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论文范文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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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论文

产业结构论文范文篇1

连云港产业结构演进的第一个阶段为1984—1997年,产业结构主要体现为“一、二、三”型和“一、三、二”型的交替变化特征。1984年连云港的三次产业结构为49.7:29.7:20.6,1990年三次产业比重变为46.1:26.6:27.3,依然表现为农业大市的特征,但是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1993年—1997年三次产业结构又变为“一、二、三”型。连云港产业结构演进的第二个阶段为1998—2012年,产业结构主要实现了“二、三、一”的转变,这在图1中表现明显。1998年,三次产业结构首次实现第二产业超过第一产业,三次产业结构变为33.2:34.1:32.7,产业发展迈向工业化发展的新阶段,尤其是到2004年,第二产业比重不断上升,达到41.6%。一产比重逐年下降,到2012年,一产比重较1984年下降了70.8%,而二、三产业比重分别比1984年提高了54.5%和92.3%。第三产业比重上升趋势非常明显,三次产业结构不断得到优化。但是,连云港的第二产业比重占比偏高,这与近几年临港重化工的布局相关,并且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一方面表明连云港还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连云港产业结构与江苏省产业结构的相似性,即二产比重都高出三产比重6个多百分点。

二、连云港产业结构调整成效分析

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优化的目的是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实现资源在产业之间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促进产业经济协调、稳定和高效发展。

1、比较劳动生产率

比较劳动生产率能较为客观地反映某一部门劳动生产率的高低,2比较劳动生产率越高,表明相同的劳动力所创造的产值越大。表1表明连云港市的产业结构调整是符合产业结构变动规律的。与全省相比,连云港市一、二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第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略低于全省水平。从纵向上看,自2005年以来二、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都呈下降的趋势,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呈现先升后降的下降趋势,但是和二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相差较大,仍存在较大的剩余劳动力,资源配置不合理。2、产业结构偏离度产业结构偏离度(B)是反映产业结构效益以及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性的重要指标,当B<0时,该产业能够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当B>0时,意味着该产业劳动力过剩,应该从该产业部门中转移出去。从表2看,2007年接近于零,此后波动抬升,平均水平低于全省2.21个百分点,说明连云港第三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较好。

3、产业贡献率

三次产业贡献率是各产业增加值增量与GDP增量之比,用以分析经济增长中各产业贡献大小的程度。从横向看(表3),连云港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平均为48.1%,略低于全省0.7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为40.02%,低于全省平均6.16个百分点,表明第三产业发展层次依然较低,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第一产业平均贡献率为14.67%,是全省平均水平的一倍,反映出连云港农业大市的特征明显。从纵向上看,2005年以来,第一产业产值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处于下降的趋势,但到2012年又上升到14.67%,这说明国家对农业的重视和投入反映在地方,突出的表现为现代农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力度增加。第二产业产值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处一种不稳定的波动状态的趋势,同时也表明连云港正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的时期。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波动也较为剧烈。

4、产业结构指数

产业结构指数是某一产业在整个产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与全员劳动生产率的乘积,而全员劳动生产率是指某一产业的增加值与该产业从业人员数之比。通过产业结构指数变化可以把握该地区产业结构演进的整体情况和各行业的变化情况,明确产业结构调整成效及其存在的问题。如表4所示,连云港2005-2012年的三次产业结构指数得到了显著提升,但是明显低于江苏全省水平。除第一产业外,二、三产业结构指数都低于江苏全省。连云港的二、三产业全员劳动生产率较高,相对于全省来看,第三产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三、连云港市深化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的构建

1、深化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

按照“调高、调优、调强”的要求,顺应产业“绿色化、精致化、高端化”发展趋势,下一步我市深化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是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按照“传统产业品牌化、主导产业高端化、新兴产业规模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化、传统农业现代化”的思路,突出绿色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在“工业化、信息化与生态化”融合发展中提升产业发展水平。

2、深化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与着力点。

产业结构论文范文篇2

一、立足单一国家视角的产业结构理论

(一)产业结构的内部构造及其共同演化趋势

相关的理论成果按石川秀(1992)的归纳,主要包括由欧美学者从广义的两种方法出发提出的两类不同理论模型。一种方法是使用若干国家间的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从统计分析上确认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之间的某些普遍联系;另一种方法是集中研究初始条件与经济制度相似的一批国家的历史经验,探索能够说明其结构变化过程的一些特殊理论。(注:约翰·伊特韦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四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65-567页。)在这两种方法基础上提出的两类模型都以单个国家为分析单位和对象,着重点在一国内的产业结构变动(注:对此,库兹涅茨曾有明确的说明。参见: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5页。)。影响一国结构变动的某些因素作为外部环境,即仅存在外界环境因素对国内结构变动的影响,而不存在反向作用。尽管这两类理论模型迄今仍在不断地丰富和完善,但始终没有突破单一国家的研究视角。

科林·克拉克(1940)首先从第一种方法出发作了开拓性研究,该研究成果被称为“配第——克拉克定理”。其理论模型采用费希尔(1939)最先提出的三次产业分类,研究了人均国民收入变动和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转移趋向的内在关联。在此之前,霍夫曼(1931)则对工业结构演变规律和发展阶段作了开创性研究,提出了消费资料工业净产值与资本资料工业净产值之比在工业化进程中是持续下降的所谓“霍夫曼定理”。

克拉克和霍夫曼的最初研究,开创了现代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先河,但理论模型过于简单和不够成熟。为此,西蒙·库兹涅茨(1966、1971)和霍利斯·钱纳里等(1975、1986)在不断改进第一种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发展了的理论模型。

西蒙·库兹涅茨从经济增长总量出发,对50多个国家的截面数据和长期历史数据作了统计回归,考察了结构变动在不同总量增长时点上的状态。此后,霍利斯·钱纳里等则更多地采用投入——产出方法、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和经济计量模型,将分析样本进一步扩展到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形成了用途较为广泛的结构转变分析方法。综合起来他们的主要工作包括:1、用劳动力和产值指标等,对人均收入和三次产业变动间关系作了彻底的考察和验证;2、深入到工业和服务业内部,对其结构变动作了细致分析;3、研究了影响结构变动的三组因素,即国内需求、对外贸易和生产技术水平及其变量;4、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结构变动差异的分析中,初步提出了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的国际性传播;5、通过结构转变不同阶段中不同部门和因素对增长贡献相对重要性的研究,对结构转变作了动态分析;6、通过若干国家多部门模型的比较研究,概括出外向型、中间型和内向型三种发展模式,考察了战略、政策等因素和结构转变之间的联系等。

从广义第一种方法出发的理论研究,在不断丰富和完善中揭示了产业结构变动的“标准形式”。同时,也出现了从广义第二种方法出发的一些产业结构变动的特殊理论。其中,阿瑟·刘易斯(1954)的二元结构模型和W·W·罗斯托提出的经济成长阶段和主导产业理论最具影响力。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通过三个基本假定和把发展中国家经济划分为两大部门,研究了二元结构转变为一元结构的进程和途径。该模型在形式上虽表现为劳动力的流动,但实际上是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的假设,涉及到整个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的转变,因而是把模型建立在更接近于现实的假设基础上的一种努力。罗斯托则以非总量的部门分析方法,试图把握住在经济成长中所依赖的一些特殊部门所起作用的动态力量。为此,不仅按技术标准提出经济成长的六阶段论,而且对推动阶段演进起决定作用的主导部门及其更替所具有的特性、以及在产业间的扩散效应作了规范解释。此外,罗斯托曾提出一些发人深思的命题。例如,已从另外角度意识到并主张,研究单位应由国家改为相互关联的贸易地区,并放到世界经济整体中去加以考察。(注:G·M迈耶:《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0页。)

欧美学者提出的两类理论模型,尽管各自理论研究的思路和侧重的角度不同,但他们研究的基本倾向和主线从总体上看是一致的,都以“国家”为分析单位,着重点在一国内的产业结构变动,都以若干国家为分析样本,通过国别间比较研究,考察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标准形式和共同演化趋势。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两类模型在实际应用时可以互补、而非对立物。

(二)产业结构变动与周边国家或世界相关联

欧美学者的产业结构研究及提出的理论模型具有一般意义,形成该研究领域的主流。但作为应用经济理论,各国在实践中会形成各具特色的理论概括。战后以来,一些日本学者除了对欧美学者提出的有关理论模型作出修正和补充(盐野谷裕一,1966)以外,立足日本国情,逐步发展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产业结构理论。

筱原三代平(1955)提出了“动态比较费用论”,其核心思想在于强调:后起国的幼稚产业经过扶持,其产品的比较成本是可以转化的,原来处于劣势的产品有可能转化为优势产品,即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由于该理论毕竟与国际贸易理论密切相关,因而只能成为战后日本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起点。特别是在实践中,具体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的?一些日本学者提出各种理论假设和模型,(注:例如,佐贯利雄(1981)曾提出“战略产业领先增长论”等,参见:佐贯利雄:《产业结构》,日本经济新闻社1981年版,第25页。)其中最著名的是赤松要等人提出的产业发展“雁行形态论”。

赤松要(1936、1957、1965)在战前研究日本棉纺工业史后提出“雁行形态论”最初的基本模型,战后与小岛清(1973)等人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该理论假说,用三个相联系的模型阐明其完整内容。模型1(基本型):后起国特定产业的生命周期一般由三个阶段构成。即:进口→国内生产(进口替代)→出口(后又扩展为五阶段,加上“成熟”和“返进口”两个阶段);模型2(变型Ⅰ):国内各产业生命周期均经过上述各阶段,但次序由消费资料生产转向生产资料生产,或由轻工业转向重化工业,进而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模型3(变型Ⅱ):随比较优势动态变化,通过直接投资等方式在国际间出现产业转移,东亚的后起国追赶先行国进程具有“雁行模式”的特征。但“雁行模式”的形成是有条件的,当条件发生变化时,该模式也将转换。即这一模式可以说明过去,不一定能说明将来;可以适用于东亚中小国家和地区,但不一定适用于发展中大国。(注:汪斌:《东亚国际分工的发展与21世纪的新产业发展模式》,《亚太经济》,1998年第7期。)

关满博(1993)提出产业的“技术群体结构”概念和构建了一个三角型模型,并用该模型分别对日本与东亚各国和地区的产业技术结构作了比较研究。核心思想是:日本应放弃从明治维新后经百余年奋斗形成的“齐全型产业结构”,必须促使东亚形成网络型国际分工,而日本只有在参与东亚国际分工和国际合作中对其产业进行调整才能保持领先地位。

日本学者的产业结构研究,实际上触及到东亚区域产业结构循环演进问题,并已明确意识到一国产业结构变动与所在国际区域的周边国家或世界相关联,但仍以单个国家为立足点,仅涉及国际区域的一个特例,没有上升到一般理论。

(三)产业结构的国际性波及和结构关联机制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集团化的浪潮势不可挡,国际间产业结构变动的相互波及和关联日趋密切,特别是同区域内各国产业结构在运行中通过贸易和投资等方式相互间资源配置重组和整合的步伐加快。因此,学术界在对产业结构研究中,也逐步将国际间产业关联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探索。

关于产业结构的国际性波及和关联机制的研究,主要从理论与实证研究两条线展开。前者从本国和周边国家产业结构变动的联系,以及从世界产业结构大系统内各次产业的变动趋向,研究本国应有的产业发展战略与对策(北村好子,1995)。后者采用一定的定量分析技术进行度量,主要可分为两类:1.用贸易结合度和相互依存度系数等进行定量分析(渡@①利夫1991);2.将国际投入产出模型作为分析工具。例如,依据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研制的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AIDXT1975、1985、1990)分析东亚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之间的关联状况(佐野敬夫等1998)。迄今为止,各种结构联结模型主要通过贸易联接完成的。虽然注意到不同国家产业结构相互间的关联,但主要考虑产业结构演进的国际性波及由一国向另一国的单向传导。因而仍是立足单一国家视角来考察各国产业结构间关联。

二、立足全球视角研究当代产业结构的思考

欧美和日本的学者对产业结构的研究,包括近年对产业结构的国际性波及和关联互动的探讨,反映了学术界顺应时代的发展,不断推进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轨迹。但本文认为,这些研究都还没有脱离原有的思维框架和传统的视角。

首先,现有的产业结构研究对处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经济的本质性、飞跃性的变化缺乏深刻的认识。这种本质性变化表现为全球经济的“板块结构”已成为可感知的一个个群体,形成以一定的大致毗邻成片的地域范围为基础,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一个个巨大的跨国经济实体。因为,世界经济的现实运行主体,在局部区域已是二元的,即民族国家经济体和国际区域经济体并存。整体上由原来倚重自然资源和制造业的国别型世界经济正在向倚重信息资源和服务业的全球和区域型世界经济过渡。这种本质性的变化源于国与国之间产业结构演进中相互联接关系的演变。与历史对比,联接关系的变化不仅体现在联接强度上大大增强和联接形式的多样化,还在于联接拓扑结构的日趋复杂化。联接关系的变化导致作为研究对象的边界不断扩张。因此,单纯从国别视角的产业结构研究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实经济系统的时代特征,客观上要求立足全球视角,从新的切入点来研究当代产业结构。

其次,目前产业结构理论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仍没脱离传统经济学中线性的、平面的思维方式。或是将世界产业结构大系统直接作为对象,从一开始就研究大系统内各次产业的变化及趋势。由于缺少一个中间环节,因而无法将现实大系统作为一个多元、多层次、多侧面、复杂的立体结构来深入地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或是立足于单个国家层面,考察与周边国家的结构互动关系,但通常将其他国家等同于环境处理,最终停留于浅层次的对策研究,缺少综合性、系统性的理论研究和定量化分析。此外,部分研究成果虽已触及到国与国产业结构间的联接关系,采用各种定量分析技术进行验证,但在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下往往集中于贸易联接机制的分析。在现实中,除了贸易联接机制外,国际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国际金融和经济周期等作为联接机制,各自通过错综复杂的渠道发生着各具特点的联接作用。特别是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的联接作用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均已超过贸易的联接作用,成为各国产业结构相互关联的核心驱动力量。因此,各国产业结构间多种形式的关联渠道理应纳入研究的视野。

我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虽然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动不仅与域内周边国家的结构变动联为一体、互动演进,而且也和域外各国的产业结构处于相互波及、互动演化中,但由于与全球化并行的区域化浪潮和世界经济结构呈“板块”状格局等,各种联接机制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内部化趋向,因而往往使处在同一区域的各国产业结构间存在着更为紧密的相互依存、互相联接的关系。因此,立足全球视角,运用整体主义的系统研究方法,将国际区域产业结构作为研究对象和切入点,很有可能成为未来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一个突破口。从该切入点入手,概括而言,在一般理论的研究框架上至少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的定义、特征和封闭条件假设下的理论与度量方法研究。确立新的切入点或对象后首先对其定义及特征作出界定,是研究的基础。立足全球视角,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可定义为:地域空间上相邻或相近的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国家产业结构体的集合。它既是一个整体性概念,也是一个集合概念,至少具有相对性或非完整性、开放性、自组织性和整体性这四大基本特征。现实中的国际区域产业结构既是一个开放系统,又是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作为理论研究的起点,可运用抽象法暂且将其作为一个封闭系统来处理。通过构建封闭式的理论模型来研究国际区域内务国(地区)产业结构相互关联成整体的成长及其内在运行机理。包括其整体性成长的实质、动因、机制和整体内部的矛盾性等。度量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必须采用新的分析工具,目前,可用国际投入产出模型或计量经济模型作为分析技术的出发点,但需在贸易联接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其它重要联接机制的度量方法和模型。

2.国际区域间产业结构的关联机制分类及其动态变化研究。现实中的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是由各个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子系统,通过多种形式的关联渠道及其关联机制,在相互波及、互相联接中构成的。因此,理论研究需将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由封闭系统转向开放系统,对结构关联机制分类及动态变化进行考察,这是立足全球视角的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关键。需要对各种联接机制从国际区域间立体、多向幅射和多边反馈角度,分门别类地研究其各自的联接特点和传导规律,这是结构关联机制在空间上的变化。同时,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的复杂性往往表现为系统时刻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结构间关联强度和关联模式也同样处于动态演变中,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甚至出现跳跃式突变状态,这是结构关联机制在时间上的变化。此外,在现实中,由于形成产业结构间互动关系的联接机制较多,因而渠道复杂,各种联接机制交互作用,形成了非常复杂的机制体系。鉴于跨国公司在当代世界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因此在研究形成国际区域间结构互动关系的各种联接机制及其相互关系时,需要对其加以充分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

3.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的分类及演化模式的比较研究。在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中,存在着各具特征的不同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子系统,作为一个个相对的整体,需分类研究并揭示各自的演化模式。这里的演化模式是指,特定国际区域内各国产业结构在相互关联中体现的整体演进的形式或表现出具有某种共性的演进方式。鉴于各区域产业结构整体演进方式的复杂性,可选择若干典型国际区域(如东亚、北美和西欧),采用静态和动态的具体分析方法,对某国际区域产业结构整体存在的稳定性特征和变动性特征及变动趋向作出细致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概括。然后把静态和动态分析分别得出的结论联系起来,研究其相互关系,综合归纳出不同国际区域产业结构体系各自相异的演化模式及其特征。

4.结构变动与当代国际分工发展研究。产业结构的变动往往与国际分工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事实上,在世界产业结构大系统中,某国际区域内各国产业结构是在参与区域国际分工中才相互联接形成整体性演进,各区域产业结构在整体性演进中表现出不同的演化模式,实际上反映了全球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各区域分工子体系也具有不同的特点。因此,当代全球国际分工体系并非是一个平面结构,而是一个多层次、多侧面、交叉叠加的复杂的立体结构,需要对此作出系统、全面的研究。以往的产业结构研究由于没有深入到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内部不同的层次和侧面,因而相联系的国际分工研究缺少系统性和综合性。各种研究往往关注不同的侧面,其成果可以解释全球分工体系中的某一层次或侧面,然而适用范围不广,自然也难以真正认识本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和准确位置。

5.产业政策相互作用机制和国际协调型产业政策研究。以往的产业政策一般以本国产业为对象,通常更多地考虑对本国结构调整及预期,而没有顾及国外政府可能做出的反应与调整对本国产业结构运行和政策执行结果的反向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产业结构的互联、互动强化,直接导致了一国产业政策对内作用弱化,对外作用强化的质变,使产业政策以国际产业政策方式实施,其核心在于协调。事实上,当今某些国际区域经济的整合程度已相当高,因而政策更由本国独立制定,并以本国产业为主要对象,但其政策制定基础和政策实施效果的地域空间范围,已超出本国地理边界,外延扩大到与本国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国际区域或周边国家。目前,虽对制定国际产业政策进行了初步探讨(齐东平,2000),但对各国产业政策相互作用机制还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因此,需深入研究多国、特别是同区域内各国产业政策相互作用机制的特点、规律和动态博弈过程,以及全球化时代国际协调型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实施方式。

以上从整体主义系统思想出发的五个方面的研究,相互间存在着逻辑联系: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的定义、特征和假设封闭条件下的理论与度量,是从新的切入点研究产业结构的出发点和基础;结构关联机制分类及动态变化理论构成了以全球化为视角的产业结构研究的延伸纽带;区域结构分类及演化模式研究,则丰富了立足全球视角的产业结构理论体系框架的层次结构;结构变动与国际分工发展理论是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扩展、归结点和通向应用分析的桥梁;产业政策相互作用机制和国际协调型产业政策研究将为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政策协调与合作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深入展开这五个方面的研究,将有望构建一个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新的产业结构研究体系框架。

产业结构论文范文篇3

(一)产业结构的内部构造及其共同演化趋势

相关的理论成果按石川秀(1992)的归纳,主要包括由欧美学者从广义的两种方法出发提出的两类不同理论模型。一种方法是使用若干国家间的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从统计分析上确认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之间的某些普遍联系;另一种方法是集中研究初始条件与经济制度相似的一批国家的历史经验,探索能够说明其结构变化过程的一些特殊理论。(注:约翰·伊特韦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四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65-567页。)在这两种方法基础上提出的两类模型都以单个国家为分析单位和对象,着重点在一国内的产业结构变动(注:对此,库兹涅茨曾有明确的说明。参见: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5页。)。影响一国结构变动的某些因素作为外部环境,即仅存在外界环境因素对国内结构变动的影响,而不存在反向作用。尽管这两类理论模型迄今仍在不断地丰富和完善,但始终没有突破单一国家的研究视角。

科林·克拉克(1940)首先从第一种方法出发作了开拓性研究,该研究成果被称为“配第——克拉克定理”。其理论模型采用费希尔(1939)最先提出的三次产业分类,研究了人均国民收入变动和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转移趋向的内在关联。在此之前,霍夫曼(1931)则对工业结构演变规律和发展阶段作了开创性研究,提出了消费资料工业净产值与资本资料工业净产值之比在工业化进程中是持续下降的所谓“霍夫曼定理”。

克拉克和霍夫曼的最初研究,开创了现代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先河,但理论模型过于简单和不够成熟。为此,西蒙·库兹涅茨(1966、1971)和霍利斯·钱纳里等(1975、1986)在不断改进第一种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发展了的理论模型。

西蒙·库兹涅茨从经济增长总量出发,对50多个国家的截面数据和长期历史数据作了统计回归,考察了结构变动在不同总量增长时点上的状态。此后,霍利斯·钱纳里等则更多地采用投入——产出方法、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和经济计量模型,将分析样本进一步扩展到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形成了用途较为广泛的结构转变分析方法。综合起来他们的主要工作包括:1、用劳动力和产值指标等,对人均收入和三次产业变动间关系作了彻底的考察和验证;2、深入到工业和服务业内部,对其结构变动作了细致分析;3、研究了影响结构变动的三组因素,即国内需求、对外贸易和生产技术水平及其变量;4、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结构变动差异的分析中,初步提出了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的国际性传播;5、通过结构转变不同阶段中不同部门和因素对增长贡献相对重要性的研究,对结构转变作了动态分析;6、通过若干国家多部门模型的比较研究,概括出外向型、中间型和内向型三种发展模式,考察了战略、政策等因素和结构转变之间的联系等。

从广义第一种方法出发的理论研究,在不断丰富和完善中揭示了产业结构变动的“标准形式”。同时,也出现了从广义第二种方法出发的一些产业结构变动的特殊理论。其中,阿瑟·刘易斯(1954)的二元结构模型和W·W·罗斯托提出的经济成长阶段和主导产业理论最具影响力。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通过三个基本假定和把发展中国家经济划分为两大部门,研究了二元结构转变为一元结构的进程和途径。该模型在形式上虽表现为劳动力的流动,但实际上是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的假设,涉及到整个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的转变,因而是把模型建立在更接近于现实的假设基础上的一种努力。罗斯托则以非总量的部门分析方法,试图把握住在经济成长中所依赖的一些特殊部门所起作用的动态力量。为此,不仅按技术标准提出经济成长的六阶段论,而且对推动阶段演进起决定作用的主导部门及其更替所具有的特性、以及在产业间的扩散效应作了规范解释。此外,罗斯托曾提出一些发人深思的命题。例如,已从另外角度意识到并主张,研究单位应由国家改为相互关联的贸易地区,并放到世界经济整体中去加以考察。(注:G·M迈耶:《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0页。)

欧美学者提出的两类理论模型,尽管各自理论研究的思路和侧重的角度不同,但他们研究的基本倾向和主线从总体上看是一致的,都以“国家”为分析单位,着重点在一国内的产业结构变动,都以若干国家为分析样本,通过国别间比较研究,考察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标准形式和共同演化趋势。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两类模型在实际应用时可以互补、而非对立物。

(二)产业结构变动与周边国家或世界相关联

欧美学者的产业结构研究及提出的理论模型具有一般意义,形成该研究领域的主流。但作为应用经济理论,各国在实践中会形成各具特色的理论概括。战后以来,一些日本学者除了对欧美学者提出的有关理论模型作出修正和补充(盐野谷裕一,1966)以外,立足日本国情,逐步发展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产业结构理论。

筱原三代平(1955)提出了“动态比较费用论”,其核心思想在于强调:后起国的幼稚产业经过扶持,其产品的比较成本是可以转化的,原来处于劣势的产品有可能转化为优势产品,即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由于该理论毕竟与国际贸易理论密切相关,因而只能成为战后日本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起点。特别是在实践中,具体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的?一些日本学者提出各种理论假设和模型,(注:例如,佐贯利雄(1981)曾提出“战略产业领先增长论”等,参见:佐贯利雄:《产业结构》,日本经济新闻社1981年版,第25页。)其中最著名的是赤松要等人提出的产业发展“雁行形态论”。

赤松要(1936、1957、1965)在战前研究日本棉纺工业史后提出“雁行形态论”最初的基本模型,战后与小岛清(1973)等人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该理论假说,用三个相联系的模型阐明其完整内容。模型1(基本型):后起国特定产业的生命周期一般由三个阶段构成。即:进口→国内生产(进口替代)→出口(后又扩展为五阶段,加上“成熟”和“返进口”两个阶段);模型2(变型Ⅰ):国内各产业生命周期均经过上述各阶段,但次序由消费资料生产转向生产资料生产,或由轻工业转向重化工业,进而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模型3(变型Ⅱ):随比较优势动态变化,通过直接投资等方式在国际间出现产业转移,东亚的后起国追赶先行国进程具有“雁行模式”的特征。但“雁行模式”的形成是有条件的,当条件发生变化时,该模式也将转换。即这一模式可以说明过去,不一定能说明将来;可以适用于东亚中小国家和地区,但不一定适用于发展中大国。(注:汪斌:《东亚国际分工的发展与21世纪的新产业发展模式》,《亚太经济》,1998年第7期。)

关满博(1993)提出产业的“技术群体结构”概念和构建了一个三角型模型,并用该模型分别对日本与东亚各国和地区的产业技术结构作了比较研究。核心思想是:日本应放弃从明治维新后经百余年奋斗形成的“齐全型产业结构”,必须促使东亚形成网络型国际分工,而日本只有在参与东亚国际分工和国际合作中对其产业进行调整才能保持领先地位。

日本学者的产业结构研究,实际上触及到东亚区域产业结构循环演进问题,并已明确意识到一国产业结构变动与所在国际区域的周边国家或世界相关联,但仍以单个国家为立足点,仅涉及国际区域的一个特例,没有上升到一般理论。

(三)产业结构的国际性波及和结构关联机制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集团化的浪潮势不可挡,国际间产业结构变动的相互波及和关联日趋密切,特别是同区域内各国产业结构在运行中通过贸易和投资等方式相互间资源配置重组和整合的步伐加快。因此,学术界在对产业结构研究中,也逐步将国际间产业关联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探索。

关于产业结构的国际性波及和关联机制的研究,主要从理论与实证研究两条线展开。前者从本国和周边国家产业结构变动的联系,以及从世界产业结构大系统内各次产业的变动趋向,研究本国应有的产业发展战略与对策(北村好子,1995)。后者采用一定的定量分析技术进行度量,主要可分为两类:1.用贸易结合度和相互依存度系数等进行定量分析(渡@①利夫1991);2.将国际投入产出模型作为分析工具。例如,依据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研制的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AIDXT1975、1985、1990)分析东亚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之间的关联状况(佐野敬夫等1998)。迄今为止,各种结构联结模型主要通过贸易联接完成的。虽然注意到不同国家产业结构相互间的关联,但主要考虑产业结构演进的国际性波及由一国向另一国的单向传导。因而仍是立足单一国家视角来考察各国产业结构间关联。

二、立足全球视角研究当代产业结构的思考

欧美和日本的学者对产业结构的研究,包括近年对产业结构的国际性波及和关联互动的探讨,反映了学术界顺应时代的发展,不断推进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轨迹。但本文认为,这些研究都还没有脱离原有的思维框架和传统的视角。

首先,现有的产业结构研究对处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世界经济的本质性、飞跃性的变化缺乏深刻的认识。这种本质性变化表现为全球经济的“板块结构”已成为可感知的一个个群体,形成以一定的大致毗邻成片的地域范围为基础,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一个个巨大的跨国经济实体。因为,世界经济的现实运行主体,在局部区域已是二元的,即民族国家经济体和国际区域经济体并存。整体上由原来倚重自然资源和制造业的国别型世界经济正在向倚重信息资源和服务业的全球和区域型世界经济过渡。这种本质性的变化源于国与国之间产业结构演进中相互联接关系的演变。与历史对比,联接关系的变化不仅体现在联接强度上大大增强和联接形式的多样化,还在于联接拓扑结构的日趋复杂化。联接关系的变化导致作为研究对象的边界不断扩张。因此,单纯从国别视角的产业结构研究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实经济系统的时代特征,客观上要求立足全球视角,从新的切入点来研究当代产业结构。

其次,目前产业结构理论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仍没脱离传统经济学中线性的、平面的思维方式。或是将世界产业结构大系统直接作为对象,从一开始就研究大系统内各次产业的变化及趋势。由于缺少一个中间环节,因而无法将现实大系统作为一个多元、多层次、多侧面、复杂的立体结构来深入地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或是立足于单个国家层面,考察与周边国家的结构互动关系,但通常将其他国家等同于环境处理,最终停留于浅层次的对策研究,缺少综合性、系统性的理论研究和定量化分析。此外,部分研究成果虽已触及到国与国产业结构间的联接关系,采用各种定量分析技术进行验证,但在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下往往集中于贸易联接机制的分析。在现实中,除了贸易联接机制外,国际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国际金融和经济周期等作为联接机制,各自通过错综复杂的渠道发生着各具特点的联接作用。特别是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的联接作用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均已超过贸易的联接作用,成为各国产业结构相互关联的核心驱动力量。因此,各国产业结构间多种形式的关联渠道理应纳入研究的视野。

我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虽然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动不仅与域内周边国家的结构变动联为一体、互动演进,而且也和域外各国的产业结构处于相互波及、互动演化中,但由于与全球化并行的区域化浪潮和世界经济结构呈“板块”状格局等,各种联接机制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内部化趋向,因而往往使处在同一区域的各国产业结构间存在着更为紧密的相互依存、互相联接的关系。因此,立足全球视角,运用整体主义的系统研究方法,将国际区域产业结构作为研究对象和切入点,很有可能成为未来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一个突破口。从该切入点入手,概括而言,在一般理论的研究框架上至少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的定义、特征和封闭条件假设下的理论与度量方法研究。确立新的切入点或对象后首先对其定义及特征作出界定,是研究的基础。立足全球视角,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可定义为:地域空间上相邻或相近的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国家产业结构体的集合。它既是一个整体性概念,也是一个集合概念,至少具有相对性或非完整性、开放性、自组织性和整体性这四大基本特征。现实中的国际区域产业结构既是一个开放系统,又是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作为理论研究的起点,可运用抽象法暂且将其作为一个封闭系统来处理。通过构建封闭式的理论模型来研究国际区域内务国(地区)产业结构相互关联成整体的成长及其内在运行机理。包括其整体性成长的实质、动因、机制和整体内部的矛盾性等。度量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必须采用新的分析工具,目前,可用国际投入产出模型或计量经济模型作为分析技术的出发点,但需在贸易联接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其它重要联接机制的度量方法和模型。

2.国际区域间产业结构的关联机制分类及其动态变化研究。现实中的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是由各个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子系统,通过多种形式的关联渠道及其关联机制,在相互波及、互相联接中构成的。因此,理论研究需将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由封闭系统转向开放系统,对结构关联机制分类及动态变化进行考察,这是立足全球视角的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关键。需要对各种联接机制从国际区域间立体、多向幅射和多边反馈角度,分门别类地研究其各自的联接特点和传导规律,这是结构关联机制在空间上的变化。同时,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的复杂性往往表现为系统时刻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结构间关联强度和关联模式也同样处于动态演变中,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甚至出现跳跃式突变状态,这是结构关联机制在时间上的变化。此外,在现实中,由于形成产业结构间互动关系的联接机制较多,因而渠道复杂,各种联接机制交互作用,形成了非常复杂的机制体系。鉴于跨国公司在当代世界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因此在研究形成国际区域间结构互动关系的各种联接机制及其相互关系时,需要对其加以充分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

3.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的分类及演化模式的比较研究。在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中,存在着各具特征的不同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子系统,作为一个个相对的整体,需分类研究并揭示各自的演化模式。这里的演化模式是指,特定国际区域内各国产业结构在相互关联中体现的整体演进的形式或表现出具有某种共性的演进方式。鉴于各区域产业结构整体演进方式的复杂性,可选择若干典型国际区域(如东亚、北美和西欧),采用静态和动态的具体分析方法,对某国际区域产业结构整体存在的稳定性特征和变动性特征及变动趋向作出细致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概括。然后把静态和动态分析分别得出的结论联系起来,研究其相互关系,综合归纳出不同国际区域产业结构体系各自相异的演化模式及其特征。

4.结构变动与当代国际分工发展研究。产业结构的变动往往与国际分工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事实上,在世界产业结构大系统中,某国际区域内各国产业结构是在参与区域国际分工中才相互联接形成整体性演进,各区域产业结构在整体性演进中表现出不同的演化模式,实际上反映了全球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各区域分工子体系也具有不同的特点。因此,当代全球国际分工体系并非是一个平面结构,而是一个多层次、多侧面、交叉叠加的复杂的立体结构,需要对此作出系统、全面的研究。以往的产业结构研究由于没有深入到全球产业结构大系统内部不同的层次和侧面,因而相联系的国际分工研究缺少系统性和综合性。各种研究往往关注不同的侧面,其成果可以解释全球分工体系中的某一层次或侧面,然而适用范围不广,自然也难以真正认识本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和准确位置。

5.产业政策相互作用机制和国际协调型产业政策研究。以往的产业政策一般以本国产业为对象,通常更多地考虑对本国结构调整及预期,而没有顾及国外政府可能做出的反应与调整对本国产业结构运行和政策执行结果的反向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产业结构的互联、互动强化,直接导致了一国产业政策对内作用弱化,对外作用强化的质变,使产业政策以国际产业政策方式实施,其核心在于协调。事实上,当今某些国际区域经济的整合程度已相当高,因而政策更由本国独立制定,并以本国产业为主要对象,但其政策制定基础和政策实施效果的地域空间范围,已超出本国地理边界,外延扩大到与本国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国际区域或周边国家。目前,虽对制定国际产业政策进行了初步探讨(齐东平,2000),但对各国产业政策相互作用机制还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因此,需深入研究多国、特别是同区域内各国产业政策相互作用机制的特点、规律和动态博弈过程,以及全球化时代国际协调型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实施方式。

以上从整体主义系统思想出发的五个方面的研究,相互间存在着逻辑联系:国际区域产业结构的定义、特征和假设封闭条件下的理论与度量,是从新的切入点研究产业结构的出发点和基础;结构关联机制分类及动态变化理论构成了以全球化为视角的产业结构研究的延伸纽带;区域结构分类及演化模式研究,则丰富了立足全球视角的产业结构理论体系框架的层次结构;结构变动与国际分工发展理论是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扩展、归结点和通向应用分析的桥梁;产业政策相互作用机制和国际协调型产业政策研究将为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政策协调与合作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深入展开这五个方面的研究,将有望构建一个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新的产业结构研究体系框架。

产业结构论文范文篇4

论文内容摘要:本文对国内相关方面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简要评论,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产业结构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学者研究的重点经济问题,不同学者以不同的思维方式或角度对产业结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得出众多具有说服力和指导意义的结论。

论文关键词: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综述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起点,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被限定在“两大部类关系”和“农、轻、重关系”分析框架内。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产业结构理论引入我国,经济理论界的学术规范发生了重要变化,工具和方法更加多样化,西方产业结构理论逐渐被尝试用于分析中国问题。因此应将我国结构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置于世界经济大背景之下考察,并以此为出发点整理国内理论研究的进展。下面分四个阶段回顾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演变并进行评论。

1改革开放前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研究概况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产业经济理论研究工作处于起步阶段。主要靠引入前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式,归结为社会再生产理论中有关“两大部类关系”和“农、轻、重”关系的研究。其中与产业结构有关的内容是再生产理论中两大部类的关系,重点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问题。相关观点的分歧较大,争论较多的问题有以下两个:一是关于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公式的标准界定,即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经济学界发生的一个公式还是两个公式之争。在这些争论中很多学者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其中一部分学者提出要实现扩大再生产除了要有追加的生产资料外,必须有追加的生活资料,强调不能片面发展重工业。另外一些学者认为,不仅要研究扩大再生产中的两大部类的地位和作用,更要体现出相互制约的关系。二是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在肯定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原理的前提下进行的,进一步讨论其中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有:决定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条件是什么,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数量界限如何确定,消费资料生产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农、轻、重部门比例的关系等。这一时期的讨论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关于产业结构问题的比较集中的讨论,其主要依据是马克思主义两大部类思想。

2改革开放至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研究概况

(一)产业结构研究范式

这个时期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对以往片面强调重工业,忽视消费品生产所导致的结构失衡问题进行反思。1979年,欧阳胜指出两大部类平衡发展的规律是社会再生产的普遍规律,保持两大部类平衡发展是经济计划工作的首要任务。另外就是开始了对中国现实产业结构问题的实证研究,逐渐摆脱以往的纯粹理论探讨,把理论与实际经济情况接轨,重点转向了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批判性分析。

西方国家产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以及相应的学术研究也开始被我国学者所了解,对国内学者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产生了一定影响。我国陆续翻译出版了一些国外经济学专著,最初影响较大的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组织翻译出版的《外国经济结构文集》和1981年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这些译著基本上是资料性的,主要介绍国外经济结构现状。这让国内学者真实感受到了结构问题研究在框架和方法上的多样性,使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的眼界得到开拓。其后国内研究结构问题的学者开始较多借鉴、学习和应用西方产业经济理论的思路和方法,其中杨治所著的《产业经济学导论》最具代表性。这些西方学术思想的引入对研究范式的转换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国外有关产业结构的代表论著陆续在我国翻译出版,这些译著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提供了许多国家结构演变的经验材料,对我国学者影响深远。这方面影响较大的有库兹涅茨、罗斯托、钱纳里、霍夫曼等经济学者的理论成果,其与我国以往主要采取理论演绎的方法相比,这些学者研究内容的可观察性、可度量性和说服力更强。

(二)产业结构政策

一些研究其他国家特别是后起工业化国家战后经济发展经验的论著也逐渐被介绍进我国。有些国家被认为通过选择“主导产业”、“带头产业”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高速增长,特别是战后日本和韩国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引起我国学者较多关注,包括佐贯利雄的《日本经济的结构分析》等。这些论著主要是以日本发展的成功经验为案例,认为由于产业结构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的相关性,后起国家可以借鉴先行国家的经验,发挥“后发优势”,通过政府的积极干预即产业政策,主动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其后,产业政策的研究成为我国产业经济学界的热点,较早期的研究有周叔莲、杨沐主编的《国外产业政策研究》,王慧炯、李泊溪、周林主编的《中国产业部门政策研究》等。这些研究认为产业政策应论文关键词: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综述

论文内容摘要:本文对国内相关方面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简要评论,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产业结构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学者研究的重点经济问题,不同学者以不同的思维方式或角度对产业结构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得出众多具有说服力和指导意义的结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起点,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被限定在“两大部类关系”和“农、轻、重关系”分析框架内。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产业结构理论引入我国,经济理论界的学术规范发生了重要变化,工具和方法更加多样化,西方产业结构理论逐渐被尝试用于分析中国问题。因此应将我国结构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置于世界经济大背景之下考察,并以此为出发点整理国内理论研究的进展。下面分四个阶段回顾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研究的演变并进行评论。

3改革开放前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研究概况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产业经济理论研究工作处于起步阶段。主要靠引入前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式,归结为社会再生产理论中有关“两大部类关系”和“农、轻、重”关系的研究。其中与产业结构有关的内容是再生产理论中两大部类的关系,重点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问题。相关观点的分歧较大,争论较多的问题有以下两个:一是关于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公式的标准界定,即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经济学界发生的一个公式还是两个公式之争。在这些争论中很多学者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其中一部分学者提出要实现扩大再生产除了要有追加的生产资料外,必须有追加的生活资料,强调不能片面发展重工业。另外一些学者认为,不仅要研究扩大再生产中的两大部类的地位和作用,更要体现出相互制约的关系。二是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在肯定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原理的前提下进行的,进一步讨论其中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有:决定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条件是什么,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数量界限如何确定,消费资料生产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农、轻、重部门比例的关系等。这一时期的讨论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关于产业结构问题的比较集中的讨论,其主要依据是马克思主义两大部类思想。

4改革开放至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产业结构理论研究概况

(一)产业结构研究范式

这个时期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对以往片面强调重工业,忽视消费品生产所导致的结构失衡问题进行反思。1979年,欧阳胜指出两大部类平衡发展的规律是社会再生产的普遍规律,保持两大部类平衡发展是经济计划工作的首要任务。另外就是开始了对中国现实产业结构问题的实证研究,逐渐摆脱以往的纯粹理论探讨,把理论与实际经济情况接轨,重点转向了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批判性分析。

西方国家产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以及相应的学术研究也开始被我国学者所了解,对国内学者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产生了一定影响。我国陆续翻译出版了一些国外经济学专著,最初影响较大的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组织翻译出版的《外国经济结构文集》和1981年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这些译著基本上是资料性的,主要介绍国外经济结构现状。这让国内学者真实感受到了结构问题研究在框架和方法上的多样性,使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的眼界得到开拓。其后国内研究结构问题的学者开始较多借鉴、学习和应用西方产业经济理论的思路和方法,其中杨治所著的《产业经济学导论》最具代表性。这些西方学术思想的引入对研究范式的转换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国外有关产业结构的代表论著陆续在我国翻译出版,这些译著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提供了许多国家结构演变的经验材料,对我国学者影响深远。这方面影响较大的有库兹涅茨、罗斯托、钱纳里、霍夫曼等经济学者的理论成果,其与我国以往主要采取理论演绎的方法相比,这些学者研究内容的可观察性、可度量性和说服力更强。

产业结构论文范文篇5

论文摘要:本文根据1994—2005年我国股市融资和产业结构有关经济数据,利用协整理论,从股融资规模效应视角,对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股市融资不但没能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反而阻碍了产业结构优化,而出现这种理论和实践差异的核心原因在于渐进式改革下国家主导型制度变迁对股票市场的定位和制度设计。

一引言

从1993年开始,上市资源的分配一直采取中央政府按行政条块切块下达上市指标和额度,并对申请公开发行股票企业的产业政策进行了规定,如中国证监会《关于1993年申请公开发行股票企业产业政策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鼓励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产业企业,暂不受理金融企业,控制房地产企业,商业企业则各省不能超过一家;1994年l0月了《上市公司办理配股申请和信息披露的暂行规定》,文件除对配股时限、数量等加以限定外,还强调配股募集资金的用途必须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国家计委2002年1月《“十五”期间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提出鼓励符合条件的服务业企业进人资本市场融资;国家经贸委、财政部、科技部和国家税务局2002年7月联合《国家产业技术政策》,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在证券市场融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商务部、环保总局和银监会2003年12月关于制止钢铁、水泥、电解铝行业盲目投资的若干意见,《意见》特别指出证监会不能核准含有此类项目公司的首次公开发行和再融资的申请;2004年1月国务院签发《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认为资本市场发展有利于国民经济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战略性重组。中国股市中这种特有的上市机制以及各项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使股市的资本配置朝着既定的地区和产业倾斜。

另外,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也表明,股票市场的发展过程往往就是其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演进过程。比如在1870年至1920年间,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的股票市场处于发展初期阶段,其金融资产证券率仅为12%,国民生产总值证券率仅为8%,与此相适应,其产业结构则表现为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时期的特征——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高达50%以上,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仅占25%以上,第三产业极不发达;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上述国家的股票市场已经高度发达,这些国家的金融资产证券率已经高达50%以上,国民生产总值证券率也达到了较高水平,比如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证券率高达l13%,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也达到了后工业化的水平——无论从就业比重还是从产值比重来看,第一产业迅速下降,第二产业略有上升,第三产业后来居上跃居首位。

综上所述,无论是我国特有的上市机制,还是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都表明,股市融资具有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但是通过对我国股市目前的发展状况和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疑问:我国股市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这促进作用是否实际存在?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本文根据我国股市融资和产业结构有关经济数据,利用资金流量法和协整理论,对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对理论上应该而实际上没有起到促进作用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

二文献综述

关于股票市场发展与产业增长关系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以Levine和Allen等人为代表的新金融发展理论,但是它只是将资本市场纳入研究体系,对于经济增长的研究则始终停留在宏观数据层面,尚没有导人产业和企业层面。Rajan和Zingales(1998)在Levine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将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围深入到金融与行业增长率的层面,并通过41个国家、36个行业数据,从一个国家内不同行业对外源融资的依赖程度考察了金融与行业成长率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市场的发挥降低了外源融资的成本,从而把企业从内源融资的束缚中解放出来。ThorstenBeck和Levine(2002)在Rajah和Zingales的方法基础上,首先运用跨行业、跨国家的面板数据检验金融结构与产业增长的相关性,针对银行主导和资本市场主导两种金融体系,检验严重依赖外部融资的产业在哪种体系中增长更快,主要评价金融机构是否促进资本流向了外部融资依赖性强的产业。Fisman和Love(2003)引人了行业增长机会概念,并认为导致金融发展效应差异的因素与其说是行业外部融资依赖度,不如说是行业增长机会。他们的实证过程表明,在单独引入金融发展与增长机会的乘积项或单独引入金融发展与外部融资依赖度的乘积项时,其系数都是显著的。JefreyWurgler(2000)提出了一个新方法:以资本形成对于盈利能力的敏感性(即弹性)来衡量资本配置效率,并运用包括28个制造业部门、跨时33年的面板数据,对65个国家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

与国外利用多个国家宏观数据研究不同,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和以国内中观数据为主的实证研究,研究结论充满争议。归纳起来,关于股票市场与产业升级的关系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股市融资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如朱建民和冯登艳(2000)、王军和王忠(2002)、王兰军(2003)、杨德勇和董左卉子(2007);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弱相关或不相关。殷醒民(1997)通过对1996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的制造业结构分析发现上市公司通过资本市场发行股票来募集资金的实际效果是加剧了制造业资金的分散化,并且认为股票市场与国家的产业政策基本上没有联系,蔡红艳和阎庆民(2004)度量了行业成长性,研究发现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中各行业成长性的此消彼长并未在资本市场中得到体现。

上述研究多以理论研究为主,实证方面的研究主要采取了两种方法。一种是以徐炳胜(2006)为代表的多元统计方法,他主要通过我国资本市场于产业结构有关的经济数据对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另一种方法是基于JeffreyWurgler(2000)的资本配置效率模型,这个模型的出发点是以市场作为配置主体,而且该模型因为缺乏理论依据、关键变量的内涵无法做严格界定,而遭到研究者们的质疑。基于此,本文将根据1994—2005年我国股市融资和产业结构有关经济数据,利用资金流量法和协整理论,从股市融资规模效应视角,对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三股市融资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分析

(一)评价指标体系选取与数据说明

股市融资指标:为了克服异方差和误差项序列相关,本文采用股票市场各年度筹资额分别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进行衡量。即:股票融资率SR=股票融资额/GDP。产业结构升级指标:衡量一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程度,可以通过计算和比较不同年代第二产业增加值/GDP、第三产业增加值/GDP、(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GDP等指标来衡量。本文选取当年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和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进行衡量。即:产业结构优化率IR=(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GDP。

产业绩效指标:产业结构理论中的“黑箱理论”即“投入——产业结构——产出”,产业结构在这里实质是承担一种产业转换器作用,而关于产业结构升级问题研究的核心,同样是如何促进高效率(绩效好)行业比重的提高和低效率(绩效差)行业比重的下降,从而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整体绩效的提高。而产业绩效定义是基于企业集合体的角度,因此,本文选择产业利润率来评价,但是由于上市公司多数为各地区的骨干企业或者高新技术企业,因此在税收政策方面往往较非上市公司具有明显的优惠优势,所以以税前净资产利润率IP来评价,即:产业绩效指标IP=(税前利润总额/净资产X100)。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样本期间选取1991—2005年。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年鉴和CCER数据分析系统。论文下载

(二)序列平稳性检验

在实际经济活动中,多数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这些序列的矩随时间而变化,然而某些非平稳的经济时间序列的某种线性组合却可能不随时间变化,表现出平稳性。20世纪80年代初Engle与Granger提出的协整理论就是解决非平稳时间序列之间协整关系的有效方法。但是协整理论并不是对所有非平稳数据都能处理,它所解决的是某些单整序列的关系问题。根据E—G两步发,为防止伪回归产生,在进行协整分析前,必须检验序列平稳性,即序列单整性检验。单整性是指,如果一个序列经过n阶差分后才能平稳,则称此序列为n阶单整,记为I(n)。同阶单整序列的某种线性组合如果是平稳的,称之为协整。常用的检验方法是ADF法和PP法,本文使用ADF法,采用Eviews5.0计量软件进行实证分析。

首先,作变量SR、GR、IP时序图,初步判断序列平稳性,识别变量截距、趋势特征。从可以看出,各变量可能不平衡,且都有截距项.

然后,采用ADF方法对各变量进行单整检验,得到的结果见。从表3可以看出,GR、SR、IP的检验统计值大于临界值,说明它们是非平稳序列。而它们的差分序列AGR和ASR以95%的置信度通过检验,AIP以90%的置信度通过检验,说明AGR、ASR、AIP为平稳序列。显然,可以判定GR、SR、IP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即I(1)序列。

(三)资本市场融资规模与产业结构优化关系的协整检验根据上述单整检验结果,SR、GR和IP这些时间序列虽然自身非平稳,但其某种线形组合却可能平稳。如果存在平稳的线形组合,这个线形组合则反映了变量之间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即协整关系。以产业结构优化率GR、产业绩效指标IP为被解释变量,资本市场融资率sR为解释变量,建立计量模型:,其中1、为随机扰动项,表示GR、IP中sR无法解释的其他因素,对GR和sR、IP和sR分别进行回归,得到模型(1)和模型(2):

从回归结果看,模型1的截距项和系数显著,R=0.560618,调整的R=0.516680,F值=12.75923,P值=0.005079;模型2的截距项显著,而系数不显著,其R=0.246154,调整的R=0.151923,F值=2.612246,P值=0.144704。为了检验模型1中GR和sR是否协整,必须进一步对模型的残差平稳性进行检验。提取模型1残差,记为e,对其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3。残差e以95%的置信度通过检验,是平稳的。说明GR和SR是协整的,股票市场融资率和产业结构优化率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股票市场融资率每增长1个百分点,产业结构优化率降低5.523358个百分点,可见我国股票市场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不但没有起到推动作用,反而阻碍了产业结构的优化。

为了进一步确定股票市场融资率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影响的关系,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误差修正模型基本形式是由Davison、Hendry、Srba和Yeo于1978年提出的,该模型能解释因变量的短期波动是如何被决定的,一方面,它受到自变量短期波动的影响,另一方面取决于误差修正项(ecm),即回归模型1的残差序列e。将ecm滞后一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如下:公务员之家

上述修正误差模型中ecm(一1)系数为负,说明在短期内或因为政策因素影响,或其他随机干扰影响,导致股票市场融资率与产业结构优化可能偏离均衡值,但这种偏离是暂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偏离将因误差的修正回到均衡状态。

四结论

产业结构论文范文篇6

【论文摘要】陕西经济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也随之发生转换。本文首先阐述了陕西省产业结构的现状及资源分布特点,其次用实证分析证实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高增长的推动作用。然后,在确定从高度化和合理化对陕西省产业结构进行评价后,构造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水平的测算指标,利用直接消耗系数表测算陕西省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水平。最后,根据分析结果,结合陕西省资源分布状况,指出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方向。

一、产业结构的研究领域

产业是指具有某种共同特性的企业集合。某种共同特性是将企业划分为不同的产业的基准。因此,从不同的角度审视企业就可将企业划分为不同的产业。而产业划分的基准选择是服从于两个经济分析的需要。其一是服从于社会在生产过程中,大类部门之间、制造业各工业行业之间,以及行业内各种中间产品之间的均衡状态的分析需要。这将选择“具有使用相同原材料或相同生产技术或工艺或者相同产品用途”这一特性作为将产业划分的基准。这里的“产业”指“使用相同原材料或相同生产技术或工艺或者相同用途产品企业的集合”—这就是产业结构中的产业。

二、陕西省产业结构的现状及演变趋势

陕西省依据资源分布特点,利用资源优势形成了四大建设基地,陕北以化工能源为发展重点,陕南利用自然环境优美、生物资源丰富等优势,是绿色产业基地,而关中则以先进制造业为建设重点。另外重点发展的产业包括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及能源化工产业三大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果业、畜牧业、旅游、能源化工和国防科技工业六大特色产业和旅游业、文化产业及现代物流业三大特色现代服务产业。其中装备制造业是陕西工业的主体产业,现代物流业是陕西省的新兴产业。现代物流是相对于传统物流而言的。它是在传统物流的基础上,引入高科技手段,即运用计算机进行信息联网,并对物流信息进行科学管理,从而使物流速度加快,准确率提高,库存减少,成本降低,以此延伸和放大传统物流的功能。

三、陕西省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定量分析

产业结构高度化最根本的实质是在当时各产业的经济技术水平和其结构关联水平。它最终反映在结构关联经济技术矩阵的水平上,因此可把结构关联经济技术矩阵水平作为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的综合性衡量指标。由于产业结构关联经济技术矩阵的元素值的大小表示某产业部门生产技术水平的高低和经营管理能力的大小,因此,表示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的结构关联经济技术矩阵取决于:每一生产部门的生产技术水平与组织管理水平,具有较高技术水平与管理水平的部门所占的比重,以及这些部门的关联质量水平,或者说,结构关联经济技术水平取决于投入产出表中直接消耗系数矩阵每一元素的大小以及具有较小值的元素所占的比重及其排列位置。但是现实生活中,不同时期的经济技术矩阵的元素,有的上升,有的下降,这说明产业结构总体水平上升还是下降了呢?这一困难可以采用求矩阵最大特征值的方法解决。

四、陕西省产业结构优化的几点思考

1、陕西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目标

陕西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核心是大力发展优势和特色产业,充分发挥各地区各种资源的比较优势。总体目标是使优势产业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明显增强,工业增加值占总产值比重达到43%;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7:53:40。继续发展壮大高新技术产业、果业、畜牧业、旅游、国防科技工业和能源化工业;加快关中制造业、陕北能源化工业、陕南绿色产业、渭北果业四大基地建设。

2、陕西省产业结构优化的重点

(1)三大支柱产业的调整。据调查可知陕西省机械设备制造业和能源化工业的现实产业结构和经济技术结构不适应,产出出现短缺,因此要加大三大支柱产业的比重。对于装备制造业的调整要以市场为导向。以创新为动力,以资本为纽带,实施资本整合重组,并加强各企业间的专业化协作配套,加速产业集聚,构建产业集群。在保障装备研制工程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军工技术向民用转移。高技术产业,由于陕西省拥有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比较多,科技人才富集,陕西省应充分利用这一优势,依托国家和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高其转换效率。积极培育和引进拥有领先技术的高技术企业,实施产业关联度大、成长性强的重大产业项目,尽快形成产业规模。能源化工产业,充分发挥陕北煤、油、气、盐和陕南水源丰富的优势,重点发展陕北能源化工基地,渭北能源接续区和汉江水发电站,推进煤电一体化发展,煤化一体化,油炼化一体化发展,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加快太阳能、风能、地热、小水电开发,优化能源结构,推动多元化发展。加大科研力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2)六大特色产业的调整。从陕西省的地理环境看,陕西省只有关中是平原,适宜种粮食,从南到北有温带草原带,森林草原带,暖温带等,适宜种植各种水果,因此陕西省应根据地理环境,在适宜地带加大水果种植力度,重点发展渭北果业,稳定扩大优生区面积,调整产品品种结构,普及和提高果品生产关键技术,推行标准化生产和园艺化管理,建设标准化和示范化基地,提高果品加工处理能力,拉长产业链,增加附加值。

畜牧业可以实现粮食等转化,延长产业链,因此可以通过发展畜牧业来延长农业产业链,而且秦川牛具有比较优势资源,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对于畜牧业的调整,要突出抓好关中奶畜和秦川牛肉、陕北舍饲养羊、陕南瘦肉型猪和城郊禽蛋生产基地建设,扶持养殖小区和养殖大户,提高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饲养水平,推进养、加、销一体化,提升比较优势。

国防科技业的调整,积极支持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坚持军民结合,支持军工发展民品,推进军工民用产业向高层次、宽领域扩展。积极发展一批技术先进、竞争力强的民用产品,促进国防科技工业同地方经济的有机结合,重点是陕西航天科技园区、阎良国家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发展和核工业、电子信息产业技术创新、资源整合、产品提升。

(3)三大特色现代服务业的调整。对于旅游产业,深入挖掘周汉唐等古文化内涵,开发具有较大影响的旅游产品,加快发展红色旅游、科技旅游、生态旅游,合理开发自然资源,加强对旅游的规划和引导,防止重复建设,盲目开发,另外,整合旅游资源,打造旅游精品,发展休闲度假,风情民俗,科技观展,体育探险等特色旅游。

文化产业要以影视、文化旅游业为突破口,充分发挥关中历史文化和现代文化、陕北红色文化和黄土风情文化、陕南汉水文化和绿色文化资源优势,积极发展文化产业,打造强势文化品牌。加快建设10大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扩大规模,提高产业层次,提升陕西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陕西占据欧亚大陆桥中段的重要位势具有发展现代物流业的重要基础,因此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管理手段,促进交通运输、仓储、流通加工、物流信息、包装、搬运装卸、区域分拨和配送等物流环节的有机结合,形成供应链,提高物流业的现代化水平,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率,提高物流企业的竞争力,着重发挥区位优势,加大物流资源整合力度。加快建设“三大物流园区、十大物流配送中心、两大平台、四大体系”,形成以西安为枢纽,以宝鸡、榆林、汉中、安康为结合点的现代物流体系,建成我国承东启西、沟通南北的重要物流基地。

五、结论

首先通过陕西省产业结构背景及现状的了解,阐述产业结构的演变趋势,通过阅读大量文献,确定产业结构的研究领域以及从高度化和合理化两方面去评价陕西省产业结构。其次根据已有的研究基础,选取测算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水平的指标,利用陕西省2002年直接消耗系数表计算陕西省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水平。最后根据陕西省资源分布特点,运用比较优势和资源优势针对陕西省不合理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优化。

【参考文献】

产业结构论文范文篇7

论文关键词: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层次灰关联

0引言

传统理论从比较优势出发,过于强调劳动密集型的非高新技术的发展,随着国家提出自主创新战略,出现过于依赖高新技术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倾向。其实,不管是资本密集型的高新技术行业,还是劳动密集型的中低技术行业,只要在开放的条件下具备相应的技术创新能力,就会给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空间。

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应该同时关注不同技术层次行业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传导作用。我国目前处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时期,研究如何运用不同技术层次行业技术创新,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传导机制

各国工业化的进程表明,产业结构升级是以企业技术创新为前提条件和主要动因。企业创新系统中技术创新是关键,作为产业的微观组织,企业的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有传导作用。一般认为,从微观层次看,技术创新是企业在一定资源基础上进行的,决定技术创新能力高低的3种资源为人力资源、财力资源和物力资源(指工艺装备)。行业技术创新是行业内企业技术创新的有效聚集,是推动行业发展和结构优化的主要动因。关于产业结构的研究,文献认为,产业结构升级包含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2个方面,两者交织在一起,相互依存又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产业结构优化过程的一条纽带。产业结构合理化主要解决各产业之间有机联系和耦合质量的问题,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则是解决怎样促进整个产业结构从低水平向高水平发展的问题。产业结构演变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技术结构、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及贸易结构等,在诸多因素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技术结构,因为一种产业的形成发展或衰退,从根本上说起因于技术的进步或落后(技术创新),从而产业结构的变动也起因于技术结构的变动。由此,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途径应依赖于与之相应的技术创新,推进创新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核心。一方面,技术创新通过促使生产要素在产业问流动,直接实现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新产业的形成;另一方面,技术创新会通过对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和贸易结构等的影响间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借鉴文献构造出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传导机制,如图1所示。技术创新过程的性质特点,决定着无法直接衡量技术创新的质量和数量,因此,只能采用一些替代性指标,如设备、资金及人员来反映技术创新活动。图1中虚框内的技术创新内容,通过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处于黑箱之中。本文根据信息不完全的特点,利用灰关联理论,在技术创新投入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建立模型,量化分析不同技术层次行业技术创新投入因素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2技术层次划分及指标设计

制造业水平决定了一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大中型制造业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力量,无论新产品销售收入还是从业人数都占有绝对优势,它们的技术创新状况直接关系到制造业总体的技术创新水平,数据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本文依据OECD(1996)的技术划分标准,结合我国对高技术产业的界定,将制造业划分为4个技术层次:高技术、中高技术、中低技术和低技术,考察我国1996-2005年制造行业的技术创新状况。由于部分行业原始数据残缺,再加上个别不同技术层次行业放在一起统计,数据不易分离,在这里剔除“石油加工、炼焦与核燃料加工”、“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及“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行业后,共得到29个行业的大中型制造业企业的原始数据,这些行业按技术层次划分情况见表1所列。

技术创新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了技术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由于技术创新过程涉及众多因素,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测度方法,国内外的研究者分别从企业层面、产业层面和国家层面提出了多种问接测度指标。本文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考虑到数据的可取得性,设立技术创新投入指标和技术创新产出指标,综合衡量行业技术创新能力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从投入一产出角度构建技术创新评价体系,体现了技术创新活动的链条式过程,把技术创新的实现看作是一个创新资源投入到产出的整合过程,指标体系就是一个描述技术创新资源从投入到产出的配置情况和运作水平的过程优化体系。

设技术创新投入指标为X;.z为微电子控制设备原价占生产经营用设备原价比重;zz为科技活动人员占从业人员比重。为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占产品销售收入比重;设技术创新产出指标为z。,包括专利申请量和新产品销售收入。

技术创新最重要的3个投入指标即设备、人才和资金。技术创新投入既包括R&D投入也包括非R&D投入,R&D投入是衡量技术创新投入最主要的指标,它既是自主创新的基础,也是成功消化吸收先进技术的要求。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大中型制造业R&D人员、R&D经费仅有20O3—2005年3a的数据,本文选择科技活动人员代替R&D人员,选择科技经费内部支出代替R&D经费。相比较而言,科技活动人员和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在量上大于R&D人员和R&D经费,而且不像R&D人员和R&D经费那样单纯反映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相应投入,因此,选取更加合理。技术创新投入指标中微电子控制设备原价占生产经营用设备原价比重体现了设备的投入强度,科技活动人员占从业人员比重反映了技术开发力量的强弱,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占产品销售收入比重体现了科技开发力度(由于统计原因,高技术行业用“年末固定资产原价”代替“生产经营用设备原价”;高技术行业的“产品销售收入”及“从业人员”1995年的数据口径为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1999—2004年的数据口径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技术创新产出包括潜在技术创新产出和现实技术创新产出。专利是研究开发的重要指标,用专利指标衡量R&D能力已被广泛接受。专利权是企业未来用以开发新产品的储备能力,以专利申请量作为衡量企业潜在技术创新产出的指标。技术创新包括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产品创新主要体现为新产品销售收入,工艺创新不易量化,但其效果可在新产品销售收入中得以体现。新产品销售收入几乎代表了所有技术创新投入要素或相关要素相互作用的最终结果。企业技术创新的最终目标是将创新的技术以新产品销售的形式实现其价值,新产品销售收人反映了企业现实的技术创新产出。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传导作用不易量化,因此仅简单以技术创新产出作为衡量技术创新导致产业结构升级的指标,技术创新的投入与实际结果之间的关系恰当地说明了企业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

本文在技术创新投入指标与技术创新产出指标间建立灰色关联模型,来测度不同技术层次行业技术创新投入与所带来的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

3灰关联模型应用

本文仅搜集了1996-2005年的数据,样本量较小。而且由于技术创新过程涉及众多因素,很难准确定义所有影响因素,收集到的信息并不完全,因此,数据具有不确定性。

灰色关联模型恰好适用于信息不完全情况下的关联度分析。关联度分析是分析系统中各元素之间关联程度的方法,其基本思想是依据关联度对系统进行排序。由于计算关联程度的数列量纲不同,先进行初值化处理。

4数据分析及对策建议

运用(1)、(2)式可以计算出不同技术层次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指标,对技术创新潜在产出指标和技术创新现实产出指标的贡献值,并找出不同技术层次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排序,计算结果见表2所列。

这也说明了我国中技术行业自主创新能力较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和持久。值得注意的是,中高技术层次的科技资金投入尚待进一步加强。

从低技术行业的计算结果看,我国低技术行业人才和资金投入对产业结构升级也有相当的作用,我国并不缺乏中低技术和低技术行业的科研人员,如何运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成为急待解决的问题。

产业结构论文范文篇8

论文摘要: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历届政府关注的焦点,也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关键问题。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是当前解决我国内需不足的重要措施。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却面临种种困境。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作为政府工作的重点来抓。十七届三中全会,党中央再次提出要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农村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已提出多年,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但对于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并没有明显效果。有的地方从原点出发又回到了原点,产业结构依然遵循多年来走过的老路。有的地方虽然进行了较为成功的

调整,但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存在障碍的原因

(一)农业收入过低导致农民对农业丧失信心

长期以来农业无论经营成本还是机会成本都很高,经济效益低下造成农民收入一直低迷。在许多村庄单一的农业收入已经难以满足日常开支,所以农民都把农业作为副业。造成农民收入低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农产品的种植和深加工长期以来缺乏科学技术的支持,大部分农民还处于靠天吃饭的状况。有的年份辛辛苦苦种植,到年终扣除各项成本后所剩无几。微薄的收入使大多数农民对农业失去了信心,把精力放在别的地方。既然农民把农业放在了一个次要的地位,对于上级政府倡导的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反应也就很平淡了。

(二)信息流通在农村出现了梗阻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日益显示出其落后与不足,面对严峻的压力与挑战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就提上了日程,市场为农产品的供求关系提供了信号,然而农村由于农民自身的素质和交通、通讯等限制,接受信息存在很大的困难。没有确切的市场信息指导农民的生产经营,为了减少风险,农民只好选择原有的产业结构。信息成为产业调整的一个拦路虎挡住了其前进的步伐。

(三)人才和技术匮乏

产业结构调整过程同时也是产品升级和产品创新的过程,可以是对种植结构的调整和动植物品质的优化,也可以是对农产品的加工、保鲜、储运等技术的提高。无论是哪种形式的调整,人才在其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产业结构调整既需要新技术的传播者和接收者,又需要对市场动向具有敏锐洞察力的领导人才。然而农村的现状是大部分知识层次较高的青壮年外出打工,剩下老弱病残留守家园。他们的文化水平非常低,大多数均为文盲和半文盲,接受科技的能力差。由于农村技术服务体系自身盈利能力低,无暇顾及农村的科技服务,科研机构的成果由于没有中介机构的引导,难以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来帮助农民致富。普通农村的村干部由本村的村民担任,文化水平较低,安于现状的观念根深蒂固,一般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所以,吸引人才、培养人才和引进技术就成为农村产业结构转化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农民承受风险的能力较弱

产业结构调整可能预期收益较大,但收益增大的同时风险也会增加,这是简单的经济学原理,也是严峻的现实问题。产业结构调整不仅伴随着经营风险而且存在信用风险。对结构调整后收入的不确定性预期是妨碍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之一。

(五)农民的投资能力弱

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无论是新的种植品种的引进还是对现有产品的深加工都需要配套的资金。农业生产投入的资金来源大部分是依靠农民收入的增长,农民收入的增长总量较低就成为农民生产投入的主要制约因素。从新华网提供的数据来看,1997-2000年我国农民收入进入增幅持续下降阶段。2001年开始恢复性增长,2004-2007年进入稳定增长阶段。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量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连续4年超过300元;扣除价格因素,增幅实现了1985年以来首次连续4年超过6%。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140元,比2006年实际增长9.5%。虽然近几年我国农民收入的增幅较大,但是总量较低,每年人均增收的300多元钱根本满足不了投资的需要。信贷约束是另一个重要因素。首先是农民不能摆脱陈旧观念的束缚,不习惯借资经营,即使有时能够把握一些重要的市场信息,由于资金的缺乏只能与机会擦肩而过。其次是银行的风险意识加强,农民没有固定收入和预期收入收益不确定的情况下,银行由于承受的风险太大而不会随便贷款。农民投资能力弱,除了表现在资金方面外,还表现在投资取向上,农民受自身条件的限制,不能敏锐观察市场动态,难以准确把握投资方向,并且农民长久受到小农思想的影响,习惯安于现状,不富有冒险精神,难以协调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

此外,陈旧制度也是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障碍。政策的多变性容易减弱农民创新的积极性,产业结构调整需要稳定的法律、制度环境来支持。农村干部选举制度的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响了领导班子的素质,从而对产业结构调整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二、产业调整后的乡村存在的问题

有些乡村虽然进行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并且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但其中还存在如下问题:

(一)产业结构不能及时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进行微调

大多数情况下,农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是在政府的倡导、动员下进行的。政府运用已有信息来指导种植的品种、传授技术等。一般以镇为单位培育1、2种龙头品种,全镇各村大面积种植,如果能够对市场信息较快做出反应,这种方法还是可取的,但如果进行一次调整便沿着这条路一成不变地走下去,农业就会从一种病态进入另一种病态。例如,每年的市场环境都会发生变化,如果不能及时捕捉市场信息进行相应的调整,就会导致增产不增收,甚至减收的局面。政府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无论是对信息的接受还是传送都存在时滞,农民往往投资于市场上已经饱和的产品,农民收入与预期相比大打折扣,积极性也由此受到影响。

(二)产业结构调整只停留在种植层面,很少涉及加工业和畜牧业

大部分人都把农村产业结构简单理解为种植结构,所以产业结构的调整就在这上面做文章。然而很多村除了粮食作物外都或多或少存在资源优势,如有的村庄具有天然的牧场,有的拥有大面积的果园等,这些优势如果不能很好地利用就会造成资源的浪费。拥有果园的农民经常由于当地需求不旺,收益过低,运往外地又会由于交通不便和保险、储运技术落后导致过高的销售成本,而宁愿让水果烂在地里充当肥料。如果此时加工业介入,不仅可以充分利用资源,而且可以提高农产品的价值。无论是改进产品的包装还是对产品本身实质的改变都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加工后的产品投放市场,价格会远远高于初级产品,它应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

改变这种现状的出路在于把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与农业产业化结合起来,把农业产业调整从政府行为转化为商业行为。在农民自身素质有限的情况下,只有依靠外界的力量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政府作为行政机构在此只能充当宏观调控的角色,而不能胜任指导具体生产经营的工作。而企业作为生产经营的主体,对市场信息反应更迅速,对市场机会把握更准确,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会产生积极的带动作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遵循的主要思路应当是“以外带内”,通过外力的介入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

此外,加快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技术支持和信贷支持,引入农业保险体系,加快农村的制度创新等都有助于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不断扩散,内需不足再次成为困扰我国经济生活的一个难题,而刺激内需的关键还在于扩大农村市场。因此,通过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民的收入对解决当前和今后的经济问题具有重要的实现意义。

参考文献:

1、罗斯.浅谈当前产业结构调整[J].四川农业科技,2008(11).

2、张宝玲.论农业结构调整与农村经济发展[J].河北农业科学,2008(10).

3、袁中飞.强化产业支撑发展高效农业[J].江苏农村经济,2008(10).

产业结构论文范文篇9

[论文关键词]产业结构升级低碳经济

一、引言

经过改革开放3O多年的飞速发展。我国GDP每年都以较高的增速运行.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第三大出口国.工业化和城市化仍处在快速发展中,并且还将在今后的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持续这种快速的增长。30年的高速发展使我们不但从传统的“短缺经济”走向了真正意义的”买方市场.而且基本解决了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除了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我们的钢铁产量、煤炭产量、水泥产量、发电量、玻璃产量均成为世界第一。

但是目前,无论是经济增长方式,还是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布局和结构,都存在着过分依赖资源、资本、环境的投入,充分利用但又比较倚重低价劳动力资源和土地资源.而自主创新技术和人力资本的作用不足等问题。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外向型、外源型的产业结构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也充满着不确定性和变化。我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我国对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导致增加对进口能源(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依存度。气候变化导致的水资源短缺、极端天气也使得农作物大幅度减产。如果这种气候变化趋势得不到缓和.将严重影响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目前我国的“三高”企业较多,单位GDP能耗大排污多.严重的破坏生态平衡,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排放高。全国企业存在着工业技术创新能力较弱产业层次偏低、企业整体素质不高的特点。我国经济面临着一系列挑战,突出表现在: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资源环境压力加大,面临着应对气候变化的新挑战:产业结构不合理,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传统的低成本比较优势明显削弱,亟待形成新的优势。低碳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倡导低消耗、低排放,它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发展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要求为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提供了一条新的更加有效的途径。

二、文献综述

在各种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理论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罗斯托的主导部门理论和筱原三代平的两基准理论。赫尔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资源的稀缺性,全面投资和发展一切部门几乎的不可能的,只能把有限的资源有选择地投入到某些行业,以使有限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此即不平衡增长。罗斯托的主导部门理论认为:可以根据技术标准把经济成长分为阶段划分为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起飞成熟、高额群众消费.追求生活质量六个阶段,而每个阶段的演进是以主导产业部门的更替为特征的。筱原三代平的两基准理论是指收入弹性基准和生产率上升基准。收入弹性基准要求把积累投向收入弹性大的行业或部门,因为这些行业或部门有广阔的市场需求.便于利用规模经济效益,迅速地提高利润率;生产率上升基准要求积累投向生产率(指全要素生产率)上升最快的行业或部门.因为这些行业或部门由于生产率上升快.单位成本下降最快,在工资一定的条件下,该行业或部门的利润也必然上升最快。

张俊伟提到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将由重化工业发展阶段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阶段过渡.产业升级将呈现如下趋势:产业向高加工度、高附加值转型,环保型产业具有广阔发展前景,服务业快速发展,产业组织结构优化步伐加快,国际分工地位显著改善。蒋选的研究提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核心是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掌握自主技术,且要有国家战略。蒋洪亮的研究提出要从以低成本为主导的传统产业体系.向以高附加值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转型。

以往我国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注重第一、二和三产业的比例关系,地方政府对产业结构的布局和调整升级过分依赖当地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并过分追求产业对本地GDP贡献.相关企业过分的追逐高回报和高利润使得投资过于集中一些产业.导致了产业布局和调整时有很多不合理。近年来.我国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以及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研究大多遵循以上这些理论。以往的研究并未把低碳经济作为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重要依据,本文在全面分析了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础上.以其作为助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新途径.弥补了以往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方式的不足

三、低碳经济的提出及其发展

低碳经济提出的大背景.是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严峻挑战。白2003年英国率先提出低碳经济”的概念后.低碳经济已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潮流.世界经济历经工业化、信息化之后.正在走向“低碳化”。低碳经济是以低消耗、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和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即是低碳产业、低碳能源、低碳技术和低碳消费,它是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之后,世界经济形态新出现的革命浪潮,即低碳革命。低碳经济已成为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主要特征,成为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改善的主流模式。低碳化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能源消费与碳排放的比重不断下降.即能源结构清洁化二是单位产出需要的能源消耗不断下降.即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低碳化进程也是碳生产力不断提高的过程。科学发展观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且已经把科学发展观写进了党章,作为我党和我国发展的指导思想。发展低碳经济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需要和必然要求。

从长远来说,发展低碳经济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走低碳化道路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把气候变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从政策导向上有利于引导各级政府培育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新经济增长点.加快建设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工业体系。改变传统的高碳经济发展模式.寻求低碳经济发展路径成为当前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与金融危机的主流观点。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有利于解决常规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等问题.同时有助于缓解我国能源资源瓶颈,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促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

发展低碳经济意味着中国能够避免走西方国家的高消耗、高污染的工业化发展道路.走出一条低消耗、低排放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转向更为高效的制造业和低碳产业结构.这有利于中国保持国际贸易领域的持久竞争力。也可以避免国外的边境调节税和碳关税,有利于外向型的出口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低碳经济促产业结构升级的应对措施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2009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28.5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4.0%。煤炭消费量27.4亿吨,增长3O%。原油消费量3.6亿吨,增长5.1%。在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中.作为二氧化碳排放的主力军”.煤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目前我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目前国际上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发展低碳经济的呼声很高.我国政府也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宣布了我国的温室气体的减排目标~1J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I;1:2005年下降4O%~45%,降低碳排放强度。调整产业结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转型迫在眉睫。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

1.政府主导,市场准入

大力倡导低碳经济.并以此为依托助推产业结构升级.政府主导是最基本前提,它包括制定长远战略.出台鼓励科技创新、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使用的政策以及减免税收、财政补贴、政府采购、绿色信贷等措施,来引领和助推低碳经济发展进而达到产业结构合理升级。制定以我为主的国家节能环保产业发展战略和系统化的产业发展规划政府扶植和指导有前景的行业进行技术储备和技术创新.建立产业联盟,大力培育国内外的相关市场造就一批可参与国际竞争的企业。当前我国节能减排工作仍然主要是由中央政府主导和以行政手段为主,企业缺乏加大投入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同时也需要企业认清方向自觉跟进。要建立长效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潜力,为落后产业和产品设置退出期限.标准认定问题。要建立行业准入许可证制度,提高市场准入门槛,促使企业高起点投入.保障节能环保产业健康发展.增强行业整体竞争力。这样可以让企业感受到压力和来自政府的推动力,合力作用加速我国的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

2.合理税制和碳排放交易机制

选择合适的时机推出碳税政策.对高耗能和高污染的企业按行业有区别进行按单位GDP的碳排放量进行碳税的征收,一方面可以让企业去发展高新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向低碳经济方向进行升级转型另一个方面也可以改变目前广大民众的生活消费模式.使之变得更加节能环保.也使社会能够持续科学的发展。但是选择碳税时机和额度需十分谨慎。并要严格按照我过实际国情进行.否则会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的正常发展。

国内目前面临严峻的减排形势.我们应当尽早借鉴国排放交易经验,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碳交易市场的路径和交易中心,来适时的推动碳排放交易机制形成和有效运行。一方面建立碳排放交易机制有利温室气体的总体控制,另一方面有助于企业对新技术的创新和推广,加速企业向节能环保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3.自主研发,培育创新

加大在各个行业的主动研发能力.形成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通过高校和企业来培养我国需要的各类创新型人才.并建立起合理的对创新型人才的激励机制.要做到对人才能够培养好,利用好.留得住。政府引导和培育创新型企业,开发新低碳技术和产品,使其产品的附加值提高并消耗较小的能源。通过自主研发,培育创新型低碳人才和企业可以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

另外目前一些发达国家在准备对进口产品实施边境调节税或碳关税,我国外向型企业较多.尤其在东部沿海地区,并且目前在我国出I:1产品中高碳行业产品占有较大比重,如果边境调节税或碳关税开始实施,我国出I=1产品的价格优势将会被大大削弱.有可能导致我国产品市场份额的减少。这些外向型企业必须要改变产品结构,提高产品附加值,发展节能环保产品.这样在国际市场上才会有竞争力,真正由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

4推进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和开发

积极的开发风能、水能、太阳能、潮汐能、生物能源等可再生能源.来利用这些能源进行发电、取暖等。这些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对环境影响小,温室气体排放低,符合发展低碳经济要求。另外也注重发展新能源汽车技术.通过新能源汽车发展缩短我国汽车行业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降低交通领域的碳排放。可再生能源产业属于低碳经济范畴也属于新兴产业,发展可再生能源有助于我国相关产业的升级转型。

5.合理管理.提高能效.培养全民的低碳意识

通过合理的管理来提高我国的能源和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对能源和资源浪费的环节。通过管理可以提高生产环节效率.降低流通领域能源效率,进而达到提高能源和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要大力培养全民的节能和低碳生活意识,要注重在每个生活环节中进行节约能源减少污染和碳排放的生成.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生活习惯。

产业结构论文范文篇10

长期以来,我国文化发展一直采用计划经济下由国家统一规划统一领导统一步调的事业型模式。国家财政统包,人员、资金、物资统分统配,一个“统”字将文化包容无遗。在过去的经济核算体制中,也只承认物质生产劳动创造价值,而把非物质生产劳动的价值排除在国民经济收入之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变革,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和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日益增长的新的需求,使我国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的发展问题鲜明地凸现出来,文化的经济化成为历史性的潮流。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正式采用了与世界多数国家一致的核算方式。即按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来划分各个行业,以国民生产总值来核算国家经济发展的程度。而文化产业作为第三产业的一个重要部分,才开始了由事业模式向产业模式的重大转变。

从理论上看,三次产业结构理论的建立与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并创新的过程。

三次产业的分类

产业分类是建立产业结构概念和进行产业结构研究的基础。三次产业的分类方法是西方学者进行产业结构研究的最重要的分类方法之一。三次产业的分类方法的提出和应用,使产业结构的理论水平和研究方法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

三次产业分类的主要原则,是把全部经济活动按照经济活动的客观序列与内在联系,划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这是欧美、日本和前苏联等工业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产业分类法。我国于1985年也首次对1984年的第三产业作出了统计,国务院并转发了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①在总结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指出建立这种分类法的必要性和我国三次产业的划分方法。

我国三次产业划分的具体标准和范围如下。

第一产业:农业(包括林业、牧业、渔业等)。

第二产业:工业(包括采掘业、制造业、自来水、电力、蒸汽、热水、煤气)和建筑业。

第三产业:除了上述第一、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各业。

由于第三产业包括的行业多、范围广,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第三产业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流通部门,二是服务部门,具体又可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次:流通部门,包括交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商业、饮食业,物资供销和仓储业。

第二层次: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包括金融业、保险业、地质普查业、房地产业、公用事业、居民服务业、旅游业、咨询信息服务业和各类技术服务业等。

第三层次: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包括教育、文化、广播电视事业,科学研究事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等。

第四层次: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包括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军队和警察等。

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三次产业分类法的确立,实际上是由英国经济学家、新西兰突塔哥大学教授费希尔(A.G.D.Fisher)完成的。本世纪30年代初,费希尔研究认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并没有穷尽全部经济活动,于是,把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之外的所有其他经济活动,统称为第三产业。费希尔在当时的英国和澳大利亚的经济杂志上发表了数篇论文,不仅提出了第三产业的概念,而且指出第三产业的本质在于提供服务。1935年,费希尔在《安全与进步的冲突》一书中,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对三次产业分类方法进行了理论分析。他认为:综观世界经济史可以发现,人类生产活动的发展有三个阶段。在初级生产阶段,生产活动主要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迄今世界上许多地区还停留在这个阶段上。第二阶段是以工业生产大规模地迅速发展为标志的,纺织、钢铁和其他制造业的商品生产为就业和投资提供了广泛的机会。显然,确定这个阶段开始的确切时间是困难的,但是很明显,英国是在18世纪末进入这个阶段内……第三阶段开始于20世纪初,大量的劳动和资本不是继续流入初级生产和第二级生产中,而是流入旅游、娱乐服务、文化艺术、保健、教育和科学、政府等活动中。处于初级阶段生产的产业是第一产业,处于第二阶段生产的产业是第二产业,处于第三阶段生产的产业是第三产业。

费希尔虽然提出了三次产业的分类方法,但他没有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克拉克则在继承费希尔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1940年出版的《经济进步的条件》(TheCon-ditionsofEconomicProgress)一书中,运用三次产业分类方法研究了经济发展同产业结构化之间的关系的规律,从而拓展了产业结构理论的应用研究,使得三次产业分类方法得到了普及。因此,三次产业分类方法更多地是与克拉克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种产业的分类方法又称为克拉克产业分类法。

1.配第-克拉克定理

配第-克拉克定理是提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变化的经验性学说。早在17世纪,西方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就已经发现,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产业中心将逐渐由有形财物的生产转向无形的服务性生产。1691年,威廉•配第根据当时英国的实际情况明确指出:工业往往比农业、商业往往比工业的利润多得多。因此劳动力必然由农转工,而后再由工转商。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在威廉•配第的研究成果之上,计量和比较了不同收入水平下,就业人口在三次产业中分布结构的变动趋势后得出的。克拉克认为他的发现只是印证了配第在1691年提出的观点而已,故后人把克拉克的发现称之为配第-克拉克定理。

克拉克首先把整个国民经济划分为三个主要部门,即现在普遍称作的三次产业:农业——第一产业;制造业——第二产业;服务业——第三产业。克拉克所说的农业除了包括种植业外,还包括畜牧业、狩猎业、渔业和林业。矿业被认为处在边界线上。采矿业在经济活动中分明是取自于自然的产业,理应划入第一产业。但采矿业有更多的属性近乎制造业。克拉克在1951年出版的《经济进步的条件》(第二版)时,将其划入了第二产业。这个部门的特点是所有行业都直接地依赖于自然资源的使用。在技术不变的情况下,这个部门除少数例外,通常遵循报酬递减规律。制造业被定义为:一个不直接使用自然资源,大批量连续生产可运输产品的过程。这个定义排除了不可运输产品(建筑与公共工程)的生产和小规模的不连续过程(如手工缝衣或修鞋等)。制造业的基本性质是它的材料和产品娟必要即可远距离地运输,它要求有相当大的资本投资和高度的组织。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部门的生产具有报酬递增的特点。第三部门由大量的不同活动所组成,克拉克把它们统称为服务部门。这个部门包括建筑、运输与通信、商业与金融、专业服务(如教育、卫生、法律等)、公共行政与国防以及个人服务业等。服务业按照某种目的还可以区分为直接提供给最终购买者(消费者、投资者和政府)的服务,和被用来帮助其他生产过程的服务(如商品运输、批发商业以及为商业目的乘客旅行和旅馆提供等)。

克拉克在搜集和整理若干国家的统计资料基础上,进行了国际比较和时间序列分析,得出如下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在经济上变得更为先进,从事农业的人数相对于从事制造业的人数趋于下降,进而从事制造业的人数相对于服务业的人数趋于下降。”②克拉克认为,劳动力在产业之间变化移动的原因是由经济发展中各产业间的收入出现了相对差异所造成的。因此,配第-克拉克定理可以表达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移动;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移动。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分布状况是:第一产业减少,第二、三产业将增加。这不仅可以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时间序列分析中得到印证,而且还可以从处于不同发展水平上国家在同一时点的横断面比较中得到类似的结论。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相对来说越小,而第二、三产业中劳动力所占的比重相对来说就越大;反之,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越低的国家,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相对越大,而第二、三产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相对越小。

克拉克对其本人总结的规律提出了两点解释,一是需求因素,二是效率因素。关于需求因素,克拉克认为,“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很明显,对农产品的相对需求一直在下降,而对制造品的相对需求开始上升然后下降,而让位于服务业。”③他进一步指出,如果把服务业限于对消费者的服务,那么,相对于其他产品,服务业不会表现出很高的边际需求。但是,若把服务业扩大到包括为企业提供的服务,那就可以得出肯定的结论:服务业的相对需求将是上升的。除了部门间需求差别外,部门间效率差别也是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按照克拉克观点,不同部门存在不同的生产产率。制造业的人时实际产品差不多总是比同一个经济中其他部门的人时实际产品以更大比例增长,因此,“制造品的一个静止的相对需求将会导致该部门就业劳动力比例的下降。甚至当制造品相对需求增加时,我们仍然可以一般地预期,在长期该部门的就业劳动力比例是下降的”①。农业劳动生产率除原始社会外也显示了持续上升的趋势,虽然通常没有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上升得那么迅速。上升的生产率与持续下降的相对需求结合在一起,必然导致农业劳动力比例持续下降。当然,服务业的效率也同样得到巨大的改善,但由于社会经济生活对服务业的各个部门的需求比生产率增加来得更为迅猛,因而服务业中劳动力的相对比例相应地迅速提高。

克拉克认为,“经济规律是从比较观察中总结出来的,而不是从事先假定中演绎出来的”②克拉克在其《经济进步的条件》的序言中明确指出:经济学应当是建立在对经济世界现实材料的收集和考察基础上的科学。因而,克拉克对经济世界分析方法的思想,体现在其产业结构理论中有如下特点:(1)克拉克的产业结构研究采用了三次产业分类法,即把全部经济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作为基本框架。③(2)克拉克采用了劳动力这一指标来分析产业结构的演变。克拉克考察了经济发展进程中劳动力在各产业中的分布状况的变化。(3)克拉克通过分析若干国家在一定时间序列中所发生的变化,来探讨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与一国产业结构演进之间的规律。(4)克拉克引用了最终需求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以及劳动生产率劳动来规范经济事实。

因此,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上看,克拉克所发现的规律,其理论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配第定理,即产业间收入相对差异的描述性规律现象;二是费希尔的三次产业分类法。

2.库兹涅茨法则

库兹涅茨是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在西方经济学界获得“国民生产总值之父”的美名。他特别强调经验统计对经济学研究的意义。1971年,他因在各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的结构分析方面的杰出贡献,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对产业结构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现代经济增长:速率、结构与扩展》④和《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出和生产结构》等专著中。

库兹涅茨在继承了克拉克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从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产业之间的分布两个方面,对伴随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变化进行了分析研究。他探讨了国民收入与劳动力在三次产业分布与变化趋势之间的关系,从而深化了产业结构演变的动因方面的研究。

库兹涅茨把第一、二、三产业分别称为农业部门(A部门)、工业部门(I部门)和服务业部门(S部门)。他认为:“分三个主要部门:农业及相关的渔业、林业和狩猎;工业——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水力电力、运输业和通信;服务业——贸易、金融、不动产、动产、商业、仆佣、专业人员及政府。每个主要部门所包括的行业,在考虑原材料、生产性营运、最终产品及其行业间的区别特征方面各有不同,因此,同广义分类一样,以上的狭义分类定有不同意见。”⑤

库兹涅茨认为,“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口和产值的高速增长总是伴随着多种产业比重在总产出和所使用的生产性资源方面的明显变动”⑥他在收集和整理了二十多个国家的庞大数据基础上,通过对国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产业之间分布结构的演变趋势的统计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在发达国家的增长进程中,这些部门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净值中所占份额的趋势是类似的:A部门的份额显著下降,从开初几十年的40%以上降到近年来的10%以下,I部门的份额显示上升,从开初几十年的22%-25%上升到近年来的40%-50%,以及S部门的份额微微的而且不是始终如一地上升……这些趋势在按当年价格和按不变价格计算的份额数量中可看到……所有这些都由近年的按人口平均总产值中的部门份额间的截面联系进一步证实。”①

“在发达国家的增长进程中,A部门在劳动力中所占份额急速地下降,从开初的50%-60%水平下降到60年代初的10%以下到20%左右的水平。I部门份额则从开初水平的20%-40%,在大多数国家都上升到超过40%—但情况与产值份额的变动不同:I部门份额的上升与A部门份额的下降相关地来看,它并不占支配地位。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中,I部门在劳动力中所占份额的上升,或是低于S部门,或是大体相等。I部门在劳动力中所占份额的和缓上升主要是由于制造业份额的和缓上升,这同制造业在产值中所占份额的具有支配作用的上升恰成对照。接着的则是S部门份额的显著上升,它抵消了A部门份额下降的大部分。如果说,产值结构的‘工业化’和部分地‘服务化’了。”②当然,“主要部门在劳动力中所占份额的趋势与按人口平均产值及劳动力份额间近年来的截面联系是相一致的”③。

库兹涅茨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运用部门相对产值的概念,对部门I的产值与部门I的资源份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

我们令:T和TI分别为总产值和部门I的产值;O和OI分别为总资源和用于部门I的资源(劳动力、资本或两者);fi为部门I占总产值的比重;gI为部门I占总资源的比重。则有fi/gi=(Ti/Oi)(T/O)

因此,如果这个部门占总产量的比重上升比例(ki)大于其中总资源的比重的上升(mi),相对于全国劳动生产率,这个部门劳动生产率上升;如果这个部门占总产量的比重的下降比例少于其占资源比重的下降,也会有同样的结果。当然,这个部门劳动生产率的绝对运动,也将依赖于全国单位资源产出率的变动(T/O)。

在多数国家农业部门占总资源(劳动力、资本或两者)比重的相对下降几乎与其占总产值比重的相对下降一致,那么ki/mi约为1。相对于全国的劳动生产率而言,这一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肯定保持着同一水平,因而,农业部门劳动率的增长速度肯定与整个经济增长速度一致。同样地,工业部门的情况证明,其占总资源的比重上升比例比其占总产值比重上升慢得多;而且由于ki/mi大于1,与整个经济劳动生产率相比,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肯定会明显地以高速上升。最后,事实表明,一些国家服务部门占总资源的比重相对上升得比其占总产量比重要快;且ki/mi小于1,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幅度,明显地低于整个经济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幅度。

三次产业结构发展的一般趋势

一、由“一、二、三”向“三、二、一”的转变

一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产业结构转变的过程。这表现为三次产业在经济发展过程所处地位的变化。综观世界经济发展的历程,三次产业结构有由“一、二、三”向“三、二、一”转变的趋势。这种趋势分别反映在劳动力结构、产值结构等方面。

1、三次产业劳动力比重的变化趋势。随着一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转移。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分布状况是:第一产业将减少,第二、三产业将增加。这不仅可以从一国经济发展的时间序列中得到印证,而且还可以从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同一时点上的横截面比较中得到类似结论。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第一产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相对来说越小,而第二、三产业中劳动力所点的比重相对来说越大;反之,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越低的国家,第一产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相对越大,而第二、三产业中劳动力所占的比重相对越小,三次产业劳动力的比重次序必然会同“一、二、三”向“三、二、一”转换(表6—1)。

《世界发展报告》的统计资料显示,世界各国在19605年至1980年世界经济普遍增长的情况下,发展水平不同的各个国家或地区类型,其三次产业的劳动力结构,都呈现出向“三、二、一”转变的趋势。这表现在第一产业的劳动力都有所下降,低收入国家或地区下降了5%,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下降了19%,发在国家或地区下降了11%。其中,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下降得尤为明显。第三产业的劳动力都有所上升,低收入国家或地区上升了1%,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上升了11%,发达国家或地区上升了14%。其中,发达国家或地区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得尤为明显。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国家或地区的比重有所上升,分别提高了4%和8%。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人均收入水平的增加,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在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比重有所下降,而第三产业的空前发展,极大地吸引了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向其转移,从而形成劳动力产业分布的“三、二、一”格局。

《世界发展报告》的统计资料同时显示,在进行同一时点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类别横向比较时,三次产业的劳动力分布比重也存在着向“三、二、一”演变的趋势。从1960年和1980年两个时点横向比较分别观察到,一国经济处在低收入阶段,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比重占绝对地位,而一国经济进入高收入的阶段时,第三产业劳动力比重位居第一位。一国经济从低入到高收入的发展过程中,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比重大约下降了60%,第二产业的劳动力比重上升了约20%-30%,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比重上升更为迅猛,约为30%-40%。这些充分证明了,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第三产业对劳动力转移吸引力最大,从而形成劳动力产业分布的“三、二、一”格局。

2.三次产业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变化趋势。一般在工业化初期,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以传统农业为主导的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有较大份额,而以食品、纺织为代表的第二产业么饮食、商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较小,因而,国内生产总值三次产业比重呈现“一、二、三”的格局。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技术进步速度加快,社会消费需求升迁,以机械制造工业为主导的第二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迅速上升,国内生产总值三次产业比重随之变化为“二、一、三”或“二、三、一”的格局。进入工业化后期,以金融、保险、医疗、教育为主导的第三产业迅猛发展,产业结构迅速软化,国内生产总值三次产业比重随之演化为“三、二、一”的格局(表6—2)。

《世界发展报告》的统计资料显示,1960年至1990年,发展水平不同的各个国家或地区类型,其三次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结构,都呈现出向“三、二、一”转变的趋势。这表现在低收入国家及地区的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下降了17%,第二产业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了11%,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了6%,其中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比较显著。

因而,低收入国家及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三次产业结构,由1960年的“一、三、二”,转换为1980年的“二、一、三”,1990年演化为“二、三、一”。低收入国家地区在1980年和1990年的三次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结构属于向“三、二、一”演化的过渡状态。中等收入国家及地区的三次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的结构始终呈现出“三、二、一”的状态,但其内部构造有所变化,即第一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继续下降,第三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得继续上升,而第二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趋缓。发达国家及地区的三次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结构也呈现出“三、二、一”的格局,但产业结构软化趋势非常迅猛。在第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迅猛上升的同时,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时趋于下降。因此,从不同收入的国家类型的时间序列中可以观察到,第一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持续下降,第三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持续上升,而第二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先升后降。这必然使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次序由“一、二、三”演化为“三、二、一”。

《世界经济发展报告》的统计资料同时显示,在进行同样是时间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类型横向比较时,三次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次序也存在着向“三、二、一”演变的趋势。对1960年、1980年和1990年三个时点进行横向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及地区,第一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较高,而第三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得较低;与此相反,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或地区,第一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较低,而第三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较高。对1960年、1980年和1990年三个时点横向比较同时发现,一国经济从人均低收入进入到人均高收入的发展过程中,第一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持续下降,第三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会持续上升,而第二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会先升后降。综合横向比较分析结果可知:一国经济发展从人均低收入到人均高收入水平的过程中,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次序必然由“一、二、三”演化到“三、二、一”的结构状态。

三次产业结构演变的客观因素

三次产业结构演变的客观因素,单就技术经济因素来说,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社会生产的发展首先开始于第一产业,在第一次业发展的基础上才有第二产业的产生和发展,同样,也只有在第一、二产业发展的基础上才会有第三产业的产生和发展。因此,第二、三产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必须以第一、二产业的发展状况为出发点和界限。所以,加强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加强农业也就是支持工业和第三产业;为农业做贡献,也就是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做贡献。第一产业的基础地位主要表现为全社会提供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为第二、三产业提供原材料。工业的主导地位作用主要表现为为第一、三产业提供现代化的劳动手段。总之,产业间的关联性是双向的,但双向的关联性质又是不同的。这种差异具体地表现在三个产业的科技进步、社会需求、分工发展和市场规模的差异上。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对三个产业的发展都有巨大的推动力,但对各产业的推动作用是有差别的。由于第一产业的生产周期长,受自然环境限制较大,其科技进步比第二、三产业要困难得多,所以必须多方增加农业投入,发挥科技兴农的作用。科技进步会促进第一产业的劳动力逐步减少;而第二产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又会不断从第一产业中吸收劳动力。这种减少和吸收相抵就导致了第二产业劳动力相对比重趋于稳定,这也是形成第二产业的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和劳动力在社会劳动力总数中的比重长期处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的重要原因。

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对三个产业的发展有制约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其自身的劳动力相对比重降低和绝对量减少,这就为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即劳动力必然要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另一方面,三个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相比较,第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要高于第一产业,这也是加速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动力之一。

社会主义生产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的需要,而三个产业从不同的方面满足着人民的需求。人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是相适应的。收入水平越高,对第一产业的产品需求比重越会相对下降,而对第二、三产业的产品需求则会相对上升。因为第一产业的产品主要是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其弹性不大;而且随着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需求在整个消费需求总量中会趋于下降。随着人们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会对第二、三产业的产品提出更高和更大的需求。这就必须在大力加强第一产业的同时,调整工业结构。21世纪我国应在继续加强基础工业基础上逐步提高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加强对第三产业的规范管理,重点应发展为社会生产和广大群众基本生活服务的行业,规范和发展金融业,引导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大力发展知识产业与文化产业。从而使产业结构逐步由“一、二、三”——“二、一、三”向“三、二、一”的方向转变。

当代世界的知识经济与文化经济之潮

长期以来的两极对立思维使我们形成了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文化与经济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差异鲜明,独擅一域。实际上,马克思早就指出,一定的经济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上建立,一定的文化则必然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生成,文化中有经济,经济中包含着文化。

前已述及,随着当代世界的发展,一个重要的全球趋势就是经济与文化的一体化。所谓经济与文化的一体化至少包括当代经济的产业下游化与公民需求上游化、高级化的趋势,经济的文化化趋势和文化的经济化趋势。这就是说,经济中的文化的、知识的、信息的、科技的乃至心理的因素将越来越具有重要的、主导的、甚至某种决定性的作用,而文化作为日益强大的产业结构已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的、以至支柱性的产业。

1990年,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玻特(M.PORTER)提出了经济发展四阶段论。这四个阶段分别是: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创新驱动阶段和财富驱动阶段。

要素驱动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于廉价的劳力、土地、矿产等资源;

投资驱动阶段:以大规模投资和大规模生产来驱动经济发展;

创新驱动阶段:以技术创新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财富驱动阶段:追求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追求文学艺术、体育保健、休闲旅游等等生活享受,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的主动力。

也有学者把前三个阶段对应于资源经济阶段、资本经济阶段和知识经济阶段:

要素驱动阶段——资源经济阶段——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集约化

投资驱动阶段——资本经济阶段——资本密集型产业.........资本集约化

创新驱动阶段——知识经济阶段——知识密集型产业.........知识集约化

从以上可以看出,所谓创新驱动阶段,就是以知识产业为经济主产业的阶段,知识创新为经济发展主动力的阶段,也即今天人们常说的知识经济的阶段。而知识经济之后的财富驱动阶段,意味着第三产业将进一步分化,其中的自然产业、精神产业和社会产业将逐步成为经济中的主产业。

经济的文化化更深一层的意义在于它代表着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这就是产业结构的下游化和需求结构的上游化。产业下游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一条重要规律。

产业结构下游化的突出表现是实业逐步让位于服务产业。如从总体发展来看,相对于农业和工业等生产部门,商业等流通部门的地位逐步上升;其后,相对于实体经济,金融产业等经济方式成为现代经济的中心;再次,服务业的地位:如从业人员数量、层次,吸纳社会资本的总量,资金流量和行业利润率等进一步上升。

产业结构下游化源于需求结构的上游化高档化。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社会需要也不断提高。在基本的物质层次满足的基础上,人们更多地关注文化上的、精神上的、心理上的需要,注重个体的全面发展和人的生存质量。人们在生活中对第一产业产品的需求在总体支出中的比重会相对下降,对文化产品的需求则会大大增加,比如人们对书籍、音像、影视、艺术产品的需求,对娱乐服务、旅游服务、信息与网络服务的需求。即使物质层次的衣、食、住、行需要也大大的文化化了。比如穿衣,不再讲究结实、耐穿、耐用,而更多地关注审美、时髦、品牌与流行等服饰文化的当代特征。这就是德国社会统计学家恩格尔发现的定理:饮食费用占整个家庭开支的比重将随着人们收入的增长而减少。饮食费用与家庭总开支的百分比就叫做恩格尔系数,人们的收入越高,对主要提供人们食品的第一产业的需求就相对越少,恩格尔系数就越低。

70-80年代以后,随着新兴产业的崛起,人们提出将第三产业中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进行划分,将其中的脑力劳动部分称为第四产业,一般称其为知识信息产业。这一命名历时近20年,才为我国经济所瞩目。

下游产业和高级需求优先增长的规律,在文化经济领域就表现为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提高文化产品与文化消费的优先增长。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人们在满足了生活最基本需要之后,更加注重精神文化消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1997年以来,我国城镇居民在娱乐、教育、文化服务方面的精神消费的支出不断提高。1995年此类消费的比重为8.84%,1996年提高到9.57%,1997年提高到10.7%,消费支出1997年为人均448元,比1995年增长43.1%,比1996年增长19.6%。其中在娱乐耐用消费品上的支出年人均为112元,比上年增长25.3%,用于教育的支出年人均238元,比上年增长16.5%;用于文化娱乐的支出年人均98元,比上年增长21.1%。另据林毅夫先生《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产业》(99亚欧文化产业与文化发展国际会议提交的论文)一文提供的材料,按可比价格计算,我国1994年社会文化娱乐用品的零售总额相当于1978年的16.5倍,年平均增长率为19.1%,1994年我国书报杂志的社会零售总额相当于1978年的12.7倍,年均增长率17.2%,而1994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是1978年的3.6倍,年均增长率为8.3%。由此可见,社会文化娱乐用品消费的增长远远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

当代世界服务业异军突起的现实实践,促使人们又将第四产业中的满足人类心理感觉的服务业分出来,称其为第五产业。丹麦未来学家沃尔夫•伦森认为,人类在经历狩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之后,将进入一个以关注梦想、历险、精神及情感生活为特征的梦幻社会。在商品世界中,不仅娱乐业,而且日用品行业也在产品中加入想象、故事和情感。他断言,在未来25年里,人们从商品中购买的主要是故事、传奇、感情及生活方式。贫穷将被重新定义为“无力满足物质需要以外的需求”。人们消费的注意力将从物资需要转移到精神需要,从科学和技术转移到情感和逸闻趣事。他甚至预言,未来收入最高的人要数那些“故事大王”,一个产品价值的大小取决于他们给产品所编的故事。看看当今的“故事大王”们,你就会觉得此言不虚。看看今日席卷全球的世界杯足球浪潮,看看罗马里奥数千万美元的转会费就一目了然了。电视节目主持人欧普拉•温芙雷当然是讲“故事”的行家,闻名世界的大导演斯匹尔伯格也真正是讲故事的巨匠,大众文化明星迈克尔•杰克逊则更是煽情的高手,他们无一不是坐拥十亿的亿万富翁。而迈克尔•乔丹则是制造“故事”的“一代天王”。这位NBA的“激情王子”成了这个星球上激情事业的象征,ANYTHINGISPOSSIBLE,一切都是可能的,所有的梦都是可能实现的。NBA就象这个世界上曾经经历过的革命、摇滚艺术,甚至性解放一样,成为席卷世界的飓风。NBA成功的秘诀就在于,在一个消费故事和消费梦幻的时代,它出售故事和梦幻。所以有学者提出,随着人类对服务业、娱乐业、旅游业、影视业、信息业、网络业的日益增加的需求,未来的经济学将让位于心理学。当然这是指中心地位的出让,而不是指经济学的消亡。在我看来,今日的经济学已在大力关注知识、信息、文化,乃至人的心理,因此,未来的发展不是心理学取代经济学,而是经济学与文化学、心理学的双向交融,是经济文化学或文化经济学取代今日的经济学。

总之,当人们的初级的、低层次的、偏于物质层次的需求得到充分满足之后,高级的、更高层次的、精神的、心理的需求就会凸现出来。人们要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个体的全面发展和全面实现。

传媒高新技术革命对艺术文化生态格局的巨大影响

文化在经历农业经济时代之后,步入工业经济时代。而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新技术革命,以及由此伴生的从工业经济到知识经济的的新经济革命。文化发展如果不与这种高新技术与经济的革命性突破相结合,就会被飞速发展的现实世界淘汰出局。因此,建设与未来世界新的经济形态和技术形态相协调的新的文化形态,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

现代高新科技革命对人类当代文化的发展正在产生着以往所无可比拟的巨大影响。当代科技的发展引起当代社会主导传媒形式的变化,而主导传媒形式的变化则引起了原有艺术生态格局的全面变化。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科技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传播技术自动化技术和激光技术等高科技的发展,现代科技的广泛运用于各类文化艺术活动之中,在文化领域掀起了新科技革命的旋风,已经导致新兴文化形态的崛起和传统文化形态的更新。文化生产方式工业化,实现了从文化手工业到现代文化大工业的深刻变革,直接导致文化工业革命。文化作坊让位于文化工厂,社会文化大生产取代个人文化小生产,极大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产力。高新技术的产生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不仅导致所有传统艺术形态的升级换代和现代更新,而且创造了大量崭新的艺术形式。

从另一个视角来看,文化传播随着现代大众传媒从纸媒质到电媒质的创生变换,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媒体革命。广播、电影、电视、音像、多媒体网络艺术相继产生,不仅创造了崭新的文化工业——广播工业、电影工业、电视工业、音像工业、广告工业直至多媒体工业,而且带来了旧的传播媒体的更新发展,形成了专业化、现代化的造纸工业、印刷工业和出版工业。如果认为文化媒体革命仅仅只是传播方式变革,无疑是极大贬低了这次革命的重大意义。因为它同时带来了文化本体革命,实现了从纸媒质文化向电媒质文化的变革,荧屏取代舞台成为表演艺术的主要天地,广播文化、电视文化、电影文化、音像文化乃至多媒体文化代替图书文化,成为新兴的主导文化形式,并且在图书的基础上创造了报刊,新闻产业、广告产业等等相继诞生,文化不断经历创新扩容。文化的领土前所未有的猛烈扩张。

相对而言,如果说中国20世纪初叶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实现了中国文化的新旧置换,是一场具有中国历史意义的文化本体革命;那么,以电媒质为代表的现代大众传媒的升级换代和创新发展,使人类文化具有了崭新的传载形式,不仅实现了人类文化史上继纸媒质发明之后又一次深刻的文化媒体革命,同时也创造了崭新的现代文化,实现了文化本体的更新发展和创新扩容,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化革命。

与现代工业和信息文明相对应的文化艺术就是广播、影视、音像、多媒体艺术。广播艺术、电视艺术、电影艺术等都是现代化工业文明的产物,我们时代的最新创造是音像、多媒体艺术形式。它们组成了光与电序列。它们是间接艺术,并不直接面对观众,艺术本体通过电子艺术媒体传播。在间接媒体艺术领域,如今以它们为代表的电媒质艺术已经取代了以图书报刊为代表的纸媒质艺术上升到前沿地位。即使在广播影视音像多媒体艺术之间也是代际更替,相继领先发展的,广播、电影、电视、音像多媒体相继问世,依次占据时代前列,显示了文化发展生生不息的创新更生态势。这一序列才是典型的现代工业文明时代的标志性艺术形式。如果将来有一天,人们再问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性艺术形式、代表性艺术作品和里程碑式的人物的时候,答案将会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广播影视音像多媒体艺术序列可以参加侯选。

一些曾经十分红火的文化艺术形式将逐步失去大众,一部分曾经居于主导地位的文艺样式将失去原有的主导地位,被边缘化。其中一部分传统样式将主要依靠国家文化支持保护体系继续生存发展。如果说通常所说的文物是死文物、是死的文化化石或者静态文化遗产,那么它们则是活文物、活的文化化石或者动态文化遗产,应该列入文化遗产支持保护目录之中,受到国家文化支持保护体系支持保护,使之不断传承下去,不致于湮灭失传,从而保护人类和民族的文化生态环境。而其中的一部分经过更新发展,获得新的文化生命,适应了新的文化生存环境,具有了新的生命力,将继续发扬光大,活跃在文化大舞台上。这正是我们提倡的积极的文化支持保护战略。

迅速动员,实施21世纪中国文化创新发展工程

面对飞速发展变革的社会现实,我们必须实施我国当代文化的创新发展工程,以推动我国当代文化的更新发展,创新扩容,转换生成为与当代高新技术时代相适应的新文化、新艺术。从科技方面来看,我国面对知识经济挑战,已部署了“实施知识创新工程,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重大战略步骤。在科学界,中国科学院组织实施了“知识创新工程”,国家经贸委和科技部联合推出了以推进企业技术创新为目标的“技术创新工程”,教育部推出了旨在提高高等院校教育科研水平、培养科技人才的“221工程”。这在宏观层面上形成了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的总体战略布局。但文化产业似乎被遗忘在知识经济与创新工程之外。文化似乎与未来的国家创新体系无关。这里存在着严重的思维误区。难道当代文化产业不是知识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难道文化的发展不应包括在国家知识创新的体系之中吗?

实际上,如前所述,现代科学技术已越来越广泛地渗透到文化领域,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科技含量也越来越高。新的高科技的文化娱乐方式不断创生。同时,文化也全面渗透到高科技产品之中。一切高科技产品归根结底都是为人服务的,它们都离不开文化,离不开文化所昭示的生存的意义、意味和人的生命的本质。高科技产品也只有最终依赖人们对文化服务的越来越广泛全面的需要而获得日益广阔的市场。一种无关人和人的文化的高科技既没有必要发展,也不可能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