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非诉执行程序初探

行政非诉执行，有学者称之为非诉行政执行，它是指法院依据《行政诉讼法》第66条规定，依行政机关的申请，对未经诉讼审查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受理、审查和执行的活动。

我国现行的非诉行政执行制度发端于改革开放之初，先由行政管理领域的单行法律、法规列举规定，最后由《行政诉讼法》作一般性规定。

其设立的目标在于力求兼顾保障人权和保证行政效率。这种制度一方面是通过阻止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进入执行过程的形式，来达到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致因其末提起诉讼而受到违法具体行政行为的侵害。同时，另一方面它采用非诉讼的形式，也是为了简化程序，确保在较短的时间内，使用较小的成本，完成合法具体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

行政非诉执行程序的设定，主要由《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第八十六条至九十六作了详细规定。笔者在此仅就行政非诉程序的构成、现阶段实践中非诉执行程序出现的问题与难点等与大家作一简单探讨。

一、概述

行政非诉执行程序，我认为，简单来说，它可以分解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启动程序，第二部分是审查程序，第三部分是执行程序。

行政非诉执行的启动程序，指行政机关提起行政非诉执行所需适用的程序。

它主要包括申请主体、管辖、申请条件、申请方式、申请时间等几个方面。

管辖原则依据若干解释第八十九条规定，由申请人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受理；执行对象为不动产的，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受理。为了最大限度的实现司法公正，同时规定了“基层人民法院认为执行确有困难的，可以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执行”。

申请主体，主要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根据法律的授权对平等主体之间民事争议作出裁决确定的权利人或其继承人。

行政机关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申请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体行政行为依法可以由人民法院执行；法律、法规没有赋予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法律、法规规定既可以由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受理。

（二）具体行政行为已经生效并具有可执行内容；（三）申请人是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

（四）被申请人是该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义务人；

（五）被申请人在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期限内或者行政机关另行指定的期限内未履行义务；

（六）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申请；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应当自被执行人的法定起诉期限届满之日起180日内提出。逾期申请的，除有正当理由外，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七）被申请执行的行政案件属于受理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管辖。

行政机关或者享有权利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应当提交申请执行书、据以执行的行政法律文书、证明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材料和被执行人财产状况以及其他必须提交的材料。

行政非诉执行程序中的审查程序，指在法院受理了申请人的申请之后，法院对行政非诉执行进行审查时所适用的程序。

主要包括审查人员、审查标准、审查方式、审查时间等几个方面。

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机关申请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后，应当在30日内由行政审判庭组成合议庭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就是否准予强制执行作出裁定。

人民法院对被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实审查的理由主要是：

第一，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法定期间对被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不起诉，并不意味着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有效。

第二，从法院角度来看，人民法院作为法律实施的最终保障机关，它担负着保证法律正确实施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职能，如果允许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存在明显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显然与人民法院的职能相背离。

第三，从行政强制执行主体设置角度看，之所以将人民法院作为行政行为强制执行的主体，一方面在于将具体行政行为的决定权与执行权部分分离，避免行政机关既是决定机关又是该决定的执行机关，可能造成违法执行；另一方面则在于由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执行，多一道纠正错误的手续和环节，通过人民法院对行政机关的监督起到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目的。

对被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由行政审判庭负责进行，审查实行合议制。合议庭对具体行政行为审查合法性的主要内容有：

（1）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主体是否适格．是否有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定职权；

（2）具体行政行为是否有事实根据：证据是否充分可靠；

（3）具体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

（4）行政机关是否滥用了职权；

（5）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是否符合法定程序，等等。

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主要是书面审查，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进行一定的调查，对重大的案件人民法院也可以采取其他审查方式。人民法院应在受理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申请后当在30日内审查完毕并作出是否准予强制执行作出裁定。经合议庭审查认定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正确，人民法院应作出准予强制执行的裁定，并送达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行政机关。

被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准予执行：（一）明显缺乏事实根据的；（二）明显缺乏法律依据的；（三）其他明显违法并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的。

人民法院审查完毕后，无论是准予执行还是不予执行都应以裁定形式作出，对此裁定当事人不能提出上诉

行政非诉执行程序中的执行程序，指在法院审查了该行政非诉执行行为之后，法院对行政非诉执行进行执行时所适用的程序。

主要包括执行主体、执行方式等。

人民法院在非诉行政案件执行中所采取的执行措施，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有关规定执行。

行政机关拒绝履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处理，并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的有关规定，对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处罚。

二、在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难点

1、行政非诉执行案件是不是“行政非诉执行之诉”

行政非诉执行案件，类似启动了一次诉讼程序，申请执行的行政行为仅仅是执行标的，法院执行的依据是作出的强制执行裁定。这一过程中，申请执行的行政行为接受与行政诉讼基本相同的合法性审查，准予强制执行的裁定实际上相当于确认行政行为合法的裁判，然后才是实际强制执行阶段。现行立、审、执分离的审理模式适用于非诉执行案件，也说明了这类案件不同于执行生效裁决文书的案件，更具有完整诉讼程序的特点。

但是它不同于诉讼程序，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作为法院诉讼审查具体行政行为之外的一种审查方式、具有“非诉”性质，一方面审查方式定位为形式审查，法院对行政机关的执行申请只进行书面的、形式上的审核，审查标准定位于“只要该申请形式规范完整无大的瑕疵和明显的违法之处就应裁定执行。不需法院就具体行政行为实质上是否合法进行审核判断”，审查程序不强调对抗，强调书面审查，更多的是强调单方面的参与性。

2、司法权与行政权混同。

受建立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初衷的限制，也由于缺少基本的程序约束，在非诉讼行政执行实践中发生了司法权与行政权严重混同的现象。其实践恶果是，“法院在行政机关建立由审判人员和行政工作人员共同组成的‘执行室、’‘办公室、’‘收费（税）队、’‘清理办、’‘工作组’等机构，负责非诉讼行政执行，司法权与行政权合二为一。”有的地方甚至发生“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送达、申请、通知、执行等一系列行政与司法程序实行所谓一步到位，由同一班人员、在同一时间进行”的恶劣事件。所有这些，虽然有基层法院执法违法的因素，但同非诉讼行政执行中的司法权与行政权界限不清和混同有直接关系。

行政非诉执行行为中，裁定维持率居高不下。运作效果欠佳，难以实现建立该制度的初衷。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生效的具体行政行为由法院执行，很难及时实现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义务，”致使一些具体行政行为长期停留在行政主体意志的表达和宣告阶段，妨碍了行政职能的实现，影响行政效率。由于执行不及时和其他种种因素的影响，还存在行政机关不愿申请，甚至放弃申请执行的现象，致使已经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事实上被废弃，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被虚置。二是不论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都一概予以执行，不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未受到应有的扼制。三是长期以来法院对不予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既不作出裁定，也不进行宣告，只是退回行政机关了事的做法，造成不明不白的结果。个别拥有自行执行权的行政机关仍以被法院退回的具体行政行为为依据，继续执行。这同样使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被虚置。可喜的是，新《司法解释》在上述环节上已有所改进。

3、缺乏统一的指导原则，制度不完善。

对申请撤回制度，没有作出规定。在审查阶段撤回申请或者在执行阶段撤回申请如何处理。非诉行政执行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相对人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既不起诉，也不申请复议，又不自觉履行的情况下，向法院提出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的申请，由法院通过司法审查程序并最终实现生效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活动。目前，非诉行政执行案件数量远大于行政诉讼案件，对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审查成为行政审判一项繁重的任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3条规定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就是否准予强制执行作出裁定。法院审查后的结案方式是作出准予强制执行或不准予强制执行的裁定，但在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行政机关申请执行后，发现自己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有重大错误，应予纠正，或者行政相对人在法院审查的过程中自觉履行了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内容，行政机关向法院申请撤回执行申请的情形。对行政机关能否撤回执行申请的问题，我国行政诉讼法和司法解释都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实践中不同法院做法不一，有的裁定准予撤回申请，有的裁定执行终结，有的裁定准予强制执行或不予强制执行。笔者认为，只要行政相对人完全履行了行政义务，或者行政机关自行发现具体行政行为存在法律法规允许纠正的错误的，行政机关因此申请撤回执行申请，法院可以准许。但法院准予行政机关撤回执行申请应当符合下列条件：1、行政机关撤回执行申请的理由不得违反现行法律、法规的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2、行政相对人已自觉履行了具体行政行为内容，或者继续履行行政义务在事实上或法律上已成为不可能或不必要。3、行政机关撤回执行申请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行政机关能撤回执行申请，但法院应如何适用法律？有一种做法是，适用《民事诉讼法》第235条规定裁定执行终结；第二种做法是适用《行政诉讼法》第51条裁定准予撤回申请。笔者赞同第二种做法，理由是：1．非诉行政执行审查有着类似诉讼审理的程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3条规定，法院对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审查是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与行政诉讼案件相比，非诉行政执行审查只不过少了一个开庭审理的程序。目前许多法院对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审查要举行听证，在听证会上由行政机关说明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事实、适用的法律依据及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合法，再由行政相对人陈述、辩解，这种听证制度有着很强的“诉讼审理”色彩。故而法院对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审查在程序上有着同诉讼案件极为类似的程序。2．非诉行政执行审查所处的阶段特殊。非诉行政执行审查与强制执行是有区别的。对非诉行政执行审查是法院是否立案执行的必经程序，这也是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区别于民事执行案件的重要标志。执行立案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应当有执行依据（生效的法律文书），民事案件的执行依据是生效的民事判决书、调解书等，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执行依据是法院审查后作出的法律文书即行政裁定书，而非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从而，对行政机关在法院审查过程中撤回非诉行政执行申请法律适用问题，应适用审理程序中的法律规定，而不是执行程序中的法律规定。非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实现要通过司法审查转化为司法强制执行权，并通过司法强制执行活动最终实现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内容。因此，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审查有着诉讼审理的性质。审查阶段执行依据尚未形成，行政机关在符合条件的情形下撤回执行申请应当允许，法院应依据《行政诉讼法》第51条的规定作出裁定，而非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35条规定。笔者建议，对非诉行政案件审查的有关撤回及其法律适用问题在行政诉讼法中作出规定或者通过司法解释作出规定，以规范各地法院在司法实践中的做法。

与起诉不停止执行制度冲突的理解。我国《行政诉讼法》第44条明确规定诉讼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即在行政诉讼活动期间被起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因原告的起诉和人民法院的审理而停止其执行，这是行政诉讼所特有的原则，但以下几种特殊情形下，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1）被告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2）原告申请停止执行的，人民法院认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并且停止执行不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3）其它法律、法规规定停止执行的。与起诉不停止执行制度相似，《行政复议法》第22条也规定：行政复议期间具体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即复议期间也不停止被复议行政行为的执行。起诉不停止执行制度包括两方面内容，即通常诉讼期间不停止行政行为的执行，但几种特殊情况，则应停止执行行政行为，即以不停止执行为原则，停止执行为例外。与若干解释第九十四条的法律冲突如何解决。

执行手段规定匮乏。主要为民事审判的执行手段，对行政事务的适用程度。

随着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意识和水平的提高，目前行政机关在行政处罚和行政征收决定生效后，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时，人民法院在进行合法性审查时，往往因部分相对人（被执行人）去向不明，而无法对处罚决定或征收决定认定的事实和程序进行核实认定，如以相对人去向不明为理由，裁定不予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待找到相对人后再申请，一方面会造成行政资源浪费，另一方面会导致不良的司法效果。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笔者建议在非诉执行案件审查中应引入“中止”审查程序。其理由如下：

一、建立审查中止的必要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八条的规定：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应当在被执行人的法定起诉期限届满之日期180日内提出。逾期申请的，除有正当理由外，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第九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机关申请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应当在30日内由行政审判庭组成合议庭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就是否准予强制执行作出裁定；……。根据该条规定的审查期间，对一般的非诉执行审查案件均可适用，但在一部分社会抚养费征收案件中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机关作出处罚或征收决定后，申请强制执行前，举家外出，不知去向，行政机关如不申请强制执行，则会出现第八十八条规定的逾期后果，如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非诉审查期间，因无法找到相对人核实材料，在30日内根本无法审查结束，因此，在非诉执行案件审查中，在有充分证据证明相对人去向不明的情况下，应适用中止审查的规定，待中止情形消失后，自行恢复。

二、建立中止审查的可行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就有诉讼中止的规定，诉讼中止是指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出现某些法定情形使诉讼无法继续，而暂停诉讼的制度。其中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的其他应当中止诉讼的情形，系弹性条款，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以使诉讼中止制度与复杂多变的客观情况相适应。而非诉执行案件的审查，也是人民法院的一项法定职责，在审查过程中出现了相对人下落不明的情况，参照适用此规则，并未损害任何主体的合法权益，因此在非诉执行案件审查中建立中止制度与法律规定的精神并不冲突，而且可以使办案的实际效果与法律效果有机统一。

综上，笔者认为在非诉执行案件审查中，如遇上述情形，应适用中止审查程序，待中止情形消除后，即可自行恢复审查。

协调在行政非诉中的应用。

三、改进与完善

（二）实行申辩制。为了弥补对申请执行的非诉行政案件进行书面审查单一做法的不足，人民法院在受理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后，先向被申请人送达“行政执行通知书”，明确告知被申请人如果对申请人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异议，认为申请人办案程序违法、查证的事实有出入等，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或口头申辩。人民法院根据被申请人的申辩理由，通过审查核实后，再决定是否作出准予强制执行的裁定。这样既有效地保护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又有效地消除和缓解被申请人的对立情绪。德城区法院的做法是，在该法院收到行政机关要求强制执行的申请书后，由行政审判庭向被执行人送达《非诉讼行政强制执行限期申辩通知》，告知被执行人某案件已由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如果被执行人认为行政机关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有不应强制执行的申辩理由，可在法院规定的时间内向法院口头申辩或提交书面申辩。《限期申辩通知》中附带载明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执行的有关法律规定。

实行该做法后，有效地缓解了被执行人与作为申请执行人的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之间的对立情绪，提高了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效率，优化了办案社会效果，受到行政机关和行政管理人的普遍欢迎。

（三）推行听证制度。听证程序是指国家机关作出决定之前，给利害关系人提供发表意见、提出证据的机会，对特定事项进行质证、辩驳的程序，其实质是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解释》第九十三条规定，行政机关申请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受理后，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对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审查。《解释》没有对审查的程序和方式作出规定。在实践中，法院大多是遵循传统的职权主义执行模式，对行政机关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只作书面审查，审查的理由不对外公布。这种“暗箱操作”的审查方式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由于没有当事人的参与和监督，人民法院往往迫于行政机关实际或习惯上的压力，使审查流于形式。因此，应当引入听证程序以公开法院的审查过程。中江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从今年起开始试行在行政非诉案件审查过程中引入听证制度，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人民法院对申请执行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过程中，传统的方式是从书面材料上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但由于各种原因，行政非诉案件的执行往往十分困难，出于对行政执法的怀疑和对法律程序的陌生，被执行人的对立情绪很大，简单的通过书面审查而后裁定进入执行不仅难于消除被执行人的对立情绪，促使其自动履行义务，反而有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加大执行的困难程度。由此，中江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在行政非诉案件审查中引入了听证制度。

听证是指由审判人员组成合议庭，组织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双方当庭就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面对面的举证、质证，然后由合议庭当庭认证，并根据听证的结果作出是否准予执行的裁决。通过引入双方面对面的抗辩、对质，一是充分听取被执行人的理由、意见，以充分保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二是使执法程序更加公开、透明，消除被执行人对执法公正性的怀疑和对执法机关的对抗情绪，并起到很好的法律宣传作用；三是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并通过听证的互动作用，监督和促进其提高执法水平。

该院行政审判庭仅今年上半年就审查行政非诉案件31件，其中举行听证21件。经过听证程序后自动履行具体行政行为的12件。在实行听证的案件中：房屋拆迁安置案件4件，自动履行率100％；卫生行政处罚案件17件，自动履行8件；卫生行政处罚审查后最终进入强制执行程序的只占申请执行案件总数的55％。目前该院行政庭除当事人放弃听证的而外，其余有条件的非诉行政案件均引入了听证

内容摘要：非诉行政案件听证审查制度的确立有助于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提高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社会公信力。因此，对此研究不仅具有理论价值，更具现实意义。文章从实际出发，对该制度的设立与完善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非诉行政案件听证审查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若干解释》)第93条，仅规定了人民法院在30日内对行政主体申请执行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并作出是否准予强制执行的裁定，但对审查的形式未作具体界定。审判实践中，各地或以书面审查或仿庭审模式，做法不一。2001年初，笔者所在法院尝试性地将“听证”引入非诉行政案件的初始审查程序之中，并逐步加以完善，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听证审查制度。2002年，试点工作得到了江苏省高级法院的首肯，并在全省范围内予以推广。

一、听证制度的设立

非诉行政案件的显著之处在于相对人未依法行使复议权或诉权。由于当事人双方缺乏必要的沟通，抵触情绪较大，矛盾易于激化。究其原因，既有相对人自身因素的影响，也有行政主体程序不当所致。由于人民法院对非诉行政案件的审查，毕竟不同于诉讼程序，加之对行政主体所提交材料书面审查的局限性，客观上增加了审查的难度，难以保证裁定的准确性和稳定性。而听证审查制度的设立，则有效弥补了上述缺陷与不足。首先，通过一定形式的“对话”，增加了当事人双方对案件处理结果的再认识，弱化了双方的对立与抵触。其次，通过当事人双方的陈述、申辩和质证，切实保证了人民法院正确行使司法审查权，提高了裁定制作的公正性。第三，充分保护了相对人的知情权，极大促进了相对人履行行政义务的主动性和自觉性。第四，通过相对人的“质疑”，切实增强了行政主体以后工作的责任心。最后，听证审查制度的设立，不仅钝化了当事人双方的“官民”矛盾，也有效缓解了司法执行程序中当事人双方与人民法院之间的障隔与猜疑。

二、听证案件的范围

由于非诉行政案件的审查对象为生效行政行为，显然有别于对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的审查，具有“非诉”的性质和特点。因此，从审判效率的角度出发，对需要听证案件的范围应当加以明确。既不能任意扩大确立听证案件的标准，对全部案件或当事人申请听证的所有案件一律听证，也不能刻意限定听证案件的范畴，而轻意剥夺相对人的知情权和申辩权。依审判实践，笔者以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举行听证：(一)案件有重大影响的：(二)案件有较大争议的；(三)申请执行标的额巨大的；(四)执行后果难以补救的；(五)仅以书面审查方式难以查清案件事实的；(六)其他认为需要听证的。

为保证行政主体对重大案件处罚的公正性，行政处罚法第42条对行政主体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案件，设置了严格的听证制度。若行政主体在行政程序中已行听证，且认定案件事实较为清楚的，则无需在司法程序中再予听证，以免无谓之作，浪费审判资源。

三、听证主持的形式

由于此类案件的“非诉”性，使听证审查的程序设计，不宜照搬诉讼程序。在利于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当简则简，以求事半功倍。因此，在听证主持的形式问题上，应当确立“合议庭组织听证与主审法官组织听证相结合”的原则，由合议庭视案件具体情况而定。对案情重大、复杂或者合议庭认为需要适用一般程序的案件，则由合议庭组织听证。其他案件则适用简易程序，由主审法官组织听证。该原则的设立，有的放矢，繁简得当，使听证审查制度既不拘泥于形式，又注重了审查的实效，便于实际操作，能够为大家所普遍接受。片面强调听证案件一律由合议庭主持审查或一律由主审法官独任审查，皆不足取。

四、听证的告知与申请

许多行政行为的作出，多涉及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利益。既然行政诉讼的理论和实践已经赋予了利害关系人作为行政案件原告或第三人的诉讼地位，那么作为非诉行政案件的利害关系人当然有权对涉及自身利害关系的已被申请强制执行的行政行为提出异议，并申请听证。

人民法院在立案后，应当向被申请人及利害关系人送达听证告知书，告知书应当载明以下事项：(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二)行政主体申请的事项；(三)据以执行的行政法律文书；(四)告知当事人有权要求听证；(五)告知当事人申请听证的期限。由于司法实践中个别行政主体向法院所提交的行政文书与相对人签收的文书不一致，也为了便于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了解非诉行政案件的启动程序，有必要在送达告知书的同时，一并送达申请文书及行政文书的副本。听证申请人请求听证的，应当在收到告知书的合理期限内(一般以3日为宜)，书面提出听证申请。听证申请人无正当理由逾期未申请听证的，视为放弃。但案情重大、复杂或者合议庭认为需要听证的除外。为了合理配置审判资源，切实提高案件审查实效，不宜由合议庭全体成员对听证案件直接进行审查，可以考虑由主审法官提前介入并先行书面审查，然后经合议庭决定是否适用听证程序。对不符合规定情形的听证申请，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3日内书面告知听证申请人不予听证。

五、听证的举行

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听证案件应当公开进行。人民法院应当在听证3日前，将听证的时间、地点、参加听证的组成人员以及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书面告知当事人。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听证或者未经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裁决。依《若干解释》第45条的精神，听证应当采用“适当审查”的标准，主要围绕以下内容进行：(一)行政行为是否生效并具有可执行内容；(二)申请是否超过法定期限；(三)被申请人是否履行行政义务；(四)案件是否属人民法院管辖；(五)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主体资格；(六)行政行为是否符合主要程序；(七)行政行为是否具有主要根据、依据；(八)行政行为是否有其他明显违法并损害被申请人合法权益的情形。由于案件的“非诉”性，听证审查顺序的设计应以利于查清案件事实为原则，突出实质，以简为宜。整个听证活动紧扣争议焦点，按下列顺序操作：(一)宣布听证开始；(二)行政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宣读听证申请书；(三)行政主体陈述并举证；(四)当事人陈述、申辩和质证；(五)宣布听证结束。听证笔录是审查程序操作的载体，它客观反映了整个听证活动的全过程，真实载录了双方争议的实质以及共同认可的内容。因此，它对于当事人双方均具约束力，应当成为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的重要的参考依据。制作听证笔录，并由听证组成人员以及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是固定证据的一种方式。听证结束后，采取独任听证审查的，主审法官应当写出听证意见书，并经合议庭评议。采取合议听证审查的，合议庭可以当庭评议，并作出是否准予强制执行的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