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学风格直面人生写作研究论文

摘要：师陀在文学群体“亚政治文化”特征明显时登上文坛,没有归附任何文学流派。然而,他游走于左翼和京派边缘的创作姿态背后,深藏着对鲁迅个性主义思想的继承和由此而来的对文学创作独立性的坚守。师陀重继鲁迅启蒙一途,并承继了鲁迅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他的作品直面、反省、批判国民精神的弱点,特别是暴露被虚幻面纱所掩盖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病象,延续并深化着鲁迅作品中对某些问题的批判与思考,力求触及文化的深层缺陷,大胆而尖锐地呈现出独到的见解。

[关键词]师陀;个性化;启蒙;国民精神;精神病象

中国现当代文坛上,在人格和创作方面受鲁迅感染和激励的作家不少,师陀就是其中之一。他在20世纪30年代因短篇小说集《谷》获得大公报文艺金奖而备受文坛瞩目,同时,他自称是“鲁迅迷”。鲁迅逝世后,师陀在悼文《他给我们的不算少》中写道:“鲁迅先生却是从沙漠上来的,那里没有水源,没有花草,有的只是不易耕植的一片沙碛,他一路种下花木,寻觅甘泉。”“他用尽最后一滴血,给我们的不算少。”这些从心底流出的文字表现了师陀对这位用文学启蒙大众的革命先驱的敬仰,而鲁迅对师陀在创作态度和实践上的启迪也是不言而喻的。

一、游走于左翼和京派边缘的创作姿态

在第一部散文集《黄花苔•序》中,师陀特意指出:“为这集散文命名的时候,我不取驰名海内的蒲公英,也不取较为新鲜悦目的地丁,取的却是不为世人所知的‘黄花苔’。原因是:我是从乡下来的人,而黄花苔乃暗暗的开,暗暗的败,然后又暗暗的腐烂,不为世人闻问的花。”这里,有作家的谦虚、内敛以及一股不媚俗、不附众、特立独行的精神气质。这种对独特个性的秉持正是师陀在创作中所追求的,也是鲁迅鲜明的个性主义追求给予他的启迪和影响。

在1908年发表的《文化偏至论》中,鲁迅就明确提出人应当保持“个人”的“特殊之性”,“张大个人之人格”,不强求“人人归于一致”。这种“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1](P99)的个性主义原则,是鲁迅人道主义思想的核心,并贯穿于他今后的人生选择和实践中。20世纪30年代,鲁迅虽然加入了左联,但并没有改变他对个性的尊崇和彰显。他认为个人既要融合于群体,做大众的一员,又应勇于独创,有自己的决断;如果无视个人价值,抹杀个性发展,任何群体都会是死水一潭。

虽然从未亲聆鲁迅的教诲,但师陀从中学开始就通过阅读鲁迅的作品接受着鲁迅的思想。他说:“我是个鲁迅先生思想的崇拜者,凡是他的著作,能买到的我就买,买不到的我就借。”[2](P537)“中国的我热爱鲁迅的作品,包括他的短篇小说、散文、杂文,在他的全集出版以前,我大体上全读过,而且不止一遍。”[3](P339)这种明显的阅读偏好不仅决定了师陀在今后创作中注重启蒙的价值取向,而且影响了他今后的人生选择、创作姿态和书写实践。正如罗伯特•A.达尔指出的:在一个政治化的时代,“无论一个人是否喜欢,实际上都不能完全置身于某种政治体系之外”[4](P5),“每个人都在某一时期以某种方式卷入某种政治体系”[4](P129)。1932年,受着激情的驱使和救国救民的责任感的鼓舞,师陀不期而然地操起了文学的武器并自然而然地汇入了左翼文学创作潮流之中。他的第一篇小说《请愿正篇》,发表在左联刊物《北斗》上的,就是以学生反帝爱国运动为题材的作品。在丁玲的介绍下,师陀与后来的左联骨干汪金丁、徐盈认识,并合办了文艺刊物《尖锐》。1933年,师陀专心从事文学创作。他想像鲁迅当年一样,选择一种最能发挥自己才具的方式启蒙民众,担当责任、升华自我。何况,“语言、声音、文字,在它们作为一般抽象物的时候,并无政治文化意义,但当他们与某种特定的政治心理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成为政治文化的外延”[5](P84)。虽然师陀最初的书写包含着鲜明的“政治情感”,但他一直未加入政治倾向鲜明的左翼作家组织,而后来,当某些文学史家发现他与京派相似的创作风格,要把这位主要活动于北方地区的作家归于京派时,他也一再声称自己不属于京派,他甚至进一步明确表达了对文学流派的看法:“我认为一个作家的任务,不在追随流派,而在反映他所熟悉的社会和人。唯其这样,才能称为创作。”[5](P102)并且指出:自己关于文学流派的看法就是受到了鲁迅的影响。

由此可见,为了保持创作的独立品格,不被群体的规范所左右,师陀坚守“自己的园地”,没有归附任何文学流派。既力求凸显创作主体的个性,又努力与社会人生相通。正因如此,当他初登文坛,追随左翼流行的创作范式后,便很快意识到这种急功近利的标语、口号式写作对艺术规律的背离,进而转入能够融入自己生命体验的发掘国民精神病苦的创作,之后更是不断扩展升华,向厚重的民族文化底蕴拓进。而当京派批判家着力褒扬他与某些京派名家相似的散文化风致时,他却在《行旅》中敏锐地指出:那些京派名家作为美来颂扬的中国民众的原始、落后和蒙昧正是外国人“不住的把玩着,赞叹着”的“东方情调”,“他们希望中国人最好能够永远在这种没有希望的所谓东方情调中生活,永远不死不活的供他们‘同情’”。这些尖锐的见解使他在自己和某些京派作家之间划出了一条界线。

总之,师陀以一颗自觉的心灵,一种特立独行的艺术气质,一份对创作个性化的坚守、完成着自己,成为文学史上不为俗流注目,但却永远坚实的存在。

二、直面灵魂、启蒙思想的创作路向

人性的完善和人的解放,是高扬个性主体化精神的鲁迅执著于文学的高远目标。为此,他秉持着始终如一的启蒙主义原则,通过文学为民众作精神的“疗救”,“致人性于全”[1](P35)。鲁迅将文学的这种功用称为“不用之用”,他希望通过改变人的精神来“立人”,最终达到“立国”的目的。从小说、散文到杂文的创作,鲁迅始终以机警、睿智的眼光发掘、剖析着各阶层、各领域国民精神的病弱,以期惊醒国人。20世纪30年代初登文坛的师陀重继启蒙一途,承续鲁迅以干预灵魂来干预生活的创作理念,立意于把握、反省国民精神的脉动,努力演绎出别样的创作风致。1936年,在为短篇小说集《里门拾记》撰写的《序》中,师陀更加明确了执著于灵魂拷问、思想启蒙的创作路向:“打点着把所见所闻、仇敌与朋友、老爷与无赖,总之,各行各流的乡邻们聚集拢来,然后选出气味相投、生活样式相近,假如有面目不大齐全者,便用取甲之长,补乙之短的办法,配合起来,画几幅素描。亦即所谓‘浮世绘’的吧。”由此产生的《毒咒》、《巫》、《酒徒》、《过客》、《百顺街》等一批作品,堪称乡土中国的“浮世绘”。作品聚焦于乡间恶少、地主老婆、各类掌柜、过客、女巫、“伊”等乡人种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揭露乡民愚昧麻木、自私贪婪、中庸自大、不思进取等病态性格和整个乡土中国“社会生态”的恶化。在对《里门拾记》的评论中,左翼的杨刚和京派的刘西渭都不约而同地指出:它令人想到鲁迅。虽然在《里门拾记》的写作中,作家创作的独立意识日渐生长、个性日益形成,但毕竟还不够成熟。他的启蒙意识贴近现实,没有获得宏深的视野,有些急切和局促;他对国民性格的剖析也还没能完全避免“脸谱化”的痕迹,人性的弱点常常停留在政治、伦理层面上的检视;启蒙意识对抒情动机的冲撞又破坏了艺术的和谐,缩减了情感容量,作品显得有些沉闷与生涩。但作家通过拷问国民灵魂,来表现社会人生的尝试与努力却为他自身创作方向的确立和创作的持续丰富发展寻找到了一个最佳的、最能融入个性体验的支撑点。而作家也在今后更为深入的探求和书写中不断超越着最初对国民灵魂的描绘。

自身的生存困境使鲁迅在启蒙民众时能够感同身受,把自己视作弱势群体中的一员。他认为:当时的中国:“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6](P244)这种可贵的平民情怀使他没有所谓的精英气质,反而培养了清醒的自审意识。《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故乡》等反顾封建文化在知识分子身上沉积的作品,常能看到鲁迅自己的影子。他还通过文中的“我”,质疑启蒙本身的有效性与正确性,因此而敞开的思维景象和情感世界,格外深刻动人。而来自乡下,“除却一点泥土气息,带到身边的真亦可谓空空如也”的师陀,更是自称“只是一个小人物”,低调的生活姿态使他没有同时代某些写作者的心浮气躁咄咄逼人。平心静气地潜沉于生活,不仅赋予他贴近底层的真诚与厚重,而且使他能将自己及同类的知识分子置于被检省的地位,关注其命运,睿智地审视其灵魂。长篇小说《马兰》、《结婚》,散文集《上海手札》以及短篇小说《狩猎》、《鸟》等都是关于知识分子的文本。

作为一位具有优秀艺术禀赋的作家,在灵魂的探索与世态的描绘中,师陀力避某些左翼文学创作中所存在的描写的浮浅与技巧的单一,他肆意地写景、克制地抒情、水墨画般地点染人物,并在创作中有意识地使用意识流、心理剖析、叙述视角的转换等技巧,将之与民族传统相结合,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造,充分显示了作家坚持以现实主义为主,多种创作方法融会贯通的开放眼光和创新精神。艺术个性强有力地牵制着他,使他没有陷入功利主义的囹圄。当时不仅是左翼作家,就连奉行着艺术本位的京派批评家对他也极为看好,并将《大公报》文艺金奖的殊荣奖给了这位独自闯荡于北京文坛的年轻人。

三、触摸文化,更深地看取并超越现实的创作实践

最为可贵的是,师陀承继了为瞿秋白所称道的鲁迅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7](P117)。在《论睁了眼看》中,鲁迅指出:“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因此,对鲁迅而言,启蒙的第一要义,就是要驱散笼罩在事实之上的思想迷雾、精神幻象,以更深的眼光去探索现实与人生。对事实的尊重、对本质和真理的探寻同样是师陀的理性追求。特别是在一些有关知识分子的文本中,他无情地暴露被所谓“革命”、“爱情”、“文明”、“理性”等面纱所笼罩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病象,并随着一些新现象、新问题的层出不穷,深化着鲁迅作品中对某些问题的批判与思考,大胆而尖锐地呈现出独到的见解,力求触及文化的深层缺陷。1926年,当文坛萦绕着“爱情至上”、“个性解放”的缥缈之音时,鲁迅《伤逝》的发表,显得掷地有声。这个由手记形式写就的爱情悲剧,丰赡的意蕴之一在于作家对情爱基础的探索——“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即爱情必须建立在稳固的物质基础之上,这是鲁迅对追求自由恋爱的男女发出的忠告。师陀延续着先生的这一思考。1934年,他在散文《劳生之舟》中拉长了鲁迅笔下这一对曾经相爱的男女共同生活的时间。他们因相爱而结婚,又生下四个孩子。结果怎样呢?这个十年前唯一有爱人而幸福得遭到同学嫉妒的H君,婚后因“需要相当的钱用”却薪水微薄,不堪家庭的重负得了肺病,而拮据的生活让夫妻的感情日益淡漠,H君最终在穷困和寂寞中抑郁而死。这又是一个源于贫困的爱情悲剧。虽然历史在前行,可师陀用作品又一次诠释了“人的解放离不开社会经济制度变革”这一不变的真理,要想“解放自己”,先要“解放社会”。

妇女的解放问题,也是鲁迅深切关注的。在著名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中,鲁迅断言:没有掌握经济权的娜拉出走后“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仿佛有意作为它的续篇,师陀的散文《娜拉的下落》进一步探寻了在革命风云激荡的时代背景下,娜拉的足迹。并揭示出:封建主义思想即使在知识女性的心灵中也是根深蒂固。如果只停留在口头上的反抗,而没有基于现代意识基础上的对自由的追求和精神的更新,最终知识女性还会走回封建的老路。而对女性戕害的“封建性”来自于以反封建为宗旨的解放力量内部,这样的悲剧就更是催人警醒了。在对女性命运的持续关注中,师陀还原了历史更多的真相并对之投入了深邃的思考。他让我们看到了鲁迅所秉有的忧患意识、言说勇气和人性洞察力的传承和内在迁延。公务员之家

鲁迅一生追求纯洁和光明,有着强烈的政治敏锐性和社会责任感。在他的许多政论文,包括《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都表现了他对革命队伍不纯性的警惕和加强革命队伍自身建设的见解。而师陀同样在鲁迅身上承继了这样的见识与勇气。在政治风云激变的时候,他比某些激进者的头脑更清醒,见事更敏锐。虽然没有参加左联,但他从未离开进步文学。通过与革命的间接联系,凭着对政治的冷静思考和敏锐的观察感受能力,师陀对革命队伍中落后甚至卑劣的思想观念、不纯动机进行发掘和透视。如,《马食余》中,代表上海一类典型知识分子的马食余先生,是“没有钱的富翁,没有文章的文人”,据说鲁迅都时常请他吃饭,他靠着巧舌如簧、招摇撞骗,在革命刊物和反革命刊物间求讨生活。《骑士》中提倡过革命文学并为此出过风头的叶瘦石先生等,他将被左翼文学当作时代、阶级典型刻画的人物重新放置在显微镜下透视,剥掉其虚幻的外衣,裸露出灵魂的本相。岁月的积淀和创作实践的锻造使师陀更趋从容理性,他极力接近鲁迅的方向和高度,在生活现象、人性表现中发掘历史文化的坚厚沉积和民族命运的悲剧。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自觉意识,始终制约着他的创作活动。

“文学对人的现实生存状态的‘超越’,可以是对现实生存的否定和批判,也可以是从现实生存层面向上提升。”[8](P970)鲁迅的创作,绝不仅仅停留在对国民弱点、黑暗现实的批判揭露和对社会出路的探寻上,他有着对人类命运的深长思索、对爱与美的热烈向往和对精神自由的追求。他甘做思想的先驱,不畏在灵魂的搅动中承受精神的苦刑,是为“致人性于全”,让所有的人都精神升华、灵魂净化,“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而师陀同样也在关怀着此岸生存状态的同时,将深情的目光投向彼岸的理想关怀。他在《上海手札》中说道:“命运,也许就象那座山一样——它的来龙去脉都超出个人的认识范围,并且它嘲弄或压抑着人生。”这种禅机似的生命感悟在师陀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宿命的忧郁感既外在又内在地浸泡在他的作品中。然而,正如鲁迅所说:“没有思索和悲哀的地方,不会有文学。”师陀或许试图通过对日常生存状态和国民灵魂的深入发掘,来阐述对个体生命的哲学思考。虽然他作品中呈现出的还只是一些带哲理味道的思想片段,虽然他还缺乏从哲学方面把握生活整体的能力。然而,这种终极关怀的热情非常可贵,寄予着对生命价值的探询和对自由境界远的向往。因此,也可以说在个人经验和时代内容的血肉交融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师陀有着与鲁迅同样的对整个人类命运的关注和终极关怀的阔大视野。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师陀.师陀全集(6)[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3]师陀.师陀全集(8)[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4](美)罗伯特•A.达尔.现代政治分析[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5]孙正甲.政治文化[M].北京:北方文艺出版社,1992.

[6]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7]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8]王铁仙.中国现代文学精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