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金融建设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政府在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国家之间贫富差距扩大、逆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结合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国内背景而提出的。倡议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打造成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横跨亚欧大陆的中间地带，总人口约占全球的63%，而经济总量仅占29%。其中，许多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资金、技术、人才缺乏成为阻碍这些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制约社会经济合理发展的重要原因。在现有的国际金融秩序下，“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经济发展存在着严重的金融供需矛盾。“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者，在原有的国际金融框架下进行增量调整，将资金供需双方联通，实现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亚投行是我国政府发起、主导并建立的第一个国际开发银行。在上述背景下，亚投行能否解决“一带一路”沿线资金富裕和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矛盾？能否在改善基础设施现状的同时，实现中国的金融崛起？其遇到的挑战应如何克服？本文将针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金融供需矛盾

（一）基建资金的巨大缺口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基础设施供给严重不足。交通基础设施欠缺已经成为制约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给当地人民的正常生活带来难以克服的困扰。例如，因为没有道路，乌兹别克斯坦人民在境内运输货物需要从他国穿行。这些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将会阻碍国内物资和人才等有形资源的自由流动，甚至还会制约信息和资金等无形资源的高效配置，又反过来影响经济增长，由此形成一个在本国国内难以快速、有效破解的恶性循环，从而使这些国家面临社会经济发展停滞不前、长期低水平徘徊的态势。要打破僵局可以从外部借力，比如从国际金融机构或外国政府等外部借款，通过外部力量打破现有平衡，为经济注入“新鲜血液”，刺激社会经济产生应有的活力。但是，目前国际性金融机构对此提供的贷款远远不够。以“一带一路”沿线的亚洲地区为例，据亚开行预测，2010年至2020年，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每年约需7300亿美元，而亚开行在2012年和2013年分别只投放了92.84亿美元和101.86亿美元的贷款（王达，2015），其他国际性金融机构对亚洲地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的贷款更是微乎其微。由此可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巨大。（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外汇储藏量。巨大，但利用效率低下“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是全球最大的外汇储藏地。据统计，截至2018年第一季度，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前十大经济体除了瑞士、巴西之外，其余8个经济体均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其中，中国以3.16万亿美元，日本以1.25万亿美元，分别位居第一、第二。丰富的外汇储备有效调节了本国的国际收支，保证国际支付顺利进行，可以适时地干预外汇市场，保持本币汇率稳定，提高抵抗金融风险能力。同时还能够维护国际信誉，提高本国对外融资能力。但与此同时，过多的外汇储备也可能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比如，加大本国通胀压力会影响本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导致经济增长动力结构不均衡，不利于实现经济增长向内需主导型模式转变。增大本国货币升值压力，不利于对外贸易顺利开展，引起流动性过剩，降低了银行资金使用效率，加剧经济结构失衡，提高了机会成本，加大了资金收益风险。一般来说，外汇储备丰富的国家通常会使用外汇购买以美元计价的海外资产以达到保值目的。其中，安全性高和流动性强的美国国债是符合投资要求的选择，但其收益率非常低下，极大低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金价格，导致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提高。另外，由于美元超发，购买美国国债存在贬值压力，实现保值也并非易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以牺牲资源和能源换取的外汇资源并没有为整个区域经济地发展补充动能，也没有成为本区域经济发展的发动机。相反，通过美元回流，长期为美国经济输血，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成本非常低廉的资金支持，透支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后劲，造成了经济的“虚胖”——外汇富裕与经济水平低下的矛盾。（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缺少基建领域融资的组织者。由上文分析可以看出，“一带一路”沿线不缺资金，也不缺项目，而是缺少将资金供给方和需求方联通起来的、强有力的组织者。这个组织者要求经济实力雄厚、外汇储备充裕、区域动员能力强大。经济实力雄厚是担任融资组织者最基本的要求，因为这个拟成立的组织是商业性的经济组织，必须要有足够的经济保障，以树立牢固的信心，吸引他国共同参与。外汇储备充裕要求这个组织者对外支付能力强，海外资产配置潜力大，能够在全球进行投资、建设和购买。区域动员能力强大要求这个组织者在区域内具有良好的口碑和一定的威信，能够较好地和不同国家和民族进行对话协商，比较娴熟地调解不同民族、宗教和党派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目前在亚洲地区能够基本符合这一条件的区域性金融机构主要是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开行），但亚开行与世行等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类似，其主要扶持重点并非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由此可见，“一带一路”沿线在这一领域的国际金融扶持力度不足。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趋势下，“一带一路”沿线需要一位强有力的组织者，适时响应目前国际金融秩序中长期被忽视的发展诉求，将资金供需双方联通，实现储蓄向基础设施投资的转化，达到“一带一路”沿线金融资源支持“一带一路”沿线经济发展的目的。

三、亚投行推动“一带一路”金融建设

在“一带一路”沿线，我国能同时满足以上三个基本条件，并且还具有改革开放40年以来在基建领域积累的经验优势。我国发起成立的亚投行能够缓解“一带一路”沿线资金富裕和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矛盾，能够聚拢沿线资金形成强大资金池，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满足沿线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落后的迫切金融需求。截至2018年12月，亚投行已经为13个国家的31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提供了超过60亿美元的贷款（刘一静，2019）。亚投行在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提供金融服务的基础上，一定程度上完善了现有国际金融秩序中的薄弱环节，有序推动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逐步提高了我国参与制定国际金融秩序的话语权。（一）在一定程度上完善现有国际金融秩序中的薄弱环节。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主要是由地理位置偏僻、交通闭塞等客观区位条件引起。因此这些国家要摆脱现状，首当其冲的是提高互通能力，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加强区域内的互联互通，促进生产要素自由高效流动。这也是目前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一贯扶持的领域，但是其所占比重越来越小。目前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更加倾向于为具有提高教育水平、改善环境质量、节能减排、消除疾病、推动性别平等等项目服务，并且附加人权改革、开放市场、控制财政赤字等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贷款条件。而发展中国家更为紧迫的是使民众获得生存权利和维持正常生活的基本经济权利。政府在民族产业基本无竞争可言的情况下，通过重点扶持和适当保护使其获得健康发展的时间和空间。然而，这一诉求在现有的国际金融秩序下是难以实现的，由基建设施落后引起的社会经济发展硬伤在目前的国际金融秩序下难以有效愈合，现有的国际金融秩序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而亚投行的市场定位恰好就是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提供金融服务。基础设施的高质量发展和适当超前建设是我国经济能够快速发展的重要经验，我国已经成功验证了这一点。现在我国有实力和能力将这一做法和相关经验推荐介绍给与我国过去社会经济相似的国家和地区，帮助其弥补长期以来阻碍社会经济进步的发展短板，打破其经济发展的静态死循环，为其提供发展动力。（二）能够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通过研究英镑、美元、日元的国际化进程，不难发现一国货币的国际化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对外经济活动（刘洋和刘谦，2015）。大规模的资本和商品对外输出带来本国货币在支付、结算和计价方面的广泛使用，进而形成一种习惯，同时也促进其成为一种国际储备货币。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能够形成大规模的对外投资建设，尤其能够带动大量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在此过程中，亚投行作为中国主导建立的国际性开发银行，以其最大股东的优势，可以建议相关国家选择以人民币作为主要对外支付、计价和结算货币，使其能够享受到使用人民币带来的各种交易便利和经济节约，享受良好的使用体验，逐步促成其养成一种使用习惯。另外，亚投行还可以在国际市场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证券，通过一系列的措施，逐步扩大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使用，减少美元汇率波动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同时降低国际金融市场等外部冲击的影响力。目前人民币已成为全球储备货币，亚投行可以倡导和鼓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加大人民币储备的份额，促使其形成更加多元化的外汇储备政策。（三）提高中国参与制定国际金融秩序制定的话语权。目前国际金融秩序主要由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主导，代表发达经济体的意志。在对被援助国家进行资金扶持的同时，往往输入了某些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内容，要求受援国出让一定的政治或经济自主权来换取经济发展资源（Kilby，2013）。因此，有些发展中国家对国际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援助计划存有疑虑。另外，现有国际金融秩序往往忽视了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型国家的崛起，尚未充分认识到新型国家在国际金融事务中的作用与影响。以美国主导的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例，金砖五国加起来的投票权比美国分别低2个和6个百分点（寇佳丽，2017），尤其是一票否决制更是赋予了美国独断专行的权利，新型经济体缺少发声机制，不能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亚投行的成立将能弥补这一遗憾，亚投行是一个由新型经济体国家发起、成立并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能够站在发展中国家的角度，为“一带一路”沿线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其基础设施建设，非常务实地针对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紧迫问题进行援助，提高了资金利用效率，也有力地支持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亚投行没有设置一票否决权，将投票权合理地在区域内和区域外进行分配，给予发展中国家充分的表决权，这一做法使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甚至在国际社会均获得良好口碑，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截至2019年4月，亚投行已有97个成员国，成员国中既包括发达经济体，也涵盖了众多欠发达经济体。中国在参与制定国际金融秩序中的话语权因此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

四、亚投行在推动“一带一路”金融建设中存在的挑战

（一）基建项目的融资特点要求亚投行具备强大的资金动员能力。基建项目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往往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建设经营主体通常为政府，项目在审批、开发、评估、管理、运行等程序方面比私人项目复杂，存在政治博弈；二是具有基础性特点。良好的配套，如道路、供水、供电等，是其他产业发展的先决条件，是人民幸福和社会进步的基本物质保证；三是具有无法贸易的特点，不能像其他产品或服务可以直接从外地或国外引进，还需要本国生产要素的大力参与。因此，基建项目融资就比其他一般私人项目更加复杂和困难，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一是基建项目建设周期长，很多项目需要10年以上的建设周期；二是融资数额巨大，比如机场、港口、高铁等基建项目都属于资本密集型项目，投资数额动辄十几亿美元；三是投资回报率低，准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项目未来收益不能超过当地人民的承受能力，很多项目的盈利要求仅仅是微利保本；四是基建项目融资主体一般是政府，还可能涉及到主权风险。虽然亚投行资本实力雄厚，拥有1000亿美元的注册资本，但在每年约7000多亿美元的需求面前，还是显得有些力不从心（高鹏，2015）。因此，亚投行必须要扩大资金来源，要尽可能低地降低融资成本，吸引价格优惠的资金进入基础设施领域。在此过程中如何引导民间资本，撬动金融市场将成为展示亚投行运营效率和运作能力的重要考验。（二）多种因素叠加导致亚投行开展业务潜在风险高。内因加外因，使得亚投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具有较高的和潜在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政治风险以及安全风险。其中，信用风险也就是违约风险，在政府作为主要融资主体的情况，亚投行的债权主要为主权债权，目前主权贷款及主权担保贷款占约占亚投行贷款总额的70%（徐秀军，2018）。一是不同于一般的商业贷款，主权贷款很少有抵押担保物，如果违约，亚投行难以对债务人直接惩罚，不能对其启动破产清算，亚投行面临债权保护不力的风险。二是由于主权国家违约也不会破产，同时主权债又有一定的主权豁免预期，再加上国际社会解决主权债务违约司法方案实行困难，从而导致债务人过度举债，并存有战略性拖欠动机。三是亚投行成立的时间短，对管理跨国基建项目缺少经验，在项目风险识别、度量与定价方面缺少前期积累。市场风险在于有些国家社会发展封闭，甚至不是WTO成员国，对开放合作发展积极性不高。另外有些国家正在经历经济转型，利率、汇率等价格异常波动时有发生，导致亚投行支持项目的潜在系统性风险较高。政治风险的主要表现为：一是有些国家受恐怖主义的威胁，极端暴力事件事有发生；二是有些国家政局不稳，出现政府换届、军政府当权、领土争端、教派冲突等政治问题；三是有些国家受西方大国干预，对投资合作难以达成共识。如在推进过程中受到种种阻碍的泰国和印尼高铁项目，这些政治风险为亚投行融资项目的发展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安全风险主要集中于“一带一路”沿线的中东、南亚和中亚地区，战争、武装冲突、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一系列问题从未完全消停过，给亚投行在这些地区的发展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三）经济问题政治化使亚投行与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的关系复杂。“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在和平崛起过程发起的第一个对外开放合作新战略，亚投行是第一个由中国主导设立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金融机构。这两件事引起以美日为代表的某些西方国家的过度解读，有些媒体将其渲染成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中国版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成为“中国经济、金融外交战略取得阶段性胜利的标志”（王达，2015）。美国对亚投行尤其敏感，极力劝阻盟友不要加入，担心亚投行通过“一带一路”对外开放投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从而动摇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国的发展可能会使美国的“蛋糕”变小，因此从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那时起，美国就成立TPP、TIPP等各种“圈子”孤立中国。虽然亚投行与其他世界主要开发性金融机构有不同的市场定位，与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和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只存在少量的业务交叉，但在过度政治化解读的笼罩下，未来亚投行与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的关系将可能复杂化，矛盾可能会被放大。

五、亚投行推动“一带一路”金融建设的对策

（一）充分发挥亚投行资金媒介和融资平台功能，吸引国际资本支持基建项目。基础设施建设需要低成本、低收益的巨额资金投入。因此，亚投行首先要以自身作为媒介筹集低成本资金。2017年和2018年亚投行同时获穆迪、惠誉和标准普尔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给出的最高信用评级和“稳定”评级展望，并获得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零风险权重的认定，据此亚投行能在国际金融市场获得低成本融资。同时为了继续保持这一最高殊荣，亚投行还应对标评估条件，继续强化优势，规避不足（高蓓等，2016），防止评级倒退。其次，亚投行需要以其作为平台，通过发行债券、股票和资产化证券化产品，撬动民间资本进入基建领域。再次，亚投行还应该吸引他国商业银行及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参与，通过联合贷款等多种合作方式吸引国际资金投入“一带一路”沿线。最后，为了多渠道融资，亚投行还需要积极探索PPP模式，通过激活各种资源，引入国际私人资本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二）使用多种手段将潜在风险控制在可接受范围之内。亚投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开展业务会遇到多种类型的潜在风险，需要采取多种手段将潜在风险控制在可容忍范围内。在控制信用风险方面，针对主权债务违约风险，亚投行需要按照国际社会主权债务重组规则，接受债务置换或直接免除等方案。另外，由于多数债权国会依据本国法律起诉债务国，我国还应该重视在这方面的法律建设，健全主权债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规则。亚投行可以借鉴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项目谈判、贷款审批、贷后管理及贷款评估等方面的丰富经验，同时积极进行金融产品创新，通过开发资产证券化产品、信用保险、保证保险等金融产品转移和分散信用风险。在管理市场风险方面，参考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的做法，亚投行要加强期权、期货、互换等金融衍生产品创新，对冲市场风险。为了降低美元汇率波动造成的市场风险，亚投行可以逐步提高人民币跨境支付、结算业务，鼓励成员国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在管理政治风险和安全风险方面，一是要尽量避免在风险集中的地区开展业务，优先选择与我国比较友好的、政治局势相对比较稳定的国家作为投资国；二是选择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作为投资榜样，树立典型，传递和谐友善的信念；三是借助中国和有关成员国的地缘政治优势，通过外交斡旋，鼓励和敦促相关势力通过对话谈判协商有关矛盾冲突，降低矛盾升级的可能性。（三）降低政治影响，与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亚投行是由我国政府主导的、由众多国家参与的国际性开发银行，其主要性质是盈利性的商业机构，具有开放、包容、平等、协商的特点，这可以从其吸收区域外国家的积极参与体现出来。当美国的传统盟友——以英、法、德、意为代表的欧盟国家有意向加入亚投行时，中国持欢迎态度，并让出一定的管理治理权。只有显现出非常大的诚意与发展经济的意图，亚投行才能与世界银行、亚开行等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处理好关系，进行不同形式的广泛合作，携手共同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基建项目提供金融服务。当然，金融历来与政治走得最近，中国近些年来的和平崛起必然会对原有的国际政治秩序产生影响，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必然会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必然会更多地参与国际金融秩序制定，必然会引起原有既得利益者的不满，这是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也只能在发展中化解。

作者:苏静 单位:中共四川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