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汇管理论文范文10篇

外汇管理论文范文篇1

（一）缺失境内个人境外直接投资实施细则。

当前境内个人各类境外直接投资需求高涨，如境外购房、投资移民、直接投资于境外证券市场或期货市场等。以廊坊为例，2013年个人对外直接投资咨询为127次，同比增长了1.3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也提出扩大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然而目前多数的个人对外直接投资仅有概括性政策性的规定，如《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境内个人对外直接投资符合有关规定的，经外汇局核准可以购汇或以自有外汇汇出，并应当办理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登记”。根据《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三条规定，“根据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逐步放开对境内个人向境外提供贷款、借用外债、提供对外担保以及直接参与境外商品期货和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管理，具体办法另行制定。”这些文件虽然总体规定了境内个人可以从事对外直接投资项目，但在之后的外汇文件法规中，并没有就上述条款制定相应专项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这限制了个人对外直接投资资金的正常流出。政策限制迫使个人通过异常渠道实现直接投资,例如近期廊坊市中心支局连续收到有关个人对外投资资金汇回的咨询，如某个人咨询将对外炒股的130万港币如何汇回，以上案例表明部分个人对外直接投资资金已通过异常渠道实现流出。

（二）个人货物贸易外汇政策难以落实。

《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对个人货物贸易外汇收支管理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个人对外贸易经营者办理对外贸易购付汇、收结汇应通过本人的外汇结算账户进行；其外汇收支、进出口核销、国际收支申报按机构管理。个人对外贸易经营者指依法办理工商登记或者其他执业手续，取得个人工商营业执照或者其他执业证明，并按照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的规定，办理备案登记，取得对外贸易经营权，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的个人。”但在实际业务中，这些规定几乎未被个人执行，其原因主要为：一是为避免取得个人对外贸易经营者资格和办理结算账户备案时复杂手续；二是个人出于躲避工商、商务、税收等部门监管的考虑；三是个人一般以零星货物贸易为主，一般采取邮寄和网购等形式，其结汇时提供出口报关单的要求不易实现；四是对比个人货物贸易项下的外汇管理，个人“非经营性”限额以下收付汇及结售汇更为便利。

（三）个人结售汇“关注名单”政策存在多项不足。

个人结售汇“关注名单”为当前对个人外汇业务的最主要监管手段，但个人“关注名单”管理存在诸多问题。一是“关注名单”分拆标准范围过于局限。目前，根据《个人分拆结售汇“关注名单”管理规定（试行）》第三条第三款规定，其分拆结售汇交易标准主要为四类，实际上除此以外，还有许多个人分拆外汇业务行为。如同一个人通过多个银行网点实现当日累计提钞超过等值1万美元，同一个人连续多日办理接近1万美元的购汇提钞，同一个人连续多日办理接近等值5000美元现钞的结汇等。二是对“关注名单”个人限制范围过于狭窄。仅对“关注名单”个人在办理结售汇业务中，现行政策规定对其进行真实性审核，而个人外汇业务还包括个人跨境收付汇、个人现钞提取、存入、携入携出、个人境内划转，以及个人B股交易、个人资产转移等资本项目业务等，对这些个人外汇业务并没有一并限制。三是“关注名单”未实现跨区域、跨银行系统的全国共享。“关注名单”纳入、变更、取消等管理仍以各省为主。而且“关注名单”的下发基本以电子表为主，银行办理每笔业务前，均需与表中的“关注名单”个人信息核对，降低了业务办理的效率。

（四）个人携带外币现钞政策管理不平衡，外币携带政策作用弱化。

一是目前仍实行的2004年制定的《携带外币现钞出入境管理操作规程》，体现的是“宽进严出”的外汇管理原则，如出境人员携带外币金额在等值5000至10000美元和10000美元以上的，应分别向银行和外汇局申领《携带证》，而对于携带超过等值5000美元现钞入境则只需进行申报，没有最高限额的规定，这与现阶段均衡管理的指导思想不相适应。二是由于海关的抽检方式，削弱了《携带证》的管理功能。现实中，众多个人携带超过等值5000美元的外币出入境，并不申领《携带证》和申报，并已渐成习惯。如2013年廊坊市个人提取外币现钞为5359万美元，而银行和外汇局出具的《携带证》数量仅为44笔，约36万美元，这表明了外汇管理部门与海关在出入境携带外币现钞管理相互脱节，缺乏沟通与协作。

二、建议

（一）明确规定个人跨境外汇收入真实性审核要求。

制定个人跨境收入真实性审核限额，以等值50000美元为限，限额（含）以下的，可免于审核有关资料，之上的需进行真实性审核。按外汇性质进行分类管理，对于资本项下的个人跨境外汇收入，按照资本项目下有关规定管理，并入相应的资本项目账户；对于限额以上的货物贸易项下业务提供合同或发票或出口报关单，然后入个人结算账户；对于限额以上的非贸易项下的收入需提供资料，可参考个人超过年度结汇总额的要求进行真实性审核。

（二）循序渐进开放个人对外直接投资政策。

顺应对外发展经济形势，实际调研个人对外直接投资需求，然后根据对外直接投资开放后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程度和风险可控程度，排定各类对外直接投资的开放次序，逐步放开对外直接投资。

（三）进一步放松对个人对外货物贸易管理的限制。

各部门加强协调沟通，完善现行外汇政策，进一步放松对个人对外贸易的条件限制，如仅凭个人身份证和个体工商营业执照既可开立个人外汇结算账户等，为个人对外贸易提供便利。

（四）完善个人“关注名单”管理政策。

一是扩大个人“关注名单”分拆行为标准及其限制业务范围。归纳涉及个人分拆外汇业务的行为，订立分拆标准，将其完整纳入个人“关注名单”政策；对被纳入“关注名单”的个人在办理外汇业务实施全面限制。二是建立个人“关注名单”管理系统，实现全国共享，提高效率。三是建立个人外汇业务征信体系。收集、记录个人办理外汇业务信息，建立信息库，利于金融服务部门或个人的交易对方确定个人资信，促进商业银行为个人提供外汇服务和外汇支持的安全性。

（五）开发系统，替代原有《携带证》管理政策，加强对个人携带现钞入境的管理力度。

外汇管理论文范文篇2

[关键词]外汇储备汇率风险储备管理

一、美元贬值背景下我国外汇储备承担的主要风险

庞大的外汇储备虽然可以减少本国货币贬值的金融风险,却又引入了另外的金融风险,那就是汇率风险和利率风险。

1.汇率风险

我国的外汇储备往往由多种储备货币组成，分散在不同期限的资产上，但绝大部分是美元资产，约占60%～70%，包括大量美国政府与公司债券。这一结构带来的问题是，储备资产的价值受美元价值变动的影响较大。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已高达GDP的6%，净对外债务己接近GDP的30%。导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居民过渡消费和政府的财政赤字。而美国通过大幅度贬值美元来平衡美国的经常项目收支，可以把调整的负担从美国转移给其他国家。因此当前全球宏观经济的一大特征是美元面临中长期贬值，这样必然使持有美元占较大比例的中国外汇储备严重缩水，发生巨大账面损失。

2.利率风险

另一方面，我国外汇储备中绝大部分是美元资产，目前外汇储备主要用于购买美国债券，其中绝大部分购买的是美国国债、政府下属机构或政府担保的债券。从收益来看，历年来的储备收益约在1%～2%之间。另外，我国外汇储备的增长是与人民币国债的增长同时进行的，这相当于一个资本由中国流向美国的过程。政府以发行国债的形式向老百姓借钱，将人民币形式的资金以贸易或金融兑换方式转换为外汇储备，以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债券。在发行人民币国债购买美元债券的这一借贷过程中，潜在的利率损失不容忽视。

3.其他风险

首先，会导致我国面临流动性过剩的压力。自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来，随着我国外汇储备的增长，央行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投放的基础货币显著增多，近几年一直保持在40%以上，外汇占款激增极大增加了我国基础货币的投放，致使当前我国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其次，加大了国内金融市场动荡的可能性。外汇储备的持续增长，大大增加了对人民币的需求，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随之不断加大，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断得以强化。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导致大量“套利性”外汇资本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国境内，使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进一步扩大。一旦“套利”成功，这些投机资本又会流向国外，寻找新的目标。巨额外汇资本的进出，有可能引发我国国内金融市场的动荡。

二、我国外汇储备的管理对策

1.建立多样化外汇储备结构

首先，从经济实力和币值稳定原则上考虑，欧盟、美国和日本是目前世界上经济发展成熟度和稳定度最强的国家和地区，因此其币值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我国的外汇储备应首选欧元、美元和日元。其次，从交易匹配原则方面考虑，中国的主要贸易地区是亚洲、欧洲和北美。在亚洲，中国大陆的贸易对手主要是香港和日本，结算货币以美元、港币和日元为主；在欧洲地区，德国、英国、荷兰、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往来金额相对较大，主要结算货币为马克、美元和英镑；在北美地区，主要贸易国家为美国和加拿大，结算货币主要是美元。与其他地区的贸易往来一是金额较小，二是结算货币多以美元为主。可见，从交易匹配的角度来看，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货币，选择美元、日元、欧元和英镑为宜。另外，从确保外债的及时还本付息及尽量降低因币种转换带来的交易成本考虑，在外汇储备币种组合中考虑外债因素是必要的。通过上述分析，目前中国外汇储备的货币种类选择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较为适宜。转2.开拓多元化外汇经营渠道

首先，由央行持有的以保持流动性为主的部分,其投资对象应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的高流动性和高安全性的货币工具和政府债券。还可以考虑将外汇储备转变为物质储备。目前中国石油、铁矿石、锰矿石、铬铁矿等进口量大幅增长,利用国外资源的成本在惊人的大幅度上升,中国应将部分外汇储备转变为物质储备,以缓解国际资源价格上涨对经济的影响。其次，由财政部掌管的超额外汇储备,可以将其中一部分交由中投公司或国际上的私人投资基金代管,主要进行对海外的直接投资,或购买具有一定风险的国外高收益股票、债券甚至金融衍生产品。另外一部分可以用来进行能力储备建设。主要是收购对外重要经济资源开采权、投入对中国具有战略意义的出境基础设施的建设、引进和培养海外人才,购买循环经济和环保的技术与设备,购买改善国内教育、科研、医疗、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事业急需的先进设备。

外汇管理论文范文篇3

（一）外汇监管部门无法监测和统计境外承包工程资金情况

按照《境外外汇账户管理规定》要求，境外承包企业可以经外汇局批准在境外开立外汇账户，并按季度向外汇局提供开户银行对账单，按年度向外汇局提供资金使用情况书面说明，但实际上境外工程使用的外汇账户一般不是以境内机构的名义开立，大部分是承包商在境外成立临时办事机构或外派机构后，以境外机构名义开立外汇账户，上述情况在外汇管理框架内无任何明确规定。同时，大部分工程项目回款由资金调剂中心调剂，外汇局无法掌握收汇频率及境外项目资金总量，出于节省费用和便利的考虑，将境外承包工程收汇款循环利用，或在境外用于境外直接投资或境外直接采购，或以收抵支等，外汇局无法延伸监管，同时境外资金若在一段时期内大量进出，还会形成对外汇收支的冲击。

（二）承包工程外汇收支真实性审核难度较大

由于对外承包工程都在境外，无法实地考察，对真实性判别有一定的局限性。同时对服务贸易外汇收入法规中没有明确所审核的单证类型，且因部分工程款由境外收入直接支付，承包合同中可对外支付金额明显虚增，企业可操作空间巨大。

二、相关建议

（一）协调统一境外承包工程的外汇管理政策口径

建议总局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管理部门加强沟通，协调统一境外承包工程的外汇管理政策口径，以增强境外承包工程外汇管理政策的统一性和可操作性。具体有以下两种模式可供选择：一是统一按照国际收支统计申报对境外承包工程按期限划分的标准进行管理。国际收支统计申报规定不变，即一年以下的承包工程，申报在贸易及服务项下，收付汇的管理纳入经常项目货物进出口核查、核销及服务贸易收支真实性审核管理范畴。一年以上的承包工程，无论是否在境外工程地成立企业，除申报为对外承包工程货物出口收入（101050）、利润汇回（302011）的收入纳入经常项目管理外，其他申报在资本项目的收付汇均纳入资本项目管理，由资本项目管理部门制定相应的管理规定。二是统一按照资本项目对境外直接投资的划分标准进行管理。资本项目管理规定不变，即只有在工程地成立企业的承包工程业务才视同境外直接投资行为，才纳入资本项目监管范畴。在申报与管理相一致的原则下，国际收支统计申报管理规定作相应调整，未在工程地设立企业的境外承包工程业务，统一申报在经常项目下，并执行货物及服务贸易外汇管理相关规定；而对于在工程地设立企业的境外承包工程业务，则统一申报在资本项目下，执行资本项目境外直接投资相关管理规定。

（二）完善对境外承包工程的监测统计制度

对境外承包工程的收支情况纳入统计监管，建立与其他主管部门的沟通协调机制。目前商务局对各境外承包工程企业的经营情况有统计，通过将外汇部门与商务部门的相关数据比对，结合企业上报的资金留存境外和境外资金使用情况，建立对境外承包工程外汇收支的监测指标，实现对境外承包工程的非现场监管体系。

（三）增强真实性审核的可信度和关联性

外汇管理论文范文篇4

在日常管理过程中，强化对企业主体的跨境资金动态监测，坚持逐月统计涉外主体资金流出入规模、融资余额与结构，建立了宏观形势与微观主体的联接桥梁，并架构起政策传导的有效渠道。同时，我们还在银行层面较早建立了贸易融资信息监测点，从市场环境变化、资金价格波动、参与主体动向等角度了解贸易融资市场变化，把握管理重心，确定管理方向。建立机制，及时应对跨境资金异常流动。近年来，与全国形势一致，宁波市贸易跨境资金呈大幅流入格局，2013年结售汇顺差和顺收顺差规模同比分别增长18.9%、22.7%，并被国家外汇管理局列入流入重点地区。为了平抑区域跨境资金流动失衡风险，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及时构建了跨境资金流动指标体系，确立了三级风险管理机制，并做好应急措施储备。2013年初，基于辖区转口融资套利交易问题突出，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比全国提早两个月开展打击虚假转口贸易专项行动，为抑制跨境资金流入争得主动。2013年下半年至2014年初，基于跨境资金流入形势需要，综合运用窗口指导、分类管理等手段，积极促进区域跨境资金均衡流动。

二、引导银行资金流入实体经济

坚持共生共荣理念，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当前，流通型企业借助贸易融资大量融资套利和生产型企业、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现象并存，贸易融资有“脱实向虚”、自我循环的倾向。对此，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连续多年实施了一系列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政策措施，从“惠企”与“惠民”两个层面出发，鼓励银行在贸易融资资金投向、利率、费率等方面向实体经济企业和中小企业倾斜，得到了广大企业和当地政府的欢迎。强调风险底线思维，挤压贸易融资泡沫。为了控制贸易融资中存在的金融风险，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探索出一套贯穿事前、事中和事后的流程式管理模式：事前向金融机构动态通报区域经济金融和外汇收支形势，适时进行风险提示，在净流入形势严峻情况下督促银行加强真实性审核力度，控制全额质押方式的套利交易；事中及时约谈结售汇顺差过大、融资套利问题严重的相关银行负责人，对贸易融资规模增长过快的银行召开政策通报会，要求它们树立合规意识，积极维护区域良好金融环境；事后通过对银行现场检查来评估、审视银行履职情况，选择了部分外汇指定银行开展转口贸易专项检查，严肃查处真实性审核不到位、纵容甚至协助企业利用虚假货权凭证融资等违规行为。

三、分层次引导企业纠偏

对企业主体建立分层次监管梯队。实施贸易融资管理既不能对其自由放任，也不宜实施“一刀切”管理，影响实体经济发展。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根据问题的轻重缓急，建立了分层次梯队监管机制。在融资主体选择上，确立了“先转口、后进口、再出口”的管理顺序，起到了既能抓住重点，又不影响实体经济的效果。在行为管理上根据情节轻重进行区别管理，重点打击重复使用或伪造货权凭证的虚假贸易融资行为，2013年以来已累计查实企业7家，实施行政处罚232万元人民币；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加强对贸易融资合理性审查，对构造贸易进行过度融资套利、且情节较重的企业进行分类管理；继续鼓励正常企业利用境内外两个市场、两种手段合理开展贸易融资，帮助企业降低融资成本、规避汇率风险。采取刚柔并济、以柔为主的管理手段。贸易融资管理的核心目标是遏制跨境资金异常流动，平抑国际收支波动，而非限制企业经营行为，把企业管死。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更加强调以窗口指导等柔性手段，在风险提示后允许企业主动调节融资结构、抑制不合理融资行为。对于存在违规、融资套利情况严重的企业列入B、C类企业，发挥分类监管的政策威慑力。在2013年“控流入”和贸易融资管理过程中，宁波市中心支行对321家企业制发了《风险提示函》，最终将54家企业列入B类，在贸易企业中占比仅为0.27%，但取得的效果却十分明显，贸易项下跨境资金连续呈现净流出格局，缓解了集中流入的监管压力。

四、推进政策改革和工作创新

坚持市场需求为导向，实施政策创新突破。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大胆实施资本项目制度创新、管理创新，自2007年以来，先后推动11项试点政策落地宁波。特别是近年启动的非关联担保、对外债权登记、境外放款三项政策创新是全国唯一试点，中资企业“外保内贷”、外汇质押人民币贷款、中资企业借外债等多项政策是全国首批试点。一系列创新性政策的落地生根为涉外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如中资企业“外保内贷”试点帮助宁波春和钾资源有限公司成功获得1.4亿美元海外并购贷款；跨境贷款试点以来支持了100多家企业开展进出口贸易及海外项目建设、运营，为走出去企业实体运营提供支持，得到了银行和企业的欢迎。探索工作方法创新，提升管理效率。针对贸易融资市场发展迅速及对跨境资金流动影响加深，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通过方法创新、手段创新来提升管理效率。比如，通过对融资资金来源、流向的跟踪管理，探索形成了财务现场核查方法；通过对套利交易的主体信息、交易标的、融资手法和资金使用的分析，总结了“四步评估法”精准识别融资套利交易。上述创新均被国家外汇总局在全国层面推广应用。此外，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还根据贸易融资的业务发展趋势，积极探索了本外币、跨部门的联动监管机制、资本项目与货物贸易的主体监管体系，取得了良好成效。2013年，在落实贸易融资管理措施后短短三个月内，当地贸易资金净流出14.46亿美元，缓解了资金流入压力；融资结构更趋合理，2014年4月末，90天以内短期融资占比较上年同期提高8.32个百分点；转口融资套利明显收敛，贸易融资“脱实向虚”倾向得到纠偏。

五、对贸易融资外汇管理的几点思考

外汇管理论文范文篇5

一是监管职能的统一性。外汇管理一体化主体监管作为现行监管模式，其特点是强调监管职能统一，从法律体系和监管组织上不分经常与资本，而按照交易主体进行规范监管，以解决监管职能分散性与市场主体业务复杂性的矛盾。二是监管内容的全面性。一体化主体监管需要将外汇局各业务系统数据与外部信息进行有效整合，通过对同一交易主体内外部监测信息的比对和验证，使收集到的交易主体的监管信息更为翔实、全面，从而克服监管信息分割与主体行为内在联系的矛盾。三是科学评价、预警指标体系。主体监管的核心是以涉汇主体的部分外部信息和外汇局内部系统数据为基础，通过运用各项非现场预警监测指标实现对涉汇主体的评价和预警。在外汇管理一体化主体监管模式下，信息实现最为全面的整合，构建了以交易主体为基础的全面统一的评价、预警指标体系，是实现一体化主体监管的必要手段。

二、外汇管理一体化主体监管的必然性

（一）外汇管理一体化主体监管是经济制度适应经济发展变迁的必然选择。

我国外汇管理监管体制与监管方式沿革大致可概括为雏形行为监管、初期行为监管、完善行为监管和分项主体监管四个阶段。

（二）外汇管理一体化主体监管符合当前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的需要。

世界经济金融发展到今天，货物、服务、投资、债务，自有资金与融资资金，通过复杂的金融运作，彼此的边界逐渐模糊。功能监管下的主体监管，货物、服务、资本通过分割单个业务系统，其数据信息在没有与其他系统数据进行核对与匹配的情况下，不足以反映市场主体的整体状况，数据运用与分析局限于各自的监管职能之下，虽会发现某些具体操作风险，但对大量的不断积聚的系统风险可能不易觉察。相比之下，外汇管理一体化主体监管强调监管职能的统一和监管内容的全面，要求基于整合后的外汇系统强大数据库的基础上，能够全面掌握市场主体的全口径数据与信息，具有高效的数据采集、监测、分析和预警功能，及时发现市场主体异常外汇收支行为，实现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最大程度地便利经济主体的对外贸易投资行为，有效维护国家经济金融的安全。

（三）外汇管理一体化主体监管能有效提高监管效率，降低成本。

首先，从博弈论(分离均衡)角度分析，分类监管能提升监管效率。信息不对称是造成监管低效的主要因素。分离均衡以不同的信号显示将不同群体区分开，可以阻止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低效。分类监管把企业分为A、B、C三类:A类即风险性指标较低的企业，B类即风险性指标高但可以合理解释的企业，C类即风险性指标高的企业。由于三类企业办理外汇业务时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大部分B类企业会主动通过申诉将其与C类企业区分开来，而C类企业则不会通过提交虚假材料要求提升为B类企业。因此，只要合理设置分类监管的风险性指标，就可以均衡分离三类企业，进而缩小监管范围并提升监管效率。。其次，相较于现行监管模式，外汇管理一体化主体监管可避免对经常、资本监管及对交易主体的重复核查，降低企业成本，并建立在交易主体业务总体监测分析基础的科学分类，提高监管效率。

三、实施外汇主体监管面临的问题与困难

（一）监管职能的分散性与市场主体业务的复杂性矛盾日益突出。

现行外汇监管模式是不完全的主体监管。首先，市场主体的经常、资本项下外汇业务监管职能分割，信息不完整导致主体监管有效性降低。当前市场主体外汇业务越来越趋向复杂化，需要业务数据的全面立体呈现和综合分析，监管职能分割必然导致其各自为政和信息不对称，一体化主体监管的目标难以实现。同时，监管职能分割导致监管成本重复投入。主体监管不同于行为监管，无论经常还是资本项下外汇管理方法、流程与要求基本一致，监管职能分割下的主体监管必然导致重复劳动。且重复监管增加监管对象成本，影响便利化政策实施效果。其次，市场主体的本外币监管职能分割影响主体监管效率。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跨境人民币业务量增长迅速，国际贸易及资本运作中跨境本外币转换频繁，利用境外结汇、人民币对外保函等一系列基于汇差、境内外本外币利差的套利行为频发，跨境外汇与人民币分属不同部门监管，影响主体监管效率。

（二）实施一体化主体监管的技术保障水平有待提高。

一是数据信息分散，监管对象信息通过不同渠道和系统采集，行为信息按性质不同分散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个人、资本项目等信息系统，各业务系统数据无法关联。二是基础数据质量不高，货物贸易外汇监测系统的贸易信贷报告对企业依赖度较高，现场核查发现企业错漏报情况较多，资本项目信息系统统计数据缺失、错误较多。三是各业务系统的指标设置的有效性和科学性有待提高，资本项目信息系统功能侧重于业务办理，系统中异常信息规则侧重于收支超限等业务合规性预警，对主体监管评价整体外汇收支的目标意义不大，宏观上缺乏监测预警指标；货物贸易外汇监测系统的总量核查指标虽实现了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的监测预警，从微观上看，指标针对性不足，对重点监测企业库的核查结果90%以上都是正常，从宏观上看，设定指标也相对简单，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尚未建立。

（三）缺乏对银行金融机构的主体监管。

金融机构在外汇监管方面的特殊地位，与其商业逐利性之间存在必然矛盾，其是否能够切实履行监管职责，直接关系外汇管理政策的实施效果。从制度设计看，由于没有以金融机构为主体的外汇管理法规，对金融机构的监管要求分散于各项规范性文件中；从技术支持看，没有专门针对银行外汇业务风险的控制监测系统，银行数据的采集都是为机构和个人主体监管服务；从实践看，外汇局在对银行监管方面还较多依赖于各类现场核查和现场检查,在检查对象、项目的确定方面难以做到精准定位，现场检查过程中的数据剥离和分析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有时还会出现检查效果与初衷相悖的情况。

四、外汇管理一体化主体监管实践

通过主体监管模式实现跨境关联交易行为的有效监管。由于境内外关联公司关联交易能够提供表面合规的合同与凭证来证实贸易背景，使外汇指定银行和外汇管理部门难以对贸易真实性进行有效评估和认定，监管职能各自为政的监管模式同样难以对复杂的企业跨境关联交易实施有效监管。近年来，国家外汇管理局漳州市中心支局打破经常、资本业务边界，试点主体岗位管理模式，综合柜员岗负责涉汇主体办理所有经常、资本项下等事前审批业务；非现场监测分析岗负责对货物、服务、资本项目等进行日常分析，提供异常线索；现场核查岗根据非现场核查人员提供的异常涉汇主体开展现场核查；事后监督岗负责对综合柜员岗、非现场监测岗、现场核查岗等进行事后监督检查。各岗位间形成了按流程、信息共享、共同监管的管理模式。试点支局通过主体流程监管发现辖区企业可能利用“进口”退汇渠道开展跨境资本运作。实践案例：从货物项下信息看，企业频繁退汇：如2011年5月～2012年6月间，某粮油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A公司”）和某实业有限公司（下称“B公司”）以进口预付货款名义支付给境外某粮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下称“C公司”）累计8笔款项，金额合计折4650万美元（其中A公司2笔，900万美元，B公司6笔，3750万美元）。2011年8月～2012年10月，A、B公司以取消合同为名收到C公司汇入的预付货款退回19笔，金额累计3805.5万美元，其中A公司8笔，900万美元，B公司11笔，2905.5万美元，预付货款退回率高达82%，成交率为0。从资本项下信息看，境内外3家公司关系错综复杂，系家族企业性质的关联关系：A公司和B公司为境内设立的以进口转基因大豆加工豆油与豆粕的外商投资企业，A公司是境内个人在境外设立的特殊目的返程投资企业，同时还是B公司的中方投资人，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父女关系。C公司是A公司经批准在香港投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经营范围为进口大豆、菜籽等粮食原料、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贸易。3家企业循环控股，实际是由具有多重国家身份证明的境内个人控制，最终的实际控制人和运作人均为同一人。结合经常、资本项下信息，非现场监测将线索移交现场核查结果显示：C公司在境外开展与A、B公司进口大豆相关的期货交易，通过期货交易锁定大豆价格，规避国际大豆价格波动风险。因境外C公司从事大豆期货买卖，所需资金极有可能通过贸易渠道进出，而所得收益也可能通过境外公司利润、个人及一般贸易差额退汇等渠道汇回或留存境外。

五、打破经常与资本边界，构建一体化主体监管体系的思路

（一）构建一体化主体监管法规体系。

一要出台《机构外汇管理办法》，修订《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下称“条例”）是外汇管理的基本法规，法律地位最高；《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令，法规地位仅次于《条例》；《货物贸易外汇管理指引》《外债登记管理办法》《外国投资者境内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等法规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制定和，法规地位次于《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因此要从法规体系上构建主体监管框架，首先必须出台与《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平行的《机构外汇管理办法》，该管理办法是实行机构外汇管理一体化主体监管的基础。其次要修订《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细化相应的贸易与资本管理内容，使其更适应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并在上述管理办法》的基础上，出台《个人贸易管理外汇管理指引》等规范个人项下具体业务操作。二要强化对银行的监管，建立银行主体分类监管机制。对银行的监管应包括银行代客业务、银行履行监管职责情况和银行自身业务。对银行代客业务监管要在传统结售汇的基础上，强化对直接或间接产生跨境资金流动的监管，将虽不产生跨境资金流动但与跨境业务相关的金融衍生品的监管，整合分散于经常与资本法规中的银行管理条款。要结合实际，先对银行外汇理财及衍生产品、银行贸易融资产品、银行自身外汇资产负债业务等分项目出台的规定进行规范，逐步积累监管经验，待时机成熟后，进一步整合形成《银行外汇业务管理办法》。要结合银行外汇业务考评办法，建立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通过各类量化指标对银行进行分类，并施以不同的监管措施。监管要侧重引导各银行依法、守信、合规办理涉汇业务,对恶意违法违规行为可采取警告、处罚、暂停业务、取消市场准入或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等手段。

（二）构建一体化主体监管组织体系。

一要按监管流程设置监管组织体系，实现主体业务的集中管理。打破原有的业务管理界限，构建从法规到技术、从组织机构到监管对象统一、全面的主体监管。监管组织体系应按流程分为业务办理部门、非现场监测部门、现场查处部门。业务办理属于前台业务，非现场与现场属于中后台管理。前台业务要注重服务，简化业务办理及材料审核程序；中后台要强化预警、查处与分类管理。在简化前台程序与材料的同时，应明确具体禁止界限，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由于3个部门是按主体业务流程进行监管的，其联系较以往经常、资本分设的监管模式应更为紧密，除了原有的线索、案件移交等单向联系外，还要通过业务集体审议、核查结果反馈等机制，强化流程的统一。二要建立外部信息共享和协同监管机制。加强外汇局与人民银行的信息交流，掌握跨境人民币、结汇人民币去向、机构信贷等信息，实现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流监测；要加强横向涉外管理部门间的联系沟通,增进与商务、工商、税务、海关、司法等部门的联系合作，建立数据交换或定期信息核对机制，全面了解掌握涉汇主体相关信息,提升对主体跨境资金贸易真实性与合理性的判断力。通过部门联动、信息共享、共同制约、监管到位的协同监管机制,营造安全、稳定的外汇资金流动环境。

（三）建立以主体为基础的全口径数据采集和监测系统，科学设置监测预警指标体系。

一要整合系统资源，区分业务办理与后台监测。保留现有业务系统的业务办理功能及必要的合规性指标，如资本金账户、外债流入超限等指标，建立以主体为基础的包括货物、服务、直接投资、外债、境外投资以及主体跨境资金、境内划转、结汇资金去向等在内的全口径资金监测平台，进一步提高监管效率。二要建立科学的监测预警指标体系。要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结合国内实际情况,提高指标的适用性，构建可量化、易监测、相关性原则设置多种类型的预警指标,如单笔大额指标、高频累计指标、货物流与资金流匹配指标、动态和结构指标等；预警指标的设立要具有灵活性，给予不同区域外汇局充分的自主设定权,避免一刀切。三要不断增强外部信息资源的收集与整理。对通过日常监管、信息共享及协作机制等获取的外部信息，要采用合理方式实现系统的收集与整理，使监测数据信息随着监管的推进与深入，实现监管数据的动态良性循环。

（四）坚持“抓大放小”的监管原则，实施对重点主体的全面监测。

外汇管理论文范文篇6

（一）贸易信贷管理效果不够明显。

企业贸易信贷报告数据信息是调整总量核查指标、核算收付汇额度以及外汇局进行非现场监测的重要数据来源。但由于受系统功能等方面因素的影响，管理效果还不够明显，其表现有三点：一是部分核查指标容忍度相对较高。外汇收支规模较大的贸易企业，其贸易信贷、贸易融资规模较大，系统能够容忍的总量差额指标阈值也较高，因此即便企业发生部分金额贸易信贷漏报告行为，总量核查指标仍不会出现异常，在非现场监测中也不易被发现。二是企业报告随意性较大。贸易监测系统目前还没有对报告数据的自动校验功能，对贸易信贷报告结构和期限的限制性设计显得不足。而由于企业报告随意性较大，企业极有可能利用贸易信贷报告粉饰总量核查指标。比如，系统无法识别企业报告收汇申报数据是否为预收货款项下，企业可以将非预收项下收汇数据用于进行贸易信贷报告。三是缺少贸易信贷报告管理监测预警功能。现行监测系统中没有针对贸易信贷报告管理的非现场监测模块，不能实现对企业报告违规行为的监测预警，对于企业迟报告、漏报告、错报告行为，外汇局基本上只能在梳理分析企业差额指标和现场核查中滞后发现。

（二）既隐蔽又自由的关联交易可能造成跨境资金短期内大幅波动。

改革后的货物贸易加强了对关联交易的监管，企业在进行贸易信贷报告时应根据实际情况勾选关联类型，以确定该笔交易是否属于关联交易。但是，这主要依靠企业主动告知，企业是否真实勾选，外汇局很难辨别，关联交易的隐蔽性一定程度上使监管难度加大。通过监管实践发现，超期限、超规模的贸易信贷基本是发生在关联公司之间，基经办人员在进行延期付款报告时，主观无限期延长付款时间，并随时提供具有表面真实性的资料将款项付出，从而造成中长期延期付款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双方资金往来的自由化，极易形成资金短期内的大幅波动，甚至对宏观经济及国际收支形势带来一定的冲击和影响。

（三）管理系统行业差别化管理设计不完善。

货物贸易监测系统的总量差额阈值设定功能可依据地区总量差额、资金货物比和贸易信贷余额等阀值指标，对不同地区实施对应的差别化管理。但当前系统中还没有贸易信贷业务的行业、主体和期限等方面的差别化管理指标设计，所有行业的贸易信贷管理均按普通行业进行义务性报告，对企业单笔贸易信贷金额和期限以及主体贸易信贷余额等重要相关项目未设计对应阈值，系统不能有效地针对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的贸易信贷进行差别管理。

二、加强贸易信贷外汇管理的建议

（一）建立完整的贸易信贷管理制度。

贸易信贷业务属于债权债务范畴，在资本项目管理尚未全面放开下，仍应属于重要的外汇监管内容。因此建议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一是扩大贸易信贷义务性报告范围，统一企业贸易信贷义务性报告标准，将30天以上(不含)的贸易信贷业务全部纳入义务性报告。二是将银行贸易信贷融资业务纳入管理范围，建立银行贸易信贷报告制度，使外汇局得以全面掌握贸易信贷的规模和结构，准确研判外汇变化形势。三是遵循重点监测管理原则，进一步明确企业贸易信贷管理主要范围，比如可确定将超出一定期限、一定金额的交易进行重点监测，以提高外汇局非现场监测效率。四是进一步加强对非正常经营业务企业的贸易信贷管理，如规定C类企业不得办理贸易信贷外汇业务等。

（二）进一步完善现行系统功能，为贸易信贷非现场监管提供系统支持。

一是在系统中增设企业贸易信贷非现场监测模块，设置预警监测指标，实现对企业迟报、漏报行为的自动预警监测功能。二是在系统中增设数据校验功能，在不断细化国际收支申报交易附言、交易资金性质基础上，增加贸易监测系统中“企业报告”模块报告资金性质自动校验功能，对非贸易信贷性质的收付汇数据，系统自动提示无法执行贸易信贷报告业务操作。

（三）通过强化内外和部门间信息资源共享提升监管效率。

进一步加强与资本项目、国际收支等内部监管系统信息资源的共享，利用外汇局内部数据的交叉比对印证，及时、全面地掌握企业间关联关系、经营情况、外汇收支和资金流向，提高监管效率。同时，加强与海关、税务等监管部门的沟通联系，进一步优化部门间信息共享机制，从而突出监管合力，形成对跨境关联交易的全方位监控，有效预防关联公司集中收付汇行为冲击国际收支秩序的风险。

（四）实施贸易信贷差别化规模管理。

外汇管理论文范文篇7

1.1优化前存在的问题

优化前湖南省资本项目外汇管理部门的组织机构设置基本参照上级管理部门组织结构而相应设置，是较为典型的条块化管理模式。该模式在日常业务的开展上有其固有的优势，但是随着外汇管理改革的深入，特别是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的稳步推进和国家行政管理方式的发展，该模式在一些方面已经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弊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内部机构缺乏必要的内部约束监督机制。部门内设综合、投资管理、外债管理三个科，十五个岗位，分别对资本市场业务、投资管理业务、外债管理业务实施监督管理，存在业务条块相对独立，缺乏有效的约束监督机制等问题。各个条块的业务工作，只有事前的审批程序，而缺乏相应的事后监督，各条块业务工作的合规性主要靠审批人员自觉执行内控制度。二是无法满足管理理念转变的要求。随着外汇管理改革的深入，工作重心将逐步由事前审批向事后监测分析和非现场核查转变。优化前为避免“一手清”问题，客观上要求每个科室至少三人，其中投资科在集中年检的时间段还是会出现人手紧张的情况。由于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都集中在日常业务处理上，无法保障监测分析和非现场核查工作开展，“五个转变”的理念难以落到实处。三是难以满足主体监管思路和跨业务的特殊个案处理要求。在外汇管理改革大力推进的过程中，企业对于突破现有政策框架，通过创新融资模式来降低成本费用的动力较强，业务条块交叉的特殊个案明显增多;与此同时，外汇管理部门各业务之间的资源共享程度有限，难以全面把握单一主体的需求，难以对单一主体实施有效评估，容易产生监管与服务的滞后性，难以落实“五个转变”的主体监管要求。

1.2优化的思路与可行性分析

总体思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应用工业工程理念，对资本项目外汇管理业务流程和业务量进行分析，在不增加人员配置和办公资源的情况下，抽调人员专门负责事后监测分析和非现场核查工作。二是解决条块化管理模式下，内部机构之间缺乏必要的监督约束机制问题。三是以主体监管思路为指导，保障业务工作的顺利开展，特别是解决如集中联合年检期间的人手不足问题等。从岗位设置看，湖南省分局资本项目管理处原内设综合科、投资管理科和外债管理科，三个科十五个岗位，处内正式在编人员11名(正副处长各1人)，如下表所示:对岗位进行分析，发现三个科中的岗位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通过合并与重组，以上述三类岗位分类设定科室，即内设业务管理科负责前台业务工作，监测分析科负责事后监测分析、非现场核查与调查研究，综合科负责部门行政工作与内控制度的制定与执行，其岗位设定与职责大致如下：

2.应用评价

外汇管理论文范文篇8

（一）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全面推开，贸易投资便利化大势所趋

2012年8月货物贸易外汇管制度改革全国推广实施，施行近20年的核销制度全面退出历史舞台，2013年资本项目便利化、外债管理、服务贸易等一系列改革进入快车道。改革步入深水区，进一步放松管制，大幅减少审批简化业务流程，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成为大势所趋。

（二）法规清理系统整合理念转变，基层外汇管理转型持续深化

伴随改革深入，各项法规清理工作有序展开，如货物贸易改革共废止了116件与贸易外汇管理有关的规范性文件；服务贸易改革废止了52个文件（含3个与外部委联合发文）；简化外债直接投资管理，取消了35项行政审批。改革后，为了实现实时监测、有效核查、精准打击，国家外汇局总局稳步推进大规模系统整合。新的外汇监管模式，使得对基层监管人员的综合监测分析能力要求不断提高，转型迫在眉睫。为应对新形势下的外汇管理挑战，基层外汇局一系列人员培训、结构调整正在逐步展开，通过配备更加专业化的队伍和不断的培训，基层外汇管理转型持续深化。

二、基层外汇管理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防风险的惯性思维加大了理念转型难度

由于我国在改革初期外汇储备紧缺，国内市场经济十分脆弱，为保障国民经济安全稳定运行，外汇管理长期以来形成了重流出、轻流入；重事前、轻事后的传统管理思维模式。随着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的巨大变化，原有的管理模式和理念已经不能适应。传统的外汇管理理念以“有罪假设”、“正面清单”为主，新的外汇管理理念则转变为“无罪假设”、“负面清单”，管理理念的巨大变化，基层外汇管理人员，尤其是长期坚守在外汇管理一线岗位的工作人员，由于思维惯性，容易出现理念一时难以转变的问题，增加了新的理念转型难度。

（二）机构及人员配备与快速增长的业务规模不匹配

外汇管理改革在便利企业的同时，大幅度增加了对基层外汇局的非现场工作量，随着外汇业务快速增长，机构设置及人员结构同外汇业务规模快速增长不匹配日益明显。以宁夏为例，宁夏涉外经济总量虽然不大，但近年来发展比较快，伴随着“宁夏内陆开放型试验区”、“银川市综合保税区”建设全面推进，对外开放程度将进一步扩大，外汇收支对地方经济的影响日益增强。目前，外汇管理处从事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外汇管理工作的专职人员仅6人，肩负18个岗位的工作，面临日常柜台业务、非现场监测分析和现场核查、银行窗口指导、进行各类理论调研、指导辖内分支机构工作等多重任务。机构及人员配备与快速增长的业务规模不匹配，为基层外汇管理转型带来压力。

（三）现行的外汇监测模式不完全适应日益复杂的市场环境

经过多年努力，国家外汇管理局已经逐步整合各类业务系统，基本上实现了对跨境资金的有效监测。但目前，个别业务系统数据还没有实现完全整合，各个业务系统相对独立，难以实现对涉汇主体跨境收支数据进行全面的分析、甄别。可以说，系统整合及数据利用问题已经成为突破外汇管理方式转变的关键因素之一。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涉外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外汇领域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涉外主体在国内跨地域资金非对称流动，对现有“属地监管”模式已经形成挑战。各基层外汇局只负责对辖区内发生的外汇业务实施监管，难以完整地把握监管对象整体业务运作状况，亟需外汇领域实现跨部门、跨地区合作监管。

三、建议思考

“五个转变”以打破旧有管理模式为出发点，着眼新形势下我国跨境资金监管形势，启动新一轮外汇管理改革，对基层外汇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基层外汇管理部门要抓住各种机遇，努力学习，下大功夫，彻底更新理念，增强政策敏感度，提高发现问题的敏锐性，以适应新形势下外汇管理的需要。

（一）加快机构设置转型

“五个转变”对外汇管理职能进行了重新整合，以监测分析为核心，核查分类为手段。以往一岗多责、博而不专的岗位设置，已经难以满足的要求。再造外汇业务管理流程，推进监管流程精细化，形成较为科学的机构设置，是实现“五个转变”改革目标，提升监管效能的正确方向。具体来讲，当前涉外主体外汇业务越来越丰富，资金呈现多渠道流动，既涉及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等经常项目业务，又有投资、外债等资本项目业务。因而，基层外汇管理局应逐步推进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的整合，形成综合业务、非现场监测和现场核查分类的监管流程，打造专业化的外汇管理团队。对于中心支局及县支局来说，流程再造尤为重要，既解决了人力资源短缺，又实现了干部队伍转型。只有这样才能有望做到外汇管理“专、精、深”，提高打击异常资金跨境流动的准确性。

（二）加快监管模式转型

旧的管理模式主要依靠事前管理、行为管理和其它部门的前置管理。新的管理模式取消了多项前置审批，企业不再需要拿着前置审批的批件办理对外支付或者收汇，极大地便利了涉外主体。随着外汇局各项改革的有序推进，对跨境资金收付主体的监管逐渐转变为事前便利、事后监管；从对逐笔交易的具体监管转变为对交易主体的总量监管。这一巨大变化要求基层外汇局加快监管模式转型，通过加强监测、分析、核查实现资金流入流出的均衡管理。同时，积极尝试搭建横向的地区协作联动监管机制，强化信息共享与监管合作，全面掌握异常涉外主体的业务运作情况，及时发现违规线索，实施精准打击，切实提升“主体监管”效率与效果。

（三）加快人员技术转型

近年来，外汇管理局积极贯彻“五个转变”改革思想，以主体监管为主线，以事后核查为原则，对过去分散的多条线的业务系统进行改造整合，初步建立起统一高效的跨境资金数据采集、监测、分析和预警系统，实现对跨境资金流动的实时统计监测与核查。要求基层外汇管理工作者不能再停留在办理基础业务、简单依靠系统力量查看数据的水平上，而必须认识到监测与核查是未来外汇管理方式转变后工作的两大抓手，监测分析质量决定“五个转变”能否更快实现。因此，基层人员技术转型是关键，应尽快适应外汇管理转型要求，由程序性操作向主动分析转变，由单一监测型向复合分析型转变。努力提升非现场监测分析技能与现场核查能力，从宏观、中观、微观等不同层面分析外汇收支情况，深入挖掘数据之间的内在联系，提高对数据变化的敏感性，加强对数据的管理利用。同时，改进核查方法与思路，探索提高核查效率的方式方法，有效实现监测分析结论向现场核查成果的转化。

（四）加快监管角色转型

外汇管理论文范文篇9

1.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的功能、服务必将多样化。

从目前的发展看，跨境电子商务将实现“七个平台”功能：一是产品展示、宣传平台。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展示产品的特性和功能，宣传企业；二是交易支付平台。通过第三方中介支付、担保支付等方式，确保跨境交易的安全、有序，减轻中外双方企业（个人）的信用成本；三是外汇金融衍生品销售平台。通过与商业银行合作、建立民营银行的方式，跨地区提供金融衍生品服务，有效降低企业购买成本；四是提供第三方质量担保平台。对进出口产品实行质量担保，免去企业、个人的后顾之忧；五是建立外汇理财平台。使外汇理财更接近普通群众，实现藏汇于民；六是建立信用体系平台。通过对交易的信用评价，建立对外交易（包括国内企业和国外企业）信用体系，同时与征信系统实现对接或纳入到征信系统中；七是无限扩展的一站式平台。通过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结合市场需求和长期发展需求，根据需要提供更多的服务，建立一站式平台，极大便利进出口业务发展，促进外汇业务的深度发展。通过多个平台的建设，一是便利企业跨境销售，实现一站式服务；二是免去企业的对外贸易中的很多顾虑和风险；三是可以促进对外电子商务的长远发展。

2.将建立以B2B和B2C为主力，C2C为补充的综合跨境电子商务模式。

由于跨境交易、支付及运输、报关等的特殊性，B2B模式和B2C模式势必成为跨境电子商务的主力。其相对较大的业务量也避免了生产厂家的零售化和碎片化，通过国内商务平台或国际化平台进行交易，通过第三方平台支付中介、保证金、延迟付款等方式确保交易的安全。

3.淘宝模式的C2C跨境电子商务可能成为跨境电子商务的又一增长点。

B2C模式跨境电子商务呈不断增长模式，而作为淘宝的“发家之本”，C2C模式的跨境电子商务，也可能最终成为跨境电子商务的又一增长点，也将使“地球村”的概念真正落到最实处。C2C跨境交易模式同样采用第三方商务平台。C2C模式固然存在交易金额小、没有货物报关、资金流难以监管、货物不易核实、收支和结售汇统计不便等问题。但这一市场需求终究是一个经营增长点，仅仅是因为难管理便不去做属于传统的管理思维，应该是“堵不如疏”，加以引导和合理监管，使其向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使其成为对外经济的又一增长点。

4.互联网金融衍生品可能对传统金融模式产生冲击。

从“余额宝”成为全社会焦点的事例可以看出，互联网金融的许多创新特性势必对传统金融模式产生极大冲击。众所周知，银行外汇业务利润较高，地方外汇业务银行可以“躺着挣钱”。但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兴起，如互联网公司与部分外汇指定银行合作，通过网络以较低的服务费用在全国范围内提供外汇业务服务，势必会吸引大批中小进出口企业客户，也必然会带来一些监管难题和操作风险。

二、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对外汇管理带来的挑战

1.网络金融对旧有的“属地管理”和地方数据统计是一大挑战。

比如说某市某企业办理进出口收汇，原本在本地市银行办理，国际收支申报，业务办理行都在本地，如今通过互联网平台，以较低的成本在浙江杭州某外汇指定银行办理，国际收支申报如由主体申报，则应申报在该市，而业务发生行在浙江杭州，难以进行国际收支核查，而对本地的数据统计，也带来一定误差。

2.互联网金融对业务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是以互联网为平台，可以更容易地寻找交易方，但交易方为外方，其资质、真实情况、该国政治、经济环境、可能出现的风险等，应值得关注；二是业务中出现违约、紧急变化的应急处理，因为外方的法律法规、执行标准等不一，对执行、仲裁造成一定的困难；三是互联网交易中外方企业、个人是否纳入到信用体系，还是作为信用参考，其真实性审核如何实现等问题，应值得关注。

3.对外汇反洗钱、违规查处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便利性极强的互联网渠道可能带来的洗钱、虚假交易等形式更为多样，对其真实性的审核、监测和检查，也应当未雨绸缪。

三、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外汇政策的改革方向

1.加强外汇管理“大数据”建设。

一是以主体为单位，将所有外汇数据集中统一汇总查询或者“分散存储，统一调用”，使外汇业务监管更加全面化；二是对外汇数据进行广泛采集，集中计算预测，发现规律，作为外汇主体监管的一个重要参考。

2.坚持“主体监管”原则。

对“属地管理”采取灵活与统一的方式，对国际收支等系统进行升级，不论企业在那里办业务，在统计数据中以属地为统计单位，同时显示办理地区，一方面便于统计和核查，另一方面也便于核对不同统计口径的误差。

3.与商务部、公安部、海关加强合作，多位一体，对国际贸易平台的安全性、真实性提出标准，同时加强非现场监测。一方面确保新事物对国际贸易的巨大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加强风险控制，确保不出现系统性风险。

4.对B2C、C2C跨境电子商务适当放宽限制。

放宽B2C、C2C跨境收付汇、结售汇限制，并加强监管，引导其通过合法的方式发展、壮大。

5.对互联网外汇服务金融衍生品应适当引导，加强风险监测。

外汇管理论文范文篇10

1994年初，中国加大了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力度，实施了“银行结售汇制、汇率并轨、建立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等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并于1996年11月取得阶段性改革成果——顺利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基本吻合，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高度评价。近几年，中国外汇管理体制又进行了新的改革，制订和出台了一系列新的举措，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近几年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做法

1.确立了对资本项目进行管理的新方针

1996年11月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后，中国外汇管理原则及其内容相应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可兑换前的侧重于外汇收支范围的严格审批转为对交易真实性进行审核，外汇管理的方式由事前管理、直接审批改为事后监督、间接管理的模式。这就是说，凡是经常项目下的交易，只要单证齐全、真实可靠，就可以不受限制地对外支付货款及运、保、佣费用。按照国际常规和改革顺序，一国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后，应继续进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改革。不过，中国并没有急于求成。鉴于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等发展中国家脱离实际，过快开放资本项目造成外汇流失、频繁发生金融危机的事实，中国审时度势，适时提出对资本项目进行管理的新方针，并在1997年1月14日新的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中进行了明确规定：“国家对经常性国际支付和转移不予限制，……对资本项目外汇进行管理。”在市场机制不健全、外汇资源相对稀缺的条件下，中国作出对资本项目进行管理的决定，无疑是正确的和及时的。随即而来的亚洲金融危机证实了这一点。

2.构建宽松的外汇环境

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为中、外资企业及个人创造一个良好的外汇环境，促进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顺利进行。本着这一原则，近几年中国外汇管理当局努力抓了这样几项改革：一是于1997年1月1日起，开始进行远期银行结售汇试点，为企业提供规避汇率风险、降低交易成本的保值手段；同年10月15日，允许符合一定条件的中资企业开立外汇帐户，保留一定限额经常项目外汇收入。二是增加外汇管理的透明度、公开性。1999年5月28日，中国外汇管理当局开通了国际互联网网站，内容包括全部现行外汇管理法规、业务操作指南等。三是各地外汇管理部门努力提高服务水平，不断探索，开办了“红色通道”、“首问负责制”、“免费咨询电话”等新的服务项目，为中、外资企业和个人提供优质服务。四是在个人因私用汇方面，也在真实性需求的基础上逐步向便捷宽松的方向发展。1994年个人出境旅游只能换购60美元，1996年提高到1000美元，1997年再次提高到2000美元。五是于2001年初允许中国境内居民从事B股投资，为国内持有外汇的居民提供了新的投资渠道。

3.完善外汇市场建设

1994年4月4日，设在上海的全国统一的外汇市场——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正式运行，从此中国外汇市场由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外汇调剂市场发展到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银行间外汇市场的新阶段。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以卫星和地面通讯网络为媒体，通过计算机网络形成覆盖全国37个分中心的外汇交易联网系统。各交易中心主体是银行，各银行的交易员每天通过网络进行结售汇头寸交易，为银行提供交易、清算服务，保证结售汇制度下外汇资金在全国范围内的合理流动。为了进一步完善外汇市场建设，1996年12月2日，中国颁布了《银行间外汇市场管理暂行规定》，就银行间外汇市场组织机构、会员管理和交易行为等作出规定。1997年2月12日，中国又决定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与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为一套机构、两块牌子。1998年12月1日，中国外汇管理当局宣布取消外汇调剂业务，并相应关闭各地外汇调剂中心，全部境内机构的外汇买卖包括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买卖均纳入银行结售汇体系中，使银行间外汇市场更加统一规范，进一步发挥对外汇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4.积极推进金融业的对外开放

1981年，中国批准设立了第一家外资银行——南洋商业银行蛇口分行。1985年，中国允许在厦门、珠海、深圳、汕头和海南5个经济特区设立外资银行。1990年，为配合浦东开发，中国批准上海对外资银行开放，1992年，中国批准大连、天津、青岛、南京、宁波、福州、广州等7个城市对外资银行开放。但总的来看，金融对外开放的步伐较为缓慢。从1996年起，中国加快了金融业对外开放的速度，1996年12月2日，中国允许设在上海浦东、符合规定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试点经营人民币业务，并同时颁布了《上海浦东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暂行管理办法》。1997年1月，中国首次批准上海的9家外资银行迁址浦东并经营人民币业务。1998年8月12日，中国又宣布允许深圳外资金融机构试点经营人民币业务。1999年6月，中国批准25家外资银行开办人民币业务，其中上海19家，深圳6家。1999年7月17日，中国批准扩大上海、深圳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范围。从地域范围上，上海扩大到江苏、浙江，深圳扩大到广东、广西和湖南；增加了外资银行人民币同业借款业务；放宽人民币同业拆借限制和人民币业务规模；允许同一家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分行之间自由调拨人民币头寸。由于中国不断采取有效措施加强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软环境建?瑁佣繁A艘庾式鹑诨构ぷ鞯乃忱埂?/P>

5.建立健全国际收支申报、监测体系

国际收支申报、监测体系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它能够全面反映一国与世界经济交往状况及外汇供求状况，在世界范围内成为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是否正常、外汇储备与外债规模是否适度以及汇率水平是否合理的重要依据，同时也具有预警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作用。1980年，中国开始试编国际收支平衡表；1982年起正式编制国际收支平衡表。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与国际标准接轨，提高国际收支统计申报质量，从1996年1月1日起，中国开始实行国际收支申报制度。1997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开始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的原则进行编制公布。2001年开始按半年期试编国际收支平衡表。至此，中国基本建立和健全了国际收支申报、监测体系，有力地促进了国家宏观监测系统的加强和完善。

6.进一步完善外汇管理法规体系

1996年底，中国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后，中国外汇管理当局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对建国以来的外汇管理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1600件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对47件法规的部分条款进行了修订，其中包括1997年1月修改后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使外汇管理法规更加系统、规范，符合实际需要。近几年，中国外汇管理当局又根据经济金融形势发展的需要，制订出台了一系列新的外汇管理政策法规，为净化外汇环境、打击不法行为、鼓励出口等作了法律上的铺垫。这些法规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完善资本项目管理的政策法规。1997年7月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为了加强资本项目管理，保持中国经济金融稳定，中国外汇管理当局颁布的重要政策法规有《银行外汇业务管理规定》、《境内外汇帐户管理规定》、《离岸银行业务管理规定》、《经常项目外汇结汇管理办法》、《外债统计监测实施细则》等，旨在区分经常项目收支，限制游资的流入，加强对借用外债的宏观调控和及时准确掌握中国外汇外债的统计监测数据。二类是打击非法外汇资金流动、保证合法外汇资金需求的法规。1998年受各种利益驱动，骗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势头愈演愈烈，扰乱了国内金融秩序。在此种情况下，中国外汇管理当局会同有关部委联合制订颁布了《关于骗购外汇、非法套汇、逃汇、非法买卖外汇等违反外汇管理规定行为的行政处分暂行规定》等法规，狠狠地打击了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稳定了中国外汇秩序。三类是鼓励出口和利用外资的法规。1998年5月到1999年6月，中国外贸出口增速处于低迷状态，对外筹资能力也受到影响，为改变这种不利局面，从1999年初到2000年，中国外汇管理当局独立或会同有关部委，制订出台了《出口收汇考核办法》、《关于简化境外带料加工装配业务管理的外汇通知》、《关于改善外汇担保项目下人民币贷款管理的通知》、《出口收汇核销试行办法奖惩条例》等法规，支持扩大出口和利用外资，保证中国国际收支稳定和健康。

二、改革的主要成效

1.抵挡住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

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从泰国开始，金融危机很快席卷马亚西亚、印尼、菲律宾、韩国等国家和地区，沉重打击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金融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考察这次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因，不难发现这与泰国等国家和地区过早开放资本项目不无关系。泰国等国家和地区为加快经济发展和吸引外资，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放弃对资本项目的管理，造成国际短期投机性资本长驱直入，以证券资本、投资于房地产等形式，流进流出，投机造势，套汇套利。当国际形势出现动荡时，这种短期投机性资本便大量抽逃，与这些国家和地区不景气的出口形势、大量银行呆、坏帐及居高不下的外债等不利因素，共同作祟，终使这些国家和地区多年的经济发展成果毁于一旦。反观中国，在这场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却牢牢地站稳了脚跟，取得了先手。这固然与中国良好的经济金融形势有关，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未雨绸缪，确立了对资本项目进行管理的外汇工作方针，将国际短期投机性资本挡在国门之外，使其无隙可趁。同时，中国工农业发展势头良好、进出口形势基本稳定、外汇储备充足、外债适中并结构合理，使人民币汇率一直保持稳定。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成功化解危机冲击，并在危机期间坚持人民?也槐嶂担俳鼙吖揖玫母此眨毡楦枇顺浞挚隙ā9驶醣一鹱橹谝环葑芙嵝员ǜ嬷兄赋觯骸罢且蛭泄谖；胁扇〉母涸鹑蔚暮旯劬谜撸又涫档耐饣愦⒈浮⒔洗蟮墓适罩巢睢⒍宰时菊驶ё杂苫扇〗魃鞯奶群图绦平母锏拇胧攀怪泄冉纤忱囟晒吮敬窝侵藿鹑谖；！?/P>

2.提高了企业出口创汇和外商投资与个人对外交流、投资B股的积极性

近几年，中国外汇管理当局不断采取措施，为中、外资企业和个人营造宽松的外汇环境，对扩大中、外资企业出口和个人对外交流及投资B股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中、外资企业出口方面看，由于采取了规避汇率风险的远期银行结售汇试点、允许符合一定条件的中资企业保留一定数额的经常项目外汇收入、增加外汇管理透明度及提高服务水平等措施，大大地提高了中、外资企业出口创汇的积极性，使近几年中国出口创汇形势基本良好，并呈逐年上升的态势。据统计，1997年至2000年，中国外贸出口额分别为：1827.0亿美元、1838.0亿美元、1949.0亿美元和2492.12亿美元，其中每年约有35％—45％的出口额为外商投资企业贡献。从外商投资方面看，近几年形势基本稳定。外商并没有因亚洲金融危机而影响对华投资的积极性和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1997年至2000年，中国实际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金额分别为452.57亿美元、454.63亿美元、403.19亿美元和427.98亿美元。从个人对外交流方面看，中国外汇管理当局不断扩大个人购买外汇数额，使得近几年中国居民出境旅游、留学、探亲成倍增长。从个人投资B股方面看，尽管中国向境内居民开放B股交易时间较短(2001年初开放)，但从目前形势看，从事B股交易者十分踊跃。据证券部门?泄刈腋軧股流通市值(约60亿美元—80亿美元)估计，当前个人投入B股交易的外汇资金约达100亿美元左右。现在中国居民的外汇存款已达770亿美元，B股交易前景十分广阔。

3.保证了人民币汇率的统一和国家宏观调控

近几年中国外汇市场改革的成效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统一了人民币市场汇率。1998年底取消各地外汇调剂中心，将外商投资企业纳入到银行结售汇体系中后，彻底统一了人民币汇率，人民币汇率主要由外汇市场供求关系决定。汇价的统一不仅有利于中、外企业的经营和进一步利用外资，同时也使中国在汇率方面比较符合国际规范。二是有效保证了外汇资源的合理配置。通过统一的中国外汇市场，外汇资金可以在不同地区和银行之间合理流动，可以及时解决在办理结售汇业务中出现的外汇头寸的不平衡。据统计，在1998年12月取消外汇调剂中心后的1999、2000年，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共成交600多亿美元，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三是有利于中央银行宏观调控。外汇市场的彻底统一，使外汇领域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宏观调控机制。中央银行可以在外汇市场进行公开市场操作，平抑汇价，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为国民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4.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入世”谈判

在中国长期的“入世”谈判中，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是一项重要内容。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一国若想参加该组织，除了在工业、农业、进出口税收等方面向组织内的成员国敞开大门和作出减让外，而且在金融、保险、运输、通讯等服务业方面也要向该组织的成员国开放。近几年，中国人民银行包括中国外汇管理当局，为了配合“人世”谈判，积极采取措施，坚定不移地推进金融开放，不断放宽外资银行设置的标准、地域及业务范围，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入世”谈判，使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金融开放的进程基本满意。据统计，从1996年到2000年，中国新批外资银行机构达70余家，相当于前15年引进外资银行机构总量(132家)的1／2。

5.为监测、预警中国经济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外汇管理当局于1996年起建立的国际收支申报体系，摒弃了依赖各行业主管部门收集信息的做法，引入了新的数据采集方法，即采用了交易主体申报制，将直接申报与间接申报、逐步申报与定期申报有机结合起来，克服了行业统计的弊端，从而保证了中国国际收支数据的质量。特别是1997年在金融机构进行国际收支申报的基础上，增加了直接投资、证券投资、金融机构对外资产及损益、汇兑等四项申报内容后，使得中国国际收支申报体系变得更加完善，基本包括了中国境内所发生的一切外汇收支。进一步讲，从国际收支申报体系的产品框架看，它不仅能编制国际收支平衡表，而且为日后编制国际投资头寸表创造了条件；它不仅能编制按部门、行业、企业属性、交易国别、币种等分类进行划分的补充表格，而且能为现有的结售汇统计、出口收汇和进口付汇、外债统计等提供重要的核对及必要的信息。中国国际收支申报体系的完善，其监测、预警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作用日渐显现。如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外汇管理当局一方面密切注视国际金融市场的走势和爆发危机国家、地区等情况，一方面通过国际收支申报体系认真分析和研究中国经常帐户收支、资本和金融帐户收支、外债情况、外汇储备变化等情况，准确地作出判断，并及时向中国政府报告，供政府决策参考，为政府制定预防和化解亚洲金融危机的措施服务。根据中国外汇管理当局网站提供的1997年和1998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可见，在亚洲金融危机最严重的这二年中，中国进出口形势基本稳定，分别获得了416。88亿美元和466.13亿美元的货物贸易顺差，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分别为452.57亿美元和454.63亿美元，外债余额分别为1309.6亿美元和1460.4亿美元，没有超过国际警戒线(20％)，外汇储备余额分别为1399亿美元和1450亿美元。可以说，中国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之所以处乱不惊，应对措施得当，与新建立的较为完善的国际收支申报体系提供的准确、真实的信息数据密切相关。它为监测、预警中国经济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6.保证了外汇管理向法制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近几年，中国出台的关于加强资本项目管理、打击逃汇、骗汇、非法买卖外汇及鼓励出口、利用外资的一系列外汇管理法规，不仅进一步完善了外汇管理法规体系，同时也为外汇管理工作正常、有序开展奠定了法律基础，保证了外汇管理向法制化、规范化方向发展。以1998年中国外汇管理当局会同其他部委制定出台的《关于骗购外汇、非法套汇、逃汇、非法买卖外汇等违反外汇管理规定行为的行政处分暂行规定》为例，就起到了打击非法外汇资金流动、保证中国经济金融稳定的巨大作用。1997年下半年开始，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外形势变化导致市场预期转变，资本流出的动机增强，黑市上美元兑人民币汇价一升再升。一些不法分子和企业出于走私、骗税等目的，想方设法骗购外汇，非法截留、转移和买卖外汇，使中国外汇收支形势变得趋紧。1998年1—7月，中国外贸顺差276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商投资240亿美元，但同期国家外汇储备仅增加7亿美元，“外贸顺差外汇不顺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整体经济的安全运行。而用于支付走私款的骗购外汇增加，又进一步加剧了非法走私活动的蔓延，干扰了国内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在这种不良形势下，中国外汇管理当局一方面会同有关部委制订出台了打击骗汇、逃汇、套?愫头欠蚵敉饣愕姆ü妫环矫嬉婪ɑ嵬泄夭课越诟痘阋滴窠辛俗ㄏ罴觳椋远嘀质址ǖ钠阈形辛俗凡椋诩涔膊槌黾俦ü氐?3800多份，涉及骗汇金额高达110亿美元。实践证明，通过上述法规和措施，有效地打击了非法骗汇、逃汇、套汇及非法买卖外汇的势头，维护了中国外汇收支的稳定。1998年下半年中国外汇储备开始恢复正常增长，1999年全年增加了97亿美元，到2000年底，中国外汇储备达到1655.74亿美元，从基本面上保证了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继续保持稳定。

三、今后改革取向

1逐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

2001年11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世贸组织)，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虽然汇兑制度不直接在WTO协议之内，但加入WTO事实上会产生部分资本项目的开放，也会强化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内在需求。特别是在金融市场对外开放逐步成熟的时候，一国货币不可自由兑换是难以适应的。因此，中国今后的外汇管理方针应该是逐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和借鉴工业化国家和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的成功经验，中国开放资本项目应采取循序渐进、先易后难的策略，大致应当按照以下的顺序进行：(1)在长期资本流动方面，可先放松直接投资的汇兑限制(包括外商来华投资和国内企业的对外投资)，然后逐步放松对证券投资和银行贷款的汇兑限制。其中股票交易的限制可以先行放宽，而带有衍生产品性质的交易应当最后解除限制。(2)在短期资本流动方面，对贸易融资可以较早地解除限制，对于短期资本交易应最后解除限制。(3)针对不同的交易主体(如自然人、企业和金融机构)，考虑到自然人和企业的资本交易流量相对有限，可以先放松对他们的汇兑限制，最后解除对银行、投资基金用于贷款和投资的汇兑限制。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中国融人世界经济的最重要标志，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其他配套改革必须加紧进行，如加快人民币汇率机制建设，形成合理汇率；积极推进人民币利率市场化，发挥利率调节资本流动的作用；增强中央银行监管和调控能力，维护中国金融稳定和抑制资本流动风险；加快中国工农业改革，保持良好的国民经济运行氛围等等。

2.推行比例结汇形式的意愿结汇制

中国目前实行的是较为严格的银行结汇制，即绝大部分国内企业经常项目下的外汇收人必须按官方汇价全部卖给国家；外商投资企业的经常项目收汇则保留一定的限额不结汇。此种银行结汇机制显然不利于进一步构建宽松的外汇环境，不利于真实反映人民币汇率水平和国内外汇供求关系，不利于中国企业增强汇率风险防范意识，不利于中外合资企业平等竞争，也不利于调动中、外企业创汇积极性。因此，中国今后进一步构建宽松外汇环境的重点应该放在逐步实行意愿结汇制方面。目前中国可以选择比例结汇的意愿结售汇制改革方式。其具体做法可以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国家可以根据不同时期宏观政策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确定一个结汇比例。此比例可以依据外汇储备量的增减进行调节，结汇比例越低，则意愿结汇程度越高。第二层次，外汇银行根据国家公布的结汇比列，对国内企业的每一笔贸易、非贸易外汇收入进行按比列结汇。第三层次，批准所有企业开立现汇帐户保留现汇，帐户内外汇可以用于进口支付、临时结汇、进入外汇市场，或进行外汇远期买卖、期权交易等规避汇率风险操作。中国取消银行强制性结汇制，代之以比例结汇的意愿结汇制，可以降低中、外资企业的经营成本，有利于进一步调动中、外企业创汇的积极性和平等竞争，同时也可以把外汇资产的储存和风险分散到千家万户，而不是由中央银行一家承担，减缓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改善外汇的供求，促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合理完善。当然，今后随着中国宏观调控手段的不断建立和完善，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逐步实现，结汇比例的不断提高，中国结汇制度将会最终过渡到意愿结汇制的形式。

3.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外汇市场

中国外汇市场经过近20年的改革和建设，到目前为止已初步形成统一的全国性的外汇市场，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和发展。但客观地看，目前中国外汇市场应该说还处于初级阶段，与国际外汇市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是：在交易性质上，中国外汇市场还只是一个与现行外贸外汇体制相适应的本外币头寸转换的市场，并非具有现代市场形态的金融性外汇市场；从市场公平上看，现行外汇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的、供求关系扭曲的市场(这主要是指强制性的银行结汇制)；从交易内容和品种上看，单一偏少。目前主要是人民币对美元、港元、日元的即期交易，缺乏远期外汇交易、外汇期货交易等其他交易品种；从市场形式上看，只是交易所形成的有形市场，而非现代无形市场形态；从对外交流上看，与国际外?亡市场基本隔离。由于现阶段中国外汇市场存在上述种种不足，结果导致许多负面问题，如难于形成合理、均衡的人民币汇率，中央银行经常被动人市干预、敞口收购溢出外汇，不利于提高中、外企业创汇积极性等等。所以，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外汇市场已成为当前中国外汇市场改革的主攻方向：一是在交易性质上实现向现代市场形态的金融性外汇市场转变，完善市场组织体系，其中以外汇银行、企业为市场交易主体，实行竞价?灰祝醒胍型顺鼋灰字魈逦恢谩6侨∠恐菩砸薪峄阒疲笠嫡嬲斡胧谐〗灰咨ㄇ逭习H欠岣煌饣憬灰啄谌莺推分郑炫吩缺抑致蚵簦愎谕饩米橹酝饣阕什啾抑止钩傻男枨蟆A硗猓筛莨适谐」呃椭泄笠涤胍泄姹芑懵史缦盏氖导市枰煸镀谕饣憬灰住K氖峭晟浦醒胍惺谐「稍せ疲谥醒胍卸酝饣闶谐〉母稍ぶ校×考跎俣匀嗣癖一懵实闹苯有姓刂疲市砥浒凑帐谐」┣笞纯鲎杂筛《N苊馊嗣癖一懵实拇蠓ǘ醒胍锌赏ü⑺蚱阶蓟鸬陌旆ǎ攵匀嗣癖叶悦涝亩唐诨懵剩谕饣闶谐〗屑浣拥骺兀佣谷嗣癖一懵饰榷ㄔ谀勘昵段凇N迨峭平谐〉奈扌位ㄉ瑁】煊牍释饣闶谐〗庸臁R欢贤晟频缱咏灰紫低常芯抗实缱泳偷姆⒄梗怪泄耐饣憬灰紫低秤牍式庸欤瞎释饣闶谐〉墓嬖颍⒂肱υ肌⒙锥亍屠琛⒍┑戎墓释饣闶谐〗⒒锇楣叵担贫泄饣闶谐〉亩酝饪拧?/P>

4.扩大中国金融业的开放程度

中国加入WTO，意味着中国金融开放将呈现全方位态势。按照中国与WTO成员国达成的协议，在今后的5年内，中国将向外国金融业开放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在银行业方面，协议明确规定，“5年内允许外资银行全面开办人民币业务，同时取消地区和客户限制。”因此，从外汇管理角度考虑，目前必须加快研究开放银行业的问题。这主是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放宽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条件，并简化审批手续。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第二章规定：外国银行在中国申办外资银行或分行，须在提交设立申请前一年末总资产不得少于200亿美元和100亿美元，在华最低注册资本要为2亿元人民币等值的自由兑换货币；另外申请手续繁琐、批复时间较长，这些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外国银行来华申办银行的积极性。为了保证中国引进外资银行工作的正常进行，中国应适当降低外国银行的资产要求，并简化申办手续，限期内批复。二是尽快向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和服务对象。2001年11月13日，中国宣布在今后4年内分5批向上海、深圳等20个城市的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5年后全部放开。在服务对象上，从2002年1月1日起，允许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为中资企业提供人民币业务，5年后允许其提供零售业务。因此，中?饣愎芾淼本钟Ω冒凑展业某信担】旃岢孤涫担险娌际鹗凳凑杖嗣癖移笠荡婵钜滴瘛嗣癖掖⑿畲婵钜滴瘛嗣癖掖钜滴竦目潘承颍】煜蛟诨乃型庾室腥婵湃嗣癖乙滴窈头穸韵螅弥小⑼庾室姓驹谕黄鹋芟呱峡挂滴窬赫餐俳泄梅⒄埂H桥μ岣叨酝庾室械募喙苣芰退剑哟罂萍纪度撕腿瞬排嘌⒑徒∪喙芊ü嫣逑担繁6酝庾室械募喙苤柿浚ぶ泄鹑诎踩?/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