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入世发展管理论文

一、我国民营经济面临的历史性发展机遇

目前非国有经济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所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占整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70％以上：在流通领域，国有商业在整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已下降到20％左右，民营经济占了70％以上，显然各种非国有的民营经济已成为21世纪我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因素。同时更应看到进入新的世纪，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政策更宽松、条件更成熟、前途更广阔，我国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面临着一次新的历史性发展机遇。认识这种机遇，把握发展机遇，对于进一步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体制十分重要。（一）、新经济形态与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为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提供了新契机。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跨越式发展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战略。而要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在中国的更快发展，必须注重体制与制度创新对科技创新的制约功能，充分发挥民营经济在发展高科技产业中的作用。这是因为凡高新技术产业投资一是具有战略性，二是具有风险性。因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主要要靠市场风险资本的推动，靠民间投资基金的“孵化”。除了战略性高科技产业要由国有经济直接独资或控股经营外，其它一股竞争性的产业应在所有制方面彻底放开，尤其必须进一步重视民营经济的作用，努力实现竞争性高科技产业领域经济主体民营化。重视民营经济与个人在发展高科技产业中的作用是由人力资本的规律性特点决定的。人力资本产权主体呈个人化趋势，较之其它产权更具有天然的排它性，其智力资本的现实功能大小完全取决于产权主体个人的主观能动性。高新技术产业尤其具有市场竞争的残酷性，五分实施民有、民治、民事的发展模式，就可充分激发广大知识分子把潜在的人力资本能量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二）、我国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与国有企业的改革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资源配置的良好机遇。改革开放20多年来，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格局有了极大的变化，如工业产值中国有企业的比重已从1978年的78％下降到1999年的33％，非国有工业产值的比重已由同期的22％上升到67％。但是对整个国民生产总值贡献率只有1/3的国有经济，却占有2/3最稀缺的资本资源，这说明国有经济占有的资源与其产出的效率极不相称，必须在资源占有的所有制结构上进行重大调整。因此，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重点是在生产资源占有的结构上作文章，进一步减少国有经济在资源占有上的比重，让产出效率高的私营经济、混合经济及其它非国有经济占有更多的资源，以减少各种“公地的悲剧”的继续发生。随着国有经济在许多竞争性产业、领域的退出，随着国有经济在资源占有结构中的比重下降，就给民营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私营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国有经济从竞争性产业领域的退出与国有企业改革往往是互相联系的过程，特别是国有中小企业内部改革的深入必然是单一的国有产权向混合的非国有产权多元产权结构转化的过程，中国经济的发展除了有一些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作为骨干外，大量的仍是中小企业。必须看到民营经济是相对官营经济的一个概念，它包括私营经济、个体经济、集体经济、股份经济、外资经济和其它非国有国营的经济主体。国有经济从中小企业退出来的改革不管采取何种形式，绝大部分国有中小企业会实行民营化，这就必然产生一大批国企改制衍生型民营企业，因此在“十五”期间，国企民营化的过程还会加快，这就为民营经济参与国企产权改革提供了机会与条件。（三）、实施西部大开发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性机遇。开发大西部，加快中西部的发展是世纪之交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这一战略的实施和目标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在西部大开发中，政府主要负责基础设施的改善，而竞争性制造业的投资，则主要由企业在市场机制基础上进行。西部大开发必将促进西部的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西部各省、市、区在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同时，都已着力加大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放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因而西部大开发，首先为西部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尤其应当指出的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作用与影响，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的所有制结构调整明显滞后于东中部地区，特别是大大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但从1999年实施开发西部的战略以来，西部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速度明显快于东部与中部地区，这也说明新的机遇加快了西部民营经济的发展。其次，也为东部的民营企业创造了更为广阔的市场机会，而且这种机会还会持续下去。这是因为，一方面西部各省市自治区政府对来西部地区投资的东部与中部的民营企业与外商投资同等看待，把对外商实施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延伸到东、中部的民营经济上，从而为东、中部的民营经济进入西部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机遇。另一方面是在西部开发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各地政府大大加快了西部的基础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商流、物流、信息流的设施及整个市场环境就大大改善，这也有利于吸引一大批东、中部经营者进入西部发展。此外，西部地区的市场广阔、资源丰富，西部的开发过程是与城市化的过程连在一起的，从长远看，随着南水北调工程的实施，在解决了西部缺水的问题以后，移民西部肯定会给民营经济西进带来更大的机遇。（四）、金融市场的发育及金融政策的调整为民营经济的更大发展提供了外部动力。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居民的经济行为与经济能力、中国的金融市场体系均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为居民个人的金融活动提供了机会与舞台。同时也说明中国民间积累了巨大的潜在资本，为居民更加积极地参与市场活动提供了基础条件。这种具有相当规模的民间资本的存在，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如果能将数万亿居民个人存款的一部分转化为民营经济的投资，则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步伐还可进一步加快。此外中国居民个人以房产为主的不动产规模的扩大，也为资产抵押获得更多的投资贷款提供了机会。另外，近几年来随着启动市场与治理通货紧缩的不断深入，经济学家、企业家、政府官员一致认识到，光靠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扩大投资需求是不够的，必须同时启动民间的投资需求和最终的消费需求。加之银行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入，资金运行的安全性与高效性相统一的机制使银行对效益高的民营企业也开始情有所钟，自1999年以来一些银行均开始实施对民营经济的贷款业务。总之，上述两个方面的变化说明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已为民营经济的第二次创业作了必要的准备。银行业对民营经济的业务介入与业务支持，可及时缓解民营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瓶颈”，激活和强化民营经济的“造血”功能。二、民营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有研究显示，在过去的世纪，民营企业平均寿命不到3年，企业老是长不大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民营企业有共同的特点：经营决策不受行政部门干预，实行市场为导向、完全按照市场机制运行的发展模式，等等。但纵观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轨迹，能真正成为明星的大企业、大集团并不多见，其余的多是中小企业，又或是流星般一闪而过的落马企业。面对新世纪民营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民营企业依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几个方面。首先是部分企业产权关系不明晰。具体表现在：一是与主管部门的关系理不清。企业初创之时，自找婆婆，虽主管部门或挂靠单位并无投入，但在企业发展起来后却再现所有权归属之争。二是对无形资产，特别是管理股权和技术股权未作明确界定，形成隐患。三是初始投资主体不明确，如创业资本主要是借贷、科研经费等方式积累起来的。四是对优惠政策形成的“政府扶持基金”，其所有权归属的界定仍存在争议。五是民营企业通过兼并、联营、承包、股份制改造、收购等形式壮大了规模，但国有资本的产权归属却没有界定。其次，民营企业缺乏有效的治理结构，其自身管理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这里包含两个方面因素：一是缺乏管理方面的知识。二是大多没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民营企业创业之初，大部分属于个人或合伙创办，相当一部分企业沿袭一人所有、一人决策、一人承担风险的家庭式管理模式。这种管理不仅严重窒息了企业活力，削弱了企业发展后劲，而且导致经营行为不规则给企业生存带来的风险。新成立的企业在扩张过程中会出现很多问题，而发展很快又不容易使人感觉到这些问题，许多民企面临着“管理青春期”这一普遍性的问题。企业存在人才饥渴，换人又相当频繁，挖来的人因为管理滞后等原因迟迟难以纳入机制。有些人是国企过去的，有些问题是国企翻版，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做小企业的时候决策非常灵敏，但扩展到几百人、几千人，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中国应该提倡搞一大批健康活泼中小企业，而不是一味都争着把企业做大、做过五百强。一个企业如果在机制、体制上没有积累，应该非常反对超常规发展这个词。忽略自己的历史，认为可以人为通过投机、跨越中间地带的想法往往会在现实面前碰壁。必要的投机可以搞，但不应成为主体。再次，民企信用危机亟待解决。众多民企法人代表变更频繁，“新官不理旧帐”问题比较突出；不按规定办事，对于资产抵押，不愿出钱办理土地抵押、房屋过户等担保抵扣手续，往往造成扯皮：信用观念不强，重视抢贷款抢项目，轻还款轻付息，往往贷款到位后长期拖欠不还，有的甚至根本不打算还款，造成非国有经济中不良贷款较高。另外，对众多民企业进行评级的信息收集成本偏高，银行对贷款风险难以掌握，也是促成银行对民企惜贷的原因。最后，民营企业的家庭式管理是其发展壮大的最大羁绊。企业的成长，不可能只是企业家单方面的努力，而是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及工人这个共同体合力的结晶。许多民营企业老板没有善待其职员以劳动力形式出现的企业产权。其中，高级管理人员问题最突出，老板与高级经理之间是委托的关系，企业的部分责任由高级经理单独承担，有部分事情由其单独操作。如果仅将高级经理按一般工人的方式安排其报酬结构、激励机制是不够的。老板对其监督较困难，且高级经理有自己的利益考虑，如得不到满足，将会以其他方式达到要求，比如带上合同和一批人马跳槽的现象，不少民企就栽在这里。

三、WTO对民营企业发展的挑战

经营管理水平方面的风险。如果经营失败，原因在于管理。而二板市场显然在分散这种风险方面是无能为力的。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归根到底是缺乏一种与民营经济生产方式直接相适应的金融组织形式。掘国际金融公司的一项调查表明，作为当前我国金融主渠道的国有银行在民营企业融资方面的实际作用很小，原因之一是国有银行与私企缺乏沟通的基础。因此，组建民营银行无疑成为满足民营经济金融需求的理想选择。中国加入WTO后，按照相关规定，对国内金融的保护期只有短短5年，这期间，对外资银行还需逐步放开。而外资银行进入后首当其冲的便是国有银行。然而，从专业银行蜕变而成的国有银行却因“船大难掉头”，以及由于长期处于一种缺乏竞争对手的环境中，习惯于垄断经营，总体上处于一种效率低下、机制老化、举步维艰的粘着状态，并且坏帐问题和经营风险还或隐或现地累积了下来。如果让国有银行仓促上阵应战，势必难以招架。要有效应对外资金融力量的挑战，除了整合现有中资金融力量，提高中资金融管理水平，保证金融运行质量等措施外，还应开放民间金融，为中资金融注入生机，增强后劲。通过建立民营银行，作为国有银行的臂膀，可发挥有效的牵制作用，最终取得在中外金融竞争的主动权。作为国内的一股新兴的金融势力，民营银行将以其灵活的经济机制，高起点运作，规范化运营。且不带任何历史包袱而轻装上阵。在给中资银行注入新活力的同时，将会强有力地辅助国有银行共同抵御国际资本的冲击，沉着应对外资银行在家门口的挑战。实践证明，民间金融是有强大的生命力的。有资料表明，浙江民间一些信用社坏帐率仅有0.6％。从这一意义上看，新组建的民营银行，完全有能力担当助推中资金融发展，壮大中资金融力量的重任。任何金融业的健康发展、都是需要监管的，不监管等于不去发展。世界上大多数银行都是民营的，而它们能够健康地发展壮大，原因之一是它们被纳入政府（代表社会）对其进行监管的体系之中。实际上，民营银行要比自有银行更加好管，你可以对民间金融机构进行严厉的、有经济意义的惩罚，甚至把它关掉，而对国有银行，多数经济惩罚措施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对官员的行政惩罚还有些意义），也很难对其实施破产性处理。金融业是个风险较大、容易出现“欺诈”行为的行业。过去我国已经出现的一些民间金融（这里首先是指一部门合法的股份制的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基金等），之所以后来问题较多，不是因为这种经济形式本身有问题，而是政府（或社会性金融组织）没有对其进行应有的监管。所以正规的监管系统不仅是民营银行同时也是整个银行体系正常发展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