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媒体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

【摘要】本文分别从供给端视角、需求端视角、保障端视角和管理端视角探讨了媒体融合及防疫工作常态化叠加而成的语境对中国本土电视媒体的影响，提出了妥善处理好各种关系，建构命运共同体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供给端视角；需求端视角；保障端视角；管理端视角；建构命运共同体

一、引言

2020年，两个“无远弗届者”不期而至，其一是肺炎疫情，其二是媒体融合，这两件事初看起来似乎风马牛不相及，而且到来有先后、属性各不同，但却令人匪夷所思地叠加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语境。由于种种原因，这两个“无远弗届者”可能都将在较长的时间里与人类社会如影随形，不管相关行为主体的主观愿望如何，喜欢与否，它们都构成了与人类相伴相随的“他者”。在这种相互叠加的语境中，原本自以为相对比较“精英”的传统电视媒体再也无法“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既然无法回避，那不妨直接面对。基于此，本文将综合考量媒体融合及防疫工作常态化叠加而成的全新语境对于中国本土电视媒体的影响，并在认真思考的基础上寻找中国本土电视媒体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新的路径。

二、媒体融合及防疫工作常态化叠加而成的语境对中国本土电视媒体的影响

考量这种影响可以有很多种视角，为了叙述和论证的方便，本文将选择四种不同的视角，这四种不同的视角分别是：供给端视角、需求端视角、保障端视角和管理端视角。下面分别展开略加阐述。（一）供给端视角。媒体融合与肺炎疫情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场不期而遇的“遭遇战”，在面对这场“遭遇战”的时候，供给端的电视媒体往往面临着很多不熟悉的环境，面临着种种作用力，这些作用力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来自媒体界同行的作用力。因为在媒体融合的语境中，各个媒体之间，不仅是融合的关系，更是竞争的关系，彼此间在包括但不限于时效性供给、情感性抚慰、准确性传播等方面相互竞争，这些竞争在肺炎疫情突如其来的语境中，对包括但不限于电视媒体在内的传统媒体和各类新媒体都构成了一定的“他者”意义上的作用力；二是来自受众或用户的作用力。在媒体融合与肺炎疫情防控叠加的这个全新语境中，广大受众或用户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各种各样的不确定，在不确定性的一团迷雾中，广大受众或用户更多期望媒体扮演“第一时间的信息者”和“适当时机的心理抚慰者”以及“经得住时间和实践检验的事实提供者”等角色，这些要求或者需求从满足受众或用户知情权等权利的角度加以考量当然都是合理的。但是，相关媒体由于种种原因能否很好地满足广大受众或用户的这种需求是谁都难于打包票的，这实际上也从需求侧一方对媒体融合与肺炎疫情防控叠加的这个全新语境中的各类媒体构成了一定的作用力；三是来自“看得见的手”的相关规制的作用力。在肺炎疫情突如其来的充满不确定性的语境中，出于稳定社会情绪，避免社会撕裂，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的考虑，“看得见的手”往往会制定出台一些相关的措施，对包括但不限于电视媒体在内的体制内和体制外媒体进行必要的规制，这些规制对于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等是非常必需而且必要的。但是肯定也会对包括电视媒体在内的各类媒体形成一定的作用力。如何让具有竞争关系的其他媒体叹为观止，让上级部门和老百姓全都满意，如何在危机中化“危”为“机”，这考验着供给端每一个媒体的相关智慧。为了自身的生存，在突如其来的语境中，供给端的相关媒体有时或许也会因为种种原因而存在“治一经损一经”的情况。仅以满足受众或用户第一时间获取信息的需求而言，许多媒体在此次肺炎疫情防控与媒体融合叠加的语境中都做了自己的尝试。但是，由于我们此次所遭遇的是前所未见的一种新型病毒，对于这种病毒的很多情况我们都缺乏必要的了解，所以，第一时间向受众或者用户相关的信息，往往在信息的来源方面就不一定能够很好地遵守“多重信源、谨慎验证”这一基本原则，难免会出现相关信息不真实、不准确的情况。而在心理抚慰方面，电视媒体与各类新媒体相比，无论是在技术属性还是在惯习属性或者基因属性方面，都存有相当大的不同。由于包括电视媒体在内的传统媒体单向传播的技术属性，一直以来端庄有余，活泼不足的与受众的关系属性和“我传你受”的基因属性，使得包括电视媒体在内的传统媒体在满足受众心理抚慰需求方面可能远远逊色于各种各类可以随时互动、随时突破既往各种“底线”的新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这就极有可能会造成相关媒体好心办不成好事，甚至办成错事的情况。而某些新媒体由于缺乏必要的自律和他律，往往会在心理抚慰方面存在过于情绪化的情况，这种情况对于单独的个体用户可能不无裨益，但对于社会总体保持正常情感，避免撕裂等方面可能会存有一定的隐患。正是因为包括但不限于上述原因，在媒体融合与肺炎疫情防控叠加的语境中，仅就供给端而言，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可能存在着劣币左右良币甚至驱逐良币的情况，这一点即使是从纯粹学理的角度加以考量也应引起有关各方的重视。（二）需求端视角。20世纪90年代，一个名叫张锦力的文化学者曾经撰文指出，当时的中国电视其主要职能是“三解”，即“解闷”“解气”和“解感”，①这三点职能如果分别对应当时的相关电视节目的话，主要分别对应的应该是文化娱乐类电视节目、舆论监督类电视节目和科教类电视节目。应该说这种形象化的概括还是比较切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二十多年过去了，在21世纪20年代的今天，尤其是在媒体深度融合及防疫工作常态化叠加而成的全新语境中，“三解”虽然仍然具有一定的概括力，但由于时过境迁，“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下许多‘求’”！换言之，从需求端的角度加以考量，广大受众的需求已不仅仅是“解感”“解气”和“解闷”这“三解”了，起码还应加上“三解”——如果以前的“三解”称为“老三解”的话，那么，现在的“三解”我们不妨称为“新三解”。这“新三解”一是“解忧”，二是“解困”，三是“解极”。不妨分别展开，略作阐述。先看“解忧”。“解忧”的关键词是“忧”，这里所说的“忧”，其行为主体涵盖面极广，包括但不限于所有的电视观众，这些人不期然与肺炎疫情打了一场遭遇战。而由于某些国家不明所以的各种奇葩原因，导致了这场战斗变成了至今仍然看不到终点的全球范围的持久战，速战速决已经不可能，疫情是否反弹并不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那些非常奇葩的西方国家的奇葩政客们做出的非常奇葩的某些决定。换言之，防疫抗疫工作已经并且还将长期处于常态化阶段。这种情况下，包括但不限于所有的电视观众肯定会有一些忧虑，这些忧虑可能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其一是相关行为主体对于疫情还将持续多久的忧虑，用老祖宗的话说，就是对肺炎将“伊于胡底”的忧虑，其二是对于相关行为主体所在区域、所在领域、所在行业将会受到多大影响的不确定性的忧虑，其三是相关行为主体对于自己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的忧虑。包括但不限于上述忧虑亟须包括但不限于电视媒体在内的各类媒体予以化解；说完了“解忧”，我们不妨再来看看“解困”，这里所说的“困”，指的当然是“贫困”，也就是“经济或精神上的贫乏窘困”，限于篇幅，我们这里主要用来指经济上的贫乏窘困。对于造成经济上的贫乏窘困的原因历来有很多解释，有人认为是相关行为主体自身的原因，也有人认为是这些行为主体以外的原因，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认为，贫困的真正含义是贫困人口创造收入能力和机会的贫困。②阿玛蒂亚•森不愧是“穷人的经济学家”，他的这个解释一语中的。的确，如果能够赋予相关行为主体一定的机会并且使他们具备一定的能力，贫困将有可能被铲除掉。而在媒体融合与防疫工作常态化叠加的语境中，尤其是受肺炎疫情的影响，对于很多人来说，贫困可能是无法回避，必须直面的问题；“新三解”的第三“解”是“解极”。传统的大众传播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做“沉默的大多数”，其意是指由于缺少合适的渠道和平台，绝大多数人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思想或者愿望广而告之，能够在媒体上发声的只是少数精英人士，这种情况在前网络时代非常普遍。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特别是媒体融合速度的加快，这种情况得到了根本的改变。无远弗届的互联网使得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和可能把自己的想法和愿望广而告之。在媒体融合的语境中，“沉默的大多数”有可能变成“喧嚣的大多数”。这些“喧嚣的大多数”用古人的话说“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对于网络上的各种事件往往都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一旦某一个事件为全社会所关注，那么这些借助网络发声的人们往往会不约而同地分成不完全相同，甚至完全不同的“两极”，产生网络群体极化现象，这种情况在肺炎疫情期间，由于某些社会热点事件所触发而变得比较严重，如不加以妥善应对，极有可能导致网下群体的价值对立，甚至社会撕裂。包括但不限于上述新“三解”等在内的新变化构成了媒体融合与肺炎防控工作常态化叠加的语境中需求端的新特征。（三）客户端视角。这里所说的客户是指与电视媒体就其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产生市场交易的货币行为的相关行为主体。根据他们所购买之对象的不同，可以将这些客户大致分成三类，一类是购买电视媒体所生产节目或所提供服务的客户，也就是直接购买电视产品或服务的客户，第二类是购买电视媒体拥有的观众眼球资源的客户，也就是间接购买电视产品的客户，第三类是购买电视媒体所生产产品和服务的关联产品的客户，也就是购买电视节目衍生产品或电视媒体衍生服务的客户。考量这些客户与电视媒体之间的市场交易行为，至少可以有三个视角，一个是“愿望”视角，一个是“能力”视角，还有一个是“行动”视角。如果用三组关键短语加以概括的话，这三组关键短语分别是“愿不愿”“能不能”“买不买”。在前互联网时代或者是在前媒体融合时代，由于电视媒体相对于三类客户一般处于绝对的卖方市场地位，所以，那个时候上述三类客户与电视媒体之间，至少是与强势电视媒体之间不是“愿不愿”“能不能”“买不买”的关系，而是“买什么”和“买多少”以及“怎么买”的关系。随着互联网媒体的迅速崛起，特别是媒体融合速度、深度和广度的不断加大，各种各样的媒体平台和传播渠道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算数级增长到几何级爆发，这些被统一冠以“新媒体”之名的各类平台的低门槛性和高亲和力，使得电视媒体对于上述所说的第一类和第三类客户的吸引力急剧下降。而随着肺炎疫情的持续，特别是中国本土以外的肺炎疫情的不确定性使得中国本土经济的三大支柱之中，除了“投资”可以由官方做主予以积极拉动以外，其余的“出口”和“消费”都受到相当大的冲击，特别是“出口”方面。包括但不限于上述影响，中国本土的企业自保已经很困难：据媒体报道，2020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下降6.8%,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4.9%，虽然有关专家学者一再强调，疫情未伤经济“筋骨”，③但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生存状况并不尽如人意。在这种情况下，上述三类客户中以往与电视媒体尤其是与强势电视媒体关系相对比较密切的第二类客户很有可能有心无力继续购买电视媒体的受众眼球资源也就是注意力资源，④何况如果综合考量包括但不限于“千人到达成本”“有效触及率”等在内的因素，在媒体融合与防疫工作常态化叠加的语境中，包括但不限于这些客户在内的电视媒体客户很可能连继续购买电视媒体相关产品的“心”都没有了。（四）管理端视角。媒体融合与肺炎疫情对于许多人来说都是不期而遇的“不速之客”（这样说对于“媒体融合”不存任何贬义），做好媒体融合工作和抗击肺炎工作都离不开相应的管理。在由媒体融合与防疫工作常态化叠加的语境中，管理端做了大量工作，许多都可圈可点。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恰如某些专家所说，目前，对于“自然人”的规制力度要小于对于“法人”的规制力度，对于体制外的机构的规制力度要小于对于体制内机构特别是媒体机构的规制力度，法律法规实施细则的出台速度要远远慢于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速度。更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对于媒体融合与防疫工作常态化叠加语境中的某些行为的规制，现有的法律法规还有待进一步制定或完善。当然，我们也承认，媒体融合乃是一场“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博弈，这种博弈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虽然总体而言，“技术变迁”一定会导致“制度变迁”，但后者的“变迁”速度似乎永远也赶不上前者——无论是刚性规范还是柔性约束，“技术”对于“管理”来说，都是一直被追赶，从未被超越。管理永远赶不上技术的发展变化，相关法律法规似乎很多，但却难免存在管理上的“盲区”甚至“死角”。比如，我国近年来先后制定出台了《网络安全法》《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微博客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具有舆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力的互联网信息服务安全评估规定》《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但目前，我国并未出台有关社交媒体的专项法律法条，对于社交媒体平台的管制亟需制定实施细则，为司法裁判提供可操作的法律规则。”⑤这一点与国外相比，还具有较大的增长空间——欧盟委员会早在2011年和2018年就分别了《欧盟更安全的社交网络原则》（SaferSocialNetworkingPrinciplesfortheEU）《反对虚假信息行为准则》（CodeofPracticeagainstdisinformation），美国也早就制定了《社交媒体：消费者风险管理指南》。肺炎防治可能是一项长期持续的防治者与病毒之间的博弈，博弈过程中亟须对相关法律法规做与时俱进式的修改和完善。比如，此次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对于相关行为主体在社交媒体之一的微信朋友圈中开展的相关传播似乎就缺乏丝丝入扣的法律法规加以规范，结果导致一系列不应该发生事情的发生！

三、建构命运共同体：媒体融合及防疫工作常态化语境中电视媒体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

鉴于媒体融合的错综复杂和肺炎疫情的波谲云诡，在媒体融合及防疫工作常态化叠加的语境中包括电视媒体在内的各类媒体如果想要确保自身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就应该妥善处理好各种关系，建构各种各样的命运共同体。（一）妥善处理好“情感”与“理智”之间的关系，“情感”与“理智”相互“背书”，建构“情感”与“理智”的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心理活动，“情感”乃是相关行为主体开展传播活动的重要内驱动力。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情感”好比汽车上的“油门”，一辆汽车如果想要行驶，没有“油门”肯定是不行的，但仅仅有“油门”又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刹车装置”和“方向盘”，这样才能确保汽车不仅能够行驶，而且还会行稳致远。“理智”就是这样的“刹车装置”和“方向盘”。总体来看，此次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电视媒体“情感”与“理智”之间的关系还是处理得比较好的。但是，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或者说还有一些可以增长的空间。在“情感”方面，电视媒体还存在着“不足”与“过剩”两方面的问题。所谓“不足”指的是相关行为主体对于在媒体融合及防疫工作常态化叠加的语境中可持续传播的情感动力不足，因而有可能造成各种表现形式的传播懈怠。究其原因，可能与相关行为主体的某些与实际不符的心理预期有关。这些与实际不符的不合理的心理预期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实质上还是“速胜论”的心理在作祟。当年，同志在全民族抗战的最艰苦阶段曾经撰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论持久战》，在这篇文章中，在全面分析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基础上高瞻远瞩地指出：“亡国论者看敌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速胜论者看敌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这些都是错误的”，中国抗战不可能速胜但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为了取得最后的胜利，必须打一场“持久性的人民战争”。同样的道理，由于肺炎这种病毒自身的高易感性和尚无有效治疗药物，由于这种病毒波及范围的无远弗届性和所波及地区政治、文化、经济、民俗等的千差万别性，由于某些国家不合时宜地将疫情防控工作政治化，由于相关国际组织只是一种跨国式的松散联盟，缺乏对各个涉疫国家和地区的有力把控，等等，包括但不限于上述这些原因，决定了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不可能是速战速决，而肯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持久战；所谓“过剩”指的是相关行为主体在开展相关传播活动时的“超常态”反应。古人云：“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从事传播活动不可能做到“太上无情”。但是，这种情感也需要把握好一个度。如何把握好“度”其中有很大的学问。与“情感”相对应的是“理智”，在面对包括但不限于电视媒体从业人员在内的相关行为主体在媒体融合与肺炎防控工作常态化叠加语境中流露出的过剩或不足“情感”时，两位先哲的一些说法和做法可能给予我们以启发。这两位先哲一位是范仲淹，在其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中，范仲淹一方面借写景来抒发情感，指出“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和“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对于相关行为主体主观心理的影响，一方面指出如果真的想要有一番作为，就应该超越这种“以物喜”“以己悲”的境界；另外一位先哲是陈寅恪，陈寅恪先生在研究中国历史时一再强调对于相关对象需秉持“了解之同情”的态度，所谓“了解之同情”又被有些人写成“理解之同情”，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是不带主观情绪的换位思考。范仲淹与陈寅恪先生的见解都给予我们以启发。在媒体融合与肺炎防控工作常态化叠加的语境中，电视媒体的从业人员要充分认识到，“不足”与“过剩”的情感都难以让我们行稳致远。作为大众传媒公信力的重要渊薮，电视媒体必须妥善处理好“情感”与“理智”之间的关系，让“情感”与“理智”相互“背书”，建构“情感”与“理智”的命运共同体。（二）妥善处理好“精神帮扶”与“物质帮扶”的关系，“精神帮扶”与“物质帮扶”相互“背书”，建构“精神帮扶”与“物质帮扶”的命运共同体有人说，在这个由媒体融合与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叠加而成的语境中，有不少人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患者”，他们虽然既非肺炎的确诊病例，也非疑似病例，更不是无症状感染者，但是他们同样是值得关注的弱势个体！尽管列宁曾经说过，“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但是，上述这种比喻或者说法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遇到“患者”就需要“医生”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患者”不可能都能够到医院去看心理医生，得到相关的心理抚慰（何况有一些问题仅仅依靠心理医生是无法解决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媒体，特别是体制内的电视媒体，就应当而且必须承担起心理抚慰“医生”的职责，通过自己的有效传播来营造一个有利于疗治或抚慰这些“患者”心理创伤的拟态环境。在这个拟态环境中，电视媒体可以借助自己的政治公信力，面向广大观众传播并解读经过政治共同体认可的与广大观众自身生存与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的相关信息，特别是相关政策、措施等等；电视媒体还可以借助自己的科学公信力，面向广大观众传播并解读经过科学共同体认可的与防治肺炎有关的科学信息、知识、智慧与思想等等；电视媒体还可以借助自己的文化公信力，面向广大观众传播经过文化共同体认可的，有助于广大电视观众纾解紧张情绪的相关文化内容等等。除了精神帮扶以外，各类各级各类电视媒体还可以借助自己的“核心资源”和“核心竞争力资源”，对此次肺炎的重灾区以及老少边穷地区开展定向扶贫工作。所谓“核心资源”是指电视媒体的频道资源，作为电波媒体，频道资源乃是其如假包换的“核心资源”，电视媒体可以采取广告费减免的方式，为那些亟需得到相关帮助的弱势群体提供实实在在的物质帮扶；所谓“核心竞争力资源”指的是各级各类电视媒体中有一定社会影响力、公信力和知名度的从业人员，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上述机构中的名主持、名记者、名编辑等等，电视媒体可以组织自己的上述相关从业人员与社会其他机构合作开展包括但不限于“直播带货”等方式在内的定向扶贫和救助工作。这里需要加以说明的是，上面提到的“精神帮扶”与“物质帮扶”之间应当是相互“背书”的关系，借助“精神帮扶”，电视媒体可以进一步积累自己在广大受众那里曾经拥有，但又因为种种原因可能正在流失的影响力，从而为自己的“物质帮扶”比如主持人“直播带货”吸粉，而“物质帮扶”则既是对相关区域、相关群体的定向救助，也是甚至更是电视媒体的一种自救行为。因为，在媒体融合与肺炎疫情叠加的语境中，电视媒体普遍存在着产品的第二次销售客户也就是广告客户流失的问题。这种流失在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有“一泻千里”之态势。这种情况下，“精神帮扶”与“物质帮扶”相互“背书”，结成命运共同体，其意义就很难简单地估量了，极有可能不仅为人道主义帮扶提供新途径，更为全新语境中电视媒体自身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贡献新选择。（三）妥善处理好“公益”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公益”与“市场”相互“背书”，建构“公益”与“市场”的命运共同体在写于2002年的一篇文章中，笔者曾经把世界各国的广播电视管理体制根据“公益”与“市场”等的不同组合，分成“国营型”“公营型”“商营型”“国营型＋商营型”“公营型＋商营型”“国营型＋公营型＋商营型”“国营型＋外资（合资或独资）型”“公营型＋商营型＋外资型”以及“国营型＋军营型”等九种，⑥这样的划分是结合笔者当时对于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广播电视管理体制的整体观察进行的。中国本土的电视传媒，虽然并不像国外的电视媒体那么复杂，但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经试水市场，1978年，国家财政部批准《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实际上开了准许公益性媒体机构进军市场的先河，⑦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印发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配套文件的通知》（国办发〔2011〕37号），“通知”中包括《关于事业单位分类的意见》，该“意见”把我国的事业单位分成承担行政职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和从事公益服务三个类别，其中“从事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又分成公益一类和公益二类两种类别。公益一类的经费完全由国家财政拨付，公益二类除了少部分经费来自国家财政之外，其余的部分主要依靠此类机构通过市场运营筹得，公益二类单位“在确保公益目标的前提下，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提供与主业相关的服务，收益的使用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⑧电视媒体被纳入到公益二类机构进行管理。虽然上级允许电视媒体机构作为公益二类单位，可以通过市场运营筹措部分甚至大部分事业发展所需经费，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有关方面还是要求作为公益机构的电视媒体，要严格区分“公益”与“市场”。一般来说，电视媒体机构对于“公益”与“市场”所做的区隔，主要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观念上的区隔，就是媒体机构的管理层时刻教育本机构的从业人员要从思想观念上严格区分“公益”与“市场”这两种不同的行为；其次是通过相关制度设计对本媒体相关从业人员和相关“版面”进行物理区隔。所谓“相关人员的物理区隔”指的是电视媒体机构严格区分本机构从业人员所从事的活动，将从事公益活动的人员，比如说新闻部门的从业人员，与从事市场经营活动的人员，比如说广告运营人员严格区分开来，不得相互混淆所为，用比较直白的话说，就是跑新闻的不能去拉广告；而“版面的物理空间区隔”，就是要严格区分公益服务和市场运营的不同产品或服务内容，具体一点说，比如新闻中不能也不得出现任何形式的广告。前些年在各类新闻奖项评选时，有些评委就曾经只是因为媒体机构报送的节目中主持人话筒前的笔记本电脑背面上有栏目赞助商的广告内容，而将报送的节目直接淘汰掉。这种规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避免了媒体的“公器私用”行为，它的历史作用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是在媒体融合和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叠加的语境中，为了应对不断迭代、一日千里的媒体融合和不知“伊于胡底”的肺炎疫情，电视媒体机构必须采取行动开展自救，而由于肺炎疫情的影响，全国人民尤其是肺炎的重灾区以及老少边穷地区的人民群众原本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都普遍因疫情而受到了相当严重的影响，普遍存在着“解困”的需求。在“内需”与“外需”都非常强烈的情况下，通过相关设计，将“公益”与“市场”巧妙地结合起来，可能是通过变革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选项。生产关系变革往往需要一个契机，媒体融合与肺炎防控常态化叠加的语境就提供了这一难得的契机。在这种情况下，电视媒体机构除了拿出自身优质的频道资源，通过广告费减免的方式，为上述地区的人民群众提供免费播出的广告之外，还有必要派出自己的优秀从业人员，也就是主持人，与社会化媒体联手开展包括但不限于“直播带货”在内的相关活动，这也是一种顺应广大电视观众解困需求的顺时应势之举。在这种情况下，做“市场”就是做“公益”！由于媒体深度融合，使得各种各样的新媒体从各个角度、各个维度、各个层面对传统的电视媒体形成了剧烈的挤压，抢走了电视媒体赖以生存的相当一部分广告资源，而肺炎疫情防控的常态化又使得电视媒体的广告经营雪上加霜，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突出重围，除了产品的第二次销售之外，还需要找到新的出路，与社会化媒体联手开展包括但不限于“直播带货”在内的相关活动就是寻找新的出路的有益尝试。这种情况下，做公益就是做市场！电视媒体应该而且必需妥善处理好“公益”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公益”与“市场”相互“背书”，建构“公益”与“市场”的命运共同体。（四）妥善处理好“放”与“管”之间的关系，“放”与“管”相互“背书”，建构“放”与“管”的命运共同体“放”与“管”是一对矛盾组合体，像其他任何行业一样，电视媒体行业肯定也存在着管理、规制与被管理、被规制之间的矛盾，有人说，某些行业存在着“一放就松，一松就管，一管就死，一死就放”这样的管理怪圈。⑨这种管理怪圈对于电视行业的管理也不无警示作用。其实，任何行业如欲健康可持续发展，都离不开必要的管理，电视行业当然不能也不应例外。既然谈到管理，那自然离不开必要的管理手段（采用什么方式进行管理）、管理依据（根据什么进行管理）和管理对象（对谁或什么进行管理）。一种“手段”或一种“依据”，在其问世之初，肯定有其合理性，乃是有关各方相互谈判和博弈的结果。但一旦有关各方就某一手段或依据达成一定的一致或者妥协之后，管理主体如果不能够与时俱进的话，就有可能会形成一定的“路径依赖”，时过境迁或者事过境迁之后仍然墨守成规而不想做任何改进，而某些被管理者如果一味只强调自身的特殊性，也就有可能会形成“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短视效应，整天老是抱怨管理者对于他们有多么的不公。这种只考虑自身，不顾及别人的做法如果不加以认真对待，就有可能形成博弈论理论总结出来的相关“困境”。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一位暂居四川的云南人赵藩有感于三国时代诸葛亮治理蜀汉帝国的得与失，曾经挥笔写下了一幅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据相关史料记载，十分推崇此联，邓小平也曾经称赞说赵藩的这幅对联写得好，富有哲理，在会见外国领导人时也曾经引用过这幅对联。⑩三位领导之所以如此推崇这幅对联，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它充满了哲理，尤其是下半联所指出的“宽严皆误”的原因：“不审势”。“势”就是外部情况的总体存在态势，这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流动过程，它既是管理的“宽”与“严”的重要语境，又是管理的“宽”与“严”的重要依据，离开了这个依据孤立地去谈管理的“宽”与“严”都没有多大意义。当下语境中，对于电视行业来说，媒体融合与肺炎防控常态化就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势”，在开展相关管理和接受相关管理的时候都不能也不应脱离开这个“势”，应当充分认识到媒体融合与肺炎疫情都是电视行业无法回避，必须直面的。在应对共同的无法回避的大势面前，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应该妥善处理好“放”与“管”之间的关系，“放”与“管”之间应该相互“背书”，以便建构“放”与“管”的命运共同体。

作者:张志君 单位:中国教育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