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信公司政治经济研究

一、长期封禁政策严重制约了黑龙江社会经济发展

清政府出于政治和经济需要，对东北地区尤其黑龙江厉行封禁。在政治上，清朝统治者认为东北是“龙兴之地”、“祖宗肇迹兴王之所”，应保存满族骑射风俗，以维护其统治地位。这从清帝所言及谕旨中有所反映。顺治帝说过：“我朝以武功开国，频命征讨不臣，所至克捷，皆恃骑射。”[1]雍正帝曾说：“我满洲人等，因居汉地，不得已与本习日以相远……但务守满洲本习，不得稍有疑贰。”[2]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谕军机大臣称：“盛京、吉林为本朝龙兴之地，若听流民杂处，殊于满洲风俗攸关。”[3]而旗民杂处，则使旗人“耳濡目染，习成汉俗，不复知有骑射本艺”。[3]在经济上，清朝统治者认为“东三省地方，为满洲根本重地，原不准流寓民人杂处其间，私垦地亩，致碍旗人生计”。[4]所以，把大片土地“留作本地官兵及京旗官兵随缺地亩之用”或“以备退革兵丁恒产之用”。[2]此外，还圈占了大批牧场和围场，独占参、貂等名贵特产，以满足清政府最高统治者及宗室、贵族的享用。在东北三省中，黑龙江受封禁的时间最长，迟滞社会经济发展的后果也最为严重。一是封禁造成黑龙江地区人口稀少，劳动力匮乏，土地等物质资源得不到应有的开发利用，导致经济困难，财政拮据，资金短缺。从人口来看，据资料统计，道光二十年（1840年），全国人口有4.1亿多，而占全国面积近1/5的东北地区总人口还不到300万，每平方公里不足2人。其中，200万人居住在奉天，吉林和黑龙江两省才100万人。1903年中东铁路刚刚通车时，黑龙江人口不过40.8万人。就经济而言，奴隶制庄园经济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游牧、狩猎和采集经济在黑龙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1907年清政府正式议准一般旗地可随意买卖，封建地主经济制度才正式确立。正如资料所载：“江省僻处边荒，天寒土旷，满蒙之族皆以游牧狩猎为主，初不识耕耘为何事。”[5]直到民国时期，黑龙江地区的土地才得到大面积开垦，农业经济才有明显发展。同时，其他资源也得到进一步开发利用。封禁造成的经济落后导致黑龙江财政困难，成为清政府的“协济”省份。如当时黑龙江将军所辖官兵俸饷一直由清政府部库拨付，但咸丰以后由于清政府财政无力承担，便改由关内各省协济了，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对封禁造成的经济困难几届时任黑龙江将军也曾奏陈朝廷，以期解决。如咸丰十年（1860年），特普钦上奏清廷，请求在蒙古尔山（今木兰县境内）等处弛禁放荒，其中说到：“地方既属拮据，与其拘泥照前封禁，致有用之地，抛弃如遗，莫若据实陈明，招民试种，得一分租赋，即可裕一分度支”；[6]光绪十年（1884年），文绪奏称应以兵屯田开垦黑龙江荒地；光绪十三年（1887年），恭镗奏请开垦呼兰封禁荒田，并提出开垦十大好处；光绪十五年（1889年），依克唐阿奏请通肯封荒弛禁招垦。二是封禁造成黑龙江地区十分闭塞，切断了与先进地区的联系往来，使先进思想、文化、技术等无法进入和交流，阻碍了社会进步，导致社会形态进化缓慢。在被封禁的二百四十多年间，黑龙江的总体社会形态一直处于从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型状态，在少数民族为主的黑龙江地区，则氏族公社制、奴隶制与封建制并存，社会形态更为落后。由于人口稀少，无民可治，加之历史上八旗制度的原因，黑龙江地区一直实行八旗驻防的“军治”（设将军衙门、都统衙门等军政合一的管理机构）行政管理制度。从1683年设置第一任黑龙江将军，到1862年于呼兰城守尉辖区设置黑龙江历史上第一个民事管理机构理事同知厅，长达近一百八十年的时间。这种军府制管理和关注的重点在于边防，而非经济。此种落后的社会管理制度也是导致黑龙江地区经济贫困的原因之一。

二、沙俄入侵和“羌帖”流入使黑龙江遭受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损失

鸦片战争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俄国资本主义却在19世纪中叶得到了迅速发展，但其国内依然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有限的市场满足不了资产阶级的利益需求，这就迫使原本即侵略成性的沙俄政府加快和扩大了对海外殖民地的争夺。其中，封建落后的中国尤其与之毗邻，人烟稀少，边塞空虚的黑龙江地区成为其侵略的重点区域。开始是以军事手段进行武力征服和掠夺领土，到19世纪90年代又采取所谓和平的“铁路———银行”策略，通过华俄道胜银行、中东铁路和卢布进行政治统治和经济掠夺，使黑龙江逐渐变成了沙俄的殖民地。中东铁路不仅是沙俄进行商品倾销和掠夺物产的大通道，而且在中东铁路沿线及其附属地沙俄政府还进行驻军设警司法，乃至对哈尔滨实行自治，攫取政治特权，这就使其所控制的地区变为租界和“国中之国”。正如哈里施瓦茨所说：“满洲的铁路区域以及邻近铁路和兼并入该地带的广大土地完全受俄国的政治和经济控制。在这个区域，是俄国的法律和法庭在发生作用，警察和武装力量掌握在俄国人手中，俄国人利用铁路作为基地，迅速将它的经济渗透满洲。俄国轮船获得在广阔的满洲河流上的航行权；松花江的航运成为中东铁路的活动范围中的一个重要部分。铁路又开办了许多煤矿和林场，并且在全区到处经营着学校、图书馆、俱乐部的网络。这就是在中国疆域内已经建成的一个俄罗斯帝国！”[7]为修筑中东铁路，沙俄打着中俄合办的幌子建立了由其完全控制的华俄道胜银行，并在中国享有一系列特权。华俄道胜银行在中国可以行使货币发行、经理国库收支、国家金库的国家银行职能，并有权在中国修建铁路、敷设电线，投资办厂、对企业贷款等。该行在中国兼中央银行、投资银行、商业银行于一身，其目的就是要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以便实施经济侵略和掠夺，是对黑龙江进行经济侵略和掠夺的桥头堡。由于哈尔滨是中东铁路枢纽地，因而华俄道胜银行哈尔滨分行成为该行在中国的一个最主要的分支机构，其经营活动包括组织修筑中东铁路并提供所需巨额资金、对进入黑龙江尤其哈尔滨地区的俄人经办企业提供贷款、直接投资办厂开矿等。通过上述经济活动，使沙俄政府纸币（罗曼诺夫票，中国人俗称其为“羌帖”）得以在黑龙江地区大肆推行，至1903年中东铁路开通时，在黑龙江，“羌帖”占据了统治货币的地位，1903年底卢布成为满洲占支配地位的通货，被强制纳入俄币体系，黑龙江地区的货币主权及金融利权却严重丧失。

三、银钱匮乏和私帖滥发使黑龙江货币金融陷入困境

清政府实行银铜并行的复本位货币制度，而黑龙江地区自然资源中缺铜少银，因此也没有条件自设铸币局，流通所需的金属货币来自奉吉两省及关内地区，且多流通于通都大邑，腹地及乡镇很少见。据黑龙江省金融志编委会编纂的《黑龙江金融历史编年》记载：1890年，因呼兰等处制钱短缺，将军依克唐阿奏请仿照吉林章程，租赋改为银钱各半。1896年5月31日，黑龙江制钱缺乏，奏请清政府将部拨本年官兵俸饷划交鄂省铸造银元运黑龙江籍资补救。由于金属货币短缺，商贾往来时大多采取相互记账的办法，每年的端午、中秋、年关三大节期再进行清结，届时彼此抵消后的差额部分由债务方出给欠据。这种欠据最初由具有付现能力的殷实商家签发，故也称“私帖”。初期私帖信用良好，可转让流通，如同现货一样，商民乐意接受。随着黑龙江开发加快和各业发展，货币需求日渐扩大，加之外来劳动力每年都要携带相当数量现银回乡，导致黑龙江地区货币供不应求，私帖发行日益增多，举凡油坊、当铺、粮栈、烧锅等，店不分大小都任意发行，在乡街市井间私帖成了方便交易的媒介，一度成为流通中的主要货币，以致泛滥贻害。据资料记载：“呼兰因银贵质重，难于剖析，制钱缺，籍纸帖为交易。此后，烧锅有帖，当铺有帖，小本商户亦往往有帖”；庆城向用现银、小洋、制钱，自商家私出钱帖后，发行日滥，现银日益减少”；[8]“江省各城开出纸币不下数百家，各商不量资本，随意自开凭帖，每家以五万吊计之，共出纸币四五千万吊。因有射利之徒，以换帖为名，而乘机网利，始虽支持，渐至拥挤，终必荒毕，以至倾家荡产，而帖债仍未付清。以此自累，又以此累人”。[9]此间更有奸商勾结官府开出无本私帖，欺诈商民，使众商受累，有冤莫诉。为解决私帖滥发问题，地方政府也曾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黑龙江副都统果权鉴于呼兰商帖泛滥，下令销毁以制钱为本的商帖，改用银帖。对近年所发商帖折作六七折使用，发行较早者打折递减，最少仅三四折。其结果使持有商帖的铺户遭受了巨额损失，烧锅、当铺纷纷歇业，所存者不过十之一二。

四、旧式金融组织难以满足黑龙江社会经济发展的融资需要

1898年华俄道胜银行在黑龙江设立分支机构之前，在黑龙江地区尚无一家官办或官商合办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银行。能够为企业和商民提供信贷和汇兑等服务的金融组织是产生较早的当铺、钱庄和票号等多为私营，且封建性较强的旧式金融机构。早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呼兰城有一家当铺，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有两家，道光十三年（1833年）有三家当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宁古塔韩祚升与常升号钱铺业主郭永安、广升号当铺业主高魁选以及高郡秀、王世桢等每股出钱千贯，每人发二、三股不等，韩祚升出钱2000贯并有身股共为三股，惟富井玉并无现金，只将人参作为一股，合伙开设天兴当铺。嘉庆十二年（1807年），宁古塔有当铺12家，其业主分别是：刘喜观、李昆、魏克亮、侯永兴、范克让、吴士发、林目义、关太、赵明、王明、韩祝升、关增。[10]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齐齐哈尔有昌大本开设恒利当铺；道光十一年（1831年）设有永泰钱铺，同年还设有吉定、长发、恒丰当铺。[10]清末，典当业在黑龙江有了进一步发展，光绪十九年（1893年），双城厅共有当铺32座，宾城厅共有当铺24座，五常厅共有当铺15座，宁古塔共有当铺11座。从光绪元年（1875年）至二十九年（1903年），在齐齐哈尔开设的当铺有义吉、天吉、义生、公成、公兴、方合、鼎盛、天德、协成，在绥化有吉泰、义升，呼兰有永庆当，巴彦有永源当，龙江县有万合当，等等。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三月，裕昌隆钱庄在海伦县开业，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一月，宝丰玉钱庄在龙江县南门大街开业。关于黑龙江地区票号，所见史料记载较少，仅见《晋商史料研究》一书有所统计，清代晋商在黑龙江地区的哈尔滨、齐齐哈尔、昂昂溪、黑河共设立了五家票号。上述旧式金融机构中，当铺是一种用物品作质押物收取高额利息的借贷组织，是地方政府“官款存放典当生息”和“官僚营运资金”的处所，[11]是由封建官僚、地主把持，剥削掠夺贫苦人民财物的高利贷组织。钱庄的规模较小，机构设置独立、分散，其资本不多，仅备营业房屋家俱和少量流动资金即可。主要业务是“兑换金银，收入贴水”。[12]票号的主要业务是汇兑，服务对象多为政府官吏。虽然当铺、钱庄和票号都办理存贷款业务，具有一定的融资功能，但从组织形式、管理体制、营运方式、资金规模、服务对象等方面，与近代银行相比，差距较大，难以适应近代黑龙江社会经济发展日益扩大的资金需求。基于上述原因，协领承春、商人杨文新、王廷瑞等建议黑龙江将军及副督统开设官钱局。光绪三十年（1904年），五品顶戴附贡生、夏日顺上呈清政府。从此，拉开了江省当局创立广信公司的序幕。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二月，广信公司在黑龙江省省城齐齐哈尔成立，其后经历了独立发展（1904年12月～1919年12月）、兼并黑龙江官银号（1920年1月～1929年12月）、改组为黑龙江省官银号（1930年1月～1932年12月）三个历史发展阶段，持续经营了28年。

参考文献：

［1］李洵，赵德贵.八旗通志：卷32［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

［2］李桂林.吉林通志：圣训志卷31（下）［G］//食货志（4）.屯垦.［3］清高宗实录：卷1023；卷102.

［4］清仁宗实录：卷133.［5］张伯英.财赋志：捐税篇［G］//黑龙江志稿:18.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

［6］吕秀莲，黑龙江地方简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228.

［7］哈里施瓦茨.沙皇满大人，俄国委员们—中俄关系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83.

［8］张伯英.财赋志：钱币篇［G］.黑龙江志稿:卷21，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

［9］黑龙江省金融志编委会.黑龙江金融历史编年［G］.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

［10］清代东北地区经济史［B］.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案，184～185.

［11］王溥.唐会要：第85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5：1625.

［12］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146.

作者:王学文 单位:哈尔滨商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