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机构论文十篇

医疗机构论文篇1

1实施药学服务的背景

1.1实施药学服务的前提

人类疾病普遍化及人们对提高生命质量的期望是实施药学服务的前提。随着现代文明的进步，患者不仅自我保健、自我药疗的意识逐渐增加，还对药物不良反应、使用注意事项等用药知识越来越关注〔3-5〕。因此，药师在保障药品供应后还需要提供咨询服务，解决患者用药问题，指导患者科学合理用药。药学主动服务意识的建立，不仅增加了患者和医生的关系，同时还促使药房工作人员保持学习的心态，学习新知识，了解药学新动态。

1.2实施药学服务的基础

社会公众对药学服务的迫切需求是实施药学服务的基础。药学服务是贯穿整个疾病治疗全过程的主动服务，是当前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迫切需要〔6，7〕。药师应用所学的专业知识向公众提供直接的、负责任的、与药物使用有关的服务，以提高药物治疗的安全性、有效性和经济性，进而实现改善和提高人类生命质量的目标。只有大力开展药学服务，才能促进临床合理用药。

1.3实施药学服务的制度保障

药学学科的发展为药学服务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药品分类管理制度的建立为药学服务奠定了重要的制度保障。近年来，以计算机科学、生物学、化学等学科为代表的多学科融合在药学学科中取得了突跃性的发展，药学学科迅速向多元化发展。药房中的药品是保证供应患者药物需求的根本，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药品的管理是根据药品的性质及用途来决定的〔8-10〕。如药品效期管理，对于近效期药品，遵循近效期先出、陈货未尽、新货不出的原则，从源头上保障了患者用药的安全有效;药品定期盘点管理，建立药品实时消耗动态库存数据库，不仅能及时发现变质、破损等药品，确保患者用药的质量安全，同时还能及时准确掌握药品库存信息，提高药品保障供应能力;针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要按照国家标准进行严格管理，麻醉类药品应按照专用处方、专用账册及专用登记册、专人保管等管理模式，并且每日交班时要严格清点，做到账实相符。

1.4实施药学服务的技术保障

药师素质的提高与队伍的壮大为实施药学服务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保障。药房工作人员的素质是影响药房工作展开，更是影响药学服务质量的关键。因此，提高药师的素质尤为重要，作为药房工作人员，应掌握专业知识，熟悉药品性能，时常关注药学发展前沿，不断创新，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提高自身素质〔11，12〕。此外，近年来各个高等医科类院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药学服务人员，壮大了药学工作队伍。最后药房管理人员应加强对药房工作人员服务意识的培养，提高药房工作人员的积极性，进而提升服务质量，建立良好的医院形象。

2开展药学服务的关键

开展药学服务的关键是信息沟通能力。药学服务是药师利用专业的药学知识向社会公众提供与药物有关的服务，达到安全用药，经济用药，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目的〔13，14〕。因此，药师调配药品后，还要提供咨询，通过药师科学、专业、严谨、耐心的回答，指导患者用药。所以，提供药学服务的人员除了具有扎实的药学专业知识、临床医学基础知识以及开展药学服务工作的实践经验和能力外，同时，还应具备较高的交流沟通能力和技巧，以及一定的投诉应对能力和技巧。有经验的临床药师分享，药师与患者的沟通有以下技巧:①认真聆听:能够集中精力认真地听患者的诉求，再对症下药，有目的地解决患者的需求，指导患者科学合理用药。②注意语言的表达:与患者交谈中，要保持热情的心态，耐心的指导，以提出问题代替批评或命令;保留对方的颜面，有相反意见时，尽量不要当场指责。③注意非语言的运用:在与患者沟通中，尽量保持眼神的交流，一个关心的眼神，能够缓解患者焦急的心理。④注意掌握时间:在适当的时机与场合中进行沟通。当患者有需要指导用药时，再指导用药，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⑤关注特殊人群:对于老人、特殊体质、有慢性疾病、同时患有多种疾病等特殊人群，有针对性的引导，可以快捷的达到指导科学用药的目的。

3建立药学服务意识的意义

随着医疗改革的不断深入及国家药品监督体制的健全和完善，药师的职责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对于医疗机构的药学人员，由以前的处方调配为主的工作，逐步转为向病人提供用药指导的药学服务。药师认识到药学服务，建立起主动服务患者的意识，通过与患者面对面的交流，能让患者感受到药房工作人员积极的工作态度和专业素养，同时让患者享受优质专业的服务，并增加患者对医务工作者的信任，进而提升患者的用药依从性，对患者病情的缓解及治疗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药师主动服务意识的建立，使药房工作人员可以零距离的服务患者，进而使医患关系更加密切〔15〕。同时药师建立主动服务患者的意识后，药师的专业素养和人文素质也可以得到更好的提高，为树立医院良好形象起到重要作用。此外药师建立起主动服务患者的意识对确保合理用药和收集用药信息，也提供了巨大便利。

4小结

医疗机构论文篇2

关键词：新式剖宫产娩头困难处理措施

新式剖宫产是处理高危妊娠的一种重要手段，作为当今产科最常用的手术之一，广为人知，合理应用可降低高危孕产妇及围产儿的死亡率。新式剖宫产具有较多优点但也存在许多潜在的不安全因素，术中的并发症常使你始料不及。它对麻醉要求高，应使腹直肌衣前鞘充分松驰，对手术人员还要有一定的操作技巧及应变能力，否则影响胎头娩出，造成胎儿损伤甚至死亡。本文重点探讨新式剖宫产术中娩头困难相关因素及处理措施。

1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收集我院2005年8月—2009年8月行新式剖宫产320例，其中头位剖宫产220例，凡按乐杰主篇《妇产科学》第四版介绍的方法取胎头，即破膜后以一手伸入宫腔绕过胎头最低点后用手掌上托胎头，另一手在子宫底部加压协助，＞15s茨苊涑鎏ネ氛呶渫防眩?20例，占37.5%。该组孕妇年龄22—37岁，平均29.5岁，孕周37—42周，均为单胎头位第一次剖宫产。

1.2手术方法与麻醉新式剖宫产术按照马彦彦[1]的手术步骤和方法。采用硬外麻40例，腰麻80例。

2结果

120例中有2例发生子宫下段切口撕裂，全部切口甲级愈合，产后42d随访无并发症发生。本组新生儿娩出时间38—145s，平均42s。发生新生儿轻度窒息7例，重度窒息1例（为过期妊娠，术前存在慢性胎儿窘迫），窒息率6.7%，其中重度窒息者出生时Apgar评分3分，轻度窒息者评分最低的2例，Apgar评分分别为4分和5分，均转新生儿科治疗。其余经一般处理后痊愈出院。

3讨论

剖宫产是解决难产最有效的手段，其目的是母婴安全，尤其是胎儿安全，并力求减少母婴损伤等并发症。近年来社会因素（无手术指征孕妇坚决要求择期剖宫产）剖宫产增多，剖宫产率有增多趋势，取出健康无损伤的新生儿是手术目的，胎头娩出是手术关键步骤，若出现娩头困难，处长了胎儿娩出时间，将对胎儿造成较大损伤，如娩头时间超过150s，胎儿误吸羊水及新生儿窒息发率明显增加[2]。为避免娩头困难，术者前对产妇分娩条件、胎儿大小、胎头位置、高低、产程情况作全面分析、估计，术前做好充分准备如产钳准备，助产士台下配合准备等，使术中处理及时、得当。

3.1避免腹壁切口及子宫切口相对过小。切口大小与胎头关系是相对的，术前应根据胎儿大小，腹壁肥胖程度及弹性决定腹壁切口长度，若胎儿过大或子宫下段过窄，估计子宫下段横切口娩出困难者，应行子宫上下段纵形切口，当子宫下段横切口相对小引起“梗阻”时，可向上弧形处长子宫切口或向一侧宫体部上处成偰形切口。本组资料显示44.2%的娩头困难是属于切口小及麻醉效果不佳，巨大儿所致切口梗阻，新式剖宫部提倡腰麻，术中也发现腰麻效果比硬外麻效果好，腹直肌松驰好，使腹直肌间隙相对增宽，从而能充分地暴露子宫切口，故应尽可能选择腰麻。但无论采取何种麻醉，在切开之间必须判断麻醉效果好,对于麻醉不理想者,应果断取下腹纵形切口,避免横切口梗阻所致娩头困难。

3.2本组资料胎头高浮和深嵌分别占32.5%与23.3%，说明胎头高浮比深嵌更易发生取头困难。对于胎头高浮者，首先选择较高的子宫下段横切口，如切口过小时，适当向上弧形处长切口或向一侧延成偰形切口，多面手静滴催产素加强宫缩后，助手在腹部宫底部推压，术者左手持腹部拉钩在子宫切口上缘轻下压胎头或左手四指提子宫切口上缘，指关节抵住胎儿头部，右手伸入宫腔借助杠杆原理将胎头娩出，占50%，效果良好，对胎儿无损伤，值得同行推广。对胎头深嵌者，用食中两指在胎颈两侧提拉胎肩以便胎头从盆腔解脱，再行手娩胎头。经阴道上推胎头方法，效果尚可，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法有可能会引起胎儿脑幕撕裂，颅首骨折，故操作要小心。遇胎头深嵌紧卡于骨盆内者宜取子宫纵切口，已行横切口时可做一侧必要时双侧偰形上延切口以足牵引娩出胎儿。再有，因剖宫产术中无骨盆的限制，没有必要把枕横位的胎头旋转成枕前或枕后位再上产钳。予宫下段切口为横行，横径大于纵径，在枕横位娩头其径线适应切口，使娩出更容易，且不易造成切口裂伤。而对于胎位为枕前或枕后位的，亦不必把其转成枕横位，顺着胎头位置上产钳可争取时间娩头。

新式剖宫产具有手术时间短、胎儿娩出快、术中出血少、组织损伤少、术后恢复快的优点。由于手术步骤简化,省去了结扎止血、缝合腹膜及皮下组织的时间,使手术时间明显缩短,特别是从切皮到胎儿娩出时间短,术中出血量少,手术时间短,腹腔内脏器暴露时间短,减少了手术操作对肠管及网膜的刺激,术后排气时间早,离床活动早,减少了患者的痛苦。术后恢复快,进食早,有利于母乳喂养。拆线时间短,缩短了患者住院天数,降低了医疗费用,减轻了患者经济负担。而且手术方法简单易学,适合在基层医疗机构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马彦彦.新式剖宫产[M].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44.

[2]杨孟君，李娟，秦莉.新式剖宫手术的术式探讨[J].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1998，14(5):301．

医疗机构论文篇3

1.1评价指标的设置

被调查人员结合自身实际工作情况单独对问卷中每项指标给予重要与否的评定，回收问卷并对各项指标的重要性认识结果分为卫生监督机构及医疗机构两组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1.2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17.0统计软件对两组数据进行分析。等级资料采用两个独立样本的非参数秩和检验。

2结果

本次调查共向卫生监督机构发放108份问卷，回收102份，有效问卷为102份；向本市二级甲等以上综合医院发放108份问卷，回收103份，有效问卷为103份。2.1基础质量类别（核心制度、病历质量管理）的各项指标比较结果显示，两组对核心制度、病历质量管理的各项指标重要性的认识无显著性差异（P>0.05）（表1）。2.2重点科室类别的各项指标比较结果显示，两组对急诊科、重症监护病房（ICU）、手术室、血透室等重点科室人员配备及科室管理的大部分指标重要性的认识无显著性差异（P>0.05），只对预检护士工作年限大于3年等3项指标的重要性认识存在差异（P<0.05）（表2）。2.3重点项目类别的各项指标比较结果显示，两组对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手术分级管理等9个重点项目的大部分指标的重要性认识无显著性差异（P>0.05），只对建立第一类医疗技术目录并开展技术审核等15项指标的重要性认识存在差异（P<0.05）（表3）。2.4重点环节类别的各项指标比较结果显示，两组对手术室安全核查情况等重点环节的各项指标重要性认识无显著性差异（P>0.05）（表4）。

3讨论

3.1评价指标得到认同

在本次的评价指标设置中，我们对目前医疗机构医疗质量管理中的重要环节和因素等进行研究，抽取全市部分二级甲等以上的医疗机构及各级卫生监督机构进行了详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本次设置的100项医疗质量管理评价指标中，卫生监督部门及医疗机构对82%指标的重要性认识无差异，均认为该类指标可基本反映二级以上医疗机构的医疗质量管理的好坏，可作为评价的指标，其中，二级指标中的核心制度、病历质量管理指标等12个二级指标被一致认为是衡量医疗机构的医疗质量管理，及保证医疗质量安全的重要指标。特别是对核心制度、手术分级管理、大型医用设备及医用耗材管理的各项指标的重要性认识显示出了绝对的一致。

3.2两组认识差异的指标及原因分析

在100项监控指标中，只有18%指标两组对其重要性认识存在差异，主要涉及急诊、医疗技术、药事、院内感染、输血方面的管理指标，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各自的工作性质和特点，造成了对指标重要性的认识侧重点不同。卫生监督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医疗机构的医疗执业行为进行依法监管，对法律法规的重要性认识程度较高［4］，但对专业方面的要求和可操作性了解相对较少。而医疗机构被调查人员中除行政管理人员外，还有临床一线的医护人员，他们则更偏重于对医疗专业技术的要求，对一些医疗质量管理方面的内容重要性认识相对不足，且不同专业条线的人员对自身以外专业内容不甚了解也是其原因之一。

3.3评价指标的完善和利用

医疗质量管理不仅是医院各项管理工作的核心，更是医院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的重要保障［5］。因此，医疗质量管理评价指标不仅可评价同级医疗机构的医疗质量管理水平，衡量成效、纠正偏差，更为卫生行政部门掌握全市医疗质量管理现状，对医疗质量管理开展评估，实施动态管理奠定了基础［6］。依据指标开展卫生监督管理及医疗质量管理评价，提高了卫生监管的质量和内涵。

3.3.1完善指标，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本次调查中一些指标没有得到卫生监督机构和医疗机构的共同认可，除上述分析的认识差异原因外，指标本身还可进一步完善，并在此基础上设置权重和评分标准，探索出针对不同性质的医疗机构医疗质量管理评价指标，最终建立完善的医疗质量管理评价体系，并实验性地应用到二级以上医疗机构的医疗质量管理以及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机构监管中，为医疗质量管理的监管信息化建设打好基础。

3.3.2创新监管模式，实现动态监管。卫生监督工作需要不断的创新与改变，不断提高卫生监督管理的内涵和质量［7］。卫生监督机构对医疗机构的监管，目前主要采取日常监督检查、举报投诉调查、许可或处罚后的事后监管等手段。利用医疗质量管理评价指标，可创新监管模式；以信息化为支撑，运用政府信息在线互动平台，对医疗机构质量管理状况进行评价、监管，及时发现问题，通过预警平台进行风险预警，即可为医疗机构加强医疗质量自身管理提供服务与参考，也能实现对医疗机构医疗质量管理的实时、动态监管［8］。

医疗机构论文篇4

关键词：新医改；基层医疗机构；成本控制

在近年来，随着新医改的不断深入，我国的基层医疗机构也逐渐开始建设与发展。同时，由于基层医疗机构作为医改政策推行的前沿，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为了能够实现新医改背景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就要对其发展中存在的成本控制问题进行研究，并制定积极的解决措施，从而不断完善基层医疗机构财务管理体制，有效的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一、新医改背景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成本控制存在的问题

首先，因为政府的财政投入对基层医疗机构的建设有重要的影响，在建设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时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但是，在实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的工作中，由于政府的财政投入不足，且在区域内存在资金分配模式不均的现象，这往往就对基层医疗机构的生存与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发展的积极性与生存上存在较大的问题。一些地区为了能够保证各医疗机构不出现亏损对其资金进行分配，但是往往就会形成大锅饭的局面，医护人员的积极性较差，医疗服务的质量较差。其次，有很大一部分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尚未形成系统的成本预算编制工作。在新医改背景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其建设发展中应用了“统一领导，集中管理”的财务管理机制。但是，在实际的应用中，由于财政投入不足，且相关的工作人员与领导的成本控制意识不强，甚至在一些医院，其财务系统的成本控制的工作人员是医护人员承担的，这就使得成本控制的相关数据的采集也存在一定的误差，对成本控制造成影响。最后，尚未形成明确的成本核算观念。在大多数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进行成本核算往往是对其实际工作中产生的成本和费用进行管理与控制，但是尚未形成明确的成本核算观念与体系。在基层医疗卫生结构建设发展中，科学的成本控制与核算，可以提升对已有资源的使用效率，并减少消耗，创造出更大的社会价值。但是，有很大一部分的基层医疗机构的领导在其管理中重视收入，尚未认识到加强成本核算与控制的重要性，尚未在其内部构建起合理的成本核算机制，这也使得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的相关工作人员的成本控制意识比较薄弱，这往往也会造成铺张浪费的现象。

二、新医改背景下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成本控制的对策

（一）加强成本预算编制工作，实现全面预算。在新医改背景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发展中，为了能够加强成本控制工作，需要不断加强其成本预算编制工作，在其财务管理中能够推行全面预算，对其建设发展中的财务活动进行约束与管理。细化预算编制工作，推行全面预算管理。而且就目前推行的《基层医疗机构财务管理制度》中的第七条来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预算是根据其发展管理中的收入预算和支出预算构成。为了能够加强其成本控制，就需要管理层认识到加强预算对成本控制的重要性，能够根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职责、发展建设计划以及各项财务活动计划，尤其是费用支出等编制合理的预算[2]。并保证制定的预算能够在实际的工作中执行，将预算应用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活动的各个项目与环节，避免其流于形式，失去约束作用，产生不必要的成本。（二）加强医院的内部财务控制体系，加强成本核算。在新医改背景下，根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财务制度》中相关条例，要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够实现“统一领导、集中管理”的基本财务管理制度。因此，就可以在其财务管理时通过对某一区域内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进行统一的管理。对该区域内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收入、支出、固定资产以及流动资金进行细化与规范。还要在其内部建立起完善的预算执行情况监督部门，避免出现预算执行不力的现象。同时还要建立起与之匹配的考核制度与奖惩制度。这样就可以较好的保障将成本控制管理落实到实际的工作中，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的各个科室与岗位都进行考核与监督。这可以促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内部的工作人员能够树立起良好的成本控制意识，并在其工作中尽可能的规避与杜绝不必要的支出。（三）积极应用信息技术，加强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资产管理。在新医改背景下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成本控制，需要不断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率。而且，就我国目前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实际发展情况来看，其在成本控制管理中仍旧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可以通过不断加强其流动资金的管理，保证其资金周转的安全性与合理性对实现有效的成本控制管理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往往是承担基本的医疗服务，为了对其进行成本控制，就可以对某一地区内的相关医疗业务进行规范。例如可以要求该地区的几家公司向其提供定向的业务，这样不仅可以使其采购等业务更加简化，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也能更好的管理其成本，也能避免药品、器械等出现囤积与过期的现象，降低储备的数量，减少对资金的占用，可以将结余资金用于其他业务的发展，从而有效的降低其成本，加强成本控制。这就要求政府能够定期对基层的医疗卫生机构的固定资产进行鉴定，并能对其财产内的相关设备进行报废批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其购置相关的仪器设备的时候，还需要参考实际需要与可能产生的社会效益，避免盲目的投入，加强对成本的控制。（四）加强对相关财务管理人员的专业素养。首先就要求医院的财务管理人员能够不断提升成本控制的意识，能够认识到加强成本控制在基层卫生医疗机构建设中的重要性，医院与相关的政府部门可以加强对医院的财务管理工作人员的培训，使其专业知识得到更新与发展，使其能够学习先进的成本控制与管理的知识。在日常的资金管理中能够树立起良好的成本控制意识，并能与实际结合起来。在面对新医改背景下出现的新现象与新问题要进行积极的分析，从而能够解决遇到的成本控制问题，从而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率，提升基层卫生机构的资金管理质量与服务质量，更好的满足社会的发展。

新医改在我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为医院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对医院的资金管理、成本控制都提出了更加详细与具体的要求。在医院的资金管理中，成本控制是管理的重点与中心，为了能够更好的促进医院的发展，需要根据新医改政策的变化与医院的发展需要，及时的对成本控制工作进行改进与调整。这样才能促使医院更好的适应时代的变化与发展。医院也要不断加强医院的成本控制意识与成本控制工作管理技能培训，从而不断提升医院的成本控制质量，促使医院实现其社会效益的同时也能实现其经济效益。

作者:陈颖 单位:北碚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会计核算管理中心

参考文献：

医疗机构论文篇5

关键词：医患纠纷；医疗侵权责任案件；举证责任倒置；医学鉴定

中图分类号：DF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1-0218-02

医患纠纷是最常见的一种民事纠纷的形式，根据有关学者的调查从2002年以来，纠纷量总体呈上升趋势，恶性事件时有发生。这类案件社会关注度高，社会影响面大，医患关系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大家十分关心，成为社会热点、焦点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稳定是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是改革发展的重要前提。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紧紧依靠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形成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可见，根据党中央的精神，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好医患关系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医患纠纷的解决机制应当是多元的，如通过协商、人民调解、医疗保险、仲裁等途径，这也是专家学者们努力研究的目标。目前，诉讼解决医患纠纷，是解决医患纠纷的基本方式，也是最重要的解决方式。在医患纠纷的诉讼中存在一系列重要的法律问题，需要医患双方明确，从而从法律的角度明辩各自的权利义务，充分利用持有的证据，更好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也是本文撰写的目的。

一、医患纠纷及医疗侵权责任纠纷的理论界定

广义医患纠纷(也称医疗侵权纠纷)是指病人及其亲属在因病就诊过程中与医疗机构及工作人员因矛盾而产生的分歧和争议。既包括对诊疗护理过程中产生的后果认识不一而发生的纠纷，也包括一些非诊疗护理行为而引起的一般民事纠纷。狭义医患纠纷是指，医患双方对医疗后果及其原因认识不一致而发生的争议。通常是指患方认为医务人员在诊疗和护理过程中因过错而损害受害人生命健康行为。在实践中我们提到的医患多数是指狭义性质的医患纠纷。医患纠纷从侵权责任角度划分，医疗侵权纠纷案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医疗事故侵权行为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案件；另一类是非医疗事故侵权行为或者医疗行为以外的医疗赔偿纠纷案件。医疗事故赔偿的主要依据是《医疗事故处理条理》。对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其他医疗侵权纠纷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处理。这两类案件在举证责任制度上有所不同。

因医疗行为而向法院提讼请求要求损害赔偿，其诉讼主体医患双方实际上是医方为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患方为发病患者及其亲属。法院通过审判确定医患双方纠纷事实，及医患双方的权利义务，分清是非责任，正确适用法律。在诉讼过程中法律既保护患者的利益，也要保护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

二、医疗侵权责任的法律关系

法院在诉讼过程中首先要明确医患双方的法律关系。医疗侵权法律关系的主体是医患双方。患者到医院就医，就与医院之间建立了法律关系。医务人员在具体执行职务行为时所造成的损害由医疗机构承担。但这不等于说医务人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承担责任。医务人员有过错的，医疗机构向患者承担责任后，可以向有过错的医务人员迫偿，患者指接受医疗服务的人。医疗侵权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医疗侵权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所指向的对象――患者的人身权，包括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受到侵害后。所产生的赔偿费用的给付。医疗侵权法律关系的内容就是医疗侵权法律关系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患者的权利有：(1)求偿权。即患者在接受医疗服务过程中遭受身体、财产侵害，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2)医疗文件复制权。患者可以复制门诊病历、住院志、医嘱单、化验单、医学影像检查资料等手术书。(3)监督权。即监督医院的医疗、护理、管理、医德医风。(4)在场权与共同委托权。即在发生医疗侵权争议时，死亡病历讨论记录、疑难病历讨论记录、会诊记录等应当在医患双方在场的情况下封存和启封。需要检验的，应当由双方共同指定，依法具有检验资格的检验机构进行检验。(5)请求回避权。对专家有法定情形的，当事人申请其回避。患者的义务，就是配合医疗侵权调查、提供相关资料义务；对有患者死亡的，患者家属有配合尸检等义务。另外，在侵权责任法草案中还增加了患方和医疗机构的义务内容。其中患者的告知义务是，患者应当向医务人员告知与诊疗活动有关的病情，病史等情况，配合医务人员进行必要的检查和治疗，患者未尽到该项义务，造成误诊等损害的，医务人员不承担责任。医疗机构的义务是，按照事故处理结果给予及时赔偿的义务，事故发生后有防止损害扩大的义务；提交病历及相关材料的义务。医务人员的告知义务是，医务人员在一般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没有尽告知义务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三、医疗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构成医疗侵权责任要具备四个条件。一是医疗机构在医疗护理中的违法行为。医疗机构是指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机构。医务人员指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取得卫生技术人员资格或者职称人员。非法行医，造成患者人身损害，不属于医疗事故，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有关赔偿，由受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讼。医疗侵权行为必须发生在医疗活动中，医疗活动中应当自患者在医院挂号以后开始，至医疗终结结束。医疗活动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借助医学知识、专业技术、仪器设备及药物等手段，为患者提供的紧急救治、检查、诊断、治疗护理、保健、医疗美容以及为此服务的后勤和管理等维护患者生命健康所必须的活动的总和。医疗侵权中的医疗行为的违法，是指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其主要表现在，医疗机构及其医护人员违反了双方当事人在医疗服务合同的约定，对他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造成损害。二是医疗侵权责任构成中的损害事实，是医疗机构及其医护人员在医疗活动中，造成患者的人身损害事实，可以理解为，人身损害，即患者的生命丧失，或者健康权受到侵害，或者身体受到侵害。和为治疗损害所支出的财产损失，以及因为遭受损害而实际减少的收入。以及受害人和亲属的精神损害。三是医疗行为与患者人身损害后果之间必须具有因果关系。如果医疗单位和医护人员的医疗行为与患者损害事实没有因果关系，就不承担责任。四是医疗侵权的主观过错。医疗侵权的主观过错表现为行为人在诊疗护理中的过

失，而不是故意。如果医务人员具有侵害患者生命权、健康权的故意，在医疗过程中故意致害患者的构成伤害罪或者杀人罪，不能以医疗侵权责任对待。

四、医疗侵权纠纷案件的举证责任

非医疗事故侵权行为或医疗行为以外的医疗赔偿纠纷采取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医患双方在此类案件中都负有举证责任。在医疗侵权行为纠纷中，由医疗机构(被告方)对医疗侵权赔偿责任构成中的因果关系负有举证责任，即所说的举证责任倒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显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医疗侵权责任的因果关系和过错实行推定。通俗地说，就是受害人只要证明自己在医院就医期间受到损害，这种损害可能是由医疗机构的医疗违法行为造成的，就可以向法院，不必证明医院的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同样，医疗机构一方如果能够证明医疗行为和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其他可能造成损害的原因，就可以否认自己的侵权责任或减轻自己的侵权责任。由于医疗纠纷的专业性强，不仅涉及医疗科学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而且涉及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大量的医疗卫生行业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等。在医疗过程中，患者缺乏相关的知识，在证据的提供上处于弱势，由其证明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有困难，因此。为公平和合理，法律规定对于医疗行为提起的损害赔偿诉讼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目前，侵权责任法草案对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倒置的范围进行了限定，医疗机构要举证的情形是：(1)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诊疗规范的；(2)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的；(3)伪造或者销毁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的。

五、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医疗机构论文篇6

论文关键词　侵权责任法　医疗损害责任　医疗体制改革

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深化、现代医学科学的发展、民众法律意识的增强，医患矛盾日益突出。在人民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中，医疗纠纷所占比例较大，并有逐年攀升的趋势。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一直以来备受争议，《侵权责任法》的颁布在对医疗损失责任制度改革这方面迈出了成功的一步，对保护患者一方合法权益的保护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经过审视不难发现其中还存着一些不足。在司法实践中这些不足在适用法律规定解决具体医患纠纷时，可能会出现不利于患者合法权益的保护的问题，可能出现其它一些不好的后果，对此我们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在实践中找到解决不足的方法，从而达到更好协调医疗机构、患者甚至全体患者的利益关系的目的。

一、《侵权责任法》在医疗损害赔偿责任方面的适当限制规定不足

总所周知的，医疗行为产生的损害不同于传统的侵权损害。首先，传统的侵权行为通常是以非法的方式侵犯法律所保护的合法权益，体现的是非法性；医疗行为本身属于对人体的干预行为，其是为保障公共的福利和患者的生命健康而实施的，体现的是合理性和合法性。其次，传统的侵权行为追求的就是损害，排除不当方位和紧急避险不当等特殊情形；医疗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对人体的干预，是一种带有某种程度的伤害或某种程度的负面风险，但其目的却与一般侵权行为相悖，其是为了改善、提高人体健康情况。再次，传统的侵权行为是“不请自来的”；而医疗行为大多都是患者的请求在先，属于“邀请而来”《侵权责任法》中缺乏依据医疗行为的特殊性对医疗损害赔偿责任作出适当限制的规则。目前医疗损害责任统一适用人身损害赔偿规则，应当区分医疗行为产生损害的特殊性，对医疗机构的损害赔偿责任进行适当限制。在医疗损害赔偿责任案件中，往往存在多因一果情况。在多因一果的案件中，数人的行为分别对损害结果的发生起不同的作用。各行为对损害结果所起作用大小不同，其原因力就不一样。原因力理论适用于多因情况喜爱各行为人侵权责任份额的承担或赔偿义务人与受害人之间对损害后果的分担。一般说来，其行为原因力大的，承担更多的赔偿份额，反之则承担较少的赔偿份额。比较行为人行为的原因力通常与比较当事人之间的过错结合运用，以最后确定责任分配。由于在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中，患者的损害后果完全是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导致的情况比较少，患者损害后果的发生往往都有病情的原因和患者自身的原因，因此，在责任承担中要充分考虑原因力合比例和过错的大小，合理确定医疗机构的赔偿责任，明确具体的赔偿数额时，扣除受害患者因自身基础疾病的原因造成的损害后果。

二、《侵权责任法》对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在举证责任方面的规定存有不足

不同于一般侵权行为案件，医疗侵权案件有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不对等方面，即医疗机构与患者一方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对等，因为医疗机构作为医疗行为实施主体其掌握着几乎全部的医疗信息，如病历等资料，患者一方相比之下就处于弱势的地位。在颁布《侵权责任法》之前，我国长期以来，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在审理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对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已经对关于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举证责任如何分配作出了规定。在司法操作中，患者因医疗侵权案件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需要对医疗机构是否与患者之间存在医疗服务关系承担举证责任；需要对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对其人身造成了损害、损害的数额承担举证责任。如果患者一方不能举证证明这些事实的存在，人民法院可不能支持其诉讼请求。如果患者一方完成了表面举证责任，这时举证责任发生移转，由医疗机构承担下一步的举证责任。即医疗机构需要证明其医疗行为不存在过错，其行为与患者所受损害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如果医疗机构没有证据予以证明，则可能承担败诉的风险。现实中，因为医疗机构不能很好的理解这种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给很多医务工作人员造成了负面影响，增加了医疗人员的心理压力。针对此，很多医疗机构、医疗机构的医务工作人员为了自身免责，为了自我保护，实施一种所谓的“辩护性”医疗，也就是增加无谓的医疗检查、实施不必要的医疗手术，最终无谓增加患者负担。

由此可见，医疗侵权案件中举证责任能否科学分配，直接关系到医疗侵权案件审理中的公平与否。对此，我国在制定《侵权责任法》时对各国如何处理医疗损害责任的不同规则进行参考。经过研究发现，各国一般都是坚持过错责任原则，在此原则的基础有的实行表明证据规定，有的实行事实本身证明规则，有的实行过错大致推动规则，都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患者一方的举证责任缓和原则。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程度赔偿责任。”通过解读此条，可以确定我国医疗技术损害责任适用的是过错责任原则。第五十九条作出如下规定：“因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的缺陷，或者输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损害的，患者可以向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请求赔偿，也可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患者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的，医疗机构赔偿后，有权向负有责任的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追偿。”即医疗产品损害责任我国实行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如医疗机构承担责任后，如果其对医疗产品的缺陷产生不具有过错的，医疗机构可以向缺陷医疗产品的生产者追偿。

医疗损害归责规则的这种改革，在平衡医疗机构与患者甚至全体患者利益关系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但同时存在一定的矫枉过正问题。在医疗技术损害赔偿纠纷中，原告也就是患者一方在绝大多数情形下是难以完成全部的举证责任，尤其是原告证明医疗行为存在过错，医疗行为与患者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基于此，在过错以及因果关系的举证问题上，应对原告实施举证责任缓和，也就是适当降低原告的举证标准。举证责任缓和，顾名思义就是在法律规定的情形下，如果原告存在技术障碍或其他障碍时没有能力达到法律规定的证明标准，这时应当适当减轻原告的举证责任，降低其举证证明标准，在原告达到减轻后的举证标准时，即表明原告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举证责任。这时应由被告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也就是说此时举证责任发生了转移。具体来说，先由患者一方举证证明医疗行为存在过错，如果患者一方无法举证证明，对其则可以实施有条件的举证责任缓和。患者一方如能够提供表面证据，可推定医疗机构存在医疗过错。此外，如患者能够证明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存在法律规定的一些情形，也可以推动医疗机构存在医疗过错。对于因果关系的举证证明，依据法律规定是患者一方负责举证证明。一般情形下，如果患者一方无法举证证明的，即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不构成医疗损害赔偿责任。但是如果的确存在一些客观情况导致患者一方无法举证证明，同时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诊疗行为很有可能对患者造成了损害，即现有证据已经满足表面证据规则的规定，这时可以推动该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与患者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时即举证责任发生移转，需要医疗机构承担举证责任，由其举证证明自己的诊疗行为与患者受损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医疗产品损害责任是一种不真正的连带责任，也就是医疗机构承担着中间责任。《侵权责任法》对这种中间责任的规定存有一定的瑕疵。笔者认为，在医疗产品损害责任案件中，应当根据缺陷医疗产品的医疗机构、生产者、销售者等这些主体不同，分别适用法律从而确定不同的责任。对确定医疗机构是否承担医疗产品损害责任时应区别不同情况对待。对确定生产者、消费者是否承担缺陷医疗产品的损害责任时，应适用产品责任的一般规定。

《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九条指出“患者可以向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请求赔偿，也可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患者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的，医疗机构赔偿后，有权向负有责任的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追偿”，这条有利于免除患者在医疗机构与生产者之间来回奔走的辛苦，对患者权利是一种保护。因为生产者与医疗机构之间具有一定的供求关系，故由医疗机构在先行承担相应责任后更容易向生产者进行追偿。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侵权责任法已经明确，侵权责任的一般归责原则为过错责任原则，即有过错才有责任赔偿，没有过错的即使造成损害也不承担赔偿责任。在医疗产品损害赔偿案件中，如果医疗机构没有过错也必须承担中间责任，可能存在因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丧失赔偿能力，使得医疗机构无法追偿。最终医疗机构承担的这些赔偿损失都会转嫁到全体患者身上，最终损害的是全体患者的利益。

医疗机构论文篇7

论文摘要：本文分析了我国医丹卫生机构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卖施职业化袅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的观点，论述了“职业化’对于医疗卫生机构及其从业员工的意义并探讨了相关在医疗卫生机构中实施职业化管理的策略。

引言

医疗卫生事业长期以来一直是政府有关部门和广大人民群众十分关注的问题。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人民的生活质量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其重要性确实不容忽视。近年来，国内一些医疗机构，特别是一些中小城市的医疗机构受到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困扰，从业人员的总体素质低、人力资源管理体制的落后等因素严重影响了一些医疗机构的总体发展。因此，深人研究医疗机构的人力资源管理问题颇具现实意义。

一、医疗机构人力资源管理常见问题分析

1、人力资源管理理念落后

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对于一些作为事业单位的医疗卫生机构而言，“平均主义”及“大锅饭”的思想严重影响着其人力资源管理机制。人力资源规划、绩效评估、工作分析、科学的激励手段等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十分常见的概念及管理手段在一些医疗机构中很难得到体现，许多管理者缺乏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意识，以绩效评估为例，在一些管理不够规范的医疗卫生机构中，思想上缺乏绩效评估的观念，而实践中缺乏绩效评估的标准，导致了绩效考评工作严重缺乏科学性，影响了员工的工作热情及积极性。

2、管理体制落后

目前我国的医疗卫生机构隶属关系较难理清，有的隶属于政府有关卫生管理部门，有的是带有赢利目的私营机构，有的又隶属于企事业单位等。因此，相当一部分医疗卫生机构的发展壮大受到多层领导或行政干预过多等因素的影响。对于组织而言，管理体制的落后影响了许多医疗卫生机构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建设，对于员工而言，管理体制的落后也可能对员工的工作热情、积极性及职业的技能提高产生消极的影响。落后的管理体制同时也是滋生“推该、懈怠”等不良工作作风的源泉。

3、缺乏职业晋升中的正向激励

对于许多医疗卫生机构中的员工而言，职称晋升要依靠指令性的负向激励。如湖北省城市大中型医院医生需在社区卫生机构工作一年后才有机会晋升高级职称。天津市、河南是和安徽省也有类似规定存在。熊昌娥( 2009)认为这些指令性的只有时间约束的负向激励所取得的效果可能是大医院医生到社区只是走过场，晋升职称是他们的首要目的，违背了让大医院医生用先进技术、理念支援社区的初衷。

二、科学的职业化管理是提高医疗卫生机构人力资源管理的有效途径

全球化、国际化的不断发展赋予了职业化管理越来越强的生命力.从另一层意义上来看，职业化是也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产物。职业化管理在现代企业中甲分常见，也为一些企业的发展及腾飞做出了贡献。一般而言，医疗卫生机构不是企业，但在组织管理方面，企业中的一些成功经验及发展实践也值得借鉴。尤其是医疗卫生事业是一个对从业人员职业枝能要求很高的行业，因此，职业化的理念确有用武之地。

无论是对于医疗卫生机构或是业内员工而言，职业化均有着其特有的意义。具体而言，职业化对于医疗卫生机构的意义主要有以下休现:y职业化可以促进医疗卫生机构对关键业务骨卜的培养。通常而论，一个职业化的医疗卫生机构要求其拥有系统性较强的人才培养及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为其不断培养及输送专业技能较强的关键业务骨干及管理人才。2)职业化有利于医疗卫生机构培育自身的文化。从企业界内的有关经验来看，一个职业化建设较好的组织往往是拥有优秀文化气氛的组织，也往往是一个具有创新能力的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组织。3)职业化可以帮助医疗卫生机构建立并实现远景目标。对于组织而言，具有并实现发展的远景目标对丁其综合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一个职业化实施较为成功的组织而言，明确的、科学的发展目标是不可或缺的。对于医疗卫生机构而言，实施职业化管理往往也意味着明确科学的远景发展目标及目标实现的具体策略的科学规划。

对于医疗卫生机构的从业人员而言，职业化同样意义重大，其最重要的一点主要体现在员工价值的体现和素质及能力的提升方面。首先，职业化对于培养员工的核心竞争力意义重大，进而促进其个人价值的最大化实现及在工作岗位中的不可替代性的形成及发展。

三、医疗卫生机构职业化策略探讨

1、树立正确的职业化管理理念

加强文化引导，帮助员工建立科学的、正确的职业化管理理念及组织文化理念是在医疗卫生机构中实施职业化的基础。“职业化”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理念，因此，只有当员工可以正确地并较为深人地理解职业化的理念及其意义时，职业化的进程才能够得到有力的推动。

2、确定任职资格标准

明确合理的任职资格标准是在医疗卫生机构实施职业化管理的重要前提之一。通常来说，职业素养、专业知识及专业技能是任职资格标准的三个基本方面。对于专业性很强的医疗机构而言，任职资格标准确定的难度较大。根据整理有关文献，笔者认为职业任职资格标准确定的两个基本步骤可以被考虑采用。这两个基本步骤为:1)通过运用访谈法、问卷调查法及观察法等具体手段分析职业标杆人物的有关情况;2)通过分析所取得的标杆人物的有关资料及信息来确定此类专业人员所应具备的素质、技能等，进而确定任职资格标准中所包含的模块及其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具体分析内容大致包括行为道德标准分析、职业素养分析及知识技能分析。在得到任职资格标准的雏形之后，可组织熟悉医疗卫生机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有关专家进行进一步的研讨并确定适合本组织的职业任职资格标准。应当指出的是，任职资格标谁应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检验及调整，而并不是一旦确立后就万事大吉。

3、任职资格评估工作的开展

任职资格评估工作的开展要以所确定的任职资格标准为依据，并需考虑医疗卫生机构的基本特点，在此，科学的评价方法与评价程序、高水平的评审专家及合理的评价周期等对于评价工作的开展及评估的效果都十分重要。具体而言，任职资格评估工作的开展可注意以下原则；1)评估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员工工作绩效与工作效率的可持续发展，以便为组织的科学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2)评估工作应以公正、客观为原则，评估结果应对员工有指导意义，帮助其发现、分析在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3)在评估工作中应注意定量与定性相结合，量化是为了保证组织内不同员工工作绩效的比较，而定性是为了帮助员工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4)评估的结果应与激励制度挂钩，以便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给其工作增加动力。

医疗机构论文篇8

医疗纠纷的界定是本文研究问题的起点，只有在明确医疗纠纷概念的基础上，才能合理的构筑医疗纠纷的解决机制。关于医疗纠纷的定义理论界说法不一，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亦有所不同。本文对医疗纠纷所定义：是指以患者及其利益相关人与医务人员、医疗服务机构在特定的诊疗护理活动等医疗过程中发生的，造成患者人身、财产损害引起的各种争议，从而产生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与义务的一种法律关系。对于医患纠纷的界定，本文认为应该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其应包括由医源性引发的医疗纠纷和由非医源性引发的医患纠纷。医疗事故的定义在我国《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有明确的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可见，医疗事故只是医疗纠纷中的一特殊的表现形式，并非所有的医疗纠纷都属于医疗事故。医疗过失的定义主要被英美法系国家所采用，其涵义与上文介绍的由医源性引发的医疗纠纷基本一致。

二、我国医疗纠纷解决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医疗纠纷解决现状

1.法律法规的适用。2002年国务院颁布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我国目前审理医疗纠纷主要的依据。此外医疗侵权行为还适用《民法通则》、刚刚出台的《侵权责任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条例》规定对构成医疗事故的进行赔偿，对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过失行为不赔偿。但在司法实践中，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行为只占很小的比例。因此，立法者解释对那些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过失行为适用《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的规定。对造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过失行为，按照《条例》的相关规定来确定赔偿的范围和赔偿的标准。对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过失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规定的赔偿范围和赔偿标准来进行索赔。

2.医疗鉴定制度。我国医疗鉴定制度包括医学会的医疗事故鉴定和司法行政部门的司法鉴定。当发生医疗事故时，医患双方都可以提请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鉴定，也可以向司法行政部门申请司法鉴定。《条例》颁布后，改变了原来的医疗事故鉴定主体，由医学会来主持医疗事故的鉴定工作。医学会的鉴定体制是集体临鉴定制，鉴定专家不在鉴定结论上签字。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是证明医疗机构及医疗人员是否构成医疗事故的重要证据。但鉴定结论对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是否具有过错，及过错程度大小没有明确的说明。因此，法官要弄清楚这些问题还要向司法行政部门申请司法鉴定。

3.医疗纠纷解决的程序。《条例》规定，发生医疗事故的赔偿等民事责任争议时，医患双方既可以协商解决或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调解申请，还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当事人既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医疗事故争议处理申请，又向人民法院提讼的，卫生行政部门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终止处理。

（二）我国现行医疗纠纷解决中存在的问题

1.法律法规适用冲突。国务院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只对构成医疗事故所造成的损害给予赔偿，其它的类型的医疗过错不给予赔偿。但在司法实践中，有及少数的医疗纠纷被鉴定为是医疗事故，如果对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过失行为不给予患者赔偿必定会造成不公平的现象出现。为此，立法者表示，对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过失行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审理人身损害赔偿的若干意见》中规定的赔偿范围和赔偿标准对患者进行赔偿。这一解释看似很合理，但确出现一个问题，构成医疗事故的赔偿额却比不构成医疗事故的赔偿额少，但我们都知道，医疗事故是最严重的医疗过失行为，怎么会赔得更少了。法官在审理这类案件时，常出现适用法律难的情况，因此，不能作出公平合理的判决。如何确定赔偿范围及赔偿标准，成为审理这类案件的难点，紧紧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势必会造成不公平的现象出现，也不利于对医患双方合法权益的保护。

2.医疗鉴定体制存在缺陷。由于医疗知识的复杂性、高难度性和专业性，法官在审理医疗纠纷时不能独自对争议的问题作出准确的裁断，因此医学鉴定对法官审理案件至关重要。但是我们国家的医疗鉴定制度却存在问题：第一，医疗事故鉴定主体的公正性受到置疑。我国现行医学会的工作人员都是从各家医院抽调的，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的相关负责人为鉴定委员会专家颁发资格证书。因此，这就决定了医学会的鉴定人员与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导致其鉴定结论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受到置疑。第二，医疗事故鉴定结论缺乏质证程序。只有在法庭上经过质证的证据才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作为认定医疗机构是否存在过错的唯一证据，应该经当事人质证，并由法官判定其能否作为定案的依据。但是《条例》并没有规定医疗事故鉴定结论的质证程序，并且鉴定人并不在鉴定结论上签名，且不对错误的鉴定结论负责，以致于医疗事故鉴定制度形同虚设。

三、完善我国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几点建议

（一）建全医疗纠纷处理的法律体系

我国的立法机构应当尽快地制定一部完整的《医疗纠纷处理法》，这部法律既是一部实体法，也应是一部程序法。法律条文应该明确规定医患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统一损害赔偿的范围和标准，并且对医疗鉴定制度作出合理的规定。应该修改《条例》中医疗事故的概念。扩大其外延，涵盖所有的医疗过错行为，并且法律应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应参加医疗责任保险，并对保险的范围，保险率的计算作出详细的规定。

（二）建立非诉讼解决程序优先和诉讼程序相结合的模式

目前我国的医疗纠纷诉讼解决机制并不成熟，没有建立像国外那样成熟的非诉讼解决机制。鉴于医疗纠纷案件的复杂性，通过诉讼程序解决花费的时间长，诉讼费用高，不利于保护患者的利益。因此，通过成本低，效率高的非诉讼解决方式来处理医疗纠纷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成熟经验。但由于我们国家与国外相关的法律体制、法律文化和背景存大着差异，我们并不能完全照搬他们的经验。目前，我们国家的司法资源还不太丰富，单独的成立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和医疗仲裁委员会存在着许多障碍，因此我们应该另觅新路，通过简单便捷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我们可以在法院内设立纠纷的调解处，并聘用医学专家来参与调解，形成由法官和医学专家组成的调解委员会，为医患双方的沟通提供一个双互沟通的“平台”，避免双方对簿公堂，加剧紧张的关系。调解委员会通过介入医疗纠纷案件，确定医方是否有过错以及过错的程度，并对赔偿数额进行初步的估定。调解委员会的处理意见只是建议性的，不具有法律效力，如果调解双方不同意调解意见，还可以向法院。

（三）完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

自《条例》颁布后，医疗机构意识到自身的风险加大，因此，纷纷将目光转向了医疗责任风险机制上来，欲通过第三方的介入来分担风险。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对医患双方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然而，目前我们国家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与其相关的法律法规还处于空白的状态。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我国医疗责任保险的法律制度：

1.在立法上应当确立强制保险原则。即将制定的《医疗纠纷处理法》中应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应强制参加医疗责任保险。只有确立大范围的参保主体，才能确保共同分担风险，维持医疗责任保险制度顺利有效的运行下去。

2.明确医疗责任保险的赔偿范围。我国现行的医疗责任保险范围只限于医疗事故，对其它类型的医疗过失行为不予赔偿。这大大缩减了保险的范围。因此，医疗责任保险的范围应包括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的一切医疗过失行为，只要医疗机构和医疗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有过错，就应该赔偿。

医疗机构论文篇9

关键词;医疗机构;律师;医疗纠纷

近年来,各级医疗机构再次成为社会聚焦点,医疗纠纷层出不穷,成为社会矛盾最为突出的热点之一,在不少地方甚至酿成大型社会冲突。其中医疗纠纷上升为诉讼案件的比例逐年上升,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为例,2000年至2002年,该院共审结医疗纠纷案件149件,其中2000年度20件,2001年度51件,2002年度78件。[1]为此,全社会关注医疗纠纷,讨论医疗纠纷,国家适时出台《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新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各级医疗机构也不得不正视各类医疗纠纷,制定应对措施。但医疗纠纷首先是一个法律问题,其次才是一个医学问题,医疗领域成为律师拓展业务的新空间,成为传统律师业务的新视点。

1律师全面介入医疗纠纷的必要性

何谓医疗纠纷,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并没有统一的界定,法律法规、行政规章、法学工具书上也没有公认的定义。有学者认为,医疗纠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医疗纠纷是指医患双方的任何争议;狭义的医疗纠纷仅“指由于病员及其家属与医疗单位双方对诊疗护理过程中发生的不良后果及其原因认识不一致而向司法机关或卫生行政部门提出控告所引起的争议”[2]。笔者认为,狭义的医疗纠纷包括医疗事故纠纷和医疗事故以外原因引起其它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医疗事故处理条例》[3]是处理医疗事故最直接的法律依据,而《民法通则》及大量的有关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是处理医疗损害纠纷的法律依据。除此,在诊疗活动过程中,侵害患者身体权、名誉权和隐私权等纠纷也时有发生,且更易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本文中笔者讨论的医疗纠纷集中在狭义上的医疗纠纷以及因诊疗行为侵犯患者人格权的医疗纠纷,即具有典型性的医疗侵权纠纷。

作为医疗机构的管理层,急需运用法律知识来处理各类的医疗纠纷,积极倡议和引导律师全面介入医疗机构,加强医疗机构的应对能力和提高管理效率已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需要。 1.1 医疗机构不可避免会出现医疗纠纷

正如现代工业的飞速发展不可避免的带来工伤事故一样,医学科学自身的探索性、认识人体科学的循序性,使得医疗纠纷一直伴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而迅速增加。虽然许多医疗纠纷并不一定是医疗事故,但是医疗纠纷却是医疗机构发展面临着的重大问题,根据中国医师协会2002年对114家大型医院的统计,从1999年起平均每家医院发生纠纷66起,发生打砸医院事件5.24件,打伤医师5人,医疗纠纷最高赔付金额为92万元,平均每起医疗纠纷赔付金额10万元。[4]

1.2 医疗纠纷不但是医学问题更是法律问题

医疗纠纷不但表现为医疗技术自身的不成熟导致患者受到损害,更多表现为医疗机构、医务人员违反医疗卫生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损害患者而产生的争议。因此,医疗纠纷的出现其根源是医学问题,也是医院的管理问题,但处理医疗纠纷时首先是法律问题,这涉及法律的程序法和实体法运用,律师的专业法律知识和成熟的驾驭案件经验就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1.3 实践证明律师介入医疗纠纷取得良好效果

社会普遍认为,在医患关系中患者是弱者,患者因为医学知识的普遍缺乏博得了广泛的大众同情,在法律天平上由此得到了特殊的照顾。而医疗机构虽有医学上的优势,但社会舆论片面的引导,法律制度架设的“偏向”,法官情绪的怜悯,以及所掌握法律知识的严重匮乏,使得在处理医疗纠纷,特别是医疗纠纷诉讼案件时,无法适时、恰当、准确、有力地应对。在《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发挥作用的时期,因为医患矛盾不突显导致律师没有太大作为;而随着医疗纠纷大量发生,法律制度不断健全,特别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出台及医疗侵权纠纷举证责任的明确法定,推动了律师全面介入医疗纠纷。事实证明,律师介入医疗机构的医疗纠纷是必要的,也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医疗机构医疗纠纷中的律师实务

2.1 参与医疗纠纷非诉讼的协商解决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5]将协商解决分为医患双方自行协商解决和在卫生行政机关主持下的协商解决两种方式。在现实中,医患双方的自行协商解决方式往往忽略律师的作用,这显然是错误的。当患者在医院死亡或者造成比较严重后果后,患者及家属的矛头往往会直接指向经治的医务人员,有时还会转向医疗机构的负责人去发泄激动和不满的情绪,近几年来聚众在医疗机构闹事的事件经常见诸于报端,个别地方甚至发生了殴打、杀害医务人员的恶性刑事案件,所以医疗纠纷出现后,医院的工作人员往往不宜直接出面做家属的工作。律师不是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在社会上受到普遍尊重,律师参与到医疗机构与家属谈判往往较易得到患者的接受,起到“缓冲带”作用。同时,律师的介入对双方谈判人员确定争议核心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化解医患矛盾,平息医患冲突,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笔者认为律师应从如下几方面开展工作: 2.1.1 律师争取尽早介入医疗纠纷法律事务,参与谈判。实践表明,医疗纠纷发生初期,患者往往会直接找到医疗机构要求协商解决,这时是律师介入的绝好时机。一方面,律师帮助医疗机构对整个事件进行恰当地评估,为医疗机构下一步决策提供法律依据和法律方案;另一方面,律师征得医疗机构同意可选择合适的机会协同医务代表与患者见面,配合医务代表解释医学问题时,对相关法律问题做出说明。

2.1.2 帮助医疗机构克服医疗纠纷“家丑不可外扬”的狭隘思想。实践中,许多医疗机构不到诉讼时不请律师介入,理由是律师为“外人”,“家丑”是自家事,担心泄露纠纷细节,在社会上甚至媒体上造成不良声誉。作为律师特别是担任医疗机构常年法律顾问的律师,应说服医疗机构克服这种偏见,强调为委托人保密是律师的执业纪律和职业道德。

2.1.3 客观辩证地分清责任,制定符合实际应对策略。医疗纠纷的协商解决被大众称为“私了”。据不完全统计,“私了”占医疗纠纷中很大的比例,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医疗机构或其医务人员存在明显过错或过失,为争取主动和避免更重大的损失,医疗机构主动提出和解,甚至做出很大让步;二是虽然医疗机构没有过错或过失,但碍于社会声誉的重大压力,忍气吞声的接受患者的无理要求。律师应结合案件实际情况,做出整体评估,协助制定合理补偿方案,拒绝无理要求。

2.1.4 帮助医疗机构保全和固定证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6]规定,当发生医疗纠纷时,病历封存应当在医患双方都在场进行;若为实物的封存,如患者使用过的输液瓶、植入材料等,也应当双方共同在现场。实践中,许多医疗机构往往期待着能够和患者协商解决问题,不是很注意病历或实物的封存等证据保全工作,而医疗侵权案件“举证责任倒置”的法律规定往往使医疗机构的后期诉讼陷入被动。律师在这时就能够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帮助保全和固定证据,预防诉讼风险。比如,《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医疗机构必须按照法定条件对尸体进行尸解和保管,未经死者家属同意不能擅自解剖死亡患者的尸体。由于法医学和病理学对确定患者死亡的原因起着关键作用,医疗机构不能单单依靠病历解决医疗纠纷,尸解往往对妥善处理医疗纠纷起到重要作用。为了降低医疗机构的风险,律师可以协助制作规范《死亡患者尸解同意书》,以此向患者家属说明尸体病理解剖的作用,征得患者近亲属的同意签名;若有条件,律师还可以见证法医专家对尸体解剖的过程,并拍摄现场照片。

2.1.5 律师参与医疗事故鉴定工作。在医疗事故鉴定阶段,医学会按法定程序抽签组织专家组,并召开听证会,听取双方陈述意见。在这个程序中,由医疗机构派出医务代表阐述医学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但律师作用仍不能等闲视之,主要表现在:其一、医疗事故鉴定首先是法律程序,律师应帮助医疗机构熟悉鉴定程序;其二、医疗事故鉴定专家组围绕诊疗行为是否有过错以及诊疗行为与损害后果的关系程度进行鉴定,律师应指导医务代表紧扣这两个核心问题陈述意见;其三、帮助医疗机构对医疗事故鉴定预期结果进行法律评估,并制定相应对策。

2.1.6 律师制作调解协议文本。律师应确保协议合法有效,且具有履行的现实意义。如果协议内容完整合法并得到履行,纠纷就能划上圆满句号;相反,可能引起新的冲突和矛盾,甚至引发诉讼。笔者认为下列三个内容至关重要:一是主体合法。患者未死亡的,应该由患者本人亲笔签署;患者死亡的,患者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必须全部签署。需要授权者,必须出具真实有效的《授权委托书》,建议进行公证。患者为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应该由其监护人签署,如父母等。医疗机构的主体应当是单位而不是医务人员;二是内容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医疗事故处理条例》[7]规定医疗事故赔偿协议书的主要内容,包括:双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医疗事故的原因、双方当事人共同认定的医疗事故的等级以及协商确定的赔偿数额等。对于外延更广的医疗纠纷,笔者认为可以参照执行,但实践中医疗机构与患者达成调解的前提往往是患者承认不构成医疗事故,医疗机构给予补偿,所以协议形式和内容可以不完全照搬规定,但必须保证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三是患者必须明确放弃其它实体请求。基于协商解决的特殊性和纠纷性质的未确定性,对调解达成的赔偿数额往往没有严格按法律规定计算,患者或其家属应在协议内容中明确放弃其它赔偿要求,对此文字表达要到位,不得使用含糊字句。但必须指出的是,患者的诉权不可剥夺,即使调解理赔清楚,但患者依然可以依法律程序医疗机构,只是胜诉权没有保障。

2.2 参与医疗纠纷案件的诉讼程序

司法诉讼是当代文明的集中体现之一,是表现法律权威的最大空间。律师介入医疗纠纷后,应及早预后,做好协商不成的准备工作,积极引导医患双方通过文明、冷静、理智、合法的法律程序解决矛盾,包括建议和引导双方进入司法诉讼程序,以避免出现矛盾激化和冲突产生。一旦进入司法诉讼程序,是律师天才的表现园地。律师接受委托后,作为医疗机构的诉讼律师诉讼,其基本任务是行使诉讼权利,最大限度减少医疗机构的损失,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切实维护医疗机构的合法权益。在具体工作中,笔者认为律师应做好下列工作:

2.2.1 仔细审查、研究原告(患方)的材料

经验告诉我们,在医疗纠纷的诉讼案件中,原告的材料趋向于简单化,往往是书一份加简单的若干份证据材料等。因为法律明确规定,患者仅仅证明与医疗机构建立医患关系及存在损害后果的事实,至于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是否有过错,以及诊疗行为与损害后果有无因果关系则在所不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若干证据的规定》(下称《证据规定》)第四条明确规定了“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即法律上设定的二个“推定”,该规定因保护了医患关系中的弱者而倍受推崇,国民因之而欢欣鼓舞。因此,被告律师工作难度较大,集中体现在举证困难上。而明确患者的诉的类型是至关重要,即分清原告选择是侵权之诉还是违约之诉,是医疗事故侵权之诉或医疗事故以外医疗行为的原因引起其它医疗损害赔偿之诉,等等。这是做好应诉工作的第一步。

2.2.2 帮助医疗机构组织举证材料。

医疗纠纷出现后,医疗机构会拿出他们准备的大量证据材料,包括住院病案、病历、影像资料、医学文献、业内统计数字等等,律师面对这些大量的非专业的资料应以法律专业的眼光,按照证据“三性”,根据医疗侵权案件举证倒置原则,逐一审查是否作为证据资料提交法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医疗机构举证,仅限于对“医疗过错”举证,即对与诊断治疗有关的医疗行为、手段、方案等举证,对于医疗机构的其它一般过错仍然由患方承担举证责任。 首先,住院病案或病历是说明事实真相最原始、最有力证据。住院病案或病历分为未共同封存与双方共同封存二种情况,解读和了解病案的基本构成要素和内容是办案的前提条件。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及卫生部规章,病历由客观病历与主观病历共同组成,门诊病历、住院志、体温单、医嘱单、化验单(检验报告)、医学影像检查资料、特殊检查同意书、手术同意书、手术及麻醉记录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等是客观病历资料;死亡病例讨论记录、疑难病例讨论记录、上级医师查房记录、会诊意见、病程记录等是主观病历资料。从诉讼举证角度出发,律师应研究主、客观病历所起的不同作用,但又能够共同证明医疗机构没有医疗过错,其诊疗行为与损害后果没有因果关系。律师审查时,应注意:(1)没有共同封存的客观病历可能已被患者所复制,任何改动将可能被视为“非法删减或篡改”嫌疑;(2)检查各项病历的完整程度,任何遗漏将被作为“过错或过失”的靶子;(3)重视临床学、病理学与药物学的统一,并做好接受质询的准备;(4)客观病历与主观病历没有矛盾。

其次,律师应充分地运用相关医学资料,包括国家药典资料及卫生行政部门、中华医学会组织编写《诊疗常规》《诊疗规范》、医学教科书、我国其他权威的医学文献,如《实用内科学》《实用外科学》《实用妇产科学》等等。医学是个错综复杂,不断发展的学科,特别是近年来各种新的病毒、罕见病的出现,对医疗机构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对于当前绝大多数未学医的法官来说,利用这些医学资料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严格说来,各种医学资料并不是民事诉讼中严格意义上的“诉讼证据”,但其作用不可低估。目前我国正委托中华医学会制定临床规范和常规,在正式出台之前,只要是教科书上所认可的,或者是部级学会所认可的临床规范或常规,都应当作为医生在临床治疗中所应当遵循的。[8]因此,律师不应忽视这些资料。

再次,谨慎地用好申请鉴定的权利。通过申请鉴定完善举证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法律赋予医疗机构的基本诉讼权利。原则上,在医疗侵权案件中,如果原告没有申请鉴定,作为被告的医疗机构就应充分地运用鉴定手段完善举证能力,除非医疗机构自认为能够证明自己可以免责。最高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将医疗纠纷的鉴定分为“医疗事故司法鉴定”和“医疗事故以外原因引起其它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司法鉴定”(后者笔者将之称为“医疗损害赔偿案司法鉴定”)二种[9]。有人认为,医疗事故鉴定是一种行政程序意义上的可诉的行政确认行为[10],虽然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但上述司法解释性文件已将之演变为诉讼可用的程序,以解决现实需要。律师帮助医疗机构选择申请鉴定类型时,主要依据原告的诉求而定夺,律师应十分明晰原告所主张的方向,判断时最明显的依据是原告诉状行文的描述和要求赔偿数额的计算标准,因为不同侵权主张适用不同的鉴定类型,也适用不同的赔偿标准。上述《通知》规定与实践的做法是,医疗事故赔偿案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而医疗损害赔偿案适用我国《民法通则》标准,以前实践中又参照本省交通事故赔偿标准。当然自2004年5月1日起新的审理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生效,笔者主张不再适用交通事故赔偿标准,而应随之适用该新的司法解释[11]。

最后,巧用专家意见或专家证言。最高法院《证据规定》[12]第一次明确了专家证言的法律地位,从而为医疗纠纷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解决途径;专家证人被视为是对鉴定结论最直接的挑战。根据证据学理论,专家证言本质上属于证人证言的证据种类。如果说在证人证言在我国民事诉讼中所起的作用是捉襟见肘的,那么专家证言在某类医疗案件中的作用则是显著的,甚至对说明案件真相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最高法院公布《方金凯诉福建同安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是最好的例证[13]。在实践中,虽然某些专家证人未能依法出庭作证,但所做出的书面专家证言可能对法院认定事实真相或鉴定部门作鉴定结论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不管专家证人是否有条件根据《证据规定》出庭作证,能够创造条件让专家证言“为我所用”也是应诉良策之一。

2.3 研究、制定医疗机构的应诉法律方案

律师职责是尽最大能力依法让医疗机构免责或减轻责任,研究和制定应诉答辩理由是重要工作。《医疗事故处理条例》[14]界定某些“不属于医疗事故”的情形,即“法定免责”,包括常见紧急避险,医疗意外,不可抗力,患者故意或重大过失等,律师应注意研究这些法定的强有力的抗辩理由。当然,对于其它医疗损害赔偿案,虽未构成医疗事故,但这些免责理由仍可以借鉴,在这点上两类案件是相通的。同时,在许多医疗纠纷中,特别是涉及破坏患者局部人体组织进行治疗的病例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都会告知医疗风险,形成《麻醉同意书》《术前谈话及手术同意书》等,虽类别、名称不一,但相同任务是履行告知风险义务,令患者充分行使知情同意权。在各类同意书中,均会涉及某些细化了的免责条款,这些是“法定免责”在具体医疗行为上的具体应用。在此,笔者认为在解读和适用“免责条款”时引入“自甘风险”原则是十分必要的。“自甘风险”原则又称“受害者承担风险”原则,即明知风险而自愿故意为之,产生损害后果由受害者自行承担,组织者、经营者可以免责[15]。我国立法中没有明确“自甘风险”原则,仅存在于民法理论之中,但学界主张在医疗纠纷领域引入该原则已不在少数。除此,如果医疗机构不能全部免责,减轻责任程度就成为律师工作的重点。

2.4 代表医疗机构参加医疗案件的法庭审理

出席法庭是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律师前期工作的检阅台。根据法律规定,所有的应诉意见和证据资料都要通过法庭审理,并经法庭质证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精心准备和参加法庭审理是律师工作的核心内容之一。

首先,由一名律师和一名对口专业的资深医师担任诉讼人,是出庭诉讼的最佳组合。律师负责法律问题,医师负责医学问题,法律代表与医务代表结成同盟,二者缺一均不能达到理想效果。同时,律师对医师进行必要地法律讲解和简单地培训,以达到互相补充,互相完善,默契配合,圆满完成任务。 其次,讲究法庭质证和举证。根据《证据规定》,答辩状和证据材料应在法定期间内向法庭提交,通常情况下,在法庭组织第一次开庭审理前,各方的举证期限都已届满,且均已掌握到对方的证据资料。在庭审中,关于证据方面的主要工作是对对方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并对己方的证据资料进行充分地说明和解释。其中,对方证据多数集中在医疗门诊病历、医疗费用票据、客观病历复印件、伤残评定书等,对于律师而言,质证相对简单,易于辩别。对于己方举证的证据资料,通常包括住院病案、各类检验报告、医学影像检查资料、鉴定报告等,律师应充分地运用证据学、临床学、病理学、药物学等各学科知识,围绕己方的应诉主张和请求向法庭作出说明,其中更为重要的是针对患者在《状》中指责,结合病案中的相关部分进行解释。

最后,注重法庭辩论。法庭辩论是律师代表医疗机构出席法庭,运用专业法律知识和医学知识对争议焦点问题进行阐述阶段,是归纳和总结观点的最为重要阶段。医疗侵权案件的争议焦点一般是医院是否存在过错或过失,诊疗行为与损害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基于医学不断发展性,人体特质的复杂性,以及医疗本身允许合理损害和医疗风险的客观存在,律师要特别强调医疗活动后果的不确定性,充分地运用现有法律法规、诊疗护理规范和常规,利用手中的一切证据材料,利用专家证人证言的特殊作用,围绕案件核心进行充分地有效地辩护。笔者认为,律师辩论的基本层次为:(1)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是否具备诊疗资格,并在法定范围内执业;(2)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对患者诊治过程中,主观是否有过错、过失,及其程度;(3)患者出现损害后果的原因与诊疗行为关联程度;(4)医疗机构是否应负法律责任及法律根据。除此,律师应向法庭着重说明医疗机构在履行医患服务合同中,已尽到了基本合同义务,尽到了谨慎的合理的职责,尽到了说明的义务,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得到保障。

3目前医疗机构医疗纠纷案件中存在的问题

3.1 法律和法规规定的混乱和滞后局面,造成了法院判决医疗纠纷的尺度不同,再加上中国法律普遍存在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法院判决结果难以统一,使律师医疗纠纷案件存在较大难度。最早在医疗事故侵权案件中出现问题,是从《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和《民法通则》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冲突开始的,当时处理医疗纠纷一部分法院适用前者,一部分适用后者,结果是案件事实基本相同,判决结果大相径庭。虽然《条例》的出台部分改变了局面,但是还存在着诸如医疗事故案件案由的混乱、医疗事故鉴定和司法鉴定之间的冲突等问题。譬如前者,最高法院的民事案由中根本没有“医疗损害赔偿”这一案由,仅仅规定“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但有的法院也以前者受理,但有的法院则驳回;再者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和司法鉴定的冲突问题是和我国司法鉴定机构管理混乱、政出多门紧密相连的,而且还将长期存在下去,所以我们期待着国家立法机关能够发挥职能,为医疗纠纷的法律处理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和完善的法律体系。

3.2 部分医疗机构思想上还不够重视律师的作用。很多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认为自己是“专家”,律师根本不懂医,将医疗纠纷解决的希望寄托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认为不构成医疗事故,就可以在医疗纠纷中立于不败之地。笔者认为这和我国卫生事业的计划经济体制管理有关系,同时也和医务人员法律意识淡漠有关,应该通过不断的强化卫生法制意识和卫生法律的宣传来改变。

3.3 医学知识的复杂性决定了律师介入医疗纠纷有一定的困难。医学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人体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医学科学的复杂性,非经专门学习是无法掌握的。而我国有医学背景的律师全国不过百余人,而且有医学背景并不代表着精通所有医学知识,该部分律师医疗案件仍然要咨询资深的专家,所以并非没有医学背景就不能医疗案件,关键是律师要带着虚心学习的态度去认真研究医疗案件,同时律师协会最好能够经常组织专题学习,使医疗纠纷成为律师新的业务领地。

注释:

[1]李自庆,刘坤著.《医疗官司骤然增多现象透视》,载2002年5月15日《人民法院报》。

[2]王才亮.《医疗事故与医患纠纷处理实务》P3页引用梁华仁教授所著《医疗事故的认定与法律处理》(法律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观点,该观点受到普遍引用。

[3]《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2条:“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

[4]殷大奎.《首届中国医师论坛调研活动总结报告》,载《医师的责任、权利、 义务――首届中国医师论坛论文汇编》第4页。

[5]《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3、20、37、46条等。

[6]《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7条。

[7]《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16,17条。

[8]沟通观点澄清问题寻求共识――医患纠纷理论与实务研讨会发言摘要(下)赵明钢(卫生部医政司医疗处副处长)的观点,载《人民法院报》2002年10月30日 第三版。

[9]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法〔2003〕20号)。

[10]见2003年8月2日《人民法院报》,周瑶华著《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的可诉性探讨》。 [11]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1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1条。

[13]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4第2期(总第88期)

医疗机构论文篇10

第一条为了继承和发展中医药学，保障和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保护人体健康，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中医医疗、预防、保健、康复服务和中医药教育、科研、对外交流以及中医药事业管理活动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遵守本条例。

中药的研制、生产、经营、使用和监督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执行。

第三条国家保护、扶持、发展中医药事业，实行中西医并重的方针，鼓励中西医相互学习、相互补充、共同提高，推动中医、西医两种医学体系的有机结合，全面发展我国中医药事业。

第四条发展中医药事业应当遵循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保持和发扬中医药特色和优势，积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促进中医药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推进中医药现代化。

第五条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中医药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使中医药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在制定区域卫生规划时，应当根据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居民医疗需求，统筹安排中医医疗机构的设置和布局，完善城乡中医服务网络。

第六条国务院中医药管理部门负责全国中医药管理工作。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与中医药有关的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中医药管理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中医药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与中医药有关的工作。

第七条对在继承和发展中医药事业中做出显著贡献和在边远地区从事中医药工作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奖励。

第二章中医医疗机构与从业人员

第八条开办中医医疗机构，应当符合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的中医医疗机构设置标准和当地区域卫生规划，并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后，方可从事中医医疗活动。

第九条中医医疗机构从事医疗服务活动，应当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和优势，遵循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运用传统理论和方法，结合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发挥中医药在防治疾病、保健、康复中的作用，为群众提供价格合理、质量优良的中医药服务。

第十条依法设立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乡镇卫生院等城乡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应当能够提供中医医疗服务。

第十一条中医从业人员，应当依照有关卫生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通过资格考试，并经注册取得执业证书后，方可从事中医服务活动。

以师承方式学习中医学的人员以及确有专长的人员，应当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通过执业医师或者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核考试，并经注册取得医师执业证书后，方可从事中医医疗活动。

第十二条中医从业人员应当遵守相应的中医诊断治疗原则、医疗技术标准和技术操作规范。

全科医师和乡村医生应当具备中医药基本知识以及运用中医诊疗知识、技术，处理常见病和多发病的基本技能。

第十三条中医医疗广告，医疗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中医药管理的部门申请并报送有关材料。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中医药管理的部门应当自收到有关材料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并作出是否核发中医医疗广告批准文号的决定。对符合规定要求的，发给中医医疗广告批准文号。未取得中医医疗广告批准文号的，不得中医医疗广告。

的中医医疗广告，其内容应当与审查批准的内容一致。

第三章中医药教育与科研

第十四条国家采取措施发展中医药教育事业。

各类中医药教育机构应当加强中医药基础理论教学，重视中医药基础理论与中医药临床实践相结合，推进素质教育。

第十五条设立各类中医药教育机构，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设置标准，并建立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临床教学基地。

中医药教育机构的设置标准，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制定；中医药教育机构临床教学基地标准，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

第十六条国家鼓励开展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和技术专长继承工作，培养高层次的中医临床人才和中药技术人才。

第十七条承担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和技术专长继承工作的指导老师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技术专长和良好的职业品德；

（二）从事中医药专业工作30年以上并担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10年以上。

第十八条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和技术专长继承工作的继承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和良好的职业品德；

（二）受聘于医疗卫生机构或者医学教育、科研机构从事中医药工作，并担任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第十九条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和技术专长继承工作的指导老师以及继承人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中医药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第二十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中医药管理的部门应当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完善本地区中医药人员继续教育制度，制定中医药人员培训规划。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中医药管理的部门应当按照中医药人员培训规划的要求，对城乡基层卫生服务人员进行中医药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训。

医疗机构应当为中医药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创造条件。

第二十一条国家发展中医药科学技术，将其纳入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加强重点中医药科研机构建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充分利用中医药资源，重视中医药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采取措施开发、推广、应用中医药技术成果，促进中医药科学技术发展。

第二十二条中医药科学研究应当注重运用传统方法和现代方法开展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和临床研究，运用中医药理论和现代科学技术开展对常见病、多发病和疑难病的防治研究。

中医药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医疗机构应当加强中医药科研的协作攻关和中医药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培养中医药学科带头人和中青年技术骨干。

第二十三条捐献对中医药科学技术发展有重大意义的中医诊疗方法和中医药文献、秘方、验方的，参照《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的规定给予奖励。

第二十四条国家支持中医药的对外交流与合作，推进中医药的国际传播。

重大中医药科研成果的推广、转让、对外交流，中外合作研究中医药技术，应当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中医药管理的部门批准，防止重大中医药资源流失。

属于国家科学技术秘密的中医药科研成果，确需转让、对外交流的，应当符合有关保守国家秘密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

第四章保障措施

第二十五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需要以及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逐步增加对中医药事业的投入，扶持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中医药事业经费挪作他用。

国家鼓励境内外组织和个人通过捐资、投资等方式扶持中医药事业发展。

第二十六条非营利性中医医疗机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

第二十七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确定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应当包括符合条件的中医医疗机构。

获得定点资格的中医医疗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向参保人员提供基本医疗服务。

第二十八条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加强对中医药文献的收集、整理、研究和保护工作。

有关单位和中医医疗机构应当加强重要中医药文献资料的管理、保护和利用。

第二十九条国家保护野生中药材资源，扶持濒危动植物中药材人工代用品的研究和开发利用。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中药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鼓励建立中药材种植、培育基地，促进短缺中药材的开发、生产。

第三十条与中医药有关的评审或者鉴定活动，应当体现中医药特色，遵循中医药自身的发展规律。

中医药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评审，中医医疗、教育、科研机构的评审、评估，中医药科研课题的立项和成果鉴定，应当成立专门的中医药评审、鉴定组织或者由中医药专家参加评审、鉴定。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负责中医药管理的部门的工作人员在中医药管理工作中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获取其他利益，，，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

第三十二条中医医疗机构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中医药管理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审批机关吊销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取消其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资格，并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纪律处分：

（一）不符合中医医疗机构设置标准的；

（二）获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资格，未按照规定向参保人员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

第三十三条未经批准擅自开办中医医疗机构或者未按照规定通过执业医师或者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取得执业许可，从事中医医疗活动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第三十四条中医药教育机构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中医药管理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原审批机关予以撤销：

（一）不符合规定的设置标准的；

（二）没有建立符合规定标准的临床教学基地的。

第三十五条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重大中医药资源流失和国家科学技术秘密泄露，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中医药管理的部门责令改正，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纪律处分。

第三十六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损毁或者破坏中医药文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中医药管理的部门责令改正，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纪律处分；损毁或者破坏属于国家保护文物的中医药文献，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篡改经批准的中医医疗广告内容的，由原审批部门撤销广告批准文号，1年内不受理该中医医疗机构的广告审批申请。

负责中医药管理的部门撤销中医医疗广告批准文号后，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通知广告监督管理机关。广告监督管理机关应当自收到负责中医药管理的部门通知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的有关规定查处。

第六章附则

第三十八条本条例所称中医医疗机构，是指依法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中医、中西医结合的医院、门诊部和诊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