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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真理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8 11:03:47

艺术真理

艺术真理范文篇1

伽达默尔认为“游戏”是研究艺术真理的入门概念，它构成了艺术经验的人类学基础，但他又明确指出，这里所讨论的游戏与康德、席勒所说的游戏是不同的。他说：“如果我们就与艺术经验的关系而谈论游戏，那么游戏并不指态度，甚至不指创造活动或鉴赏活动的情绪状态，更不是指在游戏活动中所实现的某种主体性的自由，而是指艺术作品本身的存在方式。”这里从艺术的存在方式出发，去看待“游戏”概念，不同于康德的“自由游戏”，康德认为美的表象是在想像力与知性的自由游戏中将心灵激活。他忽略美的对象，只展现人的主体性自由。席勒也一样，他提出“游戏冲动”“人只应同美游戏。”有一种强烈的主观主义倾向，这正是伽达默尔所要反对的，他是在存在论意义上讨论“游戏”的。

1.1伽达默尔认为游戏的真正主体并不是游戏者，而是游戏本身

游戏是一个主动性的过程，它并不是游戏者的意识或行为中具有其存在，而是相反，它吸引游戏者进入它的领域中，并使游戏者充满了它的精神。与游戏相类似，艺术作品也不是一个与自为存在的主体所对峙的对象。它其实是在成为改变经验者的经验中才获得自己真正的存在。“保持和坚持什么东西的艺术经验的‘主体’，不是经验艺术者的主体性，而是艺术作品本身。正是在这一点上游戏存在方式显得非常重要”。艺术家之所以成为艺术家，是因为他在搞艺术。艺术活动或艺术作品，使人成为艺术家。因此，可以说艺术的主体不是艺术家而是艺术本身。

1.2伽达默尔认为游戏的存在方式是自我表现

伽达默尔打破认识论上的主客二分的观点，指出在游戏中每一个人都是同戏者，不过游戏本身、游戏的重复运动是第一性的。游戏者和观赏者组成游戏整体，他们都指向游戏的意义内容，去表现游戏本身。而“事实上，最真实感受游戏的，并且游戏对之正确表现自己所‘意味’的，乃是那种并不参与游戏、而只是观赏游戏的人。在观赏者那里，游戏好像被提升到了它的理想性。”游戏是在观赏者中起到游戏作用的。游戏中自我表现是自然的普遍存在状态，艺术同样具有这个本质，正如戏剧，其本来含义即是“观赏者的游戏”，它最鲜明地展示了文学的存在方式。艺术的表现本质即体现在这里，因此我们可以说艺术的存在方式即自我表现。

1.3伽达默尔认为游戏具有自我同一性

人类游戏向其作为艺术的转化，伽达默尔称之为“向构成物的转化”，并指出“只有通过这种转化，游戏才赢得它的理想性，以致游戏可能被视为和理解为创造物”，才显示出好像与游戏者的表现性行为相脱离，并且存在于游戏者所游戏之物的纯粹现象之中。这种转化表明在艺术游戏里表现的东西，乃是永远真实的东西。它是对存在意义的一种真实的显现，而不是富有欺骗性的模仿，模仿具有认识意义，那就是再认识，再认识所引起的快感其实是这样一种快感，即比起已经认识的东西来说有更多的东西被认识。同样，艺术作品在表演、阅读和观赏中尽管会发生各种变化，但只要服从艺术作品的存在规定性，这些变化就不会外在于艺术，而是丰富和展现了作品的存在。理解的同一性的起点是作品的规定性，这种“同一性”即再创造，作品通过再创造，并在再创造中使自身达到了表现。在伽达默尔看来，把游戏概念引入艺术经验，对于美学研究有重要意义。

2象征：艺术意义的显现方式

2.1从艺术游戏层面理解追求真理的人类学动机

伽达默尔把游戏特别是艺术游戏从一切自然的游戏形式中提升出来，并由此引出一个理解层面追求真理的人类学动机，他把这种“持续性的假借”引为“我们现在从整个思索中所引出的一个进步”。这种思索即把我们引领到艺术本体论的另一个维度——象征。伽达默尔用了一个最简单的例证阐述了“象征”的含义：“象征就是那种人们由此重新认出某件事的东西——正如一位好客者凭借‘招待券’来重新认出他的客人的朋友一样”。个别对于再现全体的代表象征功能在这里就表现出来了。相对于艺术来说，则指艺术的符号和意指特性。伽达默尔的艺术象征特性其实来源于艺术的游戏性质。由自然游戏到艺术游戏，由艺术游戏到理解的游戏，由理解的游戏上升到理解对于真理的追求，这是一个逐渐增长和扩充的过程。就艺术而言，这是指艺术家通过在游戏中的自我表现，使存在的意义显露出来，并开启出新的存在可能性，从而构成了艺术的象征特性。象征既不是艺术手法也不是艺术流派，而是意义的显现方式。

伽达默尔认为歌德所说的“万物皆象征”是诠释学观念最全面的阐述。它表明不存在不能表明某种含义的事物，一切事物都指示其他事物，这里的“万物”并不是对每一个存在的断定，也不是为指明这种存在如何，而是为了断定，它是如何同人的理解相遇的。“可以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的论断，从理解的媒介出发描述了诠释学观点所具有的无限领域，也就是说所有的历史经验都能满足这个论断。但是作为诠释学的普遍性，只有艺术经验才能到达象征所指示的意义，因为“艺术语言的独特标志在于：个别艺术作品集聚于自身并表达了属于一切存在物的象征特征。”

2.2通过绘画表现来说明“存在的扩充”

伽达默尔一反传统绘画观，而倒置性地认为绘画艺术中对原型的模仿非但不削弱其存在，反而会使之产生一种存在的增长或扩充。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绘画的本体论，伽达默尔首先讨论了绘画艺术中原型和摹本之间的关系。原型通过摹本达到表现，但摹本一旦构成，就是一种独立的存在，在本体论上，原型与摹本之间不再是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关系。“摹本的本质是在于它除了模拟原型外，不再具有任何其他的任务。因此，它的合适性标准就是人们在摹本上认出原型”。摹本是作为手段而起作用的，它的真正功用在于通过类似性指出所摹绘的事物，当其目的实现，其作用便丧失了，因此，“摹本是在其自我扬弃中实现自身的”而绘画不是在自我扬弃中获得其规定性的，因为它们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绘画本身就是被意指的东西，对于绘画来说，重要的东西在于其所表现的东西如何在其中表现出来。绘画具有某种自主的实在性，从根本上不同于摹本与原型的关系，绘画活动本身既不是主体的表现，也不是对客体原型的再现，而是绘画原型的存在意义在游戏和象征中得到的呈现。这样一来，绘画活动便不只是艺术家的主体行为，而是此在对于存在的理解和领悟。即使绘画艺术的初级阶段，绘画对原型的模仿也是一种再认识，因为“模仿是指某物得到表现，从而使它以这种方式呈现在感性的丰富性之中”谁要模仿，谁就必须删去一些和突出一些东西，从而使所认识的东西仿佛经过一种突然醒悟而出现并被本质地把握。每一种表现都在原型身上展露或揭示出新的意义“原型通过表现好象经历了一种存在的扩充”。几乎可以说这里发生了原型和摹本的本体论关系的倒转，正是这一点显示了解释学在方法论上的突破和创新。艺术对存在意义的展现，不是一般所说的呈现，而是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实现的，自身体现出唯一性；它是富有某种特定“韵味”的呈现。此外，艺术对于真理的呈现，实际上只是一种开启、去蔽或揭示的过程。受理解环境和语境变化的制约，对艺术的理解必然具有偶然性和变异性。正因为艺术意义的经验是流动发展的，所以绘画原型才会不断随之而“扩充”其自身的存在。艺术存在的展现和扩张是真理的揭示，认识的揭示，体现了艺术开放性特征。

3节日：审美存在的时间特性

3.1“节日”表征一种独特的时间——共时性

在伽达默尔的艺术本体论中，时间性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概念。如果说在艺术中游戏构造形式，象征体现意义，那么“节日”则表征一种独特的时间——共时性。艺术作品的理解之谜，归根结蒂是理解的过去与现在的共时性问题。艺术作品的存在和流传，是在这种共时性中实现的。共时性就是指某个向我们呈现的事物，无论其起源上如何辽远，在其表现中却具有完全的现在性。节日是共时性本身在它的充满形式中的表现。

伽达默尔认为有两种时间，即“历史的时间”和“超历史的时间”。真正的时间就是这种超历史的时间。“在这种时间中，‘现在’就不是一个短暂的瞬间，而是对时间的充满”。在《美的现实性》中，伽达默尔又把时间分为“空无的时间”和“实现了的时间”或“属己的时间”。空无的时间是那些无聊的空虚与繁忙的空虚所填充的时间，时间在这里是作为“被排遣的”的东西被体验到的。日常生活中那些空虚无聊、无所事事或忙忙碌碌却不知何为的人，就是在这种空无的时间里虚度光阴的。实现了的时间与此相反，是一种被激活的生命的体验时间。这里时间里的每分每秒，都体验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感受到生存和世界深邃含义。这种时间最典型的就是节日的时间。

3.2艺术作品永远是过去和现在的中介

伽达默尔有一种说法：艺术就是去庆祝。节日的时间结构同艺术作品的时间结构有内在的一致性。节日庆典活动因为被庆祝而存在，同样作为观赏游戏的戏剧也是因为观赏者表现自身而存在。同在不是“共在”而是“参与”。不管艺术作品的起源如何辽远，艺术作品与它被理解的一个时代完全是共时的，它并不使理解者或解释者注入另一个时代或另一个世界。艺术品的完满的现在性的获得还有依赖于观者对艺术作品审美性的参与，与艺术感受相关的是要学会在艺术品上作一种特殊的逗留。就如同“节日通过自己的庆祝放弃时间，使时间停止和延搁。”参与艺术品上的逗留越多，艺术品就越显得富于表情，多种多样，丰富多彩。艺术品的这种时间经验的本质就是学会停留，从而感悟那种永恒性的有限符合。

艺术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之所以具有存在的永恒性，则是在于它像节日一样，让人们在它的作品上作一种特殊的逗留，让人们的审美时间表现为完满的现在性，给人一种轻快与紧凑的节日体验。这就是艺术永恒的所谓真理之谜。综合这些考察，伽达默尔得出结论：“美学必须在解释学中出现，这不仅仅道出了美学问题所涉及的领域，而且还指出了，解释学在内容上尤其适用于美学。”

参考文献

［1］［德］伽达默尔，［法］德里达文，孙周兴，孙善春编译.德法之争：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的对话［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5）.

［2］［德］伽达默尔著，夏镇平,宋建平译.哲学解释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1）.

［3］［德］伽达默尔著，夏镇平译.赞美理论：伽达默尔选集［J］.三联书店，2005，（9）.

［4］［德］伽达默尔著，张志扬译.美的现实性——作为游戏、象征、节日的艺术［J］.三联书店，2006，（5）.

艺术真理范文篇2

怎样才能到达存在之澄明？海德格尔认为，从根本说，这是“所有科学都无法通达的”③，它属于“思”的领域。“思”不同于科学认知，“思”的对象是存在之真理，哲学应该以此为己任，而除了哲学，“只有诗享有与哲学和哲学运思同等的地位”④。“诗乃是存在的词语性创建”⑤，诗创造“持存”，诗言说“无”，诗人总是用说出存在者的方式，即“命名”，来说出与说及存在。这也就是说，本来的认识应该是：哲学以“运思”的方式，文学艺术以“命名”（可理解为艺术形式）的方式，二者携手并肩，一道把握存在之真理，而这时，哲学也就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了。

可见，存在主义所期望的即是一个高标着“存在”的世界，这一点是很明确的。这无疑是一个诗意的世界，所以，存在主义者要说，他们所要寻求的乃是“诗意地栖居”，人类本真的存在方式应该是“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显然，这是一个精神的世界。对这个精神世界的期望与追求，也就是艺术真理之所在。艺术真理就是存在之真理，存在之真理只能存在于精神的世界。

就存在主义而言，其观念目的本来无意于对文学艺术说三道四，而是要拯救哲学，进而拯救人类，可是，他们中有的人发现，他们最终并不能将其观念自然地引达目的，而他们苦苦追问的“存在之真理”，却绽现在诗和艺术之中。这就是说，存在之真理或存在之澄明，不能在唯理性的世界即科学求证中获得，却能在诗和艺术中现身。在诗和艺术中，“自行遮蔽着的存在便被澄明了。如此这般形成的澄明之光把它的闪烁光辉嵌入作品中。这种被嵌入作品中的闪烁光辉即是美。美是作为无蔽之真理的一种现身方式”⑥。

海德格尔更为深入地阐释了这样的见解。在梵·高那幅画着农鞋的油画里，只有一双坚实的农鞋，别无其他。然而，在海德格尔看来，正是这双农鞋使存在之澄明得以自行显现：

从鞋具磨损的内部那黑洞洞的敞口中，凝聚着劳动步履的艰辛。这硬邦邦、沉甸甸的破旧农鞋里，凝积着那寒风料峭中迈动在一望无际的永远单调的田垄上的步履的坚韧和滞缓。鞋皮上粘着湿润而肥沃的泥土。暮色降临，这双鞋底在田野小径上踽踽而行。在这鞋具里，回响着大地无声的召唤，显示着大地对成熟的谷物的宁静的馈赠，表征着大地在冬闲的荒芜田野里朦胧的冬冥。这器具浸透着对面包的稳靠性的无怨无艾的焦虑，以及那战胜了贫困的无言的喜悦，隐含着分娩阵痛时的哆嗦，死亡逼近时的战栗。⑦

这里仅仅是作为艺术作品的一双农鞋，但它却让我们看到了整整一个天地，一个生存的世界。存在在这里被揭示出来，那些深藏于人之精神深处的无比丰富而生动的生存体验所呈现的意义，在这里被我们领悟。那双作为“器具”的农鞋在这里完成了存在者的“解蔽”，“存在者进入它的存在之无蔽之中”，“存在者的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⑧以往人们将此称之为美，而在这里，美之所以为美，就是存在之真理的自行绽现。

海德格尔对梵·高作品的描述使我们意识到，他所说的存在之真理，乃是一种诗意的生存状态和境界之昭示。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来看看他对梵·高所画那双农鞋的“解蔽”的论说：

不过，也许只是在这幅画中，我们才注意到有关这双鞋的一切。农妇不过不经意地穿穿这双鞋而已，如果此不经意果真如此也就罢了。当夜深人静，农妇在沉重而又强健的疲惫中脱下它，当朝霞初升，她又伸手去取它，休息的日子她将它放在一边，她毫不经意，从不思量这一切。这器具的器具性的确就在于它的有用性。但这有用性本身则存在于器具的本质性存在的丰盈之中。我们称此丰盈为可靠性。正是凭此可靠性，农妇才得以参与到大地之无声的召唤中；正是凭此器具的可靠性，她才确信了她的世界。只是在此器具中，世界和大地才为那些与她的存在方式相同的人而存在。⑨

在日常生活中，作为“器具”的普普通通的农鞋，只是由于它的有用性而被使用，这种使用是不经意的，之所以是不经意的，就在于它的本质性存在未能被解蔽，农妇在使用它时是自然而然的，并未意识到她与这双鞋和大地有什么关系。但正是由于农妇自然而然地使用了它，她的存在才得以与世界和大地同样的存在方式显现出来，因为作为“器具”的农鞋对于农妇的有用性是可靠的，它存在于其本质性存在的丰盈之中，将她与这种存在的丰盈性极为自然地联系了起来。在这里，我们被引向了诗意的世界，天空、大地、农妇和鞋构成了一幅诗意的景观，而这一切就仅仅是因为一双农鞋。这双普普通通的农鞋，将人的存在展示了出来，将世界和大地对于人的意义展示了出来。这就是存在者在其存在之中的开启，就是存在的澄明。但这种开启与澄明“只是在这幅画中”才被我们注意到，就是说，存在者在其本身的存在中无法到达的世界只是在这里才得以展现。这就是艺术。艺术将人们日常生活中被遮蔽的诗意揭示了出来，使人彻底摆脱了非本真的浑浑噩噩的生存方式，与世界和大地最本真地最自然地融合在一起，真正地进入了生活的无蔽和敞开的境界之中，进入了诗意的状态之中，进入了存在的光亮之中。

至此，我们获得了这样的一些认识：存在之真理即是一种最本真最自然的存在；这种最本真最自然的存在即是一种诗意的生存状态和境界，但它被日常生活遮蔽着，而艺术将它揭示了出来；艺术是怎样将它揭示出来的呢？是诗人或艺术家通过“命名”和“思”的方式。这样，海德格尔便通过对真理的重新划界，再建了文学艺术与真理的联系。这个真理只属于文学艺术，当然，从广义上来讲，也属于哲学。

一如存在主义的其他不少理念一样，海德格尔的这些观念对人们来说，或许有几分神秘。尤其是对于“存在”，对于“存在之澄明”及其有关问题，虽然他在其体系中多有论述，但如果要深究，人们还是难免有些困惑。然而，这对中国人来说，其实并不陌生。

事实上，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西方圣哲大致同时代的中国古代思想家时，就会意识到，海德格尔所苦苦思索的问题，似乎早已被论及，而且，其深广的程度，或许是海氏始料不及的。

在中国文论传统中，我们几乎见不到像西方那样追求绝对精神的文学真理观。中国文化一开始就表现出了深邃而优美的相对辩证艺术精神，很早便认识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10}，既重视形下之器，更重视形上之道，并由形下之器而入形上之道，所以，在人人关系上重亲和，在天人关系上重合一。这就是说，中国文化摒弃了单纯的二分法，更否认“二元论”为真理，它一方面植根于现实世界，另一方面又腾冲超拔，趋向崇高的胜景而点化现实。这个崇高的胜景也就是中国文化中的形上之境，对此，儒、道两家皆有所论。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11}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柿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12}对形上境界的追求，乃是中国古人一以贯之的文化思想。在这一方面，虽然向来都以老庄为鼻祖，但儒、道两家其实并无分别，儒家的理想亦总是与之趋于一致的。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13}至于“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14}，亦是其精神深处的向往。

作为中国文化源头的这些思想精神，在老子那里形成了一个更为精妙通达的哲理体系。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之名曰大。”{15}在这里，老子说出了天地万物赖以存在的根本，并且将它称之为“道”，同时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即是广大无边的自然法则，“道”的本质即是自然。如此，比较而论，从存在之真理乃是最本真最自然的存在的意义上讲，“存在”即可与“道”相对应，而且，它被赋予了更为深远和广阔的意义。

在确立了“道”乃是世界的根本之后，道家哲学进一步阐述了如何把握道的问题。在此，道家哲学划定了“知”的界限，认为一般的认知是不能把握道的。庄子通过《知北游》这则寓言阐明了道家这一基本观点。庄子说，有一位“知”先生在游山玩水的时候，刚好遇到“无为”先生，于是问了他一连串问题：“何思何虑则知道？何处何服则安道？何从何道则得道？”连续三问，无为却只是一言不发。“知”先生在失望之余，又遇到一位“狂屈”先生，他又问了同样的问题。狂屈说：“我知道，让我告诉你。”但当他正要说时，却又已忘言。“知”先生一头雾水，最后遇到了黄帝，黄帝才回答他：“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始安道，无从无道始得道。”“知”先生顿时大悟，于是告诉黄帝：“现在我和你都知道了，然而他们却不知道，到底谁是对的？”黄帝回答：“那‘无为’才是真正对的，‘狂屈’近似于对，你我都差多了！”

关键词：艺术真理存在道悟意境

摘要：存在主义所论艺术真理即是对“存在”的把握，也就是“存在之澄明”。这是一种诗意的生存状态和境界，从根本上说，这是所有科学都无法通达的。它属于“思”的领域，“思”不同于科学认知，“思”的对象是存在之真理，哲学应该以此为己任，而除了哲学，“只有诗享有与哲学和哲学运思同等的地位”。在中国文化及其文论传统中，亦论及这些问题。“悟”与“思”，“道”与“存在”，都可以找到相当的对应关系。同时，通过中国文学中的意境之说，亦可直达对存在之真理的体认。因此，我们可以从中得到有关艺术真理的更为深刻的认识。

上个世纪中叶，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海德格尔提出了艺术真理的问题。他认为，传统的真理是西方本质主义观念下的产物，是先在的、超验的“本质”或“绝对精神”，它可以适合于客观万物，但并不是艺术所要“揭示”和“呼唤”的东西，因为传统的真理概念乃是“知与物的符合”①，也就是认识与事物的符合。知与物的符合所探讨的是“存在者”而不是“存在”。存在者就是万事万物，就是实实在在的现象世界。所以，科学和传统的哲学探索现象背后的本质与规律而为我们提供的真理，实际上只是关于存在者的“知识”而并不是真理，它并没有深入到“存在者”的真正的“真理”之中，而是存在之遮蔽。海德格尔认为，在“存在者”的后面，还深藏着一个“存在”，而真正的“真理”就是对这个“存在”的把握，就是存在者之“解蔽”。所以，海德格尔期望在人们习惯上称之为真理的知识以外，重新确定真理。这个真理不是认识与事物的符合，而是“存在之澄明”②。

显然，这是一个精神的世界。对这个精神世界的期望与追求，也就是艺术真理之所在。艺术真理就是存在之真理，存在之真理只能存在于精神的世界。

庄子这则寓言的意旨，便正是老子所说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16}，所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17}。这也就是老子所说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18}

为什么中国哲学家在“道”的问题上往往采取“不言”或“欲辩已忘言”的态度？这正是中国哲学思想的精妙通达之处，因为只有抛弃普通的认知方式，才能把握道。道的本质既然是自然，是广大无边的自然法则，就不能以推验析辨一类的认知方式去把握它，只有“去知”，才能达于道境。“去知”当然也不是简单地、普遍地否定认知，而是严格限定在认识“道”这一境况之中，这就为“知”划定了界限。“去知”犹如存在主义所说的“去蔽”（即“解蔽”），只有揭去那些非真理的知识性的遮蔽，才能走向存在之真理的澄明，这就是所谓“法自然”。这是一种自行绽放的澄明，这也就是“道”的真理，“道”的真理也就是存在的真理。“道”的真理是自然，所谓自然，就是由其所是地自行绽出，一如花的开落，自有定则。“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19}，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就是人的“自然”。如此取法自然，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于是，世界即向人敞开，人与世界融为一体，浑然天成，世界便变得澄明，人的精神便变得澄明，“存在”便变得澄明。这乃是一种真正自由的精神境界，人因此而得到提升和升华，走向诗意地栖居。

在中国文化发展的进程中，我们的先辈总是善于以文学艺术作为媒介来表现哲学，用艺术手段将真理世界加以点化，所以，其思想体系的成就便同时又是艺术精神的结晶。缘此之故，中国的文学艺术在根基处便也不把致知析理当作至高至上的使命，亦总是“不涉理路，不落言筌”{20}，同哲学一样，讲究的是“悟”，以自身的存在去体悟其他一切的存在，从而与天地精神往来，与宇宙声息相通，用有限的笔墨达于无限的形上境界。

“悟”一如海德格尔所说的“思”，它不同于唯理性主义的逻辑实证方式，不属于一般知识性的理性认知范畴，它乃是出于人最本真的生命精神的体察和感悟。它是理性和感性的合一，而这时的理性，亦是以生命的感性存在作为前提和凭借的。人的生命存在本身即是一种诗意的存在，而生命来自于自然，人的生命精神中充满着自然的信息，以其生命精神去体察一切，感悟一切，自能达于自然的伟大和无限，达于诗意的境界。这就是一种充溢着生命之浩然气韵和优美灵性的艺术精神。

这种艺术精神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我们可以看一下司空图对这种精神世界的描述：

大用外腓，真体内充。返虚入浑，积健为雄。

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

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非强，来之无穷。{21}

这里所描述的是一种形上之境，也是一种积健为雄的生命精神。在中国文化的创造体系中，无论是道家还是儒家，都是这样，主张以人的生命为中心，去体察、感悟直透宇宙大化流行的创造力，从而积聚起劲健而雄浑的生命精神，再贯彻到宇宙的一切神奇奥妙之中。唐代大诗人李白亦说“揽彼造化力，持为我神通”，也就是要把整个宇宙的创造力凝聚而为自己的创造力，以此来表达他的思想和精神。可见，中国哲学智慧的高度发展总是与艺术上的高度精神相配合，而这种智慧与精神又总是以生命精神为其根本的。这也就极为明晰地回应了海德格尔为哲学和艺术重新确定真理的期望，回答了存在之真理怎样被澄明和缘何被澄明的问题。

为此，我们就还有必要说到中国文学中的意境问题。

当艺术的真理被重新确立之后，也就重建了文学艺术的“真”与“美”的联系，因为文学艺术的本质就是审美的。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文学历来就是这样，总是将审美的态度和求真的精神融合起来，将哲学精神处处安排在艺术境界之中，浑然一体，不可分割。

中国文学以达于意境为指归。何谓意境？怎样达于意境？前人有关论说颇多，也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应该是可以趋于一致的，那就是真与美的融合：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天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22}

诗人结庐人境而不被世俗所扰，贫居田园而能愉悦自乐，何也？因为自觉“复得返自然”，“托身得所”，故将生命精神融入其中，心境与处境和谐一致，自然淡泊，恬静悠然，便有了如此之真与美的感悟。能合于生命精神之本真者，我们感悟到真，能达于天地万物之自然者，我们感悟到美，这种真与美的融合，即为意境，而且，它直达于“道”之体认。关于这一点，清代的叶燮更有颇为精辟的理论阐述：

……子但知可言可执之理之为理，而抑知名言所绝之理之为至理乎？子但知有是事之为事，而抑知无是事之为凡事之所出乎？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诗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者也。{23}

叶燮区分了两种理、两种事：可言可执之理与名言所绝之理；有是事之事与无是事之为凡事之所出之事。

所谓可言可执之理，就是用概念语言和逻辑思维可以表达和掌握的理，反之则是名言所绝之理；所谓有是事之事，就是某一件具体存在的事，反之则是无是事之为凡事之所出之事，即并不具体存在却是一切事之所以发生的事。诗的使命就是表达概念语言和逻辑思维不能表达和掌握的理，就是写虽不存在却是一切已经发生之事的缘由的事，这即是理之至理，事之本原。

这也就告诉我们，诗的最高境界就是言寻常言不可言之理，述惯常述不可述之事，以达于理之至理，事之本原。此即所谓“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24}这就是真正的诗意所在。如果要更深刻地理解中国文学中的所谓意境，恐怕也就在这里，因为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更充分地体会生命精神所具有的潜质，才能更真切地体察它所能展示的无限自由广阔和深邃的心灵世界。

可以说，在文学艺术的范域里，这种对富于诗意的“意境”的体认，也就是对“道”的体认，对“存在之真理”的体认，海德格尔所谓诗创造“持存”，诗言说“无”，与此应该是同出一理。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当文学是“存在之学”的本原逐渐被人们揭示出来以后，人们认识到，文学艺术作为最能切入人的存在的一种文化形态，其本性也就是来自生命、生存的本性。在这种观念层面上重建艺术与真理的联系，确立艺术真理的位置，这对于如何认识文学艺术根本价值取向的问题，无疑具有深刻的意义。海德格尔通过颠覆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重新划分了知识与真理的界限，从而为西方思想和文化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境界，而它对文学艺术所产生的影响，也依然还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起着难以估量的作用。但照亮人们认知世界的智慧之光是来自多方面的，它们都是辉映着生命精神的人类心灵之光，海德格尔也曾将这种“光”自译为中国思想文化中最根本的“道”（saying），它来自人的存在，即是“存在之澄明”。这些，都可以引领我们进一步去“解蔽”我们的世界和生存处境，特别是文学艺术自身的律动。

①[德]海德格尔.论真理的本质[A].海德格尔选集[M].孙周兴选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

②[德]海德格尔.论真理的本质[A].海德格尔选集[M].孙周兴选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25.

③④[德]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M].熊伟，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6.

③⑧[德]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45.

⑥[德]海德格尔.林中路[A].海德格尔选集[C].孙周兴选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4.

⑦[德]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A].海德格尔选集[C].孙周兴选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54.

⑨[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诗学文集[M].成穷等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29.

⑩易经·系辞上[M].

{11}论语·阳货[M].

{12}{19}庄子·知北游[M].

{13}论语·公冶长[M].

{14}论语·先进[M].

{15}道德经·第25章[M].

{16}道德经·第56章[M].

{17}道德经·第2章[M].

{18}道德经·第48章[M].

{20}严羽.沧浪诗话[M].

{21}司空图.二十四诗品·雄浑[M].

{22}陶渊明.饮酒·之五[A].

{23}叶燮.原诗[M].

{24}庄子·外物[M].

艺术真理范文篇3

关键词艺术学艺术人类学艺术真理核心理念

一

在现代西方哲学和美学的历史上，艺术的真理问题历经尼采、海德格尔、阿多诺等哲学家的思考和开掘早已大有气象，虽然亦难免有陷入理论困局的迹象，不过问题本身总归处在求解的路途上。很遗憾，艺术人类学家对艺术的真理这个疑难问题似乎有些心不在焉和力不从心，长期以来几乎采取了集体回避和隐退的姿态。在莱顿（R.Layton）的《艺术人类学》（1981年首版、1991年第二版）、哈彻（E.P.Hatcher）的《作为文化的艺术：艺术人类学导论》（1985年首版）和盖尔（A.Gell）的《人类学的艺术》（1999年首版）等这样一些带有总体性或通论性的代表论著中，艺术的真理问题明显缺席，在诸如音乐人类学、视觉人类学等艺术人类学分支学科中，情形亦大致如此，如美国当代音乐人类学家布鲁诺·内特尔（BrunoNettl）的名著《民族音乐学研究：三十一个问题和概念》（2004年修订版），用了三十一章的篇幅分别精心梳理和分析了民族音乐学的诸多重要问题和概念，可谓气势恢宏，但人类音乐的真理问题还是无缘受到关注。

推究起来，艺术人类学家在艺术真理问题上的这种几乎是集体退却的姿态和事实，固然有诸多原因，但艺术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往往有其相应的问题领域的选择或许是主要的原因之一。例如，霍贝尔（E.A.Hoebel）在哈彻《作为文化的艺术：艺术人类学导论》一书的“序言”里曾颇为中肯地指出，在处理将人类学理论应用于艺术这件事情上，哈彻的著作与其说是“最新版的博厄斯”（Boasuptodate），倒不如说是在检验一些特定的概念①。其中，检验的重点还只是“原始艺术”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的问题，指证艺术人类学领域称为“原始艺术”的讨论自1970年以后就已经从考虑“原始的”一词转向考虑“艺术”一词，其“新的兴趣点集中在该词的用法是否是民族中心主义的、是否应当被应用于那些没有这样一个词的民族的活动中去、它又该如何界定这样一些问题上”②。

相比之下，盖尔的艺术人类学理论明显要新锐一些，激进一些。他不但意识到艺术人类学要关注现代主义艺术，“赞同和艺术人类学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的那些美学先入之见决裂”，而且认为“美学方法的平庸并没有被其他可能存在的方法充分地表现出来”③，例如布尔迪厄（P.Bourdieu）的唯社会学论实际上从未考虑艺术品本身，而仅仅考虑艺术品表示社会差别的能力，如此等等。不过，盖尔的此类观点尽管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但在他试图与之“决裂”的西方美学理论和观念清单上，艺术的真理观问题还是未能直接进入其中，因而也照例无意把艺术真理问题纳入艺术人类学视野。这似乎又表明，对艺术真理问题的回避或忽视与艺术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处于何种历史阶段没有必然的联系。不管怎么说，这种集体性的回避和退却已成事实，它毕竟在艺术人类学本身的问题链上留下了一个根本性的缺环，甚至可以说是艺术人类学学科发展理念滞后的一种表征。

富有意味的是，在哈彻出版《作为文化的艺术：艺术人类学导论》一书的第二年，亦即1986年，推出了一本颇具地震效应的、在西方人类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该书编者之一克利福德（J.Clifford）旗帜鲜明地为该书撰写了题为“部分真理”（PartialTruths）的导言，在他看来，民族志的写作至少受到语境、修辞、制度、文体、政治和历史上的决定因素支配，因此，他称民族志为虚构（fictions），“民族志的真理本质上是部分的真理——受约束的（committed）、不完全的（incomplete）真理”④。由于该书的论题并未有意识地正面应对艺术人类学的“部分真理”问题，而编者也坦承该书的人类学偏见使它忽视了对摄影、电影、表演理论、纪录片艺术、非虚构小说等艺术文本的关注⑤，再加上以上所述的艺术真理问题在西方艺术人类学学科发展中的总体处境，所以，我们确乎有理由认为，艺术的真理问题（哪怕是所谓的“部分真理”问题）对艺术人类学学科来说还是一个新鲜的疑难话题。这样，尽管在《写文化》出版十多年后问世的《写文化之后》一书的编者判定《写文化》已逐渐被看作是一部“有几分像人类学思想上的分水岭”⑥那样的书，但就艺术真理问题而言，这条分水岭实质上并没有清晰地绵延到西方艺术人类学的田园之中。

关于艺术的真理问题，我在1999年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会成立之际所撰的《艺术人类学与知识重构》一文中曾把该学科的一个根本追求定位成“重新追问艺术真理的学术知识生产运动”，随后的一些文章或演讲又进一步强调这样一门立足于人类学的立场和方法、从艺术的角度研究人的学科是一种新式的艺术人类学，它不仅仅是关于“原始艺术”的，“不仅仅是关于‘艺术’的，也不仅仅是关于‘艺术’的感性学或某种新的知识论，而且还是一种人类学立场上的艺术真理论”⑦。本文拟针对上文所阐述的问题情境，对我所主张的“完全的艺术真理观”这一艺术人类学的核心理念作一番尝试性的阐述。

二

事实上，我们一旦把艺术真理问题引入艺术人类学的议事日程，首先就会真切地体会到类似于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所表述的那种复杂心情和态度取向：“一方面，各种哲学相继出现，相互矛盾，相互诋毁，使真理看上去是变化的，在这种情况下，哲学史是怀疑主义的课程；另一方面，我们向往一种真理，精神之间的一致即使不是其标准，至少也是其标志。”⑧不过，如此鲜明的态度取向并不能直接拿来给克利福德所标举的“部分真理”说作出属性判断。因为这一民族志写作的理念确乎在很大的程度上注意到了文化叙述的真理（thetruthsofculturalaccounts）所遭逢的语言、修辞、权力和历史诸方面带来的不确定性或偶然性，这对文化叙述的真理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无疑是一种尊重，一种张扬，因而我们也确乎不能说这种“部分真理”说只是在简单地修读“怀疑主义的课程”；但克利福德同时又声称：“至少在文化研究中，我们不再会认识到完整的真理，或者哪怕是宣称接近它”⑨，这显然是急剧地朝着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甚或怀疑主义的方向挪步，并终将稀释和失落“部分真理”说原本所具有的那份反思和鞭策的意义。

由此，我们不难推想，如果艺术人类学家在面对纷繁复杂的人类艺术现象和艺术史的时候，无意把艺术人类学与艺术真理问题勾连起来，无意警惕和克服极端的相对主义或怀疑主义的理论迷雾，无心打造甚或自动放弃种种寻求艺术真理的武器或可能性，转而简单地移植或运用迄今仍被许多西方人类学家所信奉的、随时有可能走得太远的“部分真理”说，那么，艺术人类学研究工作的意义本身很可能就会大打折扣。

其实，在这一关键点上，克利福德本人的一番交待恰恰成了某种有力的印证：“我在这篇‘导言’中一直极力主张的那种不完全性（partiality）总是预先假定了一个地方性历史的困境”⑩，并声称自己的这种历史主义观念应大量地归功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但在各种“地方叙事”（localnarratives）和它们的替代物亦即“主导叙事”（masternarrative）之间并没有接受后者。在我看来，这里所假定的这种“地方性历史的困境”同时也是他的“部分真理”说所要面临的困境，而其内在的迷障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与格尔兹（CliffordGeertz）所倡导的“地方性知识”（localknowledge）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一是在逻辑上预设了非“地方性知识”或非“地方性历史”的存在，而它们事实上指的是西方知识或西方历史；二是在这种非“地方性知识”或非“地方性历史”中，依然隐含地指称存在着优先于非西方世界的普遍性和自主性的价值。(11)由此，我们不难体会到“部分真理”说背后所潜藏着的寓意微妙、具有悖论意味的理论指向。

这样，在艺术人类学的核心理念的定位、设计和选择上，我们与其在那种“部分真理”说的万花筒里端详艺术真理的种种局部的、变幻莫测的容貌，还不如明智地选择有望在“一”与“多”之间、在完全性与不完全性之间进行平等贯通和整合的一种完全的艺术真理观。

那么，围绕新式艺术人类学的这一核心理念，又有哪些基本理念在支撑呢？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把研究范围推及全景式的人类艺术来达成艺术真理的完全性。以往的艺术人类学主要研究无文字社会的艺术，以及文明社会里的民间艺术或少数民族的艺术传统。新式的艺术人类学尽可能地把自身的研究范围推及全景式的人类艺术，把世界上所有民族和所有文化系统内的艺术作为自己的合法的关注对象。如果还是继续像从前那样主要研究无文字社会的艺术，而此类社会的很多艺术形态都已经消失，而且有些还在随时随刻地消失，那么，这个学科可以研究的东西事实上是走向萎缩的，因此，只有在最大的时间性和空间性上逼近人类艺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才有望在各种或大或小的艺术世界中追索到完全的艺术真理的讯息，而因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总有其实在性和情境约定性，所以，在艺术真理的叙述或书写上即便需要某种“想象”或“虚构”的诗学，需要融入一些打破情境约定才能顺利叙述或书写的情境非约定性因素，但它们本身并不能改变艺术真理在总体指向上的确定性、一致性和完全性。

2．在“作为文化的艺术”这一艺术观念总谱中努力寻求艺术真理的完全性。以往的艺术人类学已经有一个变化，注意力开始从“美的艺术”（finearts）转向“作为文化的艺术”，考察艺术与文化之间的联系，并进一步形成了几个主要的相关观念：一个是把艺术视作“文化的表现”，一个是“作为文化系统的艺术”，另一个是“作为技术系统的艺术”。这和原先美学里所面对的那个“艺术”概念相比，显然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实质性的差别。对此，哈彻的体会颇有代表性。由于在实际的现代用法中，“艺术”一词不再限于雕塑和绘画，其界定的范围非常广泛，并且包括纺织品、人体绘画、机遇剧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因此她感到，过去那些狭隘的定义就像它们从前所做的那样虽然并不限制跨文化的观点，但是，当我们试图从跨文化上来使用“艺术”观念时，还是有许多问题，尤其是因为在西方文化传统内有许多艺术定义，并且只有某种非常宽泛的一致意见。因此，“在工业文明中，当艺术概念在媒介和内容方面被放宽到异乎寻常的程度时，至少含蓄地表明艺术概念的用途、功能和意义已经被缩小了，而艺术与它的（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少。这正是那种被当作纯粹为了审美静观、为艺术而艺术、纯粹艺术、称为‘艺术’之物的无用之必要性的艺术概念。它对跨文化研究来说不是一个很有用的概念，即使有人相信有如此纯粹的动机存在”。(12)基于这样的认识，哈彻就把“艺术”的成分解析为纯粹审美（purelyesthetic）、技能或技术（craftsmanship）、意义（meaning）这样三个层面。而盖尔在20世纪90年代试图从“作为技术系统的艺术”（artasatechnicalsystem）这样的艺术人类学观念上来考察包括原始艺术和现代艺术在内的各种艺术的魅力技术（thetechnologyofenchantment），(13)显然又是一种有效的推进。

诸如此类的艺术观念群及其相应的研究方式或学术转向，说明艺术人类学已不再把“美的艺术”作为一个终极性的考察目标，而是在“作为文化的艺术”这个观念总谱的鞭策下，勘探人类艺术形态和观念上的复杂群落，注重发掘艺术与某种具体的文化表现、文化行为和文化技术之间的普遍联系。虽然这里也难免还是有一些艺术概念上的预设，有一些猜想性的成分，但艺术人类学研究努力把这些预设和成分融入一个个情境性的解析过程之中，通过这种解析过程的展开，不断地反思、检验和调整自身的艺术观念，让它们经受旧石器时代以来人类各个时期、各个区域和各个族群的艺术所构成的事实大熔炉的考量，从而全方位地解析出人类艺术的真理性因子，在最充分的特殊性、最高的普遍性上提炼艺术真理的话语，于是，艺术人类学在艺术观念和艺术真理的话语问题上的种种“作为”式的语句和表述，也就有望经受最大限度的、最完全的合法性洗礼。当然，这种集群式解析的过程性演历，既要有与解析对象之间充分的情境关联，以期掌握充分的事实判据，又不排斥解析主体与解析对象之间复杂的情境性互动，建构情境性表达关系的空间，从而在艺术观念和艺术真理的复杂认知和书写的历史过程性中通过不断地扬弃不确定性和不完全性来达成艺术真理的完全性。

3．在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反思性地、有限度地运用那种强调空间性和地域性特征的地方性知识，转而强调非西方艺术的种种样式、形态、意识、观念和价值与西方艺术至少处在理论上完全平等和合法的境地，中国艺术、日本艺术和印度艺术等，都不只是具有某种“地方性知识”、地方性经验和地方性价值的东西，确切地说，它们各自都是某种情境性的艺术，它们在认知自身的艺术经验、表达自身的艺术真理或本民族的人生真理的历史过程中，均有各自特有的生命感受和生存理解上的情境约定、情境内涵，因而和西方艺术一样有其自身独特的价值，具有西方艺术所无法替代的知识性价值和真理性内容。由于无意把它们置入那种依然隐性地带有西方知识至上和西方价值优先意味的“地方性知识”的阴影中自我降格，因而随着新式的艺术人类学研究的不断推展，历代的东方艺术和世界上各种小型社会的艺术都将有望被视作一个个在艺术的真理性内容上具有足够的自主性的世界，而不只是流于西方人类学田野调查和民族志书写的一个个带有被压迫意味的对象。于是，这样一些独特的艺术世界就有可能被赋予自呈自现、自我决断的机理，从而在一定的现实性上和西方艺术世界之间形成一种互为他者、双向乃至多向制导的全景式机制，让艺术真理的完全性问题在不断多维化和细密化的他者之间的互动、对话、交流甚或交变中得以开显。也就是说，各种艺术世界的自主、自恰和价值地位上的平等，必将在现实性上强化艺术真理的完全性程度。

4．以往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偏重于对艺术作品的静态描述，而忽视对艺术家的行为以及行为过程的动态解释，换句话讲就是对艺术的研究总是习惯于针对艺术品本身，而制作、观看艺术品的人在研究视野中往往是缺席的。新式的艺术人类学研究除了继续重视艺术品的解析之外，也关注人类艺术活动当中的艺术行为和人的在场（包括艺术家的在场）这些环节，力图对各种文化情境条件下从事艺术制作、艺术生产和进行艺术交往的艺术家、艺术作品和艺术行为等整体流程进行情境性的探究，以期在具体的艺术生产、艺术交往或艺术消费的完整格局中来全面地考察人类在艺术需要、艺术创造和艺术交往上的真理诉求。

三

此外，提倡一种自我反思、自我批评式的艺术人类学，注重艺术人类学的实验性写作，也是新式艺术人类学的基本理念的有机组成部分。虽然它是从侧重于研究者的角度对艺术人类学学科品格等主体性风貌的一个规约，但无疑也是寻求完全的艺术真理观的一个重要中介。英国人类学家奈杰尔·拉波特和乔安娜·奥弗林在2000年出版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一书中解释“科学的人类学”时引述说，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对人类学也许是有益的”，由于人类学是“社会科学中最人文主义的学科，人文学中最科学的学科”，所以人们应该意识到“关于知识与真理的本质的模糊性，这将使人类学‘更像它自己’”。(14)这么说来，作为一门立足于人类学的立场和方法、从艺术的角度研究人的学科，当“艺术”人类学把追寻完全的艺术真理观作为自身发展的核心理念时，似乎更有理由以真理的“模糊性”为由让它“更像它自己”，这显然是一种无奈的甚或推卸责任、有辱使命的学科发展论调。格尔兹在晚年曾经发出一个警示：“所有的人文科学都是混杂的、变化无常的和不明晰的，但文化人类学滥用了这种特权”。(15)试想，要是新式的艺术人类学又开始用新的方式滥用这种特权，那么，它在寻求人类艺术真理的路途上必将踏上不归之路。实际上，我们注重艺术人类学的自我反思、自我批评和实验性写作，正是基于战略性和战术性的双重考量，一方面，希望艺术人类学不再只是流于艺术知识的重新淘洗这一层面，而是以真理为念，有更高层面的人文追求，全景式地解析过去、现在和未来各民族民间艺术中所折射出来的种种生存理解、生命感受和生命情怀，巡视每个时代的艺术在超越个体有限性、寻求精神无限性上的种种努力，倾听种种鲜活的、富于人生真理意味的信息，而不是用静态的方式、猎奇的方式看艺术，用一时一地、一族一国、一维一相的方式看艺术；另一方面，又希望以学科自身所秉持的那种富有深度和效力的反思性和实验性，来持久应对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可能随时会遭遇的艺术知识和艺术真理的模糊性，凭借实验与反思的力度、深度和效度来不断地扬弃这种模糊性，以免让这种模糊性、不确定性和不完全性成为随意性甚或否定完全性的借口。一句话，艺术人类学的实验性写作不是目的，而是过程，最完全的实验性和反思性，意味着最完全的艺术真理观的最终达成。

记得约翰·诺里斯说过，“每个人在历史上都有只属于他自己的一刻”。对新式的艺术人类学理论和实践来说，但愿每一个决意追问人类艺术真理问题的人也都有这样的一刻。如果可以把人类艺术的真理比作天使的话，那么，我们希望并相信这样的天使从来未曾离开过，但更希望探索艺术真理的人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奋力劳作让这位神奇的天使显出完全的面容，而不是有意无意地折断了她的翅膀。

本文为上海市教育委员会E研究院建设计划项目（编号：e05011）成果。

①②EvelynPayneHatcher,ArtasCulture：AnIntroductiontotheAnthropologyofArt,Lanham,London：UniversityPressofAmerica,1985,p.ix,p.8,pp.89.

③(13)AlfredGell,TheArtofAnthropology,ed.EricHirsch,London：TheAthlonePress,1999,p.162,p.163.

④⑤⑨⑩JamesClifford&GeorgeE.Marcus（eds.）,WritingCulture：ThePoeticsandPoliticsofEthnography,Berkeley&LosAngeles：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6,pp.67,p.19,p.25,p.24.

⑥AllisonJames,JennyHockey&AndrewDawson（eds.）,AfterWritingCulture：EpistemologyandPraxisinContemporaryAnthropology,London：Routledge,1997,p.1.

⑦参见郑元者《艺术人类学与知识重构》，载《文汇报·学林版》2000年2月12日（亦见施宣圆主编《中华学林名家文萃》，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艺术人类学的生成及其基本含义》，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中国艺术人类学——历史、理念、事实与方法》，载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编《美》（BI）创刊号（2007年3月30日）。

⑧保罗·利科：《历史与真理》，姜志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页。

(11)参见郑元者《地方性知识的迷障：音乐的中国经验及其艺术人类学价值》，载《音乐艺术》2006年第2期。

艺术真理范文篇4

【摘要题】阐释与真理

【关键词】哲学诠释学/人文科学/反美学/审美真理/理解和解释

【正文】

无论从诠释学的发展历史，还是从当代诠释学的理论类型来看，诠释学都并不只是指某种单一的理论，各种诠释学都对理解、如何理解、理解如何可能的问题，做出了有益的探讨（注：(JohnD.Caputo,RadicalHermeneutics:Repetition,Deconstruction,andtheHermeneuticsProject.IndianaUniversityPress,1987.)拙著《理解事件与文本意义—文学诠释学》第一章“当代诠释学语境中的哲学诠释学”部分，该章对当代诠释学中的五种重要理论做出较为详细的论述，并对哲学诠释学与其他诠释学做了比较性的论述（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3月版）。）。但我认为，就其对当代美学和艺术理论的思考来说，加达默尔创建的哲学诠释学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如何以人文科学的特殊方式理解和解释方法艺术经验和审美经验的真理问题上，为我们探讨艺术问题和美学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可资借鉴的思想洞见。

J·格龙丹谈到加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时写道：“《真理与方法》开始部分的核心是‘对审美意识抽象的批判’。《真理与方法》从美学开始似乎采取的是一种迂回曲折的路径。因为《真理与方法》所提供的所有关于艺术的肯定性观点，开头几章提出的不是一种美学，而是一种反美学。因此，一种自律美学的创造只不过是一种抽象，对我们来说，为了更好地理解出现在人文科学中的认识方式，这种抽象必须摧毁或相对化。”（注：J.Grondin.IntroductiontoPhilosophicalHermeneutics.Yaleuniversity,1994.P110.）那么，相对于以往的美学来说，加达默尔的美学理论在哪些方面是一种“反美学”呢？格龙丹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没有做出深入论述。本文力图通过哲学诠释学对传统美学方法论的批判、艺术审美真理的表现方式和审美真理如何可能的问题的探讨，论述加达默尔的“反美学”思想，及其在当代美学中所具有的理论意义。

一、反自然科学方法论的美学理论

加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美学一个非常明确的理论立场，就是反对传统美学对艺术和审美问题的自然科学方法论理解，并坚持认为艺术和审美经验作为人文科学对象有其自身的特殊认识方式和真理表现方式，并力图把艺术、审美经验和审美真理等问题置于真正的人文科学的理论视域中来理解和诠释。哲学诠释学的这种双重美学任务意味着，加达默尔既要批判那种认为美学中不存在认识和真理的自然科学方法立场和认识论观点，又要坚持艺术和审美经验中存在认识和真理的人文科学立场。

在以往的美学和艺术哲学中，美学家和艺术哲学家受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影响，往往从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理解人类的艺术和审美经验。自然科学的认识论一直支配着自17世纪以来的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认识论成为一种普遍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论基础。这种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同样深刻地影响了美学对艺术审美经验的理解。我们一直认为，科学的方法是理解和解释艺术和审美经验问题的根本途径，只有运用科学化的研究方法和使方法科学化才能解答美学的所有问题。这一点也严重地存在于中国当代美学研究中。加达默尔哲学诠释学认为，这是一种忽视了人文科学特殊表现方式和理解方式的自然科学天真，实际上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无法理解和解释艺术和审美中的复杂问题。例如我们如何能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解释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呢？这个作品仅仅是一种知觉相等物的错觉吗？我们能用实证主义的方法去认识和确定恩斯特《家庭的天使》或米罗的《绳子与人》等等现代艺术作品的意义和真理吗？用自然科学和实证主义的方法所理解的东西，真能符合我们的实际艺术经验和审美经验吗？仅仅根据作品所再现和反映的存在物，根据作者的意图和艺术作品的文本结构，并依照自然科学和实证科学的方法，而不是根据作品自身的特殊表达方式和我们对艺术作品的真实经验，我们能真正通达艺术作品的真理吗？

哲学诠释学的真理理论拒绝和否定了启蒙运动以来，那种用自然科学方法论理解和解释艺术和审美经验的做法。加达默尔明确指出，自然科学方法在美学和艺术领域中的运用，不仅不能深刻地意识到这些特殊的真理表现形式，而是严重地遮蔽了人文科学中的真理经验，实际上否定了艺术和审美经验中的认识和真理问题，因为它只承认只有通过科学的方法论认识和证实了的东西才具有的认识和真理，而像艺术和审美这样的人文科学对象便不存在认识和真理。哲学诠释学认为，对艺术和审美中的人类经验的理解，并不具有与自然科学相同的普遍性要求，它有着自身的特殊规定性和理解方式。因此，艺术经验和审美经验中的真理问题，就根本不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哲学诠释学所关注的问题是：“在经验所及的地方和要求自身合法性的地方，探寻超越于科学方法统治的对真理的经验。因此，人文科学就与那些存在于科学之外的经验方式相联系，即与哲学、艺术和历史本身的经验相联系。所有这些经验方式中所传达的真理都不能用像适用于科学的方法论手段来加以证实。”（注：Hans-Georg.Gadamer,Introduction,TruthandMethod.NewYork,1989.P22.）在人文科学的对象中，艺术和审美经验与其它任何人文科学对象的经验相比，尤其显示了其非自然科学方法论和认识论特性。

在这里，向哲学诠释学美学提出的问题是，对艺术和审美经验这些美学问题的理解，没有认识论和方法论做基础，是否能够揭示其中的认识和真理呢？康德以来的美学都以自然科学认识论为方法论，并认为只有以这种方法论为基础才能揭示真理，哲学诠释学美学否定了这种认识真理的科学方法，人们还能够认识和确证艺术和审美中的真理吗？加达默尔对此的答复是肯定的。加达默尔恰恰提出美学中特殊真理问题：“在艺术中不存在认识吗？在艺术的经验中不存在一种确实不同于科学的、不从属于科学真理的真理吗？艺术中确实不存在着真理吗？而且，美学的任务不就是要确定艺术经验是一种独特的认识方式，一种确实不同于为建构自然知识而为科学提供最终数据的感性认识，确实不同于所有道德理性认识以及不同于所有概念认识，但又仍然是认识如传输真理的认识方式吗？”（注：Hans-Georg.Gadamer,TruthandMethod.NewYork,1989.P97-98.）无可否认，艺术作为一种审美经验显然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经验，它有着自身特殊的意义和真理表现方式。加达默尔反对自然科学方法论在人文科学的统治，就是为了反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美学否定艺术和审美中的认识和真理存在的自然科学观点，以重新恢复、重视和捍卫艺术和审美中的认识和真理问题。

在哲学诠释学看来，艺术和审美经验问题并不简单的是一种关于趣味的美学，它同样是一种人类自我认识的方式，艺术也显然不只是简单的趣味问题，也是我们得以认识自身存在的一种方式，通过对艺术作品的理解，我们不仅仅理解作为对象性的艺术作品，同时通过艺术作品所展开的意义世界和真理世界理解我们自身的存在。在加达默尔看来，传统的自然科学方法和实证方法不仅没有解释艺术和审美中的真理，反而是对真理的遮蔽。因此，艺术和审美经验中的审美真理问题，并不是一种自然科学和实证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而是一种理解和解释的问题，只有通过作为历史性和时间性的我们的理解和解释，艺术作品的独特的存在方式才能得到理解，审美真理也只有在理解和解释中才能出现和发生，美学也才能谈论和把握艺术作品和审美经验中的真理问题。换言之，艺术和审美中的认识和真理，只有在作为此在的历史性和有限性的人的理解和解释中才能出现，没有作为历史性和时间性的我们的参与和经验，审美真理就不可能存在。

这显然是一种反传统美学的观点，传统美学把艺术和审美经验作为一种可以像自然科学对象一样得到确证和证实的对象性存在，而哲学诠释学美学从艺术和审美真理经验的特殊性出发，把审美与艺术经验变成了一种既是此在的、时间性的、有限性和历史性的，同时也是真理性的存在。因而，美学问题便不是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美学的任务和目的不是去确证某种已然存在的对象性存在，而是在理解和解释事件中敞开艺术和审美经验的真理，这才是人文科学把握艺术和审美真理的重要方式。

二、艺术作品本体论与审美真理的表现方式

艺术是审美经验的主要对象，也是美学的重要对象，因而艺术也就成了哲学诠释学探讨人文科学特殊表现方式和理解方式的对象，为什么艺术和审美经验等人文科学对象不能用自然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来理解和解释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艺术有其不同于自然科学对象的特殊的表现方式。我们知道，哲学诠释学的艺术作品真理理论，是以海德格尔的此在本体论事实性诠释学为基础的，加达默尔正是在海德格尔事实性诠释学基础上提出他的艺术作品本体论存在方式和真理表现方式的。“如果我们想知道人文科学领域中的真理是什么，我们就必须以海德格尔向形而上学提出问题和我们对审美意识已经提出问题一样的方式，对人文科学的整个程序提出哲学问题。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接受人文科学的自我理解，而是必须对什么是真理的理解方式提问。尤其是艺术真理的问题有助于为更广泛的问题开辟道路，因为艺术作品的经验包含着理解，其本身就表现一种诠释学现象——但这根本不是科学方法意义上的。毋宁说，理解从属于与艺术作品本身的遭遇，因此，这种从属只有在艺术作品自身的存在方式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说明。”（注：Hans-Georg.Gadamer,TruthandMethod.NewYork,1989.P110.）正是艺术作品特殊的本体论存在方式，决定了艺术作品的意义和审美真理不同于自然科学和实证科学的经验对象，由此，艺术作品的本体论存在方式以及真理表现方式，也就与自然科学和实证科学的经验对象有着根本的区别。那么，艺术作品的本体论存在方式究竟是怎样的？这是加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美学的审美真理理论所阐述的第二个重要方面。

在《真理与方法》和《美的现实与其他论文》等著作中，加达默尔从游戏、象征和节庆三个方面，阐释了艺术作品本体论存在方式和真理表现形式：通过游戏的表现性阐述了艺术的表现性特征，通过象征的自身意义性阐述了艺术作品的真理性维度，通过节庆的时间性阐述了艺术作品的时间结构，而所有艺术本体论层面和真理表现方式，都是从作为具有此在历史性和时间性的存在方式来阐述的。

加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和《美的现实性》中，都非常突出地强调了游戏的重要性。西方哲学史和文艺理论史中的许多理论家都探讨过游戏这个概念，如席勒、斯宾塞、谷鲁斯、斯汤达，苏珊·朗格等，都把游戏作为美学和文艺理论中的重要范畴，加达默尔的诠释学更是赋予了这一概念以哲学和美学的崇高地位。在哲学诠释学看来，艺术作品的真正本质就在于它能够超越创作者本身和创作活动本身进入理解者的理解事件中，并与作品所表现的世界进行交流和对话，并在这种对话和交流中建构艺术作品的意义世界。艺术的存在不能被规定为某种审美意识的对象，因为正好相反，审美行为远比审美意识对自身的了解要多，审美行为是表现活动的存在过程的一部分。在以往的美学和文艺理论研究中，往往去设定作为审美活动和阅读活动的对象性客体，如对象的形式结构、对象所体现的作家艺术家的审美意识，去分解构成艺术的各个要素，去分析审美意识中的各种因素。这固然可以看作是美学研究和艺术批评中重要内容。然而实际上，作为一种活动过程的审美，才应当是美学和文艺理论研究的真正核心内容。

加达默尔认为，我们不能把艺术作品的形式符号看作是一种中立的、客观的东西来对待，同样，艺术作品也不纯粹是审美意识的表现。加达默尔重新理解了游戏的概念，并把游戏的概念运用于艺术作品本体论存在方式的理解和解释中。在他看来，艺术作品的本体论存在方式类似于游戏的存在方式。“不是审美意识而是艺术经验，因而是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的问题，必须成为我们检验的对象。但是，我所坚持的艺术作品的经验显然是与审美意识的平行过程相对立的：即艺术作品并不是一个与自身存在的主体对立的对象。恰恰相反，艺术作品具有其自身的真实存在就在于，它成为了一种在艺术的经验中改变经验者的经验。保持和坚持艺术经验的‘主体’不是经验艺术者的主体性，而是作品本身。正是这一点，使游戏的存在方式具有重要性。因为游戏有其自身的本质，它独立于进行游戏的人的意识。确实，游戏—真正的游戏—也存在于当主题视域不受主体性的自为存在的限制的时候，以及不存在‘游戏’行为的主体的地方”（注：Hans-Georg.Gadamer,TruthandMethod.NewYork,1989.P102.），游戏既不依赖于客观的对象，也不依赖主体的意识，游戏就是游戏本身。艺术作品正如游戏的存在一样是一种自我表现的运动和事件。也就是说，艺术作品只有在我们对艺术的审美经验中才成为真正的艺术作品，艺术的认识和真理也只有在我们的审美经验过程中才能发生和出现。在这里，哲学诠释学通过游戏这种类比性的中介，把艺术作品、审美经验和审美真理问题联系起来了，把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视为一种类似于游戏的东西，实际上就消解了传统美学把艺术视为客观的对象性存在或把艺术作品视为审美意识的表现的传统美学观点。

如果说，加达默尔对游戏的重新阐释和理解把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理解为一种参与性的事件，那么，他对象征的阐释和理解则旨在揭示艺术作品的意义和真理表现问题。美和艺术作品所具有的意义和真理，不是指某种简单的可以被我们直接看到的东西，不是某种一旦呈现在我们面前就可以理解的东西，也不是一种比喻和替代，而是一种充满了意义的象征，一种人类经验和存在真理的昭示。“如果我们真的想思考艺术经验的话，我们就可以，而且必须沿着这些路线来思考：艺术作品不只是指示某种东西，因为它所指示的东西已经存在在那里了。我们可以说，艺术作品意味着存在的一种拓展。”（注：Hans-Georg.GadamerTherelevanceofBeautifulandOtherEssay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6.P32.）因此，艺术作品与可复制的产品不同，它是不可替代的，每一部艺术作品都是一种象征，一种可以认识事物和认识我们自身的独特的形式。因此，艺术的象征是那种“我了悟全整体而被寻找的始终是作为生命的片段的另一部分。……美的经验，特别是艺术的美的经验，是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发现的一种对潜在的整体和永恒的事物秩序的召唤。”（注：Hans-Georg.GadamerTherelevanceofBeautifulandOtherEssay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6.P32.）因此，艺术就不仅仅是以往的美学所认为的是一种客观性的形式结构，也不是简单的摹写和反映，也不只是创作主体的意图实现。在加达默尔这里，象征并不只局限于艺术作品本身，而是一种经由我们的艺术经验扩大了的人类经验，艺术的象征既体现和证实着艺术作品的存在自身，也开启着人类经验和审美真理的诠释学空间。

艺术作为类似于游戏的表现事件，艺术作为一种象征，都表达着艺术和审美经验的真理，都不是如以往的美学所认为的那样是中立的、客观的、无时间性的。恰恰相反，艺术的和审美的真理只有在时间性的理解和解释中才能出现，一句话，艺术的真理表现是一种时间性的结构和过程存在。正是这种时间性结构使哲学诠释学的审美真理理解与康德以来的形式主义美学区分开来。以自然科学方法论为哲学基础的美学认为，艺术作品的存在要求理解者采取一种中立的审美态度，哲学诠释学认为艺术作品则要求理解者参与到艺术作品表现事件中，艺术作品的存在必须像参加节日庆典一样的参与到艺术作品的表现事件中。我们对艺术作品如毕加索的《格尔尼卡》的艺术经验，并不是由艺术家的创作意图决定的，也不是单纯由这个作品的色彩、形式和结构决定的，而是由于我们参与到这个作品所表现的世界之中，并对这个作品进行对话性的理解和解释，艺术中的审美真理也只有在这种参与性的理解事件中才有可能，审美经验和审美真理都是与我们的经验世界相联系，与我们对艺术作品的解释相关联的。“美学必须被并入诠释学中。这个表达不仅只是指问题的范围，而且从根本上也是精确的。反过来，诠释学必须这样得到规定，即它作为一个整体可以公正地对待艺术经验。理解必须被看作是意义得以出现的事件的一部分，在理解事件中，所有陈述的意义——艺术的陈述和所有其各种传统陈述的意义—才能形成和实现。”（注：Hans-Georg.GadamerTherelevanceofBeautifulandOtherEssay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6.P164-165.）因此，在艺术和审美的真理问题上，不是作者的创作意图、创作过程、审美意识对象和文本本身决定着其意义世界，而是在审美经验的过程中时间性地展现其意义世界。

可以看出，哲学诠释学的这一美学思想无疑是反传统美学的，在加达默尔看来，无论是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还是艺术作品的真理表现，抑或是艺术作品的真理发生，都必须在人类经验性的理解和解释事件中才能出现。这种反传统美学的思想，不仅质疑和挑战了以往那种从艺术家的创作动机或意图，艺术作品的客观的形式结构，美学理论的抽象概念去理解和解释艺术和审美真理的传统美学观点，而且在此在历史性和时间性的理解事件中阐发了其独特的艺术作品本体论存在方式和真理表现方式。

三、诠释学的理解途径与审美真理的可能性

从诠释学的立场出发，艺术作品文本只是一种半成品（注：Gadamer,TextandInterpretation,InHermeneuticsandModernPhilosophy.Ed.,BriceR.Wachterhauser,StateUniversityofNewYork1986.P389.）。这无疑是一种反传统美学和艺术哲学的本体论观点，是不同于传统美学的“反美学”。“艺术理论提出的问题必须面向全部，必须既在艺术理解自身作为艺术之前，同样艺术也在艺术不再理解自身作为艺术之后把艺术作为艺术来对待。是什么东西使得绘画、雕塑、建筑、歌曲、文本或舞蹈表现为美的，而假如‘不再美了’，仍然作为艺术？……真正说来，美规定艺术之为艺术，即作为从所有按照某种目的建立并使用的事物中脱颍而出的事物。事实上，美只是将人邀请入直观的请柬，而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作品’。”（注：加达默尔：《生动与直观》，见《加达默尔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第516页。）也就是说，只有在理解事件中，审美真理才具有可能性，这是哲学诠释学的审美真理理论所解决的第三个问题。

我们知道，海德格尔把狄尔泰的方法论诠释学改造为一种事实性的诠释学，把作为工具论的诠释学变成了一种本体论的诠释学。加达默尔则通过进一步阐发了海德格尔的事实性诠释学的哲学洞见对诠释学所隐含的意义。“海德格尔对近代主观主义的批判的建设性成果，就在于他对存在的时间性的解释为上述立足点开辟了特有的可能性。从时间的视域对存在的解释并不像人们一再误解的那样，指此在是这样被彻底的时间化，以致它不再是任何能作为恒在或永恒的东西而存在，而是指此在只能从其自身的时间和未来的关系上去理解。”（注：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页。）哲学诠释学认为，从根本上说，艺术经验和审美真理的理解本身，就是作为此在存在的我们的一种存在方式。

可以说，审美真理理解的有限性观点是加达默尔始终坚持的思想，他把有限性的观念运用到经验的分析中，并认为我们的对艺术的审美经验从根本上说始终是一种有限的经验。因此，在加达默尔看来，我们对于我们的社会、对于我们的历史的理解，以及对于艺术意义和审美真理的理解，都是在一种具有特定历史境遇规定性中用某种已然具有的思想、情感、洞见，去观看、理解和解释我们所面对的东西。因此，要获得唯一的、最终的、客观正确地解释是不可能的，理解始终是此在历史性的一种运动方式，艺术作品文本的理解只能是有限地理解。正是艺术作品和审美真理地理解的此在规定性，决定了艺术作品的意义和审美真理地理解始终是历史性和开放性的。这正是哲学诠释学的美学理论与传统的意义和真理重建论具有本质性区别的地方。

加达默尔试图通过这样几个问题地探讨，来回答审美真理是如何可能的问题。第一、根据我们历史性的存在，什么东西被带进了艺术地理解事件中？第二、作为具有自身有限性和历史性的理解者，我们如何能够理解同样具有历史性的艺术作品？第三、在作为理解者的我们与历史上的艺术作品之间所发生的理解所产生的究竟是什么？或者说，我们理解过程所导致的是什么样的结果？

启蒙运动以来发展的理性意识认为我们可以不带任何“偏见”地去理解某一艺术作品，我们可以克服我们自身所具有的种种偏见，达到对艺术作品和审美经验的客观认识。加达默尔坚决拒斥这种观点，他认为这种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偏见。事实上，在对艺术作品的经验和理解中，“解释者无需丢弃他内心所已有的前见解而直接地接触文本，而是只要明确地考察他内心所有的前见解的正当性，也就是说，考察其根源和有效性。”（注：Hans-Georg.Gadamer,TruthandMethod.NewYork,1989.P344.）理解是一种不断地向未来筹划的过程，我们总是在这种筹划中联系着艺术作品文本和我们自己，并在这种筹划中实现艺术理解的可能性和意义的可能性。以往的历史主义诠释学还认为，虽然作为理解者的我们与所要理解的历史上的艺术作品对象之间存在着时间的距离，但我们却可以通过克服这种距离达到对艺术作品的完全理解。而哲学诠释学坚持认为，正如前理解在理解运动中具有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一样，时间距离也在人类的艺术经验和审美理解活动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时间距离不仅不是为了获得正确的、客观的理解所必须克服的障碍，恰恰相反，是一种艺术作品文本意义和真理建构的积极因素，是一种开放性的事件。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把理解的真偏见与误解的假偏见区分开来，从而使我们的理解具有有效性呢？

加达默尔是通过视域融合中产生的“效果历史意识”(consciousnessofeffectivehistory)来回答这一问题的。理解的有效性和开放性就是由这种效果历史事件(historicallyeffectedevent)来实现的，艺术作品的意义和审美经验的真理也同样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所谓效果历史意识，首先意味着对自己的诠释学处境的意识。我们的存在总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我们必须首先意识到理解者自身的历史性。这种效果历史意识决定了效果历史本身的有限性和开放性的真正意义，这也就进一步地决定了艺术经验和审美真理的理解活动中的效果历史意识是一种持续性的、不间断的历史事件。“谁进行理解，谁就已经进入了一种事件中，通过这种事件意义的东西才表现自身。因此，这便证明了诠释学现象所使用的游戏概念，正如美的经验所运用的概念一样。当我们理解一个文本时，吸引我们的意义丰富的东西正如美对我们的吸引一样。当我们理解某一个文本时，文本中富有意义的东西对我们的吸引就如美对我们的吸引一样。在我们意识到自身并站在某一立场证明文本向我们提出的意义要求之前，文本就已经确证自身和已经把我们吸引着了。我们在美的经验和传统意义的理解中，所遭遇的确实具有某种像游戏的真理一样的东西。在理解中，我们进入了一种真理事件，假如我们想知道我们所要确信的东西，这种真理的获得似乎已经为时已晚。”（注：Hans-Georg.Gadamer,TruthandMethod.NewYork,1989.P494.）在对艺术作品文本的理解过程中，理解者是从具有根本意义的历史距离去理解历史上的文本，这种历史距离正是历史的艺术作品文本得以理解的诠释学处境，它所形成的诠释学语境对于理解来说就是一种理解视域，效果历史意识通过不断地提问的恰当视域来实现。正是由于我们在与传统文本的理解中获得了一种恰当的问题视域，这样才有可能不断修正自己的前理解、前见解和前把握，在新的提问与回答中达到新的视域融合，并不断地使审美真理成为可能。

艺术经验中的审美真理是在艺术作品的表现事件与理解者的历史性事件的对话与交流过程中实现的。艺术作品以其自身的存在方式存在着，并需要我们去对它做出理解和解释，而理解和解释也努力地去接近我们所要理解的事物。这既是艺术经验、审美真理得以发生和实现的必要条件，也是一种艺术经验和审美真理真正发生的过程，艺术作品的经验和审美真理也只有在这种紧张关系过程中才能得以展开和建构。在审美真理的理解事件中，我们总是以自我已有的经验进入理解事件中，正是这种参与性的理解才扩大和丰富了人类审美经验的历史和延续了人类的艺术。由此，加达默尔哲学诠释学所理解的艺术作品的意义和真理问题，就不是一种自然科学和实证科学所认为的可证实的问题，也不是客观结构形式论所认为的仅仅存在于作品本身的问题，不是审美意识抽象论所认为的那样与我们的具体经验没有关系的问题，同时也不是作者意图论所认为的对艺术家的审美意识和创作动机进行重建的问题。

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哲学诠释学的反传统美学思想，即它反传统美学所标举的艺术经验、审美经验和审美真理的纯粹性思想。正如维斯海默所指出的：“审美纯粹主义的抛弃意味着艺术是与非艺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关系的古典术语是‘模仿’，加达默尔用它解释理解问题。艺术‘理解着’非艺术，所有的理解都包含着把某种东西作为某种东西的理解。‘作为’在这里意味着理解总是这样的发生：既‘是’又‘不是’。”（注：Joel.Weinsheimer,PhilosophicalHermeneuticsandLiteraryTheory.NewHaven&London,1991.P77.）以往的美学认为，我们是以一种纯粹的审美态度去经验艺术和审美对象的，以一种纯粹的审美意识抽象去理解审美真理的，而哲学诠释学则否定了这种纯粹审美态度和审美意识抽象，它把审美经验和审美真理视为一种历史性和时间性的理解事件，因而把艺术经验和审美真理的有限性、历史性和开放性，辩证地统一在同样具有有限性、历史性、差异性和开放性的人类理解经验的效果历史事件之中。

四、哲学诠释学“反美学”的当论意义

哲学诠释学的审美真理理论所面对的问题是当代美学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一方面，传统的美学理论确实无法回答当代艺术和审美经验中的真理问题，美学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造；另一方面，激进的后现论彻底地否定艺术和审美中的真理问题，而艺术和审美中的真理问题又确实是美学作为人文科学的重要主题，因此如何理解和诠释人类艺术和审美经验中的真理问题，便成为了当代美学的重大难题。

后现代语境中的哲学诠释学美学坚持了艺术和审美真理可能性，但很明显，这种审美真理立场显然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真理立场。这种不同，不仅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所坚持的艺术自律性与意识形态问题，哲学诠释学不怎么具有审美意识形态的批判立场，这一点受到了当代一些理论家的批评，如伊格尔顿和哈贝马斯等；这种不同而且在于，哲学诠释学的审美真理立场主张审美真理并不是某种完全自律于艺术作品本身的，而是需要理解者和解释者参与的游戏事件，艺术作品文本是一个自律性半成品，其意义和真理必须由理解和解释者在与作品的对话中才能得以实现，因而，意义和真理都是差异性的和多元化的，审美真理的任何一种理解都不具有绝对的有效性，确定性永远是相对的，而差异性则是绝对的。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审美真理的差异性和相对性立场，加达默尔的效果历史理论被著名文艺理论家赫斯视为一种“”。但是，由于加达默尔的审美理论仍然坚持艺术作品的概念和真理的可能性问题，又被激进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如德里达视为传统的保守主义。

加达默尔的审美真理理论正处于现代与后现代的交叉语境中并倾向于后现代，就坚持艺术作品的自律性来说，他的美学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现代主义的特征，就他提倡解释的主观性和游戏性、真理的差异性和不确性等等方面来说，则倾向于后现代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对于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他与德里达发挥着某种相似的作用。正如大卫·霍伊所说的：“德里达和加达默尔都拒斥筹划经验总体的可能性和效用性。加达默尔希望避免黑格尔式的经验完成（绝对的自我确证地）和最后历史的观念，德里达认为总体化是不可能的，这不仅因为经验所具有的不可能性，而且也由于游戏所具有的有限性特征。……加达默尔也是从有限性得出他的开放性观念的。这两位思想家都以坚持开放性来作为形而上学的解毒剂，尤其是把它作为神学或末世论思想的解毒剂，是那种认为在历史和思想发展中有必要设置秩序的做法的解毒剂。”（注：D.C.HoyTheCriticalCircle:Literature,History,andPhilosophicalHermeneutics.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2.P84.）但是，加达默尔毕竟不同于德里达，前者力图在理解与对话中发展一种关于人文科学真理的哲学，而后者则在解构的游戏和策略中致力于消解人文科学和审美中的真理；前者虽然坚持艺术和审美的真理发生在主体性的理解和解释中，并坚持真理理解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但并不否定审美真理的的存在和理解的可能性；而后者则既坚持理解的差异性，也坚持艺术和审美真理的不可确定性，从而否定了审美真理的存在和理解的可确定性。

艺术真理范文篇5

【摘要题】阐释与真理

【关键词】哲学诠释学/人文科学/反美学/审美真理/理解和解释

【正文】

〔中图分类号〕B83-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03)01-0065-08

一、反自然科学方法论的美学理论

哲学诠释学的真理理论拒绝和否定了启蒙运动以来，那种用自然科学方法论理解和解释艺术和审美经验的做法。加达默尔明确指出，自然科学方法在美学和艺术领域中的运用，不仅不能深刻地意识到这些特殊的真理表现形式，而是严重地遮蔽了人文科学中的真理经验，实际上否定了艺术和审美经验中的认识和真理问题，因为它只承认只有通过科学的方法论认识和证实了的东西才具有的认识和真理，而像艺术和审美这样的人文科学对象便不存在认识和真理。哲学诠释学认为，对艺术和审美中的人类经验的理解，并不具有与自然科学相同的普遍性要求，它有着自身的特殊规定性和理解方式。因此，艺术经验和审美经验中的真理问题，就根本不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哲学诠释学所关注的问题是：“在经验所及的地方和要求自身合法性的地方，探寻超越于科学方法统治的对真理的经验。因此，人文科学就与那些存在于科学之外的经验方式相联系，即与哲学、艺术和历史本身的经验相联系。所有这些经验方式中所传达的真理都不能用像适用于科学的方法论手段来加以证实。”（注：Hans-Georg.Gadamer,"Introduction",TruthandMethod.NewYork,1989.P22.）在人文科学的对象中，艺术和审美经验与其它任何人文科学对象的经验相比，尤其显示了其非自然科学方法论和认识论特性。

二、艺术作品本体论与审美真理的表现方式

三、诠释学的理解途径与审美真理的可能性

从诠释学的立场出发，艺术作品文本只是一种半成品（注：Gadamer,"TextandInterpretation",InHermeneuticsandModernPhilosophy.Ed.,BriceR.Wachterhauser,StateUniversityofNewYork1986.P389.）。这无疑是一种反传统美学和艺术哲学的本体论观点，是不同于传统美学的“反美学”。“艺术理论提出的问题必须面向全部，必须既在艺术理解自身作为艺术之前，同样艺术也在艺术不再理解自身作为艺术之后把艺术作为艺术来对待。是什么东西使得绘画、雕塑、建筑、歌曲、文本或舞蹈表现为美的，而假如‘不再美了’，仍然作为艺术？……真正说来，美规定艺术之为艺术，即作为从所有按照某种目的建立并使用的事物中脱颍而出的事物。事实上，美只是将人邀请入直观的请柬，而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作品’。”（注：加达默尔：《生动与直观》，见《加达默尔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第516页。）也就是说，只有在理解事件中，审美真理才具有可能性，这是哲学诠释学的审美真理理论所解决的第三个问题。

四、哲学诠释学“反美学”的当论意义

艺术真理范文篇6

一、从“物到作品”到“作品到物”

如何追问艺术作品的本源？按照传统对艺术的理解，遵循亚里士多德“种加属差”的定义方式，作品的追问就从比它更基本的形式中寻找，明显的，艺术作品是器具的一种，而器具是物的一种，物是基本的形式。什么是“物”？西方思想史上关于物之物性的解释可分为三种：物作为其特征的载体；物是感官上直接被给予的多样性的统一；物是具有形式的质料。第一种，物和“作为物的特征”是同义反复，并不能以此区分物与非物；第二种是以我与物的存在关系为前提，“我们从未首先并且根本地在物的显现中感觉到一种感觉的涌逼”[3]10，也不能从根本上说明什么是物；第三种，质料和形式来规定物，但“质料和形式就寓身于器具的本质中”[3]13，但是器具的本质又如何能成为比器具更基本的“物”的原始规定呢？因而三种流行解释均没有把握物的本质，无法“抢先于一切有关存在者的直接经验，阻碍着对当下存在者的沉思”[3]16，从物的物性去寻找作品的作品性，结果是物性不足以把艺术作品与非艺术作品区分开来，作品性也就只能落空。没有获知物的本质，但在上述思索中却意外获得了器具的本质：器具的器具存在就在其有用性中，实用性决定了器具的形式，形式决定了质料，形式-质料结构能够解释器具的本质。海氏在此处得到启发，可以从器具的本质推知物之物因素和作品之作品因素。器具不是从自身的制作过程中获得形式-质料的规定性的，因为随着器具在使用过程中的磨损，器具因素也就消失了。所以“器具的器具因素植根于器具的一种本质性存在的丰富性中。……器具的有用性只不过是可靠性的本质后果”[3]20。可靠性才是本质性存在的丰富性的来源。什么是这种可靠性与丰富性？海氏选择了梵高的著名油画《农鞋》来说明，从一双农鞋中他“看”到了一个农妇的世界，农妇穿着它在田间劳动，艰辛的生活使她步履沉重，鞋上沾满田间的泥土，这泥土上积聚着她对粮食成熟的渴望，对死亡的恐惧，对未来生命降生的欣喜。作为器具的农鞋，它的实用性就在于保暖、舒适、保护人的双脚，而对于沾满了泥土的农妇的这双鞋，她谋生的全部就在田间，它的实用性还必须能够让她的劳作完满进行，因为农妇的生存就寄托在农鞋所承载的劳作中：晨曦初露将手伸向它们，暮色黄昏脱下它们，体验着为生存而奔波的劳作和匆忙。农鞋的丰富性就在于它间接地显示了人的生存本身，一言以蔽之：一双沾满泥土的农鞋就是一个农妇艰辛存在的世界。这就是器具因素的丰富性与可靠性。而对于现实中劳作的农妇来说，她甚至从未细细打量、观察过这双鞋，只有在观赏画时人们才注意到器具本身，可靠性只有在作品中才能保存，“这器具属于大地，它在农妇的世界里得到保存。正是由于这种保存的归属关系，器具本身才得以出现而自持，保持着原样。”[3]19所以海氏认为不应当从人的制作中寻找器具的本源，只有在作品中才能发现作品实际上是什么。所以是艺术作品使我们懂得了鞋具是什么。这，是器具因素，在作品存在的基础上得到说明。从作品存在中器具因素得到了说明，那作品存在如何显现“物”因素呢？再次追问什么是物？海氏比较了作品存在的物与器具的物之间的区别，它们共同具有物质性的载体——质料，器具的载体着眼于有用性，泥瓦匠制作水杯依据最大限度的盛水的功能来塑造水杯，中空，中间的陶瓷材料就被损伤，成为水杯后材料的性能便作为水杯的功能而取代。而艺术作品的材料在作品中依旧保持着材料的特征，“岩石能够承载和持守，并因而才成其为岩石；金属闪烁，颜料发光，声音朗朗可听，词语得以言说”[3]32，不是削减、损伤它，而恰恰是在作品中显现出它的完整性，因此“物”是物质载体，而作为载体的物只有在作品中才能得以充分显现。为什么物只有在作品中才能显现？纯然的“物”与作品的“物”是一个“物”吗？纯然的物只作为物而出现，它普普通通地落在那里，它的特征并不凸显，随着时光消逝它自身也将消逝，而在作品中作品将放大物的特征，罗丹的雕塑不仅展现了人体的线条、曲线与生命力的挺拔，也展现了青铜器的古拙和色泽，青铜器的特征与生命力相得益彰。它既是原来的物，但又比之更多，它同时被雕塑形象所创造。海德格尔把这种意义上的“物”称为“大地”——“由于建立一个世界，作品制造大地”[3]32，“物”又是被制造的。一方面，它保留着作为纯然的物的顽固，它的颜色、质地，它的冰冷、无生命；另一方面，作品建立了世界，意义的开显和呈现，又使它充满了人类的温情和喜悦，焦虑和痛苦，它才能够含情脉脉地在历史中永恒。这，才是物因素，在作品存在的基础上得到说明。海德格尔颠覆了以往从物-器具-作品追问艺术作品的思路，并论证了物因素、器具因素皆通过作品存在而得到说明，因此应该是作品-器具-物，这样作品存在就成为基础性的存在，作品比它的要素更为本源，作品具有独立的本体论地位。油画《农鞋》显示的世界确定了作品的作品存在地位，但并没有揭示出作品的作品存在的本质。

二、从“艺术与真理隔三层”到“艺术显示真理”

本文无意于讨论柏拉图与海德格尔的艺术本质观，标题的目的在于突出海德格尔存在论视角运思艺术本质与柏拉图以来的传统西方思考艺术本质的差异。在西方艺术思想史上占据过主导地位的艺术观有三种：再现论、表现论和象征论[4]。三种所持的都是流俗的“符合论”真理观，以“正确性”和“真实”作为艺术最本质的规定性和评论尺度。第一种源自柏拉图宣称的艺术是“对真理的摹仿之摹仿、影子的影子”，与“真理隔了三层”，再到亚里士多德、贺拉斯、布瓦洛、狄德罗、莱辛等莫不是如此，并在当代的“超现实主义”中达到高潮，现实-再现论认为艺术本质上是现实的摹仿，艺术作品的价值就在于准确的反映现实对象，是符合论的；第二种主体-表现论认为艺术是人的主观情感的表达，以克罗齐、科林伍德为代表，突破客观描摹转向主观情感，只是改变了对象，哲学基础依然是符合论的；第三种代表人是卡西尔和苏珊朗格。苏珊朗格对艺术的定义是：艺术品是象征人类情感的符号，而象征的本意是客观对象与主体情感的对应，没有跳出符合论的窠臼[5]。海氏认为传统真理等同于对象实体的确定性，即知识与事实的符合，只是表象的确定，因为事实本身不能处于遮蔽状态，而知识命题符合于无蔽之物，在本质上二者就无法合一。所以真理应该是“存在者之无蔽状态把我们置入这样一种本质之中，以至于我们在我们的表象中总是已经被投入无蔽状态之中，并且与这种无蔽状态亦步亦趋。”[3]38这种无蔽状态即是真理现身的场所。对真理的重新界定是在存在论意义上的，真理不等于真实，这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对艺术作品与真理关系的探索。前文已然确立了艺术作品独立的的本体论地位，通过《农鞋》中鞋具的描述海德格尔揭示了：农鞋显示了农妇完整的生存世界，农鞋超越了其速朽的实用性，在作品中得以恒定，恒定的载体就是作为“物”因素的“大地”，农鞋作为存在者经由作品进入了它的无蔽状态，因此作品中世界的建立、大地的制造就是作品的真理，即作品的作品存在，也即作品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只要它是一件艺术作品，那么在这件艺术作品中，存在者之真理已经置入其中了。这是海氏建立艺术本体论后对艺术本质思考的第二个结论。问题是：真理的发生就是作品建立世界、制造大地？以上对世界、大地的思考均是在油画《农鞋》的基础上，现在需要从更为普遍的艺术作品中来直面世界、大地了！什么是作品存在的世界？油画《农鞋》中农妇世界的确立是作为观赏者的海德格尔所呈现的，“农鞋-农妇”世界是海德格尔私人体验的产物。我们从中得到的启示是：世界不是天然的，一蹴而就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东西，而是在“我参与”的基础上建立的，世界归根到底是跟人的实际生存相联系的，是在人的生存中对生存及周围世界的理解之上的。所以“世界世界化”，或者作为主体思考的对象世界只能以否定的形式规定，“世界不是……”，即它“不是可数或不可数、熟悉或不熟悉的物的单纯聚合，不是一个加上了我们对现成事物之总和的表象的想象框架”[3]30，作品展示的世界是人的生存世界，世界就是人的生存性存在的显示和昭示本身。这一世界得以可能的重要条件就是作品与人的相互敞开，可以说世界的本质是敞开。什么是作品存在的大地？“大地是本质上自行锁闭者。制造大地意思就是：把作为自行锁闭者的大地带入敞开领域之中，是自行展开到其质朴的方式和形态的无限丰富性中。”[3]33上文对大地的思索得出的结论在此依然适用，即：大地就是作品的物因素，也就是物向自身的回归，如石头负荷并显示其沉重，木头的坚硬和韧性，金属的刚硬和光泽，颜料的明暗。大地就在于在敞开的世界中守护物的物性，用严密的实验算计作品的物都是徒劳，砸碎石块、精准测量而负荷却逃之夭夭了。大地意味着回归。世界的敞开和大地的回归在本质上相互对立，因而处于“争执”之中。一方面大地要回归它的纯然物性，就其归属而言它是形而下的，不顾及作品的整体世界，这是对世界的遮蔽；另一方面世界要敞开，揭示生存状态，本质是远离、拒斥物性，因此是形而上的。但作品存在的本体论建立使得世界与大地在争执中又必须否定自身：大地只能在作品建立的世界中才能保全，世界只有依托作品的载体大地才能呈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真理以“非真理”的形式发生，发生的场所海德格尔称之为“澄明”也即前文提到的“无蔽”。艺术正是如此显现真理的。作品存在使世界和大地以否定自身的形式显现，所以真理在本质上是“非真理”。

三、从“作品是门技艺”到“让作品成为作品”

艺术真理范文篇7

[关键词]艺术本质追问方式海德格尔启示

追问“艺术的本质”原本是西方诗学、美学和艺术哲学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如今却遭到了“反本质主义”、“反逻各斯中心主义”者的彻底否定。然而，力图穿越现象乃是一切理论的天性，因此我看不出追问艺术本质本身有什么错；何况思想的诡异和奇妙之处恰恰在于：颠倒乃是对被颠倒者思维方式的继续。否定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是寻找恰当的思维方式。黑格尔曾经说过：“手段是一个比外在合目的性的有限目的更高贵的东西。这就是说。追问的方式往往比追问的结果更加重要。事实上。对艺术本质的追问之所以长期不能令人满意，原因正在于：这些追问始终是以不恰当的方式进行的。因此，当务之急乃是检讨我们追问艺术本质的方式，走出某些陷阱和误区。

一、艺术是什么：形而上学方式的陷阱

长期以来，对“艺术本质”的追问，总是以“艺术是什么(wasistdieKunst)”这样一个问题开始的。“艺术是什么?”始终被当作诗学、美学或者艺术哲学的基本问题在考量。而事实上，“艺术是什么”的问题虽然是以往西方诗学史、美学史和艺术哲学史上的一个主导问题，但它是否真正构成诗学、美学或者艺术哲学的基本问题。尚是大可怀疑和有待追问的。

毫无疑问，以“艺术是什么”的问题开始的对“艺术本质”的追问，其合法性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假定基础之上的：“艺术”是某种现成的具有某种既定本质的“存在者”或“存在之物”。因为，只有对于那些现成的具有既定本质的东西，我们才有正当理由进行这样一种追问。换句话说，一旦以“艺术是什么”的问题开始对“艺术本质”的追问。就意味着已经将“艺术”纳入了现成的具有既定本质的存在者之列。

然而事实上，“艺术”既不同于日月星辰、花草树木那样的自发存在的“自然存在者”，也不同于由人类社会共同体的特定思想设定的和出自特定风俗习惯的“社会存在者”，它甚至还有别于通过手工制作出来的“器具”或者“工件”之类的一般“人造存在者”。换句话来说，艺术既非某种现成的“存在者”或“存在之物”，也不具有某种既定的本质。正如以“人是什么”的问题开始的对“人的本质”的追问一样，“艺术是什么?”这样一种提问方式本身和以此开始的对“艺术本质”的追问，不仅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会掉进将艺术“现成化”和“物化”的陷阱。而且由于其提问的方式和追问的起点就与所要追问的目标错位脱节，因而注定了是不可能成功的。

以“艺术是什么”的问题开始的对“艺术本质”的追问，不仅是一种典型的形而上学追问方式。而且压根儿就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把戏。它不仅因专注于追问艺术的“概念义(是什么／本质)”而遗忘了探讨更为根本和重要的艺术的“运作义(如何生成。存在)”，而且单就对艺术的“概念义”的追问来讲，它无非只有两种方式可以选择：一是从现有“艺术品”的“特性”的比较分析中去归纳出“艺术”的概念；二是从某些更高级的概念中去演绎出“艺术”的概念。毫无疑问，这两种方式都是形而上学的，因为事实上它们都必须依赖于事先预设的某些“观念”：对“艺术品”、“艺术特性”的归纳必须以一定的“艺术观念”作为前提才是可能的；而从更高级的“概念”做概念演绎更是一种赤裸裸的“从观念到观念”的概念运动、逻辑换算。不仅如此。前一种追问必须在尚不知“艺术”为何物的前提下“独断”哪些是、哪些不是“艺术品”，哪些是、哪些不是“艺术特性”，这样的追问要么不可能，要么不过是一种“被倒置了的循环”；后一种方式同样如此，它必须先行持有那样一些规定性，这些规定性必须完全符合并能印证在我们事先已经认定是“艺术品”的那些东西上。这显然同样是一种“非生产性循环”。因此，这两种所谓的。追问”方式实际上都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把戏。正如海德格尔所批评的那样，“人们以为，艺术是什么，可以从对现有艺术品的比较考察中得知。但假如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艺术为何物的话，又怎么能确定我们的这种考察是以艺术品为基础的呢?然而，与借助对现有艺术品的特性的归纳一样。从更高级的概念进行演绎，也同样把握不到艺术的本质，因为这种演绎也已先行持有了所瞥见到的那样一些规定性，这些规定性必然足以把那些我们事先就认定是艺术品的东西端呈给我们。从现有作品中归纳特性和从基本原理中进行演绎，在此处都同样不可能并且——但凡这样做，便是一种自欺”。不仅如此，一个可以推断到的必然结果是：由于这两种追问方式所得出的结论，归根结底都不过是出自追问者自己预先持有的某种“独断”的艺术观念，因而必然还会出现“群言淆乱，不知折衷谁胜”的混乱局面。在我看来，西方传统诗学、美学和艺术哲学之所以会采用这样一种提问方式和问题来开始对“艺术本质”的追问，其主要根源在于错认了它们首先应当回答的基本问题。换句话说，尽管“艺术是什么”的问题的确是以往全部西方诗学史、美学史和艺术哲学史上的一个主导问题，但它并不构成诗学、美学或者艺术哲学首先应当追问的基本问题。

原因何在呢?这牵涉到人类精神创造活动体系的划界与分工的问题。限于篇幅，我们不可能做详细展开，只能通过做这样一种简单的反向追问来提示：在已经有了各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科之外，人类为什么还需要各种人文学科?人文学科必须存在的合法根据和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何在?一个差强人意的回答便是：人文学科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取向、关注重心和探索方式。如果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更多关心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事实”又是“意义”的根据和尺度的话，那么人文学科则重在寻求那作为根据之源的“意义”，从“意义”出发去探寻和创构可能或者应当如此的“事实”。换言之，在人文学科中，“意义”问题相对于“事实”问题具有一种逻辑优先性，追问某物的“存在根据”远比追问某物“是什么”重要和根本(后详)。对于沉思艺术本质的那些人文学科来说尤其如此，因为一个艺术品的全部生命和价值就在于建立一个“意义世界”。

总而言之，与“艺术是什么”的问题比较起来，“艺术是否以及在何种意义上必须存在”的问题更为根本；“艺术是什么?”，并不是诗学、美学和艺术哲学首先应当追问的基本问题。我们必须改换提问方式和基本问题，从追问艺术存在的根据人手，重新开始我们对“艺术本质”的追问。

二、现成性思维：知识论美学方式的误区

对“艺术本质”的追问之所以长期不能令人满意，除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惯性使追问者们错认了首先应当追问的基本问题之外，更直接的原因或许还在于那种源于现成性思维方式并以此为特征的知识论形态的诗学、美学、艺术哲学和与之紧密相关的经验一实证科学观念的影响。

从整个西方艺术思想发展史来看，占支配地位的始终是那种知识论形态的诗学、美学和艺术哲学观念。这种形态的“诗学”、“美学”和“艺术哲学”不仅不经审视地将各种经验一实证科学作为自己的思想资源，而且还自觉不自觉地总是以经验一实证科学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和范本。尽管它们也不断地抛出个个关于“艺术本质”的看法(自然都是以“艺术是……”的样式表述的个人的“意见之道”)，但它们无疑都以总结积累所谓艺术“规律”、“法则”和“技巧”等艺术经验为主要职责。

柏拉图及其以前的艺术理论家们多多少少还比较重视艺术创作中来自神的“灵感”因素，但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开始，艺术创作越来越被看成一门可以通过传授、学习和训练而获得的特殊“知识”和“手艺”。对艺术有着良好领悟的古希腊人不仅将“自然”之外的—切都视为“艺术”，还曾用同一个词来表示技艺和艺术，用同一个词来称呼工匠和艺术家；古罗马和中世纪时期虽然从ars中分出了“septemartesliberales(七门自由艺术)”即天文学、几何学、算术、音乐、语法学、修辞学和逻辑学，占主导地位的显然依旧是“知识学问”和“实用技艺”；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伟大艺术家(尤其是画家和雕塑家)都自称“工匠”，并将自己的创作室和授徒传艺之地称为“工场”或“作坊”；17世纪的古典主义者标举的是艺术创作必须遵守的“理性法则”和各种“清规戒律”(如戏剧创作的“三一律”)；18世纪虽然出现了“thefinearts(美的艺术)”这一概念，康德等人也重新强调艺术创作是一种“天才”的特殊创造活动，但“美学”却被它的创始人明确定义成了“感性认识的科学”，而当各种“美的艺术”进入现代大学学科建制以后，在被越来越“体系化”、“精细化”的同时显然也被越来越“专业化”和“技术化”了。19世纪下半叶以后，传统的“艺术”观念虽然先后受到了各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毁灭性冲击，但影响最为深广的黑格尔美学不仅将艺术明确定义成“理念的感性显现”。而且还将世界艺术发展史纳入了他的“绝对理念”按“正一反一合”规律作机械运动的形而上学框架之中；以威廉姆·狄尔泰为代表的诗歌研究变成了“语言学”分析，以雅各布·布克哈特、丹纳为代表的艺术史研究变成了“历史学”清理，结果把对艺术的感知变成了一种纯粹事实的经验和说明，一门越来越专业化的科学知识；各种心理学美学流派则更是把艺术审美中人的感情状态变成了自行出现的，人们可以对之进行实验、观察、测量的事实，一种神经系统的激动、身体的状态。“艺术”和“诗”成了技术分析的对象，统统被纳入了“生理科学”和“心理科学”的计算性知识领域。到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将艺术视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将艺术更多地引向了“社会学”向度的研究；精神分析学派将艺术视为艺术家个体无意识或者人类集体无意识的表现，把艺术研究引向了对艺术家个人生平事迹和内心隐秘的“深层心理学”分析或者各民族神话原型的“历史文化学”研究；俄国形式主义者和英美新批评家们大多原本就是“语言学家”，所以他们始终紧扣“文学作品语言的文学性”这个中心，力图探讨出一套操作性很强的文学创作和阅读的技巧与技法；结构主义者和符号学美学家们虽然不乏“文化人类学者”或者“文化哲学家”，但“语言学”是这两种思潮的共同源头之一；现象学美学家们的祖师爷原本就力图建立“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所以他们要么追求对审美经验现象作出科学的描述(如杜夫海纳)，要么追求对文学艺术作品结构层次作出科学的划分(如罗曼·英伽登)；阐释学和接受美学家们虽然也探讨“作品”与“文本”的区别、“作品意义的生成”等问题，但关注的重心却是“阅读的期待视野”、“理解的合理差异”、“视域融合”等有关“艺术接受”方面的问题；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生态批评、文化研究等文艺思潮则一心致力于某些传统思想观念的摧毁与重建。至于分析哲学家和解构主义者，他们干脆宣布“艺术”是一个不可定义的“开放性概念”(如维特根斯坦)，追问“艺术的本质”是毫无意义的徒劳之举，因为在文艺作品中只能看见“能指的游戏”、“痕迹”的不断“改写”与“擦拭”、意义的一味“延异”和“撒播”(如德里达)。综上所述，源于西方形而上学根深蒂固的现成性思维方式，在整个西方艺术思想发展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始终是知识论形态的诗学、美学和艺术哲学。在这样一种深受经验一实证科学观念左右的诗学、美学和艺术哲学观念影响下，艺术思想家们要么根本不把探索的重心放在对“艺术本质”的追问上，要么仅仅以“艺术是……”的样式抛出一些个人“独断”的形而上学命题，要么干脆彻底否定对“艺术本质”的追问本身。

简单回避或者粗暴否定对“艺术本质”的追问，既缺乏足够根据也不解决实际问题，这已无需多说。两千多年的历史经验还告诉我们，将“艺术”问题视为一个纯粹的专业技术知识问题，意味着从思想的开端处即已误入歧途；将“艺术本质”置于深受经验一实证科学观念影响的知识论形态的诗学、美学和艺术哲学框架下去追问，原本就是不恰当的方式。这是因为：

艺术作品毕竟不是一般存在者，艺术终究不同于技术，不能成为技术分析和科学知识的对象；更重要的是，知识论形态的诗学、美学和艺术哲学采用的那种现成性思维方式，根本就不适宜于追问“艺术本质”。因为，艺术既非某种现成之物，也无什么既定本质。套用海德格尔的话说，艺术在艺术存在中成其本质。即是说，艺术存在先于艺术本质，艺术本质于艺术存在中生成。试图用现成应对生成，以有限规范无限，自然圆凿方枘。格格不入。更何况，离开了艺术存在的本质之源，“艺术”必将成为一个偶然伴生且可有可无的空洞概念(后详)。

由此可见，运用一种现成性的思维方式注定会错失生成性的“艺术本质”。我们唯有超越知识论形态的诗学、美学、艺术哲学和与之相关的经验已实证科学观念的束缚，改换一种生成性的思维方式，从分析艺术存在的本质之源开始，踏上一条追问“艺术本质”的崭新道路。

三、符合论真理观：西方艺术思想史的蔽障

综观西方两千多年的艺术思想发展史。艺术问题从来就与真理问题纠缠在一起。因此，造成那种对“艺术本质”的追问长期不能令人满意的局面，很可能还与长期以来在对“真理的本质”的认识上的迷误密切相关。

这不难理解。艺术与真理之间有着一种本质性的同源共生关系：它们以相互成就的方式相互归属。一方面，艺术在艺术存在中成其本质，现实的艺术存在是艺术作品的存在，而使一个艺术作品成其为一个艺术作品并区别于其他自然存在物或一般人造存在者之处在于：在艺术作品中，真理之生发起着作用。换句话说，艺术作品之为艺术作品，乃是因为在它之被创作存在中有真理的生成和发生这回事。所以海德格尔说，艺术之为艺术，“一切全在真理的本质中”。另一方面，真理的本质乃是存在者之无蔽，而艺术作品正好以自己的方式开启存在者的存在，让存在者及其整体走进其“存在之光”里，于是便有了作为存在者之无蔽的真理之生成和发生。此外，在艺术作品中，真理通过澄明与遮蔽之间的原始争执而被赋形现身并得以保存。由于真理必须将自身设立于存在者之中方能成其本质，因此在真理的本质中便包含着与艺术作品的牵连；又由于艺术使真理在艺术作品中得以创建性保存，所以海德格尔说，“艺术在其本质中就是一个本源：是真理进入存在的突出方式一。

真理的本质即“无蔽”。海德格尔《论真理的本质》一文已对此作过系统有力的论证。他指出，流俗的“真理”(Wahrheit)概念通常指“个使真实成其为真实的东西”。而“真实”(Wahrheits)要么指事情真实，即现成事物与其合理性的本质概念符合一致；要么指命题真实，即一个陈述与它所陈述的事情符合一致。由于本质概念和命题陈述都无非是人关于事物的某种“知识”，因此，流俗的“真理”概念无非意指“知与物的符合”，其实质是“正确性”(Richdgkeit)。而“知与物的符合”，唯当物“如其所是”地向知呈现自身而知又能“如其所是”地言说物之际，才会发生。“如其所是”的陈述植根于陈述行为的“开放状态”，陈述行为的开放状态植根于“自由”，自由便是“让存在者存在”，让存在者存在便是“让存在者成其所是”，让存在者成其所是便是“让存在者进人敞开状态”而成为“无蔽者”。而古希腊那个后来被译为“真理”的单词，其本义正是“无蔽”。“无蔽”同时意味着“解蔽”或“敞开”，因此，“真理”的本质就是存在者之“无蔽”、“解蔽”或“敞开”状态。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海德格尔提出“真理一显现”论艺术观之前，在西方艺术思想史上相继占据过主导地位的“现实－再现”论、“主体－表现”论和“符号－象征”论三种艺术观，所持的都是流俗的“符合论真理观”。亦即以“正确性”为实质的“真实”观念。在那里，“真实”成了艺术最本质的规定性和评判尺度。

在西方艺术思想史上产生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是“现实－再现”论艺术观。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它在西方雄霸了两千多年。自柏拉图从责难的角度宣称艺术是“对真理的摹仿之摹仿、影子的影子”、“与真理隔了三层”、批评诗人是“说谎者”，到亚里士多德、贺拉斯、卡斯特尔维屈罗、莎士比亚、达·芬奇、布瓦洛、伏尔泰、狄德罗、卢梭、莱辛、马克思、恩格斯、左拉，莫不如此。到了1960年代后期崛起的“超级(照相)现实主义”那里，这种艺术观更被推演到了“准确到每一根毛发”那样的极致。由于“现实一再现”论艺术观认为艺术本质上是对现实的摹仿，艺术的生命和价值在于真实、准确地反映现实对象，因此其所持的艺术真理观是“符合论真理观”，当是不言而喻的。

“主体－表现”论艺术观也可追溯到古希腊罗马中的抒情传统等，兴盛时又颇有“狂飙突进”之势，但它毕竟迟至18世纪末才正式出场。19世纪30年代即告衰落；同样，“符号－象征”论艺术观虽然亦可追溯到希腊一希伯来文化中的神秘主义渊源等，并且兴起后迅速波及整个欧美文学艺术各界，但它更是迟至19世纪中叶才正式登台，上世纪初即告衰落。20世纪的艺术观，则大体是对以上三种艺术观的某种程度的继承、融合、强化或颠覆。与“现实－再现”论艺术观比较起来，“主体－表现”论艺术观和“符号－象征”论艺术观出现时间晚、持续时间短；更重要的是，它们虽然在描摹对象和表现手段上有了某些变化，但在追求真实、准确地塑造对象这点上却是一脉相承，只是改换了角度、开掘了新的可能性而已。况且之所以会发生这些变化的深层动因，正是为了更全面、更深刻、更真实、更准确地塑造对象；其所持的艺术真理观，同样是“符合论真理观”，以“正确性”为实质的“真实”观念。可是，若论“符合”论意义上的“真实”，艺术作品远不如“自然存在物”和“一般人造存在者”更来得“真实”。这样虽说，真正使艺术成其为艺术的是“真理”而不是“真实”；在艺术作品中生成和发生的真理。是存在者及其整体的“无蔽”，而不是正确、符合意义上的“真实”。质言之，在艺术作品中发生的，不是个别存在者得到了“真实”的摹仿、表现或象征，而是存在者及其整体之被“澄明”、被“解蔽”、被“敞开”，进入了其存在的“无蔽”状态。从“真实”而非“真理”的角度把握艺术，是西方艺术思想史上一个关键性失误。

或许。西方艺术真理观上的迷失是与长期以来西方形而上学真理观上的迷失紧密相连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本身就是后者导致的必然结果。正如海德格尔在《尼采》中所论证的那样，从宣布超感性事物比感性事物更为真实的柏拉图到作为柏拉图主义之颠倒的尼采，西方形而上学对“真理”的本质规定同时也是唯一规定就是“真理是表象的正确性”。换句话说，它所持的始终是一种“符合论真理观”。正是这种形而上学真理观上的迷失直接导致了艺术真理观的迷失，并最终形成了西方艺术思想史上一层厚厚的蔽障!

事实证明，从这样一种真理观出发必然错认艺术的本质。因此，一方面我们应当从“真理”而不是“真实”的角度重新思考艺术的本质，从“现实－摹仿”论、“主体－表现”论和“符号－象征”论艺术观转向“真理－显现”论艺术观；另一方面还应当重新审视在艺术作品中生成和发生的真理，从“符合”论真理观转向“无蔽”论真理观。重新开始追问“艺术本质”的征途。

四、从存在问题出发：海德格尔追问艺术本质方式的启示与局限

在那篇著名系列演讲稿的“附录”中，海德格尔总结道：“整篇《艺术作品的本源》，有意识——尽管未曾明言一地行动在追问存在之本质的道路上。惟从存在问题出发，对于艺术是什么的沉思才得到了完整而坚实的确定。”

什么是海德格尔所说的“从存在问题出发”追问艺术的本质呢?稍稍熟悉海氏思想的人都知道，从《存在与时间》开始，海德格尔的“存在”就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基础存在”，即“人的存在”，他称之为“此在(Dassein)”，与“真理(Wahrheit)”问题紧密相关；二是“存在(Seim)”，后期海德格尔认为它与“本成(Ergnis)”和“语言(Sprache)”问题紧密相关。因此，据我看来，所谓“从存在问题出发”追问艺术的本质便是：从借助“真理”之中介而发生的“艺术与人类的历史性此在之间的内在关联”。和从借助“本成”及“语言”之中介而发生的“艺术与存在的意义之间的内在关联”入手，开始对“艺术本质”的追问。明确地说，就是要从沉思我们的历史性此在、民族的历史性此在乃至人类的历史性此在的角度，从沉思存在的意义的角度来追问艺术的本质。

海德格尔为什么要“从存在问题出发”来追问艺术的本质呢?最直接的客观原因是为了应对黑格尔来势汹汹的“艺术终结论”。这一点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以下简称《本源》)“后记”中有明确昭示。黑格尔以前所未有的强大的逻辑思辨力量向每一个关心艺术未来前途的人提出了一个异常严峻的问题：“绝对理念”按其本性必将从自身出发历经异化并最终返回自身。因此，作为其“感性显现”而居于其低级阶段的艺术必将消亡，而为处在更高阶段的哲学和宗教所取代。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迫使对伟大诗歌和伟大艺术怀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狂热喜爱的海德格尔不得不通过追问“艺术的本质”来作出一个决断：“艺术能否是一个本源从而必然是一种优先，或者艺术是否只能必须保持为一种附庸，从而只能作为一种流行的文化现象而伴生”。至于其主观原因，海德格尔自白道：“我们如此追问，旨在能够更本真地追问：艺术是否在我们的历史性此在中是一个本源，是否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它能够是而且必须是一个本源。”

显然，在海德格尔看来，“艺术的本质”问题既不是—个关于名叫“艺术”的存在者的本质的形而上学问题，也不是一个关于“艺术是什么”的知识论形态的美学或艺术哲学问题，而是一个有关人的历史性此在和存在的意义的生存一存在论问题。唯当艺术不单是人类摹仿或象征现实世界或者表现内心情思的工具，而是我们的历史性此在必须赖以筑居、存在的意义赖以澄明的先行的本质之源这一点得到了有力证明之际，艺术“必须存在的根据”才得以彰显，才不至于被视为一种“伴生”的、可有可无的“附庸”。至此。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艺术是什么”的问题并非诗学、美学和艺术哲学首先应当追问的基本问题；为什么与“艺术是什么”比较起来，“艺术是否以及在何种意义上必须存在”具有逻辑优先性，更为重要和根本：假如艺术果真只能作为一种流行的“文化现象”或者“精神现象”的“附庸”而“伴生”，从而缺少“必须存在”的内在“根据”的话，那么追问“艺术是什么”的问题便了无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必须存在的根据”乃是决定“艺术是什么”的本质之源。然而遗憾的是，此前的西方美学虽然不乏对艺术本质的追问，但却长期遗忘且从未追问过艺术的本质之源。

通过《本源》一文那“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似的层层推进且环环紧扣的追问，再结合其“后记”、“附录”所做的补充说明及别处一些论述，海德格尔确实雄辩地证明了：艺术是“此在”和“存在”的双重本源。

艺术是我们的、民族的、人类的历史性此在的一个本源。海德格尔从追问艺术作品的本源的角度对此加以了证明。艺术作品的基本特征是“建立一个世界并制造大地”；在作品之被创作存在中，“世界”与“大地”间的“原始争执”得以“设置入作品”，而被这种“争执”所争得的作为“无蔽”的“真理”遂得以生成和发生、赋形和保存。因此，艺术乃是真理之创建、发生和进人存在的突出方式。由于有真理的生成和发生、存在者的敞开与澄明，艺术能让我们“摆脱惯常性”，“挪移”进“存在者之由它自身开启出来的敞开域”，“改变我们与世界和大地的关系”。并“把我们移出寻常与平庸”，从而成为我们的历史性此在的一个本源；艺术还能“为历史建基”，从而成为“一个民族的历史性此在的本源”；又由于与真理、与人类存在之间的本质关联，艺术又是人类“本真存在”的本源。总之，“艺术”对于“历史性此在”而言仍然是“决定性的真理的一种根本的和必然的发生方式”，它“能够是”而且也“必须是”我们“依本源而居”、创建民族的崭新历史、争得人类“本真存在”的一个“优先”的“本源”。艺术也是“存在”的本源。海德格尔至少从以下三个角度加以了论述：“存在的意义”需要“开显”。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业已证明，“此在”是唯一的“能存在者”，也是唯一能对“存在的意义”发问的“探询者”、“领会者”和“见证者”。因此，此在是“存在的意义”得以开显的唯一“窗口”。既然艺术是“此在”的本源，当然便是“存在”的本源，此其一；其二，在《本源》一文的“附录”中，海德格尔又说。“艺术属于本成(Ereignis)，而惟源于本成‘存在的意义’(见《存在与时间》)才能得到确定”。既然艺术属于“本成”而“本成”又是“存在意义”的源泉，艺术自然也是存在的本源；其三，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海德格尔论证了“语言是存在之家”这一著名命题；在《语言的本质》和《词语》两文中，海德格尔又集中阐述了“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这句名言。既然“存在”离不开语言的“道说”，而艺术尤其是诗歌又是最具“源初道说”力量的“本真的语言”，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艺术也应当是“存在”的“本源”。

通过“从存在问题出发”所展开的匠心独运、别具一格的追问，海德格尔不仅在追问艺术的本质上开显出了许多崭新的境界，而且有力地证明了“DieKunstinihremWeseneinUrsprungIst(艺术在其本质中就是一个本源)”。更重要的是，海德格尔还借此巧妙而成功地超越了以往知识论形态的美学那种根深蒂固的对象性思维方式和现成性思维方式的藩篱，为我们继续追问艺术的本质提供了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启示：

大家知道，由于受对象性思维方式的影响，19世纪以前的西方美学把艺术作品当作感知的对象，此后又视为体验的对象，并认为人感知或者体验艺术的方式就能说明“艺术的本质”。但事实上，感知或体验的方式非但不能揭示艺术的本质，或许还是“艺术死于其中的因素”，因为对象性思维方式决定了它们都只能从“形相”、“形式”、“美”或者“静观”、“非功利”等这些外在的、表层的、短暂的因素中去寻找和说明所谓“艺术的特性”。不能挖到“艺术的存在之根”上去，从而致使自柏拉图以来的“艺术终结论”暗流愈演愈烈，到了黑格尔那里更是毫无抗辩地宣判了艺术的“死刑”。但海德格尔却另辟蹊径，选择了“从存在问题出发”，以“真理”为中介，分别从“艺术与人的历史性此在”和。艺术与存在的意义”两个“内在关联”人手追问艺术的本质，不仅成功地摆脱了传统西方美学对象性思维方式的束缚，而且睿智、深刻、雄辩地证明了艺术之所以必须而且能够作为一种不朽的价值永恒存在的本质之源。

此外，由于受现成性思维方式的左右，以追求艺术知识为指归的西方美学遗忘了艺术存在的运作义和艺术本质的生成性。从而将艺术视为一种现成的具有某种既定本质的存在者。以“艺术是什么”的提问方式开始对艺术本质的追问和以此问题为美学首先应当追问的基本问题的观念，以及诸多以“艺术是……”的样式表达的形而上学命题的出现等，都是这种现成性思维方式的必然结果和具体体现。但海德格尔却改弦更张，通过展示作为“无蔽”的“真理”如何在艺术作品的被创作存在中借“世界”与“大地”之间的“原始争执”而动态生成和发生来开显“艺术本质”如何生成和发生，从而成功地破除了传统西方美学现成性思维方式的迷妄；而且与惯常追求一劳永逸的“终极答案”不同，海德格尔多次申明他并没有也不打算为艺术的本质寻找到所谓的唯一正解，从而保证了艺术本质的开放性，将对艺术本质的追问视为一个永无止境的求索过程。

海德格尔的艺术之思和他追问艺术本质的方式远比此前的西方艺术哲学家们自然要高明。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海德格尔也有他自身的局限。据我的初步考虑，至少以下几点值得大家反思和讨论：

其一，正如海德格尔自己在《本源》开篇所展示的那样：追问艺术的本源，原本有“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三个理由同样充足的可能的人口，因为无论从逻辑上还是实际上来讲，这三者都互为本源。但众所周知，海德格尔最终选择了“艺术作品”这个人口而放弃了另外两个入口。至于为何要以及何以能作此选择与放弃，海德格尔并没有给出足够充分有力的论证或说明，因而是独断的。

其二，海德格尔显然过分依赖于被他赋予了特别内涵的“真理”概念，而正如他自己在《本源》、《存在与时间》、《演讲与论文集》等论著中所揭示的那样，“真理”设立自身或现身运作的方式是很多的：“建立国家”、“本质性的牺牲”、“思想者的追问”、“科学技术”等都是，换句话说，真理的设立和显现并非艺术(作品)才独具的特性。既然如此，又怎么能将追问“艺术本质”的一切指望都系于“真理”一身呢?

艺术真理范文篇8

1艺术与科学的共通之处

艺术与科学之间有共同性所以可以沟通。共通之处成为二者沟通的前提。艺术与科学最终的目的都是造福于人类的，普希金说过“科学家和作家的队伍，不论其性质如何，总是处于教育冲锋和文化进军的前列。”由此可见，在人类文明的前进过程中，艺术家和科学家都起着重要作用。当然，每个艺术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都是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去完成使命的，但是他们的劳动成果是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共同努力中实现的，结果使人民的生活得到极大改善。科学家和艺术家不仅最终目标是一致的，而且他们掌握客观世界的方法，创作过程本身以及反映世界的手段都是非常接近的。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说：“艺术用创新的手法去唤醒每个人的意识或潜意识中深藏着已存在的情感。情感越珍贵，反映越普遍，艺术越优秀。科学对自然界的现象进行新的、准确的抽象。科学家抽象的叙述越简单、推测的结论越准确，应用越广泛，科学创造就越深刻，科学与艺术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它们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是不可分割的。”通过这些前人的论述可以看出艺术和科学之间的关系是十分紧密的。而这种紧密决定了二者之间是可以进行沟通的。

艺术和科学都是追求真，善，美的。通常情况下，人们尽力在创造的事物中表现自己的思想本质和高度智慧，艺术和科学均是人类创造的，所以其中肯定包含了人类的高度智慧，而真善美就是其中的一项。爱因斯坦说“我虽然不能证明科学真理必须被看作是一种其正确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真理，但我毫不动摇地确信这一点。无论如何，只要有离开人而独立存在的实在，那也就有同这个实在有关系的真理；而对前者的否定，同样就要引起对后者的否定。”毕加索说“我们都知道艺术不是真理。艺术是一种让我们明白真理的谎言，至少是能让我们了解真理的谎言。艺术家必须知道让别人相信他谎言中的真实性的手法。如果他在作品中只显示出他找到的并一再寻找的掩饰谎言的方法，他就永远成不了任何事情。”爱因斯坦是伟大的物理学家，毕加索是伟大的艺术家，他们分别指出了科学和艺术所追求的真理。科学追求真理并不难理解，但是对于艺术追求真理有些人会提出疑问，但是经过历史的洗涤艺术确实也是追求真理的，席勒认为艺术不仅是一种把现代病态社会转变为理想境界的手段，而且是一种能够让我们回想起幸福童年时光的东西，它开启真理的道路。

艺术家和科学家都是崇尚美追求美的，钱德拉塞卡写道“人们如何按照文学或艺术批评的方式把科学理论当作艺术作品来评价。广义相对论的情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意这是一个美的理论。”由此可见他把广义相对论看作是一种艺术作品，而且把它看作是一件美的艺术作品。数学家G·H·哈代说“数学家的模式，就像画家和诗人的模式一样，必须是优美的；这些思想，就像色彩或字句一样，必须以和谐的方式统一起来。优美性是第一道检验标准：这个世界没有为丑陋数学准备长久的地盘。”这些都有力的证明了科学理论的美和艺术作品的美都是具有一种必然性的美。拉斐尔的《圣家族》这件艺术作品，画面上的每个人的位置都恰到好处，都是不能更改的，一旦更改了就不在美了。同样的道理，在某种程度上，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也是如此。只要人们认识和掌握了爱因斯坦运用的一般物理学原理就会明白，爱因斯坦只能导出这样一个引力理论，而不能导出另一个根本不同的引力结论。

2艺术和科学沟通关系的应用

正是因为艺术和科学之间有共通性，所以二者是可以进行沟通的，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固然重要，而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对其进行应用，进而造福人类社会。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压力越来越大，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也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情感生活。有很多人在心理上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疾病，而在这个时候，有识之士引入了艺术治疗。笔者认为艺术治疗就是应用了艺术和科学之间的关系，把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让二者进行很好的沟通，并且把这种沟通运用到实践中以让人们走出困境。艺术治疗在欧美发达国家已经有了很完备的体系，而在我国却刚刚起步。艺术治疗需要有艺术学、心理学、医学等多方面的知识才能够开展，在艺术治疗中，以科学手段为基础，艺术手段为依托开展治疗，这样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同时不至于走向唯心主义。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科技的不断进步，学科与学科之间已突破了原有的界定，各门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与渗透成为了一种必然趋势。艺术治疗是一个庞大的系统，而出现这么一个学科并不是偶然的，自古以来人们就时刻关注着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正是因为二者的这种沟通关系，才出现了那么多交叉学科，而往往这些交叉学科更容易取得智慧的成果。

艺术真理范文篇9

与画家马琦的交流使我再一次认识到，所有的词语都是平等的，所有的言说之间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当一个词语，当一种言说从虚无之中为我们召回，或者说，更清晰地呈现了真理，那么，这样的一个词语，这样的一种言说，因真理在这一刻的揭示，而获得了那高贵的磁性。

泉子：性别就像我们的故乡与时代之于我们的，它既作为一种馈赠，又是一种宿命；它既为我们提供了眺望世界的一个支点，同时，又构成了一种限制。作为一个女画家，你怎样看待你的性别角色？

马琦：我对性别没有分别心，因为在艺术领域，只有好画家和不那么好的画家的分别，没有男画家和女画家的分别。通常我也不喜欢用女画家来定位自己，不喜欢当下经常有的什么女画家联展之类。（从来就没有以男画家来定位的画展，不是吗？）

性别，正如你所说，是一种宿命，我别无选择。它将我禁锢在她之中，然而我绘画中的思想（或者说视角）也从中产生。从不同性别出发的眺望世界的不同的支点，确实使得男女艺术家的作品有差别，这在电影，诗歌，小说，绘画中都可以轻易地看出。同样敏锐的男女艺术家，他们在作品中所呈现的敏感类型是不一样的。我最近非常感兴趣于一位女性艺术家，美国的基基?史密斯，她的作品大气，诡异，相当独特，然而一看就很女性。她有一件作品是用透明的玻璃做成许多硕大的水滴形（上端是尖的），杂乱地摆放在水泥地上，署名“泪”。玻璃水珠的投影有光带，在地上交错，似真似幻，令人心碎不止。艺术家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宿命地带有性别的烙印，就像其带有个人经历的印记一样自然。所以，对于我来说，作为一个女画家，就只是作为一个画家，要关注的只是一个画家需要解决的问题。

泉子：对现代艺术以及“现代性”的争议从来没有停止过，近来来，对“五四”的质疑的声音也越来越多，我的朋友，诗人柏桦说，“现代性是一个令人颤抖的词。”但我们又能回到哪里呢？重新回到唐，回到周，这又显然是不可能。那么，以怀疑为特征的现代艺术会成为一种终极的艺术形式吗？我们是否有重回一种新的“信”的认知体系的可能性？

马琦：现代艺术及“现代性”曾经是先锋和进步的代名词。它破坏、创造，义无反顾，确实“令人颤抖”。但是，在现代艺术蓬勃开展100年后，在世界范围内却开始了对现代文化的深刻反思和对现代主义的普遍怀疑。进入后现代以来，更是大大丧失了贯穿在现代艺术进程中的乐观主义精神。原先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价值观、对进步的信仰等，今天却变得很模糊。人的精神失落，艺术也是一派混沌状态。如果“怀疑”是现代艺术的主要特征，我想它会继续的，正如它会不断反过来怀疑自身。所以，我想今后的艺术一定也还是怀疑的艺术，永远怀疑下去，是不可能重回一种新的“信”的认知体系的。既然艺术早已经和生活融为一体，而人们始终不断地在质疑和反思文明、文化，那么艺术又从哪里能获得一种“确知”，一种“信”呢？

泉子：一种真正的怀疑一定是那最坚定的部分，他同样源于某种确信的力量。

如果从微观上去观察，艺术一直在离开，在反对，而当我们从宏观上去考量，艺术一直走在回去的路上，那是一条重返传统的路，并在返乡的旅程中，成为传统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获得一个恰倒好处的支点，我们将发现，艺术史呈现出的是一个螺旋式的曲线。它向上，或向下生长都是不重要了。向上的道路恰恰是向下的道路。

同时，在宏观上，所谓的后现代也依然是“现代性”的一个新的阶段，因为它们都以批判、破坏以及否定为特征，或者，它们共同作为另一次“信”的确立的准备阶段。我们当下艺术呈现出的“混沌状态”，只是我们这个信仰缺失的时代结出的一个果实。而我对艺术将重归一种新的“信”的认知体系充满信心。只是我们“生不逢时”，我们处在一个过渡的时代，在一种“信”的体系坍塌，而一种新的“信”的体系得以重建的间隙。

马琦：你对艺术将重归一种新的“信”的认知体系充满信心，这点令我莫名感动。从学画以来，我们就相信艺术具有神圣的力量。以后年岁稍长，阅历渐丰，又觉应以西西弗斯的精神来坚持艺术的理想。但是，我不认为我们终究会回到一个“信”的时代，艺术会一直分崩离析下去，会一直追问“艺术是什么”，难以有聚拢的一天，而我认为这恰恰就是艺术的精神。西方过去的古典主义时期，艺术的“信”的认知体系是和宗教信仰的一统天下分不开的，将来的情形会不会如此呢？信仰缺失的人们真的能期盼一个可以投身的宗教，哪怕是艺术的宗教？

泉子：我是在近年才渐渐理解歌德提出的诗歌“使世界重回一个整体”的命题。世界从来是那同一个，就像一棵树的根，而只有枝叶才会如此的不同。世界在我们眼中的破碎与分崩离析仅仅是因为我们的眼睛被那纷繁的枝叶所蒙蔽了。但诗人与画家都是那被赋予特殊的使命的人，并为更多的人群带回更多事物深处的消息。我更愿意这样来理解与描述宗教，宗教是一种使世界重归一个整体的力，而科学与艺术同样是这样的一种力。信仰缺失的人们当然不能、也无法期盼一个可以投身的宗教，“哪怕是艺术的宗教”。这也是我以为以梵高们为代表的现代艺术是一种相对的艺术，或者说是一种失败的艺术。但这并非是梵高们的失败与局限，而是一个时代的局限与失败。不，我并不是在否定梵高们的价值，他们同样在积攒，并通往那同一种力。

马琦：不错，宗教是一种使世界重归一个整体的力，但是我认为艺术恰恰相反。如你所言“从微观上去观察，艺术一直在离开”，我认为艺术本质上一直在离开。如果宗教是正面地向上地去接近真理，那么艺术是以不断背叛的方式，反面地向下地在接近真理。一个最简单的看法：宗教是超越现实生活和超越个人的，而艺术是反映现实生活和展现个人的。宗教是一个宏观境界，而艺术是一个微观世界。宗教排斥相异性，而艺术崇拜相异性。诗人与画家，由于他们个个感觉殊异，才“带回更多事物深处的消息”。（精彩的句子！）从浪漫精神，我愿意相信那都是被赋予了特殊使命的人，可是从理性上我更觉得那是些自愿选择了某种生活方式的普通人，他们创造经营着一个属于自己的微观世界，一份属于自己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