支费用或补贴，但要切实参与领导村党支部的工作，切实负起领导村社区改造工程的责任。

这些提议获得了白茆镇党政部门的全力支持，也得到村民赞成。高德康也按党章规定程序顺利当选村党支部书记。至1999年，康博从上述四项资金渠道中共筹得资金1亿元，经常熟市政府批准，全部投资在康博村，建设了占地23.4公顷的康博苑，其中居住用地16.3公顷，规划建造423幢别墅式住宅供村民居住，康博村成了一座集住宅、道路、给水、排水、电力、液化气、消防、电讯、广播、有线电视、村委、小学、医务室、物业管理中心、文化活动中心、超市、文化走廊、书报亭以及1.46公顷的公共绿地广场于一体的现代化社区，实现了所谓“村庄集镇化、经营集约化、口粮商品化、农业机械化、服务社会化”，村民传统的生活方式至此发生了各种巨大变化。按照规划，康博村的村民各户出资约8-11万，入住了新宅；而原来分散的旧住房则在3年内被逐步拆除，以便实现土地复耕，重新连成大规模的农田。因此，作为一项副产品，康博村社区的现代化建设在提升村社区的集镇化水平时，反而为农村增加了大量耕地。这种有益尝试，为常熟市小城镇建设提示了一种新鲜样式。

五、小结

康博固然只是一个个案，并且其中包含着一些独特的个人人格因素、企业文化因素、地缘特色因素，但从根本上说，康博处理的问题印证了前面所述的原苏南模式所在区域的村社区建设中遇到的普遍性问题。而在普遍要素的意义上分析，康博个案提示了我们，后乡镇企业时期的所谓村企关系问题在内涵上有两个关键性变化：首先，乡镇企业时期的村企关系已经不合时宜。或者说，在完成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后的农村地区，传统意义上的村企关系问题已经很难在法理上存在；至少，在后乡镇企业时期，村社区建设即使涉及村与企业关系、即使企业以某种合法合情支持村社区建设，这也已经不是一个传统的村企关系的命题所能简单概括的。其次，一旦后乡镇企业时期来临，村社区建设本身可能会发生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由于大部分村社区以前都未进行较大规模的集镇化或小城镇化改造，因此，村社区改造往往首先要重点考虑如何集中一笔资金，在村社区的基础设施、基本建设方面力争上一个台阶，才能够有效提升村社区的集镇化水平；二是实现上一个台阶的目标之后，由于村企关系的内涵发生了历史性转换，村社区还需要考虑如何为村社区的长期发展而落实相对稳定的财源。

这些变化当然意味着后乡镇企业时期的村社区建设的难度可能大大超过了乡镇企业时期。可是，康博的实践和经验本身又表明本文前面表达的意见：只要后乡镇企业时期的企、村、政各方协同共治、妥善处理，完全有可能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而在探索有效途径方面，我们认为有必要注意以下问题。

1.现代型的后乡镇企业，决策层应该明确认识到企业已经不能简单地把支持、参与村社区建设（以及其他社会公益事业）等同于企业或企业决策者做善事。企业虽然应有继续支农的道义和行动，但却要以合法和保护公司法人地位、股东利益为前提。所以，企业能不能在这两者之间找到适度点，同时能不能找到一种制度化、程序性的可操作常规，可能是解决后乡镇企业时期新的村企关系、并为村社区建设解决困难的关键之一。换句话说，对于一大批在1997年后转变为股份制公司（且集体股退出或不占大股）的原乡镇企业，虽然在实践上可能已经突破了“乡镇企业”的界定，从而需要依据《公司法》来维护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以及股东的利益，但是这些企业首先应该在认识和态度上明确，自己仍应有继续支农的道义和行动；其次，则是要根据各地和各个企业的具体情况，积极主动地在维护股东利益和支农这两者之间寻找到一种制度化、程序性的可操作常规。这应该成为转制后的原乡镇企业的自觉承担的任务。只要企业采取主动，在帮助村社区改造方面就会有许多可作为的。

2.村社区应该以全力支持这些企业依法独立经营为前提，来积极寻求企业、政府的资金支持。此外，还应该在寻找村社区公共开支的长期、稳定的资金源方面做进一步努力。目前，大多数村社区一般采用两种方案，一种是在股份合作制企业和股份制公司中保存村集体股份；另一种则是再兴办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实体，村集体从这两种经济来源中获得村社区建设与管理的日常经费。但是，大部分地方的实践表明这两种方案还很难稳定保障村社区长期建设所需。后者似乎不能与近10年来的产权制度改革实践相适应；前者则意味着把村集体与在市场经济中的企业经营的不可测风险过紧地捆在一起。对此，白茆镇党委王书记认为：要有效提升村社区的集镇化水平，首先要重点考虑如何集中一笔资金，在基础设施、基本建设方面上一个台阶。在这方面，康博的办法显得较为可行。但是实现上一个台阶的目标之后，由于村企关系的内涵发生了历史性转换，村社区要及时转向考虑如何落实相对稳定的财源。在经济发达地方、乡镇政府在有经济实力的情况下，不妨考虑对各个村社区组织适度“托盘”，即从日常经费上给予村社区管理工作和管理人员实质性支持，这样一方面有利于理顺后乡镇企业时期的新的村企关系，另一方面也才能真正帮助农民和村社区顺利走向集镇化、小城镇化。基层干部的这个思路又引出了下面一个问题，即在处理新时期的村企关系、村治工作方面，政府、尤其是乡镇政府应承担什么职责。

3.由于绝大多数转制后的股份制企业的性质规定，这些企业与村社区之间不存在传统乡镇企业时期的那种隶属关系、工作联系机制，因此，在协调村企关系、推进村社区建设方面，农村乡镇党委和政府必须代表国家更多地担负起社会管理责任。在这方面，康博的实践表明乡镇党政有很多责任要尽，有很多办法可想。当然，从全局上看，今后在这方面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一旦农村费改税面临实施，则白茆镇所采取的乡镇政府财政规费的转移支付方式也势必要放弃，相应的，以后村社区建设也就无法从此途径得到必要的资金支持。因此，政府有必要尽早考虑采用什么有效替代方法来支持村社区建设，这势必成为一个有全局影响的严肃问题。从我们的观察角度上看，一个成功的费税改革方案必须是一个能够妥善解决这种替代办法的方案。

4.国家有必要在整体上重新思考后乡镇企业时期的村社区建设问题和新的村、企、政关系问题，力争在税收、法律等方面形成一致性的解决方案。这些新的方案一方面要考虑如何支持后乡镇企业合法维护企业法人地位的问题；另一方面，从更长期的发展上也要考虑如何切实鼓励、支持后乡镇企业合法合理地参与村社区建设、社会公益行动。目前看来，最可行的办法就是通过政府的财税制度改革，来确定企业和政府在村社区建设当中应承担的份额。至于在村社区建设的过程中，会不会因此产生政府主导社区和企业主导社区的情况重演，从而影响村民自治，这当然也是另一个亟需考虑和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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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建设论文范文篇7

池州学院现有离退休人员115名，其中离休人员2人，退休人员113人；70-79岁38人,80岁以上9人；厅级干部4人，处级干部28人，处级以下政工、行政干部62人；具有正高职称2人，副高职称27人，中级职称33人；党员58人。离退休人员易地居住31人，其中省外22人：居住在池州市贵池区，原池州师专教职工住宅41人；其余43人分散居住在池州城里不同的社区或农村老家，大多数处于独居状态。2008年始学院分期分批搬迁至新校区，为方便离退休干部开展活动，学院利用原池州师专老校区房屋改建了一个离退休人员活动中心。据调查了解，退休后居住城市街道社区的退休干部党员，有6%左右将组织关系转入居住的街道社区，参加该支部的学习活动；居住在原池州师专教职工住宅的离退休干部，以离退休人员活动中心为主要活动场所，开展琴棋书画活动，利用秋浦影剧院广场、三台山公园广场和池州职业技术学院操场组织社区人员和退休干部参加晨练、跳广场舞、健身舞以及其他娱乐活动。离退休干部与社区居民有着良好的交流、合作。

1池州学院离退休干部的服务管理现状

池州学院离退休工作处成立于2008年8月，是学校升本后第一批成立的职能处室，在学校党委和行政的领导下，负责离退休人员的服务和管理工作。离退休工作处为正处级机构，与人事处合署办公，处长、副处长由人事处处长、副处长兼任，下设离退休工作科，具体负责离退休人员的服务和管理工作。多年来，得到池州市老干局的指导、支持和帮助。在校党政领导的关心下，离退休工作处与各单位密切合作，从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干部建设入手，从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持，积极开展对离退休人员的服务和管理工作。离退休人员政治和经济待遇按相关规定执行，成立了离退休党总支，设有4个党支部，大部分离退休干部党员将组织关系转入老干部党支部，参加老干部党支部的学习活动。学院每年划拨政策规定的公用经费和特需经费到离退休工作处，除按政策规定比例发给离休干部本人外，剩余部分留作集体活动经费；建立了院领导联系制度，逢重大节日和离退休人员生病住院等，都有院领导或部门领导走访看望慰问。学院每年组织离退休干部参观考察、走访调研、年度体检、时事学习和各种娱乐活动。离退休干部参加校内外组织召开的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等，学院相关领导和部门都要做出精心安排，提供周到服务。老同志的政治、生活待遇得到保障，医疗保险得到落实，活动经费得到保证，从2008年起学院就建立了离退休职工特困资金，对特殊困难的离退休干部职工给予一定的特困补助。老同志们在和谐、快乐的氛围中安享晚年。

2高校、社区、离退休干部三者之间的互动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学校、社区、离退休干部三者之间充分交流和深度合作还存在不少困难与问题：一是社区工作条件简陋，室内外活动场所非常有限。在我们调研的几个社区，工作条件都比较艰苦，多名工作人员挤在一间办公室，大部分社区会议室、活动室、活动设备和室外活动场地都很有限。二是社区工作人员少。社区工作人员少，工作量大，多是身兼数职，没有为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的专职工作人员，三是社区无离退休干部专项活动经费，离退休干部活动难以开展；四是高校从事老干部工作的专职人员少，室内活动场所有限。以上这些只是硬件上的欠缺与不足，随着经济的发展，相信会很快得到改善。相比外部条件和环境而言，思想认识的转变与提高更为困难。一是部分社区干部认识不到位：认为长期以来高校自成体系，社区不应接受高校离退休干部；认为社区条件有限，做不好高校离退休干部的服务和管理工作；认为离退休干部爱提意见建议，自己工作受到监督约束；认为高校离退休干部文化知识水平总体较高，给自己心理上带来压力，不愿吸收离退休干部参加有关会议和学习等活动。二是部分离退休干部存在一定顾虑：认为长期以来在高校工作，是自成体系的“单位人”，不是相互交叉的“社区人”；担心把他们推给社区服务管理，学校不再关心过问，不愿意多参加社区的活动，更不愿意加入社区。

3对利用社区资源做好高校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工作的几点建议

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离退休干部的服务与管理工作。2008年3月,中组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离退休干部工作的意见》(中组发[2008]10号文件)。文件明确指出,要“利用街道、社区资源为离退休干部搞好服务“。10号文件的出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是离退休干部工作发展的内在要求,它不仅明晰了单位、街道、社区养老机构、家庭几者之间的服务和管理关系，而且指明了离退休干部工作的努力方向，也为高校离退休干部的服务与管理工作指明了路径。（1）切实加强领导，为协调社区和高校资源提供组织保证。党委、政府应将利用社区资源为高校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工作纳入本地和谐社会、和谐社区建设的整体规划，成立由相关部门和单位参加的领导小组，吸纳高校离退休干部管理部门负责人参加并担任副组长，做到明确分工，协调配合，确保服务管理工作有效开展。高校离退休干部管理部门要在组织部门的指导、支持下建立完善高校离退休支部工作，在有3名以上离退休干部党员的社区，单独建立离退休干部党小组，在有5名以上离退休干部党员的社区，单独建立离退休干部党支部。（2）完善各项制度，为高校离退休干部服务社区提供制度保证。街道、社区要与高校的离退休干部管理部门加强联系，建立并完善服务高校离退休干部的各项措施及工作制度。除一般性的《社区离退休干部服务中心工作制度》、《社区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工作人员考核办法》、《社区离退休干部信息管理制度》、《社区离退休干部政治理论学习制度》、《离退休干部文体活动制度》、《社区离退休干部定期走访慰问制度》等制度外，还应特别建立《社区发挥高校离退休干部作用工作制度》等，从制度上为高校离退休干部服务社区提供保证。（3）加大各种投入，为高校离退休干部服务社区搭建平台。一是要把社区室内外活动场地建设列入本地城镇建设的总体规划；二是加大社区活动场地建设和活动经费的投入，要将高校离退休干部列入其中；三是根据本地实际，在高校离退休干部集中居住的社区建立高校离退休干部服务中心，为中心配备与服务管理工作相适应的专兼职相结合的服务管理工作人员。服务中心主任由社区负责人担任，按照社区为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工作的要求设立相应工作组，如政治学习组、发挥作用组、文体活动组、关心照顾组，建立互助式的社区服务队伍。各组的服务管理人员由年龄相对较轻，身体健康，有服务管理热情的退休同志担任。池州学院近年来退下一大批教师和管理干部，70岁以下的有66人，65岁以下有49人，他们身体健康，精力充沛，除少数担任校关工委和教学督导组成员，其他老同志都可参与社区负责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工作。（4）明确工作要求，为高校离退休干部服务社区提供良好工作环境。街道、社区工作人员要切实担负职责，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做到“八清三加强”，加强与高校离退休干部原单位相关服务管理部门的联系,加强与高校离退休干部的联系，加强与高校离退休干部子女亲属的联系；做到对每位高校离退休干部原工作单位清、年龄生日清、家庭住址清、家庭情况清、身体状况清、党派及组织情况清、生活需求清，兴趣爱好特长清，从而有针对性地为高校离退休干部提供个性化服务。高校离退休干部管理部门要配合社区，加强宣传引导，积极宣传社区服务中心的建设情况，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向高校离退休老同志征求意见建议，营造良好的表达环境；组织他们参与“发挥余热、奉献社区”活动，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各项活动，营造良好的活动环境；创新服务模式，充分发挥社区优势，实现资源共享，共同做好社区离退休干部服务管理工作,营造良好的服务管理环境。（5）明确服务内容，为高校离退休干部服务社区提供便利条件。街道、社区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满足高校离退休干部精神世界的需求，激发他们关注社区、热爱社区、积极参与社区建设，融入到社区中来。街道、社区根据高校离退休干部的专业和专业特长，利用社区党支部活动室等阵地，开展适合本社区实际和符合其他老同志特点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利用社区文体活动场所和设施，组织开展适合离退休干部特点的文化、艺术、科普、娱乐、健身等活动；利用社区服务网络，采取集中服务和上门服务、无偿服务和有偿服务相结合的方式，在日常服务、医疗咨询、家庭病床、家政服务、精神慰籍和权益维护等方面提供服务和照顾；为充分发挥高校及社区离退休干部在加强党的建设，市场物价、环境卫生监督，维护社区秩序，反馈社情民意，创建平安文明和谐社区和家庭，关心教育下一代等方面的作用服务社区提供便利条件。

4充分发挥高校离退休干部在经济社会建设及社区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高校离退休干部是广大老干部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们为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工作了一辈子、奉献了一辈子，从教学科研及管理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保持身心健康，安度晚年是首要任务。同时，他们又希望继续为党和国家、为社会和人民、为自己心爱的事业发挥余热、作出力所能及的新贡献。我们应当鼓励、支持和满足他们的这一真诚愿望，进一步发挥好他们在经济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4.1充分发挥高校离退休干部在经济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参与支持经济建设的作用。在池州学院的离退休干部中，有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和管理能手。从事经济、金融、贸易方面的教学、研究与管理方面的专家学者，可以充分发挥他们在企业研发、生产、经营与管理方面的作用，从事技术服务与指导工作，从事经营与管理工作，从事参谋顾问工作；从事旅游、酒店管理的教学、研究与管理方面的专家学者，可以充分发挥他们在旅游服务业方面的作用，他们可以为旅游发展规划的制订调研、论证、咨询，为旅游项目、景点出谋划策，为旅游产业振兴摇旗呐喊，也可利用他们广博的学识为游客服务。他们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在带给人们高品质服务的同时，也可充实自己离退休后的生活。有子女创业需要老人支持的，可以在家庭建设方面发挥作用，高校的离退休干部更受欢迎，可以当起家政服务员，为儿女操持家务、带孩子、担负辅导之职，辅助之责。正如人们所说，家有一老，胜似一宝。他们这种做法解除了儿女的后顾之忧，促进了家庭的和谐，让子女能为国家和社会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同时也间接地支持了社会建设。发挥建言献策的咨询作用。围绕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就经济结构调整、商贸活市等，献计献策；围绕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建设，立足九华山、杏花村、升金湖等旅游资源品牌，开发旅游新型业态，发展特色旅游，提升旅游服务水平等建言献策；围绕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就推进环境保护、产业振兴、城乡建设、生态文化、和谐幸福等五大工程建设，议政献策；围绕区域教育改革发展，提升学校教育、加强职业教育、推进社会教育、建言献策。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作用。高校离退休干部的优势最集中在于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他们在教育方面知识面广，经验丰富。组织他们通过宣讲团、讲学团、报告会、座谈会、党课、团课、校外辅导等形式，与青少年开展共建社会主义道德文明活动，在学校、街道、社区、家庭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和理想、纪律、法制教育。多年来，池州市及各区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与池州学院离退休干部管理处联系密切，合作良好，成效显着。离退休老干部本着对国家、对民族高度负责的使命感，怀着对年轻一代深厚的感情和殷切的期望，对青少年言传身教，花费了巨大的心血。他们编写各种类型的史志、撰写回忆录等，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不少离退休干部在退休后，他们通过组织办学、教育咨询、着书立说和开展师资培训等方式，继续为教育事业奉献余热，为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修养水平作贡献。《漫步秋浦》、《李白游秋浦》、《情洒杏花村》、《池州赋》、《池州教育志》等都凝聚了池州高校离退休干部的大量心血。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作用。在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方面，高校离退休干部具有很好的补充作用。高校一向有“自由、平等、博爱、公平、正义”之精神，高校离退休干部可以当好各级政府、执法执纪部门的监督员，力求在政府出台政策和执行政策时兼顾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使政策更加公平合理；可以当社会群体的监督员，大到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在本地的执行落实情况，小到菜价、粮价、肉价的起伏；高校离退休干部一方面积极给政府提出合理化建议，另一方面可以为群众做好释疑解惑的工作。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作用。高校离退休干部在维护社会稳定工作方面，他们有较强的政治智慧，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有娴熟的工作技巧，有充裕的时间保证，能从事一些诸如维护社会治安、维护交通秩序、维护环境卫生，参与市场管理，调解民事纠纷，进行普法教育等方面的工作，具有明显的优势，甚至可作为“第三方”，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高校离退休干部参加社区居委会的工作，做到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区县，矛盾不上交，不扩散，不仅能有效化解许多矛盾纠纷，而且能提高人的素养和文明。有道是：心定人乃安，人安家安社会安。干部作用和谐。

4.2充分发挥高校离退休干部在社区建设和社会管理中的作用

池州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充分发挥高校离退休干部的作用。池州学院的离退休干部群体人才荟萃，在他们当中，有的建国前就参加工作并担任地方党委主要领导；有的历经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火的洗礼功勋卓著；有的曾经担任过市、校级领导职务；大多数既是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教育工作者，又是某个专业和学科的专家。社区可以成立有高校离退休干部参加的智库和咨询委，供社区领导在研究决定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时参考，注意吸纳他们的意见或建议，还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委托他们作些专题调查研究，为决策提供参考；对原来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高校离退休干部，可以支持他们通过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技术咨询、讲学授业、人才培训等活动，为建设创新型幸福池州贡献智慧和才干。充分发挥高校离退休干部在社会管理中的示范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是我们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落实好党的十八大精神，需要我们切实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统筹协调好各方面利益关系、妥善处理好社会矛盾；高校离退休干部在长期的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中形成了坚定的理想信念，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无私奉献的光荣传统，他们的言行是最有说服力、感召力和向心力的，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以高校离退休干部为镜子，常照照镜子，不仅可以“正衣冠”，而且可以“知兴替，明得失”。充分发挥高校离退休干部在社会管理中的促进作用。社区要注意发挥高校离退休干部理想信念坚定、党性观念强，密切联系群众这一优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通过组织他们现身说法和督导巡视等方式，教育党员干部牢记历史使命，增强宗旨意识，努力做到为民、务实、清廉；高校离退休干部识人选人的能力比较强，社区在选拔任用干部工作中，要注意多听取他们的意见，真正把那些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促进社区干部队伍的建设；高校离退休党员干部大都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社区要积极邀请他们参加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认真行使党内监督和民主监督的权利，促进党员干部坚持廉洁自律，自觉反腐倡廉，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从而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环境和社会氛围。总之，通过调研，我们深刻地感受到高校离退休干部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可低估。在加强社区建设中，高校离退休干部管理部门加强与社区的协调和合作，既是造福于社区、造福于广大老干部的，又为高校离退休干部更大程度地发挥自身优势和作用提供了广阔空间。高校离退休干部既是行动者、奉献者，也是管理者、受益者。引导高校离退休干部在联系实际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基础上，更加积极主动地协助党和政府最大限度地加强社区建设，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智慧和力量。

本文作者:潘桂莲工作单位:池州学院

第二篇

1．物业管理纳入社区建设的必要性分析

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必要性分析：

1.1纳入社区建设将助力物业管理

纳入社区管理之后，物业公司并不是放弃管理而由社区自主管理，一般而言，主要针对哪些老旧小区、业主交不起物业管理费，且物业管理公司又不想亏本干事那种小区。不难理解，在最后由于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物业管理工作即将面临瘫痪时，社区不得不接手的那类小区。这就表明，物业管理纳入社区建设将在于解决管理中的实际问题。

1.2纳入社区建设将培育良好生态

物业管理主要从外部入手，为社区居民创造安全、舒适、优美、方便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社区管理则通过物业管理等多种途径。从提高居民的文明素质着手，培养良好的社区环境和社区参与意识，为物业管理的正常开展打下基础。这就表明，社区建设将在战略层面提升小区居民的人文素养和公民意识，从而帮助物业管理能在良好的社会生态下来开展工作。

2.分析基础上的现状反思

那么是否在上述逻辑下，就能直接将物业管理纳入到社区建设之中来呢。笔者认为，还需要针对当前现状进行反思，从而增强下文的可操作性。社区建设管理是一个大的系统，涉及到文化教育、市容秩序管理、市政设施管理、社会治安管理、环境保护管理、计划生育管理、流动人口管理、邻里关系以及房屋管理等内容。而物业管理则是对小区内的房屋、设备、设施、场地等进行日常的维护保养，为社区内的居民创造安全、整洁、舒适、优美、方便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可见，物业管理纳入社区建设的本质在于，小区管理纳入到社会管理之中来。此时，如何进行小区分类和社区范围的构成都将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3.反思引导下的实施模式定位

在以上反思引导下，实施模式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定位：

3.1社区管理的职能边界定位

从上文阐述中就可知晓，社区管理的公益性特征十分显著，它不仅在于为居民搭建人际交往的桥梁，还在于帮助居民解决一些涉及切身利益，又需要政府出面的事情。这就表明，社区管理工作的重点在于：增加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度、让居民参与社区管理，以及对社区进行规划，不断提高社区生活的质量。

3.2物业管理的内容边界定位

物业管理活动属于公司行为以盈利为目的，因此需要从工作细节入手，并以不断提升服务质量为己任。另外，物业管理公司还应根据所管理小区的业主特征，拓展经营服务内容。拓展的内在要求便是，需要根据业主的经济水平、文化水平等不同层次的不同要求，组织经营项目及内容。

4.定位驱动下的实践途径构建

根据上文所述并在定位驱动下，实践途径的构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

4.1社区建设方面

（1）增加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度。根据所提供的数据可知，邻里之间的关系很疏远，因此社区要增加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度，在社区生活中不断加归属感。（2）让居民参与社区管理，行使居民自治的权利。居民自治组织在行使职能时要接受政府的指导，同时将信息及时向居民传递，在就业和生活方面给予帮助，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居民参与管理的积极性。（3）对社区进行规划，不断提高社区生活的质量。在社区规划过程中，要尽可能建设为综合性比较高的社区，让居民在社区内就能享受到社会上才能享受的服务，社区主要参与这些服务设施的建设，为居民维权。

4.2物业管理方面

（1）不断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水平。要在本质上提高物业公司的服务水平，必须从物业公司的选择开始，招聘专业人士管理物业服务公司，不断通过培训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2）增加综合经营内容。开展物业经营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尤其是一些大型的综合经营项目所需的资金量更大，可通过其他渠道筹集经费并在以后的资金计划中留足经营发展基金，以保证项目的顺利开展。此外，企业要舍得投入，要把经营所得部分用于弥补物管经费的不足，更好地改善业主们的居住及工作环境，取之于业主，用之于业主。

5.小结

社区建设论文范文篇8

1.1政府是主导，积极调动社会参与“地震住房安全社区”建设的根本是维系我国人民经济利益为本，保护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在政府的主要领导下，凭借科学的统计分析、法律制度的严谨维护、人民群众积极拥护，进行积极预防和最大限度地减少震灾对人民群众的危害。同时，全面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结合政府的主导方向，组成强有力的抵抗震灾的团体。

1.2以预防为主，利用资源整合正如治病不如防病的道理一样，地震造成的危害结果远远大于灾后重建的成本，同时其带来的人精神伤害更是无以弥补的，因此，本着预防为主的原则，将防与补救结合是防震减灾工作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在整个地震预防过程中，即：灾前、灾中、灾后期间，利用科学知识，进行系统的规划、决策以及管理，将资源充分整合，采取科学的减灾行动，用最低的成本实现最大的减灾实效。

1.3加大宣传力度随着人们对震灾带来的危害的日益关注，我们应将“地震安全社区建设”一起推广，加强社区群众的防震减灾宣传教育，采取简单易懂、具备吸引力的宣传方式，普及防震减灾科普知识，从而提高社区群众的安全意识和自我救助能力。

2根据福建省尤溪县的实际情况

制定“地震住房安全社区”建设方法福建省尤溪县本着提高社区人民生活水平，保障人民需求的目的，在政府的领导下，防震减灾部门通过广泛宣传，统一筹划、全面推广“地震住房安全社区”的建设思路。本县地震安全社区建设标准如下：

2.1建立组织机构、制定工作制度“地震安全社区”的建设关乎到整个尤溪县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如果要将地震安全工作做好，就要在所建设的社区内制订相应的工作制度，并安排相关人员落实工作。本县组织机构拟以建设社区的社区党支部和社区居委会为主体，划分出地震安全保障小组，社区内部广泛吸纳地震安全助理人员；社区组织机构的领导小组主要负责地震安全社区工作的组织、实施、检查，地震安全助理人员主要负责地震安全的具体工作的实施。制订的工作制度要概括多个领域的地震安全措施制度，明确组织内部岗位的分工，落实到个人，同时设置相关的监督机制对地震安全工作加以考核，使组织内部人人明确自己的责任与义务，从建立组织机构上加以落实，保障基层工作的高效开展。

2.2开展试建设地点、推广全县地震安全社区的建设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综合客观因素，确定了尤溪县东城社区锦鸿佳园为地震安全社区的试点区。在该区通过多种多样的宣传模式，如：社区内人群聚集地张贴墙报并每月初更换新鲜元素（更换前留影备案），社区设置阅览室和活动中心，开展培训活动等，将“积小安为大安”的意识真正的走进社区群众的心里，得到大家的认可。开展宣传活动进行的同时，本试点也建立了组织机构的领导班子，明确主体成员，共同商讨出地震安全社区建设规划。

2.3建设紧急避难场所社区试点区选择我县人口较为密集处，地震发生时，人员疏散和救助问题最为重要。防震减灾部门工作人员绘制社区地形图，同时设置若干块紧急避难标志牌和疏散避险路线指示牌，以及医疗救护与卫生防疫点、应急棚宿区、紧急供电供水处和紧急物资放置区域。同时，编写紧急避险方案下发到社区群众手中，做到人人心中有数。

2.5制定地震预案体系从整个社区到各个家庭个体以及学校三个方面，重点制定了地震应急预案，建立应急避险通道网，张贴在各个单位内显而易见的地方。每年组织至少1~2次地震演练，提高居民的安全意识和应对能力，尽量在真正面临危险的时候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降至最低。预案体系的建设在紧急避险中尤为重要。

2.6配备较完备的应急设施建设“地震安全社区”，除了设计紧急避险预案外，也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即防震应急设施和地震灾害紧急救援物质装备，我县试点社区购置了必要的信息传输设备、简易医疗救护设备、供电设备、抢险救灾工具等应急设备，近年来，我县不断加大投入资金，采购大量地震灾害紧急救援物质装备，用于紧急避险演习和实际紧急状况出现时使用。应急设备的购置为试点社区的地震安全工作提供了物质基础。

2.7要有资源共享措施目前，我县已经计划开展建设下一“地震安全”试点社区。未来，各个社区开展后，要衡量各自的优缺点，进行相互比较，全面深入开展地震安全社区资源共享、建立联动防震机制，为有效、及时防震奠定基础。

3地震安全社区考核评估

各个社区的组织机构是我县的地震安全建设的主要负责人，要担当起该有的责任，将社区安全建设费用列入我县的财政预算内，机构内部要定期对社区地震住房安全工作进行详细记录并加以汇报；健全安全社区制度、信息上报制度、学校安全制度、企业安全制度、安全工作负责人员制度等；我县定期开展各个社区实施工作的调查、采集、巡查工作，监督各社区安全管理的力度；每半年对各个社区的震灾住房安全教育以及结合社区具体情况进行实地演习考察；定期检查各个社区的紧急救援体系，认真核实建设的震灾安全体系是否完善。

4小结

社区建设论文范文篇9

关键词:安全社区;安全社区建设;持续推进

为了预防和减少公共社区各类伤害,2002年3月,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引进了世界卫生组织(WHO)倡导的安全社区理念,以期通过开展安全社区建设,加强社区安全预防,提高社区人员安全素质,增加其安全防范的意识和能力,形成以社区为中心的事故灾害预防和应急管理模式，经过几年的发展，安全健康工作已从传统的部门、行业、单个组织和个人预防发展到社区、城市、社会、国家乃至国际层面，事故预防已从生产事故、交通事故预防扩大到家居安全、学校安全、运动休闲安全、老年人安全、儿童和青少年安全、自杀和自残预防等方面的全过程之中。安全社区建设、安全促进等概念已成为事故预防的理念，成为构建和谐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安全社区建设方兴未艾，引起了各级政府和社区各界的广泛关注，但是，由于社区建制不同，管理体制不同，文化背景和全民素质不同，安全社区建设的方法和途径也存在着差异。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安全社区，还处在探索和尝试阶段，还面临着很多问题。

一、目前我国社区的现状

1、普及覆盖率低。由于各地区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经济社会生存环境、安全生产状况也不尽相同，目前安全社区建设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和经济较为发达的区域，广大农村和乡镇尚处于分散管理的状态。

2、社区资源短缺。安全社区作为新生事物，社区内的社会资源几乎没有积累，大量的经济组织、科学教育文化等社会组织与所在的社区仍然存在游离状态，主动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没有被充分发挥出来，出现安全社区建设中“供不应求”的现象。

3、社区资金缺少保证。创建安全社区投入大，需要大量的资金，而现阶段社区发展所需资金来源“底气不足”。一是社区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还没有成为政府财政体制性的安排，没有用于社区建设的专项资金。二是社区筹集资金渠道狭窄，外部筹集和获得的资金很少，资金来源不足。三是企业型社区主要依靠企业的经营状况来投入，资金来源不稳定。

4、居民参与不高。不少居民认为，社区工作是街道、居委会的事情，与己无关，对单位的依赖性很强，对社区的依存关系较弱，缺乏对社区的归属和参与意识。社区活动主体还传统地依赖老年人、病残、失业人员等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体。造成居民向心力不足，对社区认可程度不高，远没有成为社区建设中的重要因素和力量。

5、安全理念狭义。在居民的观念中“安全”的重点主要是生产安全、交通安全和社会治安等，很少涉及到诸如家居安全、儿童安全等内容。“大安全”观念淡薄，还有待于提高。

6、社工素质参差不齐。社区建制起源或等同于居委会或家委会，其职能大多沿用传统的调解邻里纠纷、计划生育、卫生管理等内容，随着安全社区建设工作的高度扩充和膨胀，原有的社区工作者难以胜任安全社区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出现人员资源短缺的现象。

7、社区管理经验缺乏。社区目前大多处在服务功能的建设和完善过程中，涉及到健康与安全的内容尚未规范化，缺乏安全管理经验，工作职能的扩大和膨胀，使原有的管理和服务不能及时适应安全社区建设的要求。

二、持续推进安全社区建设的几点建议

1、安全社区标准应中国本土化。各地要因地制宜地按照分批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推广的安全社区建设思路，选择一些有条件的社区、村作为安全社区建设的试点，使安全社区建设既适合中国国情又与国际接轨，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推广面。

2、完善组织机制。要进一步完善政府主导支持、社区牵头、部门配合、社会支持、全民参与的多元组织网络架框，明确各方面在安全社区中的责任，紧紧围绕“安全、健康、和谐、发展”的主题，以降低伤害、事故为目的，建立项目实施小组，抓好安全促进项目的组织策划与管理设施，持续改进地实现安全目标。

3、整合内外资源。大力培养社区居民的自治组织、社区服务团体以及中介组织，发挥这些组织和团体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功能。合理运用社区中的安全文化的带头人和社区志愿者服务队伍，找准社区安全工作中的结合点和切入点，以“共享”促“共建”，动员社会力量支持和参与社区安全工作，形成推进社区安全的强大合力。公务员之家

4、扩展社区功能。扩大社区管理服务的范围和深度，安全管理和服务理念不只是生产过程中的安全生产问题，还要将安全和服务的意义延伸至生命、科学、法制、道德和社会稳定的广泛意义之中，纳入构建和谐社区和维护稳定的总体工作中。依托社区平台，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促进社区经济、文化、环境的协调和健康发展，满足社区个体化、个性化、多样化居民的安全需求。

5、加强队伍建设。随着安全社区建设的不断深入，迫切需要一支高素质的队伍来保证工作的高效运行，因此优化人才配置，广开用人渠道，吸收觉悟高、素质好、能力强的人才，培养一批懂业务、会管理、吃苦耐劳、乐于奉献的工作骨干，凝聚集体的力量，提高社区工作者的整体素质，改变传统社区概念中社区工作者的形象。同时要注重社区工作者理论和实务能力的培训，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管理水平，做到人尽其才、人尽起用。

6、加大宣传力度。安全宣传教育要做到经常化、制度化，有计划、有重点的开展社区安全宣传培训活动，大力开展社区性的卫生、安全、健康、教育、法制、文艺等活动，引导不同层次、不同背景、不同领域的居民群众参与社区建设的各项活动，通过文化主导行为，行为主导态度，态度决定结果，用多种形式影响人、转变人、塑造人，促进人的安全意识和安全行为的养成，提高社区居民和单位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社区建设论文范文篇10

目前，中国城市和乡村的基本公共服务远没有实现均等化。以社会保障为例，当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大大滞后于城市。城市养老、医疗、失业等各项基本社会保障建设起步早，已经初步建立了相对完善的体制和制度，而农村基本社会保障体制和制度仍在探索之中。例如，城市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已经完善，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尚未完全定型；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城市建立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各种社会救助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直到2007年才在全国建立，将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人口纳入保障范围，并将病残、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等生活常年困难的农村居民作为保障的重点对象。并且，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完善、保障范围及保障程度仍远远低于城市。截至2006年底，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城市为2240.1万人，农村为1593.1万人，城市比农村多647万人；城市最低生活标准和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支出水平分别为169.6元和83.6元，分别是农村的2.39倍和2.42倍。居民收入方面，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7：1，1985年达到历史最低点为1.80：1.1997年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开始加速扩大，2001年为2.90：1，2002年继续扩大到3.11：1，2006年扩大到3.28：1，2007年更是达到了3.33：1。教育资源配置方面，占人口比例较大农村人口享受的教育资源，比城市享受的教育资源要少得多：《国家教育督导报告2005》显示，全国小学和初中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城乡之比分别为1.4：1和1.3：1。医疗卫生方面，从总量上看，城乡差距突出表现在占总人口60％以上的农村人口仅享有25％的公共卫生资源；从人均水平看，1990--2005年期问，城乡人均卫生费用之间的差距还在扩大。2005年，中国人均卫生总费用为662.3元。其中，城市为1122.8元，农村为318.5元，城市为农村的3.53倍。依据《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农村居民预期寿命比城市居民低6岁。其他如基本公共设施建设、就业培训等方面情况大致相同。由此看来，城乡之间公共资源差距悬殊。

导致城市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不均衡的原因较多，根本是历史和体制原因，也就是中国长期以来存在着的城乡二元结构。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坚持了“农村支援城市，农业支持工业”的方针，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由财政支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则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支持为辅”的原则。城乡二元结构在此背景下日渐形成。与此同时，城乡发展速度、发展水平、居民生活状况也出现了明显的差距。这一方面造成了城乡基本建设上的差距，另一方面造成了城乡居民的基本权利和发展机会的不均衡。这一现象与构建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的要求是不相符合的。

诸城市农村社区建设通过将更多财政资金投向农村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满足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有效解决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的问题，初步打破了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城乡二元结构，改变了农村公共服务弱化和边缘化状况。“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特点，诸城市在发展中大力加强农村社区建设、优先保障广大农民最急需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做法，对全国范围内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都极富借鉴意义。

二、农村社区建设有力推动了城乡一体化建设

城乡一体化指城乡在产业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就业市场和社会管理等几个方面基本实现一体化。城乡一体化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中，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体系是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关键环节。目前，通过建立城乡统一的财政制度，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财政向农村倾斜，增加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有效促成了城乡一体化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城乡公共服务的差别是除经济差别外城乡差距的另一重要体现。城市中公共服务资源相对集中，相比之下，农村的公共服务则相对稀缺。推行农村社区建设，是改善这一状况，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有效途径。

诸城市在农村社区建设中坚持“政府主导、各方参与、科学定位、贴近基层、服务农村”的方针，将公共服务资源向农村社区集中，将基础设施建设向农村社区倾斜，提升了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过程中，诸城市将城乡规划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生态环境管理一体化作为重点工作来抓，将社区的规划、管理纳入全市总体布局，提高了农村的城市化水平，为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构筑了坚实的桥梁。农业产业化是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必由之路。诸城市较早实行了农业产业化政策，建成了具有现代化特色的企业带、产业圈。当前农村社区在发展中主动配合企业发展，一方面，通过技能培训、就业指导等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培养成技术型人才，解决了城乡企业带建设当中人才短缺问题；另一方面，为农业企业发展提供信息和技术服务，为企业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大大提高了企业集约化生产经营水平。诸城市农村工业企业的迅速崛起为当地城乡一体化的实现奠定了物质基础。

诸城一站式的农村社区服务，抓住了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关键点。诸城市以社区建设为契机，采取社区服务的方式为广大农民提供政府公共服务，以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目标把农村社区建设成了新型社会生活共同体。推进农村社区化服务与建设，还有利于促进人员、物资和信息的汇集，充分发挥辐射效应，逐步构筑起中心城区、城区副中心、重点镇、中心村为框架，优势带动弱势、强弱互助、密切联系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三、农村社区建设强化了基层政府的服务形象

基层政府是国家行政直接与普通民众相联系的纽带，基层政府的工作状况直接影响着人民对国家的态度。中国自改革开放至今，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也陆续进行了多次政府改革，政府职能、组织结构等方面进行了大力变革。当前政府改革不仅需要具体制度、方式的革新。更需要管理理念的更新，因为理念因素会直接关系到政府管理模式和制度等方面的设计，从而进一步关系到政府管理的成效。

诸城市的农村社区建设对于促进基层政府机构改革，强化基层政府的服务形象起到重大作用。近几年，诸城市顺应政府改革精简机构、理顺职能、提高效率的趋势，加大行政区划调整力度，分批次将原来的23处乡镇(街道)撤并为13处，将近千名机关干部和工作人员从基层政府剥离。农村社区建设一方面消化和转移了乡镇(街道)机关、部门富余人员，对顺利推进乡镇机构改革、进一步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将基层政府的触角深入农村、农民之中，扩大了基层政府的服务范围，使民众对政府服务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和更真切的体验。通过为群众提供无围墙开放式的全方位公共服务，既简化了办事程序、节约了办事成本，又转变了干部作风、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树立了基层政府服务民众的良好形象。

农村社区作为乡镇基层政府的派出机构，与所服务的村不存在隶属关系，但其实际上分担了政府的行政压力，承担着部分政府职能。各行政部门依托农村社区，大力开展各自领域的工作，并不断创新服务内容，提高服务效率。公安系统通过在社区设立警务室，把警力延伸到农村社区化服务第一线，掌握了农村治安工作的主动权，通过开展交通管理、消防宣传、安全防范等活动，大大降低了农村治安案件发生率，使农村治安状况大为改善。宣传部门以农村社区为阵地，开展公共文化工程、精神文明创建、生态文明建设和群众文化活动，提高了农村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丰富了农村居民的文化生活。组织部门在社区着力创新基层党建，在208个农村社区建起社区党总支(党委)，有效填补了农村党员教育管理的空白点，实现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全覆盖。这极大地拓展了社区党组织的社会工作职能，提高了党员干部的社区服务能力，巩固了党在农村基层的执政基础。全市其他各部门也坚持深入农村、服务农民的原则，借助农村社区服务中心这个平台，为农民提供全方位公共服务。这使得政府在推动农村社区建设的同时，也实现了自身由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变。

四、结语

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基础性地位，农村生活状态的改善是整个社会生活全面进步的重要环节。诸城市的农村社区建设为实质上解决长期以来困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农问题进行了有效的尝试和探索。其模式和成果证明，农村社区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战略创新，是当前解决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的正确途径，是中国实现全面小康和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