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实证分析论文十篇

金融实证分析论文篇1

内容提要:金融危机是市场经济社会经济波动周期性表现之一。正确认识金融危机，有助于进一步准确把握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及其经济法价值。金融危机下政府的救市计划，依经济政策的法律化，属于应对危机性经济法，具有临时性和应急性特点，彰显经济法的事后救济功能。透过金融危机，我们更应追求市场经济常态社会经济法所具有的前瞻性价值和预防。不应盲目夸大政府的作用，政府作用内生于市场机制，以弥补市场机制无法或难以发挥作用的领域，从而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这是经济法具体制度构建的逻辑起点。国有企业的弊端及政府失灵决定了国有企业从来不是市场经济社会的主要市场主体。国家调控资金主要不应流向国有企业，而应侧重“国退民进”和“还权于民”的成本与代价，着眼于培育市场机制和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2008年因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进而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给中国带来了冲击，同时也引发了国人诸多思考，并有诸多政府及市场的反危机实践动作。然而，在此过程中，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不乏强化外在于市场的政府功能及其国有企业作用的声音，甚至有人虽不明确提出否定市场机制但实质以此否定市场机制，比如有学者提出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追求剩余价值导致的经济危机必然性引起了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等。[1]这种声音无助于经济法发展及国有企业改革。如果我们能够准确对待这场金融危机，则这对经济法价值及国有企业改革是很好的反思以及发展契机。如果准确界定了经济法的价值、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及国有企业的定位，则对国有企业治理以及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是相当有益的，也是一项前提性基础研究。为此，笔者试图对此加以分析，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如何看待金融危机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来自于次贷危机。由于CDS等金融衍生产品在缺乏完善法律监管情况下的过度膨胀以及IT产业泡沫经济的非有效性等因素，为了推动房地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美国政府从2001年开始通过支持按揭贷款的方式推动了房地产市场的火爆。截至2007年，美国人购房的按揭贷款已经达到当时美国GDP水平。但与此同时，许多购房者还贷愈来愈难，因而引发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连锁反应带来金融危机及其经济危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趋势必然使美国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包括中国。

如果说CDS等金融衍生产品的过度膨胀和IT产业的泡沫经济等是市场失灵的表现，那么美国政府支持按揭贷款推动房地产业的发展而直接产生的次贷危机，则是美国政府产业政策的一种失败或是产业政策的负面影响，也就是政府失灵的典型表现。因此，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是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重作用的结果。

那么如何看待这场金融危机呢？笔者以为，首先，市场经济伴随着经济危机是经济发展的周期性的表现，而美国这场金融危机则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一个周期性的表现。金融衍生产品的高度发展在法律或政策稍有疏忽或漏洞的条件下均有可能引发危机。某种意义上说，也只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尤其美国才更有可能引发这场金融危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对于中国等诸多存在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至多是“沾点光”而已，而对于朝鲜等经济较封闭的国家连“沾光”的机会都没有。[2]从中国现实来看就足以印证，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主要对于广东、江苏、浙江和上海等外向型经济依赖比较强的地区冲击较大，但对于广大中西部落后地区影响有限，只是波及在沿海外向型企业打工的外出务工人员。其次，历史已经多次证明，西方国家在历次经济危机中，通过不否定市场机制且又逐步强化内生于市场的国家调控作用以及国际间的调控与合作等不断地化解危机，从而在每次经济危机之后以更高的起点螺旋式地向前发展，从而表现出明显的稳定性。2009年美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在美国水平基础上达到3.4%即为例证。而这恰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早期的自由市场经济社会向以后的以市场为主导而又内生于市场机制的国家调控的必然结果。这也正是我们当今经济法值得借鉴的重要理论基础。

因此，在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目前广泛采用的经济形态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情况下，我们不是害怕金融危机，而是害怕因金融危机而否定或怀疑市场机制；害怕因此而强化外在于市场的国家干预；害怕没有有效的国家调控手段和成熟的市场机制来化解金融危机。面对金融危机，我们应当在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杠杆的同时，积极发挥国家调控监管的手段，化解危机，并借此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力求在新的起点上实现经济新的一轮发展。这也是国家间展开竞争的一个重要机会。历史多次证明，西方许多发达国家均把握了因危机而带来的多次发展契机，从而跻身强国之列，并使经济危机发生的频率和危害程度不断地降低。[3]

二、金融危机下经济法价值的考量

清醒而正确地认识金融危机是我们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前提。这对于市场机制尚未成熟、政府干预依然过多的转型时期的中国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准确界定经济法价值的重要前提。

面对金融危机，无论美国政府的7000多亿美元的救市计划，还是中国政府的4万亿人民币及其地方政府将近20万亿元人民币的救市计划等，均是国家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依法治之一般要求，这些行为均需要以法律或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2009年美国的《复兴与再投资法》、中国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及其实施细则”等。从法学的视野来看，其乃是经济法学考虑的范畴。[4]从经济法产生历史来看，比如1929年至1933年的美国经济危机所产生的《银行法》和《产业复兴法》等均是实质意义上的经济法。我们将之称为应对危机性的经济法。前已述及的中美各国针对此次金融危机所采取的法律法规即为应对危机性的经济法。除此之外，两次世界大战也催生了一些经济法法律法规，比如德国的《卡特尔规章法》、《煤炭经济法》，以及日本的《炼钢行业奖励法》等。我们将之称为战时经济法。[5]无论是应对危机性经济法，还是战时经济法，其更多地体现出国家外在于市场的一种强制性干预，彰显经济法的事后救济功能。

然而，随着历次战争和经济危机的发生，人们在思考如何解决并尽可能减少或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其中计划经济理论就是应对此问题的一种理论思潮，但历史已经证明，计划经济陷入了“国家万能论”，是失败的。[6]即便为此出现的仍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但强调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后来也在不断地进行理论修正，包括但不限于其后出现的供应学派、芝加哥学派和公共选择理论等。这一切均说明政府亦非万能，正如布坎南所说，“政府的缺陷至少与市场一样严重。”[7]此次美国政府支持按揭贷款来推动房地产业的发展而导致的金融危机就是例证。因此，我们不能因金融危机及其他经济危机而盲目崇拜政府的作用，无论美国政府的救市计划，还是中国政府的救市计划等；绝不能因金融危机的发生而否定或怀疑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万万不能通过否定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损害、消灭市场机制的方式来解决市场经济的问题。[8]

进一步而言，任何非常态社会下的思想、学说或做法只能在特定时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可以作为常态社会的一种思想予以启发，而不能作为常态社会运行下的主导思想、学说或做法；它必须在常态社会中进行不断的修正和更新，否则容易成为常态社会运行的绊脚石。[9]对于因金融危机及其他经济危机或战争而产生的理论思潮及其应对措施均是非常态社会下政府干预经济的反应。因此，政府失灵的可能性决定了以此为基础的应对危机性经济法或战时经济法的事后救济功能均具有临时性、应急性特点。无论历史上的经济危机还是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制定的经济法律法规后来都逐步废止或修改，比如1929年至1933年的美国经济危机时期通过的金融机构分业经营的立法后来被金融机构的混业经营立法所取代等。同样，对于此次金融危机各国所采取的对策及其法律也是如此，具有临时性和应急性特点，绝不可以常态化的心态看待政府及这种经济法的作用。

从世界各国尤其西方国家来看，人们在前人不断试错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已不满足于国家公权力面对市场失灵的事后救济作用，而是发挥国家公权力的积极作用，以尽可能减少经济危机发生的频率及其危害程度，从而发挥经济法的前瞻性价值与预防。美国的反垄断立法史也足以验证。比如美国的《克莱顿法》改变了《谢尔曼法》的事后控制原则，采用事前控制与事后控制相结合原则，并侧重事先控制原则。美国后来的反垄断立法又进一步补充了《克莱顿法》，建立了企业合并事先强制申报制度等。[10]这已成为市场经济的世界各国发展趋势。

然而，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虽然仅强调经济法的事后救济功能可能已给国家和社会造成无谓的损失，[11]但是它能够尽可能降低国家不必要的干预及政府失灵的存在；虽然强调经济法的前瞻性价值和预防有助于事先防范市场失灵，但有可能滋生政府失灵，毕竟政府不是万能的。因此，面对市场失灵、强化国家调控经济的同时，依然要时刻警惕政府失灵；政府作用必须内生于市场机制，也就是政府内生于经济本身，[12]建立在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的基础上。同时，又将国家公权力限制在市场机制无法或难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并对公权力加以法治规范。公私融合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发挥经济法的前瞻性价值和预防与发挥经济法的事后救济功能彼此不可或缺，是一种彼此博弈与平衡的过程，而这正是我们追求的所谓常态经济法，也是经济法具体制度构建的逻辑起点。

历史已经证明，市场失灵需要政府，而政府失灵更离不开市场机制。如果说市场失灵需要摄取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理论的话，那么政府失灵又带来了芝加哥学派和供应学派等对凯恩斯主义的修正，以及后来的公共选择理论的产生。[13]因此，当今的市场经济社会只有建立并超越于凯恩斯主义，同时又摄取公共选择理论的营养成分，才能使经济健康发展。依法治之一般要求，经济政策的法律化决定了从法学的视野来看，这是经济法学得以健康发展的经济理论基础，也正是经济法学的价值所在。[14]

从中国来看，我们还面临着一些特殊的问题：一方面，中国作为后发型发展中国家面临着需要赶超发达国家、步入现代化国家行列的历史任务，因此不能简单地重走西方国家历史上曾走过的资本积累道路，而应当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需要内生于市场机制的政府作用；另一方面，中国又受制于长期实施的计划经济的阴影、市场机制不成熟、政府职能尚未彻底转变以及民主法治化程度不高的现状，从而导致渴求内生于市场机制的政府作用很容易发生膨胀与变异。这正是中国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困境所在。从法学视野来看，也就是中国经济法学的困境所在。

就此次金融危机来看，美国政府的救市计划是建立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和民主法治化程度较高基础上的。虽然我们不要盲目崇拜政府的作用，但是美国政府7000多亿美元的救市计划经历了国会多次的较量及其法治化的表现，如2009年的《复兴与再投资法》等，以及成熟的市场机制，均存在将政府作用的负面效果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限度。而对于中国而言，中国政府的救市计划则是建立在市场不成熟和民主法治化程度不高的基础上，从中国政府4万亿人民币的救市计划及其地方政府将近20万亿人民币的投资计划未经过各级人大的审批而予以实行就足以验证。就此而言，来自于纳税人的钱财能否用在刀刃上、是否存在“灰色地带”以及是否反作用于市场机制等值得质疑。

因此，面对这场金融危机，中国政府的救市计划更应当着眼于如何培育市场机制、如何规范和限制政府权力、如何“还权于民”的长远措施，而不是仅仅满足于眼前的企业脱困、职工就业和国家经济增长目标等方面。从法学视野来看，中国在发展经济法的同时，还应当着眼于市场机制的培育和国家公权力的规范与限制，大力培育和发展民商法和行政法等。中国经济法具体制度要在自由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博弈与平衡中谨慎构建。

当然，我们在自由市场和国家公权力之间寻求合理的博弈与平衡时，不能因此而陷入“中庸”之道这一国人通病，因为自由市场和国家公权力之间的博弈与平衡有时无法取得最佳平衡点，制度的构建不是绝对完美的，总要面临着代价、取舍与牺牲。经济法具体制度的构建也是如此。这才是经济法学人真正需要考虑的话题。

经济法价值理念对于经济法具体制度的构建及其社会实践以及国家的经济发展及其现代化进程是相当有益的。经济法固然需要解决具体问题的具体对策，但也需要探索经济法思想，尽管经济法思想有时看似是务虚的。[15]

三、经济法价值个案实证分析：国有企业

（一）政府与市场：国有企业的边界

依市场之一般原则，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同属市场竞争的主体，应平等对待，让市场优胜劣汰。但是，国有企业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政府失灵的可能性无时不在。国有企业存在两个最致命的缺陷：其一，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的天然缺位。人的本性在于只有给自己追求利润时才更有可能发挥最大的潜能，而国有企业资产的实际行使者并不直接拥有产权，国有资产的实际行使者可能利用“全民”的名义蚕食或糟蹋国有资产。尽管《企业国有资产法》的出台试图构建国有企业的出资人制度，解决国有资产的出资人问题。这仅具有相对意义。其与出资人模糊不清相比较而言要进步许多，但还是无法根本解决国有资产产权问题，因为作为国有企业出资人的国资委无论作为政府机构还是作为特设事业机构均存在委托问题，依然存在假“全民”名义而行蚕食或糟蹋国有资产的可能性，尤其是在作为代议机构的人大的应有地位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尚未落实的情况下。其二，无论国有企业的垄断，还是私有企业的垄断，均是市场经济的天敌，但是国有企业天然地存在行政垄断的倾向。由于国有企业是政府投资的，无论政资分离还是政企分开，国有企业都难以逃脱政府的“掌控”。作为国有企业股东的政府也不应当彻底放任国企不管，否则就是放弃了股东的权利义务。正因为如此，国有企业与行政权力存在天然的联系，也就必然容易滋生垄断现象，国有企业的弊端就是政府失灵的具体体现，尤其在中国民主法治化程度不高、行政权力缺乏有效规制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因此，国有企业不可能成为市场经济的主要市场主体。正如英国管理大师德鲁克曾经说过的，“政府是个永远管理不得力的股东”。中外各国尤其计划经济时期的事实已经证明，国有企业普遍存在效益低下或亏损问题，浪费纳税人钱财。就我国而言，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国有资产流失每年流失500亿元；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每年至少流失800亿元至1000亿元。[16]虽然有些学者认为，2002年至2007年，全国国有企业销售收入从8.53万亿元增长到18万亿元，年均增长16.1%；实现利润从3786亿元增长到16200亿元，年均增长33.7%。2007年，全国国有企业上缴税金1.77万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34.5%。[17]也有学者认为，2009年公布的中国2008年500强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8.2万亿元，占全部收入的83%；实现利润总额为1.2万亿元，占全部企业利润总额的86.6%。[18]但是，我国国有企业如果除去石油石化、烟草、电信等垄断国有企业的利润，再失去每年国家对国有企业的优惠政策，国有企业就几乎没有利润可言。[19]更何况国有企业的利润等是利用纳税人大量钱财累加的，其与私有企业同比例的投资相比，由于投入产出的不对等性，即使在有利润的情况下，国有企业效益也是极其低下的。[20]包括金融危机下利润相对较高的国有企业也多因垄断利润产生收益。即使像新加坡或其他一些国家存在部分国有企业效益较好的情形，也多以垄断利润的形式出现，是以牺牲财政收入和消费者福利以及与民争利的结果；更何况新加坡作为城市经济体还不具有普遍性。

从世界各国国有企业的历史实践来看，就可见一斑。国有企业作为国家调控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国有企业的发展史往往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有关。第一，从西方国家来看，凡是市场机制遭受严重破坏的时期如经济危机、世界大战等，就是国家干预经济程度较高的时期，也就是国有企业比重相对较高的时期。历史已经证明，经济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等是西方国家国有企业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因素。首先，从经济危机来看，据考证，有关公有企业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英国。[21]这与英国作为产业革命的发源地和最早出现经济危机的国家有关。早期国有企业往往以政府行政机构的面貌出现，比如1657年的英国邮政局、1810年法国的烟草专卖局等。[22]在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时期，美国政府加大了对国民经济的干预，先后建立了一批国有企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在欧洲许多国家也是如此，比如法国、意大利、葡萄牙等。依经济政策的法律化，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应对危机性经济法。其次，从两次世界大战来看，战争期间，许多国家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国有企业有了较大发展。比如美国将铁路、邮电和船运等行业置于国家垄断经营。依经济政策的法律化，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战时经济法。在此基础上，尤其左翼政党执政的西方国家受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初期的积极作用影响，[23]也建立了一些国有企业。比如英国工党执政时在历史上多次国有化。尽管西方国家无论经济危机、战争还是其他何种原因出现过多次国有化浪潮，但国有企业的比重在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中仍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比如英国在1974至1979年经过第二次国有化浪潮后，国有企业也才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即使在西方国家国有企业比重较高的法国，到1990年，法国国有企业的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24]至于美国、日本等国国有企业的比重就更少了。并且，一旦每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危机结束以后，各国就纷纷减少对经济的干预，把自由市场经济作为发展目标，纷纷从国有领域退出。比如美国就把战时建立的国有企业多数清理完毕。而且随着计划经济的失败，国有企业的弊端日渐严重，西方国家也掀起了多次私有化浪潮，即使以前一直认为的自然垄断行业也纷纷引入私有资本、引入竞争，比如电力等。第二，从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来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已经彻底否定了市场机制，代之以全面的公有制，初衷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但结果是走入另外一个极端，国有企业弊端及政府失灵的全面爆发，最终恶化了国民经济本身。

由此可见，从国际上尤其西方国家国有企业发展的历史来看，西方国家在面对市场失灵、强化国家调控经济时，依然时刻警惕政府失灵。即使在经济危机或战争时期，西方国家也没有放弃市场机制，国有企业仍占很小比重，国有企业主要是为了解决经济危机或应付战争的需要，具有事后救济功能。一旦市场经济社会恢复常态后，国家就减少对经济的干预，恢复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把战时或经济危机时期的大量法律、政策及其措施予以废止，包括清理大量国有企业。以上西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发展史就足以验证。这也反映了战时经济法和应对危机性经济法所具有的临时性和应急性特点。也正因为如此，国有企业从来不是市场经济社会的主要市场主体。

那么，国有企业存在的理由在哪里？笼统地说，国有企业主要存在于市场机制无法或难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即存在于私人无法或难以自治的领域。具体来说，国有企业主要存在于非竞争性领域且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命脉的基础产业、公用事业等。何谓非竞争性领域且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命脉的基础产业、公用事业等？何谓需要政府扶持或淘汰的产业？这些不是由某个政府、某个利益集团或少数人决定的。依民主法治要求，既然国有企业是用全体纳税人的钱财投资的，理应由“全民”的代议机构加以审批，并决定资金投向、用途及其收益分配等。并且，从国际上尤其西方国家来看，政府通常不指望把国有企业的利润作为支持财政预算的工具。许多国有企业甚至被允许长期亏损，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为政策性亏损。[25]这从西方国家国有企业发展史和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发展趋势就足以明证。比如美国自二战以来，国家投资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领域等。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所谓常态经济法所具有的功能和价值，即国有企业内生于市场机制，更多地弥补市场机制之不足，发挥前瞻性价值和预防。

除此以外，对于后发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为了赶超经济发达国家，单纯依赖市场机制不够，还需要运用政府的产业政策有意识地扶持或淘汰某些产业，从中可能需要一些国有企业。[26]但这都是建立在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的基础上的。对此，日本、韩国比较成功。对于中国而言，国有企业存在的理由既要考虑到市场经济的一般要求，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也要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要求，适当借鉴日本、韩国等国历史上的产业政策经验。

（二）国家调控资金主要流向哪里——国有企业抑或其他

从美国此次金融危机来看，由于通用、克莱斯勒等一些世界著名企业提出破产申请保护，美国政府通过注资也成为这些企业的大股东，包括美国政府对一些银行的注资等。所有这些举措均是美国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与干预。其他许多国家也不例外。为此，有人怀疑甚至否定市场机制，刻意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作用，甚至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出现了“国有化”浪潮，并以此为中国没有像美国等西方国家那样推行完全的市场化而感到庆幸，以此为强化中国的国有企业地位寻找理由。从中国政府4万亿人民币及其地方政府将近20万亿人民币的救市计划来看，这种倾向就已初见端倪。国家投资资金大量向国有企业倾斜，国家引进外资、改制上市、贷款、企业并购等优惠政策也向国有企业倾斜。比如2008年7月，国务院国资委给重庆国有企业带来539亿人民币，经过半年，实际到位资金达到60%，达317亿人民币等。[27]受此影响，某些地区、行业等出现了国有企业收购私有企业及其“国进民退”的回潮，包括但不限于山西省煤矿资源整合问题，[28]国有企业的地位被盲目拔高，从而导致国有企业固有的弊端及其他许多盲点被掩盖。

如果国家调控资金主要流向国有企业，在民主法治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将进一步加剧政府失灵问题，容易导致资金的浪费与流失，进一步养肥少数既得利益者；进一步加剧国有垄断和与民争利现象，损害消费者福利；进而失去国家所有制结构调整、培育市场机制及其经济转型的良机。

不可否认，面对金融危机，无论是出于行政权力的关联，还是国企脱困、社会稳定以及政府官员的短期业绩考量等因素，政府将救市资金投入国有企业实属正常。国有企业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理所当然要在克服金融危机中担当重要角色。但是，从长远来看，尤其结合中国的国情，我们更需清醒地认识金融危机、政府的救市计划以及国有企业。经济法具体制度的构建除了着眼于眼前的金融危机，更应当着眼于中国的长远利益。

对此，笔者以为，首先，如前所述，国家对经济危机的干预均具有临时性和应急性特点。从思想上来看，任何非常态社会的思想、学说和观点都不能成为常态社会运行的主导思想、学说和观点；从法律和政策上来看，非常态社会下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等，包括但不限于应对危机性经济法，比如2009年美国的《复兴与再投资法》等，均具有临时性和应急性特点。一旦市场经济恢复常态，则在危机时期所实行的法律法规、政策及其措施等往往被废止或修改。这在历次西方国家经济危机或战争中均得以验证。因此，此次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及中国等国家的救市计划也不应例外。国有企业从来没有成为市场经济的主要主体，绝不能因此而盲目夸大政府的作用。至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国有企业的弊端更是反面例证。其次，美国等西方国家与中国国情存在很大差异，两者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救市计划是建立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和民主法治化程度较高基础上的，其国有企业比重本身就非常少。尽管历次的经济危机和战争中出现过国有化浪潮，但国有企业从来没有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其经济体系并没有脱离市场机制，从而把国有企业的弊端尽可能降低到最低限度。而中国目前处于市场经济不成熟、民主法治化程度不高的阶段，国家干预经济本身就比较严重，国有企业比重依然过大，国家权力没有得到有效规制，权力的垄断进一步助长了国有经济垄断问题。[29]再次，金融危机产生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美国，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因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而受此影响。鉴于此，我们不仅要认识到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救市计划具有临时性、应急性特点，也要看到中国政府的救市计划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的救市计划存在很大差异，也面临着更为特殊的问题。

因此，面对这场金融危机，一方面，中国政府要积极调控经济，包括对国有企业的投入；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又面临着培育市场机制、政府职能转变、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和缩小国有企业比重等历史重任。我们面对这场金融危机所采取的调控经济的手段，包括对国有企业的投入等，在民主法治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以及传统思维惯性下，可能又会不自觉地进一步助长本应削弱的政府职能、行政权力和国有企业比重等，从而延缓市场机制的培育，而这恰是中国应对此次金融危机的困境所在。依经济政策的法律化要求，这也是中国经济法学理论及其具体制度构建的难点所在。

鉴于此，学界尤其中国决策者对此更应当保持清醒地认识，这不仅关系到政府救市计划成效和能否解决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且从长远来看，也关系到中国能否把握此次契机，积极培育市场机制，实现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成功转型。

综上，国家调控资金主要流向哪里？就企业而言，是国有企业抑或其他？笔者以为：首先，国家要尽可能减少行政直接干预的力度，无论是中国中央政府的4万亿人民币还是地方政府将近20万亿人民币的救市计划，与其作用于诸如国有企业等行政直接干预措施方面，不如将其主要运用于如何培育市场机制，并将国家调控与市场监管内生于市场机制本身，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30]其次，国家要尽可能减少对国有企业的投入，并利用此次契机，进一步解决国有企业垄断问题，将国家调控资金主要用于“国退民进”和“还权于民”的成本与代价中，扶持和培育目前能够解决中国将近70%就业的私有企业，创造更为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31]再次，国有企业的投入应以市场机制无法或难以发挥作用领域为标准，并以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为前提，使国有企业内生于市场机制，从而发挥政府适度的调控和监管作用。国有企业的投入主要应着眼于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命脉的基础产业和公用事业以及需要国家扶持的产业等。再其次，尽管政府救市计划及其相关政策措施具有临时性和应急性特点，但依法治视野，凡是能够法律化的，应尽可能法律化。[32]比如2009年美国的《复兴与再投资法》等。最后，动用纳税人钱财的政府救市计划理应通过人大审议，应当反思此次救市计划的民主法治化进程。同时，国有企业的设立、重大运作、收益分配和解散等也理应纳入人大审议之内。虽然这在目前国有企业过多的情况下一步到位具有不现实性，但应考虑对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命脉的基础产业和公用事业等国有企业有选择地纳入人大审议，并在将来国有企业内生于市场机制后仅在市场机制无法或难以发挥作用的领域保留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均将纳入人大审议监管之中。

金融实证分析论文篇2

【关键词】经济增长 金融结构 货币发行量 “经济学”

一、引言

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中国经济结构升级已经成为学术界最热烈讨论的话题之一。近期，央行坐视银行间市场出现钱慌，未循惯例予以救援，表明政府已决心牺牲一定的经济增速，以求抑制乃至逆转加杠杆行为，从而引导实体经济结构的调整。刘海影刊文指出这一举措的底线是“不发生财务金融危机”，压迫实体经济去产能的政策并未考虑到信贷扩张背后的制度性约束与实体经济根源，在没有纠正实体经济结构性问题之前对货币金融体系动刀，有可能导致事先没有预料到的、不可控的后果。

为了验证上述政策生效的可能性，笔者对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经济波动问题进行了探讨。本文思路如下，第二部分文献综述，陈述关于经济增长与金融结构的相关学术成就以及本文参考文献；第三部分理论分析，从理论上分析金融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第四部分为结论。

二、文献综述

近代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主要有索洛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以及围绕对新古典增长模理论完善发展起来的内生增长理论。关于增长因素分析方面，舒元和徐现祥在《中国经济增长模型设定1952～1998》中论证，制度原因是AK模型增长理论能够刻画我国经济增长主要解释。胡文国和吴栋在《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理论与实证分析》一文中分析了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同时在设定经济指标时充分考虑了制度因素。本文中，笔者在以上理论基础上充分囊括以上指标并将试图将金融结构因素加进去。

国内学者对金融结构的研究大约始于上一世纪80年代，大体可以总结为金融结构成分分析、金融结构定量实证分析和金融结构优化问题研究这几个方面。其中，吴超在（2012）《我国金融结构优化和经济增长稳定性研究》中合理设定了金融结构效率衡量指标，反映了我国国家主导型金融结构的特点。笔者在本文中将金融结构影响视为制度因素之一，希望分析经济增长中不同因素影响程度，得出更合理的结论。

三、理论分析

（一）理理论基础

根索洛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此处不详述）：

Y（t）=F（K（t），A（t）L（t）） k（t）=sf（k（t））-（n+g+δ）k（t）

L（t）=nL（t） A（t）=gA（t） K（t）=sY（t）-δK（t）

拉莫维茨（1956）和索洛（1957）等提出的增长因素分析表达式：

■-■=α■（t）■-■+R（t）

其中产量（Y），资本（K），劳动（L），劳动有效性（A），折旧率（δ），储蓄率（s）。

（二）传导路径

首先，金融结构通过资本投入变动影响产出。由索洛增长模型我们可以得知，储蓄率的提高有利于经济增长。金融机构通过金融结构提供相对于耐用品等实物资产较高的资本回报率，分散投资项风险，满足人们预防投资动机吸引储蓄。当储蓄供给供给，引起储蓄供求均衡的变动，使得利率变动，进而促进投资变动，从而使资本投入K改变，进一步使产出Y变动。金融机构的运作状况和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以及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效率高低，决定着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数量和质量，从而影响着经济增长。

同时，金融结构通过“劳动有效性”变动影响产出。索洛并没有对“劳动有效性”具体含义将做出解释，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则提出A代表着研究与开发投入，技术进步，知识积累或者人力资本的观点。但无论是研发或人力资本的积累，都需要投企业入大量的资本。良好的金融环境有助于企业的外部融资同，同时强有效的金融市场可以通过价格信号引导金融资源投向技术创新项目，提高资本利用效率，减低融资成本。

最后，金融结构通过增长因素贡献变动影响产出。金融市场的信号作用引导着资本流向技术先进的新型部门，从而促进实体经济产业升级。根据前文的增长因素分析公式，当K，A，s，g变动时，将引起经济增长中各因素贡献率的变化，这一变化的积累使得经济结构变动，又反过来影响经济增长。

四、结论

本文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了我国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通过借鉴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因素分析模型进行了理论分析。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将金融结构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引入到模型中，建立了相应的模型阐释了央行抑制加杠杆行为，从而引导实体经济结构的调整传导机制。

参考文献

[1]舒元，徐现祥.中国经济增长模型设定1952-1998[J].经济研究，2002，（11）.

[2]胡文国，吴栋.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理论与实证分析[J].清华大学学报，2004，（4）.

金融实证分析论文篇3

关键词:金融结构;金融发展;经济发展;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6-0064-02

自1969年美国经济学家戈德史密斯(Raymond.W.Goldsmith)的著作《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问世以来,金融结构理论业已成为现代金融领域的前沿问题,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成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一、金融结构的理论溯源

1580年威尼斯银行的产生,标志着近代意义上的金融业的产生。早期的关于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是伴随着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的发展而发展的。从历史上看,人们对货币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探讨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六七世纪欧洲“价格革命”时期的货币数量论,之后以著名的费雪方程为代表。欧文・费雪在其1911年出版的《货币的购买力》一书中提出交易方程MV=PT,认为在货币的流通速度与商品交易量不变的条件下,物价水平是随流通货币数量的变动而正比例变动的。

早期的经济学家们将研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货币的中性与非中性的问题上,中性论者认为货币不过是便利交易的工具,非中性论者则强调货币能够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非中性论者代表之一凯恩斯,其《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著作把金融结构寓于金融业整体中进行研究的方法是与当时金融业的发展相适应的。

二、西方传统的金融结构观:两个基本角度

金融体系的根本目的是在资金盈余部门和赤字部门之间进行资金融通。这种融资主要有两个途径: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因此,传统理论对金融体系的研究也就相应地分为两个基本的角度:一是分析金融市场上各主体之间的关系;二是分析金融中介(银行、保险公司等)活动。

格利与肖的金融结构观。国外经济学家对金融结构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在当时占有统治地位的主张强迫储蓄和国家干预的凯恩斯学派影响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为都实行了低名义利率政策,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金融抑制,降低了实际经济增长率也导致了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病态和金融体系的不健全,从而迫使人们开始反思并真正关注金融在经济中应扮演的角色。1955年和1956年,格利和肖合作分别发表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和《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过程》两篇文章,阐述了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各种金融中介结构在储蓄―投资过程中的作用等问题。在1960年出版的《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把整个经济划分为盈余部门、平衡部门和赤字部门,指出只要经济部门之间存在赤字和盈余,投融资行为便不可避免,而投融资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并提出以多种金融资产、多元化的金融机构和完整的金融政策为基本内容的广义货币金融理论,强调经济单位之间的储蓄一投资差异是金融制度存在的前提。虽然格利和肖没有明确提出金融结构概念,但在他们的货币金融理论中,已包含了金融工具、金融机构、融资方式和金融政策等金融结构问题。

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观。研究金融结构问题的鼻祖是戈德史密斯,其在经典著作《金融结构与发展》中,通过对近百年的金融发展史及35个国家的金融结构现状进行了大量的比较研究和统计验证,戈德史密斯指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是同步进行的,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一般都伴随着金融发展的超常水平。此书还明确提出了金融结构的概念,即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之和构成该国的金融结构。

麦金农一肖的金融结构观。肖在其《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一书中完全放弃了新古典理论,认为传统货币理论将货币视为财富的观点不符合落后经济,在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往往并未形成统一的市场、价格,资本市场被严重分割,且受到普遍的歧视和干预,金融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处于一种恶性循环的状态,认为造成发展中国家金融压制的根本原因是金融制度上的缺陷和当局政策上的错误,特别是政府对利率水平的管制。因此应该放弃金融抑制而实行金融深化。

三、西方近现代金融结构研究:金融结构对金融发展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些经济学家如莱文(Levine)、金(King)、德米尔居斯・孔特(Demirgue-Kunt)、马克西莫维奇(Maksimovic)、泽尔沃斯(Zervos)等又从不同方面研究了金融结构问题,其中大部分的研究集中于金融结构对金融发展乃至经济增长的作用。

迈耶(Mayer,1988,1990)说明了不同国家的企业如何获得资金。他发现,主要发达国家(除日本外)的企业资金来源结构中,企业利润留存是最重要的融资来源;在外部资金来源中,银行贷款是最重要的,而股权融资的比重较小。

克伯特和詹金森(Corbett and Jenkinson,1996,1997)提供了英国、美国、日本和德国近年来的数据,表明企业融资主要依靠内部积累,市场的作用很小。这意味着,从企业融资角度看,各主要发达国家金融结构差别并不大,这一研究直接动摇了人们对金融体系进行金融中介主导型和金融市场主导型分类的基础。

莱文和泽尔沃斯(1998)的研究表明,银行发展和股票市场的流动性不仅都和同时期的经济增长率、资本积累率和生产增长率有着很强的相关关系,而且还是三者很好的预测指标。

德米尔居斯・孔特和莱文(1999)利用155个国家的相关资料来验证戈德史密斯所论述的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表明:随着财富的增加,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股票市场规模越大的国家,金融作用越强,效率越高。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金融结构的规模与收入增加没有呈现出明确的变化规律,但是高收入国家的股票市场作用更强。

艾伦和盖尔(Allen and Gale,2000)以传统金融体系分类为前提,对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和英国的金融体系主要功能的发挥进行比较研究。他们认为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的分类方法是有用的,但是不同国家金融系统功能的发挥差异很大。他们也看到近年来欧洲和日本掀起了用金融市场来补充银行主导型金融系统的广泛运动,但也没有证明这是否代表金融体系发展的规律,是否意味着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优于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

四、国内金融结构的实证研究

随着西方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理论的逐渐引入和传播,以及中国货币化和金融深化程度的加深,金融发展在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研究,基本上停留于宏观层面的分析,从其研究体系和内容方面看,基本上还没有完全摆脱

货币银行学的理论范式。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江其务(1990)、周晓寒(i988)、贝多广(1989)、李弘(1988)等。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了对于金融结构的实证研究。20世纪90年代起,一些中国经济学者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国内金融、经济关系进行实证性检验,并有学者专门研究和探索金融结构问题。

李茂生(1987)、王兆星(1991)以中国金融结构论为题,分析了金融结构对经济结构的作用,提出了中国金融结构的优化原则和目标模式。王兆星论证了金融结构模式应该是:多元性与约束性结合的组织结构,多样性与流动性结合的资产负债结构,政策性与灵敏性结合的利率结构,开放性与高效率结合的市场结构,以及完善的制度结构和健全的管理结构,并有机统一的结构体系。

在金融结构的实证领域,谢平(1992)较早地对1978-1991年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动状况进行了分析,由此说明中国的金融深化进程和金融改革对中国经济运行的深刻影响。张军洲(1995)以中国区域金融分析为题探讨了地区金融发展状况和发展战略。周立(2000)研究了中国各地区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情况。

李量(2000)则把“反映一定时期各种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形式、内容、相对规模和比例理解为一国的金融结构。一定的金融结构反映一定的金融功能及效率,也反映了一个经济的金融体系的特征。”他的《现代金融结构导论》在世界经济理论前沿的研究成果和信息基础上,从论述资本积累、金融系统与现代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人手,对金融结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剖析;然后分析了金融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和战略模型,剖析了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等结构,提出了一系列的战略发展模型;最后分析了作为国内增长重要资源的境外资本,提出了利用外国资本的基本方略和开放经济下的金融战略的宏观调控体系以及危机管理模型。

赵志君(2000)从流动性出发,将金融资产分为货币、债券和股票三类,分析了这三类金融资产的内部结构、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关系的外部结构以及金融资产总量、结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

杨林、李建伟(2002)对中国金融结构转变与实体经济结构升级的关联机制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邓智毅(2003)从制度及效率方面分析了金融结构;季冬生(2004)从信息角度研究了金融发展问题。

郑长德(2006)在《四川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一文中利用四川省金融发展数据。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四川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1]董晓时.金融结构的基础与发展[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2]李　量.现代金融结构的导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3]陈先勇.中国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4]谷秀娟.沈其云,中国融资结构的演变分析[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10-16.

[5]王兆星.中国金融结构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

[6]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7][美]罗纳德・I.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中译本[M],上海三联书店,1988

[8]王广谦现代经济发展中金融因素及金融贡献度[J].经济研究,1996,(5).

[9]李依凭.中国金融结构调整的难点和对策[J].上海金融,2000,(6).

金融实证分析论文篇4

【关键词】金融工程；实验教学体系

1.引言

中国的金融市场正在逐步开放，利率、汇率市场化进程不断推进，金融产品也在不断创新，金融产品的设计、定价和风险控制是决定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前景的两个关键因素。2008年民生银行开始筹备成立金融工程实验室和市场研究中心，其主要作用包括：“开发先进的风险分析模型，建立满足业务需要、分析水平较高的市场风险管理体系，通过积累对风险分析系统运用的实际经验，逐步自主开发市场风险分析模型；掌握对固定收益类、外汇类、信用类以及商品类等金融产品定价的成熟方法和实际操作经验，并与国内市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物为我用；针对人民币市场的特殊情况，建立符合现状的、能够指导实践的人民币金融产品的定价模型，初步形成独立的内部定价机制。”然而金融资产定价和风险管理正是金融工程专业所讨论的两个核心内容。

2.金融工程专业实验教学的意义

作为金融工程技术的发源国，美国金融工程的专业主要设置于硕士阶段，强调金融学与数学的结合。其对金融工程人才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经济学理论、金融理论、金融数学、金融工程和金融管理知识，掌握开发、设计、运用创新性金融工具和手段解决金融实务问题的能力。然而，金融工程专业的理工味道非常浓厚，美国的金融工程专业在具体的人才培养环节上演化出三个不同的方向：（1）将金融工程专业的培养环节设置在工程学院。代表学校有哥伦比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主要培养学生成为金融工程师，课程设置强调数学建模思想，如随机过程模型、金融工程最优化模型、蒙特卡洛方法、期限结构模型等。（2）将金融工程专业的培养环节设置在数学或统计学院。代表学校有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康乃尔大学等。主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合格的数理金融理论型人才，课程设置强调相关的数学基础理论课程，比如随机积分、偏微分方程、连续随机过程等，为进一步研究开展奠定良好基础。（3）将金融工程专业的培养环节设置在金融学院或商学院。代表性学校如加州大学Berkeley分校的Hass商学院。主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实用型人才，课程设置强调了如金融机构讨论、公司金融、资本与货币市场、动态资产管理等职业导向型课程和案例教学，为学生毕业后较好地适应金融机构的相关工作奠定了基础。

20世纪90年代中期，金融工程被引进到我国，也演化出两个方向：（1）金融数学系，代表性的学校北京大学的金融数学系、南开大学应用数学专业下的金融数学和金融工程方向、山东大学的金融数学专业等，主要培养既具备金融基本知识又受到良好数学训练的新型复合型金融人才。（2）金融工程专业，主要设在金融学院，代表性的学校主要是国内的财经类高校及其他综合类院校的金融学院，采用的教材主要是以美国注册金融分析师的考试教材，要求学生掌握金融衍生产品的概念以及简单产品的定价。

培养高素质的金融工程人才，除了要培养扎实的理论功底，同时也要注重培养学生动手操作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近年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成果可以看到，数理定量分析已成为经济学、金融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工具，所以学习金融工程必须要有数理基础。训练学生在注重定性研究分析经济金融现象本质的同时，加强定量研究。金融工程的核心基础理论包括估价理论、资产选择理论、资产定价均衡理论、期权定价理论、套期保值理论、有效市场的均衡理论、汇率与利率理论等，这些理论的应用只有借助于数理方法和工程技术的支持，才能转化为现实的操作工具。一定要进行模拟实验才能将理论知识进行应用，从而转化为动手操作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国内金融工程专业实验教学的现状与观点

目前在开设金融工程专业的高校中，相当一批高校的金融管理与金融工程实验室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对推进相关教学与科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建立的“中信清华金融工程实验室”，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的金融管理与金融工程实验室，厦门大学金融学院与世华公司共建的“金融模拟实验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工程实验室，武汉大学金融系的金融工程实验室（上接第184页）等。由于这些高校金融工程专业实验室在风险预测、建模、蒙特卡罗仿真分析及决策优化中应用了分析软件等工具，使得该学科在金融工程教学和研究领域在全国一直保持领先的地位。

国内一些老师对金融工程专业的实验教学提出了一些相对比较好的建议，如安徽财经大学的何启志老师强调了金融工程专业实践教学的重要意义，却没有提出具体的课程设置和模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刘向华老师提出了在金融工程专业实验教学中应该坚持实验教学与理论教学相结合、实验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使学生掌握金融基本理论、数理方法、相关软件三个模块，培养学生在金融衍生产品设计、金融数据处理、金融建模、金融风险管理四个方向的动手能力。刘向华老师的观点我非常同意，但是没有提出具体的实验教学的课程设置。天津财经大学的张元萍老师提出了整个金融工程实验教学的架构体系，但是她的课程设置与整个金融学的其他专业没有差异，不能够体现金融工程专业的特殊性。安徽财经大学文忠桥老师提出了金融工程专业的实验可以分为课程实验，专业必修实验课与专业选修实验课，他的想法和观点具有创新性，但是没有给出具体的运行方案。我参考了国外一些高校金融工程专业的实验课程，结合以上几位老师的想法与5年实验教学的经验，构思了金融工程专业的实验教学体系。

4.金融工程专业实验教学体系设计

通过5年的实验教学经验，我认为金融工程专业的实验教学体系可以分为四类实验，其中包括课程实验、专题实验、项目实验、第二课堂实验。通过这四类实验可以让学生掌握金融基本理论、数理方法、相关软件三个模块，也能够培养学生在金融衍生产品设计、金融数据处理、金融建模、金融风险管理方面的动手能力。同时我认为金融工程专业应该在大一就应该学完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宏微观经济学、财务管理与货币银行学等课程。大二应该完成外汇业务、固定收益、证券投资分析、国际金融、金融工程、期权期货及其他衍生品定价等专业课程，大三开始学习计量经济学、风险管理、对冲基金等难度相对较高的课程，同时学习一些专题实验课程。大三下学期或者大四上学期开始一些项目实验，然后撰写毕业论文。

（1）课程实验

课程实验，顾名思义就是在学习一些理论课的同时，结合相关实验进行补充，让学生能够牢牢掌握基本理论。对于金融工程专业来说比如统计学、银行业务、外汇业务、证券投资分析、金融工程、固定收益、计量经济学等课程随着教学进度安排一定的实验课时，通过这些课程实验的教学，使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对有关课程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的理解和掌握，并具备一定的实践操作能力，这些课程实验的具体安排如表1。

表1 课程实验的具体设计

理论课程 课程实验名称 专业素质与能力

统计学

计量经济学 SPSS在统计学中的应用

EVIEWS在计量经济学中的应用 掌握软件如何导入数据，通过软件掌握统计学理论与计量经济学方法，具体按照步骤操作

商业银行

国际结算 商业银行业务实训

国际结算业务实训 掌握银行业务（储蓄、对公、票据）等业务以及国际结算业务

金融学、证券投资分析、财务报表分析 证券交易模拟

证券市场行情分析

证券财务报表分析 掌握证券交易规则，证券投资的基本分析方法（技术分析与基本分析），如何获取财务信息与资讯信息，账务财务指标的运用

固定收益 访问中债网，查看债券信息 根据债券新息得出利率期限结构

外汇业务

金融工程 外汇交易

期货交易、权证交易 掌握外汇的报价、实盘交易与保证金交易规则

掌握期货与期权交易规则、定价与套利机制

（2）专题实验

专题实验，就是开一些专题软件应用课程，这些软件在投行、证券公司、期货公司运用相对较多，比如MATLAB在金融数量分析中的应用、EXCEL在金融模型分析中的应用、Stata在金融工程中的应用、SAS在金融数据处理中的应用，这些实验课程和理论课程一样，上一个学期。将这些课程的简介和方案列出来，要求每位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必须选择其中一门课程，每门课程2学分，共36课时，通过这些实验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这些软件的基础知识，以及这些软件在金融数据处理、CAPM模型、APT模型、期权定价模型、固定收益证券计算、利率期限结构模型、金融衍生产品计算、投资组合管理、风险控制、金融数据的可视化与数据获取等方面的应用。同时将这些课程的讲义和软件挂到实验室网站，方便一些同学自学。

（3）项目实验

项目实验，就是将这个实验作为一个项目，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模拟。通常项目实验一般放在大三下学期或者大四上学期进行。我个人认为目前金融工程专业可以开设两个项目试验：股指期货投资模拟与企业投资决策模拟。这种项目实验一般持续一个学期，4个学分，项目方案的具体设计非常重要。股指期货投资模拟，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将这些小组分为套期保值、投机、套利三类小组，初始资金相同，套期保值小组只做套保，投机小组只做投机、套利小组只做套利，分别设置交易费用。通常利用期货股票模拟平台，初始资金额度要足够大，同时限制仓位，避免在模拟期间由于爆仓出局。同时要求小组撰写交易记录、月度报告以及最后的投资总结报告。企业投资决策模拟，主要利用股票交易平台，投资股票，这个项目实验设计要求小组必须撰写投资报告，相当于学生小组管理一只股票型基金，需要撰写投资策略报告，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报告、行业分析报告、投资定价分析报告以及公司分析报告，同时需要设计投资控制报告，要求每个学生参与，防止小组同学搭便车，最后每位同学撰写投资总结报告。整个成绩按照模拟业绩、报告质量，控制报告填写加权给出综合成绩。项目实验的设置，主要是为了学生利用大学四年学到的知识进行应用，在走出社会之前，知道所学的知识该怎么应用。

（4）第二课堂实验

第二课堂也就是学生参与的与学习有关的活动。举个例子，上海某一财经院校每学年举办一次“金融论坛”与“金融案例分析大赛”，其中两次活动分在两个学期进行。“金融论坛”的主题包括金融产品设计：结构性理财产品设计、保险产品设计等等，通过设计金融产品，让学生了解这个产品的定价、投资者和发行方面临的风险和收益。“金融案例分析大赛”主要依托案例的形式，一般要求学生对案例进行分析，主要掌握投资选择，产品定价，以及面临的风险。为了与实践相结合，通常邀请证券公司、期货公司、银行保险等业内人士进行点评，防止学生产品设脱离实践。

本文结合金融工程专业的特点，构建金融工程专业实验教学体系包括课程实验、专题实验、项目实验、第二课堂实验。通过这四类实验可以让学生掌握金融基本理论、数理方法、相关软件三个模块，也能够培养学生在金融衍生产品设计、金融数据处理、金融建模、金融风险管理方面的动手能力。从目前国际国内的金融工程学科发展来看，理论教学必须与实验教学相结合，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并了解最新学科的前沿发展，为银行、券商、期货、保险等公司提供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专业人才。

参考文献

[1]周立.论中国金融工程的发展条件与障碍[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1(8).

[2]危慧惠.建构主义模式在金融工程教学中的运用[J].金融教学与研究,2006(4).

[3]刘向华.关于金融工程专业实验教学的思考[J].金融教学与研究,2009(5).

[4]文忠桥,李阳.金融工程专业的实验教学体系研究[J].中国证券期货,2010(1).

[5]何启志.金融工程实验教学探讨[J].中国证券期货,2011(9).

金融实证分析论文篇5

【关键词】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综述

前言

在经济发展进程中，金融与经济发展二者关系的研究探讨始终未曾远离人们的视线。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扮演的角色一直是经济学家关注的重点！

熊彼特1912年曾在他的成名作《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详细论述了影响经济增长的一系列因素，并认为金融机构提供资金对推进技术的进步，进而影响经济的增长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正是如此，人们认为熊彼特是比较早关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关系的经济学家之一。

在当今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里，可以说，金融已拥有了现代经济的核心地位！对于金融在经济增长中重要作用的认识也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对比金融与经济增长二者相关关系的研究成果，争议较多，但可归纳为以下几种不同意见：

一、无关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这种金融与经济发展二者之间的观点也被称为需求导向，赞成这一理论的研究人员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金融的发展只是对经济发展的一种被动反应。金融发展的这种反应可以解释为，经济主体伴随经济增长而对金融服务产生的需求。早期的研究如Joan Robinson（1952），莱文（1993），帕特里克（1966），Robert Lucas和Stem（1989）等[1]。

Joan Robinson（1952）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促进作用。它只是被动地随着经济的发展发展。Khan和Senhadji（2003）通过对比一些银行的发展指标数据和经济数据后发现，银行的发展指标对经济增长起的作用简直可以忽略不计[2]。

国内研究方面，谈儒勇通过研究中国的股票市场和经济数据后发现，中国的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不明显的负相关。孟猛也认为金融深化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不会对经济增长起到推动作用，而经济的增长对货币化程度的起促进作用，但其对非金融机构能够取得的贷款量几乎没有影响。赵玉龙和庞晓波也做过类似的研究工作。他们通过对动态数据的发掘，得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在我国的因果性关系比较弱，这说明我国金融的发展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因而我国的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可以通过完善金融相关服务，提升金融的效率方面获得[3]。

韩延春（2001）通过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的增长基本没有太大作用，而他认为经济增长的最为重要的因素是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

二、促进论：金融发展能够有效促进经济的增长

这一类相关的文献著作比较多。熊彼特提出了别具特色的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有赖于金融的相关因素结合产业资本。指出银行的信用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是金融活动的主要形式，1969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Raymond W.Goldsmith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这一著作中，首次将金融发展以及经济增长进行了比较，开创性地提出了一套指标用于衡量一国的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并对35个国家1860～1961年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得出了“在大部分国家中，假如对最近数十年的经济数据进行分析考察，不难发现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大致平行的。”这一结论。

King和Levine（1993）对80个国家1960～1989年间相关的经济数据进行分析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不仅有联系，而且有很强的相关关系。他们认为由于社会中存在着信息成本以及交易成本，这些因素的存在推动了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产生和发展，金融体系通过自身的中介桥梁作用，发挥了强大的功能，促进经济社会的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从而使得经济得到增长[4]。

在国内，对于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关系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实证层面，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谈儒勇（1999），他采用1993～1998年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相关的季度经济数据，对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数据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线形回归分析，检验结果证明我国金融中介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呈现较为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

米建国和李建伟检验了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金融抑制以及金融深化问题，他们的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无论是金融抑制还是金融过度都会损害经济的增长，而实现经济最优增长的前提是金融的适度发展[5]。

丁晓松通过单位根和协整检验考察了1986～2002年间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间的关系。他的研究分析表明，金融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有着比较积极的作用，但是，经济增长对于金融发展而言没有太大的促进作用[6]。

运用产出增长率模型，赵振全和薛丰慧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对我国金融发展之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揭示，我国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作用不明显，而对信贷市场的作用则较大[7]。

三、抑制论：金融发展抑制经济增长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为正相关关系这一观点被大部分的研究学者所认同，但是，仍然有部分学者对此种观点提出异议，在他们看来，金融的发展将会对经济的增长产生不利的影响。Van Wijnbergen（1983）和Buffie（1984）等人认为有限的金融信贷额度会因为金融体系的发展而使得国内厂商可得的份额减少。即社会投资和生产率会因为金融中介与国内厂商之间的竞争而降低[8]。

Diamond（1983）、Krugman（1998）等人认为：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供求的弹性较低并且经济结构上的刚性，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其供给以及相应需求的不足，这在资本市场上表现尤为突出；而市场供给及相应需求的不足又使得与之相对应的价格参数不能行之有效地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要求。按此循环，必然会使得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形成相互阻碍的关系[9]。

也有一些学者分析提出，金融市场的发展使得其分担风险的能力大为增强，如此一来必然会使得用于预防风险的储蓄相对减少，储蓄率的降低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可以推导得出经济增长延迟的结论。

四、互为因果关系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

20世纪70年代以前，基于对新古典经济学中有关贷款利率是资本成本这一观点的认识，人们普遍认为比较低的贷款利率有利于促进投资的增加和经济的增长。但是McKinnon和Shaw提出金融抑制论却对此持不同观点：政府对金融活动的过度强制干预，而受到政府压制的金融又会反过来阻碍经济的成长和发展。

Mckinnon（1973）和Shaw（1973）基于这一观点建立了一个理论框架，从中分析了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金融抑制”现象作为考察重点。Mckinnon和Shaw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金融约束行为和金融压抑现象。

Mckinnon的金融抑制论理论认为：对于经济发展而言金融变量与金融制度并非中性因素，它不仅能起到促进作用同样也能起到阻滞作用，关键因素在于政府决策部门的选择。Shaw提出了金融深化的概念：即金融资产的积累速度快于非金融资产的积累速度。他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可以从金融领域入手进行经济改革，金融市场应该减少人为的因素干预[10]。

在国内，陈军和王亚杰通过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分析，同时深入研究了两者之间的作用机理，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进行检验，结果发现我国现阶段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双向的因果关系[11]。

康继军，张宗益，傅蕴英通过对比东亚三国：中、日、韩的经验发现，实证中从长期因果关系上来看，日本GDP的增长中有金融中介发展和股市发展的带动因素，检验结果对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这一假说提供了支持；韩国的GDP增长与股市发展不仅促进了金融中介的发展，而且，股市的发展也从GDP增长和金融中介的发展中受益，韩国的检验结果对这一观点提供了支持；对中国的检验发现结果异于日、韩，在长期中，可以得出GDP增长和金融中介的发展对股市发展起带动作用这一结论，反过来，也能得出金融中介和股市的发展对GDP的增长起促进作用的结论，然而，这种关系只在长期中存在，在短期内并不存在，但是，这个结果揭示了长期均衡中的状态[12]。

五、小结

各个不同的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差异巨大，且制度背景各异，研究手段的差别会使得研究得出结论会差异巨大。本文通过研究国内外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的研究资料，大体上反映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与现状。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的深化，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二者的关系也会愈发复杂，对这一领域的探讨研究也会不断完善。

实证研究方面，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还处于发展的阶段，目前为止尚且没有哪一种计量方法可以在实证上做出对错判断。这主要是因为：

1.“金融”这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很难也没有人能够做出一个较为完整而且准确的定义，在经济和金融创新日益发展的大背景下，金融也处于剧烈的发展变化当中。因此，影响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关键因素也较难确定，建立于历史研究数据的可靠性和由此做出的分析结果的有效性也就值得推敲。

2.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中除了金融发展这一因子以外还有其他众多的因子，并且，从经济史的角度来考察，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二者之间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这也使得我们很难以去否定其中的某一种假设。

总而言之，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二者关系的研究是永无止境的，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实证考究都还路途漫漫。只有不断地完善理论研究体系，补充其中的不足，进而指导实践，从实践中发现并解决问题，才能使理论和实践得到进步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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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圣达.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学报，2009（10）：5-22.

[10]朴松花.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综述，2009（21）.

[11]陈军，王亚杰.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互动关系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2（8）：48～51.

金融实证分析论文篇6

资本主义发展促进了现代银行的出现，将货币经营与信用活动融为一体，虽然金融市场有所发展，但金融活动主要集中于存款货币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机构，金融研究也主要集中于货币银行方面；20世纪30年代随着宏观经济学的出现，金融学建立起宏观货币经济学理论体系；50年代后各经济主体迅速增长的理财需求使得以金融衍生工具创新为核心的金融市场迅猛发展，金融学理论从宏观抽象理论分析转向了微观金融分析，运用投资组合理论、CAPM模型和MM定理对资产组合、衍生产品定价和风险管理进行研究等逐渐成为金融学的主流。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大一统的计划金融，不存在金融市场，金融只研究宏观的货币政策、理论和银行存贷款业务管理；改革开放后从大一统的计划金融转向了多元的市场金融，形成了多元化金融机构体系，建立了多层次金融市场，微观金融发展迅速，金融研究转变为注重研究微观个体的金融决策；尤其是近年来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城市信用合作社等地方性商业银行和证券、保险、基金和租赁公司以及财务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全国各个地区纷纷成立，主板市场包括中小企业板市场、创业板市场、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的技术产权交易所以及债券市场等多层次金融市场迅速发展，投融资工具及其衍生工具等金融工具创新，如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成为突出问题，这就要求地方性应用型本科高校培养出具有比较宽厚扎实的经济金融理论基础和从事具体金融业务工作能力、能将宏观经济分析与微观业务操作与创新能力融为一体处理各类金融问题的复合应用型人才。而目前我国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还不能适应各地区经济金融迅速发展对金融人才的需求，具体表现为一方面许多金融机构招不到所需的应用型专业人才；另一方面许多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毕业学生面临相当大的就业压力，主要原因是目前我国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和结构还适应不了经济金融部门对应用型金融人才的需要。因此我国金融学专业人才质量和结构的矛盾已成为我国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金融专业建设中必需解决的突出问题。

二、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一）培养目标缺乏特色

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基本是由专科院校升格的新建本科院校，本科办学历史较短，其在学科专业建设、师资力量、生源层次等各方面与研究型、教学研究型大学存在较大差距，但目前应用型本科院校金融学人才培养目标却缺乏特色，和教学研究型、研究型大学基本没有什么差别；而且随着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经济金融的发展，金融学专业培养的毕业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结构性失衡，再将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的金融人才培养目标笼统地定位为高级金融人才是适应不了我国经济金融迅速发展的需要。

（二）课程体系设置不合理

目前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金融学专业基本沿用研究型、教学研究型大学金融学专业的课程体系设置，按照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方向课、选修课和实验室教学以及实践实习等设置课程体系，主要注重宏观金融基础理论、专门知识的传授和研究论文撰写的训练，新型微观金融理论和数理知识传授以及实际操作技能训练相对不足。虽然宏观金融部分教学可以使学生较好地理解金融政策，但如果缺乏微观金融基础使学生难以深入理解金融的内在本质与运行机制；数理知识的不足使得学生对现代微观金融三大核心理论CAPM模型、MM定理和B-S欧式期权定价模型的学习都可能感到困难，更不用说深刻理解和运用了[1]。虽开设了与会计从业人员资格证书、证券从业人员资格证书等相对应的《会计原理》、《证券投资学》等课程，但对加深学生对金融市场理论的理解、提高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实践性教学课程开设相对不足；只开设了商业银行业务模拟、证券实时行情分析与交易模拟、公司财务报表分析实验课程，还缺乏外汇行情分析与交易模拟、期货模拟交易与行情分析及保险实务模拟等方面的实验课程。

（三）实践性教学相对不足

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金融学专业虽然专门安排了实践性教学，但由于与本地区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和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缺乏深入的合作关系，有的学生找不到金融机构进行各种实习，即使到金融机构的各种实习业大都流于形式、无法真正在实际业务操作中深化对金融学基本理论的理解和强化技术技能培训。

（四）师资队伍建设相对滞后

目前地方性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师资大部分是来自高校的博士硕士，虽然受过较为系统的经济金融学学术训练，具有较深厚的经济金融理论基础，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能力，但由于大多没有在金融机构工作过的经验，自身缺乏一定的实际操作能力和实践业务工作经验；虽然也从金融机构等实践部门聘请一些高管和业务人员来学校进行讲学，由于他们时间和精力有限，很难系统地进行课堂教学和实践指导。

三、应用型本科院校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创新路径探讨

（一）人才培养目标创新

由于和研究型、教学研究型大学各方面差异的实际存在，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生存发展必须要寻求错位发展，形成自己的培养特色。其培养目标是应该为本地区金融业发展培养应用性专门人才，在培养学生良好基本素质、掌握金融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的基础上，更应突出综合素质和能力培养的特色，强化宏观经济政策分析和微观专业技术技能的训练，使学生毕业就能从事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等金融业工作。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金融学人才培养应该是服务本地方经济发展，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应用型金融人才培养，培养的学生应全面掌握金融学专业基本理论体系和和专门知识以及金融领域基本工作技能，形成良好的金融专业素养；主要应关注金融及相关领域的原理性知识与专业技能的系统训练，侧重学习掌握基本经济金融理论及其应用以及金融分析的基本工具和方法，要求学生掌握现代金融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管理技术，能熟练运用计算机、外语和数学等现代金融活动所必须的工具以及良好的人文品德修养、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培养人才具备的应用型特色应该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当然应用型人才与技能型人才是有差别的，不仅要求熟练掌握运用各种金融微观业务操作技能，更要求具有坚实的金融学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具备创新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培养的人才不具备宏观理论分析能力，那就是工具主义教育，不是应用型本科教育的题中之义了。[2]

（二）课程体系创新：构建能力本位的模块化课程体系

1.突出能力导向

应根据金融学专业对应的岗位所需的知识、能力和素质来构建模块化课程体系。应从学科本位转向能力本位，在坚持学科专业导向的基础上、强化能力导向，不必过分追求学科知识的专精深，而应关注专业知识的广度和交叉融合，在基本掌握经济金融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突出对现代金融基本理论和专门知识的应用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以及较为系统的基本技能和专业技能训练。

2.课程体系模块化

打破原有的按学科范畴设计教学内容的框架，以基本素质、经济学基本素养、分析工具、宏观抽象、微观分析、操作技能等能力培养进行金融学课程体系的模块化。课程体系可分为通识模块、基础模块、方法论模块、宏观模块、微观模块、实验模块等通识模块主要强调学生品德操守、人文修养、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等方面能力的培养，包括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政治经济学、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等政治思想理论课程；基础模块要求学生掌握扎实的经济学理论知识，培养学生的经济学思维能力，为后续的金融学理论和专门知识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包括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金融学、财政学、会计学、经济法等；方法论模块主要体现金融学的数学、统计学和计算机等的金融分析工具支出，由于金融创新出于规避风险和管制的需要，金融衍生产品如期货、期权发展迅速，其定价对于数学、统计学和计算机等金融分析工具要求很高，这是现代金融人才所必须掌握分析能力，主要包括微积分、概率与数理统计、线性规划、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程序设计等；宏观模块主要培养学生的宏观经济概念、宏观思维方法和抽象分析能力，使学生能深刻理解金融现象的本质，主要包括国际金融、中央银行学、金融监管学；微观模块主要体现金融学科的微观化、工程化的发展趋势，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以适应金融新发展对复合型金融人才的要求，主要包括投资模块（证券投资学、金融市场学、投资银行学、金融工程学、公司金融），银行模块（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学、银行信贷管理、银行会计）、保险模块（保险学、个人风险与保险）；实验模块主要是为了提高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缩短理论学习与实践差距，强化理论应用实际的能力，其关键在于开发设计有效的实验课程，要涵盖金融行业银行、证券、保险和基金等主要涉及的实务操作，当然可根据各个学校不同的情况有所侧重，主要包括银行实际业务操作模拟实验(如国际结算业务、银行会计业务等)、公司财务业务模拟实验、证券投资业务模拟（如外汇、期货)、保险业务模拟、金融工程实验、金融统计分析等等。由于各教学模块中教学内容存在着较多的内容交叉与重复，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应根据本地区的经济金融发展实际，确定专业建设定位与特色，在各教学模块中教学内容中注意综合平衡，做到有所取舍有所侧重，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课程体系模块化改革的关键就在此。

（三）实践性教学的创新

加强本地区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和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的深入合作是实践性教学的关键。以专业导论、认知实习、专业实习、金融专题调研、毕业实习、参与教师科研课题研究贯穿整个教学过程。通过专业导论的学习，使刚入大学对金融专业所知甚少的学生对金融学专业和相关知识有个初步的了解；通过第一学年通识模块、第二学年基础模块的学习，学生初步具备了较为完备的人文素质和经济金融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这时可以安排两个月的时间送学生到银行、证券、保险和基金以及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进行认知实习，使学生得到初步业务技能的培训，学生将对未来所从事的金融职业工作有一个初步的体验认识，可以引发学生学习金融理论和专门知识的兴趣，将为下一步的专业宏观模块、微观模块、实验模块学习打下基础；加强与金融机构的深入合作，建立校外实习实训基地，使掌握金融理论知识的学生在专业实习中通过在金融机构的工作实践培养运用所学金融学基础理论与专门业务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能真正以金融从业人员的身份进行专业技能实践，培养学生作为金融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利用暑期安排学生进行金融专题调研，要求形成调研报告，既可培养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的能力，也能培养学生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毕业实习论文写作是大学本科教育最后一个极为重要的实践性教学环节，带着毕业论文选题所需解决的问题到金融机构进行毕业实习，学生在金融工作实践中有针对性地深化对所学金融理论与专业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培养综合运用所学的基础理论、基本技能和专业知识独立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最后形成的毕业论文是对本科四年金融学专业学习的一次全面总结；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师的相关科研课题研究，可使学生开阔学术视野，使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得到初步的学术研究训练。

（四）师资队伍建设创新

金融实证分析论文篇7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1)04－0021－05

“虚拟资本”一词最早出现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虚拟经济源于虚拟资本。十九世纪70年代以前，产业资本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下，从资本批判的角度，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是货币经营资本和借贷资本发展变化的新形式。二十世纪以来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逐渐引发国内外学者对虚拟经济发展研究的关注。成思危(1999)将虚拟经济定义为与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简单地说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实体经济是指物质的、精神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流通等经济活动，包括农业、工业等物质生产和服务部门，也包括文化、艺术等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服务部门。国内学者对虚拟经济的研究一般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开始，目前，国内学术界对界定虚拟经济研究范畴和理论框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以及虚拟经济与泡沫经济、金融危机等研究方面提出了诸多见解。国外关于虚拟经济及其与实体经济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相关文献主要是关于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相互影响方面，侧重于金融市场的收益分析及实际产出分析。

一、国外相关研究

国外学者关于虚拟经济的发展对整个经济运行方式影响的研究较少，有关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资产价格与实际产出、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关系以及相互影响方面。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作用机制方面，可追溯至魏克赛尔及凯恩斯的研究，他们在以货币为代表的虚拟资产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机制方面做出了先驱性分析。魏克赛尔在《利息与价格》中提出了著名的资本累积过程理论，该理论揭示了以利息率为中介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联方式。凯恩斯将投资者预期考虑进分析过程，预期的不确定性使投资行为趋于复杂，认为当资本边际效率高于市场利率，投资扩张；反之，投资缩减，但利率的传导机制并未发生变化。

Guttmann(1994)通过研究美国1972--1982年萧条期间的重大结构调整，认为这10年美国虚拟资本的爆炸式增长，为其经济结构转变提供了巨大动力。Carter(1989)、Crotty与Goldstein(1993)、Goldstein(1995)、Tobin(1984)和Zinn(1993)等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认为经济结构转变对实体经济部门造成负面冲击。Binswanger(2003)认为投机泡沫可以持续的三个前提条件是实体经济面临动态无效约束、金融市场的创新发展使得金融约束得以放松以及实体经济中的总需求面临约束。Green(2003)通过研究资金流量、利息率和资产价格之间的密切联系，提出了金融部门发展与实体经济关系的研究思路。Caporalea和Spagnolob(2003)通过构建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模型，分析了金融危机的产生机制。

卢卡斯，门克霍夫(2004)通过对德国金融资产比率分析，认为以金融部门为代表的虚拟经济部门已经与实体经济分离，并辨别了三种分离假说，对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分离现象构建了典型的“背离假说”论证模式。“背离假说”认为，过去实体经济处于经济发展的中心地位，虚拟经济部门扮演辅助实体经济发展的角色，但现在这种支配地位发生了颠倒，金融市场依据自身的逻辑和规律运行，实体经济不得不适应虚拟经济发展的运行规律。卢卡斯，门克霍夫等总结了三类分离假说，进一步拓展了对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分离现象的认识，具体如下：

第一种观点认为，金融市场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及独立信用扩张能力，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部门分离是金融发展的必然。这种分析思路较接近于凯恩斯主义的假设，将金融与实体经济分离看作是必然的。Strange(1986)引用Minsky的金融不稳定假说，从金融市场不稳定性角度分析金融与实体经济分离的必然性。Chick(1993)通过对银行发展阶段进行划分，认为信用扩张促使金融业与实体经济日益分离。Schulmeister(1996)通过分析日益增长的政府贷款及相对下降的私人投资现象，认为债务上增加的利息支出必须由相对减少的实物资本及公司利润弥补，从而产生了利息与利润的分离。

第二种观点认为，金融部门应服务于实体经济，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分离趋势对实体经济具有根本性破坏作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有Tobin(1984)、Schlesinger(1987)、Ehrlicher(1989)、Hesse等(1994)、Filc(1996)以及Emunds(1996)等。其中Tobin(1984)着重从金融市场中的短期投机行为进行分析，在《关于金融系统的效率》一文中，通过分析信息套利效率、基本价值效率、完全保险效率及功能效率，认为金融部门逐渐关注存货与交易量，持续的交易和具有最小交易成本的金融市场吸引了短期投资者，大量的投机行为扭曲了价格并引起了负面的外部效应。Schlesinger(1987)通过分析企业融资行为改变的动因，认为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使得金融上层建筑出现不成比例的增长。Emunds(1997)认为，由于“羊群效应”及“权益要求”的外生增加促使投资者兴趣转向金融资产，从而使有限的金融资源以限制实物资产投资的形式被金融部门吸收，最终制约实体经济发展，由此认为金融与实体经济分离会对实体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破坏。

第三种观点介于以上两者之间，认为金融与实体经济分离是金融发展过程中的一种伴生现象，这种现象具有一定程度的破坏性，但破坏性程度取决于政府的政策选择。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有Tietmeyer(1995)、Stottner(1997)及Borio等(1994)等。其中Stottner(1997)总结了金融与实体经济分离的情况，主要从价格泡沫引致金融与实体经济分离角度进行分析，并认为如果存在绝对支配，投机者们可能更为富有，但实体经济却可能遭受严重损失，造成的后果是金融部门的投机破坏了其赖以存在的实体经济基础；相反，在不存在绝对支配的情况下，因价格泡沫导致金融与实体经济分离存在一定极限而不可能无限扩张。Borio等(1994)通过对资产价格膨胀进行分析，解释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分离现象，其通过对13个工业化国家1970－1992年间资产价格变化的分析，认为资产价格与实物资产价格的脱离主要源于解除管制导致的信用扩张。

Sachs(2004)研究认为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两者的发展逐渐背离，在宏观经济体系内，实体经济处于首要位置，其次是金融。Krippner(2005)提出金融化是通过金融渠道而非贸

易和商品生产渠道的一种积累模式，并利用数据分析验证美国经济正深入地进入金融化发展模式。Crochane(2005，2006)利用时间序列及横截面数据，通过建立以股票溢价和消费为基础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间关系，并认为金融市场回报率与实体经济密切相关。

Jacobson等(2005)从宏观及微观角度具体分析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间的相互作用，通过实证分析认为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问具有联动效应，宏观经济政策变动对金融市场波动会造成直观影响，而金融市场的深化发展对实体经济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冲击效应。Hudson(2008)分析二十世纪以来多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探索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问的关系，认为虚拟经济的发展规模需与实体经济发展规模保持在一定水平范围内，在该范围内发挥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需防范超出该范围而引发的危机。Gregoriou等(2009)运用ARCH模型，利用1980年1月至2004年12月的月度数据分析美国股市回报与实体经济间的关系，结果显示股市波动情况能较直观反馈实体经济变动状况，并对金融部门决策产生影响，进而进一步影响到消费及短期内实际货币供应量情况，并认为消费在短期及长期内都是相较于股市回报更为敏感的经济变量。

二、国内研究

二十世纪90年代后期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国内学者纷纷展开了对虚拟经济、实体经济的相关研究，主要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理论模型的构建与分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实证研究以及虚拟经济与泡沫经济、金融危机等方面进行研究。

(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理论模型的构建与分析

刘骏民(1998)给出一个加入证券交易的新货币公式，进一步说明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会分流向两个市场即代表实体经济的产品市场及代表虚拟经济的证券市场。刘骏民(2003)指出，从历史发展角度看，虚拟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实体经济基础上逐步发展壮大，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具有相互作用关系。

刘骏民和伍超明(2004)通过构建货币、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三部门关系模型，推导出货币量增长率是实体经济增长率和虚拟经济增长率的函数，通过对虚拟资产收益率和实物资产收益率的差异分析，描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经常性背离关系。伍超明(2004)认为世界经济虚拟化的趋势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背离成为一种常态，由于货币循环流模型中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资金流量占比和其规模之比不能保证保持相等状态，虚拟经济在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消极影响。近年其他学者的研究如表l所示。

(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实证研究

李宝伟等(2002)提出资产定价的微观基础是分析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关联的重要途径。彭卫民等(2002)认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体现在三个方面，即虚拟经济以实体经济为基础，虚拟经济独立于实体经济之外有自己独特的运动规律，以及虚拟资本中的长期资本会以某种方式与产业资本融合。刘东(2003)认为实体经济良性运转将有力支撑虚拟经济发展，虚拟经济的稳定性最终以虚拟资本是否能够转化为真实的社会财富为基础，虚拟经济发展需与实体经济发展保持协调关系。

刘霞辉(2004)利用资源转换概率模型分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并认为从长期经济增长趋势来看，任何一方面的偏离均对增长无益；从短期看，任何投资不均衡均有可能引起宏观经济大幅波动。刘金全(2004)通过相关定量研究，进一步分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在规模与活性上的相互作用，认为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而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具有显著的反馈影响。

王国忠等(2005)利用1919－2004年的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实证分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关性的时变特征，验证了经济虚拟化后虚拟经济作为与实体经济相对的经济系统的独立性特征。马卫锋等(2005)利用我国27个省市区1978－2002年的面板数据研究表明，我国金融系统对实体经济增长的贡献是通过投资总量而非效率提高的途径实现。周业安等(2005)在国外学者现有研究基础上构造我国金融市场化指数并将其引入标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模型中，发现我国金融市场化进程一定程度上正向影响实体经济增长，但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呈相反关系。近年其他学者的研究如表2所示。

(三)虚拟经济与泡沫经济、金融危机

国内一些研究认为需防范虚拟经济过度膨胀脱离实体经济发展形成泡沫经济，虚拟经济与泡沫经济关系的研究，不能只关注虚拟经济引发泡沫经济这一负面影响，需进一步研究虚拟经济与泡沫经济间的更深层次关系。刘骏民(1998)认为，虚拟经济与泡沫经济存在密切关系，但二者不能等同起来，泡沫经济是虚拟资产价格膨胀的结果。陈文玲(1998)认为，当虚拟经济脱离实物经济过度膨胀时，形成了虚拟经济的经济泡沫；但把虚拟经济等同于泡沫经济并不确切，只有过度虚拟部分形成经济泡沫，并认为决不能抑制虚拟经济的发展。李晓西等(2000)在分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联过程中，引入泡沫经济形态的中介作用，认为泡沫经济主要体现为产品名义价格与基础价格的严重偏离，是虚拟经济过度膨胀与实体经济严重脱离的结果。近年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总结如表3所示。

三、国内外研究述评

国外关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研究文献较少，侧重于研究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发展间的关系，贡献在于：(1)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背离的原因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奠定基础。(2)从经济发展的宏微观层面具体分析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相关理论已较成熟，应用的具体实证方法对研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此外，国外关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研究尚存在一定不足，主要体现在：(1)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定量研究较少，关于应用何种计量方法判断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状况尚未有统一定论。(2)对虚拟经济背离实体经济的原因提出了背离假说，缺乏应用于实际经济分析的有利论证等。

金融实证分析论文篇8

一、金融集聚度的研究方法

金融集聚度是一个具有较高综合性的的概念，在实证研究中，不同学者对金融集聚度概念界定的不同，研究方法、模型选择也不同，其中比较常用的观点方法主要有：王广谦（1997）将金融效率界定为金融机构效率（经营效率、发展效率）、金融市场效率（金融市场运作能力、金融市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力）和宏观金融效率；杨德勇（1999）将金融效率界定为宏观效率、微观效率和市场效率；王振山（2000）从微观、宏观进行金融集聚度的界定，微观即个人、企业、政府和银行部门进行考察，宏观即从社会全局角度进行分析。楼蔚（2011）从金融集聚地区金融产业的技术效率及其分解所衍生出得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

金融集聚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丁艺（2010）利用因子分析方法，为全国各省直辖市从银行业、保险业、证劵业三个层次进行排名；楼蔚利用数据包络法，从配置效率、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分析全国各省和直辖市金融集聚度并排名。秦泰、徐沈（2012）利用空间基尼系数、HI指数测算上海、山东等地区金融集聚度的动态变化。

二、地区经济发展现状比较

经过改革开放和20年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经济保持快速的增长，四川省、重庆市人均GDP比2000年分别增加16226元、21322元，增长了327.4%、339.8%；四川省常住人口大约是重庆常住人口的2.79倍，而四川省金融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低于重庆市，2000年，四川省金融增加值是重庆市金融业增加值的1.438倍上升到2004年的1.62倍，再下降到2010年的1.3倍（见表1）。

三、金融业发展现状比较

根据四川省和重庆市的金融业发展现状，本文将银行、证劵、保险作为金融业的主体进行分析。利用区位熵指数，来测度重庆市和四川省金融集聚状况和趋势。

Ii表示i省份保费收入，Pi表示i省份人口数，P表示全国总人数，I表示全国保费收入总额。

根据公式可得：区位熵值越大，表示该区域该产业具有较好的集聚力，当区位熵等于1时，表示该区域该产业的集聚能力与全国水平持平；当区位熵小于1时，表示该区域该产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数据来源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通过计算得到以下结果，如表2。

从表2可以看出，重庆市银行业区位熵，保险业区位熵均高于四川省。四川省和重庆市证劵业区位熵波动较大，因为我国证劵业比较发达的城市主要是深圳、上海等城市，西部证劵业整体发展滞后，规模小、不稳定，证劵业相比银行业更加趋于金融集聚度高，较发达城市。

四、地区金融集聚实证分析

本文在阅读大量参考文献，结合四川省和重庆市的金融发展现状，数据的容易获取性、连续性及有代表性的原则，选取金融业增加值x1、服务业增加值x2、金融机构现金收入x3、金融机构现金支出x4、金融业就业人数x5、金融机构贷款余额x6、保险深度x7、保费收入x8、人均GDPx9、财政收入x10。10个指标利用因子分析方法来综合评价四川省和重庆市的金融集聚水平。

数据的计量单位和数值变化大，因此首先利用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再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的可行性进行判断。利用巴特利特球度检验，其零假设是相关系数矩阵是单位阵，经检验均适合做因子分析。

由表4可知，四川省和重庆市的累计方差贡献率在99%以上，说明提取出的因子包含了原始数据的绝大多数信息，均提取三个因子。

本部分实证分析的目的主要想得到从1998年到2010年，四川省和重庆市金融集聚综合得分，所以略去研究单个因子的分析研究，重点分析金融集聚的时序数据的变化趋势。在计算各因子得分基础上，可建模金融集聚度综合评价指标：

是旋转后的第i个因子方差贡献率，是第i个因子的得分，经计算可得以下数据。

五、结语

国家明确定位重庆为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重庆建设金融中心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发〔2009〕3号文件提出了促进重庆金融业发展的一系列重要政策措施。国务院定位两江新区建设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和创新中心，赋予其比照浦东新区、滨海新区的优惠政策，两江新区成为重庆金融中心建设核心平台。更为重要的是，国家给予重庆金融“试验权”，允许各项创新在渝先行先试，为重庆金融业实现加快率先发展提供了重要政策条件。《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西部金融中心建设规划的通知》明确提出到2012年初步把成都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中心、金融市场和交易中心、金融服务中心。通过以上分析可得，四川省、重庆金融集聚度近几年发展迅速，原因有可能是前几年的结构调整为近几年的金融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且在最近几年重庆金融集聚度超过四川省，但四川和重庆证劵业发展滞后，通过直接融资比例不高，重庆和四川省均应下大力气发展证劵行业。

参考文献：

[1]王广谦.经济发展中金融的贡献与效率[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2]杨德勇.金融效率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

[3]王振山.金融效率论—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

[4]楼蔚.金融集聚效率研究[D].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5]丁艺.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与实务研究[D].湖南大学博士论文，2010.

金融实证分析论文篇9

【关键词】金融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分项收入；面板数据；因子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学术界一直给予了收入不平等问题以高度关注，研究侧重点主要在测度和成因分析两方面。测度方面主要从基尼系数、收益不平等相对指数，以及按分项来源对收入进行分解等角度进行研究；成因方面把收入不平等主要归结为结构变动、政策倾斜和政治因素等。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之一，金融发展能否缩小收入不平等差距是学术和实务领域感兴趣的题目。戈德史密斯等多位学者的研究表明，金融与地区经济的发展之间是高度正相关的。理论上，以金融的广度为视角，意味着更多的经济主体得到金融服务，这有利于提供更多的经济机会给低收入者并降低代际收入不平等；以金融深化为视角，则意味着已使用金融服务的高收入群体可以获得更为全面的服务，使其收入获得更快增速并加剧收入不平等。而且，金融发展对不同种类的分项收入的影响程度及作用机制应该是不同的。所以，论及我国的金融发展对于收入不平等的作用，必须以实证分析为基础。本文将居民收入分为工薪收入、经营收入、财产收入及转移收入，通过实证研究，分析金融发展对它们的不同影响。

二、文献综述

我国在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方面的研究文献比较少。章奇、刘明兴、陶然和Vincent Chen（2004）以1984～2004年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所做的实证分析表明，金融发展在1984～1993年间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1994～2004年间金融发展逐渐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温涛、冉光和、熊德平（2005）以我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制度和结构分析为基础，用1952～2003年的数据分析了中国整体金融发展、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即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负效应，验证了中国金融发展过程中防止结构和功能失衡至关重要的命题。彭建刚与李关政（2006）的论文提出，我国金融发展对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有显著影响，且非国有金融机构的发展会弱化二元经济结构性状。叶志强、陈习定和张顺明（2011）利用1978～200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得出，金融发展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不但如此，结果还表明金融发展和农村收入增长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

三、数据来源及指标构建

本文以省级行政区划为最小分析单元，包括重庆、北京、天津等共计31个省份，样本数据的时间范围是2003～2010年。本文各项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4～2011），《中国金融年鉴》（2004～2011），《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在2003及2004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各地区金融业生产总值核算时包括保险业，而自2005年开始，该项数据剔除了保险业；考虑到保险业生产总值比例较低，对进一步的分析影响不大，所以未对其进行处理。2003～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对各地区金融行业平均工资的核算分为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两项，而自2006年开始该项数据合并为城镇单位一项，因此，本文对2003～2005年的两个单项数据求其算术平均值。

本文共选取了各省份自2003到2010年的17项原始变量数据，包括城镇和农村居民总收入及分收入共10项，以及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余额（命名为Y1、Y2）、金融业生产总值（Y3）、股票总市值（Y4）、金融业平均工资（Y5）、保险密度（Y6）、GDP（Y7）共7项。

（1）总收入及分项收入相对不平等指数

为了测度各个省份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平等程度，采用范从来、张中锦（2011）的方法，构建相对不平等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u表示城镇居民年均收入，n表示农村居民年均收入；i=0，1，2，3，4分别表示年均总收入及四项年均分项收入即工薪收入、经营收入、财产收入和转移收入。

根据10项收入数据，应用（1）式分别构建5个相对收入不平等指数：总收入不平等指数、工薪收入不平等指数、经营收入不平等指数、财产收入不平等指数、转移收入不平等指数。

（2）基于因子分析的金融发展综合指数

为了得到能够较全面地反映各地区金融发展程度的指标，本文选取各省份金融业的6项原始变量并相除得到GDP的占比形式，以Xi（i=1，…，6）表述。变量空间（Xi）属于三维空间，另外两个维度分别是：时间维，即各个年度；空间维，即31个省份。将（Xi）的完整表述记为（即地区j在t年第i个变量的取值，i=1，…，6；j=1，…6；t=2003，…，2010）。考虑到典型的因子分析方法是针对二维变量的，但是如果设定t不变，可使变为二维横截面变量，从而能够进行因子分析。因此本文对样本空间内每一年份（）的数据分别进行一次因子分析。下文的表述将省略变量的时间维度表示（），以表明各变量都在同一年份内取值。

对X1，…，X6的标准化指标x1，…，x6进行因子分析，根据累积贡献率按照设定的贡献率标准提取前p个公共因子。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正交化旋转，得到前p个因子的成分得分系数矩阵，其中为第k个公共因子在第i个变量上的得分（i=1，…，6表示变量数，k=1，…，p表示提取的公共因子数）。根据可以得出公共因子的的表达式，记为：

五、结论

实证分析显示出金融发展确实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从收入来源上分解的话，各分项收入显示出不同特性。随着金融的发展，城乡居民财产收入和转移收入差距扩大的较快，相比之下，城乡居民总收入差距扩大程度大为降低。这是因为经营收入差距和金融发展之间基本不相关，而它具有稀释金融发展促进收入差距拉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叶志强，陈习定，张顺明.金融发展能减少城乡收入差距吗？[J].金融研究，2011年第2期.

[2]孙永强，万玉琳.金融发展、对外开放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J].金融研究，2011年第1期.

[3]温涛，冉光和，熊德平.中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J].经济研究，2005年第9期.

[4]彭建刚，李关政.我国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内在关系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06年第4期.

[5]章奇，刘明兴，陶然，Vincent Chen.中国的金融中介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D].工作论文，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2003.

作者简介：

金融实证分析论文篇10

EMBA是MBA专业学位教育的一种特殊形式，直译为高级工商管理人员MBA。旨在培养具有高度政治素养、责任心、职业道德和社会职责的企业家。EMBA特别适合于那些实际管理经验丰富但离开应试环境多年的企业高管，一般要求工作经验在8年以上，多是由公司推荐学习。自1999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在国内商学院中率先创办EMBA项目以来，各大名校商学院相继开展EMBA项目。今天我们精选了一批就读于清华五道口金融EMBA的企业家的EMBA论文，告诉大家商界大佬的EMBA论文都写了什么。

单祥双：中科招商董事长兼总裁

个人简介：就读于清华五道口金融EMBA2014春季班。曾在国家教委系统、交通部系统、招商局集团系统和招商证券工作。2000年12月至今创办中科招商并出任总裁，2006年至今任中科招商集团董事长。中科招商集团主营业务涵盖基金管理和投资两大业务，截止到2015年，集团设立并受托管理100多只基金，管理基金规模近700亿。2015年国内股市大幅波动时，为响应国家为国护盘的号召，中科招商逆势阳光举牌16家A股上市公司。就读清华五道口金融EMBA期间，中科招商公司将净资产从10余亿元发展到2015年底的155亿元。目前兼任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创投委副主席、中国发明创新创业中心主任、中国投资协会股权和创业投资专业委员会联席会长、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轮值主席、创新中国智库执行理事长等社会职务。

论文题目：中科招商逆势阳光举牌案例分析——兼论证券市场新投资逻辑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对国内外证券市场投资逻辑的历史演进、成因和实际效应的分析和比较，以中科招商逆势阳光举牌案例分析为聚焦点，推演出了新逆势投资逻辑，对其形成因素、多重效应、现实和战略意义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做出了合理的经济学解释，得出了一系列具有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的结论和建议。一是本文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逆势投资逻辑，既为市场主体应对市场非理性巨幅下挫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又创造性地融合了价值投资、趋势投资、逆势投资和投资主体需求，含有“产业+”和主动管理的创新元素，是对投资理论的丰富和创新，为新常态经济下中国证券市场投资逻辑的重塑和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二是本文发现了决定证券市场涨跌的原动力是投资逻辑，其要素驱动主要是历史进程、经济周期、产业周期和投资理论等,投资者、上市公司、监管层之间的互动行为是推动证券市场不断发展的原动能，其功能实现是新投资逻辑形成的必要因素。三是“三个建设”是解决中国证券市场投资逻辑重塑问题的关键。其中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可有效调节供需不平衡，制度建设可使市场各参与主体行为更加规范，文化建设可引导投资逻辑由短期投机转向“价值投资、趋势投资、逆势投资和新逆势投资”的有机组合。四是本研究可对投资者理性的科学投资理念的形成产生积极的示范效应，对重塑中国证券市场投资逻辑有所贡献。五是本文探索并找到了中国证券市场结构调整和供给侧改革的合理路径。即通过新逆势投资，实行“中科招商+上市公司=产业”的创新模式，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改善上市公司基本面、构建起决定牛市基础的新投资逻辑。六是中科招商探索了一级和二级市场协同发展的新模式，对推动股权投资行业转型升级、实现股权投资与证券市场的相互联动、促进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具有现实和战略意义。

乔松：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

个人简介：就读于清华五道口金融EMBA2014春季班，曾获得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工学学士学位。现任联想业务拓展及兼并收购高级副总裁，并且领导了收购IBM公司X86服务器项目及GoogleMOTOMobility项目，曾经领导了对美国IBM公司IT业务的收购项目。

论文题目：并购实务中全面协同效应的研究

论文摘要：本文从收购兼并过程中，对企业价值估算方法研讨入手，重点对自由现金流分析法做了阐述说明，进一步揭示了协同效应分析对收购兼并的重要意义。同时本文提出了一套对并购实务中如何端到端进行协同效应管理的方法。

本文提出的观点是，并购发生之后，收购方就要不遗余力地追求自由现金流最大化。合并后企业的自由现金流等于原有双方企业现金流以及由协同效应产生的现金流之和。因此，从交易谈判之初，即开始研究协同效应的价值才能真正对被收购企业价值做出准确判断。在交易的后续过程中，如尽职调查、交易价格确定、交易条款设计及交割过程管理中，都应把对协同效应的分析和实现做为重要的考虑因素。只有最大化协同效应，才能把收购兼并的价值充分实现。

本文还使用联想集团收购IBMPC业务案例，对如何端到端地全过程分析及实现协同效应进行了示范。

宋向前：加华伟业资本董事长

个人简介：就读于清华五道口金融EMBA2014春季班。创建加华伟业资本并任董事长，基金管理公司创始合伙人。曾任世纪证券投行总经理、华泰证券董事。曾主持10家A股、2家B股、1家H股及1家红筹股投资及IPO工作，领导和统筹中国智能交通、万邦达、奥瑞金包装、洽洽食品、加加食品，嘉宝莉涂料，湖南茶叶股份，博洛尼家居、业之峰装饰等数十家大型民营企业融资及上市项目，职业生涯投资和管理的资产规模超过500亿元。目前基金管理规模超过人民币100亿元，美元3亿元。

论文题目：加华伟业的金融O2O生态系统思考与实践

论文摘要：2013年余额宝面世，互联网金融元年开启，随后各类互联网金融产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互联网金融成为了市场新热点，各路资本纷纷抢滩，除传统金融机构外，互联网巨头、互联网金融新兴业者（P2P、众筹、互联网理财等）、通信运营商等都大量涌入。这股互联网金融热潮产生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浪潮、金融脱媒、利率市场化等大背景下，脱胎于中国长久以来的普罗大众金融需求的压抑，由客户的大众化、技术的普及化所驱动，并将在监管的包容和开放下不断探索前行。当前的互联网金融业务模式，大多都以现有金融格局为基础，利用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功能，提高传统金融的经营效率、降低其运营成本，但并未对金融领域进行统一规划与顶层设计，尚未能对传统金融行业进行颠覆性变革，尚未实现金融市场统一、开放、包容、高效的新格局。本研究认为在互联网技术和思维对传统金融的深刻改造下，中国金融领域即将发生重大变革，有望促进我国金融行业整体的改革与提升。本研究试图将高门槛的私募股权投资、资产管理与互联网思维相融合，构建加华伟业的互联网金融O2O生态系统。新的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建设必须要对金融格局有着深刻的理解，从顶层架构设计入手，以互联网的精神与手段，在当前金融开放的大背景下，先行一步，突破各种金融业态的藩篱，实现各种优质金融机构产品与信用系统的互联互通。而始终贯穿其中的精神与理想就是以精英投资服务于大众理财，最终实现万众创富，金融平权。本研究将对互联网金融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并深刻剖析我国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状况，解读优势标杆企业的业务布局，预判其未来发展，初步构建出加华伟业的互联网金融O2O生态系统，为公司的未来发展作前瞻性思考，为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发展进行有益的尝试。

唐彬：易宝支付CEO、共同创始人

个人简介：就读于清华五道口金融EMBA首期班。曾获得美国斯坦福大学电子工程硕士学位。易宝支付(YeePay.com)首席执行官及共同创始人，互联网金融千人会（IFC1000）轮值主席，美国硅谷中国无线协会的共同创办人和前任会长。易宝是央行首批支付牌照的获得者和行业支付模式的开创者，也是互联网金融先行者。作为独立支付的领先者，易宝在国内首倡“绿色支付，快乐生活”的理念，并通过易宝平台大力推广网络公益，迄今已通过gongyi.yeepay.com平台捐款达6000万元。

论文题目：互联网+金融的理论与实务

论文摘要：在中国，互联网＋已成为国家战略，并正在打破多年的垄断，释放思想，金融，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活力。比如，宣传领域的垄断已被微博等新媒体打破；通信领域的垄断被微信打破；封闭，庞大，低效的金融领域正在被新兴的互联网金融打破垄断。互联网金融是中国金融发展的方向和希望所在，对中国经济成功转型至关重要。深刻了解互联网与互联网金融的基础理论，运营规律，技术突破，知其所以然，并结合实际，才能更好的通过互联网+各行各业改变传统商业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促进经济升级，助力民族复兴。本文第一部分首先回顾了互联网的发展历程。然后从“不变性”这一崭新的视角阐述了互联网的基本逻辑，在此基础上通过总结互联网的运营规律，价值观，和技术方面的重大突破，作者提出了互联网的基础理论框架。第二部分聚焦互联网+目前的主战场――互联网金融。从纵向的发展历程，发展层次，发展动力，发展趋势等多维度剖析中国的互联网金融，尤其是传统金融和互联网金融的竞合关系；并借鉴横向的中美比较，提出了在大数据技术，征信建设和监管三方面完善的一些思路和建议。第三部分聚焦实务，分别通过实体经济代表餐饮，互联网金融先锋队支付，和共享经济代表出行三个行业案例，说明了互联网+落地的关键。最后，首次从文化角度，探讨了互联网，包括互联网金融，在中国蓬勃发展的深层次原因，以及互联网将对中华文明复兴，重拾文化自信的推动作用。

申学清：郑州银行行长

个人简介：就读于清华五道口金融EMBA2013级。曾在广东发展银行工作超过15年，现任郑州银行任党委副书记、行长。带领郑州银行跻身全球银行千强，2016年榜单上上升102名，位列全球第338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