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翻译范文10篇

外语翻译范文篇1

[关键词]翻译教学问题对策

1、引言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学外语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跨文化交际,而跨文化交际离不开翻译,因此学生的翻译能力在外语教学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重视。而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我国当前外语翻译教育教学现状很不容乐观。本文对我国当前外语翻译教育教学面临的问题做了一些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2、当前外语翻译教育教学面临的问题

2.1.受心理因素的影响,对“小处”认识不够很多外语专业翻译方向的学生和其他学习外语的高年级学生在翻译时常常有这样的体会:文章中的大词(生词、难词)和大句子(长句子、难句子)只要注意运用翻译策略和技巧,译文通常都会很精当。而文章中的许多常见的“小词”和“小句子”却往往会成为翻译的难点,这并非是因为他们看不懂或理解不了这些“小”的词和句子,而是因为虽然总觉得心中有数,下笔时却不知该从何说起。

C.H.Judd的“经验泛化说”认为,学习活动之间的共同成分促成了学习先期习得的经验(知识)向后期学习活动的迁移。Harlow的“学习定势说”认为受学习意图或学习心向的影响,学习在方法上会形成定势。因此,受先前(知识)经验和学习定势的影响,学习者在学习时容易出现忽视先前已习得的知识,并在其再现时对其进行习惯性处理的现象。这就造成了很多学生对“已认识的词、句”认识不够。

很多学生认为认识单词和句式就是指会单词的拼写,句子的结构,知道单词和句式的个别的,常见的意思。而实际上,对于翻译文章来说,这种认识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有时可能是无济于事的。因为特定的文章及背景赋予了文中的每一个单词和句子特定的意义,这就使得我们原本认识的单词和句式有了特定的理解方式和翻译方法。单词和句式在文章中的这种“特化”的过程,经常会使得它们的意思发生迁移。因此,如果我们在翻译文章时不明就里,试图生搬硬套已知的部分知识、信息,势必会弄巧成拙。

2.2.教师的片面强调和误导

翻译教学应该在翻译理论的指导下进行,但究竟该选取那些翻译理论来指导学生的翻译实践,却要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和学校的培养目标来拟定。翻译理论可以指导翻译实践,可以在宏观上决定译文的思路,增强我们的应变能力,但不能狭隘地理解为是指导学生具体怎么译词、译句。然而外语教师在课堂上处理文章翻译时,往往存在这样的问题:

1)片面注重和强调对“大词”、“大句子”的理解和翻译。而教师眼中的“大词”又通常限于翻译材料的关键词和学生不太认识的词(尤其是结构复杂词);至于“大句子”,则通常被教师用来指代那些词汇多、结构复杂的句子。学生通过反复地训练,翻译大词、大句子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在小词(如关联词)、小句子翻译方面却很生疏。当学生自己在进行翻译实训时,也常常会因为这些小词、小句子而大伤脑筋。于是,就会不时地犯这样的毛病:汉语译成外语时,译文是一种汉语式的外语;外语译成汉语时,却是一种外语式的汉语。

2)忽视对学生进行综合素质、双语修养的培养。合格的译者必须具备很高的综合素质以及良好的语言功底,必须具备驾驭两种语言行为的一系列能力。有些初学翻译的人常说:“原文我懂,但不知道该如何翻译。”这就反映出一个现实的问题:目的语的水平亟待提高!长期以来,在我们的翻译教学过程中,常常根据某教材的具体内容,通过译例来阐述翻译理论,解说某一技巧,然后根据该理论或技巧来进行有针对性的练习。虽然这样有助于学习者在入门阶段掌握翻译理论和技巧,却不利于培养他们的创造性和应变能力。而在实际的翻译工作中遇到的文章和文体五花八门、各式各样,内容也不象教材中那样单一,所以有的学习者就叹息所学无用,在翻译过程中依然我行我素,随机应变,译文的质量不高,很难胜任翻译工作。还有一些学习者甚至认为翻译就是文字本身的事,因而只讲求在单一语境中的文字对等层面的翻译,跟在原文后面,囿于原文的文法特点,在源语和目的语之间对材料所进行的简单直译(即所谓的“文字对等”),使译文不符合目的语的文法习惯。而这种直译往往会造成对语源材料在深层意义,甚至是文化层面的曲解。

2.3.当前我国翻译的环

境的影响

我国的翻译专业技术人员现已达到6万名之众,另有数十万人以不同形式从事翻译工作。中国虽是“翻译大国”,却远称不上“翻译强国”。因翻译界繁荣的表面下,高端翻译面临一将难求的窘境,粗制滥造、质量低劣的翻译作品泛滥。而在翻译质量下降背后,是翻译界和出版界对经济利益的狂热追求,这不仅严重损害了翻译界的形象和声誉,还将对我国翻译事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威胁。

这样的翻译环境对我国的翻译教育事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翻译教育开始功利化,只注重书本知识的传授,忙于自己的业余翻译,而在教书的过程中翻译理论和实践脱节,具体表现在翻译理论严重滞后,实践过于老套,跟不上社会的发展。其次,学习翻译者心浮气躁,现在许多大学里只把翻译当做学外文的一种附属,好像学了外文,拿本字典就能当翻译了。第三,在市场上的五花八门的各级各类教辅资料和文学译本,其中虽不乏物超所值的宝典,但也有为数不少粗制滥造的劣质产品。严重影响外语学习者的学习进程。最后,与文学翻译质量低下的问题相比,日常生活中的翻译差错现象更加严重。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常务副会长林戊荪指出,在中国,无论是旅游指南,还是产品介绍,无论是名胜古迹的说明,还是街头巷尾的标牌,外文翻译差错已到了“俯拾皆是”的程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干扰着我们的课堂教学。

3、对策

季羡林先生认为,目前国内翻译队伍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培养翻译专业队伍重视不够,二是翻译的专业训练还嫌薄弱。因此要改变我们目前的翻译教育现状,培养出有发展潜力的翻译人才,就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要尽快建立翻译人才和机构的准入、评估等相关管理办法,促进翻译职业化,对译著的出版单位有一个资格上的认证,另外翻译出版的流程也应当加以规范使翻译服务企业和客户能够对翻译作品进行“有根有据”的判断,做到优胜劣汰。在这个前提下,尽快制定相应的翻译人才培养总体纲要,用来指导我国的翻译教育教学。

其次,对于翻译学习者来说,要端正态度,真正学会翻译并从事有价值的翻译实践工作,而不是粗制滥造地胡译甚至干脆直接抄袭优秀的译本来获取不义之财。

第三,外语教师应站在“文化交流”的高度,秉承“以学生为本”,服务学生的理性心态从事翻译教育教学工作。一要向学生灌输翻译的文化观,引导学生形成积极、理性的学习动机,让他们明白翻译者绝不是,也不能为翻译而翻译,而是要把优秀的科学技术及先进的文化成果高质量地互译,是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外文化、科学技术的交流。要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强化对大词、大句子翻译策略和技巧训练的同时,注重培养学生严谨,细致的翻译态度,保证翻译工作的严肃性和高水准。让他们时刻谨记:翻译之中,大处须用心,小处亦不可随意。尤为重要的是要注重强化学生对源文相关背景,文化知识、信息的重视和理解,促进学生形成新的积极的学习定势:养成在特定的语境中有针对性地理解和处理文字的习惯。

4、结语

我们目前的翻译市场繁荣异常,但是浮华中有危机。翻译教育教学现状受其影响也不容乐观。但只要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从翻译教育教学一线出发,本着培养高端翻译人才的目标,勤于实践、大胆创新、善于总结,取得满意的教学效果就指日可待,合理规范、健康有序的翻译市场也定会逐步形成。

参考文献

[1]高雷.论高校翻译教学中的三种关系[J].疯狂英语(教师版),2007(4):20-23.

[2]李伯黍,燕国材.教育心理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219-221.

[3]李景瑞.听季羡林谈翻译[Z].中国翻译,2005(2):30-31.

外语翻译范文篇2

[关键词]大学外语;翻译;学习策略

众所周知，外语学习者在自身条件、学习环境、所付出的努力等大体相同的情况下，其学习效果却有天壤之别。学习策略是影响学习效果的一项重要因素，可以说，对学习策略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解释学生的个体差异，而且对外语的教与学及其理论建构均有巨大的影响。

翻译学习策略是指学生对翻译学习所采取的总体思路和具体方法，既包括直接作用于翻译学习的特殊思路,也包括间接支持翻译学习的一般思路和方法。毫无疑问，在翻译学习过程中，无论是优秀的学生还是其他的学生都有意识或下意识地选择和使用了若干学习策略。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优秀的学生往往选择使用了一些与其他学生不同的学习策略，是什么因素制约着学生对翻译学习策略的选择和使用呢?影响学生翻译学习策略的选择和使用的因素有以下六个方面:①学习者的目标语水平;②学习者的文化背景;③学习者的个人特征;④目标语学习环境;⑤学习策略观念;⑥目标语学习时间。这些因素互相依存、互相关联，共同构成影响策略运用的因素，从而影响学习者的学习成绩。因此，教师应从这些因素着手，增强学生在这些方面的认知意识。每个学生都具有不同的优势和弱点，他们只有扬长避短，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策略，才能弥补自身的某些不足，获得翻译学习的成功。

为了了解学生对翻译学习策略的使用情况，2006年10月笔者在本校2004级和2005级学生中进行了问卷调查，发放150份问卷，回收136份问卷，有效问卷是127份。通过调查得出以下结论:①学生在翻译中对翻译学习策略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所采用的翻译学习策略比较少;②在学生所用的策略中绝大多数是以语言学为基础的，他们较少了解并使用以认知心理学为基础的翻译学习策略。为了更好得发挥翻译学习策略的效能，笔者结合大学外语翻译教学的实际情况总结归纳了几种既适合学生学习特点，又有利于提高翻译水平的翻译学习策略。

1图式策略

人一生下来就在同外部世界的交往过程中开始认识周围的人、物体、各种事件和各种情景，在大脑中形成不同的模式。这样的认知模式是围绕不同的事物和情景形成的有序的知识系统。人们把这种知识系统称为图式，它是人的头脑中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的组织形式，是人们赖以认识和理解周围事物的基础[1]。图式实际上是一些知识的片断，它以相对独立的形式保存在人的大脑记忆中，对言语的理解其实就是激活大脑中相应的知识片断的过程。如果面对的新信息在我们大脑中没有现存的相类似的图式，就会对理解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将“图式”引入翻译学习策略研究，使译者能成功激活脑海中与文本相关的图式以求得对原文的正确理解。

翻译时，文本内容可以激活译者头脑中相关的图式，这有助于译者预测文本下一步可能出现的情景。翻译时如缺乏背景知识或不能恰当地运用背景知识，既不能成功地激活图式，理解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译者在对原文的理解过程中应成功激活脑海中与文本相关的图式，以求得对原文的正确理解。教师可以给学生提供一些需要激活图式才能正确理解的语言材料，然后根据这些材料进行翻译。应用图式策略时，有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翻译中常常出现图式应用错误的情况，尤其是文字表达比较含蓄的时候;二是学生所拥有的认知图式并不一定都是对事物的正确反映，或者都已经完善。因此，教学中，教师既要帮助学生记忆语言形式及其功能，又要帮助他们调动相关图式，正确运用技巧弥补在字面上没有表达的意义，还要帮助他们修正或充实对事物的认知图式。

2推理策略

推理是从已知的或假设的事实中引出结论，它可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思维活动出现，经常参与许多其他的认知活动[2]。推理是文本结构的内在特征，不是译者凭借想象所作出的随意行为，翻译时有些文本需借助推理才能达到正确理解。翻译时人们在看到文本的内容后，往往会根据已有的知识经验做出一系列推理，这些推理为译者提供了额外的信息，把文本中的所有内容都联系起来，使人能充分理解每一个句子。

翻译时采用推理策略可以增加信息，把握事物之间的联系，促进言语的理解。教师要有意识地给学生介绍一些常用的推理技巧，如从文本的整体结构进行推理，从作者的暗示及上下文线索进行推理;根据逻辑指示词进行推理;利用文本中的解释和定义对某些词句进行推理，上述这些推理理解技巧一定要和正确地识别语言结构内容紧密结合起来，否则这种推理就成了脱离文本的主观猜测。

3猜词策略

学生的概念能力在翻译中起重要作用。所谓概念能力是指在理解原文过程中如何对语言文字的零星信息升华为概念的能力，是原文材料的感知输入转化为最佳理解的全部过程。一个学生在词汇贫乏时，词句、段落形不成概念和对关键词在原文中的含义不甚理解的情况下，得不到文字信息的反馈，就会陷入对内容的胡乱猜测，所以要指导学生使用猜词策略。

翻译中的猜词策略主要有以下几种:①根据词的构成猜测生词词义，这是比较常用的一种方法，它要求学生掌握一定的构词法知识，特别是词根、前缀、后缀的意义;②根据意义上的联系猜测词义，句子的词语或上下文之间在意义上常常有一定的联系，根据这种联系可以猜测词义;③通过换用词语推测生词词义，在文本中常会出现使用不同的词语表达同一种意思，难易词语交换使用的现象，据此可猜测生词词义;④利用信号词，在上下文中起着纽带作用的词语叫信号词，注意这些词语对猜测生词词义有时能起很大作用;⑤结合实例猜测生词词义，有时，在下文中给出的例子对上文中提到的事物加以解释，可以结合例子中常用词猜测所要证明的事物中的生词词义，反之，也可以猜测例子中的生词含义。

4语境策略

语境就是指语言文字一经使用后所处的言语环境，它既指言语的宏观环境，也指言语的微观环境[3]。微观语境是词的涵义搭配和语义组合，它使意义定位在特定的义项上;宏观语境是话题、场合、对象等，它使意义固定化、确切化。在翻译中，既要考虑微观语境，又要考虑宏观语境，两者相互结合才能确定话语意思。语境的实质是认知的，是人的记忆中的百科知识与反映在短期记忆中的具体的交际情景和说话人的言语刺激合作用的产物[4]。翻译中译者除了利用自己的语言知识获取句子本身的意义之外，还必须根据原文语境中提供的各种信息进行思辨、推理，找出原作者隐于明说之后的意图，以形成自己对原作意义的认知心理图示，进而确定相应的译文形式，准确表达原义。

语境在翻译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翻译中的理解和表达都是在具体的语境中进行的，语义的确定、选词造句、篇章结构以及语体形式均离不开语境。因此，语境构成了正确翻译的基础。教师在指导学生翻译实践时，不但理解原文必须紧扣语境，反复琢磨，译语表达也必须密切联系语境，准确达意传神。

上面列举的几种翻译学习策略有的适用于整个翻译过程，有的适用于翻译过程的某一阶段，这几种翻译学习策略是互相联系的，可以彼此促进和补充，学生在实际翻译的过程中，可以交替应用几种策略，在教学中，老师也要指导学生根据具体情况灵活使用。

[参考文献]

[1]刘明东.图式在翻译过程中的应用[J].外语教学，2002，(6):55-58.

[2]王甦，汪安圣.认知心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308.

外语翻译范文篇3

[关键词]大学外语;翻译;学习策略

众所周知,外语学习者在自身条件、学习环境、所付出的努力等大体相同的情况下,其学习效果却有天壤之别。学习策略是影响学习效果的一项重要因素,可以说,对学习策略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解释学生的个体差异,而且对外语的教与学及其理论建构均有巨大的影响。

翻译学习策略是指学生对翻译学习所采取的总体思路和具体方法,既包括直接作用于翻译学习的特殊思路,也包括间接支持翻译学习的一般思路和方法。毫无疑问,在翻译学习过程中,无论是优秀的学生还是其他的学生都有意识或下意识地选择和使用了若干学习策略。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优秀的学生往往选择使用了一些与其他学生不同的学习策略,是什么因素制约着学生对翻译学习策略的选择和使用呢?影响学生翻译学习策略的选择和使用的因素有以下六个方面:①学习者的目标语水平;②学习者的文化背景;③学习者的个人特征;④目标语学习环境;⑤学习策略观念;⑥目标语学习时间。这些因素互相依存、互相关联,共同构成影响策略运用的因素,从而影响学习者的学习成绩。因此,教师应从这些因素着手,增强学生在这些方面的认知意识。每个学生都具有不同的优势和弱点,他们只有扬长避短,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策略,才能弥补自身的某些不足,获得翻译学习的成功。

为了了解学生对翻译学习策略的使用情况,2006年10月笔者在本校2004级和2005级学生中进行了问卷调查,发放150份问卷,回收136份问卷,有效问卷是127份。通过调查得出以下结论:①学生在翻译中对翻译学习策略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所采用的翻译学习策略比较少;②在学生所用的策略中绝大多数是以语言学为基础的,他们较少了解并使用以认知心理学为基础的翻译学习策略。为了更好得发挥翻译学习策略的效能,笔者结合大学外语翻译教学的实际情况总结归纳了几种既适合学生学习特点,又有利于提高翻译水平的翻译学习策略。

1图式策略

人一生下来就在同外部世界的交往过程中开始认识周围的人、物体、各种事件和各种情景,在大脑中形成不同的模式。这样的认知模式是围绕不同的事物和情景形成的有序的知识系统。人们把这种知识系统称为图式,它是人的头脑中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的组织形式,是人们赖以认识和理解周围事物的基础[1]。图式实际上是一些知识的片断,它以相对独立的形式保存在人的大脑记忆中,对言语的理解其实就是激活大脑中相应的知识片断的过程。如果面对的新信息在我们大脑中没有现存的相类似的图式,就会对理解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将“图式”引入翻译学习策略研究,使译者能成功激活脑海中与文本相关的图式以求得对原文的正确理解。

翻译时,文本内容可以激活译者头脑中相关的图式,这有助于译者预测文本下一步可能出现的情景。翻译时如缺乏背景知识或不能恰当地运用背景知识,既不能成功地激活图式,理解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译者在对原文的理解过程中应成功激活脑海中与文本相关的图式,以求得对原文的正确理解。教师可以给学生提供一些需要激活图式才能正确理解的语言材料,然后根据这些材料进行翻译。应用图式策略时,有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翻译中常常出现图式应用错误的情况,尤其是文字表达比较含蓄的时候;二是学生所拥有的认知图式并不一定都是对事物的正确反映,或者都已经完善。因此,教学中,教师既要帮助学生记忆语言形式及其功能,又要帮助他们调动相关图式,正确运用技巧弥补在字面上没有表达的意义,还要帮助他们修正或充实对事物的认知图式。

2推理策略

推理是从已知的或假设的事实中引出结论,它可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思维活动出现,经常参与许多其他的认知活动[2]。推理是文本结构的内在特征,不是译者凭借想象所作出的随意行为,翻译时有些文本需借助推理才能达到正确理解。翻译时人们在看到文本的内容后,往往会根据已有的知识经验做出一系列推理,这些推理为译者提供了额外的信息,把文本中的所有内容都联系起来,使人能充分理解每一个句子。

翻译时采用推理策略可以增加信息,把握事物之间的联系,促进言语的理解。教师要有意识地给学生介绍一些常用的推理技巧,如从文本的整体结构进行推理,从作者的暗示及上下文线索进行推理;根据逻辑指示词进行推理;利用文本中的解释和定义对某些词句进行推理,上述这些推理理解技巧一定要和正确地识别语言结构内容紧密结合起来,否则这种推理就成了脱离文本的主观猜测。

3猜词策略

学生的概念能力在翻译中起重要作用。所谓概念能力是指在理解原文过程中如何对语言文字的零星信息升华为概念的能力,是原文材料的感知输入转化为最佳理解的全部过程。一个学生在词汇贫乏时,词句、段落形不成概念和对关键词在原文中的含义不甚理解的情况下,得不到文字信息的反馈,就会陷入对内容的胡乱猜测,所以要指导学生使用猜词策略。

翻译中的猜词策略主要有以下几种:①根据词的构成猜测生词词义,这是比较常用的一种方法,它要求学生掌握一定的构词法知识,特别是词根、前缀、后缀的意义;②根据意义上的联系猜测词义,句子的词语或上下文之间在意义上常常有一定的联系,根据这种联系可以猜测词义;③通过换用词语推测生词词义,在文本中常会出现使用不同的词语表达同一种意思,难易词语交换使用的现象,据此可猜测生词词义;④利用信号词,在上下文中起着纽带作用的词语叫信号词,注意这些词语对猜测生词词义有时能起很大作用;⑤结合实例猜测生词词义,有时,在下文中给出的例子对上文中提到的事物加以解释,可以结合例子中常用词猜测所要证明的事物中的生词词义,反之,也可以猜测例子中的生词含义。

4语境策略

语境就是指语言文字一经使用后所处的言语环境,它既指言语的宏观环境,也指言语的微观环境[3]。微观语境是词的涵义搭配和语义组合,它使意义定位在特定的义项上;宏观语境是话题、场合、对象等,它使意义固定化、确切化。在翻译中,既要考虑微观语境,又要考虑宏观语境,两者相互结合才能确定话语意思。语境的实质是认知的,是人的记忆中的百科知识与反映在短期记忆中的具体的交际情景和说话人的言语刺激合作用的产物[4]。翻译中译者除了利用自己的语言知识获取句子本身的意义之外,还必须根据原文语境中提供的各种信息进行思辨、推理,找出原作者隐于明说之后的意图,以形成自己对原作意义的认知心理图示,进而确定相应的译文形式,准确表达原义。

语境在翻译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翻译中的理解和表达都是在具体的语境中进行的,语义的确定、选词造句、篇章结构以及语体形式均离不开语境。因此,语境构成了正确翻译的基础。教师在指导学生翻译实践时,不但理解原文必须紧扣语境,反复琢磨,译语表达也必须密切联系语境,准确达意传神。

上面列举的几种翻译学习策略有的适用于整个翻译过程,有的适用于翻译过程的某一阶段,这几种翻译学习策略是互相联系的,可以彼此促进和补充,学生在实际翻译的过程中,可以交替应用几种策略,在教学中,老师也要指导学生根据具体情况灵活使用。

[参考文献]

[1]刘明东.图式在翻译过程中的应用[J].外语教学,2002,(6):55-58.

[2]王甦,汪安圣.认知心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308.

外语翻译范文篇4

大凡自人类开始翻译活动，尤其是文字翻译活动以来，对翻译的研究便从未中断。每次随着翻译活动高潮的到来，翻译研究就趋向深入，翻译研究中的争论也就愈加激烈。这是不足为奇的。近来争论的焦点算是艺术观与科学观之争了。问题的核心是对科学观的意见不一。认定翻译是科学与不是科学的两派各执一端，但不免各有失偏颇。这其中除对“科学”的理解差异外，更主要的似乎还在于持科学主张内部的问题。现就有关的问题谈点我们的看法。

翻译是艺术吗？是艺术！仅就译者必须运用语言重新塑造原文中已塑造出的形象而言，

翻译就应当是艺术。这是无可非议的。但，翻译又不能仅仅是艺术，因为“在艺术世界中，无论是哪一种形态的艺术形象都是以社会生活为自己的生命源泉，都以生动的感性形式去反映生活的本质”’。译者的“生命”源泉仍在于原著之中。即便是文学翻译，译昔对原著的理解也不能只凭直感，任意发挥。这其中还要借助语言、逻辑去正确理解之。况且，翻译除了文学翻译外，还包括科技翻译，政论翻译等等。当然，这类翻译中也有创造，但我们还不至于可以荒唐到或是说这类翻译不是翻译，或是说大量这类的翻译都是艺术的地步吧！因此，无论是文学翻译，或是科技翻译，或其他种类的翻译总还是要讲点科学。关于这个问题，董秋斯先生在《论翻译理论的建设》一文中已有阐述。至于“翻译学”的提法国内早在本世纪十年代，或是更早些时候已有过，并非像有人所说的是“进口货”’。

此后，许多相关学科的发展，这其中尤其是语言学的发展，促使翻译研究沿着科学方向深入探索。近一二十年，广大译论工作者为建立翻译学大声疾呼、呐喊，作了不懈的努力，进行大规模、有益的探索。译界众多学者对建立翻译学寄以厚望，不少学者也为之付诸艰辛。此类专著、专论大量涌现，蔚为大观，但是，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常常为人们所误解。应该说，研究工作本身也存在一些不够完备之处，使这一仍处于孕育中的学科屡屡遭人非议。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什么是科学？有些人一提起“科学”二字就联想到物理、化学之类的自然科学，殊不知人间除了自然科学之外，还有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这三类科学研究的对象、方法及途经均不相同。把翻译学与物理、化学相提并论，不免拟于不伦。依此而否定翻译学是一门科学是不足为训的。

学科概念混淆，把翻译学视为一门自然科学加以理解、运作，在国内外皆有人在，致使一潭清水越搅越混了。

其实，科学是知识的体系，但不是所有的知识都能立即构成一个体系，一夜之间就使之变成一门科学。正如钱学森教授指出的，“知识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现代科学体系；还有一部分是不是叫做前科学，即进入科学体系以前的人类实践的经验。”“……不管科学还是前科学，只是整个客观世界的一个很小的部分，而且情况是在变化的。一部分前科学，将来条理化了，纳入到科学的体系里……”依我们之见，尽管人类的翻译活动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基本上是凭借他人或自身的经验进行翻译。现有阐述翻译方法的论著大多还只是这类实践经验的总结。因此，翻译还只是“前科学”。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断然否定它能向一门科学方向发展。世界在进步，学科在发展。客观的事物不能由某人说是就是科学，说不是就不是科学。不能在学术界搞武断，对刚刚才提出对建立翻译学的思考｀时就给予当头一棒，力图抑制她的问世。我们应该允许探索。提出“思考”就意味着是一种探索。所以有人提出翻译是一门正在探索中的科学5，这是较为恰如其分的。

既然是探索，就应该允许人们从多方面，多学科地进行。无端的否定未必即能奏效。即便在自然科学中，如哥白尼的“日心说”得到了伽利略的证实，成了冤案，却在几百年后才得以平反昭雪，何况人丈科学乎？但从另一方面说，我们也不能就因此把翻译学说得玄而又玄，似乎说得越玄乎就越高深。译学研究毕竟是源于实践，而后又回到实践来指导翻译实践的一门学问。译学研究不能脱离实践，这己成了译论工作者的共识。当前有些研究似乎已陷入了纯学院式的研究，说三道四、连篇累犊，却于翻译实践无补。拉上几十门学科，标上无数术语，并不表明一个学科之成熟，只会导致许多概念含混不清。这种“理论”显得极其庞杂，但未必有实用价值。又如对翻译单位的研究，按西方翻译理论的说法，划分为音位层、词素层、词层、词组层、句子层及话语层。就连提出这一理论的作者本人

都感到“翻译的基本难点之一，就是如何能在每个具体情况下，从语言学等级体系中找到相应的层次作为翻译单位。”。连这一“理论”的提出者都感到为难，那这类学院式的研究究竟对我国的翻译实践有多大指导意义，就很值得怀疑了。尤其是对于像汉语这样象形文字与西方语言对译中就更难发现其实用价值。继而再进一步探讨什么“必要和足够层次的翻译”或是“偏低、偏高层次的翻译”，势必就成了一纸空谈。

提到建立翻译学，就必定要设计语言学的问题。应该承认，语言学的发展给翻译学的发展开拓出新的思路。一方面，译者从语言学的角度，通过两种语言的话语对比，对语言中的现象及其实质有了更广泛、更深刻的了解，从而能在翻译中更自觉地掌握某些语言对比规律；另一方面，许多译论研究人员从语言学角度来研究翻译，运用语言学中的术语、概念来阐述翻译实践中出现的语言现象，总结出某些系统的经验，取得了一定成就。这一切都应归功于语言学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现在坚持翻译是艺术的学者基本上也还没脱离翻译研究应用语言学理论所归纳出的翻译实践中某些系统经验，就正说明这一点。但是，正如众所公认的，翻译是艺术。艺术创作本无定规。同一个原著的句子在正确理解的前提下，你可以这么译，他又可以那么译。甚至同一译者在不同时期也都有不同译法，均无可指责，全凭译者在上下语境中去“创造”。这是一；其二，正如语言学派代表人物一再申明的那样，他们“首先感兴趣的正是研究翻译过程的语言学方面”，“纯粹是就语言学的意义而言”’。很明显，他们研究的是语言，并不注重研究原著作者及译者的主体意识。他们只能对现成的译例在语言上作静态对比，只能考虑其表面现象。因此，就翻译研究而言，他们的研究必有偏失，或显得异常肤浅；其三，现代的语言学理论基本上是以西方语言为研究对象，对汉语的语言几乎未加触及。正如陈望道所指出的：“一般语言学的理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能，或者说很少能充分地、正确地概括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历史极其悠久、既丰富又发达的汉语事实和规律”8。汉语语言的起源、语言的总体结构以及语言的运用等诸方面与西方语言截然不同。仅以西方语言模式为基础建立起的语言学套在汉外对译中几乎是行不通的。何况，翻译所涉及到的不仅仅是语言问题。为此，语言学对于翻译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妄图在这样的语言学基础上去创立翻译学，“不仅限于找出翻译过程中客观存在的规律，而且要为翻译工作者提供某些规范或｀规定’”’，那只能是一场迷梦！

这里还有一个如何对待西方翻译理论的问题。应该承认，我们对国外的译论知之太少。远的不说，仅就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引进的国外译论的论著寥寥可数。我们殷切地希望这一状况今后能有所改善，以扩大我们研究的视野，增长我们的见识。但从另一方面说，我们在世界译坛面前不必妄自菲薄。要说我国的翻译事业在人才培养及学科建设上比西方国家落后，这是事实。但是，要说我国当代翻译理论研究、认识上比西方最起码要迟二十年工｀，我们对此不敢苟同。就文化总体而言，各国文化不是依照同一路线发展，不可能按一个普遍的、等同的阶段进行。世界各国人民生活的文化背景不同，面对的是不同的客观世界，由此提出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一，所具有的经验也不尽相同。因此，就不可能有个普遍的、客观的价值标准来评判任一传统文化的优劣高下，更不能用某种文化价值观念来评判另一文化标准。很明显，我们同样不能拿某个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翻译理论作为另一文化背景下产生翻译理论的标准。这中间不可能划分时间顺序的先后，而只能是互补、借鉴和相互渗透。

其实，国外的译论也是处于探索之中，也未必已成定论，甚至某些堤法未见合理。翻译学对于我们来说是一门正处于探索中的科学，对西方人何曾不也是如此？基于这祥的认识，我们就不至于会把国外的译论奉为至宝，视若·｀圣经，，，或为之惊讶不已。就以奈达为例，他早期认为翻译是科学，到了80年代又强调是一种艺术。这说明人对客观事物认识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应该允许有所改变。这里并不存在什么“正本清源”1“的问题。也不要因他人观点变了，我们就得跟着转。西方译界的论坛上曾提出过equivalence的问题。这一提法在西方也不是没有争议的。

equivalence在自然科学中译为“等值”是指“量值”或“效应”大小方面的“等”。在某些学科中也就只译为“类”，“代”而已。西方人把它应用到翻译中，传入我国后不知怎么地译为·“等值”。于是就有人便在“等值”上做文章。翻译从某种程度上说本是一项不可为而又不得不为之的活动。它涉及到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风俗习惯以及不同的思维方式等等一系列问题。在东西方之间这一差别尤为显著。为此，在翻译中就存在“不可译”的现象，这其中何曾有那么多的“等值”可言？况且，至今为止，在人文科学中尚无像自然科学中所具有的量化公式。因此，严格来说，翻译中是无“值”可“等”的。又如上文中所提到的“偏低层次的翻译”和“偏高层次的翻译”，只不过是“直译”与“意译”的换一种说法而已，无“先进”，“落后”之分。认识到世界各国都在对翻译学进行探讨，我们就无需对西方的翻译理论顶礼膜拜了。

外语翻译范文篇5

关键词：信守内容意旨；遵从译语习惯；切合语体语域

Abstract:Transmigration,anabstractwholeatlarge,istoogoodtobepracticalandsuchconcretesubwholesunder“goodtranslation”asfidelitytothesource-languagetextincontentandintention,grammaticalnormality,andlexicalappropriatenessaremoreworkableascardinalprinciplesoftranslation.

Keywords:fidelity;grammaticalnormality;lexicalappropriateness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具体说来，就是“换易言语使相解也”。①但是，如何用另一种语言文字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表达出来？“换易言语”之后是否能“相解”？“相解”的程度如何？这些问题归结起来无疑就是：翻译的标准是什么？翻译的方法应如何？

严复是中国近代第一位系统介绍西方学术的启蒙思想家，在介绍西学的同时提出了翻译的标准—“信、达、雅”，对中国现代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影响巨大，“相信只要中国还有翻译，总还会有人念‘三字经’！”②

虽然严复持论有故，但认真审视不难发现，“信、达、雅”实质上既不是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抽象标准，也不是具有切实指导性的具体标准，“从纯理论的角度讲，把信、达、雅并列起来作为翻译标准是具有逻辑缺陷的，因为这似乎意味着：原文不达，也可以故意使之‘达’；原文不雅，也可以故意使之‘雅’。那么，这样和‘信’字，岂不自相矛盾？”③

《论语·雍也》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意谓朴实的内容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的内容又未免虚浮。孔子提倡“文质彬彬”，反对浮华的辞藻，所以说“辞达而已矣”—言辞足以达意就可以了。《尔雅》序题下疏说：“尔，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论语·述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其中的“雅言”是指区别于各地方言的“诸夏的话”—标准语，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普通话”。但是，严复的“雅”指的不是“利俗文字”—大众的语言，而是“汉以前字法句法”。为了掩盖“达”的矛盾，严复在“畅达”（如“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和“表达”（如“题曰达旨，不云笔译”）之间周旋，取便发挥，借“辞达而已”求“信”—“为达即所以为信也”，借“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求“雅”—“信达之外，求其尔雅”。不难看出，严复的逻辑是：要“信”则必须“达”，要“达”则必须“雅”，换言之，“雅”是“达”的条件，“达”是“信”的条件，“为达”最终成了“求雅”的借口：“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利俗文字则求达难。”

与“并世译才”的林纾相比，严复所译的书总共不过八九种，而在其所译的这八九种书中，只有《群学肄言》、《原富》、《群己权界论》和《社会通诠》四种“略近直译，少可讥议”，④此前“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⑤此后“中间义忄旨，则承用原书；而所引喻设譬，则多用己意更易。盖吾之为书，取足喻人而已，谨合原文与否，所不论也”。⑥严复虽然提出“信、达、雅”，但他本人并未完全履行。

严复是在译介西学的时候提出“信、达、雅”的，因此“信、达、雅”作为翻译的标准完备与否，必须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来审视，不能简而单之地就事论事，从而忽视严复“辛苦辶多译之本心”。

严复“窃以谓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⑦于是，从“达”来看，洋务派和传教士翻译的书“不合师授次第”，“不合政学纲要”，有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目的，因而“非命脉之所在”。相比之下，“新西学”的命脉之所在则是“维新”，即运用进化论、天赋人权来反对天命论、君权神授论，用自然科学、机械唯物论来论证无神论，从而“开民智，强国基”。正是“于自强保种之事”，严复才“反复三致意焉”。从根本上说，严复的“辛苦辶多译之本心”是“取便发挥”，其所谓“达旨”是“旨”在“达”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的“民权平等之说”、“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学说和自然科学及其方法论。

从“雅“来看，严复以“雅言”来“达旨”是“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因为当时的白话远未成熟，饱读先秦诗书，受古文的熏陶而成积习，摇头晃脑地读起古书来连平仄也都留心的老夫子大抵不常接触“利俗文字”，对“利俗文字”的运用不像对古文的运用得心应手，但又要翻译，不得已就只能在“利俗文字”和“古文”之中择取后者了，不仅翻译的时候，甚至在日常写作中，大概也会觉得用“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更重要的是，作为复古的维新改良派，严复的翻译所针对的读者是操“雅言”的士大夫阶层，为了使他们能够看自己所译的书，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先用“雅言”来吸引他们，借“雅”以破启锢闭，从而使顽固保守的士大夫阶层乐于接受西方学理，正如严复在其《与梁任公论所译〈原富〉书》中所言：“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若徒为近俗之辞，以便市井乡僻之学，此于文界，乃所谓凌迟，非革命也。”一语道破天机！严复的“雅”诚可谓用心良苦：从表达形式入手，使士大夫们认为“足与周秦诸子相上下”而最终“倾倒”。当然，严复毕竟是带有复古思想的维新改良主义者，后来又沦为保守派，不懂得“利俗文字”是历史的必然，更不懂得“利俗大众”是历史的推动者。

单纯从翻译标准的角度审视，“若是全盘而真实地‘信’了，把原作的思想感情，意思之最微妙的地方，连它的文字的风格、神韵都传达了出来，则不但‘顺’没有问题，就是所谓‘雅’（如果原作是‘雅’的话）也没有问题。‘信’、‘达’（顺）、‘雅’三字，实在作到一个‘信’就都有了。”⑧从这个意义上说，严复的“信、达、雅”在逻辑上确实“先天不足”。

早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马建忠（1845-1900）就在其《拟设翻译书院议》中对翻译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善译”的标准：

夫译之为事难矣，译之将奈何？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粗深奥折之所由然。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

在这段文字中，马建忠不仅指出了“善译”的条件—自如驾驭“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的能力，而且指明了“善译”的过程—“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对原文能够达到“心悟神解”的程度，翻译起来就自然能够“振笔而书”，“译成之文”就自然能够成为“善译”了—“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

马建忠的“善译”，一言以蔽之，即是“信”—从内容意旨到风格效果无所不信，较诸严复的“信、达、雅”则更具高度抽象的概括力，使“直译”、“意译”和“信、达、雅”在“无毫发出入于其间……与观原文无异”中得到了统一。如果说“直译”是为了“信”而“意译”是为了“达”的话，那么，既然译者已经“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并达到了“心悟神解”的程度，“信”自然就不会成为问题；既然译者已经“考彼此文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又“审其音声之高下，析起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则“达”自然也不会成为问题。同时，以译者能够“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为前提，原文“雅”，“译成之文”则定然不会“俗”，反之，原文“俗”，“译成之文”也定然不会“雅”。

马建忠的“善译”无疑就是翻译的最高境界，无论是奈达的“等效”，还是傅雷的“神似”，抑或钱钟书的“化境”，均未跳出“善译”的圈子。然而，在实际翻译活动中如果采用“善译”—或者“等效”、“神似”、“化境”—作为标准去衡量译文，可以断言，没有任何译文能够“达标”，因为“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⑨。虽然高标准是为了严要求，但是既然“法乎其上”最终也只是“仅得其中”，那么与其取法“不可实现的理想”毋宁提出切实具体的要求作为翻译的基本原则：1）信守原文的内容意旨；2）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3）切合原文的语体语域。

有人偏重“精心的再创造”，视翻译为艺术；有人偏重“一定的客观规律”，视翻译为科学。但是，不管视为艺术，还是视为科学，翻译的根本任务即在于“传真”，译者不能充当“说谎的媒婆”，⑩否则就会怨偶无数。翻译无非是用新瓶子装旧酒，虽然瓶子—语言文字类型—换了，但是酒—内容风格效果—却不能变。

翻译必须“忠实”，这是共识。但是，“忠实”什么？“忠实”的应该是原文的内容意旨和风格效果，而不是原文的语言表达形态。如果斤斤于原文的语言表达形态，译文无疑就会“异彩纷呈”，因“隔阂”而不“合格”。译文的语言表达如果连“贯通”都做不到，读者还怎么去“融会”？结果又怎么可能“与观原文无异”？语言文字类型不同，语言表达习惯也就大不相同。

吴岩出其《从所谓“翻译体”说起》中针对操汉语的译者将外语译成汉语的情况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翻译体”的实质：一些译者“一条腿走路”，“未能辩证地对待两种语言文字”，译文“是外国化了的中文”，未能“忠实地融会贯通地把原作翻译和表达出来”。叶圣陶称自己“不通一种外国语，常常看些翻译东西”，在《谈谈翻译》一文中坦言“正因为不通外国语，我才要读译本呢”，揭示出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别人不懂外文，所以要请教你译；如果大家懂得，就不必劳驾了。”正是凭着“不通一种外国语”的“外行”眼光，叶圣陶才看到并指出了问题的实质。叶圣陶的核心思想是反对“死翻”。“死翻”，一言以蔽之，就是“用中国字写的外国话”。“各种语言的语言习惯都是相当稳定的”，“既然是两种语言，语法方面，修辞方面，选词造句方面，不同之处当然很多”，“同样一个意思，运用甲种语言该怎么样表达，运用乙种语言该怎么样表达”，不能“死翻”，即便“接受外来影响”，也“要以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为条件”。据叶圣陶想，“翻译家是精通两种语言的人，也就是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来表达的人”，反观之，“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来表达的人”才算是“精通两种语言的人”，“精通两种语言的人”才能成为“翻译家”。叶圣陶的意思是：“死翻”者自然成不了“翻译家”，之所以成不了“翻译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精通两种语言，不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表达，而不精通两种语言，不能运用两种语言来思维、表达，最终结果就只能是“死翻”—“用中国字写的外国话”。

吴岩以“内行”的眼光审视“外国化了的中文”，站在“辩证地对待两种语言文字”的思想认识高度来批语“翻译体”，指出：“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忠实地融会贯通地把原作翻译和表达出来”。叶圣陶以“外行”的眼光旁观“用中国字写的外国话”，立足于“精神两种语言”的基本条件来批评“死翻”，指出：“各种语言的语言习惯都是相当稳定的，咱们接受外来影响要以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为条件”。吴岩与叶圣陶二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观点却完全一致：“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并“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吴岩和叶圣陶所针对的是操汉语的译者将外语译成汉语的情况，主张译文要“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要“跟中国的语言习惯合得来”。若就“所译者”和“所以译者”而言，吴岩和叶圣陶的主张无非是：遵从译语的语言习惯！

外语翻译范文篇6

翻译标准问题是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也是一个哥德巴赫猜想式的问题。纵观中外翻译史，上下三千年，各家各派，纷纭拿斗，标准之名目，可谓繁矣，标准之论述，可谓广矣，然而能集百家之言，折衷其间，彻底、系统地解决这个问题者，还从未有过。近年来翻译理论界种种观点层见叠出，海内海外的中国学者都在酝酿创建中国式的翻译理论体系或云翻译学，这实在是-件大好事。然而翻译标准既然是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若不先行解决，则翻译学的建立就大成问题，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笔者将多年来对这个问题的探讨，简述如下，权作引玉之砖。

1．翻译标准难题何以久攻不克?

一言以蔽之：原因在于我们思维方法上的单向性或定向性。我们习惯于形式逻辑推理，习惯于认为一件事物不是A就是B，习惯于说：道路只有一条，答案只有一个，等等。对"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易·系辞》)的古训，人们常作片面理解，即只看重"一致""同归"处，对"百虑"’殊途"则斥为异端，所以一接触到实际问题，往往不知不觉地沿用了单向思维方式。无怪乎几千年来，不少译家总是挖空心思地要寻出一条绝对实用的翻译标准来，虽寻而不得，仍苦寻不止，因为他们认定必有这条标准在，只不过是现在研究得还不够深不够透，未发现它而已。可是如果用逆向思维方式或立体思维方式想一想，假如天下本来就没有这么一条标准，你寻得出来么?而被问者自然也可以反问：何以见得一定无这条标准呢?本文就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我们还是先从立体思维方式说起，

2．何谓立体思维方式?

我所谓的立体思维方式与一般人所说的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思维方式大体上一样，所不同者，是要强调思维的空间性并暗示思维主体者的作用。

在我看来，其他任何一种方式(包括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都有各自的优点，而往往又是这些优点在不同的场合成了最引人注目的缺点。就单向思维而言，其优点就在于其单向性。人类思维若不借助于这种单向性，就无法切实地把握这个世界：因为人的认识非得有一个最初的出发点不可，经由

这个点，构成认识线，再由线构成认识面。人类认识一直是囿于线性认识范围内，具有单向定义性、定势性特点，很少超越它；如能达到面的认识能力，就很不简单了(难怪我们经常呼吁要考虑全面，把考虑全面作为一种理想，正意味着我们很难进行全面地思考)。但即使我们达到了面的认识能力，也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真正理想的认识方法是立体的、多维的或全方位的认识方法。简单说来，我们在考察对象时，有动态法和静态法。

我们可以让考察对象固定，而认识主体环绕它进行任意考察(动态)，也可以让认识主体固定，而对象环绕主体接受考察(静态)；在某种场合，认识主体可以用意念进入被考察对象的核心向其作由里往外的立体性辐射考察，或相反，考察对象被置于认识主体的立体认识模中心，由认识主体对其进行由外到内的立体透视性考察。

当我们具体考察一个对象时，我们假定它是一个置于空间的静止原点，我们可以在它的周围空间的任何一个点来考察它，而由于其背景不同，在任何一点上的考察结果都会不同于任何别的一点上的考察结果。所以在考察者心中，这个原点所代表的可以是无穷个别的什么东西，而不只是一个。同理，假如我们把认识主体(我)看成一个置于空间的静止原点，又假设这个原点是可以同时向任何方向进行观察的眼睛的话，那么其观察结果和我们平时只从一个方向看出去(我们的视幅只局限在双眼前方)所得结果将是多么令人惊赫的不同，这宛如是一种全息式观照。换句话说，一个事物可以是Al可以是B，可以既是A又是B，还可以同时是c，d，e……等等，这全取决于我们所处的观察点。正是从这种思维方式出发，我们可以推论出--

3．具体翻译标准不可能只有一个

把一部译作放在观察点上(空间)，一百个读者会产生’百种印象，因为该译作的价值并不仅仅依该译作所谓的固定价值而定，而常常倒依欣赏者本身的文化素养、审美心理、及其他功利性目的等等而定。所以译作的价值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所以是相对的，是因为其价值的实现依赖于价值接收者(欣赏者)，而价值接收者的判断标准是因人而异的，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历代译家认识上的根本局限性在于他们老是下意识地追求唯一的、万能的、可以判断一切译作价值并指导翻译实践的终极性实用标准，须知这种标准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所以折腾了两、三千年，从来就没有结果。但是没有这种绝对标准不等于说没有任何标准。恰恰相反，我认为能够用以指导翻译实践并判断译作价值的具体标准不但有，而且不止一个，即是有若干个，我把这种情形称作--

4．翻译标准多元化

翻译标准多元化并不是翻译标准全元化(无数个标准)，也不是翻译标准虚无化，而是追求无限中的有限性。如果依立体思维方式来看，翻译标准在理论上似乎是无穷无尽的。无穷无尽的翻译标准将意味着没有标准。但是我们要记住，我们认识能力是有限的，提出立体思维方式只意味着我们应尽可能开拓我们的思维空间，提高我们的思维能力，并不是说我们能完全作做到这一点如果说我们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那么我们对翻译标准的认识当然也是有限的。换句话说，我们认识能力、认识范围的有限性实际上已经发地规定了我们在选择认识对象卜的有限性，所以根本不用杞人忧天似地担心有无穷个翻译标准暴风骤雨般落到我们面前，令人一筹莫展。恰恰相反，认识主体自会根据其需要来容纳相应的标准。历史已经证明是如此，也还会证明将如此。翻译标准多元化指的是多而有限，而不是多而无节，它意味着我们应该以一种宽容的态度承认若干个标准的共时性存在，并认识到它们是一个各自具有特定功能而又互相补充的标准系统。有人或许会问：翻译标准多了，会不会是无政府主义，会不会乱套呢?问这种话的人不明白(1)翻译标准的多元性是一个客观现实，并不是我们凭空抛出来强加在译者和读者头上的。古今中外的译者在翻译时，从来都没有按照一个统一的标准，古今中外的读者在阅读译作时，也从来没有按照一个统一的标准，而翻译业照样在发展壮大，且越来越进步。如果说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会乱套的话，那早就乱了几千年了，无需我们现在再去打乱它，更无需我们现在突然要强迫给它一个统一的标准；(2)翻译标准并非是某个翻译家随心所欲地规定出来的，而是译者、读者间长期以来的某种默契的结果，翻译家往往是发现了一些标准可以满足一定社会条件下的特殊要求，而不是纯粹主观地发明了这些标准，从而强加在读者身上。怕乱套的人是把自己想象成了救世主，以为自己个定出一条金科玉律，翻译业从此就发发乎危哉，寸步难行了；这种人忘掉了翻译业已存在了几千年，并无一条定规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一切问题；(3)假如翻译是一种艺术，则自然遵从艺术发展的规律，试问艺术上有一条永恒不变的法规或价值判断标准么?假如翻译是科学，则翻译自然应遵从科学发展的规律，试问科学上的原则或标准是我们随意地规定出来的么?所以提出翻译标准多元化这个概念，不过是总结了几千年有关翻译标准的理论，主张采取宽容的态度，承认翻译上存在着具体的并行不悖的多个标准这个客观现实而已。那么，翻译是否就真的没有任何统一性呢?从纯理论上说来，既然"一致百虑，同归而殊途"，就当然存在着一个"同归"、"一致"之处，这个处所就是原作。

5．翻译的绝对标准就是原作本身

从以上的推论，我们已经确定，翻译没有绝对实用的标准。但是，人类在本性上绝不甘心于这种状态，他一定会发挥思维主体者的能动作用，尽力设法就他所处的具体环境作出一个相对稳定的他认为最妥当的是--非判断，否则，他就会茫然无所归；因为要感受到世界的运动性，首先要把自己置于一个相对静止的位置上才行，人类的单向性思维就有这种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人类文化系统本身也会提供一个较为固定的认识坐标系统供人类使用，人类将因此比较方便地在这个坐标图上看到人自己逐步规定的、后来便习以为常的正极与负极。为了满足人们这种主观需要，同时也为了理论建构本身的需要

理论要获得展开，就需要一个逻辑出发点--我们可以把原作规定为翻译的绝对标准。但要注意，这和前面提到的绝对标准有本质的区别：前者是绝对意义上的绝对标准,后者只是相对意义上的绝对标准。一切译作总根于原作，这点大概不会有人反对，故把原作规定为绝对标准，可以满足一部分人渴求绝对标准的欲望，舍此之外，确实不可能找到’-个更有资格的绝对标准。但是，问题的关键却在于，在翻译上，这个绝对标准，是个永远达不到的标准，因为达到它，就意味着根本不翻译一个字。如果把这个根本达不到的标准作为翻译的价值尺度显然是不实用的。然而没有这一个标准也不行，因为其他标准实际上和它有内在联系。只是要记住，它的实际用途是极其有限的，等于虚设。正是在这一点上，古今中外的译家们提出的种种标准，往往和这个绝对标准一样暴露出其空洞性。以所谓"忠实标准"而论，这几乎是翻译界人士的口头禅，中国人这么说，外国人也这么说，似乎译作可以忠实于原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这种说法的空洞荒唐性与上述绝对标准一样。首先，"忠实"这个概念对许多提倡"忠实"标准的人来说是个模糊概念：译作究竟忠实于原作的哪些方面?是语音、语义、句法结构都忠实，还是仅指其中一项或二项?若非三项全忠实，则明明有背原作又如何算"忠实"?若明明不忠实，又偏要使用"忠实"这个概念作标准，岂不是打肿脸充胖子，既欺人又欺己?而三项全忠实，又是绝对办不到的，因为那样等于不译，原文照搬，忠实与否便失去了意义。而实际上，只要从事翻译的人都知道，岂但一篇文章不可能完全忠实，就是一段、一句，甚至一个词，要在各方面与原作相当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忠实"的提法不过是如捞井中之月，如摘镜中之花，根本就办不到的。提出这种概念的人心里明白，自己的概念并不是要求绝对忠实；听这些概念的人也不至于愚蠢到拘泥于字面上的含义，要求绝对的"忠实"，而是暗中打了折扣。也许有人会说，"忠实"之类的说法虽然不妥，但它通俗易懂，人们不知不觉中会作正确的理解，也就可以沿用下来，不必另铸新词了。鄙意不然。目前翻译界不少人都在呼吁建立翻译学，既要成一门"学"，则首要工作当须在澄清概念上下功夫。因为理论上的许多分歧，往往都是由于概念上内涵、外延界定不周而引起的。如"忠实"这种漂亮提法，既属荒谬，还何必眷恋它?假如找-个与实际情形相当的字眼来表示，人们一看就懂，无须绕着弯儿，打着折扣来理解它，岂不快哉?为此，我提出--

6．翻译的最高标准是最佳近似度

最佳近似度指译作模拟原作内容与形式的最理想的逼真程度。用"最佳近似度"来代替"忠实"、"等值"等说法，要客观--些。当然，译作要尽量近似于原作的说法也不是我的创见，不少学者(如朱光潜先生)都曾使用过它。不幸的是，他们都不曾把它作为最高标准提出来。朱光潜先生在《论翻译》(1944)一文中说："大部分文学作品虽可翻译，译文也只能得原文的近似。绝对的’信’只是一个理想，事实上很不容易做到。"米先生认为译文"只能得原文的近似"是非常正确的，但他认为绝对的"信"’事实上很不容易做到"却是我所不能同意的。我认为绝对的"信"不是"不容易做到"而是根本就做不到。绝对的"信"就是绝对标准，就是原作本身，是不可企及的，理由已如上述p7．标准系统：绝对标准--最高标准--具体标准前文已经说过，我所谓的多元化翻译标准是一个由若干标准组成的相辅相成的标准系统，它们各自具有其特定的功能i简要地说来，绝对标准的作用只对最高标准(最佳近似度)起作用。就是说，要判断最佳近似标准近似到何种程度，只有向原作(绝对标准)看齐才能知道。绝对标准虽然永远不可企及，但最高标准可以尽量靠近它，即译作尽可能近似原作。所以绝对标准实际上是标准的标准，即最高标准的标准，是翻译的上帝，然而最高标准(最佳近似度)是一个抽象概念。我们要知道一个译作是否具有最佳近似度(或理想近似度)，只用最佳近似度这个抽象概念当然不能解决问题。例如：甲、乙、丙、丁都译了同一本书，而四个人都可能会认为自己的译作最近似于原作，要怎样才能知道谁的译文更近似于原作呢?只好另立具体的标准，而具体标准当然不止一个。因为最佳近似度这个最高标准只是一群具体标准的抽象化，或者反过来说，最高标准这种抽象标准只有在外化为一系列具体标准后才有意义。那么，要有多少个具体标准才能使得抽象标准有效呢?从纯理论上来讲，具体标准是无穷无尽的，这样一来，岂不等于无标准了吗?不然。前文已说过，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不必去硬着头皮解决具有无限性的问题。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会自发地规定标准的有限性。对翻译上的具体标准也RJ一样处理。可以根据需要归纳出若干标准，却无需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一切具体标准都列出来，那样做，不必要，也不可能。要紧的是必须记住，一个标准肯定是不够的，非得有若干相辅相成的标准不可。但又不可让标准泛滥成灾，弄得实际上没有了标准：这就是翻译标准多元化的本质所在。

从以上分析来看，绝对标准(原作)是最高标准(最佳近似度)的标准，最高标准又是具体标准的标准。绝对标准是具体的，而最高标准是抽象的，因为它不是实体性的东西，是绝对标准的近似抽象化，也是具体标准的近似抽象化。如果一定要为翻译家们找出一个最高的通过最大努力可以企及的统一的标准，则最佳近似度即是。可是我们一定要记住，最佳近似度也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很难把握，没有什么实用意义。真正有实用价值的是一系列具体标准，我们所指的多元标准也就是指的这些具体标准。总起来说，翻译标准系统的层次是：绝对标准->最高理想标准->具体标准(分类标准)。明白了这个标准系统，以前理论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往往可以迎刃而解。

从标准系统的构成来看，它是一元标准与多元标准的辩证统一，而本文之所以用多元标题者，是为了在这个特定历史时期强调具体标准的重要性。很多年来，翻译家们为之聚讼不已的问题，总是纠缠于建立一个无所不包、能判断一切译作价值并指导翻译实践的标准，关键在于不知道还存在抽象标准与具体标准的差别，不知道谈论抽象标准其实并无多大意义，因为争论者心里都清楚：任我说得天花乱坠，译作反正得尽量象原作才成。而问题却在于，译作要像原作，用某种东西来衡量时却绝非一个标准可以衡量，而需要若干个标准才行，所以，我们不应再纠缠在抽象标准问题上，而应把精力放在如何发现一系列的具体标准亡，只有具体标准群建立起来了，抽象标准才有存在的意义，这也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离开了个性来谈共性，当然只能使理论玄而又玄，最后流为空谈。翻译标准系统的建立，其意义和重要性就在于此。

8．翻译标准系统中的可变主次标准问题

为了更简捷论述问题，我们现在设想在原作一一译作立体关系中，原作是一个小球，而在环绕着它的空间距离不等地散布着许多具体标准点，由这些点到小球的距离即近似度；每个标准点都在某种程度上(层次上)代表了译作或译作的某个方面。近似距离越大，则最佳近似度越小，表示译作偏距原作的程度越大，反之亦然。从原则上说来，各标准点在空间上是并行不悖的，并无主次之分。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由于人这个认识主体的审美趣味的变化和特定时代对翻译功能的特定要求等原因，一些标准将被强调，因而成为临时主标准，同时其他标准相形之下；降为次标准，但仍然发挥其特有的功能。主标准的存在时期是有限的，随着时代的推移，一些次标准升为主标准，而原来的主标准降为次标准。有时可能产生新的标准，并渐渐演变为主标准。原有的主标准降为次标准后，仍然存在着在某个适当的时候再次升为主标准的可能性。总之，主标准和次标准的价值、时间性和空间性都是相对的。

由于主标准依时间、空间及认识主体人的种种关系的不同而发生改变，故我们称之为可变主标准。可变主标准并不是总标准或最高标准。我们只承认在变动不居的具体条件下会有主标准存在，却不承认有一个永恒不变的贯彻始终的唯一的可以判断一切译作价值并具有实用性的总标准。本文的目的正是要粉碎人们上千年来的这种幻想。尽管任何具体标准都不可能代表所有的人的审美观和价值观，任何标准都会迟到支持和反对者，我们并不排斥相对中有绝对，无限中有有限这种观点。一般说来，主标准通常被我们看作能代表比较多的人的价值观。不但如此，这种标准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否则人们就无法使用它们了。但在整个翻译历史的长河中，各种标准的稳定性是相对的，而变异性却是绝对的。

9．多元翻译标准的互补性

只要真正明白了翻译标准的多元性，则它们之间的互补性也就不言自明了。一个翻译标准所具有的优点，正是别的翻译标准所具有的缺点。所以翻译标准的多元化本身就意味着翻译标准的互补性。各式各样的翻译标准代表了译作价值的各个方面，每个标准在各自发挥自己的功能的同时，其实就是在和所有的标准相辅相成，起着弥补其他标准缺陷的作用。它的存在是以别的标准的存在为依据的，反过来说，别的标准的存在之所以有意义，也在于存在着相关的各种标准。

10．多元互补翻译标准的实际意义

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当然不只是用来解决翻译方面的理论性问题，更重要的是可以用来解决翻译实践上的问题。

对于译者来说，翻译标准多元的思想使他们不至于固执一端，囿于成见，而能博采众家之长，从有意识地欣赏多样化的译风到有系统地实践多样化的翻译手法，全面发展自己的翻译才能。

对于读者来说，可以指导其培养自己的多样的审美情趣，陶冶一种兼容万物的情操，使自己具备一种多层次的译文欣赏能力，从而有助于自己根据不同的译风译作适当地吸收有效信息。

对于译作来说，我们要判断其价值，将不会只运用一种标准去衡量它从而否定其价值，而是会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用不同的标准去发现、估价其多重价值。这样，我们就可能

比较公平地对待译作，也能比较公平地对待译者，从而真正对原作和对读者负责。

翻译标准多元化的思想可以使整个翻译事业更加兴旺发达，更有系统，更周密，更具科学性。例如专职翻译编辑们在约译稿时，会根据不同的需要向译者提供具体的切实可行的翻译标准、而每条翻译标准都是以特定的翻译功能，读者层次等作为依据的。这样一来，译者就避免了盲目翻译的危险。(当然，如果译者愿意盲目翻译以获得某种快感，他也可以如愿，并依据不同的翻译标准判定自己的译作的价值。)

出版部门将会和专家们通力合作，专门研究种种特定的翻译标准，熟悉种种读者层、译者层，使其所出之书的销路有相对的稳定性。同时，由于了解了这种翻译标准本身产生、消亡的客观规律，出版社还可以人为地制定翻译标准，人为地形成新的读者层、译者层，这将是-种非常吸引人的想法。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真正了解自己的审美情趣和各种实际需要，还要能创造出更多的审美情趣和实际需要，从而丰富我们的生活。

翻译标准多元化的实际意义就在于此。

外语翻译范文篇7

【关键词】外语翻译教学

一、引言。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学外语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跨文化交际，而跨文化交际离不开翻译，因此学生的翻译能力在外语教学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重视。而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我国当前外语翻译教育教学现状很不容乐观。本文对我国当前外语翻译教育教学面临的问题做了一些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二、翻译教学现状及面临的问题。

据中国译协常务副会长林戊荪先生讲“目前我国外语系的毕业生要经过三到四年的工作实践与锻炼才能真正胜任翻译工作，少数优秀者也要一至二年方能适应工作。由此可以看出，专业人才训练的成本变相地转嫁给了用人单位。”

1.课程设置的不合理性。众所周知，绝大多数院校在外语专业的低年级阶段不设专门的翻译课，有一部分学校大三阶段开设翻译课，一般开设一学年。但有一些院校大三年级翻译课也是空白，只在大四年级开设专门的翻译课。一般每周两学时，就是这仅有的两学时，也不能保证一个学年的完整教学。大四学生需要停课实习，需要停课写论文，甚至还需要停课进行专业过级考试复习或缺课去找工作，当然还有毕业班的提前停课考试等等。这样一来，真正用于翻译教学的课时其实只有不到一个学期，也就是说不到40学时。在这样短的学时内要完成一门必修课的教学，教师要给学生描述翻译的基本概念，介绍中外翻译史及翻译理论，要让学生掌握基本的翻译技巧，还要让学生做各种文体和体裁大量的翻译练习，简直是天方夜谭。这就使教师难免顾此失彼，使学生在翻译课上收效甚微，不能对翻译课有一个系统的认识，不能理解翻译课对于其毕业后进入社会工作的重要性。

2.教师的片面强调和误导。翻译教学应该在翻译理论的指导下进行，但究竟该选取那些翻译理论来指导学生的翻译实践，却要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和学校的培养目标来拟定。翻译理论可以指导翻译实践，可以在宏观上决定译文的思路，增强我们的应变能力，但不能狭隘地理解为是指导学生具体怎么译词、译句。然而外语教师在课堂上处理文章翻译时，往往存在这样的问题：1）片面注重和强调对“大词”、“大句子”的理解和翻译。而教师眼中的“大词”又通常限于翻译材料的关键词和学生不太认识的词（尤其是结构复杂词）;至于“大句子”，则通常被教师用来指代那些词汇多、结构复杂的句子。学生通过反复地训练，翻译大词、大句子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在小词（如关联词）、小句子翻译方面却很生疏。于是，就会不时地犯这样的毛病：

汉语译成外语时，译文是一种汉语式的外语；外语译成汉语时，却是一种外语式的汉语。2）忽视对学生进行综合素质、双语修养的培养。合格的译者必须具备很高的综合素质以及良好的语言功底，必须具备驾驭两种语言行为的一系列能力。有些初学翻译的人常说：“原文我懂，但不知道该如何翻译。”这就反映出一个现实的问题：目的语的水平亟待提高！长期以来，在我们的翻译教学过程中，常常根据某教材的具体内容，通过译例来阐述翻译理论，解说某一技巧，然后根据该理论或技巧来进行有针对性的练习。虽然这样有助于学习者在入门阶段掌握翻译理论和技巧，却不利于培养他们的创造性和应变能力。而在实际的翻译工作中遇到的文章和文体各式各样，内容也不象教材中那样单一，所以有的学习者译文的质量不高，很难胜任翻译工作。

3.当前我国翻译的环境的影响。我国的翻译专业技术人员现已达到6万名之众，另有数十万人以不同形式从事翻译工作。中国虽是“翻译大国”，却远称不上“翻译强国”。因翻译界繁荣的表面下，高端翻译面临一将难求的窘境，粗制滥造、质量低劣的翻译作品泛滥。而在翻译质量下降背后，是翻译界和出版界对经济利益的狂热追求，这不仅严重损害了翻译界的形象和声誉，还将对我国翻译事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威胁。

三、对策。

1.合理化设置翻译课程。鉴于翻译课对学生就业的必要性，像大语种英语专业，学生一入学就可以开设翻译课，经过几年的训练，才能从理论到实践彻底掌握翻译技巧，达到熟练运用的程度。

2.翻译训练灵活多样。首先，翻译训练要经常性与系统性。英语教学不应只注重单词解释、篇章的简单翻译和单元后的练习。而应该经常性地对学生进行翻译专项训练。同时可以借助外语专业翻译训练的理论。其次，翻译训练兼顾趣味性。翻译训练不一定完全依赖书面材料。可以通过多种媒介，如电影、电视、录像、新闻等更为灵活多样，丰富多彩地展开。再次，翻译训练强调跨文化性。这主要是针对翻译训练的材料选择来说的。材料的选择要注重异国文化特征强的材料。

通过中外文化的对比，既进行了翻译的练习又进行了一次文化的交流。

反过来，对异国文化的深入了解又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原文，在理解的基础上用汉语表达原文之意。最后还应该注重对母语文化修养的培养。翻译训练要求教师加强跨文化交际、语言对比和翻译方面的训练，从宏观和微观上把握翻译训练的技术程序。这样才能避免传统翻译法的弊端，将这一教学路径放在培养国际双语交流人才培养的背景中加以改进，这样才能达到具体的教学目标。

3.要尽快建立翻译人才和机构的准入、评估等相关管理办法，促进翻译职业化，对译著的出版单位有一个资格上的认证，另外翻译出版的流程也应当加以规范使翻译服务企业和客户能够对翻译作品进行“有根有据”的判断，做到优胜劣汰。在这个前提下，尽快制定相应的翻译人才培养总体纲要，用来指导我国的翻译教学。

四、结语。

我们目前的翻译市场繁荣异常，但是浮华中有危机。翻译教育教学现状受其影响也不容乐观。但只要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从翻译教育教学一线出发，本着培养高端翻译人才的目标，勤于实践、大胆创新、善于总结，我国的翻译教学就会越来越乐观。

参考文献：

[1]蒋招凤。翻译课教学现状及多元化教学模式[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5（3）.

外语翻译范文篇8

[关键词]翻译教学问题对策

1、引言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学外语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跨文化交际，而跨文化交际离不开翻译，因此学生的翻译能力在外语教学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重视。而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我国当前外语翻译教育教学现状很不容乐观。本文对我国当前外语翻译教育教学面临的问题做了一些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2、当前外语翻译教育教学面临的问题

2.1.受心理因素的影响，对“小处”认识不够很多外语专业翻译方向的学生和其他学习外语的高年级学生在翻译时常常有这样的体会:文章中的大词(生词、难词)和大句子(长句子、难句子)只要注意运用翻译策略和技巧，译文通常都会很精当。而文章中的许多常见的“小词”和“小句子”却往往会成为翻译的难点，这并非是因为他们看不懂或理解不了这些“小”的词和句子，而是因为虽然总觉得心中有数，下笔时却不知该从何说起。

C.H.Judd的“经验泛化说”认为，学习活动之间的共同成分促成了学习先期习得的经验(知识)向后期学习活动的迁移。Harlow的“学习定势说”认为受学习意图或学习心向的影响，学习在方法上会形成定势。因此，受先前(知识)经验和学习定势的影响，学习者在学习时容易出现忽视先前已习得的知识，并在其再现时对其进行习惯性处理的现象。这就造成了很多学生对“已认识的词、句”认识不够。

很多学生认为认识单词和句式就是指会单词的拼写，句子的结构，知道单词和句式的个别的，常见的意思。而实际上，对于翻译文章来说，这种认识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有时可能是无济于事的。因为特定的文章及背景赋予了文中的每一个单词和句子特定的意义，这就使得我们原本认识的单词和句式有了特定的理解方式和翻译方法。单词和句式在文章中的这种“特化”的过程，经常会使得它们的意思发生迁移。因此，如果我们在翻译文章时不明就里，试图生搬硬套已知的部分知识、信息，势必会弄巧成拙。

2.2.教师的片面强调和误导

翻译教学应该在翻译理论的指导下进行，但究竟该选取那些翻译理论来指导学生的翻译实践，却要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和学校的培养目标来拟定。翻译理论可以指导翻译实践，可以在宏观上决定译文的思路，增强我们的应变能力，但不能狭隘地理解为是指导学生具体怎么译词、译句。然而外语教师在课堂上处理文章翻译时，往往存在这样的问题:

1)片面注重和强调对“大词”、“大句子”的理解和翻译。而教师眼中的“大词”又通常限于翻译材料的关键词和学生不太认识的词(尤其是结构复杂词);至于“大句子”，则通常被教师用来指代那些词汇多、结构复杂的句子。学生通过反复地训练，翻译大词、大句子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在小词(如关联词)、小句子翻译方面却很生疏。当学生自己在进行翻译实训时，也常常会因为这些小词、小句子而大伤脑筋。于是，就会不时地犯这样的毛病:汉语译成外语时，译文是一种汉语式的外语;外语译成汉语时，却是一种外语式的汉语。

2)忽视对学生进行综合素质、双语修养的培养。合格的译者必须具备很高的综合素质以及良好的语言功底，必须具备驾驭两种语言行为的一系列能力。有些初学翻译的人常说:“原文我懂，但不知道该如何翻译。”这就反映出一个现实的问题:目的语的水平亟待提高!长期以来，在我们的翻译教学过程中，常常根据某教材的具体内容，通过译例来阐述翻译理论，解说某一技巧，然后根据该理论或技巧来进行有针对性的练习。虽然这样有助于学习者在入门阶段掌握翻译理论和技巧，却不利于培养他们的创造性和应变能力。而在实际的翻译工作中遇到的文章和文体五花八门、各式各样，内容也不象教材中那样单一，所以有的学习者就叹息所学无用，在翻译过程中依然我行我素，随机应变，译文的质量不高，很难胜任翻译工作。还有一些学习者甚至认为翻译就是文字本身的事，因而只讲求在单一语境中的文字对等层面的翻译，跟在原文后面，囿于原文的文法特点，在源语和目的语之间对材料所进行的简单直译(即所谓的“文字对等”)，使译文不符合目的语的文法习惯。而这种直译往往会造成对语源材料在深层意义，甚至是文化层面的曲解。

2.3.当前我国翻译的环境的影响

我国的翻译专业技术人员现已达到6万名之众，另有数十万人以不同形式从事翻译工作。中国虽是“翻译大国”，却远称不上“翻译强国”。因翻译界繁荣的表面下，高端翻译面临一将难求的窘境，粗制滥造、质量低劣的翻译作品泛滥。而在翻译质量下降背后，是翻译界和出版界对经济利益的狂热追求，这不仅严重损害了翻译界的形象和声誉，还将对我国翻译事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威胁。

这样的翻译环境对我国的翻译教育事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翻译教育开始功利化，只注重书本知识的传授，忙于自己的业余翻译，而在教书的过程中翻译理论和实践脱节，具体表现在翻译理论严重滞后，实践过于老套，跟不上社会的发展。其次，学习翻译者心浮气躁，现在许多大学里只把翻译当做学外文的一种附属，好像学了外文，拿本字典就能当翻译了。第三，在市场上的五花八门的各级各类教辅资料和文学译本，其中虽不乏物超所值的宝典，但也有为数不少粗制滥造的劣质产品。严重影响外语学习者的学习进程。最后，与文学翻译质量低下的问题相比，日常生活中的翻译差错现象更加严重。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常务副会长林戊荪指出，在中国，无论是旅游指南，还是产品介绍，无论是名胜古迹的说明，还是街头巷尾的标牌，外文翻译差错已到了“俯拾皆是”的程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干扰着我们的课堂教学。

3、对策

季羡林先生认为，目前国内翻译队伍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培养翻译专业队伍重视不够，二是翻译的专业训练还嫌薄弱。因此要改变我们目前的翻译教育现状，培养出有发展潜力的翻译人才，就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要尽快建立翻译人才和机构的准入、评估等相关管理办法，促进翻译职业化，对译著的出版单位有一个资格上的认证，另外翻译出版的流程也应当加以规范使翻译服务企业和客户能够对翻译作品进行“有根有据”的判断，做到优胜劣汰。在这个前提下，尽快制定相应的翻译人才培养总体纲要，用来指导我国的翻译教育教学。

其次，对于翻译学习者来说，要端正态度，真正学会翻译并从事有价值的翻译实践工作，而不是粗制滥造地胡译甚至干脆直接抄袭优秀的译本来获取不义之财。

第三，外语教师应站在“文化交流”的高度，秉承“以学生为本”，服务学生的理性心态从事翻译教育教学工作。一要向学生灌输翻译的文化观，引导学生形成积极、理性的学习动机，让他们明白翻译者绝不是，也不能为翻译而翻译，而是要把优秀的科学技术及先进的文化成果高质量地互译，是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外文化、科学技术的交流。要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强化对大词、大句子翻译策略和技巧训练的同时，注重培养学生严谨，细致的翻译态度，保证翻译工作的严肃性和高水准。让他们时刻谨记:翻译之中，大处须用心，小处亦不可随意。尤为重要的是要注重强化学生对源文相关背景，文化知识、信息的重视和理解，促进学生形成新的积极的学习定势:养成在特定的语境中有针对性地理解和处理文字的习惯。

4、结语

我们目前的翻译市场繁荣异常，但是浮华中有危机。翻译教育教学现状受其影响也不容乐观。但只要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从翻译教育教学一线出发，本着培养高端翻译人才的目标，勤于实践、大胆创新、善于总结，取得满意的教学效果就指日可待，合理规范、健康有序的翻译市场也定会逐步形成。

参考文献

[1]高雷.论高校翻译教学中的三种关系[J].疯狂英语(教师版)，2007(4):20-23.

[2]李伯黍，燕国材.教育心理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219-221.

[3]李景瑞.听季羡林谈翻译[Z].中国翻译，2005(2):30-31.

外语翻译范文篇9

关键词：元功能，Halliday，发展历史，现状

MetafunctionsinSystemicFunctionalLinguistics

YangBingjunQinChaoxian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ZhongshanUniversity,510275)

Abstract:AsonekernelideaofSystemicFunctionalGrammarwhichhasgreatly

influencedlinguisticsinthelatetwentiethcentury,metafunctionhas

undergoneaprocessofdevelopmentandimprovement.Thispaperfirstly

reviewsmodernlinguists’contributionwhichlaidafoundationforthe

developmentofmetafunctionbeforeHalliday,andthenintroducesthedevelopmental

progressandthelatestrevisionsofHalliday’smetafunction,andfinally

givesabriefsummaryofsomesystemiclinguists’contributiontometafunction.

Keywords:metafunction,Halliday,historyofdevelopment,presentstate

1.引言

DirvinandFried（1987:x）称，二十世纪的语言学是以结构、系统和功能这三个基本概念的全面发展为特点的。而以系统和功能为基点的系统功能语法在二十世纪后半期对语言学界产生了巨大冲击，从目前的势头看，这种冲击还会延续下去。为能更好地理解系统功能语法，我们将对该理论的一大核心内容--元功能思想作一综述，以便对它作更深入的理解。首先我们将回顾Halliday之前的现代语言学者对元功能思想所作出的奠基性的贡献，然后着重介绍Halliday元功能思想的发展过程及最新修订情况，最后概述系统功能语言学界内部对元功能思想的发展与贡献。

2.Halliday之前的功能思想

从语言学史的角度看，功能的思想可以追溯到Protagoras和Plato为代表的语言学观，Protagoras和Plato为代表的以人类学为本的语言传统已经关心语义与修辞功能的关系；而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看，功能的思想最初是Malinowski以及布拉格学派的Mathesius等人明确提出的。

功能的思想在Malinowski与布拉格学派之前也散见于一些学者的论著中，比如Passy（1912），Jespersen（1922）（钱军1998）。1923年，Malinowski从人类学的角度明确区分了语言的三大功能：活动功能（Active）、叙述功能（Narrative）和巫术功能（Magical），他还提出了"意义即为语境中的功能"（meaning

asfunctionincontext）的思想。同年，Mathesius提出了二功能说，即语言的基本功能是交际功能（Communicative

function），表现为两种情况：单纯的交际，如传达信息；表示呼吁，如要求、命令。Mathesius（1975）后来仍然坚持这一观点。

从1934年起，心理学家Büler从心理学的角度区分了语言的四种功能：表达功能（Representational）、表情功能（Expressive）、意欲功能（Conative）和所指功能（Referential）。布拉格学派的Mukarovsky在Büler功能说的基础上补充了语言的另外一个功能：美学功能（Aesthetic），亦称诗歌功能（Poetic）。

受Büler思想的影响，布拉格学派在《论纲》（Thèses）中阐述了语言的两个基本功能：体现智能言语活动的社会功能及体现感情言语活动的表现功能。社会功能又分为两方面，一是交际功能，即说什么；一是诗歌功能，即怎么说。布拉格学派对功能的理解与哥本哈根学派不同。前者从目的论的角度来理解功能，功能就等于目的；后者从数学函数的角度来理解功能，功能就是严格的依赖关系（戚雨村

1997:70-4）。

1935年，Malinowski修订了他原来的提法，把语言的功能概括为两个，即实用功能（Pragmatic）与巫术功能（Magical），后来他又增补了另一功能--寒暄功能（Phatic）。

也是在1935年，语言学家Firth发展了Malinowski的思想，他指出意义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语音功能（phoneticfunction），词汇、词法及句法功能（lexical,

morphological,andsyntacticalfunction），一定语境下语言表达方式的功能（locution），以及语义范围（the

provinceofsemantics）（Firth1935/1957：33）。Firth（1957:21）还特别说明，他要做的是找出能够应用于描述特定语言的普遍语言理论，而不是去找应用于描述普遍语言的普遍理论。

1960年，布拉格学派的Jakobson在Büler的功能观的基础上将语言的功能扩展为六个：指称功能（Referential）、诗歌功能（Poetic）、表情功能（Emotive）、呼吁功能（Conative）、寒暄功能（Phatic）及元语功能（Metalingual）。他实际上是综合了Büler和Malinowski的功能观，但他提出的元语功能是创造性的。

Martinet（1962）认为，我们要区别语言的两种功能，一是语言在社会生活中所完成的功能，二是语言单位在完成交际过程中所承担的功能。第一种功能又包括交际功能、表达功能、思维推理功能、称谓功能及美学功能；第二种功能包括语言单位的作用及一定语境中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冯志伟

1987：131-2）。

受Mathesius与Büler的影响，学者们开始关注语言的内在问题，布拉格学派的Dane?（1964）、Firbas（1964）以及Vachek（1966）提出了"功能句子观"（Functional

sentenceperspective）、"话语的组织"（Organizationofutterance）和"句子的语义结构"（Semantic

structureofsentence）等（Gregory1987:95）。此外，GarvinandMathiot（1975:148-156）概括了标准语的四个功能：联合功能（Unifying）、区分功能（Separatist）、威信功能（Prestige）及参照功能（Frame-of-reference）。

笔者认为，Malinowski，Mathesius，Büler等学者都讨论语言的功能，但他们所说的功能是指人作为语言的外部观察者所能观察到的语言功能，实质上是对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用途的抽象概括。Firth接受了Malinowski的"意义即为语境中的功能"的思想，但他没有停留在语言的社会功用这个层面，他试图寻找能描述特定语言的普遍语言理论。Jakobson的"六功能说"不仅概括了语言的外部功能，他还提出了"元语功能"的概念。这些思想无疑为Halliday的元功能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Halliday元功能思想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Halliday在其早期的论文中，把及物性（Transitivity）、情态（Mood）与主位（Theme）看作"英语分句中的三种主要句法选择"（1967:199），并与认知、言语角色和信息呈现相关。Halliday（1968:207）认为，把英语系统网络分为较独立的三个组成成分为语言功能提供了句法基础。其间，他把功能组成成分称作"宏功能"（Macrofunction）。

Halliday（1969）认为，及物性包括了Vachek所归纳的"对事实的了解，语言外部现实的目标与内容"以及Dane?所说的"句子的语义结?quot;；情态、参与者间的关系（Participant

relation）以及言语角色（Speechrole）包括了Büler提出的"说话者态度"及"说话者影响听话者的意图"；主位则相当于Mathesius"功能句子分析"（functional

sentenceanalysis）中的分句部分，也相当于Dane?的"话语的组织"（Halliday1969:81）。

在1969年的文章中，Halliday把功能当作"语法的组成成分"（componentsofthegrammar），并认为语法共有四种组成成分，逻辑成分属于其中之一，逻辑选择就是说话者通过它表达"纯"（抽象）形式关系的选择，这些选择从经验角度看是过程，从语篇角度看是连接词（Halliday

1969:80-82）。大约该文发表后一年，"组成成分"被改称为"语言功能"（functionsoflanguage），包括概念功能（Ideational）、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及语篇功能（Textual）（Halliday

1970a）。该文中，Halliday认为逻辑成分的具体体现与其它成分不同，未化归"语言功能"（Halliday1970a）。也就是在1970年，Halliday讨论了功能与结构之间的关系（Halliday

1970b）。

Halliday（1973:9-13;1975a:19-21）进一步讨论了语言个体发生，通过对幼儿语言的研究，指出语言有七个微功能（Microfunction）：工具功能（Instrumental）、控制功能（Regulatory）、交互功能（Interactional）、个体功能（Personal）、启发功能（Heuristic）、想象功能（Imaginative）及描述功能（Representational）(参见胡壮麟等

1989)。随着幼儿的成长，工具功能和控制功能组成实用功能（Pragmatic），个体功能和启发功能组成理性功能（Mathetic）。随着幼儿的进一步成长，实用功能逐渐转化为成人语言的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理性功能发展成为成人语言的概念功能（Ideational），所有功能共同组成语篇功能（Textual）。

1970年至1977年间，Halliday的研究还涉及到了"潜势"（Potential）。他认为，个人能"做什么"是意义学（semiotics）*所关心的问题，能"意味着什么"是语义学（semantics）所关心的问题，能"说什么"是词汇语法所关心的问题，而个人的音"听起来是什么"则是音位学所关心的问题。Gregory指出，就象布拉格学派的学者那样，Halliday越来越肯定了"说话者为中心"，说话者既是生活经历的观察者、他人行为的介入者，也是语境中语篇的制造者（Gregory

1987:96）。这些思想分别与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联系了起来。在此期间，Halliday（1975b:26）还指出，语场（field）、语旨（mode）和语式（tenor）分别与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相关联。

Halliday（1978，1979）把语言当作一个意义系统（semioticsystem），是一个有两个或更多体现层的代码系统。他（1978:112-3）把功能组成成分改称"元功能"（Metafunction）。他还指出，语言有三层体现关系：由词汇语法体现的意义层、由语音体现的词汇语法层以及词汇语法层本身。在此，功能被当作"意义模式"（modes

ofmeaning）并属于意义层。Halliday修订了原来（1969）的观点，认为三个功能中概念功能包括了经验功能和逻辑功能。从语义而不是语言的角度看，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都属于"外在功能"（extrinsic），与语篇功能相对，语篇功能是使其它功能得以实现的功能；而从词汇语法层上看，逻辑功能与其它功能不同，因为它是单变量的（univariate），"可以单独、而且总是单独通过循环结构加以体现"（Halliday

1978:170）。

这样，Halliday通过一系列著述（1978，1979，1985，1994）给我们完整地展现了他的元功能思想。在此期间，元功能包括三个方面：概念功能、人际功能与语篇功能，概念功能又包括经验功能和逻辑功能，而且经验功能和逻辑功能在等级上低于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

近年来Halliday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元功能思想。Halliday（1996:1）说，自然科学是关于自然的语言，社会科学是关于社会的语言，语言学则是关于语言的语言。关于语言的语言就是元语言。那么怎么能够区分元语言和语言呢？换句话说，怎么能把现象与关于现象的理论研究区分开呢？他认为这是个不小的问题。他还指出（1996:

7-8），元功能的相互依赖对语言演化、语言与其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在概念动能中，语法把人类存在的物质条件转化为意义。去"认识"事物就是去把它转化为意义，我们所说的"理解"就是这种转化过程。交际目的是在人际交流中通过交际得以实现；同样，人际关系是在构建概念（经验）的过程中通过概念构建得以制定。这样，每一个"意义行为"都同时涉及对世界的讨论以及对世界中的人产生作用。

Halliday近年来在科技语言与语法隐喻方面做的研究也体现了他的元功能思想的进一步完善。Halliday（1998:185-235）指出，每一种语言的语法是人类经验的理论，这是反映功能（Reflective）；每一种自然语言的语法也是人际关系的制定，这是活动功能（Active）。这两个功能相互依赖，反过来由第三个功能，即推论功能（Discursive）实现。他进一步把语法的元功能框架用图概述如下：

(reflective)(active)(discursive)seenfrom’above’ideationallogical

experientialinterpersonaltextualseenfrom’below’iterativeconfigurational

(factivestructures)(segmental,prosodic,periodicstructures)

图1语法的元功能框架

图1表示，反映功能与逻辑功能和经验功能（合为概念功能）相对应，活动功能与人际功能相对应，推论功能与语篇功能相对应；而逻辑功能体现的是词汇语法层的迭代反复（iterative），具体表现为语句结构；经验功能、语篇功能和人际功能体现的是语句的配置（configurational）。该图表明，虽然Halliday还坚持用概念功能概括逻辑功能和经验功能，但他已经把逻辑功能、经验功能看作与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同级的元功能。

HallidayandMatthiessen最近著的一书（1999）的主题则是人类如何构建对世界的经验。经验的构建通常被当作是通过概念化的分类、图表、文字等艺术形式表现的知识来实现的。在此，Halliday

andMatthiessen把经验当作意义而非知识（notasknowingbutasmeaning），经验是构建于语言中的某种东西。换句话说，他们关心的是人类经验如何构建为一个语义系统。由于语言不仅在储存和交换经验中起重要作用，还在构建经验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语言就成为阐释经验的基础（the

interpretivebase）。他们认为，语言不仅构建人类经验（此时语法的功能是解释，将经验转化为意义），还构建社会秩序（此时语法的功能是制定，通过意义形成秩序）。语言的功能语境分为两大类，一方面，语言构成人的经验，在这点上，语言的功能是构建；另一方面，语言构成人类之间的关系，在这点上，语言的功能不是构建，而是实施，实现社会交往。而语法使这两种意义模式融为一体。这与Halliday早期的思想本质上是一致的。在早期的研究中，他认为语义的抉择，尤其是属于人们相互关系的诸如称呼、礼仪等（即人际功能）所标记的不仅是个人，而且是社会集团。他最近这些思想是他早期思想的进一步抽象与升华。元功能不仅可以用来解释语言本身，还可以用来描述人类对世界的经验，解释人类经验的构建。

4.系统功能语言学界对元功能思想的发展

回顾二十世纪，语言学确实是以结构、系统和功能这三个基本概念的全面发展为特点的。西方系统功能语法学者Fawcett，Matthiessen，Martin，Gregory，Butler，Lemke等和东方（如中国和日本）的系统功能语言学者对元功能思想的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限于篇幅，以下我们只对西方几位影响较大的学者的研究作一概述。

继Halliday后，系统功能语法学家中较早探讨元功能问题的是Fawcett。Fawcett（1973a，1973b）在元功能上与Halliday有两点不同：Fawcett所指的系统网络只限于语义学，他认为语言有六个元功能。这六个功能是：经验功能（Experiential）、逻辑功能（Logical）、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表情功能（Expressive，又称态度功能Attitudinal）、主位功能（Thematic）及信息功能（Informational）。Fawcett（1980）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观点，他把语言学当作"原则上是认知心理学的一个分支"（1980:4）。他划分功能的标准似乎是不同的意义类型，而不是"横组合"或"纵聚合"关系。这样，他提出了八种功能组成成分与三种附加组成成分。八种功能成分分别是经验功能（Experiential）、逻辑关系（Logical

relations）、否定性（Negativity）、交互功能（Interactional）、情感功能（Affective，指行为者的情绪）、意态（Modality）、主位功能（Thematic）、信息功能（Informational）。Gregory认为，这八种功能中前三种其实与Halliday的概念功能是一致的，最后两种与Halliday的人际功能一致，而其它三种与Halliday的语篇功能一致（Gregory

1987:99-100）。Fawcett所指的三种附加成分是：推论（Inferential）、元语言（Metalingual）及话语组织（Discourse

organizational）功能。Gregory认为，Fawcett的这种做法缺乏概括性，因而他不可能象Halliday一样宣称所有的句子都可以用所有元功能加以解释；Gregory还认为，Fawcett的观点既有系统语法的一面，又有乔氏语法的一面，理论定位较为模糊（theoretical

ambiguity）（Gregory1987:99）

我们认为，MatthiessenandNesbitt（1996）对元功能思想的探讨对Halliday（1998）元功能观的修订有一定影响。Matthiessen

andNesbitt（1996:39-84）把四个功能放在一个平面来考察，并没有将经验功能与逻辑功能当作等级上低于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的功能。他们认为，对于所给定的体现范畴，如名词格，它既可以在一个元功能内起作用，也可以与其它功能结合而发生作用。梳理清不同的元功能视角，我们就可以探讨它们之间相互协调的程度有多大。这样元功能在语言系统中可以梳理为下图所示的情况：

instantionstratificationrankpotentialsemanticsAXISmetafunctionsystem

clauseinterpers.textualgrammarlexisdelicacyexper.wordstructure

logical？instantial’caserankingsystem’

图2元功能及语言系统

图2表示，语言系统可以分为六个轴，在级阶（rank）轴上有小句与词等单位，在精密度（delicacy）轴上有语法和词汇等单位，在系统轴上有系统和结构等单位，而在元功能轴上则有人际功能、语篇功能、经验功能和逻辑功能。这几个轴有机地形成了语言这个"轮子"及其运转。

Gregory也是较早研究语言功能的。Gregory（1967），GregoryandCarroll（1978）利用situation和context这两个概念来描述元功能思想。他所指的situation是"对语篇外特征的研究"，context指"语篇特征的相关性"（Gregory

1967:178），由此便有"意义范畴"（situationalcategory）与"语义范畴"（contextualcategory）这两个概念。Gregory认为区分意义范畴与语义范畴是有必要的，因为这能够解释"功能语旨"（functional

tenor）和"个人语旨"（personaltenor）都是"语旨"。无论是功能语旨还是个人语旨，它们都是意义关系（semioticrelationship）的语义反映（semantic

reflection）（Gregory1967:182-3）。后来，Gregory进一步指出，依照个人语旨与功能语旨的不同，元功能分为四种：经验功能、语篇功能、人际功能以及多功能功能（Multifunctional）。人际功能与个人语旨相对应，多功能功能与功能语旨相对应。在词汇语法层上，经验功能的典型体现是"及物性"（Transitivity），语篇功能的典型体现是"主位/信息"（Theme/Information），人际功能的典型体现是"情态/意态"（Mood/Modality），而多功能功能的典型体现则是多种多样的（Gregory

1987:101-2）。后来，Gregory（1988:315）认为语言可能有以下元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语篇功能以及礼貌功能（Polite

function）。

Martin（1980/81:1）指出，把系统置入某一种元功能组成成分没有充分必要的横组合或纵聚合关系方面的理由。他把元功能解释为"对英语分句系统中纵聚合组合的经验判断"，并且认为它是共时的，限于特定的级（分句），并在词汇语法层中封闭的系统内进行。他认为，元功能的概念是通过类推扩展到意义类型、语法级和词汇语法层，且一旦扩展后就不能用理想化语法加以检验。Martin（1987:26）后来指出，层次语法学家（stratificationalist）没有严格区分等级（Rank）与元功能等概念，因此在构建解释模式时分三个以上的层次，他们并没有在描述中区分纵聚合关系和横组合关系。最近，Martin指出，语言学家通常更关注在某一真理体系中强化某一视角的"正确性"，而把与该视角相对的不同观点当作"错误的"观点；语言间的多样性被广为认同，而元语言间的多样性则未得到应有的关注（Martin

1996:323）。

受Leech（1983）的影响，Butler（1996）对元功能作了一番新的解释，其核心是基于纵聚合选择的系统语义学。与Leech的模式相比，Butler更强调环境因素的作用。Butler（1996:172）指出，Leech的语用学模式无法解释以下问题：某些情况下，表达礼貌的形式对上下文而言显得过于礼貌而被当作讥讽。他认为，系统功能语言学可以对此作出解释，但只有将来的研究提供对语场、语旨、语式和语境范畴的足够界定之后才能实现。说话者有一定的交际目的要通过语言来实现，这些交际目的的实现一部分是来自语境和先前话语的结构。为了实现这些目的，说话者必须从语言的语义源中给话语选择合适的命题内容，并选择合适?quot;语义力"（semantic

force）。因此，他认为人际功能在等级上应高于概念功能和表现功能（Representational）（Butler1996:172-3）。

Lemke对元功能思想也有一些不同的见解。Lemke认为，分句或句子不仅仅是通过它在语篇中的选择来体现意义，还通过它在更大的语篇组织中的位置以及它与其它语篇间的篇际关系（intertextual

relation）来体现意义（Lemke1995a）。后来Lemke进一步指出，它们不仅仅是通过选择来体现意义，还通过选择的展开及对先前语篇中的选择的进一步发展来体现意义。这些意义是"概念-主位意义"（Ideational-thematic）、"组织-语篇意义"（Organizational-textual）和"人际-态度意义"（Interpersonal-attitudinal）（Lemke

1995b）。通过对多媒体语篇的研究，Lemke（1998:91-4）指出，我们表达意义时总是同时建构对事物的表征（presentation），并指向这种表征或其它事物，以此创建一个有关要素的有组织的结构。多媒体语篇中，每一个意义形式中每一种功能所形成的意义都能调节其它意义形式中的各种意义，因而使意义成倍增加。这使得我们能表达原来没有表达过的意义，能表达被认为没有意义的意义。每一个表达意义的行动构成意义"呈现功能"（Presentational），它解释意义参与者与过程之间的关系，这在语言中叫表述功能（Representational）或命题功能（Propositional），在视图语言中叫表述功能或图表功能（Figural）。每一个意义行动也构成了一个"导向功能"（Orientational），它不仅表达了语言使用者对接受者的导向，也表达了两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这在语言中叫语用/交互功能（Pragmatic/Interactional）。每一个意义行动还表达了一个组织功能（Organizational），它在语篇空间及交流空间给整体或整体中的部分作出限定。可见，在Lemke看来，语言的三个元功能是：呈现功能、导向功能及组织功能。

5.结语

由于有Firth等众多学者的研究作为基础，Halliday的研究起点没有停留在语言在社会生活中所体现的外部功能，而是着重关注语言的内在问题，并充分考虑社会因素，由此提出了元功能思想。从1967年到1994年，Halliday一直在完善这个思想，其他系统功能语法学者都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比如：Fawcett的"八功能说"，Matthiessen

&Nesbitt的功能级定位，Gregory从社会学角度出发提出的多功能功能及礼貌功能，Martin的元语言间多样性思想，Butler的人际功能高于其他功能的观点等。尤其是Lemke的一些思想对元功能思想的发展有极大促进，他指出，分句或句子不仅通过选择来体现意义，还通过选择的展开及对先前语篇中的选择的进一步发展来体现意义。通过对多媒体语篇的研究，他认为每一种功能所形成的意义间的相互调节使意义成倍增加，使得我们能表达原来没有表达过的意义，能表达被认为没有意义的意义。受这些思想的影响，以1996年的一篇论文为代表，Halliday的元功能观发生了一些变化，可以说是对他的研究的一个升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i）逻辑功能和经验功能与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同级，概念功能在等级上高于其他所有功能。（ii）元功能间的相互依赖对语言演化、语言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至关重要。（iii）从语法高度概括语言的三个功能，它们分别是反映功能、活动功能和推论功能。（iv）语言构建人类经验，也构建社会秩序，而这个过程可以通过元功能加以描述。可见，在广大系统功能语言学者的努力下，系统功能语法充分地研究了语言的内部特征和外在因素。而Halliday新近的这些思想则从更高的高度论述了语言及语言的功能，更加深入地结合了语言的内部特征和外在因素。总的思想是，元功能不仅可以描述语言，还可以描述人类经验的构建，描述社会秩序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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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翻译范文篇10

[关键词]翻译课；顺向教学；逆向教学；模式创新。

翻译课是外语专业开设的一门主要课程，它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翻译实践能力。目前外语专业的毕业生，除少数从事语言、文学研究和外语教学工作之外，大多数都要从事文化科技交流、经济合作和对外贸易等领域的外语工作。较强的翻译能力是从事外语工作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翻译课教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学生就业前的一项重要任务。着眼于社会的需求，高等院校外语专业重视和加强翻译课的教学，无疑是实现对学生进行目标培养的重要保障。尤其是我院针对社会需求，专门设立了高级翻译专业，旨在培养合格的笔译人才。而采取什么样的教学方法，才能够培养出翻译水平高、能力强的外语人才，更值得探讨。

1、翻译课教学现状及改革教学模式的必要性。

众所周知，绝大多数院校在外语专业的低年级阶段不设专门的翻译课，有一部分学校大三阶段开设翻译课，一般开设一学年。但有一些院校大三年级翻译课也是空白，只在大四年级开设专门的翻译课。在这样短的学时内要完成一门必修课的教学，使教师难免顾此失彼，使学生在翻译课上收效甚微。鉴于翻译课对学生就业的必要性，我院从大一入学就设立了高级翻译班，重点培养现在社会紧缺的笔译人才。可见是必要的，及时的。要想培养出合格的翻译人才，首先我们就要重视课堂教学。教师必须集中精力研究新的教学教法，不断改进课堂教学方法，注重课堂教学创新。那么，在英语课堂教学中如何进行创新教育呢？

2、翻译课的“逆向全过程”教学法。

翻译教学的目的在于提高双语能力，其重点为比较语法和两种语言的基本特点及其在表达方式、习惯用语等方面的异同。我们的翻译专业是为培养翻译人才而进行的翻译教学，即真正意义上的翻译教学，其目的在于培养翻译工作者，其重点为培养正确的翻译观和提高翻译能力。我们要培养外语专业学生的双语获取信息和表达信息的能力，又不排斥培养学生正确的翻译观，提高学生翻译外语、应用文等能力，使之最终能够成为比较合格的、毕业后能够很快适应工作需要的应用型、复合型外语人才。

目标明确了，就要有一个好的教学方法。我们提出一种新的教学法，把它叫做“逆向过程教学法”。即以逆向教学为出发点，从实用感官的陌生信号刺激开始，启动学生的好奇心并上升为求知欲。以过程教学为特色，让学生从被动的听变为主动地做，主动参与教学全过程。具体的步骤应该如何实施呢？

2.1课前作业，初次感受。翻译水平的提高主要依赖于实践。

因此，翻译课每周布置课外作业，以篇章翻译为主，内容由短到长、由易到难。“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耳听为虚，手到为实。实际的翻译能力只能在不断的、经常的、具体的翻译实践中获得。因此，这就决定了翻译课的特点是“精讲多练，实践为主”。

不在实践的基础上讲授翻译技巧与方法，无异于“隔靴搔痒”。

2.2对比讲解，分析纠错。教师的讲解内容是学生课前作业的问题点，以多种答案对比为主，积极引导学生运用掌握的语法、文化、外汉语言差异等专业知识判断作业译文优劣。在对翻译作业的讲评中，教师对普遍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讲解，同时充分发扬民主，对重点句子充分展开讨论，鼓励学生畅所欲言。对学生的译文及课堂讨论中的评语以鼓励为主，同时有理有据地提出不足之处以利今后改进。收集各种典型的错误，组织开展讨论，分析这些错误原因，并提出改正方法。也可以提供各种译文，让学生分析、比较，讨论最佳译法，从而也接触到了比较翻译学的理论和方法。典型错误可能是学生在翻译中出现的，也可能是在书刊或其他媒体中出现的。通过讨论可以加深学生的印象。教师根据学生所犯错误的性质进行归纳、分析，找出学生中共同的、有代表性的问题。同时这些需要在课上进行讲评或讨论的问题还必须能与我们准备向学生介绍的翻译理论和技巧有目的地结合起来，做到有的放矢，以保证达到预定的教学要求。

2.3课后验证，再次练习。再次验证练习就是对教师的讲解内容进行验证（验证的求知欲），教师通过作业讲评，讲授了必要的理论和技巧，但学生对所学的理论和技巧掌握的程度到底怎样，能否运用，还需要通过必要的练习来进行检验。因此，再次验证，安排学生再次进行一次练习是翻译课教学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对这次练习材料难易度的掌握，可以略深于初次接触时的练习材料，在练习过程中对学生运用已学过的技巧要求也应高一些。练习最好当堂限时完成，以检验学生的翻译能力。教师可用符号标出学生哪些句子译得好，哪些译错或需要改进。也可以发下参考译文，让学生对照自己进行分析、比较，自行修改、提高。

2.4学生总结，教师概括。自己总结出该节课内容的翻译理论与翻译技巧，使学生有一种成就感。注意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切忌由教师一人作灌输式的讲演，应采取边讨论边总结的方法进行。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对学生中好的译文或典型的错误，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自己进行评论，各抒己见，对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的介绍，也先让学生自己去归纳总结。事实证明，这样，学生才能学得活，掌握得牢。

教师进行再次概括辅导，完成理论技巧的讲授。这样可使学生在动态、主动实践的过程中达到预期的学习效果。传统的翻译理论一般把翻译看成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而现代翻译理论则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认识翻译问题。要使学生认识到，翻译课绝不只是两种语言之间的变换，更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为了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意识，必须在总结课中注意从文化高度引导学生学习翻译理论与技巧，如文化的概念，与语言和翻译的关系等。

3、结束语。

随着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翻译课也要注重创新和改革，改变传统的模式。翻译课“逆向全过程”教学模式，以直观性和实用性极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能够调动学生自我学习意识，有效地缓解目前翻译课课时严重不足的问题。突出了翻译课的实用性，在课堂上完成翻译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是一个突出实用又不偏废理论性的教学模式。该模式从教学开始就将学生摆在了中心位置，跨学科展开，把学习心理学巧妙地应用于教学实践，调动学生的学习主观能动性，强调成就满足感教学，拉近了理论与实践教学的距离。切实现了教师为辅导，学生为主导的教改理念，当然一切教学手段和目的都是为了培养社会所需的高级笔译人才和复合型翻译人才，放眼其他国家的翻译教学，虽然没有统一的固定不变的模式，但找到一种效果最佳的模式才不失为明智之举。好的教学模式会大大提高课堂质量，进而提高翻译课的质量，有利于学生顺利通过翻译证的考试，并为将来的翻译工作打好基础。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