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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4 13:26:23

尚书范文篇1

论文关键词：尚书；文学批评；诗言志；辞尚体要；探讨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文献总集，它记载了唐尧、虞舜、夏、商、周的各类文章，其中主要的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公文的告示，此外还有大量的帝王对臣下的训导、告诫等。《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是零散的、宽泛的、芜杂的，有的甚至是不可靠的，但这也正是文学批评理论萌生之时应有的现象。然而，由于《尚书》本身的状况及其文学批评思想的零散性、宽泛性和芜杂性，使得学界对其探讨与研究不多，有许多文学批评史著作甚至避而不谈。事实上，《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亦是十分丰富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因此，有必要完整而充分地探讨和研究《尚书》中的文学批评思想。笔者此文仅就研习所得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诗言志”的思考

“诗言志”作为我国古代诗歌批评的纲领，最早见于《尚书·虞书·舜典》，其中记载了舜对他的臣子夔所说的关于音乐(实为诗乐舞)的一段话：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舜典》多出于传闻，被认为“大约是战国时写成的，所记舜的话自然是不可靠的”；但《舜典》系周史官所记，“诗言志”至少反映了周人的文学观。顾易生、蒋凡著《中国文学通史·先秦两汉卷》指出，“诗言志”应有较早的渊源，并引《左传嚷公二十七年》中的“诗以言志”以证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了“郑伯享赵孟于垂陇”，诸子赋诗言志的事件，其云：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日：“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日：“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日：“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日：“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日：“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日：“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日：“‘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

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日：“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这是赋诗言志的真实写照，并展示其言志之后的结果。而其中赵文子所说的“诗以言志”历来被看作是“诗言志”思想的最早记载。不过，从赵文子所说的话来看，“诗言志”的说法在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赵文子不应该是最早提出“诗言志”思想的人。那么，在我们目前无法证明《舜典》的记载者所记非实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舜是最早提出“诗言志”的人，《尚书》是最早记载“诗言志”思想的典籍。

关于“诗言志”的内涵，许慎《说文解字》云，“诗，志也，志发于言。从‘言’，‘寺’声”，将“诗”解释为“志”，诗与志一体。杨树达在《释诗》中说：

“‘志’字从‘心’，声。”闻一多的《歌与诗》在谈到“诗言志”的时候指出：“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这里的“怀抱”不仅指志意，而且与情感相关了。孔颖达《礼记正义》云：“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朱自清《诗言志辨》在引用了上述三段材料之后指出，“情和意都指怀抱而言”，又指出，在先秦文献中，“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开的，也就是与政治、教化分不开的”。其实，对“诗言志”的理解不仅要从其自身词义解析与引申入手，还应该考虑到其后舜所提出的“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歌永言”即“歌永其义以长其言”，(《尚书孔传》)也就是“歌通过延长诗的语言，徐徐泳唱，以突出诗的意义”；“声依永，律和声”即“依声律以和乐”，(《尚书孔传》)也就是“声音的高低又和长言相配合”，“律吕用来调和歌声”。由此可见，这三者作者都是从形式表达的角度思考的，无论是歌延长诗的语言，声音与延长的语言相配合，还是运用律吕来调和歌声，其着眼点都在形式，那么，“诗言志”也就不仅具有“诗以言志”、“赋诗言志”的内涵，而且还表明了诗作为志的表达形式，其文本形态是语言，诗要运用语言来形成，并通过语言来表达志向。语言是诗与志的中介，又是诗的存在形式。闻一多对“志”的三个解释中虽然偏重于“怀抱”，但“记录”其实也是“诗言志”一个意义取向，诗用语言来记载亦应包含在“诗言志”的内涵之中。

因此，“诗言志”中已经隐含了对文学本质的揭示。这说明，先秦时期尽管诗还不是独立的文学形态，但是对诗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点认识还是十分清楚的，进而对“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现代文学理论的基本命题也有所认识。

二、关于语言表达的要求

《尚书》中十分重视语言表达，把语言表达同“道”联系起来，要求语言表达要以“道”为准，并体现“道”的要义。《尚书》中对语言表达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言以道接

“言以道接”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所提出的一个具体要求。《尚书·周书·旅獒》云：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

不贵异贱用物，民乃足“志以道宁，言以道接”所揭示的是“志”、“言”、“道”之间的关系，孔氏传云：“在心为志，发气为言，皆以道为本。故君子勤道。”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志”与“言”是内与外的关系，存在于心中的是“志”，而表达出来的就是“言”，而制约这二者形成的则是“道”。“道”在《尚书》中往往被看作是客观事物的内在条理，看作是正义的社会规范，如《尚书·虞书·大禹谟》中说：“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睇百姓从己之欲。”再如《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中说：“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所以，“志”与“言”都必须用“道”来规范，这样看来，“道”就成了“志”与“言”的客观标准，无论是“志”的形成，还是“言”的组合，都要根据“道”的要求进行。那么，从“言以道接”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言语表达的规则，言语表达要以“道”要求为基准，否则，就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另一方面，对于语言的评价，也要根据“道”的准则进行。《尚书·商书·太甲下》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

“逆于汝心”即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孔氏传云：“人以言睇违汝心，必以道义求其意，勿拒逆之。”“逊于汝志”即顺从你的思想意志，孔氏传云：“逊，顺也。言顺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在《尚书》及传的作者看来，对于人们的言论要以“道”的尺度进行评判，并要从相反的角度加以思考，如果有与你心中所想相背离的言论，你要从其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加以拒绝；如果有与你的思想意志相一致的言论，则要从其不合于道的角度进行思想，不要轻易地肯定。总之，要以“道”的标准来评判人们的言论，而不是以个人的好恶来进行评判，这是因为个人的好恶是一种偏见，如果以此来评判人们的言论，则很难分辨言论的真伪。

这依然是“言以道接”思想的一种表现。

(二)。辞尚体要”

“辞尚体要”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提出的另一个要求。《尚书·周书·毕命》云：

王日：“呜呼!父师，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弗率训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画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公其念哉!”

“辞尚体要”是要求言语表达要体现“道”之要义，若有异于“道”之要义，则君子所不好也。孔氏传云：“政以仁义为常，辞以理实为要，故贵尚之。若异于先王，君子所不好。”“理实”即客观事物的实际道理，也就是“道”，先王所施行的亦是“道”。这实际上反映了儒家的文学观。《论语·卫灵公》云：

子日：“道不同，不相为谋。”

子曰：“辞达而已矣。”

辞之所要达到的即是“道”，即“道不同，不相为谋”的“道”。孔子之所谓“道”即仁，诚如有子所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而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这与“辞尚体要”的思想是一致的。

如果从客观的角度看，“辞尚体要”也反映了文章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作为文章形式要素的“辞”应该完整准确地表现文章的内容“要”，这里，“要”是重要的，是作者所要突出的核心，亦是全篇内容的核心，“辞”是为“体要”服务的，它的基本功能就是“体要”。这一思想对后世文论影响很大，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就坚持了这一思想。《文心雕龙》中有三处提到“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如《文心雕龙·征圣》篇云：

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

刘勰在这里具体阐述了“辞尚体要，弗惟好异”的思想，指出“体要”是“成辞”的关键，只要依据“体要”而“成辞”，则“辞成无好异之尤”。圣人文章对文学创作的指导意义也就由此而生。

(三)“察辞于差

“察辞于差”是《尚书》中对语言表达提出的又一要求。《尚书·周书·吕刑》中说：

上下比罪，无僭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审克之!上刑适轻，下服；下刑适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开J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罚惩非死，人极于病。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察辞于差，非从惟从。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成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

尚书范文篇2

论文关键词：尚书；文学批评；诗言志；辞尚体要；探讨

一、关于“诗言志”的思考

二、关于语言表达的要求

(一)。言以道接

另一方面，对于语言的评价，也要根据“道”的准则进行。《尚书·商书·太甲下》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

这依然是“言以道接”思想的一种表现。

(二)。辞尚体要”

“辞尚体要”是《尚书》对言语表达提出的另一个要求。《尚书·周书·毕命》云：

子日：“道不同，不相为谋。”

子曰：“辞达而已矣。”

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

(三)“察辞于差

“察辞于差”是《尚书》中对语言表达提出的又一要求。《尚书·周书·吕刑》中说：

尚书范文篇3

关键词：北魏、政治体制、转型、财政体制、南朝化

北魏制度转型与财政体制变迁的关系是北魏财政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之一，北魏制度转型不仅包括官制变迁、经济转型、文化心理变化，也包括拓跋鲜卑民族的汉化以及基本经济区的嬗变等等，这一切变化都对北魏不同时期的财政体制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如何从官制转型中探讨北魏财政体制变迁将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但要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因资料阙失其难度显而易见。先贤曾有不少卓见[2]，对我们深入研究该问题不无裨益。本文在前贤研究基础上提出北魏制度转型的三阶段说，并就其财政体制的相应变迁提出拙见，就教于方家通人。

太和改制前北魏政治与财政体制的转型

登国元年（386）拓跋珪在牛川“即代王位”后，“以长孙嵩为南部大人，叔孙普洛为北部大人，分治其众。以上谷张兖为左长史，许谦为右司马，广宁王建、代人和跋、叔孙建、庾岳等为外朝大人，奚牧为治民长，皆掌宿卫及参军国谋议。长孙道生、贺毗等侍从左右，出纳教命”[3]。这是北魏立国之初体制转化的第一步，形成部落大人制和魏晋十六国以来班爵制并存的胡汉杂糅体制，非驴非马。但其政治体制此时仍是胡族体制据主导地位，中央政治体制上的内外官并行制更为明显。

拓跋鲜卑内朝形成的时间，远早于登国年间。史载，拓跋什翼犍在建国二年（339），“始置百官，分掌众职”[4]。这实际上就是《魏书·官氏志》所言：“建国二年，初置左右近侍之职，无常员，或至百数，侍直禁中，传宣诏命。皆取诸部大人及豪族良家子弟仪貌端严，机辩才于者应选。又置内侍长四人，主顾问，拾遗应对，若今之侍中、散骑常侍也”。这种带有氏族制残余的制度经过百余年发展后，到登国元年（386），拓跋珪又设外官系统，“置幢将及外朝大人官”[5]。至此，拓跋魏最终形成了内外朝制政治体制，并以制度形式确定下来。

有关北魏初期内外官并行的政治体制，严耀中有深入研究。他指出北魏建国伊始，便并存着内、外两个官员系统，各有职司，分庭抗礼，认为北魏内行官的文官系统主要职责在于“主顾问，拾遗应对”；掌机密，出入诏命；“察举百僚”；“摄行祭事”；典掌内库；典诸曹；领御食、医药等事；折狱。内行官中武职系统的主要任务是禁卫皇帝和宫室。但随着北魏版图扩大和被统治民族人数的急剧增多，外朝官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并成为北魏的主要行政机构。自太和之后，有关北魏的史料上就再也找不到关于内行官员的记载。这是孝文帝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6]。

北魏初期内外朝并存的现象，在赵超的《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7]一书中也有颇多记述，从中也能清楚观察出北魏内外官制一直延续到太和官制改革之际。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80年代在山西灵丘县考古发现的北魏文成帝拓跋濬和平二年（461）南巡碑，其中随行拓跋濬的280余位随从中有所谓的内阿干、库部内阿干、内行内三郎、内行令、内行内小、库部内小幢将等内朝官称谓，这对我们了解北魏前期政治制度特别是内外官制度有重大帮助[8]。

当然，太和改制前北魏制度转型并非单纯的内外官体制的形成，还包括爵制、礼制改革，中央集权逐渐加强，生产方式变迁等诸多方面。这一切都对该时期北魏财政体制产生了一定影响，只不过内外朝体制对北魏太和改制前财政制度的影响更大而已，这是首先要明确的。

与北魏太和改制前政治体制形成相联系的就是其财政体制的形成，而财政管理属于财政体制的重要内容之一。有关北魏太和改制前财务行政的内容，《魏书》载之甚略。但众所周知，北魏立国伊始就设立了所谓尚书三十六曹的机构，依照魏晋官制，尚书部分诸曹应是掌管财务行政的机构，北魏太和改制前是否如此，值得探讨。

皇始二年（397），拓跋珪任命崔逞“为尚书，任以政事，隶三十六曹，别给吏属，居门下者”[9]。这是文献所见到的北魏最早设置尚书三十六曹的记载。次年（398），拓跋珪命崔玄伯“通署三十六曹，如令仆统事”[10]。天兴二年（399），拓跋珪命“吏部尚书崔宏通署三十六曹”[11]。但在同年又“分尚书三十六曹及诸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12]，解散了尚书省。天兴四年（401），“复尚书三十六曹，曹置代人令史一人，译令史一人，书令史二人”。到天赐二年（405），又“复罢尚书三十六曹，别置武归、修勤二职。武归比郎中，修勤比令史，分主省务”[13]。此后十余年的拓跋嗣统治时期就干脆找不到尚书省机构了。这正如陈琳国所指出的，北魏拓跋珪、拓跋嗣时期“三省制并没有坚持下去”，“在主持三省的汉族士人被杀或黜免以后，三省殆同虚设，甚至废弃不置了”[14]。北魏初期尚书三十六曹的频繁废立说明该时期北魏体制波动之剧烈，这是体制转换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同时也说明在魏晋时期负责财政管理的尚书诸曹在拓跋珪、拓跋嗣时期徒有其名，不可能发挥财政管理的职能。

拓跋焘刚继位，就“以河内镇将代人罗结为侍中、外都大官，总三十六曹事”[15]，将三十六曹恢复。五年之后，即神元年（428），拓跋焘“置左右仆射、左右丞、诸曹尚书十余人，各居别寺”[16]，尚书省担负起中央行政中枢的重任。但是，拓跋焘所恢复的尚书制从形式到内容又都显著保留着鲜卑制的残余，因而它既与魏晋的尚书省，也与北魏太和改制后的尚书省有明显差异，这种差异就是突破“八座”之制，并设多曹[17]。表现在财政管理上就是财政权力在集中于皇室的基础上又呈现分散态势。

太和改制前，由于部落酋长和诸部大人对皇权的分割，国家权力呈现分散状态，皇权尚不强大，其财政管理体制表现出相应的多头管理特点。这种分头管理财政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诸部大人和部落酋长在财政收支上的自主性。随着皇权的加强，部落大人权利渐趋衰微，中央财政权力逐渐集中。就中央财政体制而言，内朝官系统参与负责财政管理的内容颇多，外朝官则在财政管理上几乎无所事事。

《通典·职官典》言，“後魏初有殿中、乐部、驾部、南部、北部五尚书。其後亦有吏部（初曰选部）、兵部、都官、度支、七兵、祠部、民曹等尚书。又有金部、库部、虞曹、仪曹、右民、宰官、都牧、牧曹、右曹、太仓、太官、祈曹、神都、仪同曹等尚书（自金部以下，但有尚书之名，而不详职事）”。《通典》所述北魏尚书制度之沿革是就整个北魏王朝而言，较为准确的反映了北魏尚书制度的演进。但就其所言北魏初期五尚书的设置而论，在北魏前期发挥作用的主要财政职官为殿中、驾部、都牧尚书、内行长等。

北魏殿中尚书何时设置不得而知，但从《魏书》记载看，殿中尚书在拓跋珪时就已有之。如雁门原平人段霸，在拓跋珪时“以谨敏见知，稍迁至中常侍、中护军将军、殿中尚书”[1]，但其职责不明确。到拓跋焘时，殿中尚书的职责开始明确，史言，“佛狸置三公、太宰、尚书令、仆射、侍中，与太子共决国事。殿中尚书知殿内兵马仓库，乐部尚书知伎乐及角史伍伯，驾部尚书知牛马驴骡，南部尚书知南边州郡，北部尚书知北边州郡。又有俟懃地何，比尚书；莫堤，比刺史；郁若，比二千石；受别官比诸侯。诸曹府有仓库，悉置比官，皆使通虏汉语，以为传驿，兰台置中丞御史，知城内事。又置九豆和官，宫城三里内民户籍不属军戍者，悉属之”[2]。北魏前期的殿中尚书重要职责之一就是“知殿内兵马仓库”，从“殿内”一词清楚反映出其服务于皇室衣食住行的职能，职位颇为重要。

驾部是太和改制前掌牛马驴骡的重要机构。北魏驾部设有驾部尚书令、驾部给事中、驾部郎中、驾部校尉等职。《魏书·官氏志》言北魏兴安二年（453），“置驾部尚书、右士尚书”[3]，此说有误。应该说早在太武帝拓跋焘时就已经有了驾部尚书一职，如安原，“世祖即位，征拜驾部尚书”[4]；尉元，“神中，为虎贲中郎将，转羽林中郎。小心恭肃，以匪懈见知。世祖嘉其宽雅有风貌，稍迁驾部给事中”[5]；阉官孙小在拓跋焘时，“转小领驾部，课理有方，畜牧蕃息”[6]；张修虎也曾任“都牧、驾部二曹给事中”[7]。北魏“驾部掌车舆、牛马厩牧等事”[8]，具有生产与使用两种管理职能。就生产而言，驾部负责掌管皇室牲畜的饲养、繁衍，“畜牧蕃息”就是证明；就使用管理而言，驾部负责保障皇室成员出行所需的车舆、马匹。驾部在北魏太和前职能的重要与该时期北魏游牧经济色彩的浓厚有直接关系。

太和改制前，内行长虽主要负责侍卫工作，但内行长也领羽猎曹、龙牧曹，兼有掌管皇室财政的职能。史载，长孙头在拓跋濬时“迁内行长，典龙牧曹”[9]；罗伊利“除内行长。以沉密小心、恭勤不怠，领御食、羽猎诸曹事”[10]；吕文祖在拓跋弘时，“补龙牧曹奏事中散。以牧产不滋，坐徙于武川镇”[11]。游猎曹、龙牧曹是太和前负责皇室畜产的财政机构，猎郎、羽郎是其中的重要官职。如韩备曾“迁宁西将军，典游猎曹”[12]。游猎曹的设置与北魏初期对游牧经济的重视有直接关系。魏道武帝拓跋珪天赐三年（406），“置散骑郎、猎郎、诸省令史、省事、典签等”[13]。拓跋珪天赐三年设置猎郎，这是《魏书·官氏志》首次出现的与财政有关的官职。北魏早期任猎郎史书有载者为道武帝拓跋珪时的长孙翰、周几、叔孙俊，明元帝拓跋嗣时的古弼、安原等人。这些猎郎都是以“善骑射”者充任。猎郎除了掌管射猎外，还兼有出使、监军等职责。羽郎亦是北魏时期重要财政官职，除上文所述罗伊利以内行长之职“领御食、羽猎诸曹事”外，穆泰在孝文帝时也曾“典羽猎四曹事”[14]。

值得注意的是，商贾部是拓跋焘时较为独特的财政机构之一，如费于就曾“迁商贾部二曹令”[15]。商贾部的设立与拓跋鲜卑的经商传统直接相关。众所周知，太和八年孝文帝颁定俸禄制前，北魏各级官员无俸禄，从商逐利是各级官员维持生计的手段之一，就连皇太子也不例外，“婢使千余人，织绫锦，贩卖逐利”[16]。太和八年班禄后，孝文帝就“罢诸商人，以简民事”，但同时又“均预调为二匹之赋，即兼商用”[17]。这说明北魏太和改制前皇室和官僚经商的普遍，一批系官商人专门从事商业活动，这就需要专职机构管理这些商人，而为皇室服务的系官商人就可能归属商贾二曹管理，服务于皇室财政。但商贾曹属于哪一机构所管则不得而知。

拓跋鲜卑早期的游牧传统使其在入主中原后对游牧经济颇为重视。游牧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使都牧制成为北魏前期颇具特色的财政体制之一，牧曹尚书主要掌管牧场及畜牧，具体负责国家畜产。拓跋弘时，高车人乞伏居“为散骑常侍，领牧曹尚书”[18]。吕罗汉在孝文帝初期平定秦益二州羌民之乱后，孝文帝命其将所获生口、马匹进行重新分配，“其马印付都牧，口以赐卿”[19]。拓跋祯在孝文帝初期“后征为都牧尚书”[20]。前揭文所言张修虎就曾任“都牧、驾部二曹给事中”。北魏还有“都牧令”、“都牧给事”等官。如宇文福在太和初曾任都牧给事一职。到太和十四年七月，孝文帝“诏罢都牧杂制”[21]，废除了牧曹尚书。牧曹尚书的废除，暗含着太和改制以后农业经济已经压倒畜牧经济而占主导地位这样的信息。

从以上相关财政管理机构各司其职可以看出，北魏太和改制前所设财政机构主要为皇室需要服务。但令人疑惑的是，除商贾二曹之外的其他财政机构均是和游牧经济有关，这虽反映了北魏前期经济构成的特色，但对汉族统治区的租调、赀赋征收以及政策制订的机构在史料中却了无踪迹，是否由南部和北部尚书负责，因资料阙失不得而知，只能略而不论。

财税储藏属于财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太和改制前，内库与外库是北魏前期存贮物资的两套不同系统。拓跋焘时已经设有库部尚书，其是否象后期那样“掌凡戎仗器用”[22]，不得而知。但就内朝财务机构而言，御府与内库则是两个重要的财税储藏部门。负责掌管御府的机构称为“内藏曹”。史载阉官张祐在太和初期，“稍迁散骑常侍，都绾内藏曹。时文明太后临朝，中官用事。祐以左右供承合旨，宠幸冠诸阉官，特迁为尚书，加安南将军，进爵陇东公，仍绾内藏曹”[23]。此处的“绾”就是“统管、总揽”之意。从该段史料中可以看出，内藏曹就是专为皇室服务的财政供应机构。储藏着衣服、金银、珠玉、珍玩、绫罗、锦绣等。而内库不仅储藏弓矢兵仗，还藏有绫绵布帛等。如和平二年（461）冬，拓跋濬“诏出内库绫绵布帛二十万匹，令内外百官分曹赌射”[24]；太和元年柔然遣使献良马、貂裘，冯太后“敕有司出御府珍玩金玉、文绣器物，御厩文马、奇禽异兽，及人间所宜用者列之京肆，令其历观焉”[25]；太和十一年，孝文帝“诏罢尚方锦绣绫罗之工，四民欲造，任之无禁。其御府衣服、金银、珠玉、绫罗、锦绣，太官杂器，太仆乘具，内库弓矢，出其太半，班赍百官及京师士庶，下至工商皂隶，逮于六镇戍士，各有差”[26]。这些都反映出内库与御府在物质储藏上的区别。北魏太和改制前内库和御府一次就可支出几十万匹的绢帛，储藏物资之多以及赏赐范围之广，足以说明内库和御府物资储藏量之大，也证明了内朝财物在整个财务活动中的主导地位。

少府在北魏时期的演变颇为复杂，秦汉时期少府属于掌管皇室财政的机构，东汉以后特别是魏晋时期，少府又逐渐向手工业管理机构演变，西晋时少府“，统材官校尉、中左右三尚方、中黄左右藏、左校、甄官、平淮、奚官等令，左校坊、邺中黄左右藏、油官等丞”[27]。北魏少府机构在拓跋焘以前就已经出现，《魏书·段霸传》载，段霸“以谨敏见知，稍迁至中常侍、中护军将军、殿中尚书，领寿安少府”。“寿安”就是北魏皇太后所居寿安宫。段霸以阉官身份掌领寿安少府，明确无误地说明北魏太和改制前期少府属于专司皇室财政储藏的机构之一。

太和改制前侍御史在财政管理上扮演着颇为独特的角色，如拓跋焘时的赵黑，“有容貌，恭谨小心。世祖使进御膳，出入承奉，初无过行。迁侍御，典监藏”[28]。侍御史在东汉时属少府系统，“察举非法，受公卿群吏奏事，有违失举劾之”[29]。魏晋以后侍御史脱离少府，但仍是宫廷近侍之官。北魏时期这种由宫廷近侍之官——侍御史掌管库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整个财政体制变迁中的重要现象，是皇帝加强对财权直接控制的重要表现，突出体现了皇室财政囊括国家财政的特色[30]。

尚书范文篇4

案例一：一位有6年教龄的年轻老师为了帮助学生理解记忆，勾勒出中国古代中央权力体系变化示意图。如下：三公九卿（秦朝）→三省六部（隋唐）→二府三司制（宋朝）→中书省（元朝）→废丞相、设内阁（明朝）→军机处（清朝）示意图的设置简洁明了，对学生从宏观上把握我国古代中央权力的发展趋势是有帮助的。但当示意图呈现在白板上时，学生举手提问：老师，隋唐时期三省六部制取代了秦朝的三公九卿制了吗？老师非常肯定地回答到，是的。这里就有一个疑问，是三省六部制基本取代了三公九卿制的职能？还是三省六部制的确立表明三公九卿制消亡？示意图上无法反映，老师的回答看似肯定实则有错误引导之嫌疑。那么事实呢？“太尉一人，正一品。司徒一人，正一品。司空一人，正一品。三公，论道之官也。盖以佐天子理阴阳，平邦国，无所不统。故不以一职名其官，然周汉已来，代存其任。自隋文帝罢三公府僚，皇朝因之。其或亲王拜者，亦但存其名位耳”（《唐六典》卷一《三公》）。这就是说隋唐时期仍有“三公”，“三公”是指太尉、司徒和司空，但不是秦朝的“三公”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唐朝的“三公”级别很高，都是正一品，高于当时三省长官宰相的级别，“三公”只是“论道之官”，务虚不务实。名义上是“无所不统”，实际上是“无所统”、“但存其名位”的荣誉职务。正因为隋唐三公只是“但存其名位”的荣誉职务，所以没有僚属，没有办事机构。隋唐时期三公已沦为没有任何实权的荣誉职务，实权掌握在三省的长官手中，这与东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公职权的演变趋势是一致的，符合我国封建社会的一般规律，即级别最高的职官，往往是没有实权的荣誉职位。

案例二：一位教龄10年的老师对三省长官都是宰相的解释是，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那么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就有三位宰相，这就改变了自秦汉以来只有一位宰相的中枢权力体系，使相权一分为三，分割相权加强了皇权。这种对三省制的表述看似合乎逻辑，特点一清二楚，实则也是有悖历史事实的。唐初，继承隋制，以尚书的尚书令一员、门下侍中二员、中书中书令二员为宰相，这样三省的宰相至少有五位而不是三位。“其后，以太宗尝为尚书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职，由是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侍中、中书令号为宰相”（［宋］欧阳修《新唐书》卷四六《职官志》）。尚书令一职只是官职而未实授，尚书省的副手左、右仆射代行尚书令的职权，左、右仆射同为宰相。在我国古代的官僚体系中把官位循资而升看作是一般原则，即使你是饱学之士，但官位级别较低，也不得参与国家大政，资位较高者往往保守持重，小心谨慎，缺乏祛除积习之勇气。更为重要的是三省长官“品位既崇，不欲轻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他名”为名，让其他级别低的官吏以“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名义成为宰相。宰相人数增加，有时多至十多人。宰相成员的增多，既便于集思广益，减少决策的失误，又使之互相牵制互相制约，从而避免出现权臣专权的局面。这样大大加强中央集权，防止了皇帝大权旁落。

案例三：一位教龄15年的市级学科带头人在说明三省六部制运行程序时，总结如下：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审议）→尚书省（负责执行）→六部（具体实施）。这种表述不谓不对，也不能说是表述准确。人教版《历史》必修Ⅰ对此的表述为“唐朝中央的三省中书、门下和尚书，分别负责决策、审议和执行。”这位老师的总结显然是依据人教版教科书的表述而做出的理解。岳麓版《历史》必修Ⅰ教师教学用书对唐朝三省六部制的表述为“中书省（制诏）→门下省（封驳审议）→尚书省（负责执行）→六部（具体实施）。人教版教材和岳麓版教师教学用书对唐朝“三省”表述的最大区别在于中书省的职能不同，人教版教材的表述是中书省是决策机构，岳麓版教师教学用书的表述是中书省是制诏机构。而事实上，欧阳修《新唐书》卷四六《职官志》记载：唐“初，三省长官议事于门下省之政事堂，其后，裴炎自侍中迁中书令，乃徙政事堂于中书省。开元中，张说为相，又改政事堂号‘中书门下’。”政事堂为众宰相的办公会议场所。唐初开始设政事堂，说明唐代的决策机构采取集体办公形式。自武则天光宅元年（公元684年）至玄宗开元十一年，政事堂设于中书省，为宰相议决军国政务的最高国务会议；自玄宗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后，政事堂成为皇帝之下的最高权力机构，且以“中书门下之印”副署皇帝所发文书，有牵制皇帝之权。我国国学大师钱穆也说“汉代宰相是首长制，唐代宰相是委员制。最高议事机关称政事堂。一切政府法令，须用皇帝诏书名义颁布，事先由政事堂开会议决，送进皇宫划一敕字，然后由政事堂盖印中书门下之章发下。没有政事堂盖印，即算不得诏书，在法律上没有合法地位。”

尚书范文篇5

我们不难看到《尚书》中存在着这样的一观念，即敬、慎是传统中国社会治理所应当有的行动指导。当然后来儒家讲个人的修身，由此而讲“涵养须用敬”以及“慎独”等，敬和慎成为个人成德一个基本方面，可以说是后来敬、慎观念的发展了。在《尚书》中，首先是古人对于天的信仰，天之可敬畏，政治统治者的合理性来源于天，天子诸侯之位是为“天位”，官职是为“天工”，礼乐纲常为“天秩”“天叙”，民众也是“天民”。其次，民众并非君主之私产，其既是一国之民，又是“天民”，而受天之眷顾。民众对于不合理的政治的反抗被认为是天所赋予的权利，《尚书》所谓行使天之“威罚”是也。最后，基于天之可敬畏，民之可敬畏，要敬慎治国的法度，这在《尚书》中被称为“宪”“典”等，要敬慎君主所要的命令，要“敬授人时”，要慎用刑罚，要敬慎地教化民众等。《尚书》中敬、慎的传统在社会公共治理中不可或缺。政府公共管理者是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因而，敬慎同样为公共管理活动提供了行动准则。《尚书》指引下的公共管理活动应具备以下理念。

一是敬畏民众。这条原则的核心在于确立规则使拥有政治权力者对民众存有敬畏。在《尚书》中源于民众之为“天民”，代行天之赏罚，拥有革命的权力，这样君主便不得不对民众心存敬畏。西方现代民主政治是通过法律确立了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制约和监督机制。相较之下，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古代民众之可畏的确立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基于对上天的信仰，一是借助民众的革命。后来汉儒发展出天人感应的思想来制约君主，但这种方式的明显弊端在于没有现实的制度约束。上天的信仰在很多君主那里是没有作用的，而民众的革命尽管有其惩罚性的作用，却具极大的破坏性。所以要确立一定的规则使得拥有政治权力者对民众有敬畏，核心的问题就在于怎么样使得民众对于权力者拥有常规性的制度性的制约，否则难以想象权力行使者为何要敬畏民众。二是敬慎权力。对于权力的敬慎，是现代西方民主政治产生的根源之一。阿克顿勋爵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近代西方政治学家们认识到“权力”这一东西的可怕，它可以决定生死、贫富；一个人拥有权力，可以获得金钱、美色，也便有人为其高唱赞歌。因此对权力的反思是西方现代民主政治思想的发源之一。

《论语》中有“一言可以兴邦，一言亦可以丧邦”，权力的运用也是如此。现代公共管理者需要对权力的敬慎，意识到自己所行之权力关乎国家的兴亡、人民的幸福与否，也要意识到权力的行使所应具有的限度。三是敬慎宪法。《尚书》中有“慎乃宪”。“宪”即是“法”的意思，也就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法则。《尚书》中有《尧典》、《舜典》，“典”训为“常”，意即是治国的常行之道，这两篇称为“典”，可见儒家认为其就是政治的根本法则。《尚书》认为对于这样的根本法则，要谨慎地遵守和践行。现代的“宪法”概念，尽管也有治理国家的根本法则的涵义，但更多地是法律规范的涵义，如此便有了客观化的涵义。除此之外，对于法律的施行、政令的颁布、官吏的选拔等等，现代公共管理也是需要敬慎的原则。

二、结语

作为一种心灵治理的敬慎社会初始阶段，人的自我意识还未萌发，对传统、法度、道德规范具有天然的敬畏。这为道德和宗教的调节提供了精神条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发现了本我，强烈的自主性调动了积极性，技术因而得以进步。激烈的社会竞争中，物质条件的满足和个人欲望的膨胀带来社会的不公和道德良知的败坏。这种情况下，德治理念亟待复归。在道德和法律的之外，更需要一种信仰对人进行心灵治理，改善人的心志，激发人的善端，激活人的利他性，恪守法律和道德，最终实现彝伦攸叙。《尚书》中的敬慎思想就是心灵治理的良方。

尚书范文篇6

论文摘要:商周之际之所以会出现政治制度与文化形态上的剧烈变化.是囚为在周人的文化精神中有着极为可贵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于周人从立困到火商后面临的艰难处境.其中含有重要的敬德与保民思想.成为周代一切制度的出发点与宗旨之所在。

中国清代著名学者土国维先生根据自己对古文献及甲骨文、金文的研究.得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结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的确.商周之际确实有过深刻的社会历史变革.这点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史家公认然而.史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为什么在商周之际会出现一系列政治制度与文化形态上的剧烈变化这一历史表象后而隐藏的本源究竟是什么经过进一步探寻.我们发现:西周文化中出现的极为可贵的陇患意识是造成周代很多制度之大异于商代的根源.而日这种意识将对周代历史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忧患意识源于周人立国时艰难的历史处境，也体现了小邦周战胜大邦殷之后而对混乱局而的政治焦虑我们知道西周土朝是以小邦国的身份灭了大邦殷的。作为一个比殷商落后得多的民族.如果没有从公刘到古公父到季历乃至文土等历代先土的努力.其结果是存是亡还难说。特别是文土.能穿着卑劣的衣服.从事荒野田亩的工作.“自朝至于日中反.小逞暇食”.以求“咸和力民”(《尚书·无逸》).小敢耽于游乐打猎.只是恭谨地处理政事.从而奠定了灭商的胜利基。以说在而对殷商先进文明的强大压力下.周民族能山一个落后的民族而臻于强大并在文土的时候完成足可克商的新局而.这并小是一件容易的事.它使得当时的周人小得小迈着小心翼翼的步伐.“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经·小是》)但这种历程也让周人在艰苦的处境下逐渐体会到了人的行为的重要性.囚为新局而的形成是他们的历代祖先辛辛苦苦开创下来的.事情的吉凶成败除天意外史主要是’,;他们本身的努力决定的也就是说在周人而临的困境中.他们已经觉悟到若要突破困境.人的行为负有重要的责任.这便是“忧患意识”的萌芽。山这种陇患意识而产生的人的自觉.小能小说是一种新精神的跃动。

周虽克殷.但商毕竟是历经数百年的大国.残余势力还很强大.随时有卷土重来的可能。这种危机情势.使得周人小敢踌躇满志.仍然小心谨滇.时时警惕武土本人史是}一分焦虑.“自夜小寐”(《史记·周本纪》).克殷后小久便去世了。继位的成土年幼小足以应付危机.于是便出现了周公摄政的局而。当时的自然灾害严重.日又出现了管叔、蔡叔勾结殷旧势力的反叛.还有小少邦国的骚动.周公协助成土历经二年才平定叛乱.至此周朝的统治才算初步稳定下来。这段艰苦历程使周人史加明自了守成也须兢兢业业.于是建国之初萌发的陇患意识得以继承并有所发扬光大平殷之前.周公便以成土之名提出了要“永思艰”(《尚书·大话》);在周公摄政引起召公疑惑的情况下.周公又作《君》.明确表示:“我受命无疆维休.亦大维艰”;周公还政成土时.召公亦诏成土口:“惟土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维恤呜呼,其奈何弗”(《尚书·召话》)殷切的心情、浓烈的忧虑意识溢于言表可见.忧患意识源于周人立国时艰难的历史处境.也体现了周人在克殷之初而对混乱局而的政治焦虑。在忧患意识的激励下.人信心的根源渐渐山神而转向了人自身行为的谨慎与努力.所以说这种陇患意识实际上“蕴藏着一种坚强的意志和奋发的精神”。

二吸取商朝灭亡的教训使周人的忧患意识中含有重要的敬德与保民思想曾经小可一世的庞大的殷土朝的顷刻瓦解.迫使周统治者小得小在怀着强烈忧患意识的同时史着重于去探寻商朝灭亡的深层根源以及他们自己必须努力的力一向。他们认识到商的灭亡表明商土“我生小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戳黎》)的观念是错误的.上天决小会把人世问的权命无条件地永远赋子一姓土朝.正是山于殷土认为自己身负天命而任意非为.其结果是招致了大命的丧失和土朝的败亡山此他们小断提醒自己一定要以商的灭亡为警戒.吸取商亡的教训.唯有如此才有可能确保周土朝的长久统治。通过对商亡具体原囚的探究.西周统治者终于发现:“失德”是商亡的根本原囚所在。在《召话》中召公明确指出:“我小可小监于有夏.亦小可小监于有殷。我小敢知口: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小敢知口:小其延。惟小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小敢知口: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小敢知口:小其延。惟小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可见.他们已经认识到殷人与夏人样都是囚为小能敬德.导致早早失去了上天授子的权命。如此.周土朝要想保持长治久女.最重要的便是要“敬德”.即“土其疾敬德土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尚书·召话》)。囚为文土本人便是敬德的典范:“惟乃工显考文土.克明德慎罚;小敢侮寡.庸庸.抵抵.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尚书·康话》)。总之.周人对历史的总结是:“惟天小一小明厥德”(《尚书·多士》).还有“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即上天小会把天命给子小行德政的人一有失德.天命即会转向他人。囚此反复告诫统治者一定要时刻以德为念.“明德慎罚”、“勤用民德”.并在《尚书》各篇中再二叮叶.提出了许多“敬德”的具体的要求.如“无逸”、“无康好逸豫”、“孝友”、“小腆于酒”、“克自扣畏”等等。对敬德的重视反映了周人发自陇患意识的一缕理性之光.也表明周人确实找到了商亡的关键囚索。公务员之家

其次，在西周统治者看来，仅仅具有敬德观念还小够.还要用康保民。囚为对统治者而言.天命究竟如何.只有从民情中才能显现出来.即“天忱辞.其考我民”(《尚书·大话》)。《康话》中周公也告诫康叔:“敬哉天畏忱.民情大可见。《酒话》中也明自提出:“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这实际上都是进一步把德政归结为用康保民。故此.“保民”便成为敬德的一项核心内容。囚为“惟天降命肇我民”(《尚书·酒话》).还有“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这就是说上天总是顺从民众的愿望、想法.按照民众所看到的、所听到的事情去办事.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若小爱护民众、关心民众的疾苦.便会遭到民众的反对与诅咒.自然也会引起上天的小满。囚此统治者必须“若保赤子.惟民其康”(《尚书·康话》)。只有这样统治才能女定巩固。同时.对“小人怨汝署汝”的最好回应是“皇自敬德”(《尚书·无逸》).小仅小应向人民发怒.而应史加恭谨.努力察知政治的得失在《泰誓》中史是明确宣称“惟天地力物父母.惟人力物之灵。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指明君主一定要承担起作百姓父母的责任.这是为了实现上天的意志.如果君主虐待人民.那就违背了天意.就必然会引发“皇天震怒”导致“天命诛之”。可见.到此处.上天已被赋子明确的伦理内涵.小仅是德行的裁判者.也是民意的终极支持者和最高代表.这反映了周代统治者基于忧患意识基础之上的认识上的升华。

二忧患意识基础上的敬德、保民等观念成为西周统治者制定一系列重要制度的出发点与助动器

尚书范文篇7

一、司法集议的发动

隋唐时期,在司法运行的过程中,可因一定的情形发动集议。从发动集议的主体看,大致可分为指定集议、法定集议和申请集议三种情况。

(一)指定集议

指定集议指就某些重大或疑难的案件,由皇帝直接下诏,命令百官进行集议。隋代,嗣滕穆王杨纶曾被告怨望咒诅,炀帝命黄门侍郎王弘审理此案,“遂希旨奏纶厌蛊恶逆,坐当死”。炀帝令公卿集议,“以公族不忍,除名为民”③。指定集议针对的多为制狱。对于制狱,根据王朝的律令,有关机关在审断后,要直接上奏皇帝,由皇帝权断定罪①。这些案件一般来说或是事关重大,或是疑难复杂,或是牵连广泛,或是涉及到了宗室、重臣等特权群体,或是关涉国家的重大利益,所以尽管皇帝可以权断定罪,但案件本身的复杂性又使他没有充分的把握行使好这项权力,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在隋唐时期,特别是在制定律令的隋及唐前期,贵族阶层尚有较强的势力,而制狱又常和这一阶层有关,所以或是出于审慎的目的,或是为了获得舆论的支持,或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无私”以塞众议,或是为了推脱责任并彰显皇恩浩荡,皇帝在做出最终裁决之前,常会命令百官集议,作为决断的依据或缓冲之阶。

在这种情况下,司法集议实际上是一种辅助皇帝行使其司法权的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皇帝权断权行使中的刚性和不确定性,是对皇帝权断权行使中缺乏程序性制约的一种补救,因而是一种缓冲性和补充性的司法机制。在这一机制运行过程中形成的多数意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看作是官僚集团的整体意见,皇权也不得不予以重视。这样就在皇帝行使其权断权的过程中,加入了国家法律权力的因素②,对理论上不受制约的皇权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制约。与此同时,这种机制也将皇帝权断权的行使由隐秘转为公开,可看做是中古时期司法公开的一种形式③。司法集议使司法过程具备了更加丰富的合理性,相对就更容易达到司法本身的目的。因指定集议是由皇帝所发动,所以并无范围上的限制。在制狱之外,如果普通司法案件因其引发的争议或轰动性效应引起了皇帝的注意,他也可以随时指定一定范围的官员进行集议。从唐初开始,随着三省制的日渐完备、权力制衡机制的日益严密,司法程序和司法过程也日趋繁密。在三省制下,尚书省裁断流刑以上之罪,按照律令的规定必须使用奏抄这一文书形式,而门下省有审署奏抄之权④,如此一来,在文书运作的过程中,相关案件在经刑部复审后,还要由门下省奏定。然而,王朝设计的权力制衡机制是双向的,案件即使已由门下省奏定,刑部仍可提出异议。然后,再由门下省审核,另行奏定。即使经过了如此复杂的程序,如皇帝认为有疑问,仍可下令集议。《魏郑公谏录》卷二“谏处张君快等死”条:“刑部奏:‘张君快、欧阳林谋杀苏志约取银,君快不下手。贞观九年三月赦:劫贼不伤财主,免死,配流。经门下奏定。’刑部郎中高敬言:‘举断合死。’门下执依前奏。尚书任城王道宗录奏。太宗谓侍臣曰:‘国有常典,事迹可明,何得各为意见,弄其文墨。’因令御史勘当。御史奏之,太宗曰:‘君快等谋为劫杀,何得免死?’因令杀之。公进谏曰:……太宗令议。议定奏闻……因令配流。”⑤就是对上述司法程序较为完整的反映。从制度上讲,皇帝是所有流以上案件的最后裁断者,对其中引发争议的案件均可发动集议。对于普通案件而言,这实际上等于在最后的审级之前又加设了一道临时性程序,从而可以集体的力量,以多元化的视角和观点为终审提供智力上的支持,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因此,指定集议是“慎刑”思想在司法制度设计上的直接反映。

(二)申请集议

申请集议指有关机构或个人通过一定的法定程序,申请就某些重大、疑难的法律问题或司法案件进行集议。因此,申请集议又可分为个人提请的集议和司法机关提请的集议两种情况。在隋唐时期,凡是达到一定级别的官员均可就有关案件,上奏皇帝,申请组织集议,所受程序上的制约较少。《唐国史补》卷中:“衢州余氏子,名长安,父叔二人,为同郡方全所杀。长安八岁自誓,十七乃复仇,大理断死。刺史元锡奏言:‘臣伏见余氏一家,遭横祸死者,实二平人;蒙显戮者,乃一孝子。’又引《公羊传》‘父不受诛,子得仇’之义,请下百僚集议其可否,词甚哀切。时裴中书当国,李刑部司刑,事竟不行。有老儒薛伯高遗锡书曰:‘大司寇是俗吏,执政柄乃小生,余氏子宜其死矣!’”①本案由礼法之间的冲突引起,属于争议较大的疑难案件②,作为犯罪人籍贯所在地的最高官员,元锡必定承受了不小的压力,最终决定向皇帝上疏请命,申请就此案展开集议。按照唐代律令的规定,刑部是王朝的司法行政机关,掌律令,所有官员的集议申请都要由刑部审核,并报宰相决定。这两个机构认为此案不需集议,元锡的申请被驳回。

司法机关特别是负责审判事务的大理寺也可就其审理的案件提请集议,但需遵循一套更为严格的程序。《册府元龟》卷六百十六《刑法部•议谳第三》载有一案对此有较为清晰的反映,先将之详录如下:唐徐有功为司刑丞……又逆人丘神弟神鼎并男被奴羊羔告反,司刑司直刘志素推案,奏称:“……又烧却反状分明,请付法者。”曹断丘鼎处斩,家口籍没。有功批:“……假令事实,终在赦前。况乃涉虚,何以为据?……请更审详,务令允当者。”刘志素又批:“……况又圣泽哀矜,重令来中丞推覆,追奴问鼎,勘案逾明……”曹又依前断,举申秋官详议者。下员外郑思齐,判:“凡断刑名,须得指实,朦胧作状,斟酌结刑,司刑比申,过为非理。欲令集议,须审议由,状未指归,遣议何事?仰寻所推之案,取堪凭据之由,处分讫申者。”曹断又依前者。有功又批:“赦前纵实合免,恩后谋状未诚……请更商度者。”刘志素又批:“……有功舞文巧法,党逆不忠。批退欲纵反人……请据志素所批之状,与有功意故纵逆人之平,即请申秋官及台,集众官议。”奉敕依。得春官员外郎杨思雅等一百一十七人依有功议,依缘坐为允。得夏官杨执柔等百二十二人等议,并无反状,更差明使推。准议状,奏请差五品使杜无二,奏无反状,准赦例处分,并释放。③由本案可知,由于王朝律令为大理寺设置了复杂、严密的权力制衡机制,使得案件在大理寺内常呈相持不下之势。遇到这种情况,就需启动集议程序,以化解僵局。但集议的启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要由大理寺正式提出书面申请,并附上案件的详细材料和相关证据。其次,还要指明集议的具体问题,即“议由”,刑部据此做出裁定。如果不符合这两项条件,集议申请就会被驳回。大理寺在补充材料、完备手续之后,可再次提出申请。如刑部在审核后认为已符合集议的条件,就要报宰相和皇帝,由皇帝做出是否集议的裁断。如得到许可,就由刑部组织人员进行集议。

就本案而言,刑部组织了人数达297人的在京官员进行集议。集议的结果出人意料,以杨思雅为首的117人同意徐有功的意见,认为应该按照缘坐法处分;而以杨执柔为首的122人认为并无反状,应该派人重推。不仅初推法官刘志素的意见被否定,就连徐有功的意见也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可见,司法集议并不限于就司法机构提供的几种意见进行讨论,而是开放性的,不受既有意见的束缚,从而也就能较好地起到集思广益的作用,达到司法纠偏的目的。在制度上,申请集议乃由申请而发动,是临时性的,然而中央审判机构复杂的权力制衡机制又使集议成为了一种经常性的解决争议的手段,这就使集议在中央司法的层面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常态化特征。在唐代经常会就各种有争议的案件展开集议,就是这种制度设计使然。集议的常态化使许多重大案件的审理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从而更加公开,更具开放性。它形成的舆论压力对负责审判的大理寺和有最终裁决权的皇帝均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在隐约之中,司法过程中又加入了一种非专业的集体性制约力量。唐代司法的相对清明和这种制度上的设计有一定的关系。

(三)法定集议

法定集议指对于某些法律问题,集议是必经程序,否则就要被追究法律责任。从现存史料看,主要有两类法律问题属于法定集议的范畴。其一为死刑案件。按照唐律的规定,对属于八议范围内之人的死刑案件,“皆条所坐及应议之状,先奏请议,议定奏裁”。律疏进一步解释云:“依令,都堂集议,议定奏裁。”①这一规定当因自隋《开皇律》。到了太宗时期,为推行恤刑政策,规定对所有的死刑案件都要集议。《旧唐书•刑法志》:“初,太宗以古者断狱,必讯于三槐九棘之官,乃诏大辟罪,中书、门下五品已上及尚书等议之。”②隋唐时期,涉及死刑问题的集议事例甚多。在贞观定律之初,“会有同州人房强,弟任统军于岷州,以谋反伏诛,强当从坐。太宗尝录囚徒,悯其将死,为之动容。顾谓侍臣曰:‘……用刑之道,当审事理之轻重,然后加之以刑罚……然则反逆有二:一为兴师动众,一为恶言犯法。轻重有差,而连坐皆死,岂朕情之所安哉?’更令百僚详议。于是玄龄等复定议曰:‘案礼,孙为王父尸。案令,祖有荫孙之义。然则祖孙亲重而兄弟属轻,应重反流,合轻翻死,据礼论情,深为未惬。今定律,祖孙与兄弟缘坐,俱配没。其以恶言犯法不能为害者,情状稍轻,兄弟免死,配流为允。’从之。自是比古死刑,殆除其半”③。对该案的集议,竟导致了王朝刑罚制度的重大变化,司法集议在唐代法制生活中的重要程度可见一斑。

其二,司法官员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发现律令存在问题,如欲建议修改,必须向刑部提出集议申请,经审准后,再奏报皇帝,得到裁可后,再由刑部组织人员在尚书省集议。《唐律疏议•职制律》“律令式不便辄奏改行”条:“诸称律、令、式,不便于事者,皆须申尚书省议定奏闻。若不申议,辄奏改行者,徒二年。”律疏曰:“称律、令及式条内,有事不便于时者,皆须辨明不便之状,具申尚书省,集京官七品以上,于都座议定,以应改张之议奏闻。若不申尚书省议,辄即奏请改行者,徒二年。”④在实践中也是这样执行的。会昌元年(841)十二月,都省奏:“准开成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中书门下奏。准律:窃盗五匹以上,加役流。今自京兆河南尹,逮于牧守,所在为政,宽猛不同。或以百钱以下毙踣,或至数十千不死。轻重既违法律,多以收禁为名,法自专行,人皆异政……自今已后,天下州府窃盗贼,计赃几贯,须处极法。臣等商量,望委中书门下五品以上、尚书省四品以上,御史台五品已上,与京兆尹同议奏闻,仍编入格令。”⑤将窃盗罪的最高刑罚加至死刑,显属对律文的重大修改,因此尚书都省上奏皇帝,请求集议,以确定新的关于死刑的数额标准,完全是依照律令规定的程序进行的。有学者认为唐代的集议并非定制⑥,显然失之片面。

法定集议乃是针对特别重大或关系全局的某些法律事项而设,以求达到尽可能多地收集相关信息,减少决策风险的目的。和其他两种集议方式相比,它是一种更为制度化的集思广益的方式,优点十分明显。因此,时或就会有人提出扩大法定集议范围的建议。元和六年(811)九月,富平县人梁悦为报父仇,在杀死仇人秦果之后投案自首。案件引发了争议,经过集议之后,宪宗下敕减死①。时任职方员外郎的韩愈议云:“伏奉今月五日敕:复仇,据礼经则义不同天,征法令则杀人者死。礼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异同,必资论辩,宜令都省集议闻奏者……然则杀之与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由,下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指矣。”②建议从此以后,将所有涉及为父报仇的案件统统纳入法定集议的范围,试图以牺牲一定的司法资源和司法效率为代价,为因礼法之争而异常难解的复仇案件找到一个富有弹性的制度上的出口③。不过他的建议未被接受。

二、司法集议的运行

(一)集议的时间、地点与规模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看到,尽管司法集议的发动有多种原因,但一般都由刑部组织,在尚书省进行。《新唐书•刑法志》:“天下疑狱,谳大理寺不能决,尚书省众议之,录可为法者送秘书省。”④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司法制度在隋代成功实现转型后,到了唐初,尚书省已成为司法程序的归结点。首先,在大理寺与刑部之间确立了审判与复核、事务与政务的关系。因此,在大理寺内无法解决的案件自然要提交刑部。与此同时,刑部又只有复核权,并无一审案件的审判权,而大理寺提请集议的案件均为一审案件,所以刑部就必须组织人员集议。由大理寺提请的集议属于尚书省系统的内部事务,所以要在尚书省进行。在唐前期,尚书都省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了一级审级,对大理寺审结和刑部复核的案件有勾检权。然而,案件在集议后,需要提交皇帝裁决,不再走勾检的程序,在尚书省集议,有利于都省官员就地监督,补此缺陷。集议的规模可大可小,由刑部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提出建议,奏报皇帝定夺。贞观十六年,刑部认为按照《贼盗律》中规定的反逆缘坐法,兄弟之间仅为没官,处罚太轻,奏改从死。因涉及律令的修改,所以“奏请八座详议”⑤,范围相对较小。范围大的则在京所有九品以上官员都可参加,上文所引丘神鼎一案,参加集议的人数就达297人之多。集议需要的时间也不固定,要视案件的具体情况而定。对某些重大案件,集议时间可达数日之久。《旧唐书•李附李岘传》:“初收东京,受伪官陈希烈已下数百人,崔器希旨深刻,奏皆处死;上意亦欲惩劝天下,欲从器议。时岘为三司使,执之曰……廷议数日,方从岘奏,全活甚众。”⑥此案不仅涉及的官员人数多、级别高,而且对时局可能产生的影响与后果也十分巨大,在当时就已引发了极大的争议,所以经过数日的集议,在肃宗的压力下⑦,才勉强达成一致。

(二)集议的方式

在集议时,一般均采取畅所欲言的方式,而非一言堂,不能由宰相或其他高官强行统一意见。正因如此,才会出现数日不决的情况。集议既然为“议”,首先就要经过口头讨论、辩驳的阶段。可是,在参加集议的人数众多,且意见纷纭的情形下,如何收集和归纳意见就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书面意见就显得尤为重要。原则上,所有参与集议的人员,均可向皇帝提交书面材料,陈述自己的见解,此书面材料即为“议状”。谢元鲁先生指出:“百官会议的讨论结果,用书面议状的方式向宰相和皇帝上报,依据具体的情况,又分别采取会议参加者连署进状或者独立进状的方式。”①之所以有百官分别进状的规定,是因为有些议题内容复杂,不是百官集议一两次就能得出一致意见的。有时候,还会将这两种进状的方式统一起来,“既可使大多数人的意见得到统一,又可以保证少数持不同意见者得以各抒己见”②。书面材料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使人数的重要性有所降低。有时,在集议中哪项意见能够胜出,并不取决于支持人数的多寡,而在于议状是否有力、合理,能说服皇帝。《隋书•高构传》:“高祖受禅,转冀州司马,甚有能名。征拜比部侍郎,寻转民部。时内史侍郎晋平东与兄子长茂争嫡,尚书省不能断,朝臣三议不决。构断而合理,上以为能……赐米百石。由是知名。”③因议状对案件的影响至关重要,且进状的人数较多,所以朝廷对议状有一定的要求,其中之一就是要言之有据。在集议规模很大的情况下,显然不能把所有意见都一并呈送皇帝,否则不仅会使司法失去效率,也会使皇帝难于取舍分辨,达不到集议的本来目的。会昌五年(845)武宗曾就此下敕:“此后事关礼法,群情有疑者,令本司申尚书都省,下礼官参议。如是刑狱,亦先令法官详议,然后申刑部参覆。如郎官、御史有能驳难,或据经史故事,议论精当,即擢授迁改以奖之。如言涉浮华,都无经据,不在申闻。”④刑部在上奏皇帝之前,对所有意见都要进行甄别,那些“言涉浮华,都无经据”的意见不在上奏之列,刑部对司法集议有了一定程度的控制权。如有必要,刑部还要对集议中提出的各种意见进行归纳,将那些有代表性的意见奏报皇帝。一般来说,有两种情况。首先,参加集议的人员,可以其所属机构为单位提出一个整体性意见。这种意见的分量极重,往往会对案件的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大和二年六月,安南经略使韩约上奏:“爱州刺史张丹犯赃,并欲谋恶事,已准法处置。”文宗下令集议,大理寺的意见是:“张丹既行禁勘,即是制囚,韩约不合专擅处置。”文宗下令:“张丹男宗礼等并释放。”⑤其次,可根据意见的一致性程度进行归纳,基本相同的数种意见可整合为一种。贞元四年(788)八月,兵部侍郎李纾上奏,“请改太公之祭为致祭,其献官请差太常卿以下”,诏令百僚集议,“兼大理卿于颀等四十六人,议同李纾”。而尚书右司侍郎中严等议则提示了另一种意见:“愚以为宜去武成及王字,依旧令为齐太公庙,人无闲言矣。”刑部员外郎陆淳等六人议曰。“臣愚谓宜罢上元追封立庙之制,依贞观于溪置祠,令有司以时享奠,斯得礼之正也。”左领军大将军令狐建等二十四人议曰:“当今兵革未偃,宜崇武教以尊古。”共出现了四种意见。九月十六日,德宗下敕:“以上将军以下充献官,余依李纾所奏。”⑥司法集议的情况也应如此。就现存史料来看,将意见整合为2-3种的情况最为多见。

(三)对集议的制约

在集议之后,如司法机关对集议中形成的主流意见不认同,可予以反驳,称为“驳议”。在双方争执不下时,皇帝可下令重议。重议之后,如双方意见仍不能取得一致,就只能由皇帝裁断了。贞观七年,发生了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不解佩刀入东上门一案。此案事关朝廷重臣,故而被提交公卿集议。“右仆射封德彝议以监门校尉不觉,合死;无忌误带刀入,徒二年,罚铜二十斤”。大理少卿戴胄驳之曰:“校尉不觉与无忌带入,同为误耳。臣子之于君父,不得称误。准律云:‘供御汤药、饮食、舟船,误不如法者,皆死。’陛下若录功舍过,非宪司所决;若当据法,罚铜未为得衷。”太宗说:“法者,非朕一人法也。何得以无忌国亲,便欲阿之。”下令重议。封德彝执议如初,戴胄又驳之曰:“校尉缘无忌致罪,于法当轻。若论其过误,则其情一也,而生死顿殊,敢以固请。”结果由太宗下令将校尉免死①。司法集议还要受到门下省封驳程序的制约。贞观十六年,崔仁师任给事中,“时刑部以《贼盗律》反逆缘坐兄弟没官为轻,请改从死,奏请八座详议。右仆射高士廉、吏部尚书侯君集、兵部尚书李等议请从重;民部尚书唐俭、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工部尚书杜楚客等议请依旧不改。时议者以汉及魏、晋谋反皆夷三族,咸欲依士廉等议”。崔仁师独自驳正曰:“且父子天属,昆季同气,诛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顾,何爱兄弟。既欲改法,请更审量。”最后“竟从仁师驳议”②。不论是司法机关的“驳议”,还是门下省的封驳,都是集议程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集议的目的在于通过广泛的意见交流和讨论,集思广益,形成更为正确的判断,所以是一个开放性的程序。不仅在集议的过程中需要辩论和反驳,在集议的结果出来以后同样可以对之质疑。不能因为在集议过程中形成了某种广泛的一致,就构成一种权威,造成一种基于多数的专断。无论是哪种集议,其在司法过程中的定位都是辅助性的,如何裁断仍需法定的司法机关按照王朝律令规定的司法程序进行———或由皇帝权断,或再交司法机关审判。也就是说,不论集议的规模如何、级别怎样,从本质上讲,它都只是一种临时性的介入程序,意在和司法机关的常规性程序形成制约和互补,故而集议本身并不能左右司法。“驳议”和封驳程序对它的制约实际上就是专门意见对常识判断,少数专家对多数意见的制约。这种制约本身构成了一种“回应”,所以又会引起“反响”,从而就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

三、司法集议的作用

(一)司法集议的积极作用

集议最显著的作用在于促进司法的公正、公平,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大和九年,湖州刺史庾威因在湖州实行定户均税之法,被贬职,同时被处分的还有录事参军杜膺及县令等六人,湖州百姓韩巨川及庾威之子庾道彰进状称冤。文宗令尚书省四品以上官集议。议曰:“定罪者,必原其情。议事者,宜究其本……郡人远诉,益表事情,幸遇圣明,合从昭雪。”尚书都省将意见上奏皇帝,庾威被追授循王傅,“其连坐左迁录事参军杜膺及县令等六人,并复本资官”③。可谓明显的一例。从隋唐三百余年的历史看,集议在这方面的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上文对此已多有涉及,不再赘言。集议的另一个作用就是恤刑。隋唐时期,在司法集议的过程中,实际上有一个不言自明的总原则,即议刑从轻。因集议的对象主要是重大、疑难案件,而疑罪从轻又是中国长久以来的司法传统,所以集议不得加重犯罪人的刑罚。永徽元年(649),唐临被任命为御史大夫,“明年,华州刺史萧龄之以前任广州都督赃事发,制付群官集议。及议奏,帝怒,令于朝堂处置”。唐临奏曰:“臣闻国家大典,在于赏刑,古先圣王,惟刑是恤。《虞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弗辜,宁失弗经。’……今议萧龄之事,有轻有重……窃惟议事群官,未尽识议刑本意。律有八议,并依《周礼》旧文,矜其异于众臣,所以特制议法。礼:王族刑于隐者,所以议亲;刑不上大夫,所以议贵。知重其亲贵,议欲缓刑,非为嫉其贤能,谋致深法。今既许议,而加重刑,是与尧、舜相反,不可为万代法。”①高宗从其奏,萧龄之被流放岭外。在任御史大夫前,唐临曾任大理卿,对王朝的法律非常熟悉。白居易在其所撰《许季同可秘书监制》中就称赞说:“国朝以来,有刘得(一作德)威、张文、唐临为大理卿,有魏徵、虞世南、颜师古为秘书监,设官之重,得贤之盛,人到于今称之。”②唐临所讲的集议原则当是隋代以来的一贯做法。因此,韩思复在其《驳严善思绞刑奏议》中云:“议狱缓死,列圣明规,刑疑从轻,有国常典……一面疏纲,诚合顺生,三驱取禽,来而可宥。惟刑是恤,事合昭详,请付刑部,集群官议定奏裁,以符慎狱。”③说法与唐临相同。直到唐后期,依然如此。前文所提到的韩愈的建议,其隐含的目的就是试图利用此默认的规则,在制度层面使为父报仇者不再面临死刑的威胁,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韩愈的这一目的虽然在其议状中并未言明,但当时之人对此实洞若观火。因此事关系重大④,所有不可轻改。前文提到的余长安为父报仇一案,元锡上奏申请集议的目的也在于此,《新唐书•孝友传》直接就说:“刺史元锡奏轻比,刑部尚书李执不可,卒抵死。”⑤可见,集议对司法过程中因考课等因素导致的重刑倾向⑥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在那些参与人数众多的司法集议中,得到多数人支持的意见实际上代表了舆论的主流,可被视为是精英阶层的公论,会产生强大的压力,从而在一定程度起到了抑制皇帝、权臣或官僚机构专制、专断的作用。中宗时,发生了节愍太子与李多祚等举兵诛武三思的重大事变,“其诖误守门者并配流”,可韦后党羽却密奏尽诛之。中宗下令重推,守大理卿郑惟忠上奏反对,中宗令百官集议,“遂依旧断,所全者甚多”⑦。因司法集议有诸多积极的作用,所以在武宗时,李德裕建议:“按《史记》:‘仲尼在位,狱讼之词有可与人共者,不独有也。’伏以汉魏以来,朝廷大政,必令公卿奏议……臣等商量,如有事关礼法,群情凝滞者,各望令本司申尚书都省,下礼官、学官详议,意见不同者,任为别状。”⑧

(二)集议作用发挥受到的局限

尽管集议有以上诸多积极的作用,但它毕竟只是一个意见收集的过程,既无固定的机构和人员,又非一级审级,其主要功能在于收集代表性意见,并以这些意见为媒介对案件的进程和结果发生影响。至于影响的程度如何,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如上文所言,集议过程中产生的多数意见会对有关司法机关产生相当的压力,从而影响案件的进程和结果。但如果在集议过程中意见分歧,莫衷一是,无法产生一致或能获得多数人支持的意见,那么其对司法的影响就会大大减弱。有时,即使形成了一致或多数的意见,司法机关仍可置之不顾,坚持己见。景龙(707-710)中,韩思复迁给事中,当时左散骑常侍严善思坐谯王重福事下制狱,有司断以绞刑,韩思复对此进行驳奏,并“请付刑部集群官议定奏裁”,当时“议者多云善思合从原宥,有司仍执前议请诛之”①。这是王朝赋予司法机关的独立裁断权使然。韩思复又对之进行了驳奏,并以“措词多出,法令从轻”的恤刑政策为依据②。因双方争执不下,最后由中宗权断定案,严善思被免死,“配流静州”③。经过司法集议之后,案件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不再只是尚书省系统的内部事务,故而不再需要经过“复审———勾检”这一套程序了,而是要将集议的结果提交皇帝,由皇帝裁断。一般情况下,皇帝多会采纳多数人的意见④,但也有采纳少数意见的情况,大和六年,“兴平县人上官兴因醉杀人而亡窜,官捕其父囚之,兴归,待罪有司。京兆尹杜、中丞宇文鼎以兴自首免父之囚,其孝可奖,请免死。诏两省参议,皆言杀人者死,古今共守,兴不可免”⑤。文宗却采纳了杜的意见,将上官兴免死配流。有时,皇帝还可做出自己独有的裁断,不受集议中任何一种意见的影响。至德二年(757)六月,发生了将军王去荣杀死本县县令杜徽一案,王去荣被断死。肃宗以其能修守备之器,特放免,命其于河东军中效力。中书舍人贾至封回诏书。肃宗下令百僚集议,韦陟议曰:“昔汉高约法,‘杀人者死’。今陛下出令,杀人者生。伏恐不可为万代之法。”⑥其他人的意见均与贾至相同。在司法集议中取得完全一致的情况实属罕见,产生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帝以寇逆未平,藉其殊艺,竟舍之”⑦。因对集议案件的最终裁断属于皇帝权断的范畴,所以即使皇帝采纳了集议中的主流意见,并据此做出了最终裁断,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因为某些特殊事由的出现又将之推翻。《隋书•列女传》:“陆让母者,上党冯氏女也。性仁爱,有母仪,让即其孽子也……乃命公卿百僚议之,咸曰‘让罪当死’。诏可其奏。让将就刑,冯氏蓬头垢面诣朝堂数让曰……上于是集京城士庶于朱雀门,遣舍人宣诏曰:‘冯氏以嫡母之德,足为世范……让可减死,除名为民。’”⑧有时,皇帝之所以就某些案件指示集议,本来就存有个人的私心和目的。一是想借集议为当事人开脱,借众口以掩私心。大业元年(605),“左卫大将军宇文述每旦借本部兵数十人以供私役,常半日而罢。摄御史大夫梁毗奏劾之……上欲释之,付议虚实,百僚咸议为虚……其余皆议免罪。炀帝可免罪之奏”⑨。一是因某种原因,皇帝直接动用其权断权有所不便,于是就通过集议的形式,治当事人以重罪,同时又可不伤及到自己的名声和威信。炀帝之疏忌宗族就是如此。嗣卫昭王杨集因皇帝对诸侯王猜防日甚,忧惧不知所为,招来术士俞普明章醮以祈福助,被人告发,大理寺希旨,断死。炀帝令百官集议,杨素等希旨,议请按照大理寺所断处置。最后,炀帝将杨集“除名为民,远徙边郡”○10。如不希旨而议,就可能招来不利的后果。炀帝时,薛胄迁刑部尚书,“时左仆射高稍被疏忌,及王世积之诛也,事与相连,上因此欲成罪。胄明雪之,正议其狱。由是忤旨,械系之,久而得免”○11。因此,遇有皇帝本人已有强烈的倾向性意见时,参加集议的官员多会望风顺旨,为皇帝寻找法理上的根据。在这种情况下,集议就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完全沦为了专制的工具,不仅达不到正面的效果,反而会起反作用。总之,司法集议的效果如何,和皇帝本人是否贤明,对具体案件的态度如何有直接相关,这既是由君主专制的体制所决定,也和集议制度本身的定位与设计有关。

尚书范文篇8

我国秘书工作的历史源远流长，其中历代选拔秘书的经验尤为可贵，对今天培养和任用秘书人员有借鉴作用。兹将散见于史籍的这方面记载搜集、整理，作扼要介绍。

秦代是我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其选用秘书的主要特点是世代相袭。当时以承办文书为主要业务的秘书人员称"史"。这是一种专门职业，世代相袭。其后代自幼就被送入专门的学校学习，这是最早的培养秘书人员的专门学校。秦律规定，凡非史之子不得混入这类学校，违者治罪。同时，凡犯过罪的人也不能担任文书工作。

汉代，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王朝已趋于巩固，选用秘书人员已着重于业务能力。当时，中央政府机构尚书台和御史府任用秘书，需经过严格的考试。《汉书·艺文志》和《说文解字》卷十五引《尉律》中均有记载。这些部门的秘书，年龄须在17岁以上，要能背诵书九千字以上，并考其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书、隶书等八种字体。每年年底，先在郡一级考试，合格者由郡守移送于京城，再经太史面试，取其中优秀者派至尚书台和御史府任尚书令史，掌写文书。尚书台中为朝廷起草公文的尚书侍郎，要求更高，除注重其文采外，还很重视实际工作的锻炼。初入台时只能任尚书郎中，为见习官员，满一年后升为尚书郎，协助诗郎办理文书事务，三年后才能任尚书传郎（事见《东汉会要·诏令》）。

魏晋南北朝时，秘书写作已发展为一门专业性很强的技艺。统治者在选用秘书时已要求其精于业务，以提高文书工作的质量和使文书卷面字迹美观。当时，士人中出现了文、笔之分。文即文章诗赋，须有情辞声韵。笔即公文，不须有韵，也不必具有文采，只须直言，着眼于叙事达意，施于实用。凡表、奏、书、檄等公文皆称笔，它有一定的格式，多为四字一句。能写文章诗赋的士人不一定能拟写公文。为此，产生了许多专以拟写章、表、书、奏的著名人才。统治者都竞相招纳、礼聘他们担任秘书。如陈琳、阮路被曹操所聘用。曹丕赞誉他们为“章表书记，令之隽也。”①又如南朝善作表、奏、书、记的任陆，先后为宋、齐、梁三朝所任用，时王公的表奏、朝廷的文诰多出其手，时人将其与当时著名诗人沈约并称为"沈诗任笔"。这些秘书落笔神速、拟稿精确。如阮禹在曹操大军出发讨伐韩遂时，受命作檄文。他在马背上一挥而就，撰成《为曹公作书与韩遂》。曹操审阅时，竟无法增减一字。

同时，由于魏晋南北朝时书法的发展，出现了许多书法家。统治者纷纷聘请他们担任秘书。如曹操四处募求，聘得梁鹄为选部尚书，掌管文书奏章；梁武帝聘用工褒为秘书郎；北齐尚书令司马子如任用赵彦深为文吏，掌抄写文书、参与机密；著名书法家王蒙之、王献之、王徽之各被聘为内史、中书令、黄门侍郎等秘书官。

唐代选用秘书的要求已趋于全面，不但要求他们文化水平高，工于书法，擅长写作，还要求其娴于辞令和有制理公文的能力，且考虑到了外貌的要求。唐代以科举考试取士，凡应试士人须经所在学馆或地方政府初试，合格者送礼部参加省试。省试录取者为进土及第，他们还须通过束部主持的释褐试才能接官。释褐试包括身（身材相貌）、言（口才）、书（书法文理）、判（判理政事的能力），先考书、判，凡“楷美道美”、“文理优长”，即书法工整、文理通顺、判事能力强者，才能再看其是否“体貌丰伟”、“言辞辨正”，即相貌端正、口齿清楚。四项全通过者授官，其中大多数授予九品小品，派往地方政府任文吏，日后再逐渐提升。文束即从事文书工作的秘书人员。

宋代以直接考试拟写应用公文的能力选用秘书。选拔目的具体，要求明确，将秘书选拔制度大大推进了一步。由于王安石改革科举时，考试内容由重文学诗赋改为重经义、策论，录取者虽通晓经学而文学水平降低，且不熟习公文拟写，使朝廷在起草诏、洁、章、表等公文时，极感缺乏专门人才。为此，三省上书皇帝，陈述其严重性，指出："今进土既纯用经术，如诏诰、章表、赦敕、檄书、露布、戒谕之类，皆朝廷官守日用不可缺者，若悉不司试，何以兼收文学博异之士。"②宋哲宗采纳此建议，特设宏词科，专门选拔朝廷所需的文字秘书，规定只有取得进土资格者才能报考，以要求考生必须博览古今、熟悉经史，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在此基础上再试其公文写作能力。相当于今天从有高学历的知识分子中考选文字秘书。自此形成了两宋选拔朝廷文字秘书的制度。南宋高宗时，改词科为博学鸿词科，并放宽报考限制，以扩大生源，不论有无出身者皆可应试。但是，考试规则愈加严格，考试的内容应用性更强，规定"以制、诏、书、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十二件为题。"③凡报考者，须依这12种文体各作应用公文2篇，于报名时递交礼部，由学士院中的学官审阅，合格者才准予考试。京城外的应试者，若为现任官、须将作文交上司审阅，合格者才允许离任赴京应试。考试时从12种文体中取6件命题，答卷要求准确、通顺、简练。录取者分上、中、下三等授职，并可减少磨勘（升迁的考授期）年数。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元代，秘书选拔制度已趋于成熟，不仅要求秘书须有良好的品行、业务能力、实际经验，而且还创立了逐级升补的办法。有效地保证了上一级机构中秘书人员的素质。元代各级官员大多由蒙古、色国人担任。他们之中多数人不通文墨，难以胜任政务，遇有政事，往往以旧例为准处理。而抄写、检寻旧例、援引为法的都是通文墨的椽史、令史、书写等秘书人员。他们俸给极薄，难以维持生计，往往利用职务之便，构私舞弊，以致“刀笔下吏，遂致窃权势，舞文法矣。”④统治者这才认识到秘书人员的重要，“名分虽微，所系甚重。”⑤于是，制订了严格选用秘书人员的条例。规定各官衙秘书须从“年深通晓刑名、练达公事、廉慎引止、不作过犯”⑥的束员中挑选，其要求为“首论行止，次取吏能，又计月日多者为优。”⑦即首先要求业务能力，再次要求曾担任过公职多年、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根据这些条件挑选出来的秘书，还须身份清白、可靠的人担保具结，最后经监察官审查合格，方可任用。而在职秘书中不符合上述条件者，一律“罢官”。

对于中央政府机构的秘书，要求则更严。除了上述条件外，还规定，凡国家政务中枢中书省的秘书须从枢密院、御史台的秘书中选用，而枢密院、御史台的秘书从六部的秘书中选用，六部的秘书则从诸路岁贡（各地每年按规定向中央贡献人才）中任用，“岁贡”须通吏事、知经史。同时，内外职官中有足以能胜任秘书工作者，也许罹用，后规定半数的秘书须由在职官吏充任。

明代，科举制度臻于完善。统治者通过层层考试，将最优秀的人才选拔出来，任用为朝廷各部门重要的兼职或专职秘书，并由进士、举人担任地方政府中的秘书，普遍提高了秘书的文化素质和各级秘书工作的质量。

清代科举考试分数级，最后通过殿试（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的被称为进士。进士的前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授予翰林院修撰、编修之职，负责记录皇帝的起居注、进讲经史及草拟朝廷册诰等公文，为带有秘书性质的官职。他们如升任翰林学士，则往往入内阁，成为朝廷拟制公文的高级秘书。其余的进士再经过一场考试，称馆选，考取者入翰林院学习、称庶吉士，三年期满，成绩优秀者授编修、检讨，次一等的用为六科给事中、主事、中书告人、行人等秘书官和其他官员。地方各官衙中的秘书官也多任用进土、举人担任。清代设立了协助皇帝处理军政事务的军机处，相当于皇帝的机要秘书处。军机处人员精干，除若干名军机大臣外，具体处理文书等事务的秘书官称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名额仅为36人，由军机大臣从内阁、六部、理藩院等部门的中书、郎中、员外郎、主事、笔帐式等职官中初选，予以考试。合格者被引见皇帝，由皇帝亲自决定是否任用。其任用的条件有四：“人品端方”、“年富力强”、“字画端指”、“庶官之傲慎者”⑧，即品德良好、相貌端正、年富力强、字迹端正。由于军机处办事以迅速、慎密为准则，所以，特别要求“敏”，即处理事务敏捷，拟写公文迅捷；“慎”，军机处为掌管国家核心机密所在，军机章京必须是办事谨慎、守口如瓶者。同时，为防止结党营私、泄漏机密，还规定凡曾跟随过三品以上官员者，不得任用为军机章京；如现任者其原来跟随的主官已升为从三品，则令其退出军机处。

清代用这些条件精选出来的军机章京，以区区36人，协助皇帝处理着庞大的封建王朝的军政事务，其精干之程度、效率之高，实为历代皇帝机要秘书处之最。这表明了清代秘书选拔制度的完善。

综上所述，可知古代的秘书选拔制度是由低级至高级、由简单至复杂逐步完善起来的。就其选拔方式而论，有学校培养、科举考试、聘用、从有实际经验的职官中精选和从下级机关秘书中提拔等。就其选拔标准而论，有政治上可靠、文化水平高、博学多才、工于书法、业务能力强（包括拟写、处理文书和办事等）、实际工作经验、年富力强、敏捷、保守机密等要求。这些宝贵的经验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注：

①曹丕：《典论·论文》

②《续资治通鉴》卷八四《家哲宗绍圣二年》

③《续资治通鉴》卷-一二《宋高宗绍兴三年条》

④《元史纪事本未·科举学校之制》

尚书范文篇9

关键词:含义;维修;意义

汤臣大贤惟有伊尹!《孟子》云:“伯夷圣人之清者也,伊尹圣人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人之和者也,孔子圣人之时者也。”可见伊尹与孔子齐名。伊尹位重权极。其治国思想值得分析和研究。伊尹的治国之道,实质上是中央集权地建立及维护。其治道的核心是德。所谓“德惟治,否德乱”。[1]

伊尹认为德有其特定的含义,具体可概括为以下两层意思:一,美善,“言当敬身,念祖德。圣谟洋洋,嘉言孔彰”。[2]洋洋即为美善之意。“此叹圣人之谟洋洋美善者,谓上汤作官刑,所言三风十愆,令受下之谏,是善言甚明可法也。”[3]由此可见,此“美善”与“官刑”可谓相辅相成,“官刑”对于邦君下士,行“三风十愆”者无疑是恶的。但这种恶却反衬着“圣人”的美善。然而“臣下不匡,其刑墨”,[4]则说明对于为人君者,这种美善的保障需要为人臣者的匡正,就连圣人也不例外。“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尔惟德罔小,万邦惟庆。尔惟不德罔大,坠厥宗。”[5]“尔惟德”,谓修德以善也,“尔惟不德”,谓不修德为恶也。有引文分析可知善德无大小,小善都值得万邦庆贺。为恶无小,小恶都可坠失宗庙。可见,小善就是大善。小恶就是大恶。这句话语里其实隐含着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辩证发展的过程。我们能从中看出成就善德的至高要求,即有恶的存在就完全否定了主体的善德,就是说主体丝毫不能有小恶。伊尹思想中的善德为至善,对恶有绝对的排斥性和不可兼容性。“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善无常主,协于克一”,[6]善为德的主要内容,单个人的善不是至善,因为“善无常主”。善只有“合而能一为常德”[7]方为至善。然何谓“合而能一”?笔者认为达到“七世之庙,可以观德;万夫之长,可以观政。”[8]的现实效果,即是“合而能一”;“俾万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9]——百姓的口碑,百姓的认同即是“合而能一”。二,俭德。“慎乃俭德,惟怀永图。”[10]伊尹认为为政者应当勤俭节约才可实现长世之谋。并且这种勤俭在于平常日夜不辍地躬行,才可达到永图。“若虞机张,往省括于度,则释”[11]。这正是对“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12]和“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13]得回应。也是应对这种“巫风”,“淫风”等诸如此类的不正之风必备的一种德。只有俭德这种具有长期的抵制力与免疫力的德行才能将各种名利的诱惑拒之门外,只有俭德朴素的德行方能使得物欲的贪婪没有滋生的土壤。为政者只有具备这种俭德,才能保持一种清廉的作风。这可以说是伊尹对廉政建设理性的思索。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伊尹的俭德是在勤政中实践的。“先王昧爽丕显,坐以待旦。旁求俊彦,启迪后人,旁非一方。无越厥命以自覆。”[14]伊尹从先王的勤政作风引导出对太甲的规诫:“慎乃俭德,惟怀永图。”可见俭德与勤政是相互促成的。

伊尹在《伊训》中谈到先王的功业时说:“呜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灾”,[15]在这里伊尹是将德看做一种神奇的力量,桀之以上的先王皆是因为有德的存在,所以才没有天灾。甚至于“山川鬼神,亦莫不宁,暨鸟兽鱼鳖咸若”。[16]桀不循其祖道,导致“皇天降灾,假手于我有命。”[17]我们可以从这些话语中看出,伊尹首先是从王朝的兴衰成败来看德的价值与意义。“惟我商王,布昭圣武,代虐以宽,兆民允怀。”[18]在这里德是一种宽政,与之相对应的是桀的虐政。宽政的意义是使普天之下的黎民百姓皆信仰商王,拥护商王。这种德是王朝之基,立政之本。应该将其摆在先知先觉的高度上与王朝的兴衰成败联系在一起,即“今王嗣厥德败,罔不在初。”[19]这种德为何物?这种德是“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20]它的核心是亲亲。其推衍有一个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由微观到宏观的方向性——它是维系家国天下的一条主线。然而它不能自发地起作用,它要得以保障,得以推行,就必须制度化,法律化。需“修人纪”,“制官刑,儆于有位。”[21]并且这种德要得以彰明和光大,就必须“从谏弗咈。”[22]只有这样,为人君者,为人臣者,方能“居上克明”,[23]才能以理恕物,照察下情。在主观上,这种德要得以维系与保持,须心常危惧,动而无过,正如商汤所操持的“兹惟艰哉。”[24]必须做到持有“‘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25]的自制力。做到持有“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26]的免疫力,做到持有“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27]的明察力。否则“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有一过则德义废;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28]只有“修厥身,允德协于下,惟明后,”[29]普天之下,黎民百姓,才能“为下克忠,事上竭诚。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使人必器之。常如不及,恐有过。”[30]这样统治者的仁德与被统治者的忠诚就可以有机地统一起来。在这种有机的统一中,德仁与忠诚就会出现一种良性的互动。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德的价值与意义才能真正地得以体现。伊尹曾作有《咸有一德》一文。那么咸有一德究竟为何意思?“‘德’者,得也,内得於心,行得其理,既得其理,执之必固,不为邪见更致差贰,是之谓‘一德’也。”[31]德是一种主观与客观的践履。从主观上讲,德是一种内心的维修,这种内心的维修见之客观即是行。只有在行的过程中遵循德的要求,躬行实践,持之以恒。自觉地排斥各种异端邪说地干扰,不二三其德,即做到了修持,也就是所谓“一德”。此一德,即为常其德,“人能常其德,则安其位。”[32]然而此一德不是墨守成规。“终始惟一,时乃日新。”[33]看起来似乎此德的“日新”仅仅是德的“终始惟一”,诚然,修德要一如继往的坚持,不能“今日勤而明日惰,昨日是而今日非。”[34]必须要认识到修德的长期性,修德的过程也具有复杂性和艰巨性。但实际上面对新的情况,新的局面。德也就应该有新的内函,新的意义。“终始所行,惟常如一,无有衰杀之时”[35]这种“无有衰杀”,实质上是一种新陈代谢的外部表现。抛弃旧的过时的东西,采纳新的合时宜的内容,让德得以延续和光大。这实质上也是为有“一德”的态度。维持一德既是帝王之事。也是为臣之事。为人王者“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36]官贤才而任之,非贤材不可任。选左右,必忠良,这是帝王为德的一个最佳体现。选用贤才德才,为我王所用,实际上就可以使帝王的德得以散布,得以彰显,得以发扬光大。帝王就可德泽万民,恩被四野。对于人臣而言,“臣为上为德,为下为民”。[37]禀受帝王的恩德,将此恩德布施天下黎民百姓。但是作为为人臣者,面对大大小小的事务,面对纷繁复杂的矛盾。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具备慎重应对各种各样事物和现象的能力。当然更重要的是群臣和顺、共秉一心、群策群力。即所谓“其难其慎,惟和惟一”。[38]君到臣,臣到民;民到臣,臣到君。君臣民上下相承,上下相维,贯之以德。不难看出伊尹是试图以德为线索,构建出一个天下和洽的治世蓝图。这既是一种统治者内部的和谐,同时也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和谐。这种和谐的核心就是君王。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只有天下达到了这种和谐的境地,修德才真正达到了至上的境界。伊尹关于德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治世,而且也在于乱世,在讨论商之所以战胜夏的原因时,他明确地指出,“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归于一德。”[39]修德要有榜样,伊尹把祖德视为修德的榜样,此所谓“王懋乃德,视乃厥祖。”[40]修德要有端正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奉先思孝,接下思恭。”[41]修德要有远大的目光,明觉的洞察力和辨别是非的能力,即所谓“视远惟明,听德惟聪。[42]修德要有明确的目标,此目标就是“修厥身,允德协于下。”[43]

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伊尹关于德的思想即是力图通过个人的明德与修德,达到家国天下的“一德”,从而获得和谐的治世。

参考文献

[1](汉)孔安国.尚书正义.卷八.太甲下第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2]-[5](汉)孔安国.尚书正义.卷八.伊训第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6]-[9](汉)孔安国.尚书正义.卷八.咸有一德第八[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10]-[11](汉)孔安国.尚书正义.卷八.太甲上第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12]-[13](汉)孔安国.尚书正义.卷八.太甲中第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14](汉)孔安国.尚书正义.卷八.太甲上第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15](汉)孔安国.尚书正义.卷八.伊训第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16]-[29](汉)孔安国.尚书正义.卷八.太甲中第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30](汉)孔安国.尚书正义.卷八.伊训第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尚书范文篇10

孙腾、高岳、高隆之、司马子如皆是高欢心腹之臣，东魏初迁之时，高欢常居晋阳，置此四人于邺，把持朝政。此四人位高权重，号为“四贵”。当时孙腾官至东魏尚书左仆射、太傅，依杖权势“纳贿不知纪极，官赠非财不行，肴藏银器，盗为家物，亲狎小人，专为聚敛。”不仅受贿而且还盗用国家财物，猖狂之极。司马子如“与夺任情，公然受纳”。高隆之也是“时有受纳”。咸阳王元坦禄厚位遵，但仍然“贪求滋甚，卖狱鬻官，不知纪极。”韩轨频以军功升迁又兼外戚之贵，在瀛州刺史任上，聚敛无度。可足浑元早年即与高欢相知，东魏迁邺后即来投奔，在并州刺史任上，多有贪污。高氏父子身边之人也是肆无忌惮地贪污纳贿。张亮出身低微因有才能而知遇于高欢，委以腹心之任，“然少风格，好财利，久在左右，不能廉洁，及历诸州，咸有黩货之闻。”陈元康东魏时期深为高澄依信，“而不能平心处物，溺于财利，受纳金帛，不可胜纪，放责交易，偏于州郡，为清论所讥。”官员受贿、聚敛、放债及盗用国家财物情况均有，可见吏治之腐败。

面对如此情形，高欢在初期多优容诸人，不加追究。东魏行台郎中杜弼在天平末年(537)劝丞相高欢治理惩处贪污不法者，高欢却说“天下浊乱，习俗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黑獭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纲，不相饶借，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尔宜少待，吾不忘之。”高欢因东魏初迁邺都，西与宇文为敌，南临梁境，朝中文武人心未安，故采取宽纲纪，默许这种状态来安抚诸勋贵。高欢的姐夫尉景，“以勋戚，……而不能忘怀财利，神武每嫌责之。转冀州刺史，又大纳贿，发夫猎，死者三百人。”后高欢让优伶石董桶剥尉景衣喻其盘剥百姓且戒之。尉景却反驳说“与尔计生活孰多，我止人上取，尔割天子调。”放肆如此，高欢也只好容忍之。

二、高澄初掌朝政约束治理

但在东魏内部和外部处境稳定后，高欢就开始大力扶植儿子高澄的势力，约束打击权贵们的贪污不法行为。天平三年(536)，高澄入辅朝政，重用汉族士人，着手整顿吏治，约束朝中不法勋贵。元象元年(538)，高澄为吏部尚书，一改北魏崔亮后以年劳为制的选举任官之制，“铨擢唯在得人，又沙汰尚书郎，妙选人地以充之，至于才名之士，咸被荐擢。”此一时期，所提拔的“才名之士”多为高澄所信用的汉族士人，如崔暹、崔季舒、崔昂、宋游道等，依靠他们来治理东魏政权内部积重难返之贪污腐败现象。武定二年(544)，高澄领侍中，“其文武职事、赏罚众典，询禀之，”巩固了自己在朝政权，开始重点治理朝中官员的贪污行为，同时“奏吏部郎崔暹为御史中尉，纠劾权豪，无所纵舍，”高澄曾对崔暹、宋游道说：“卿一人处南台，一人处北省，当使天下肃然。”可见高澄对二人的期望，也可窥见其对贪污治理的积极。崔暹遂成为高氏父子约束勋贵治理贪污腐败政策中的核心人物。

崔暹，字季伦，博陵安平人，世为北州著姓，初依渤海高乾为吏，后随高澄镇抚邺都，加散骑常侍，迁左丞吏部郎。至为御史中尉，选毕义云、卢潜、宋钦道、崔瞻等人为御史，“世称其知人”。朝中贪污者多为高欢昔日心腹旧将，位高勋重，极难治理。为此，高氏父子不失时机地抬高崔暹的个人威望，以示对汉族士人治理朝中贪污腐败举措的支持。如“文襄欲假崔暹威势，诸公在坐，令暹后通名，因待以殊礼。暹乃高视徐步，两人挈裾而入，文襄分庭对揖，暹不让席而坐，觞再行，便辞退。文襄曰：‘下官薄有疏食，公少留’。暹曰：‘适受敕，在台检校’。遂不待食而去，文襄降阶送之。”高欢对崔暹也是多加褒奖。武定三年(545)，高欢朝邺，孝静帝于华林园大宴，令高欢选“朝廷中有用心公平，直言弹劾，不避亲戚者”劝之酒。高欢唯推崔暹一人，并赐以所射赐物千段。崔暹也正如高欢所言“直言弹劾，不避豪强”。

崔暹“前后表弹尚书令司马子如，及尚书元羡、殷州刺史慕容献，又弹太师司州牧咸阳王坦、并州刺史可朱浑道元、冀州刺史韩轨，罪状极笔，并免官，其余死黜者甚众。”宋游道：“劾太师咸阳王坦、太保孙腾、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录尚书元弼、尚书令司马子如官贷金银，催徵酬贾。虽非指事赃贿，终是不避权豪。”

这是一桩打击面极广的弹劾案，且多为高级官吏，弹劾事由也超出“脏贿”之外。司马子如时任尚书令，“以贿为御史中尉崔暹所劾，在狱一宿而发皆白。”元坦“为御史劾奏免官，以王归第。”韩轨“为御史纠劾，消除官爵。”身边贪污之人一并获罪，“韩轨为御史劾，州府僚佐及轨左右以赃挂纲者百余人”高欢为之作书警戒邺都诸人“咸阳王、司马令并是吾对门布衣之旧，尊贵亲昵，无过二人，同时获罪，吾不能救，诸君其慎之。”高欢态度甚为明显，不再像初期那样漠视朝中的贪污行为了。

此番严厉惩治，也确让部分官吏有所收敛，汉族士人欲整朝政，抑制勋贵将领小有成效。如司马子如重被启用后“能自改厉，甚有声誉。”尉景后出任青州刺史，“操行颇改，百姓安之，”

但治理贪污的措施并没有坚持，而且也不彻底，仅是昙花一现。可朱浑道元、侯景等人并没有因贪污被劾而受任何追究。韩轨不久就官复原爵。元坦也是“寻起为特进，出为冀州刺史，专复聚敛”，继续贪污聚敛，苛责百姓。相反，却因此事件加深了鲜卑勋贵将领和汉族士人间的矛盾，为日后崔暹、崔季舒被流放埋下伏笔。不久勋贵们就开始反攻治理贪污政策。

侯景叛东魏，促使掌有武力的勋贵将领们的地位上升。武定五年(547年)，侯景据河南叛东魏，严重威胁了东魏的统治。高澄以韩轨为众军统帅讨伐叛军。“辛亥，司徒侯景反，……遣司空韩轨，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贺拔胜、可朱浑道元，左卫将军刘丰等帅众讨之。”四月，进“司空韩轨为司徒，以领军将军可朱浑道元为司空，以司徒高隆之录尚书事，以徐州刺史慕容绍宗为尚书左仆射”。因外部局势的变化，高澄不得不倚重这批曾因治理贪污腐败被打击的勋贵将领们，治理他们贪污之事更是不可言及。

因而出现了勋贵诸将们要杀崔暹的事情，实际是对高澄重用汉族士人治理贪污损害自己利益的不满与回击。高澄值此外患之际，几欲杀崔暹以安抚诸将。

三、高洋称帝不了了之

武定七年八月(549年)，高澄遇害，高洋入朝理政。“文襄遇贼，……乃赴晋阳总庶政。帝内虽明察，外若不了，老臣宿将皆轻帝。于是帝推诚接下，务从宽厚，事有不便咸触省焉，群情始服。”高洋在高澄执政时期韬光养晦，素为诸勋贵将领轻视。此时为取得勋贵将领对自己称帝的支持，对他们多加笼络。高隆之等人更兼有劝进之功，便对崔暹等人实施报复。

“文宣初嗣霸业，司马子如、韩轨等挟旧怨，言暹罪重。高隆之亦言宜宽政纲，去纠察法官，黜崔暹，则得远近人意，文宣从之。及践祚，谮毁之者犹不息。……流暹于马城，昼则负土供役，夜则置地牢。”

“及文襄遇难，……司马子如缘宿憾，及尚食典御陈山提等共列其过状，由是季舒及暹各鞭二百，徙北边。”高洋明知崔暹无罪，但此时却不得不顾及勋贵将领们的利益，流徙崔暹、崔季舒等人。

天保元年七月，“改御史中尉还为中丞。”是在官制上消弱了监察机构的权威，使其不再具有军中执法压制跋扈武将的能力。至此可以说，高澄执政初期实行的治理贪污腐败政策不了了之。在北齐以后的时期中，虽有完备的法律体制，但再也没有出现像高澄时期那样严厉的治理贪污腐败之举。而终北齐一朝，吏治腐败问题一直都没有得到彻底得解决，这也是为日后被北周所灭埋下的一个祸根。

缪钺先生认为此次治理吏治是汉人欲革新朝政与鲜卑在政治上的一次冲突。综观这三个阶段政策的变化，无不是充满着这两个集团的斗争，然而东魏北齐初期所面临的内外环境及高氏父子治理态度及政策的变化是高澄时期治理贪污失败的主要原因。

［参考文献］

［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中华书局1956年版。

［2］〔唐〕李延寿：《北史》(卷五十四)《孙腾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3］〔唐〕李延寿：《北史》(卷五十五)《张亮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4］〔唐〕李延寿：《北史》(卷五十五)《陈元康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5］〔唐〕李延寿：《北史》(卷五十五)《杜弼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6］〔唐〕李延寿：《北史》(卷五十四)《尉景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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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唐〕李延寿：《北史》(卷三十二)《崔暹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10］〔唐〕李延寿：《北史》(卷五十四)《司马子如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11］〔唐〕李延寿：《北史》(卷五十四)《韩轨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12］〔唐〕李延寿：《北史》(卷五十五)《张曜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13］〔唐〕李延寿：《北史》(卷七)《齐本纪中》，中华书局1974年版。

［14］〔唐〕李延寿：《北史》(卷三十二)《崔季舒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15］〔唐〕李百药：《北齐书·元坦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

［16］〔唐〕李百药：《北齐书·崔暹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

［17］〔北齐〕魏收：《魏书·孝静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

［18］缪钺：《读史存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