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保障机制论文范文10篇

法律保障机制论文范文篇1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则是指为了满足社会公众的文化需求，由政府作为主要力量所举办的非营利性的公共文化服务的制度和系统的总和。由此可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内容上需要包含几个要素：可行的政策和制度建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丰富多彩的公共文化产品；经验丰富的梯队专业人才；足够的资金支持。随着“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变化，现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功能和属性上也表现出自身的特点。一是共享性，所有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及其相关基础设施必须为每一个公众共同享有，能够获得同等的服务；二是基础性，即公共文化产品仅仅是满足公众对于文化需求的最低要求，如果需要更高层次的文化需求，公众只能向市场文化进行消费；三是公益性，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均不以赢利为目的；四是便捷性，即公共文化服务产品在时间和空间上要能够为公众所易于获得。

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正式提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时间并不长，学术界和实务界对于如何更好地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也都处在不断地摸索之中，因此在建设过程中不免存在着许多问题。

（一）公共文化服务法律法规不健全

当前我国关于公共文化服务方面并没有专门的统一立法，只是在相关法律中有一些关于公共文化服务的条款，或者是位阶较低的法规、规章中有相关规定。前者比如《文物保护法》中规定政府有职责保护文物，并且提供设施进行展览以供公众欣赏；后者如文化部颁布实施的《乡镇综合文化站管理办法》、国务院颁布的《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等。应该说，《文物保护法》是我国目前文化领域效力层级最高的法律，但是该法的内容主要着重点在于对文物的保护，更多的涉及到行政机关的审批和监管，真正规定将文物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产品供给公众的条文并不多，比较典型的就只有第40条第1款“：文物收藏单位应当充分发挥馆藏文物的作用，通过举办展览、科学研究等活动，加强对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和革命传统的宣传教育。”随后的第2款则又是关于文物收藏单位举办展览应该如何报行政机关审批的规定，可见这样的规定，其着重点还是在于行政机关的监管，而非公共文化服务产品的提供。单纯依靠如此孤立的条文，而缺乏相关配套保障措施的法律规定是难以支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相反，位阶较低的《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乡镇综合文化站管理办法》的法规规章对于公共文化服务所需的各项要素规定较为完善，但是由于效力较低，覆盖范围有限，难以发挥足够的作用。因此，目前我国关于公共文化服务法律建设还是比较滞后，与当前我国正在积极发展公共文化产品无法相适应。尤其是，无论是法律，还是法规规章，规定内容的侧重点更多地是硬件设施的建设和保护，对于如何鼓励各方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仍然处于法律空白地带。然而，能否激励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对于该项工作的成效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制度不完善

随着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各级政府也都加大力度建设文化基础设施，努力为公众提供更为丰富的文化服务和产品。然而目前的供给现状却存在着两大问题：一是有效产品供给不足；二是产品供给不均衡。公共文化服务是否真正起到应有作用，是否能深入公众心中，其有效性是最为核心的衡量指标。换言之，政府在努力建设创造的公共文化产品能否契合公众的真实需求关系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成败。然而，我国当前的公共文化产品在此方面却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有学者曾对此进行问卷调查并且最终得出结论：农村各类文化资源整合利用不够，村文化活动室的总体利用率不超过30%。一方面，政府在努力积极投入资金建设相关文化设施；另一方面却是相关设施并没有真正让老百姓受益，或者没有契合百姓需求。虽然说公众的需求是多元而又富有个性的，众口难调，政府很难完全满足。但是政府还是应当多一些实际调查，尽量提供一些一般性的而且公众参与热情较高的文化产品。

（三）公共文化服务专业人才匮乏

结构合理的人才队伍是支撑公共文化服务事业发展的重要环节，我国文化产业人才队伍建设较为落后，无论是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难以满足当前公共文化服务事业发展的需求。长期以来，我国都较为忽视文化产业专业人才的培养，尤其是高端复合型人才，比如既懂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又懂市场运作规律的文化资本运营人、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人等。不仅如此，我国文化事业人才管理机制缺乏创新，导致队伍建设不合理等问题。在我国，文化服务单位一般都是事业单位，而受制于编制、待遇等因素，许多单位吸引不到需要的人才，甚至还造成了人才队伍的流失。另外，由于受到编制、经费的限制，有些传承传统文化的机构亟需建立可是却无法建立，比如戏曲研究机构等，这对于具有特色的文化产业以及特色人才的培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三、完善公共文化服务法律保障机制

物质水平的提高会不断催生人们对于文化消费的消费欲望。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改善和提高，不管是在城市地区，还是在农村地区，民众的文化消费欲望正不断地被激发出来。因此，加快推进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已经迫在眉睫，而该体系有序推进并取得成效必须有赖于健全、合理的制度做支撑。

（一）制定《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完善文化法律法规建设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建设工程，在这个庞大的体系下又可以细分成图书馆、博物馆等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反观我国目前的立法现状更多的便是基于各个子体系进行单独规定，各自为战，彼此之间缺乏共享合作机制，致使资源无法得到充分整合利用。同时，当前这些法律法规效力层次普遍较低，不利于进行全国性的推广运用。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制定一部全国性的法律———《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将公共文化提供服务的各个环节、各项制度统一纳入给予规范调整。制定统一的法律能够对各级政府建设公共文化服务给予更多的约束，尤其是在经费的投入以及资源的配置方面能够更加趋于合理。与，同时，必须要有奖励性规范相匹配的健全的监督评估机制。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评估机制能够有效地监督各主体积极实施履行职责，尤其是能够加强对服务型政府的监督，促进政府打造的公共文化产品能够更为有效地同公众的需求进行衔接。评估制度能否真正发挥功能很大程度取决于评估报告的效果，因此确立独立、公正的评估主体尤为关键。对此，笔者认为可以由高校或者科研机构来承担相关的评估事项，同时严禁政府或者其他团体进行不正当的干预。

（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制度，提高服务质量

目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制度主要存在着有效供给不足和供给不均衡两大问题。出现有效供给不足情形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有些地方政府缺乏实证调研，只是一厢情愿地提供文化服务，没有切实考虑到当地民众的真正需求。而造成供给不平衡的原因主要在于地区经济水平的差异。据此，笔者认为应当要从以下两方面加以改进。首先是健全公共文化投入机制，优化财政支出的结构。政府财政部门严控“钱袋子”，对每项文化事业经费的支出应当做到物尽其用，项目要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实施，同时对于经费开支必须公开透明，接受公众的监督。例如，清理并整合重叠、交叉的补助项目；将长期固定的、年度间补助额度不变的项目列入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体制性补助。其次要统筹协调地区、城乡差异，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的均衡。在支持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除了还应继续加大资金投入外，关键还要加强对已投入资金建造设施的评估和维护。

（三）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通过合约予以设计与规范

法律保障机制论文范文篇2

1．自相矛盾：我国企业间借贷立法现状考察

我国法律中对企业间借贷效力作出规定的有中国人民银行的1996年《贷款通则》和1998年《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其皆对我国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予以否定，并禁止企业进行金融行为。另外在司法解释层面上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同样遭到否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中规定企业借贷合同违反金融法规属于无效合同。但于1999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4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4条规定：“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上述对企业间借贷效力作出否定的法规并不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法规且并未对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作出强制性规定，因此判决其合同无效依据不足，我国立法上对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的规定自相矛盾。

2．同案不同判：我国企业间借贷司法现状考察

近些年来我国各地法院处理企业间借贷案件较之以往呈现出数量越来越多、标的额越来越大的趋势。本文通过北大法意网搜集了1996年至2013年间的60个精品案例予以参考，通过对法院判决书分析，可以看出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的认定“同案不同判”现象严重。（1）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的认定不同。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一般被司法机关认定为无效，理由为企业间借贷行为违反了我国的金融法规，根据我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应为无效（（1996）榕经初字第208号）①；但近两三年来，有些司法机关对于企业间借贷案件则有条件地认定合同有效，即企业自有资金临时性调剂行为，则合同有效（（2011）浙甬商终字第392号②和（2011）郑民四初字第32号③）；甚至有些法院判决企业间借贷合同无效，但债权债务关系有效，受法律保护（（2011）杭拱商初字第775号）④。相同的企业间借贷案件，却出现了完全不同的裁判结果。（2）企业间借贷合同的利息返还形式多种多样。无论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有无，其利息的返还形式均呈现多样化形式。法院认定企业间借贷合同无效的利息返还形式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种，企业间借贷合同无效，利息予以上缴（（1996）榕经初字第208号）。第二种，企业间借贷合同无效，利息不予支持（（2011）浦民二商初字第1815号）⑤。第三种，企业间借贷合同无效，占用资金期间利息予以返还（（2011）殷民初字第196号）⑥。企业间借贷合同认定有效的利息返还形式有以下两种：第一种，企业间借贷合同有效，借款期间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的同类贷款利率返还（（2011）郑民四初字第32号）；第二种为借贷合同有效，借款期间利息按当事人约定返还（（2011）浙甬商终字第392号）⑦。

3．认识分歧：我国企业间借贷法理现状考察

企业间借贷的立法现状之矛盾，司法现状之混乱，皆源于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的理论认识之冲突。目前，关于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的认识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1）企业间借贷合同无效论。有的学者认为，货币借贷属于金融业务，应由国家指定的机构专营，企业间借贷违反了国家有关金融货币的专营规定。其属于资金的体外循环，不利于银行统一调配资金，如认可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恐导致金融风险，削弱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因此，企业间借贷行为违反了我国的金融规定，其合同应一律认定为无效。（2）企业间借贷合同有效论。有的学者认为，企业间借贷作为一种民事行为，我们应尊重私法领域的意思自治原则和契约自由原则，对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予以法律保护。公法的禁止性规定并不必然导致私法合同的无效，应禁止不恰当地扩大无效合同的范围，干扰正常的市场交易。因此，企业间借贷合同符合我国《合同法》规定的，应为有效。

二、我国企业间借贷合法化的利弊分析与发展趋势

对我国企业间借贷合法化的分析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仅仅从抽象的法律原则和法律逻辑分析，而要从企业间借贷的现实需求和经济基础的历史演变出发，探求特定时空背景下的金融现象与国家政策，以此为基础展开企业间借贷合法化的利弊分析才具有现实性和针对性。

1．我国企业间借贷合法化的利弊分析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金融理论认为，只有拥有足够的资本才能实现有效的劳动分工，才能致富。因此，资金是企业的血液。而现实生活中企业资金“供需两旺”，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与迫需救济的企业并存，我国并未对其搭建平台予以疏通资金的流动，放开企业间借贷是应对市场经济发展之需。第一，有利于缓解资金充裕与资金匮乏企业间矛盾。第二，有利于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民间借贷及企业间借贷的蓬勃发展是由于我国金融法律制度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需求所致，降低了金融配置效率。企业间借贷能够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引入竞争机制，促使银行业对自身信贷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为市场提供更加优质、高效和便捷的信贷产品。第三，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企业间借贷活动的禁止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将信用集中于银行等金融机构，有利于国家对信用的管理控制，从而有利于国家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和经济发展的稳定。目前我国已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公权力对市场交易的干预和介入应当是金融市场的一种补充，而非主导。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在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尚未完成之际，完全放开企业间借贷会对我国的法律制度和金融市场造成冲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企业间借贷利息的隐蔽性，将会导致高利贷盛行，危害企业健康发展。企业间借贷行为一般采取非法手段进行法律规避，如完全放开恐导致高利贷盛行，企业高息负债后，由于企业自身经营存在问题等因素将会导致企业难以支付到期债务，往往通过吸收新的高息本金来偿还到期的高息负债，如此恶性循环会严重影响企业健康发展。第二，企业间借贷行为的不规范性，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由于企业经营状况不稳定、借贷手续不规范，将会发生借款人的盲目借款行为，导致放款者风险加大，不能按时归还资金的问题频出，很容易造成民事纠纷，甚至“兵戎相见”给社会带来了不稳定的因素。第三，企业间借贷的不受控性，危害国家对金融市场的宏观调控。目前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尚未完成，各种配套措施还未建立，如完全放开企业间借贷将会导致国家巨大资金的“体外循环”，资金受利息驱使，将会流入国家限制的行业，不利于国家对于金融资产的宏观调控。综上所述，目前依据我国的社会经济情况，完全放开企业间借贷并非明智之举，我们应在拓宽企业融资渠道与避免冲击国家金融秩序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以更好地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

2．我国企业间借贷的发展趋势分析

本文通过对法院判决书和各地高院的意见整理发现，各地司法机关对于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的认定同以往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即对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由绝对无效向有条件认定有效转变，而对利息的民事制裁向尊重私法领域的意思自治转变。（1）借款利息上缴向利息返还转变。本文通过对1996—2013年的60份判决书划分为两个阶段整理分析。发生在1996—2004年的30件企业间借贷案件，法院一律认定为无效，且有16件采取民事制裁手段对利息收缴，12件对利息不予支持，只有2件判决对利息予以返还；而2005—2013年的30件案件中，有2件判决合同有效，28件判决合同无效，但对借款利息予以收缴的为0件，对利息不予支持的有12件，支持返还利息的有18件。显然，近些年来法院对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认定的态度缓和许多，其对企业间借贷已放弃了利息予以收缴的民事制裁手段，向尊重私法领域的意思自治转变。（2）司法机关已有条件地认定企业间借贷合同有效。各省高院针对本地经济情况，已相继出台了针对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认定的司法意见。例如广东省高院对于企业间借贷行为虽认定为无效，但要同时返还本金和利息，已舍弃民事制裁手段对利息予以收缴。辽宁省高院认为除对那些出借企业以谋取暴利为目的而与借用企业签订的借款合同确认无效，并对当事人约定的高出法定利率的利息部分不予保护或予以收缴外，对其他的企业间的借贷合同不宜轻易认定无效。对借贷双方约定的利息如果没有超出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也可予以确认。江苏省高院指出，企业将自有资金出借给其他企业帮助其解决生产经营所急需资金的，利息按照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浙江省高院指出对于企业之间自有资金的临时调剂行为，可不作无效借款合同处理。法律现实主义者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使法律“更多地回应社会需要”。社会法学的目标是法律机构能更全面、理智地考虑法律必须从现实出发，并且运用于社会事实。上述地区经济发展迅速，中小企业资金需求旺盛，各地法院企业间借贷案件应接不暇，在丰富的实践经验中法院面对经济形势作出了灵活的应对。因此有条件地承认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乃是顺应现实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三、我国企业间借贷的法律保障之路径选择

企业间借贷作为我国经济转型期普遍的一种现象，具有一定的合理

性，但在放开企业间借贷行为时也应注意防范金融风险。对于企业间借贷的法律保障而言，核心是理念和规则，只有通过理念的思考和规则的建构，才能真正为解决我国企业间借贷的现实问题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

1．企业间借贷合法的保障理念

（1）秉承契约自由的理念。

金融指货币资金的融通，不自由，如何融通？货币是金融市场的核心客体，货币主体在金融市场中实现其意志力的扩张，须依合同方式进行，而合同的根本要素就是契约自由。契约即为一种合意，民法上的主体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创立契约，处分自己的私有财产或处理自己的私人事务，缺乏当事人意思自治不能形成契约。契约自由包括当事人决定是否订立契约的自由、选择相对人的自由，也包括内容自由和形式自由，不论其内容如何、形式如何、法律概需尊重当事人的意思。市场经济的法律要体现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契约自由是一种灵活的工具，它不断进行自我调节，以适应新的目标。它是自由经济不可或缺的一个特征，它使私人企业成为可能并鼓励人们负责任地建立经济关系。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一员，依据契约自由原则进行资金借贷是其应有之义。

（2）秉承金融安全的理念。

企业间借贷是法律行为，是企业的理性选择。从本性上应保障其行为自由，但金融安全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在保障其契约自由的同时也要兼顾金融安全。金融安全指货币资金融通的安全和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金融安全程度越高，金融风险就越小；反之，金融风险越大，金融安全程度就越低。哈耶克指出：“个人理性在理解它自身运作能力方面，有着一种逻辑上的局限；个人理性在认识社会生活的作用存在着极大的限制，其无法脱离生存和发展它的传统和社会而达到这样一种地位。”因此企业间借贷将会导致大量资金流出官方正规金融体系，加大社会资金“体外循环”程度，造成金融信号失真，削弱国家宏观调控效果，增加金融脆弱性和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危及金融安全。因此，国家要对企业间借贷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管和适度干预，减少企业间借贷的盲目性，防范金融风险。

（3）秉承诚实信用的理念。

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法律中的帝王条款，在企业间借贷中亦为重要。诚实信用原则指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时，应诚实守信，以善意方式履行其义务，不得滥用权利及规避法律或合同规定的义务。诚实信用理念兼具衡平功能与效率功能。衡平功能要求衡平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冲突和矛盾，要求当事人正当行使权利，不得以自己的民事活动损害第三人及社会利益，必须在法律范围内以符合其社会经济目的方式行使自己的权利。另外诚实信用作为一项基本的商业道德，当事人在交易中诚实守信有利于社会形成真正信用制度，促进交易迅捷并降低交易费用。因此对企业间借贷要求双方当事人在诚实信用的理念下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兼顾合同当事人和社会共同利益，降低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发展。

2．企业间借贷合法的法律保障具体措施

综上所述，在经济转型时期，企业间借贷是银行信用的一种良性补充，对于企业间借贷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全部否定其借贷合同的效力，有条件地承认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对于企业间借贷我们可以本着推翻制度，迁就现实的理念，采取合理的程序与相应的措施使企业间借贷合法化。”建议我国修改现行法律，放开企业之间的部分借贷，但是完全放开企业间的借贷并不可取，通过列举的方式放开企业之间部分借贷的同时，仍然应当保留法律对企业之间借贷的一般管制。因此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建构企业间借贷行为法律保障机制。

（1）明确企业间借贷合同有效的基本条件。

我国《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中规定任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必须予以取缔。因此企业间借贷行为不应发展为非法金融活动，应严格限制其合同生效条件：①企业借贷资金需为自有资金。企业借贷资金需为自有资金，不能以从银行获得的贷款进行“以贷放贷”，或者以非法集资款进行放贷，否则借贷合同无效。②企业间借贷不以营利为目的。企业间借贷的目的应定在互相帮助以解决临时性周转资金的目标上来，严控企业间借贷以投资营利为目的。企业间借贷有偿并不意味营利，后者具有连续性和职业性特征。③企业间借贷用途合法。出借方要对贷款方的贷款用途进行考察，如明知其进行违法活动依然放贷，则合同无效。④企业间借贷应向有关部门进行登记备案。因企业间借贷数额巨大，如完全放开恐引起金融风险，不利于国家金融宏观调控，因此企业应在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进行登记备案，未设立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的可在中国人民银行进行登记备案，否则借贷合同不受法律保护。综上所述，企业利用其自有资金不以营利为目的且向国家有关部门进行登记的借贷合同有效，受法律保护。

（2）明确企业间借贷利息返还标准。

从上文中企业间借贷判决书中的利息返还形式可以看出，利息返还形式多种多样，缺少规范性。企业间借贷利息应符合国家金融规定，且应根据其效力的有无制定不同的利息返还标准。利息返还形式因借贷合同效力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标准。企业借贷合同有效情形下，借款期限内的利息按照当事人约定，有约定的按照约定，但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的利息不予保护，无约定的，视为不支付利息；逾期利息因其具有金钱之债被侵害转换而成的损害赔偿之债，因此采取有息推定规则，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进行返还。企业间借贷合同无效情形下，对于借款期间利息不予支持，逾期利息如有约定且约定利率低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按照约定计算；如无约定则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3）强化企业内部控制机制，防范资金流失风险。

企业内部章程严控企业借贷，防范资金流失风险。企业间借贷数额巨大，稍有不慎有可能引发企业的资金链断裂，引发金融危险，危害当事人合法权益。因此企业的内部规章制度应严格控制放贷人权限，如严格按照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将公司资金借贷他人必须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的同意，建立责任人负责制，严格审查借款目的及还款能力，并要求借款方提供担保，防范企业内部资金流失风险。

（4）加强国家外部监管，防范金融风险。

企业间借贷属于商事借贷，现代商法具有的公私法结合特征，意味着意志自由与国家管制的结合。在无效与有效之间，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附有条件，即企业间所达成的合同应登记公示方可生效，由此平衡国家、企业与投资者等各方的利益。因此国家的外部监管制度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建立企业间借贷登记备案管理制度。国家应设立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方便企业借贷登记管理，以加强民间资金流向动态监测，对大额和可疑资金交易将加强审查和分析，对违法违规的资金借贷行为将及时认定并予以立案查处。如果借贷企业未进行登记备案，则对其利益不予保护，并处以相应的罚款。企业间借贷行为进行登记备案，便于国家对金融的宏观管理，也可减少双方当事人矛盾冲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第二，加强企业间借贷次数和总量控制。企业间借贷目的是为了促进我国实体经济发展，为了防止企业进行非法金融活动，利用企业间借贷进行资金投资，危害我国实业经济发展，我国应通过制定法规规定企业间借贷在一个会计年度内的借贷次数和总量，由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国家宏观调控的总体形势和规划，设置借贷次数和总量幅度范围，各地根据其具体经济形势可在中国人民银行设置的范围内作出灵活规定，这样既可以满足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又可对其进行风险监管，防止金融危险爆发。

四、结语

法律保障机制论文范文篇3

第一，对象特定。该保障机制仅为生产规模较小、从业人员和营业收入较少的中小微企业的科技创新人才，不包括中型企业或大型企业的人才。第二，内容特定。一是该保障机制仅为中小微企业进行科技创新活动提供保障，而不包括该类企业的其他经营活动。二是该保障机制仅为该类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动所需的人才进行保障，而不包括资金保障等。三是该保障机制提供的是法律保障，而非政策等保障。中小微企业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中小微企业的经营者较多的是在某一领域有一定专长的技术人才，但从总体上来说，中小微企业所拥有的创新型高科技人才并不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是技术创新的根本要素。因此，完善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人才法律保障机制是为中小微企业的科技创新提供人才保障，是保证中小微企业生存和成长的前提。一个企业要得到长足的发展，需要脚踏实地的开拓进取，中小微企业也不例外。要开拓进取、使企业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就要能创造出给社会带来价值的产品，要创造出有价值的新技术、新产品必须依赖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创新人才不断开发出新技术、新产品以保证中小微企业的事业发展。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人才法律保障机制能为企业的长足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二、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人才法律保障机制的现状及面临的困境

(一)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人才法律保障机制的现状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小微企业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我国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人才法律保障机制正在初步形成。2002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这是我国首次专门为中小企业立法，该法第四章专章规定了“技术创新”这一重要内容，该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鼓励中小企业与研究机构、大专院校开展技术合作、开发与交流，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积极发展科技型中小企业。”这是对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人才的法律保障。2007年7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包含了对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人才的保障，该法第五章“科学技术人员”明确规定了科学技术人员的各项权利和义务。《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第24条明确规定:“实施国家中小企业银河培训工程和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素质提升工程，以小型微型企业为重点，每年培训50万名经营管理人员和创业者。指导小型微型企业积极参与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加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工作，国家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等重大人才工程要向小型微型企业倾斜。”第25条明确规定:“对小型微型企业新招用高校毕业生并组织开展岗前培训的，按规定给予培训费补贴，”“对小型微型企业新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给予1年的社会保险补贴，政策执行期限截至2014年底。”2007年，为贯彻《国务院关于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若干配套政策的通知》(国发［2006］6号)，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科技部、财政部制定了《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暂行办法》。2009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规定要“大力开展对中小企业各类人员的培训。2007年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全面提升中小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充分发挥其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重要作用，根据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若干配套政策，制定了《关于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若干政策》。该政策明确规定了支持建立研发机构、鼓励发明创造对技术人员进行资助、建立创新人才培养机制等中小企业人才保障措施。其他立法如《公司法》、《合同法》、《知识产权法》、《专利法》等也规定了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扶持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等内容。这些法律法规以及政策对规范和保障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人才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标志着我国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人才法律保障机制的初步形成。

(二)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人才法律保障机制面临的困境

一系列中小微企人才保障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推动了我国中小微企业创新科技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但是，我国中小微企业人才法律保障机制并不健全。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人才保障机制面临诸多困境。

1.缺乏专门针对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人才保障的法律法规

我国现有的关于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人才保护的法律法规分散于各类法律法规或者政策之中，政策占着较大比例，没有专门针对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人才保障的法律。各类法律法规政策的制定主体并不完全相同，容易导致有关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人才保障的规定出现相互冲突或者衔接不上的状况。由于中小微企业本身就没有强大的财力、灵通的信息等实力的支持，没有统一的关于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人才保障的规定，中小微企业的人才的保障机制难以落到实处，这就使得中小微企业的科技创新人才为了寻求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和平台，在其具备一定能力之后就转而投奔其他大中型企业，致使中小微企业难以留住创新科技人才。

2.创新科技立法的位阶不高

到目前为止，我国涉及创新科技立法位阶最高的是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我国现行的《科学技术进步法》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3年通过，2007年修订的。《中小企业促进法》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2年通过的。大部分创新科技立法是行政法规、规章甚至政策文件，其法律位阶不高，无法有效的建立起中小微企业创新人才保障机制。

3.法律法规可操作性不强，缺乏救济途径

我国现阶段虽然制定了一些关于中小微企业人才保障的法律法规，但是这些法律法规过于原则化、笼统化，不具备较强的可操作性，违反之后也没有明确的惩罚措施，因而难以实现其威慑力和约束力。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为例，该法第五章“科学技术人员”规定了科学技术人员的各项权利和义务。该法虽然明确规定了科学技术人员违反义务的法律责任，但没有明确规定科学技术人员应享有的权利和受到侵犯时的救济途径。这就使得执法机关在执行该法律时只能够以鼓励和倡导的方式执行，而对于违反该法律的行为，则无所适从，只能听之任之。此外，从法理学上看，每一法律规则都应有法律后果，如果没有法律后果，那么该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是不完整的，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法规。

4.人才激励机制不完善

研究开发新成果、新产品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以及充足的物质投入。中小微企业进行科技创新离不开创新人才和科研经费保障，对创新人才进行奖励，是激发其创新积极性的有效手段，我国虽然有科技奖励制度，但专门针对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进行奖励的制度并没有，加上我国科技奖励制度的点、面、覆盖范围和幅度的局限性，使得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人才很难得到奖励，从而难以激发其创新热情。5.现有的法律实施不到位由于我国科技法律未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以及科技执法人员素质不高，导致了现有法律难以实施到位。例如我国《知识产权法》不但制定较晚，而且在司法实践中得不到充分的重视。当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人才的知识产权受到侵害时，其合法权益很难维护。中小微企业与中型、大型企业在管理结构的设置上也有不同，中小微企业的机构设置一般较为简单，一般不具备专业的法律咨询机构，这就无法保证中小微企业创新科技人才的创新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后应得的福利，容易导致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人才的积极性受挫，不利于发挥其创造性。此外，在科技法律的实施方面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的现象，本来就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人员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维护。

三、域外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人才法律保障机制的启示

美国政府对中小微企业创新人才保障提供了大量的立法支持，如:1980年制定了《史蒂文森———威德勒技术创新法》，1984年了《商品澄清法》，1986年了《联邦技术转让法》，1988年通过了《综合贸易和竞争法案》等。其目的是使政府有计划地在大学建立工业大学合作研究中心，以高校为依托，组建了多学科的工程研究中心，提高大学的创新能力，培养出优秀的工程师，帮助企业提高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与此同时，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美国宪法也为科技创新立法起到坚强后盾保障，1787年颁布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中明确规定“保障作家及发明家对其作品及发明于限定期间内的专有权，以奖励科学及实用技艺的进步”。此外，1980年国会通过的《大学和小企业专利程序修正案》(即《拜—杜法》)，1989年《国家竞争技术转让法》，都强调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1986年美国制定的“国内税收法”规定凡是出现研发经费较上一年有所增加的商业性公司和机构，都可获得相当于新增值20%的退税，以用于对高科技人才的补贴。而针对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发展，美国出台了《小企业创新发展法》———一部保障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的基本法，也是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的核心法律。根据《小企业创新发展法》，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实施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奖励计划(SBIR)，它鼓励中小企业利用自身技术潜力实现其创新市场化，推进了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体系的形成，收效显著。在法律执行中，美国政府根据情况变化及时对法律进行废、改、立。以色列政府对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人才的法律保障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直接资助研发活动，以色列于1984年颁布《鼓励工业研究和发展法》，该法确定政府平均每年投入4亿美元支持研发项目。二是设立孵化器向处于高技术早期发展阶段的发明者、创业者提供为期两年的经营场所、资金、经营管理、业务开拓、产品销售等方面的支持与帮助。三是加强国际合作，签订双边研发协议。给创新人才制造出国深造的机会。

在德国，实施政府资助，以社会力量为主导，加强对职工的技能培训。德国政府对中小企业的创新支持体现在对职工技术教育方面的帮助，各地都有政府部门开办的为当地中小企业培训学徒工、对中小企业职工进行知识更新改行培训的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经费由政府拨款。政府也帮助一些中小企业就近到有条件的大企业培训职工，甚至在必要时提供资助。德国政府还规定企业必须从销售收入总额中，提取一定经费用于对技术工人的培训和后续教育。职工就业前必须经过培训并取得一定的职业技能认证，方能从事本职工作。这种政府资助有力的保证了中小企业创新人才力量的储备。日本政府为促进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先后颁布了《中小企业振兴资金助成法》，《中小企业现代化促进法》、《中小企业现代化资金助成法》等法律，从公平竞争、资金保证、技术交流与合作等方面保障中小企业的创新和发展。根据《日本中小企业事业团法》，日本成立了中小企业事业团，为中小企业人才培训、技术指导等方面提供必要的帮助。根据《科学技术振兴事业团法》成立了科学技术振兴事业团，它是日本科技信息的中枢机构，它不以营利为目的，这些科技服务机构在承担政府指定的服务时，其经费由政府全部或部分出资。在立法体系中，日本没有一部反映中小企业科技服务的通法，但日本每设立一个科技服务机构其背后都有一部法律作支持。英国政府自80年代开始，陆续出台了80多部法律以保护中小企业的利益，设立了各种专门机构对中小企业进行管理和扶持。在大学设立“中小企业人员培训中心”，按企业性质划分制订各行业的培训大纲。此外，全英各地成立相应的中小企业管理和咨询机构，组织数以万计的由政府支薪的退休工程技术人员、专家为中小企业服务。在创新科技人员的激励方面，设置了多种奖项，例如出口奖，授予职工在200人以下的中小微公司;克罗伯奖，授予对技术创新做出卓越成绩的人。从以上对域外各国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人才法律保障机制的考察可知，域外各国普遍比较重视科技立法，建立了完备的中小微企业科技服务体系，各类机构和组织的设立、工作范围和服务功能都有立法作为依据，而且立法的覆盖面广，具体明确。

四、完善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人才法律保障机制的措施

(一)清理和整合现有法律法规和政策

清理和整合现有的有关中小微企业创新人才的法律法规，对于相互冲突，不适应当今社会发展形势的法律法规以及政策要及时清理。美国之所以能够为中小微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在法律的执行中，美国政府根据环境的变化及时对相关法律进行立、改、废。对于国外的成功经验，我们应当吸收借鉴，对现有的中央和地方科技法律法规逐一加以审查、甄别和归类，剔除过时的法律法规，精简重复的法律法规，清除法律法规之间的矛盾冲突，使之成为内容和谐统一、符合当前实际需要、具有可操作性的完整体系。从而为中小微企业创新科技人才的生存和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法律氛围，提供完备的法律保障，使现有法律法规得到落实。

(二)制定颁布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人才保障法

在完善现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创制有关中小微企业人才保障的法律。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创制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人才保障法，明确规定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人才所享有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统一创新科技人才的各项保护机制，从而改变由各机关自行制定中小微企业科技法律法规，致使各科技法律法规相互重复、相互冲突的局面。明确规定违反法律法规的法律后果，增设切实可行的救济途径，使中小微企业人才保障法律法规落到实处。对于侵犯中小微企业创新人才法定权益的现象，应规定具体明确的法律责任和救济途径，而不是像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一样，只规定了科学技术人员的各项权利和义务，却没有明确规定科学技术人员未获得应有权利时的救济途径，仅仅只是鼓励和支持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强调要保障创新科技人才的合法权益，却又没规定到保障的途径。

(三)完善人才激励机制

完善中小微企业科研奖励、科研经费保障机制，激发中小微企业人才科研创新的积极性。美国和英国在这方面都设立了相应的法律制度，美国在《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中明确规定“保障作家及发明家对其作品及发明于限定期间内的专有权，以奖励科学及实用技艺的进步”。英国设立出口奖，授予职工在200人以下的中小微公司;克罗伯奖，授予对技术创新做出卓越成绩的人。我国可以仿效这些国家成功的经验，在法律中明确对中小微企业科技创新人才科技成果的肯定，可以采取对成果杰出的科技人才进行股权奖励等方式，在中小微企业科技人才保障法中明确规定该奖励措施，激发其作为企业主人的热情，以更好的服务于中小微企业。

(四)完善中小微企业科技服务体系

法律保障机制论文范文篇4

现代社会中，考虑金融隐私权与信息披露冲突的焦点，平衡二者之间的权益关系，需要遵循以下基本原则:第一，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原则。金融隐私权受到法律保护，但是当个人信息的使用有利于共同利益、公共需求、政治利益之时，便应该就信息隐私的保护做一定程度的让步，以便符合大多数人的需要，从长远来看，根本上也符合隐私权主体的利益。第二，信用信息流通原则。信用秩序的主要功能在于建立和保持一种可以大致确定的预期，以便利市场主体的相互交往和行为。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信用制度，信用是交换的基础，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会在多个层面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这些都需要强有力的信用制度的支持。

二、金融消费者信息保护标准与程序之考量

“金融隐私权”作为一个学理概念尚未进入实践立法之中，只有在某些部门规章、地方规定中零星可见，但是规章、规定之间重叠、冲突现象较多，对广泛的金融产品无法一一阐明，甚至对有的跨领域金融产品更是无从调整。金融领域的“隐私权”不同于人格权中的隐私权，其是对公民私人生活空间的保护，即公民有在任何情况下不向任何人透露隐私的权利;但是作为金融消费者参加金融活动，参加主体则有义务在一定范围内对金融机构披露个体信息的义务。因此隐私权内容主要是对个体私人情况的保护，金融隐私权着重于对信息的保管与合理利用，使金融消费者免受因不法利用信息的行为而被无端打扰。二者需要在法律上予以区分以得保护。对于金融消费者者的权利需法律保护的现状，笔者认为应当重于民商法和行政法实体与程序上的立法研究，而刑法作为保护公民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应当在严重侵害公民个人与社会法益的行为上予以惩罚。

(一)民商法对金融消费者信息保护的法律条文尚待完善

《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了公民享有隐私权以及侵犯隐私权的具体行为和侵权责任，但是主要是对人格权中隐私权的保护。我国现行金融法律如《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保险法》等颁布实施较早，对社会发展评估尚未到现时阶段，更不具有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理念。法律具体条文对金融消费者所享有的隐私权、知情权、公平交易权等内容也有所提及，但绝大部分还是仅作了原则性规定，真正规定消费者权利具有可诉性和可操作性的民商事规则十分少见，这使得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往往成为被架空了的口号。所以我国应尽快制定和颁布有关专门的法律法规，例如，应加快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个人信息的收集和使用范围，禁止个人信息被用于法律规定以外的其他目的。

(二)金融信息保护期待行政法的保护介入

长久以来我国缺乏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金融信息的监管更是无从说起。保障金融信息的合理使用不仅要求行政部门引导行业协会、尽到合理审查金融机构格式条款的义务、明确安排部门分工，还要自我约束，对金融信息行使职权时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美国在《隐私权法》中规定了行政机关采集信息的限制和要求，以保护个人信息免于广泛公众知晓之下，成为各国之先驱:1．采集信息的限制:行政机关必须用正当合法的手段和程序制作、保存、使用和公开个人记录;2．保存和使用记录的限制和要求:行政机关建立或修改个人记录系统时，必须在《联邦登记》上公布特定事项。为避免滥用信息披露，《隐私权法》还赋予信息持有者相应的权利，如选择选、知情权、修正权和救济权。

三、建立征信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约束机制

(一)发达国家对信用信息保护的经验启示

金融行业成为世界上不容忽视的产业，对于起步较早发展较快的发达国家更是如此。以英美两国为首，规范金融业的立法在各国展开。《英国金融服务和市场法》于2001年12月1日开始实行，其具体赋予了英国金融服务局(FSA)管理监督各种金融产品的权力，并在FSA的监管目的中明确“对消费者权利在适当范围内予以确实保护”为其四者中之一。美国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律体系比较完善，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出台了一系列以保护消费者权利为主旨的金融立法，如《诚实信贷法》《公平信贷报告法》《信贷机会公平法》《住宅贷款信息披露法》《金融隐私权法》《据实披露存款资料法》等，并将执行这些法律的职责指派给金融监管当局。日本、加拿大等其他国家也跟随其后，制定相关法律并成立有关部门确保金融产业按照法律规定运行，保证社会公平。

(二)金融消费者信用信息保护监管的法律制度研究

目前我国对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国家信用都有一些法律进行调整，如《证券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国库券条例》等，但在消费者信用方面，除了1997年4月28日由中国人民银行的《个人住房担保贷款管理试行办法》外，目前尚无统一的法律，因此金融消费者信用管理更是无从参考。由于消费者信用是一种特殊法律关系，因此单靠《民法通则》等一般性的法律进行调整是不合适的，如果只是靠对一般交易的法律，或者依靠一般发的合同自由原则进行规制的话，就不能达到保护消费者的目的。

1、我国信用信息的采集法律制度

金融领域中我国征信信息的范围应当包括消费者在借贷、贸易、投资、服务等社会经济中形成的，反应信用主体经济状况、履约能力、商业信誉等信用信息的能力，具体来说包括自然人的基本信息，如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身份证考吗、籍贯、学历等;自然人的特定信息，包括银行贷款信息、纳税信息、征信机构查询信息等。但是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信息应当予以限制采集。实际上，征信权是信息隐私权为了社会利益而做出的让渡，根据比例原则，应当以最小侵害达到目的，即“每个社会秩序都给予个人对权利主张以最大范围的欲求，也必须同要求公益的论点进行平衡”。当然，在征信法中对个人信息用信息作明确的界定，强化法律责任，加强对隐私权的保护是金融机构之义务。最后，信息采集的手段必须合法、正当，不能采取盗窃、诈骗、夺取等非法手段采集信息。

2、我国信用信息利用法律制度

法律保障机制论文范文篇5

国内外对于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直接规定相对来说比较少，缺乏对转基因生物安全法律保障机制全面的研究。相关国际协议和公约主要包括《生物多样性公约》、《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以及WTO中的《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议》和《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部分国家制定了涉及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安全性的法规，如英国的《重组DNA分子实验准则》（1978）和《基因操作规章》（1989）、法国的《控制遗传物质被改变了的机体的使用和扩散法》（1992）、美国的《重组DNA分子实验准则》（1976）和《重组DNA分子研究准则》、以及日本制定的《重组DNA实验管理条例》（1979）等。关于转基因生物的法律监管方面，欧盟和美国两大阵营在对消费者知情权、管制理念及管制方法上都有鲜明反差。美国对转基因生物产品的管理采取相对宽松的政策，对其采用的立法原则为科学原则，而欧盟则为预防原则。科学原则指的是不论是否存在科学的不确定性，都应搜集足够的证据证明风险存在与相关措施间的因果关系。欧盟认为科学是存在局限性的，无论研究方法多么严格，结论总会具有某些不确定性，而政府不能等到最坏的结构发生后才采取行动。在具体规则上欧盟采取强制标签制度、过程管理体系、严格市场准入风险评估机制，美国则为自愿标签制度、产品管理体系、较为宽松市场准入风险评估机制。美国制定《毒物控制法》、《国家种子鉴定法》、《联邦食品、药品与化妆品法》，以及《联邦植物有害生物法》等，但仍存在严重的不足，即对转基因产品不进行强制性标识。欧盟国家是以技术为基础的管理模式，认为生物技术本身具有潜在的危险，强调风险预防，对转基因生物产品的管理比较严格，要求转基因食品在进口和上市销售之前，必须接受风险评估和获得批准。欧盟第178/2002号条例32（即《欧盟食品基本法》）要求，食品、原料以及生产食品的动物，以及任何用作食品的物质，在生产、加工以及销售阶段，都能够被追踪到。

二、转基因生物法律保障立法理念及原则

1．风险监测的程序性原则

由于转基因生物存在着未知的风险，加上人类认识的局限性也可能导致其给自然和人类社会产生风险，而以现有科技尚不能完全预测，从而还不能采取有效的方法控制和消除危害的发生；此外，人类生活中对转基因生物产品的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吸收抗生素或过敏源等，或可引发人体基因突变。同时，转基因科技还会带来环境的破坏，危害一旦爆发，将是大规模的、不可逆转的。因此我们必须加强风险监测，将转基因技术研究和应用的各个环节纳入法律调节的范围中来，对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进行评价、检测和追踪，尽可能地规避并减少其损害。

2.公众参与原则

由于存在着政府失灵，政府自身的缺陷和公共事物本身的复杂性等诸多因素，致使单靠政府的力量已很难制定出科学、合理、公正的公共政策。公共政策的过程是公众与公共权力的互动过程，公众参与是公共政策的基石，公众参与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保证公共政策公共性的必然。因此鼓励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提升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已达到很多国家政府的共识。

3．公共利益原则

公共利益通常解释为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由于转基因生物科技的使用涉及人类环境、健康以及物种的延续，在对于这类事关社会重大利益的立法上，应采取“公共利益原则”。对转基因产品，相对合理的基于公共利益考虑做法是“不安全推定”，而非“安全推定”。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在科学上还没有定论，短期来看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健康的直接危害很小，但长期的累积和间接的效应还很难说；转基因食品的跨物种感染问题可能性较小，但它的危害特别大，还是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和警惕。如果我们不能证明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就先假设转基因食品是不安全的，对它实行科学的检测和严格的管理，趋利弊害，确保人类健康。

4．消费者知情原则

由于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的安全性尚未在科学层面得到确定，一旦产生危害，将会对消费者健康带来影响，所以有必要按照《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要求，对于那些相信转基因产品无危害的消费者，须保证其可以选择转基因产品权利；而对于那些相信转基因产品可能具有危害性的消费者来说，也有必要使其能够选择非转基因食品。这是最基本的选择自由，体现了法律对最基本的人权保护。

三、我国转基因生物安全规制完善

我国政府对转基因生物产品的安全管理非常重视，先后出台了相关的管理条例和办法，如：颁布了《基因工程条例》、《农业生物基因工程条例》、《关于农业转基因作物的安全管理条例》等，旨在加强生物技术与GMO的安全管理。在我国，建构并完善转基因生物安全领域的法律制度框架是极为重要的，也应当是相关立法过程中应当解决的首要问题。

1．明确立法原则

一个国家若要指定出符合本国国情、顺应历史潮流的法律规范，必定要在相关的理念和原则的指导下来进行。首先，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的风险包括环境风险和健康风险，且风险具有不确定性、潜伏性、大规模性及不可逆转性。出于对生态环境与人类自身的尊重，中国应当借鉴欧盟法律中的“预防原则”，确立风险预防原则为转基因生物产品安全保障的首要原则。其次，如果立法采取管控措施，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推广速度会延缓。但是与保证人类的健康、安全和环境的完整相比，付出延缓某些技术发明的推广速度的机会成本也是值得的。因此，在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立法上应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优先为原则。对于一项新科学技术的研究，先做公共利益上的判定，符合公共利益予以鼓励，对风险未确定的新型科技成果的市场化和商业化，则应采取谨慎态度。最后，以公众参与原则和消费者知情原则为辅佐。转基因生物产品与人类健康关系密切，公众应该积极参与其管理过程。提高公众的生物安全意识是生物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要方面。给予广大消费者知情权，使他们对接触使用的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的潜在风险有所了解，给予消费者选择使用或不使用转基因产品的权利。

2.相关制度设计

目前我国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中消费者知情同意、公众参与制度、损害赔偿制度、基金制度存在空白，而这几项制度是转基因生物安全保障的重要制度，因此下文将重点对此进行分析。

（1）加强对消费者知情同意权利的保护

现代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基本理念是信息透明原则。转基因食品、食品成分或最终食物中含有转基因的添加剂或加工助剂不加标签，事实上使转基因技术公司通过信息不对称，获取了巨大的利益，同时也损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标识”制度的设计是欲通过对转基因生物作出特别的标注以加强安全监督和风险管理。为切实保障、尊重消费者的知情选择权，应在生产或销售过程中，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具体的改进措施如下：扩大转基因生物标识制度的对象范围及标注范围，不仅对是否含有转基因成分或是否为转基因生物进行标注说明，对过敏性、伦理学评价、风险提示等也应增加进标注的范围内；明确划定相关法律用语的范围，如对于界定生物中含有多少转基因成分，可设计一个参照数值并以其为基准。

（2）公众参与

政府自身并不完美，其不可避免的缺陷和转基因生物安全性包含着复杂的因素，致使单靠政府的力量很难制定出科学、合理、公正的公共政策。公众参与是保证公共政策公共性的重要条件，在公众与公共权力的互动过程中，可以提升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和决策的适用性、科学性。因此应加强转基因安全法律制定、实施过程中公众参与的力度。授权普通大众参与到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相关安全评估及管理工作中去，通过向相关政府主管部门进行有关的专业问题咨询，对国家的转基因生物安全工作的开展提供宝贵意见，配合政府进行国家的生物安全建设。在政府制定转基因生物政策、法规、规划的预案和可行性论证时，通过问卷调查、专家咨询、公众听证会等形式，征询、听取公众的意见，并可派公众代表参加论证会来决定该政策是否可以通过；在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的开发、研究、销售以及售后问题等决策的实施过程中，可开设相关的信息交流通道如热线电话、生物安全邮箱、官方微博等，以征求、听取公众建议、接受其监督；

（3）损害赔偿

法律保障机制论文范文篇6

随着政府职能的不断扩张和人类社会涉足领域的不断扩大，单个的人独立满足自己需求的能力在不断减弱，政府行为成为现代人维系正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存在。“现代政府是巨型压力器，它吸进税收和权力，释放出财富，任何公民至少得部分地依附于从巨型政府压力瓶中流出来的财富，否则就很难生活”，尤其社会救助的领受者，“他们作为被政府援助的身份，可能是生存资料的主要来源。”而且，“这种依附并非出于自愿，自政府流出的物品，通常不只是对其他财富形式的补充，而是对它的替代”。在这种福利与风险并存的时代里，“政府的供给愈发显得重要，现代国家不管是采取了那种形式，都有义务对公民的福利负责，因为既然这些公民无法控制社会形势，也就无法为自己提供最基本的照顾、教育、住宅和生存，这种责任只能通过所谓的政府供给来实现。”

赖希认为，直接的金钱、救济金，各种服务性给付、行政合同和专营权、特许权是现代政府释放财富的主要表现，尽管这些财产在形态上有诸多差异，但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来源于政府的财富给付行为，这些利益形态的价值首先来源于政府的给付和允许，政府要么通过直接的给予，要么设定领受者的身份和资格，并将财富分配给特定个人或私人团体，政府成为此类财富分配中是必不可少的参与者。按照传统的财产权理论，财产的主要形式是各种动产、不动产、金钱、证券等，财产权表现为所有者对其所有财产的支配权利，财产法是民事法律制度的重要构成，其规范指向的是私人之间的关系，政府的职责主要是保障私人财产权免受各种实质或潜在的威胁和侵犯，尤其是免受公权力的不当侵害。“财产法的功能之一就是划定公权力与私权力的边界”，在这个划定的范围内，所有人有法律许可的自由，当国家对私人财产征收或干预时，“国家必须解释和证明对他的干预。”但是，当政府在财富供给过程中成为输出财富的重要主体的时候，供给的领受者所拥有的基于政府供给所得的财产就不是一种纯粹的私权，而且，政府的供给行为“使得给付和接收给付的双方可能成为捆绑在一起的利益群体，政府也因此可能将控制的触手伸向私人领域，进而模糊了过去明晰的私和公的界限。”

赖希认为，基于政府物质给付的财产由于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权利”更像“特权”，更像“恩惠”而非“义务”，为了增加法律意义上的确定性，有必要对这种新的财产类型变成一种“权利”并受宪法和正当程序的保护，使公民获得政府的救助不是政府的“馈赠”或“恩惠”，因为如果是“恩惠”，就有可能会“不经通知或听证被随意拒给、授予或撤销该项供给”，“我们不能安全地将自己的生存和权利交给权力机构、行政审查官、控制委员会、品德委员会、董事会或许可证专员自由裁量”。“补贴和许可———福利国家的特征，构成了新的财产权并且应得到给予传统财产的宪法保护”。社会救助权是指当公民因不可抗的自然风险或社会风险，陷于贫穷、灾难等状态又无法通过自己的力量克服，缺乏维系自身生活所必须的基本生活资料的时候，享有的从国家获得生存保障、享受福利救助的权利。它与赖希所言的“新财产权”在本质、形式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作为社会财富再分配的一种行使，社会救助资金来源于国家，公民的纳税行为构成社会救助行为的物质基础，而新财产权也是“我们越来越多地将财富和权利交给政府，政府通过各种形式的供给，将它们再分配的结果”，社会救助需要国家的参与，并与受救助者贫穷、缺乏基本的生存资料的身份相关，而新财产权也是“拥有和使用政府供给的权利与接受者的法律地位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此种地位既是接受供给者的基础，也是接受供给的结果”。社会救助的发生是有条件的，其目的在于防止被救助者限于匮乏的境地，当这种境地改变时，国家的救助行为也会随之减少或取消，新财产权享有者持有财富也是“有条件的，而非绝对的”;另外从本质上讲，社会救助的发生与人权保障、社会福利、公共利益密切相关，当公民处于危难或贫穷之时，国家有义务予以救助，进而实现整个社会的正义，而新财产权“整个制度的目标是实现‘公共利益’”，它对救助领受人的“独立和尊严是如此的关键”。

二、社会救助权的义务谱系

“没有无义务的权利”，新财产权理论要求不仅要明确政府供给的权利属性及构成体系，还要求明确义务的承担者及承担方式。权利的实现与义务相关，作为权利的社会救助权如没有相应的义务支撑便形同虚设，成为毫无实际意义的道德说教和自我把玩，国家的社会救助行动也无法走出纯粹说教的虚妄天地。社会救助是现代国家应该承担的义务———纵观世界各国的社会救助，无论是制度还是实践，尽管可能有多个主体的参与，但终究是以国家为主，“作为政治原则的一个方面，福利最大化为甚应该成为政府的压倒性关注”。我国学者钱大军认为，法律义务由“应当、行为、引起法律责任的可能性”三个要素构成，因此，本部分以此为论证基础，结合新财产权的相关理论，对社会救助权实现过程中的义务从“应当、行为和法律责任”三个方面进行学理分析。

在社会救助权的实现过程中，国家之所以要“应当”有所作为，首先与现代国家的责任相关。前文已论，现代国家作为一个庞大机器，汲取着巨额税金并以此作为国家存在的物质基础，这种汲取能力随着国家职能的扩张而变得异常巨大，比如在我国，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政收入连续多年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1995年—2008年，每年以接近20%的速度增长，2009年以来，尽管因世界经济情势的影响使经济遭受前所未有的困难，但我国的财政收入也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指2012年，我国的财政收入已达117210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是国家财政收入的绝大多数构成，税收固然是具有纳税义务的社会公民个人财富向国家的单向、无偿移转，但作为这种移转的对价，政府必须有所作为，国家有义务对来这些源于公民的财富按照正义的要求进行再分配，提供公共产品，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社会救助是国家采取经济再分配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制度安排，是国家履行财政责任的主要方式，它不是因道义、仁慈或慷慨而发生，是国家对公民的必须担当。其次，国家承担的维护公共利益、实现社会正义的职能决定了国家应针对特定的社会主体承担起履行相应的救助义务。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各种不归结于个人的风险源普遍存在，地震、海啸等各种自然灾害，金融危机、工业事故、食品安全等各种人造风险，都使得我们所处的社会充满了脆弱、多变和不确定，与之相伴的各种风险、灾难单靠个人自然无法解决，当各种风险和灾难发生时，人们只能依托国家的力量才能获得基本的安全和保障。因此，现代国家理应将克服各类风险当作自己的基本职能，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实现基本的社会正义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社会救助是为社会中陷于生存危机的主体提供最低限度生活保障的一种制度样式，它是宪法所规定的人的平等、自由、尊严等基本权利体现的具体路径。另外，现代国家大都把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作为自身的政治目标，社会救助除了救助贫穷之外，还是克服社会排斥和社会隔离的重要手段，社会排斥和社会隔离是社会中部分主体缺乏机会参与正常社会生活的一种状态，是社会分层和社会断裂的表现，它对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有着异常严重的负面影响。

事实上，社会排斥、社会隔离与贫穷具有同源性，他们相互依存，互相强化，政府的社会救助不仅可以让贫困者摆脱贫困，也可避免社会分层和社会隔离的固化，让受救助有机会参与正常的社会生活，唯有此，政府追求的社会稳定、社会和谐等政治目标才有实现的可能。社会救助权实现的过程中义务要素中的“应当”固然重要，但离开了“行为”的“应当”，义务只能存在观念与想象之中，义务需要行为这一过程性行动才能实现，“对行为的控制主要是由义务来进行，脱离开行为，就不可能研究义务”。笔者认为，从行动类型的角度来分析，社会救助义务中的政府行为可分为生活救助和急难救助两大类型。所谓生活救助，是定位于解决贫困主体的基本生活，以提高受助者的生存能力或劳动参与能力为目的的一种救助行动，当下我国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农村低保制度便属这一类型。比如按照我国现行规定，对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政府公告的最低生活标准的城镇居民，如社会孤老残幼、社会困难户、失业保险期满而又未能再就业的失业人员，或者其他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或抚养人的居民，国家应为其提供生活帮助，保证其家庭成员有基本生活所需的物质资料。居民的生活救助需要多个主体的行动参与才能完成。

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第4条规定了社会救助的行动主体与行动内容:“我国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管理工作;财政部门按照规定落实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统计、物价、审计、劳动保障和人事等部门分工负责，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有关工作”，这些都是国家社会救助义务的行动落实。另外还有急难救助，主要是针对突发性灾难导致的临时性贫困人员的救助行动，比如因地震、安全事故、传染性疾病等原因造成的特定主体的暂时性贫困，需要政府通过急难救助的方式予以救助。和生活救助相比，急难救助具有专项补助和临时救助的性质，要求政府的救助行动更具时效性，应在最短的时间作出行动反应，以最快的速度使受灾者摆脱贫困或危难境地，而且这种救助不局限于生活资料的供给和保障，它还兼具投资和开发的功能。因此，政府的急难救助应在这些特点和目标的要求下展开具体行动的设计。社会救助义务中的“引起法律责任的可能性”要素是社会救助法律制度具有强制可能性的体现。雷德里克•莫舍曾说，“在公共行政和私人部门行政的所有词汇中，责任一词是最为重要的。”法律之所以被称为法律，是因为它具有一种可能的制度强制性，这是法律区别于其它社会规范的关键。社会救助行动的规范化离不开对违规行为的识别及责任制度的保障，责任制度是保证政府救助行动规范运行的有效机制，也是促进行政道德责任的弘扬、行政客观责任履行和行政消极责任追究的重要方法。笔者认为，政府社会救助中引发法律责任的可能情形主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两大类型:首先，社会救助中政府的“错保”、“漏保”行为引发的责任可能性。前文已论，社会救助权的享有与被救助者的身份有关，对救助者贫穷状态的识别是社会救助行动发生的前提，当现实中获得社会救助的实然主体与应然主体发生偏离，亦即当某些主体的境况低于救助标准但没有享受救助待遇，或某些主体的境况高于救助标准但享受了救助待遇的时候，便构成“错保漏保”。当然，“错保漏保”发生的原因较为复杂，其可能因政府的腐败、偏袒、歧视等原因造成，也可能因当事人的隐瞒、欺骗等原因发生，无论哪种情形，都会构成社会救助权义务谱系中的“引起法律责任的可能性”。其次，救助主体在救助过程中发生的贪污、挪用、克扣社会救助款项的贪污、渎职行为;监管主体在社会救助物资和使用监督过程中的渎职、懈怠、合谋行为，也是引发社会救助中“法律责任可能性”的行动样式，对此学界已有大量精准的研究，笔者不再赘述。

三、新财产权与社会救助权的法律保障机制

按照赖希在《新财产权》中的论证逻辑，将包括社会救助在内的政府给付行为作为一种权利确认下来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应通过相应制度来保障这种权利在现实中能充分实现。给付行为意味着政府自动获取了调查、管制和惩罚的权力，由于拥有给付权力的政府会滥用权力，因此“新财产权”理论的核心要义不是如何去确认给付领受者的权利，而是如何规范政府的给付权力。我们需要“创设一种制度，或者使现存制度以新的方式运作”，即便不能，我们“寻求某些指导原则，却是可能的”。上文对社会救助权的义务谱系的学理分析，同样只有通过法律制度确立的保障机制才能予以落实。在新财产权理论视角下，社会救助权的法律保障机制应从以下几方面来构造:

1.通过宪法制度对政府社会救助行为进行规范

社会救助不仅要给部分社会主体直接的物质给付，而且还不能以侵犯或剥夺私人的宪法性权利为条件，在新财产权理论看来，后者更为重要。前文已论，社会救助中的政府给付打破了原有公私之间的界限，政府供给把个人和国家捆绑到了一起，改变了原有的权利/权力结构，社会救助固然能给部分主体带来收益，但同样也存在着潜在的风险，比如对个人自由、个人独立、个人选择等私权利的侵犯。由于救济本身意味着救济领受者对供给者的依附性增强，财富的供给是有条件的，这条件就是确保国家施加的义务的履行，被救助者有时不得不屈从于政府提出的一些条件，“供给的增长使政府可能‘购买’到‘宪法权利的放弃’，”“这些条件有时候会深深地侵害了个人的自由”，如果他不强烈地依附政府的话，他可能“无权享受公共的开支”，或者领受到的社会救助被没收，供给附加的条件个人由此会“陷落在巨大的管制之网中，无处藏身”。任由这种情形的极端发展，一个趋炎附势、甚至是畏惧政府的社会会由此形成。因此，赖希认为，我们不能“将注意力都集中在某个单一的政策和价值上，这样会遮蔽其他重要价值”，社会救助中的政府作为财富的再分配者，不能拥有任何反对宪法所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的权力，政府不得拥有“购买”宪法所保障的权利的权力，政府不应对供给施加任何条件，如果它给除“恩惠”之外的其他供给施加条件，该条件是无效的，该原则是古老的“反对违宪条件”规则的“复活”。也就是说，“不能使继续行使国家赋予的特权的权利，依附于接受者对国家规定的违反联邦宪法的条件的服从”。接着，赖希论证到，如果政府可以因为救助行动要求个人放弃宪法权利，并以此作为政府提供救助的条件的话，政府就有可能以同样的方式，迫使所有的人放弃宪法权利，宪法规定的保障措施，可能被这样的摆弄以至于不存在。可见，赖希认为，现代国家为受救助者提供救助义务由现代国家所承担的责任所决定的，它不能以附加对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为条件，公民所享有的宪法权利在位阶上具有最高性，这是社会救助权实现过程中首先需要遵从的原则，也是社会救助权法律保障的首要机制。

2.政府救助行为的实体和程序约束。

由于政府的救助行动以对救助者的身份确认为前提，救助者的身份、曾经的行为可能会影响到这种身份的确认，比如政治身份、政治信仰、道德品质、犯罪记录审查、有无违背政府意愿的其他行为等，会让政府对其有不公正的偏好或歧视，不仅如此，这种自由裁量的存在还可能会给政府的腐败、寻租留下空间。为消除这种情况，赖希认为，应通过实体上“相关性原则”加以限制，美国曾对一个“不忠诚的租户”拒绝提供住房补助，但是伊利诺伊州法院判决认为，《伊利诺斯房屋管理法》的目的，是“消除贫民窟，为低收入的人们提供住房……很显然，仅依据该人具有被总检察长认定为颠覆组织的成员资格，就将他排除在外，这种做法，根本没有促进房屋管理法目的的实现”。因此，社会救助应以其自身本来应具有的价值为行动指针，避免“对供给的管制成为对别的所有事情的管制”。除了“相关性原则”之外，实体上对救助行为进行控制应通过对“自由裁量权的限制”，以及“制定权力的政策，不得交给实质上是属于私人的组织”来实现，至于这两种方式对政府行为的控制功能及对公权力的规范意义，因其一直是行政法学的核心问题和各国行政改革的关键问题被中外学者所关注，本文不再赘述。其次，政府救济行为还应受到程序的约束。在《新财产权》中，赖希曾说，按照传统的理论，宪法正当程序条款只是对人的生命、财产和自由等权利进行保护，源于政府供给的社会救助(财产)，既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财产权，政府就可以任意取消，不受宪法正当法律程序的限制。但新财产权理论认为，政府供给的授予、拒绝、撤销和管理，都要小心翼翼地遵守公平的程序，政府的行为应公开接受听证和辩论，以未公开的理由，拒绝任何特权和利益，都是不能容忍的。因此，在政府救助的过程中，要通过立法对救助的范围、条件和幅度，以及救助撤销的理由、过程、步骤和方式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建立救助信息公开制度、告知制度、听证制度、职能分离制度等等，从程序上对社会救助权予以保障。就行政给付中的程序“正当”标准而言，可参照以下原则来构建:假设在一个事关正当程序的案件中，X代表可能受政府行为影响的个人利益;Y代表利益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可能被剥夺的风险，以及因任何额外或替代程序所产生的利益;Z代表政府的利益，包括因为额外或替代的程序所带来的财政或行政负担，针对具体的行政行为分析时，如果X+Y＞Z，那么目前所提供的程序保障是不足的，替代性的程序保障应被采纳，方能满足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相反地，X+Y＜Z，则表示如果采用较为周全的程序，所获的权利保障利益低于政府的成本，因而现行的程序保障已能满足正当法律程序的保障。笔者认为，这都应该在社会救助权的法律保障中加以充分适用，以保障社会救助的公平与合理。

3.社会救助权的司法保障。

法律保障机制论文范文篇7

规划环评是实现化工园区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有效保障。循环经济的实现，关键在于总体规划。走循环经济发展道路是我国化工园区建设的必由之路。规划环评和循环经济追求的目标具有一致性，都体现了预防为主的理念，都是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规划环评制度和循环经济是相辅相成的，规划环评需要循环经济理念的指导，而规划环评则保障了循环经济理念的落实。化工业与环境联系密切，具有产业关联度高、行业聚集效应明显等特点，这就要求实行规模效应，实行整体布局，集中治理。生产中既要消耗大量自然资源，同时也产生“三废”影响环境，对水、电、汽、气、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的要求高，且数量较大。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是必然选择，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和清洁生产，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资源利用率，降低生产成本，使企业利益最大化，更能在很大程度上规制企业的环境风险，降低可能产生的环境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循环经济的生产方式是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趋利性的必然选择。规划环评是规制化工园区环境风险的有效手段。化工业存在很高的固有环境风险，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巨大。规划环评能够通过早期介入，对可能产生的环境风险进行系统的评估和预测，提出预防和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特别是避免因规划不当而产生的布局性环境风险。规划是一个整体系统，政府在规划中过于看重经济效益，而较少考虑环境承载能力、社会影响，这是导致化工园区环境污染产生的重要原因。化工类项目一般只做建设项目环评，并不做规划环评，无法从宏观和整体上规制环境问题。一个当初看似布局合理的项目，随着城市整体规划的变化，可能会出现后天性布局不合理，存在很大的隐患。规划环评通过早期介入，对环境风险进行全面系统的评估和预测，提出预防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可以有效避免因布局不当而产生的环境风险。

二、化工园区规划环评法律制度运行中的现实困境

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我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化工业“造园运动”，已建成和在建的化工园区数量和规模庞大，但参差不齐。规划环评制度在实际中也暴露出自身的不足，不能有效地从源头上规制化工园区的环境风险、推动化工园区循环经济发展。“先审批后环评”现象严重。规划环评的根本作用在于源头预防。我国《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第10条规定:编制专项规划，应当在规划草案报送审批前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这就要求工业园区专项规划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应当在决策审批前完成，为决策提供依据。在实际生活中，“先审批后环评”现象严重，违背了规划环评的立法初衷，不能发挥规划环评在前期介入和预防的作用。循环经济理念并未被纳入到规划环评之中。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把循环经济理念纳入到规划环评之中，这使得规划环评的实施缺乏先进的理念指导，难以从根本上规制环境风险，实现可持续发展，缺乏规划环评制度保障的循环经济则容易沦为口号。化工园区规划环评缺乏替代性方案。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定，化工园区专项规划需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专项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内容包括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预测、评估以及相应的减轻和预防措施，但并未规定替代性方案。对于行政机关的风险决策而言，最优方案的产生一般包括三个环节:一是分析和考虑实现既定风险规制目标的各种可选方案及相应手段;二是评估每种方案实现目标的有效程度;三是挑选能最大限度实现目标的方案。通过定量分析的方式，将各种方案的风险值计算出来，在精确计算和评估的基础上，分析每种方案实现目标的有效程度和成本，然后通过成本收益的方法分析来选择最优方案。没有选择就没有比较，缺乏替代性方案，只能对单一方案进行审查，在单一方案的基础上进行修补，不能保障行动方案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审查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无法实现最优选择。规划环评的公众参与程序缺乏可操作性。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虽然对专项规划的公众参与做了程序要求，要求规划的编制机关在规划草案报送审批前，通过举行论证会、听证会或者其他形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对环境影响报告书草案的意见，对公众意见采纳与否的说明也须一起送审批机关审查。但对公众具体怎么参与并没有明确规定，例如，报告书草案如何公布、何时公布，公众如何查阅报告书，公众提出意见的期限，规划编制机关如何反馈等并没有具体规定。公众参与程序具体规定的不足使得其缺乏可操作性，我国规划环评的公众参与难以真正实现，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成为空谈。环评报告书审查过程流于形式。化工园区专项规划在政府正式批准前，应当由政府指定的环境行政机关或其他机关的代表和专家组成审查小组，对环境报告书进行审查，并提出书面性审查意见，最终的审查意见将成为决策的重要依据。审查小组是行政部门主导下的临时性工作机构，缺乏独立的法律地位。在行政部门的主导下，审查小组难以起到中立审查的作用，审查效果不容乐观。这就使环评报告书的审查缺乏有力的外部监督，审查过程难免流于形式，难以起到实质的约束作用。

三、完善化工园区规划环评的对策

强化审批机关的责任，保障规划环评的早期介入。规划环评的重要意义在于决策之前的早期介入，对环境影响进行综合评估，确定最优的规划方案，为决策提供依据。现实中“先审批后环评”的做法违反了程序性要求，应当强化违法审批的责任。从法治的角度而言，环评作为一项法律程序，其作用在于规范人们的行为。“先审批后环评”的做法违反了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本身就失去了法律意义，因此是无效的。这就迫使行政部门为了顺利通过环评而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事，法定程序并不能保证制定出来的规划具有绝对的实质正义性，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能保障规划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促进规划环评发挥有效的作用，推动化工园区循环经济发展，达到预防环境风险的目的。将循环经济指标纳入到规划环评之中。规划环评和循环经济追求的目标具有一致性，应当把循环经济的先进理念应用到规划环评中，建立规划环评的循环经济指标评价体系，预防环境风险，建设循环经济化工园区，推进循环经济发展，构建循环型社会。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加入替代性方案。化工园区专项规划环评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并未规定替代性方案，路径选择的单一性制约了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在环评报告书中加入替代性方案，可以为决策者提供多种选择方案，以进行最佳决策，最大限度地降低可能产生的不利环境影响，防止不可逆转的环境问题产生。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看，决策前制定替代性方案的成本远低于环境问题产生后的补救成本，况且就实际情况而言，替代方案的制定并不需要增加太大的成本，因此，从总体来说，在环评报告书中加入替代性方案是利大于弊的。在规划环评中加入替代性方案，是平衡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理性选择。完善公众参与制度。法律以保障利益为主要目标。化工园区的建设会对周边居民的环境和健康产生直接影响，公众作为利益方当然有权利要求参与到环评决策中来，以维护自身利益。环评决策是一种风险决策，对未来的影响进行预测是相当困难的，所以，应将规划环评定性为科学判断基础上的价值判断，而非单纯的科学事实判断。规划环评应成为一个风险沟通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公众的意见得到了表达，双方进行了沟通，增进了对于决策的认知和理解。无论公众意见最后是否被采纳，都是经过讨论的结果，这就增进了公众对于政府决策的接受度，增强了政府的公信力。在项目前期决策中征求公众意见，可以相应减少后期对抗式参与的数量，对于预防环境群体事件至关重要。我国现有的环评公众参与最大的不足在于缺乏程序性保障。因此，应建立信息公开制度，向公众及时有关规划环评的信息，拓展信息的渠道，让公众及时了解信息。同时，建立信息反馈机制，及时反馈公众的环评意见，搭建风险沟通和决策的平台。完善环评审查机制。现有的规划环评审查机构缺乏独立的法律地位，审查过程受到较多制约，审查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受到影响。笔者认为，应从法律层面赋予审查机构独立的地位，在环保部下设一个环评审查委员会，各省、市建立地方环评审查委员会，成员由各级环保专家组成，由其独立、统一地行使审查规划环评职权。中央、地方实行垂直统一管理，人事、财政独立管理，保证其作为审查机构的中立性。

四、结语

法律保障机制论文范文篇8

总书记在去年底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执法为民，坚持司法公正，把维护好人民权益作为政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如何以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为目标，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诉讼制度，为人民安居乐业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和法律服务，是当前法学研究必须关注的重点。经省委宣传部、省委政法委批复同意，省法学会、省法官协会、省检察官协会、省警察协会、省律师协会、省监狱学会决定联合举办“完善诉讼制度，保障公民权益”论坛，希望各市法学会、学科研究会积极组织会员撰写文章参会交流。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文要求

（一）征文应围绕论坛主题，探讨如何完善诉讼程序法，达到切实维护诉讼参加人合法权益的目的，并通过诉讼实现公民权益保障和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

（二）内容限于所附参考选题范围，题目自定。提交的论文必须是未经发表的，每篇5000字左右，一式3份，亦可发送电子版。

（三）报送省法学会的征文请勿再报其他学会、协会。

（四）来稿请注明“完善诉讼制度，保障公民权益论坛征文”字样。

二、征文截止时间

20****年8月31日（以当地邮戳日期为准）。

三、其它

（一）省法学会将择优推荐论文报送论坛组委会参评。

（二）本次论坛拟定于今年第四季度举办，届时将评选出优秀论文，对其作者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并通过新闻媒体进行宣传。

通讯地址：****市淮河路335号安徽省法学会；邮政编码：；电子邮件信箱：;联系电话：

附：参考选题

二〇〇八年七月七日

参考选题：

1、诉讼过程中和判决执行中的人权保障研究

2、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制度研究

3、证据有关问题研究

4、简易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5、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证人出庭制度研究

6、刑事诉讼中检警关系研究

7、刑事诉讼当事人权益保障机制研究

8、死刑案件一审、二审、复核程序衔接机制研究

9、服刑人员申诉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10、减刑、假释制度的完善

11、辩护律师的诉讼地位、职能和权利保障

12、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改革

13、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研究

14、民事执行程序研究

15、民事检察监督研究

16、公益诉讼研究

17、行政诉讼被告资格问题研究

18、行政诉讼的协调处理机制研究

法律保障机制论文范文篇9

［关键词］新时代；高职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

一、新时代高职院校思政教师队伍建设的必要性

青年学生作为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社会主义的接班人，经历过高考的洗礼，迈入大学的校门，而大学既不是象牙塔，更不是桃花源，大学时期的青年学生思维正进入最为活跃的状态，开始接受各种新思潮、新思想、新观点，容易受不良思想的影响和侵蚀。“蒙以养正，圣功也”，此时，需要给以正确的引导，使其树立正确的思想。思政课作为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其作用不可替代，而思政课教师扮演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其地位不言而喻。

二、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对思政课教师的作用及功能认识不足

社会方面，当今社会对高职院校思政教师的作用、功能存在误区。社会普遍认为，高职院校应当以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素养为主要任务，从而忽视了思政课教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将高职院校的思政教师边缘化。高校方面，在新时代下高职院校已经认识到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但部分院校对思政课教师的功能认识不全面，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方式的认识存在误区。高职院校与本科院校不同，高职院校以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办学宗旨，针对市场需求、岗位需要进行课程设置，因此更加注重专业课程建设，着力于提升学生的专业技术能力。学生方面，大多数高职院校的学生没有意识到高职院校思政课的特殊性，没有认识到思政课作为一堂公共理论课与其他专业课程的差异性。高职院校的学生往往以学习职业技能和专业知识为主要目的，而思政课的教学对高职学生考取职业资格证书、工作就业等方面缺乏现实直观、立竿见影的成果。因此，部分高职院校的学生认为思政课并非专业课，没有实际收效，学习的热情普遍不高。

（二）教师队伍的管理机制尚未完善

1.教师数量配比有待优化。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师的师生比例未达标准。《新时代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规定》第七条明确指出：“高等学校应当根据全日制在校生总数，严格按照师生比不低于1∶350的比例核定专职思政课教师岗位”。2019年5月8日，教育部《高职扩招专项工作实施方案》，提出“高职扩招百万”的计划。近年来，我国提出了思政课程改革创新的新要求，加之高职院校扩招新政策的实施，高职院校的招生规模不断扩大，思政课教师数量不足的问题日益显现。2.教师专业背景有待扩大。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是从不同角度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及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内容，需要综合运用哲学、法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跨学科的专业知识。因此，要完善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需要多学科背景的人才加入到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工作当中来。虽然当下思政课教师大多来自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党史等马克思主义专业，对经济学、法学等专业人才的吸引力不强，教师的专业背景较为单一，缺少复合型人才。这从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教学思维、模式的固定化，无法适应新时代多样化的学生教学工作。

（三）保障机制有待健全

1.职称评聘。高校职称评聘目前还主要是依据论文，仍存在唯论文、唯文凭、唯帽子等弊端，仍存在依赖国外机构设置的评价体系等现象。思政专业本身无法在国际期刊上，且高职院校思政教师本身存在科研能力不强的现象，使其成为被价值评价体系排斥的对象，在职称评聘上处于弱势地位。久而久之，某些地方逐渐形成思政专业非学术、无学术等极为错误的观点和氛围，在这种情况下，会影响思政教师教学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2.荣誉表彰。思政专业相比其它专业所承担的课题项目比较少。202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3547项中，思政大类项目为485项，比例为13.7%，均为本科院校。202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思政专项151项中，高职院校为4所，其比例仅为2.6%，而2020年教育部公布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有2740所，其中，本科院校1272所，高职（专科）院校1468所。高职院校思政教师在承担国家思政项目中存在弱势，缺乏相应的高职思政项目平台。3.经济待遇。在新时代下，人们都追求高水平、高品质的生活，但囿于专业限制，思政教师同其它专业教师相比，收入较低。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思政教师基本工资、课时费虽与其它专业教师无差异，但是在高职院校思政课属于公共课，并没有相关学生，因而不能像其它专业教师拥有实习指导、论文指导等项目薪酬；第二，在加快构建高校思政教师队伍的背景下，考虑到思政教师的特殊性，有关部门和省市设置了思政教师专项津贴，但大部分省市并没有实行，或设置人数极少。

三、加强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端正对思政课教师作用及功能的认识

首先，要改变社会中对思政教师作用、功能的认识误区，需要在提升思政课教师的重要地位方面下功夫。只有提升思政课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才能吸引和稳定优秀人才从事思政教育工作。

（二）完善思政课教师的队伍管理机制

法律保障机制论文范文篇10

关键词：创新驱动；科技创新；法律保障机制；改革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这是我们党在深刻把握当今国际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科技发展状况的基础上作出的重要论断，体现了我国对创新驱动尤其是科技创新问题的高度重视。当前是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转变重点是着力提高质量和效益，而关于科技创新的这个重要论断不但为今后科技发展的方向指明了道路，而且对于我国社会各界形成共识、立足科技创新推动经济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纵观世界各国发展历史，科技的重要发展都会引领经济甚至社会各方面的重大变革，而科技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法律制度对它的规范和保障。因此，我国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同时，必须要下大力气开展并尽快完善科技法制的建设工作，充分的发挥法律对创新驱动的机制保障功能。

一、创新驱动发展的法律保障机制的相关理论概述

1）创新驱动的概念。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新常态的时代背景，是经济与社会发展新的动力，其核心思想是以市场需求和产业化发展为导向，提高全社会的创新意识，加强对创新活动外部环境的设计和优化，推动产学研合作，确实企业在创新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不断提高创新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度，推动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

2）健全创新驱动法律保障机制的必要性。科技创新需要资金投入、创造研发条件、成果推广应用等各个环节的有效衔接，需要很多方面尤其是法律制度的激励和保障；需要通过法律手段保护科技创新成果，承认创新主体的合法权益，保障创新主体的积极性，使社会形成自觉的、普遍的创新热情；需要通过完善知识产权法来保护科技研发者的成果，需要加强落实保密法来维护我们国家通过不懈努力才在某些方面确立的科技领先地位，要通过完善的法律保障制度确保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最主要手段；我们不但要在立法中明确保障资金投入、研发条件，而且要对成果应用进行制度规范，要避免对科技成果的不当应用，确保科技成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最恰当的使用。

二、我国创新驱动法律保障机制存在的问题

1）创新保障和激励制度落实不到位。目前，虽然中央层面已经出台了关于科技创新的法律法规，但在制定具体的配套实施措施方面，各地、各单位之间做得参差不齐。相对而言，沿海发达省市和一些高新技术企业做得稍好，中西部地区和传统行业的配套措施制定的不够完善。在配套政策落实方面，问题更加突出，大部分省市、科研单位、大型企业都缺乏完善的成果应用和创新奖励落实机制，没有充分发挥出制度应有的激励作用，这种现象非常不利于深层次挖掘技术创新的潜力，不利于新兴产业的长远发展，不利于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

2）创新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在当今时代条件下，单纯依靠资源禀赋和企业实力是无法保持持久强劲的创新动力，创新环境对创新能力的提升尤为重要，甚至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当前，我国创新环境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首先，缺乏高效的政务环境。近年来，我国一直努力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但因受落后行政观念的影响，有些政府部门仍然存在官僚主义作风，主动服务地方创新发展的意识不强，行政效率低下；其次，创新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不能有效满足国家创新发展的需要。此外，市场环境建设不够完善，诸如假冒伪劣、交易欺诈、不守诚信等市场败德行为还依然很多；最后，金融环境也不容乐观，企业创新活动需要一定的资金保障，但由于创新活动风险较高，企业在这方面的融资相当困难。

3）对创新成果保护力度不够。虽然国家近年来加大了对侵害知识产权行为的打击力度，但侵害知识产权的现象仍然触目惊心。其根源在于，国家虽然加大了宣传力度，也加大了查处力度，但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对这种行为的处罚并不太重，侵权者的侵权成本低、责任小，因此屡禁不止。与之相反的则是知识产权维权成本高、诉讼举证难，科技工作者没有精力和时间去放下手头的工作去应对这些，只能寄希望于监管部门，而监管部门的工作不力更严重挫伤了科技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当然，知识产权有它的特殊性，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要求相关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有关知识产权的监管执法、司法审判都要求有一支相对专业的队伍来专门处理，除按照正常的执法、司法程序运行外，还要运用其特有的工作程序，遵照其特有的程序要求。发达国家和地区因市场经济运行的时间较长，在处理知识产权问题时也相应的积累了较为成熟的经验，很多国家和地区都专门设置了有知识产权法院专门处理知识产权纠纷案件。

4）对科技工作的细化评价机制尚不完善。目前，国内不少大中专院校和专门科研单位的评价导向都存在着论文打天下的现象，在对科技创新的奖励方面、在职称的评定方面，都将情况放到了决定性位置，对科技成果的实用型和可操作性关注不够，没有建立产学研一体的科学分配机制，缺乏对科技成果的细化评价和奖励机制，有些单位虽然制定了一些奖励政策，但在落实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体制的障碍，这严重影响了科技工作者主动面向社会需求开展科研和成果转化的积极性。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对孩子从小树立创新意识、开展创新教育、培养创新能力的努力还十分不够，国家的教育体制还相当落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还需要国家和教育工作者下更多的力气才能有所成效。在人才成长发展的过程中，对创新人才宽容、保护和激励的社会环境需进一步优化，动态有序的人才配置市场需要真正建立。

三、创新驱动法律保障机制的改革路径研究

1）提高对创新驱动法律保障机制的认识。要在不断深化各级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的相关人员对创新驱动重要性认识的同时，加大普法知识的宣传力度，提高人们关于科技创新类法律法规对于促进科技创新进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的认识。

2）完善创新驱动发展的相关立法工作。在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进程中，一定要逐步健全完善科技法律法规尤其是配套落实制度，要充分发挥创新评价和激励机制的重要作用，想方设法营造出易于自主创新生存的优化环境，不断壮大科技创新工作者队伍，提升创新成果的质量，积极推进成果的转化和应用，营造出宽容、鼓励和帮助科技创新发展的良好氛围。

3）重点健全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制建设。健全、细化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要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处罚力度，提高损害赔偿的标准，增加侵权者的违法成本，完善赔偿制度，降低科技工作者的举证标准，加大监管部门的举证义务，完善司法审判程序，提高判决执行的可操作性，完善维权机制。

4）切实加强反垄断执法。对于垄断行业，要加快改革步伐，引入竞争机制，建立适合科技创新的竞争有序的行业环境。推动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研究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推动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相关部门要切实加强反垄断执法，投入更多的精力对市场竞争状况进行分析研究，密切关注重点行业和重要领域经营者涉嫌垄断行为，执法人员要具有较高的业务能力，能够及时发现和制止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垄断行为，要依法查办有广泛影响的价格垄断案件，并公开曝光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典型案件，为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拓宽空间。

5）以法律形式健全人才考核评价制度。以法律制度的形式明确科技创新人才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通过健全公平合理的人才考核评价机制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打破各行业、各部门、各地域之间人才流动的体制障碍，务必使人尽其用，安心的扎根于创新工作。

6）依法规范行政审批事项。加强小城市培育试点镇行政综合执法机构和队伍建设，相对集中执法权，推动综合执法和执法力量下沉。实施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事业单位综合设置，逐步减少财政供养人员总量。要切实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加快推进省管县的改革步伐，最大限度向县级政府放权分权，凡是能下放到县级政府的职权全部下放。深化提升审批效能的体制革新，落实投资项目审批流程再造，动态清理审批事项，进一步推进服务提效。健全审批中介组织监管机制，限期实现与行政机构脱钩，着力规范中介机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秩序。

作者:惠强 单位:周口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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