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十篇

时间:2023-03-27 16:43:04

文化传播

文化传播篇1

电视体育赛事转播节目研究

论网络的法律治理

浅论哈罗德·品特戏剧的政治意蕴

社会转型与90年代广西作家群

“滴滴打车”APP使用的传播学分析

《新青年》一二卷经营情况浅析

美军研究生教育培养机制研究及启示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众传播路径研究

政府在处置过程中的媒体应对

网络文化生态平衡与网络传播伦理规范

浅析网络小说实体化原因、路径与影响

对《说文解字》中“晋”字源流的考辨

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浅析菲律宾史诗神话中洪水神话的人文特点

多元的诉求——中国古代海神信仰流变

多元的文化、开放的对话与活的文艺批评

卓然独秀南中国——论新世纪的广西文学

广西现当代作家的民族身份认同与主体建构

中国“影戏美学”视听形式的创制和埴固

白先勇小说创作与地方文化互动关系研究

浅析电视综艺节目群体主持形式的现状及发展

论《光明日报》记者唐湘岳的典型人物报道艺术

媒介融合时代报纸版面设计的演变与创新

网络人际传播与后现代公共领域建构

高校青年教师网络政治参与的特征与动因分析

媒介融合时代古装宫廷剧创作的突围策略

商业语境下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困境与出路

一曲冷调的哀歌——细读痖弦诗作《坤伶》

反思与进路:经学视野下两汉文学理论研究述评

对话聂震宁:数字化时代的文学写作、出版和阅读

偏重与并行——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述评

关于大众传媒在人的现代化建设中的理性审视

论“神性写作”及其话语启示——以谭延桐诗歌为例

印刷、网络、大数据:国学研究与传播的技术三时代

浅析电视媒体涉恐报道之媒介控制缘由及路径

中国西部地区新农保问题研究:基于多中心理论的视角

规避新社会阶层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亟需制度创新

抗日救亡时期中华民族“和”、“达”文化的伟大作用

平凡之路偶有奇迹——谈鲁奖对我写作生涯的影响

大众化模式特色分析:1990年代台湾报纸文艺副刊的转型

中国现代比较诗学的先锋性及其在越南的影响与启发

近代来华西人对东南畲族文化的田野调查与研究初探

“非遗”视野下石阡木偶戏的现状分析与传播策略研究

中国—东盟博览会品牌形象研究:基于符号融合的理论视角

基于青年群体调查的大石山区社会文化变迁及对生态的影响

基于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的广西文化在当今美国传播现状研究

文艺副刊的结束与坚守——世纪之交以来台湾报纸文艺副刊研究

文化传播篇2

1、企业文化的外传播

根据组织传播理论,组织环境是组织生存的土壤,与组织产生与发展有这样或那样关系的各种联系。它一方面可以有效地帮助组织发展壮大,顺利地实现组织目标;另一方面,也会阻碍组织目标的完成,成为制约组织扩展的主要力量。环境是组织存在的基础,没有适当的环境支持,组织便不复存在,更无所谓发展。在组织与环境之间约束和适应利用的辩证关系中,传播始终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正是传播行为把组织与组织之间联系起来,通过组织边界把环境资源输入组织之中,又把组织信息与产品传递给消费对象,从而对环境发挥作用。因而,对外传播是组织的本性和必需。

企业这一特殊组织,需要进行对外传播活动,其中企业文化传播是其重要的内容。全面、准确地对外展示、传播本企业的文化,最终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留下一个美好印象,塑造兼具文明度、知名度和美誉度于一体的企业形象,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根据格鲁尼哥和亨特于1984年推出的新的环境划分模式:按组织面对的“公众”类型,把组织环境分为四大部分即职能部门、功能部门、规范部门和扩散部门。而一个企业的文化的对外传播对象就是这些部门,如作为职能部门工商、税务、公安等的各级政府部门;作为功能部门的供应商、顾客、人才中心、银行等;规范部门的贸易协会、专业协会、竞争者等;扩散部门的社区和一般公众。企业将自己的企业文化向这些部门传播,让最具评价力的社会公众来充分认识自己的文化,并塑造良好的公共形象,推进企业发展。因此,企业出于自身的发展目的而主动保持并推进与外部环境的种种联系,其中企业文化的全方位对外传播是促使企业与其他组织间关系及行为的协调,从而保证企业具有良好的运作环境。

2、企业文化的内传播

如果我们把企业中所有的管理要素都笼统地视为文化信息的话,企业文化传播普遍存在于企业活动的各个方面,它既是企业活动的具体形式,也是企业行为实在的内容。企业的决策、计划、执行、监督等所有管理活动,都离不开文化信息传播,文化信息的传播内容、传播模式、传播手段、传播速度、传播频率的选择,影响企业管理活动的直接结果,也决定了企业生存及发展的状况。因此,企业文化传播活动功能发挥的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企业生命力之所在。作为企业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综合体的企业文化必须通过在全企业范围内进行传播来发挥它的振兴、导向、协调、凝聚、美化和育人功能。

首先,任何一个企业的职工、管理者和股东,都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他们是本企业文化活动的主体,其自身的言论与行动,会对企业文化的客观形象作出贡献或产生损害;另一方面,他们也会像局外人那样,对本企业文化加以反映、认识和评价,并得出本企业的形象究竟如何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他们头脑中形成的关于本企业文化的主观印象。这种印象首先是由企业文化的客观形象所决定的,但却不是由它唯一决定的,人的认识水平、价值观念和特殊需求也参与决定。一般说来,企业内部的每一个职工、管理者和股东,对于本企业都有一个理想的企业形象要求,在进行对本企业文化的评价时,他们会将认识到的企业文化的客观形象同自己的理想企业形象进行对比,并做出本单位的企业形象是好或是坏的判断。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通过全方位的传播让他们去更精确的了解、认识客观企业形象甚至按照他们的理想企业形象进一步改善本企业形象。因为,作为企业文化系统所有要素综合表现的企业形象的评价,尽管最主要是由企业之外的社会公众来作出,但是企业形象归根到底是由企业之内的全体职工塑造出来的,主动权仍然掌握在企业职工手里,他们通过实实在在的工作而创造出来的客观企业形象,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评价的客观基础。所以,我们在探讨企业文化的主要传播对象时,应首先以企业中的全体员工为一级传播客体。

其次,人们往往通过企业文化的外显部分,即一切能表现企业文化的某种特质的物质形态或动作方式来理解企业文化的内涵。外显部分是企业文化的最直接的外在体现,它容易观察,但有时其代表的意义却不易确切定义,即某种现象究竟代表哪种文化内容和意义,观察者的理解是不会完全相同的,描述和解说上总是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有时甚至会得出相反的意义。一个企业的价值观念、精神境界和理想追求是企业文化系统中的种子要素或称为中心要素。企业本身并无价值观,而是企业成员的价值观。人人都有基本的价值观,它通过个体行为及态度意向表现出来。当绝大多数成员的价值观呈现大致趋同化状态时,便使企业行为方式带有了共同特质,企业文化在价值观层面上达成了共识。多数情况下,企业员工的价值观是不一致的,这使企业形成了许多“次文化”。按照帕特纳姆和普勒1987年对冲突的解释,目标的不一致或人们观念不同造成的理解认识的偏异,总是导致冲突的根源。因此,企业文化内部传播的意义还在于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在企业全体员工中加强、深化交流和沟通,形成对企业物质文化、制度及行为方式、企业精神和价值观的共识,以减少甚至消除企业内部冲突和分歧,从而便于以整合和一体化的风貌对外展示企业形象。

二、企业文化内传播中的主客体二重性。

传播者本身即使首先应该是接受者,然后才是传播者。只有当传播者接受了企业文化的实质性内容,对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及其相应的体系又全面的认同和准确的把握时,才能够在企业内部像普通的员工进行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文化的内传播者,主要指创业者、管理层人员、负责企业文化的宣传部门等必须首先自己接受本企业的文化,成为本企业价值观的忠实信徒,是本企业精神的践行者,然后才有资格去向普通员工传播本企业的文化,向下灌输企业价值观和企业精神,才能够准确地传播本企业文化。

其次,企业的普通职工在企业文化的传播中同样要充当两种角色,企业文化是体现在企业人活动的方方面面的一种看不见而又具有强大影响的力量,即使普通员工,他们能否正确理解本企业文化的实质性内容,作为一个很好的文化接受者,全面而有较为深刻地认识本企业的文化,并在自己日常的生产或工作实践中去不断地强化传播,直接关系到企业文化的传播效果,职工与职工之间的互动认同和相互传播过程中,一方面作为企业文化的接受者,另一方面又作为反复传播强化的基层实践者,具有双重身份,体现内传播的主客体二重性。

另外,企业文化传播中尤其要注意意见领袖的作用。传播学认为,在信息传播中,信息输出不是全部直达普通受传者,往往是通过意见领袖来传播的,意见领袖(opinionleader)又叫舆论领袖,是在信息传递和人际互动过程中少数具有影响力、活动力,既非选举产生又无名号的人。这些人是大众传播中的评介员、转达者,是组织传播中的闸门、滤网,是人际沟通中的“小广播”或“大喇叭”。企业文化在内传播中一定要重视意见领袖作为传播者与普通员工之间中介人的特殊力量。企业文化的内传播要求创业者、管理层人员、负责企业文化的宣传部门等就必须首先向意见领袖正确传递本企业的以价值观、企业精神、理想追求为核心、包括企业制度、习俗及体现企业理念的一切物质要素在内的综合企业文化,并将他们自身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个人利益统一、同化到整个企业中来。这样,才能使得意见领袖在摄入信息时,消除错误、歪曲式的理解;并最大限度地减少他们传播和扩散小道消息和流言蜚语的可能性,切实发挥好其积极进步的网络纽带作用。意见领袖作为传播客体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他们在接受到信息后,会对这部分信息予以加工,进行再传播和再扩散。这时,意见领袖们就成为了企业文化传播的主体,发挥着传播主体的作用??/P>

三、企业文化外传播中的主客体二重性。

传播理论认为,传播可分为四大类,即个人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企业文化在对外传播时尤其要善于借助以大众媒体为依托的大众传播的巨大力量来取得更好的效果。

人们按照传播媒介方式的不同,把大众媒体的发展划分为4个不同的阶段--纸媒介的传统报纸、电波为媒介的广播、基于电视图像传输的电视分别被称为第一、第二和第三媒体,而伴随INTERNET的迅速发展,新兴的基于互联网传输的媒体称为网络媒体即第四媒体(俗称电子报纸)正在蓬勃兴起。

统计显示,因特网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它以前的所有其他技术。前三类媒体尽管受到新兴媒体的巨大冲击,但仍保持有一定的长处。如印刷媒体除信息容量大外,还可长期保存、随时取阅;广播媒体适应了不同文化程度的听众,易于沟通;影视媒体传播范围广阔,尤其能产生潜移默化的传播效果。我们之所以强调互动媒体的作用,是因为以电脑、多媒体、信息高速公路为主体的信息“生力军”,有着集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的优点于一身的高度综合性。专家说,任何信息一旦进入互联网,几乎就可以同时被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网民在自己的电脑屏幕上看到和随机音箱中听到。互联网是唯一全球性媒体,而传统媒体包括电视在内则由于种种局限(包括运营成本、意识形态等)而不能轻易跨越地域的限制。所以,企业文化在对外传播中,除了要继续利用传统媒体的既有优势外,更要注意跟上时代步伐,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里借助网络的无穷力量实现传播目的。

大众媒体中的职业传播者主要进行采、写、编、传等活动,其中“采”是第一位的,如果企业经营活动中没有很好的素材资料,编写出来的东西必然缺乏生命力,索然无味,也就无所谓传于不传了,因为效果已可想而知。同理,依靠四大媒体的专职传播者来传播企业文化,必须先向他们进行一次传播,使其头脑中对本企业的文化有一个完整、准确的定位,这样他们才能综合运用各种传播手段、技巧、谋略来和企业配合搞好企业形象的充分展示。企业文化最常用的外传播手段主要是广告。企业支付一定的费用,利用电视、电影、广播等媒体、图书杂志的封面或插页、或通过影星、歌星的表演、精美的画面、艺术的语言、生动的文字等来宣传企业文化,只有先使广告商真正理解本企业文化的精髓,才能把这种对提高企业知名度作用最为显著的广告活动,做得有声有色。

另外,世界上众多企业运用企业形象识别系统CIS(已经从CorporateIdentitySystem发展到了CorporateImageSystem)来传播企业文化和形象,其中精髓应该是企业的理念识别,这也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实质。那么,在委托设计师进行设计时,必须首先让设计咨询机构,充分领会本企业的文化实质后,才能够在设计中体现其内在本质性的理念,设计成果才有文化底蕴,在这一传播过程中,设计咨询机构充当了企业文化的接受者角色。当他将这一文化融入到了设计中去的时候,他又充当了传播者的角色。

网络时代,企业可以开办一个企业自己的网站或宣传企业的主页,便于受众的全面查阅和了解。根据传播学中的守门人理论,在大众传媒中,存在着能决定什么性质的信息可以被传播、传播多少以及怎样传播的人或机构的把关者,即守门人。而守门人实际上是一个集选择性接受者和传播者于一身的二重角色。首先,他应是一位接受者。这时,他完全以普通受众的心态和眼光来看待和审视这些未正式进入传播渠道的消息资料,然后,他将选择企业文化中的内容,向外传播,担任传播者的角色。

普通社会大众,在接受某企业文化的以后,也会充当传播者,向更广泛的领域和更广泛的大众进行传播,他们不仅仅是企业文化外传播的受众,从某种程度上讲,普通社会大众的口碑,最具有传播性。企业人或与企业具有商务合作关系的媒体为企业所作的企业文化外传播,始终摆脱不了令人置疑的低可信度,只有第三方的普通社会大众的话反而具有可信性。不仅如此,他具有传播面广,传播时间持久的特性。企业必须正确对待普通大众的传播力量,正确引导,及时纠偏不正确的传播内容,极力维护企业文化在公众中的正面形象。

四、企业文化内外传播中主客体的转化。

企业文化是以价值观为核心的关于企业整体状况的综合信息,它表现为企业独特的行为方式。作为企业成员不仅要知晓角色信息,也要熟悉企业文化,只有达到文化层面的认同,个体才能融入群体之中,成为企业的“真正”一员。应该说,这一群体同化过程无时无刻不存在信息传播活动,没有传播,同化是难以实现的。企业中也存在着群体同化过程,具体表现为通过企业文化的传播,使全体员工共享企业的价值观、企业精神、经营理念,共同遵循企业规章制度,共创企业独特的物质、精神风貌。因而,企业员工首先是以企业文化内传播客体的身份而存在的。

同时,企业员工也是企业文化外传播的主体之一。这是因为,企业文化外传播的第一类社会公众对象可以说是顾客,而顾客与企业发生关系,是通过两种形式来实现的,一是使用该企业的产品或享受该企业提供的服务,二是与该企业的职工进行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简而言之,一是借助于企业的物,二是借助于企业的人。顾客评价企业的依据,一是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二是职工对待顾客的态度。质量越高,态度越好,顾客头脑中所留下的企业形象就越好。由于一个企业的产品和服务都是由企业中的“人”创造和提供的,因而,企业员工理所当然成为本企业文化向外传播的一个窗口,只是他们中有的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身的这种角色。实际上,除了在直接与外界打交道的岗位上工作的职工、英雄模范人物、企业知名人士以外,其他普通职工的一言一行也同样会参与企业文化的传播。企业职工身上普遍存在的文明、道德等素养,和牢固树立的服务、质量、顾客、竞争和创新等意识,构成了企业文化系统中的品质化要素。由于品质化要素被喻为企业文化的血肉,因此,企业全体职工即人的因素在展现和传播企业文化时显得至关重要。每个职工的素质及其外观,实际上都会影响到公众对其所在企业的评价。所以,企业中的每一位员工都应强化自己也是“企业文化传播主体”的意识,并在日常工作和行为表现上注意要符合企业规范,不至于给企业形象抹黑。

系统理论告诉我们,企业是开放的系统,它与环境处于经常的输入——输出关系中。边界延伸者便是这种关系的中介者,直接承担了企业与环境的传播活动。边界延伸者主要是指企业中那些在与环境联系中一定程度上代表企业某种形象并发挥连接或扩大企业影响的部门及其组成人员。他们具体负责从环境中获取资源和能量,又把企业产品推向环境,使企业获取利益。边界延伸者的另一个重要作用便是代表企业向环境输出信息以影响公众舆论和行为。这些延伸者如公关人员、接待人员、服务人员等实际充当了企业某一方面的形象代表,而企业领导者则是企业整体形象的全权代表,其言谈举止、行为态度都会引起公众对该企业本身的理解。这种公众形象又使人们直接联系到企业的产品、工作和策略,从而在文化层面建立起对企业的全面认识。好的企业文化可以给企业带来巨大收益并抑制竞争对手的活力,而不良的企业文化将阻碍公众对企业的认同,从而使企业的发展处于极其不利的境地。

很显然,企业组织中的很多部门和成员都不同程度地扮演着延伸者的角色,这样才能使企业与环境的联系得以保持并处于经常状态。如营销和采购、市场部门和广告部门、公关部门、招聘部门、传播顾问和解说者、接待部门等,他们通过接受环境的反馈了解企业行为缺陷,为企业调整提供政策咨询。另外,值得指出的是,从一定意义上说,企业中设立的所有部门及全体成员都具有边界延伸者的意义,而且延伸者的作用发挥也并非只通过业务行为加以表现,它实际上集中在几乎所有的企业组织行为之中。

从以上分析来看,其文化传播不单纯是传播与接受的关系,而是具有交替互换的多种主客体的传播与接受的关系,主客体二重性是十分明显的企业文化传播属性。

参考资料:

(1)《企业文化学》罗长海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传播学导论》邵培仁著,浙江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文化传播篇3

(一) 文化传播有助于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经过了上下五千年的发展、沉淀并且传承下来的珍贵财产,它一方面是值得我国公民自豪的文化,另一方面更是全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而文化与传播从始至终都是相互作用的。因此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不断发展的过程当中,也可以看作是文化传播的过程。

文化传播可以被划分为内部传播和对外传播两个方面。内部传播是指拥有本质相同的文化群里之间的互动;对外传播则是指拥有本质不相同的文化群里之间的互动。对内传播,可以让本民族本群里的同质文化产生互动与融合,由于该文化所处的社会环境、群体组成较为一致,因此在传播过程中亦较为容易被受传者所接受,因而使得文化得以代代传承与发展。对外传播,由于群体组成差异性较大,每一群体受到的社会背景、思维方式、价值观等都不同,因此在进行文化传播时,容易遭受到文化的冲突以及传播障碍,并不利于文化的对外传播。

因此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内部传播过程中,能够实现民族的认同感与文化传承,而对外传播上,不仅仅只是文化输出,更是运用科学的方法,对传播内容进行重新筛选,选择适合的文化对外传播,针对不同的传播对象,选择不同的传播策略与手段,运用科学的传播渠道与媒介,以实现文化传播的目的。而这一过程也是一个文化与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交流与碰撞的过程,更是一种完善自身文化发展的过程。

(二) 文化传播有助于展示国家形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尽管我国拥有着令我们引以为傲的优秀传统文化,但是我国的传统文化资源却并未能充分被利用起来,并对外进行传播。这也导致了我国在国际上的文化影响力与经济影响力并不对等。于此同时,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也导致了世界上一些对我国文化不了解的国家,对我们产生抵触思想。《中国变色龙-欧洲中国文明观之分析》一书的作者,雷蒙・道森,曾在这本书里发表过这样的观点:“在西方人眼中,中国有时是富裕的、先进的、美好和诚实的;有时却又是愚昧的、可怜的、虽弱和狡猾的。”其实,中国一直都是和谐的、友爱的、文明开放的。国际社会对中国错误的理解,直接导致了我国的世界形象的塑造,也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进程造成了阻碍。

我国实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更主要的还是对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传播,帮助外界对我国文化有一个更好地了解,并深刻意识到我国崇尚和平与和谐,并通过这一途径,在国际社会营造我国良好的形象。

而任何一个国家要想提升软实力,都可以通过对本身优秀文化的借助来达到这一目的,从而在国际上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并进一步得到国际社会上的认同与包容。而我国的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当中最古老的文化之一,具备了独特的文化元素以及丰富的内涵,更应该努力去把它传播出去,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了解它,从而加强我国文化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

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加快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提高我国传统文化在国际社会中的竞争力,展现我国良好的国家形象。

(三) 文化传播有助于实现先进文化普世价值、促进世界和谐发展

对外传播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目的就在于加快中国优秀文化普世价值的实现步伐,进而有助于整个世界的和平发展。但与此同时,中华文化在向世界输出的过程中,随之而来的将是多种文化与文明的碰撞,相互冲突与融合。从历史经验中我们不难看出,所谓的“文明的冲突”,实际上源于文明间的歧视,即自认为处于文化主导地位并拥有强大民族优越感的族群,为实现某种民族利益或国家利益而与其自身原有的文化发展路线相背离,进而产生对外欲望膨胀和霸权扩张行为。所以说其本质并不是“文明的冲突”。当处于某种文明里的人群执意将自己族群的文明冠以普世文明强加于其他文明之上时,其他民族或国家文化为了捍卫与抵御文化入侵,流血牺牲也就变成一件在过于正常的行为了。

因此霸权文化的传播只基于霸主国家自身对其文化的认同,不能代表全世界对这种文化的认同。在日趋激烈的全球化进程中,每个国家和民族都在努力提升本民族文化的影响力,积极向外传播本民族传统文化,以此来提升整个世界对其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并增强本民族凝聚力和国家软实力。这种背景下,只有真正优秀的、基于民族文化平等观念传播的文化才更容易实现其普世价值。而一个具备普世价值的文化应该是和谐、友爱、平等的。

因为中华文明积极倡导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发展,“和”字正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如中国文化里常说的“以和为贵”传播的便是一种与人为善、宽以待人、相互包容的思想。不仅如此,中国传统文化也提出了“和而不同”的理念,它肯定了文化包容性与统一性的同时,也更加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与差异性。与此同时,中华文化中的包容、博爱、奉献、变通等同样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与思想内涵。这些正是中华文化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世界发展面临诸多挑战的今天,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仅用它宽和包容的胸怀与求同存异的理念化解了诸多矛盾冲突,源源不断地为世界的和谐发展提供了思想的动力。因此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所以中国优秀文化的传播,是全世界共同繁荣与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 阳明文化在文化传播中的价值定位

文化传播篇4

一、新疆传统文化的特异性

(一)新疆文化产生的独特地域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是民族传统文化生成和保持的土壤,新疆地域的独特性,使新疆文化作为完整的文化单元,其构成呈现出强烈的大漠绿洲复合风格。新疆境内天山山脉横亘中部,南北疆地理环境各具特色。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的北疆地区,地势高而平坦,气候寒冷。两山之间的准噶尔盆地河流经过处形成天然牧场,是游牧民族重要的活动地区。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的南疆地区,其中部塔里木盆地周缘的大小绿洲,由雪水灌溉形成良田,以农业为主。这些被沙漠阻隔的绿洲,彼此往来困难,在相对孤立、分散的情况下发展,农业生产的规模和效应相对低下,很难形成统一的经济实体,也无法形成大的邦国。新疆文化的发源地是高山大漠和夹诸其间的绿洲、大河。同中原农耕文化环境相比,终年经历风沙干旱,夏季烈日炎炎,冬季寒风割面,一日之中冷暖多变。各民族的生存空间以沙漠、戈壁为主,人们不得不退居河流两岸、山麓地带的湖泊泉水处以求生存。地理环境使游牧民族无法产生安定、依赖的心理,却在迁徙中培养出同恶劣环境抗争的意志,具有强悍的民族性格和征服欲。与之相应,以游牧为主的生产方式,在流动中缺少经验积累,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低下。不断迁徙的族群又使政治统治处于松散结合状态,人的精神生活自由少拘束,民族内部文化规范较严谨,而社会公共规范的意识则比较淡薄。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与东西方相接。除了古丝绸之路,天山北麓还是游牧民族迁徙流动的通道。这里是东西方商业贸易、民族迁徙的通道,也是东西方文化传播发展的平台。物流、人流,商旅、游牧,把“走”的文化因子深深植入新疆各民族的血脉里。现代,牧民虽然有了定居住房,还是钟情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方式,而农耕民族在商业贸易的过程中也实现着“走”的愿望。

(二)新疆文化基因的多元融合历史上,新疆地区是多种族多部落繁衍生息的家园,在各民族交互影响、共同繁衍的过程中,形成多层次文化并存、多元一体的格局形态。多元是指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文化形成各自不同的民族特色和风格,是相互有别的;而一体则指各民族在参与建设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的过程中,以开放的心态相互学习、广采博纳,形成交融的文化关系,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所以,开放性成为新疆文化鲜明的特质。史前阶段新疆地区的居民,种族多源民族纷杂。“在新疆大地,古代居民的种族特色是很不一致的,不仅存在蒙古人种、欧罗巴人种的差异;而且,即使同为白种人或黄种人,其中也存在不同支系、地区的特色”。①新疆地区的民族是不同种族融合而成,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种族体质上,更在民族形成过程中影响到文化的定型。新疆居民从汉代开始才有明确的记载,当时主要有:塞、月氏、乌孙、羌、匈奴和汉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时期,新疆地区大规模、大范围的人口流动,原始土著、呼羯、姑师、高车、丁零、鲜卑、柔然、突厥、西辽、铁勒、回鹘、吐蕃、蒙古等民族人口的迁移变化不断,不同时间由不同民族轮流控制这一地区。先后活动于此的几十个游牧民族,逐渐形成草原文化的基本框架。对于新疆这种边远空旷、人口稀少的地区而言,人口迁入对地区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西汉拓展西域以来,汉族及汉文化对新疆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经过长期的交流融合发展演变,才逐渐形成新疆十三个主体民族世居的民族分布现状,而多民族成份的汇聚变迁,最终形成了多元文化格局。任何文化的形成,都经历了文化的扩散与整合过程,通过文化系统各要素的整合,实现文化层次的跃进。新疆文化的多元性主要基于民族性、地域性及其变异性。民族文化先形成局部区域文化,而后形成大的地域文化。新疆地区不同草原文化之间的相互扩散与交融、草原文化圈与汉文化的相互影响与整合,使不同文化经过碰撞、交流、吸收、补充、整合而趋于一体化。在融合各民族、接纳各种异质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新疆文化,具有一种单一文化所不具备的博大宏阔,既保有本土文化的特质,又在一个开放的体系中,接纳不同文化因子。新疆,将各种不同文化进行熔铸并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新疆地域文化。

(三)新疆文化内涵的庞大丰富从生态环境、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的层面审视新疆文化,它属于游牧经济、农业经济、宗法制度三位一体的传统文化。北疆以草原游牧文化为主,经历不同民族的不同发展时期,清朝以后农业经济逐渐得到发展。从早期赛人、乌孙的原始部落文化,到突厥文化以及蒙古、哈萨克游牧文化,各种文化间存在承继和整合的发展轨迹。南疆以绿洲文化为主,在原有民族的文化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逐渐形成新模式的文化。数千年频繁的民族迁徙、融合,使得新疆地区的历史文化积淀极其丰富。由于民族、宗教、社会结构、生产方式诸多因素的极大差异,新疆文化呈现出不同文化并生、共荣的特征。既有极强的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也有同一地域各民族文化的兼容性,还有同一民族在不同氛围中文化发展的差异性。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印度文化、波斯文化、中原文化、埃及和两河流域文化、古希腊及罗马文化都在此交汇碰撞。以龟兹佛教艺术为例,可以清晰地看出佛教文化经过吸纳与调适、交融与变异之后熔铸、成熟的痕迹:建于公元4—5世纪的克孜尔石窟第22窟,壁画中的国王、王后均上身,颈、臂、手腕部有装饰物,与当时龟兹国王与王后的装饰不同,具有明显的印度文化特征;创于公元7世纪的克孜尔石窟第205窟,国王、王后服饰与同期龟兹人服饰完全一样。“越到后期,表现就越少。这是外来艺术在融入本土艺术过程中的适应性变异,但终究是本土审美意识占了上风。成熟期的龟兹佛教雕塑已形成本土化的造型风格。”②外来文化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移植于这块土地上,而是在对本土原有文化系统、生态环境系统适应的基础上,经过自身调整、取舍而扎根。此外,新疆多样的原生态文化环境本身,就具有对外来文化过滤和重整的作用。在文化发展演进的过程中,新疆各民族以开放的心态吸纳外来文化,基于本民族文化的框架,修正或改造外来文化,使之适合和满足自己的文化需要。多民族对同一(不同)外来文化的不同需求与吸收,造就了新疆文化鲜明的个性化和差异性,这正是新疆文化的魅力所在。从新疆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可以看到:多种民族在此生活,多种宗教文化并存,使用多种民族语言,存在多种文化形态。各种文化在纵向承继与横向整合中形成新的模式,而通过个性化与差异性更加彰显出民族文化的生命张力与个性色彩。

二、新疆传统文化的主要传播方式新疆的传统文化,从地域上可以粗分为:天山北部的游牧文化圈;天山南部的绿洲农业文化圈;天山东部、北部的屯垦文化圈。这只是粗略划分,新疆各地游牧文化、农业文化、屯垦文化成分互有交叉、各有侧重又同时并存。而作为文化一部分的传播方式,经历了从最初的口语传播,到电子传播等各种方式共存的发展变化,这同社会的整体发展紧密相连。

(一)绿洲农耕文化圈以人际传播、群体传播为主绿洲农耕文化圈以维吾尔族为主,维吾尔族形成以地缘为基础的村社组织,生产方式以农业生产为主,牧养牲畜作为重要经济补充形式。在天山以南大小绿洲进行农业生产,而山区草场则供放牧牲畜。维吾尔族手工业生产比较发达,不仅是社会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为商贸活动提供了物质基础。与北部游牧民族相比,维吾尔族建立起较为完备的社会政治、经济、法律体系。南疆维吾尔族聚居地区的政治制度是伯克制,各级伯克占有不同数量的土地以及附属于这些土地上的农户,并对依附的农民拥有进行劳役制剥削的封建特权,这种封建地主统治又往往和宗教统治相结合。以农耕为主的经济形式具有稳定性,在物质文化积淀的基础上,精神文化的积淀和传承具有较为坚实的基础,其传播媒介得到进一步发展,因而维吾尔族地区的文化传播方式以文字传播为主,大量的典章、制度、文学作品使文化传播的范围更为广泛、影响力更为恒定、久远。政教结合的封建政治制度使传播的类型以人际传播、群体传播为主,其中宗教场所进行的传播对文化的影响是极为重要的。维吾尔族的传统贸易集市“巴扎”在今天依旧是人际传播的重要场所。每逢“巴扎”日,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流、物资云集,从一般农副产品到昂贵的工艺品,应有尽有。“巴扎”的人数甚至可以达到二三十万,周围的维吾尔族群众从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以外,赶着毛驴车拉上全家人赶赴巴扎。“巴扎”已经不仅仅是进行商品交易的场所,也是各种信息交换的平台,有些人甚至不是为了买卖商品,而是为了约见朋友、交流信息、沟通感情而去“巴扎”“,巴扎”成为维吾尔族民众极为重视且极富民族特色的人际传播形式。

(二)游牧文化圈以人际传播为主游牧文化圈以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塔吉克族为主,其中,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人的传统社会组织保留了较多的氏族部落制度的残余形式,以牧业经济为主,狩猎和农业作为畜牧业的副业,牲畜是重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农作物一般在冬牧场种植,靠自然生长,秋季收割。这种按季节迁徙移动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农耕文化表现出的稳定性截然不同。其文化的侧重点不在于典章制度、物质积累和各种符号所记录的思想成果,更多的表现在精神气质、歌舞传习、史诗说唱、民间故事、风俗习惯中,因而更具有流动性、易逝性、变异性。这种文化的传播方式以口语传播为主,其传播媒介具有单一性,传播的类型是人际传播。氏族部落制度在这三个民族中得到较为完整的保存,在这样一个原始的部落群体中,人们缺乏社会意识、公共意识,更多的是原始部族的群体意识、家族意识。在政治制度、典章法律相对落后的部落内部,人与人的关系较少规范约束,而社会组织的不完备又使得社会对人的控制相对薄弱,个体可以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力量,对群体的依赖心理较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对松散,因而在传播活动中具有更多的随意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例如,哈萨克族的阿肯弹唱,它是“哈萨克民族传统文艺的一个典型形式,它代表着哈萨克族独有的民间文化特色”,“盛行于哈萨克人中的习俗歌、民歌、谜语歌、马歌、山歌、水歌、地歌、牧歌、渔歌、宗教歌、戏谑歌与大量的歌谣,无不包含在阿肯弹唱中”。①阿肯弹唱中包含了哈萨克族历史源流、社会经济生活、律法礼仪习俗以及家庭婚姻观念,两个阿肯在众人聚集的公共场所,在具有竞争性质的对唱中,大量即兴式创作,阿肯们自编、自唱,充分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形式上是诗、歌、舞、弹融为一体,内容上则包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弹唱中优秀的唱词会以创作者的名义在哈萨克族民众中口口相传,广为传播,不仅起娱乐的作用,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元素和信息元素的传递。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弹唱的内容日益翻新,这种以“阿肯弹唱”为载体的文化活动,具有极强的“为人的需要”而服务的趋势。

文化传播篇5

鹤文化的传播价值

文化是传播的文化,传播是文化的传播,鹤文化的传播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审美价值、教育价值和经济价值。

提升鹤文化的审美价值。鹤文化是审美文化,具有审美价值。鹤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是和人类的活动紧密相连的,并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发展。如,鹤文化所追求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则体现着人类对自然与社会的发展变化规律的探求;鹤文化所蕴涵的精神,如企盼长寿、和谐美满体现着人类的某种功利性目的;鹤文化的物化形式,如彰显鹤文化特色的园林建筑、工艺品等则体现了人类的审美需求。人类在生产活动中不断地按照美的规律丰富鹤文化的内涵,体现着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

丹顶鹤体态轻盈、外形秀美,成鸟除颈部和飞羽后端为黑色外,全身洁白,头顶皮肤,呈鲜红色,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丹顶鹤已经成为人们在政治上、社会上以及精神人格上美的象征物,千百年来它积淀了丰富的社会内涵、有着深厚意蕴以及象征意义。鹤的象征意义与人类想象的结合使鹤文化产生创造性的审美价值,鹤的象征性为人类的艺术创造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创作素材,创造出大量的以鹤文化为内涵的作品,如邱利锋的剪纸创作《十景百鹤图》、王克举创办的鹤文化主题公园――“梦鹤苑”等。中国的鹤文化追求天人关系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多元化关系的和谐,这种和谐的文化理念,构成了鹤文化的和谐之美。时下,不断提升鹤文化的审美价值,为发展中华民族的以真善美为其内涵的集体人格作出贡献,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审美需求。

强化鹤文化的教育价值。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鹤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积淀着这个民族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它是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是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遗产和宝贵财富。源远流长的鹤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五千年历史长河里不断发展、创造而形成的,它不仅外显地体现在民族风俗习惯、饮食建筑、生产生活内容甚至各种经典、文献、制度当中,而且它已经内化为中华民族所特有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渗透于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特别是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加强鹤文化的传统教育,对传承鹤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有着重要的作用。

为弘扬鹤文化,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有关部门在制订德育教育计划时,把弘扬鹤文化教育列入每年的教育方案。利用每年的爱鸟周、夏令营、艺术节等形式宣传鹤文化。有的学校还编制了鹤文化校本教材,如《丹顶鹤》、《扎龙――鹤乡的传说》、《鹤乡赋》等课文,以此来加强对鹤文化的传承。

凸显鹤文化的经济价值。文化是经济的母体。作为精神文化的鹤文化的传播价值还在于它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它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之一。当今世界经济文化日趋一体化,精神与物质相互交融,形成一种全新的社会经济发展景观。文化与经济的整合互动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经济决定论与精神动力论的统一,是经济与文化的和谐发展问题。在高度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高度重视精神文化的发展,因为它有巨大的能动作用。精神文化能动性的发挥,就是要建立一种不仅适应经济发展要求,而且推动经济发展的精神文化体系,为经济发展提供人文动力,推动经济合理、持续发展。

鹤文化就是这个精神文化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在推动文化与经济的互融共促方面,黑龙江齐齐哈尔市依据得天独厚的鹤文化资源,突出发展鹤品牌绿色产业,已经形成极具特色的产业链条,使绿色产业开发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被国家授予“中国绿色食品之都”称号。2007年,齐齐哈尔市将鹤文化确立为“城市主题文化”,这一举措为该市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文化上的支持。社会发展实践证明,经济活动注入的文化越多,经济的品位就越高,竞争力就越强。而文化中的经济成分越多,其覆盖面就越广,渗透力就越强。

鹤文化的媒体传播

弘扬民族文化是媒体所应有的职责,努力提高新闻传媒的文化含量和文化品位,用优秀的文化去影响人、塑造人是时代对媒体提出的战略性要求。新闻传媒对民族文化的传播功能是其多元化功能之一,对社会的发展有着推动作用。鹤文化凭借媒体广泛深入的传播,才能更好地发挥它应有的价值。

共享信息资源,形成鹤文化的报道合力。鹤文化的传播离不开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在全球化的时代,更需要借助大众媒介这个渠道来扩大信息覆盖面,形成正确的舆论引导,让大众清楚地认识鹤文化的重要意义。为了有效地传播鹤文化,媒体应该建立协同传播机制以实现信息传播的最大化,无论是平面媒体还是电子媒体,都应在上级主管部门的统一调度下成立报道鹤文化的专门团队,实现媒体之间的信息共享、优势互补。为此,主管部门要善于协调解决媒体间的矛盾,合理地调配人力,制定相关的政策,全方位、多角度地对人们进行鹤文化宣传,最大限度地发挥媒体的功能,形成鹤文化的报道合力。鹤文化是形成地方媒体本土化、特色化的源泉。黑龙江齐齐哈尔有着得天独厚的鹤文化资源,宣传鹤文化、发展鹤文化也是地方媒体义不容辞的职责和打造地域文化品牌的战略需要。这不仅有利于媒体的自身发展,也有利于人们的心理构建。地方媒体应当担负起衍传地方主题文化的薪火、构建地域文化特色的责任,并逐步形成自己的品牌资源。

增强传播意识,制作鹤文化的传播精品。媒体的传播意识对传播行为产生支配和指导的作用,并贯穿于整个传播活动中。增强传播意识,要求媒体有准确的定位,媒体应该结合自身实际和社会的需要来定位,并不断地发展变化,以保证自己的产品最大限度地被受众所接受。增强传播意识,还要注重媒体的价值取向,首先要营造出积极、健康、向上的舆论氛围,以充分体现媒体协调社会、传承文化的功能;其次媒体的价值取向要有时代精神,和谐精神是当今的时代精神,这与鹤文化中所包含的文化精神是一致的。在大力弘扬鹤文化的今天,时代需要媒体加强鹤文化传播意识,媒体应在定位准确和价值取向的指引下,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为社会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作出贡献。为此,媒体在鹤文化传播上要做到以下两点:一是保证鹤文化的传播时间与空间,如在报纸上设置专版专刊,在电视上设置专题栏目;二是媒体应制作出内涵丰富、品位高雅的以鹤文化为题材的作品,给人以文化的滋养、理论的灌输、情操的熏陶和美的享受。如“鹤文化”专题片、“鹤文化”知识讲座、以传播鹤文化为主题的影视作品等。

注重传播规律,增强鹤文化的传播效果。文化是人类的文化,同时也是传播的文化。文化变迁与发展受到传播的巨大影响,文化传播物的载体形式变化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可以说,文化较多地依赖了传播,没有传播便没有文化的增殖、同化和重构。

人类创造了文化,同时也学会了进行文化传播。从古代的结绳记事到现代的信息高速公路,文化的传播速度越来越快,范围也越来越广,程度也越来越高。人类正是通过使用、控制传播媒介,才使得文化得以传承、共享、延续下去,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变迁与发展。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媒介所进行的文化传播对文化增殖具有特别的意义。鹤文化的传播是时代的选择、社会的需要,媒体在对鹤文化的传播中不断丰富了它的内涵,并赋予了时代的意义,也符合人们的审美需求。对待鹤文化的传播,要从文化传播的规律出发,发挥舆论的引导与说服功能,考虑受众的接受心理,这就要求在鹤文化传播中要避免枯燥的说教和形而上学的空洞宣传,要在生动的事实、鲜活材料的基础上制作出有深厚文化韵味的鹤文化精品,以增强鹤文化的传播效果。如文献纪录片《鹤舞北疆》,展示了北疆城市齐齐哈尔的自然资源与文化特色;央视节目《快乐体验・鹤舞九天》记录了扎龙湿地的鹤文化资源,让体验者对鹤文化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本文为2009年齐齐哈尔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鹤文化在当今中国的发展与传承”的研究成果,课题编号为:QSX2009A-20)

参考文献:

1.张振华:《第三只眼睛看“鹤文化”――关于打造“中国鹤城”品牌的若干思索》,《理论观察》,2007(2)。

2.贾喜环:《新闻舆论引导要遵循文化传播规律》,《采写编》,2002(6)。

3.周红铎:《文化传播学通论》,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年版。

文化传播篇6

【关键词】企业文化文化传播方法途径

一、企业文化传播的意义

企业文化的关键在于“落地生根”,无法“落地”的文化就只是口号,只有倡导者的激情,却没有响应者的行动;无法“落地”的企业文化更像是空中楼阁,即使建构起健全的文化架构体系,也只能悬在空中。因此,企业文化建设需要通过有效的方式传播,将理念转化为认知与行动,从而确保文化的“落地”,这就离不开企业文化的传播。企业文化的传播是通过不同的工具和途径,将已设计出来的企业理念、核心价值观等有针对性、有计划地呈现出来,并为企业内部和外部所认知、认同。企业文化只有通过有效地传播,才能真正对企业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企业的理念和价值观才能真正融入企业的安全生产和经营管理中去。

传播企业文化的具体意义表现在:一是为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二是为企业创造文化品牌,提升产品或服务品牌的附加值;三是增强客户或消费者对企业和品牌的忠诚度和依赖感;四是以文化的感召力影响社会。企业文化建设的最高境界是让文化理念融在思想里、沉淀在流程中、落实到岗位上、体现在行动中,要达到这一境界,企业文化传播必不可少。

二、企业文化传播的对象

1.对内传播对象

企业文化的对内传播实际上就是对企业内部职工及管理者进行的企业内部的文化培训、教育、宣传、灌输。企业文化对内传播具有辅助企业文化形成的功能,又兼有使企业文化得到传承和发扬,从而激发员工战斗力的功能。企业文化的形成、发展、积累都与企业文化对内传播有密切的关系。企业文化对内传播的通道有五个:企业发展过程中的种种事迹、故事案例等,是对内传播的无形通道;将企业文化用语录、标语、口号等形式表达出来,就成为对内传播的有形通道;企业管理者及对下属的要求及个人行为、作风等,构成对内传播的主要通道;企业文化培训、考核、激励机制的制定与实施,是对内传播的重要通道;企业举办的一系列活动、仪式、庆典等,是对内传播不可缺少的通道。

2.对外传播对象

企业文化对外传播具有树立企业形象、提高品牌忠诚度和竞争力的功能,同时也兼有推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文化进步的作用。企业文化的对外传播是一种文化交流,不是单向的文化输出。全面准确地对外展示、传播本企业的文化,最终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留下一个美好印象,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对外传播的途径有:企业文化的主动输出式传播;企业文化的示范传播;企业文化的交流合作。三、企业文化传播的方式

1.认真搞好企业文化传播的统筹规划工作

企业文化传播活动不能仅仅局限于对上级会议精神的传达,或者仅限于一两次文化传播动员活动,而要搞好企业文化传播的整体规划设计,做到设计科学、合理、有效。应当在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的同时,建立健全企业文化传播的长效机制,保证企业文化传播工作的科学性和实效性。

2.突出企业文化传播的时效性

滞后的、过期的或失效的文化传播活动都是不符合企业文化建设要求的。要建立和完善企业文化信息传递制度,将已经形成的企业文化、企业基本价值观、可持续发展战略、重大举措,通过企业网站、内刊,或者宣传橱窗、板报等第一时间传达给广大干部职工,及时让员工了解,取得员工的支持。

3.突出企业内部信息交流平台建设

要通过各基层单位的OA网络和信息平台能等内部信息交流工具,加快企业文化信息流通速度,收集来自基层单位和员工反馈的信息,迅速做出反应,降低信息流通成本,消除信息不畅导致的各种猜测和疑惑,促进企业内部良好氛围的形成。此外企业内部刊物、网站都是企业员工和社会了解企业文化的重要媒介,要充分利用内部刊物、网站的阵地作用,大力宣传企业文化理念,营造浓厚的企业文化氛围。同时,要加大对外宣传渠道的建设工作。必须加大对外形象宣传和正面报道的力度,搞好与社会媒体的关系,对外大力宣传企业文化。

4.搭建文化传播载体

在企业文化传播过程中,通过有形的载体和方式传播企业文化,做到外化于“形”,是传播企业文化,实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必不可少的途径。文化活动是有效的传播载体之一,是营造企业文化氛围的有效方式。要经常性地组织广大员工开展形式多样、健康向上的文化娱乐活动和拓展训练活动,让员工在活动中潜移默化地接受和认同企业文化,培养员工的团队精神,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时,也要重视加强企业文化硬件建设工作,比如设计能代表企业形象的雕塑、规范喷绘企业的名称和标志。这些做法花费不多,但效果不错,能很好地起到传播企业文化的作用。

5.加强对员工的教育培训

可以通过开展员工素质提升工程,大力营造企业文化氛围,一方面通过培训向员工灌输企业的文化理念;另一方面,通过员工向客户和社会传播企业文化。要采取有针对性的培训,不断提高员工对企业文化的认知度,要让每一位员工都明白企业文化是什么、为什么要构建企业文化、个人与企业文化的关系等问题。

四、努力提高企业文化传播者的素质

1.要正确传播理念,有践行企业文化的意愿

传播者首先必须是企业文化的践行者,这样才有资格去传播企业文化。传播者对企业文化态度的好坏,决定了他所进行的传播活动的影响是好还是坏,以及传播是否有效。

2.要有较强的接受能力和把握能力

要让员工认同企业的文化,传播者必须能准确地传递企业共同价值观、精神行为准则以及在规章制度、行为方式中表现出来的企业文化。传播者首先要成为被传播者,他要充分认识本企业文化的实质,把握企业文化的精髓。这是保证传播效率的基本要求。

3.要掌握一定的传播技巧

文化传播篇7

文化传播因为具有“不动而屈人之兵”的强势的思想意识渗透作用,其重要性越来越显著。与直接的、显性的传播效果相比,文化传播的效果是间接的、潜在的,同时也是深层次的、持久性的。就我国目前的现状而言,由于传媒和记者的文化责任意识还不够明确,以至于文化传播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疏漏和偏差。基于这一点,我们认为,我国传媒如何在新形势下进行积极有效的文化传播,以传承民族文化,培育民族精神,实现文化建设,从容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坚持以优秀的民族文化精神内核为支柱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

在每一个环节都保持清醒的文化责任意识

记者的文化责任之所以更能够显出其“知识、思想、业务等综合功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文化以及文化传播本身的多元性、复杂性和普遍深入性。

文化是什么?“除了自然科学之外,‘文化’这一术语主要在三个相对独立的意义上被使用:艺术及艺术活动(文化意义之一),首先是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符号和特质(文化意义之二);作为发展过程的文化(文化意义之三)。”②由此可见,从人类的文学艺术活动到人们特定的生活方式以及社会与个体普遍的历史发展过程等,文化由内而外、由精神到物质,无所不在,纷繁复杂。这就使得“传媒和记者在文化构成的每个环节中都在起作用。我们平时看似简单的一个传播行为,实际在完成积累、批判(鉴别)、创新(表扬)、推广四个动作。”③换句话说,记者的每一个传播行为,都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进行并完成的,因此都与文化传播、文化建设不可分割。

但是,由于文化传播与新闻传播是在同一过程中完成的,传媒和记者在职业化的工作状态中,往往首先意识到的是自己的传播责任和政治责任,而对隐含在每一个传播行为中的文化责任缺乏足够的重视。文化传播,并不仅仅指媒体对文化信息的传播,它同时还包括传媒与记者的职业行为在整个传播过程中的文化含量。比如传播内容的选择,报道语言的运用,评论事实的观点,舆论引导的设置等,从内容到形式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元素都能够影响受众文化价值观的建构。就拿语言的运用来说,语言是有特定的社会文化内容的,它是民族文化最明显的标志。规范的语言运用就是记者文化责任的一种表现,但是有些报纸在新闻事件的叙述中随意夹杂网络语言、英文缩写字母,采用暴力化用语以及历史名词、成语的滥用等,破坏了民族语言的纯洁和严谨。如果说文化无所不包、无处不在,那么传播过程中处处都能够显出文化的印记。因此,记者在传播的每一个环节都要保持清醒的文化责任意识。

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保持充分的自信

现代生活中,大众传媒的文化传播有着最广泛的影响力。但是,面对强势的外来文化,传媒和记者因为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缺乏充分的自觉与自信,在文化传播方面出现了一些导向性失误。例如对西方节庆信息爆炸式的大幅报道,对国外人造美女炫耀式的详尽介绍,对“小资”行为方式的崇尚,对富豪生活的膜拜,对流行文化的追风――受众长期受到这一类报道的浸染,加之美国大片、韩国电视剧、日本动漫等多国文化产品的输入与作用,纵横交错,潜移默化,无形中动摇了其建立在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基础上的信仰、价值观和世界观,从而对民族文化传统产生了一种疏离感,而受这种影响最深的就是青少年一代。

青少年处于世界观的形成阶段,他们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因此中西方任何一个国家都非常重视用本民族的文化产品去熏陶青少年,用本土的文化传统影响青少年。但是,我国青少年尤其是城市青少年在文化的交流传播中,接触到大量的外来文化并形成思想观念上的接受认可,因此对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和民族文化精神产生了严重的危机。

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文化传统本身,可以说就是一种信仰。所谓“儒教”其实就是一种文化观。我们可以批判传统文化的弊端,但是必须尊重和维护祖国的优秀文化传统。“一个文明如果要存在和延续,就必须保证它的关键信息和元素得以传承。”④传媒和记者的文化责任就在于:确立文化传播的导向,保持对优秀文化传统的充分自信。只有这样,才能在传播过程中自觉做到传承与创新并重,维护中华民族的文化个性,弘扬民族文化精神,延续华夏子孙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和情感认同,从而为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构建和谐社会用好媒体话语权。

注重对优秀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阐释

“社会发展是建立在系统正常运行的基础之上的。政治系统的障碍会给社会带来政治动荡,经济系统的失调会引起经济危机,文化系统的紊乱会造成社会成员的思想、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的混乱,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这些都是妨碍社会发展的因素。”⑤文化和经济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彼此联系又相互影响。二者互渗互动,关系密切。而和谐社会的构建,文化建设是必不可少的精神支撑。因此,我国传媒也越来越重视以文化传播促进文化建设。但是,目前文化传播还存在哗众取宠、重名不重实、片面追求所谓的轰动效应的浮躁之风。

例如获得社会高度认可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思路,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而言,这恰恰反映出文化在经济发展的决策中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种装饰作用,是为经济发展和商业交流“搭台”服务的。文化传播的终极目的不在“文化”,而是借助于文化的魅力创造经济效益。因此,所谓“文化热”,看上去热闹,但实际上“热”的中心不是文化,甚至本末倒置,抛弃了文化本身。

理念的偏差带来的是运作的失当。例如媒体关于地方各种文化节的一些报道,重名目形式而缺乏实质性内容,最终是以经贸宣传为焦点,以招商引资的成果为考量的,“文化”这个台子上的主角不是文化而是经济。再如媒体关于各类文化活动成果展示类的报道,社区文化、群众文化、广场文化、娱乐文化等名目不一,内容相同,看上去给人以文化建设如火如荼的感觉,但大多报道仍然仅仅着重于形式,并没有深入到文化本身。另有一些报道,牵强地将各种报道贴上文化的“标签”,用以显示对文化传播的重视。例如报道地方政府对企业家的奖励,标题为“亲商文化”;报道社会组织的商业拓展,标题为“营商文化”等。事实上,文化的无处不在使它并不需要时时处处都贴上标签,这就像是一个学富五车的大家,只言片语便可见其深厚。假如不是饱学之士,越是手举文化的标牌反而越会显示出自己的浅薄。民族文化的传承,民族文化精神的涵养,不能只是靠对活动名目和活动过程的浏览,它是需要媒体传递出实实在在的民族文化的本质内容的,如果仅仅是冠以文化的名目而文题不符,反而会消减文化一词的原有分量。

总之,记者在文化传播中责任重大。“文化决定了你的信仰、价值观和世界观,决定了你使用的语言、你的非语言行为和你与他人的联系方式――文化是复杂的、多维度的和无所不在的;它形成了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⑥就像是牛仔裤、麦当劳、跆拳道,作为具体的文化产品或文化形态,带给人们的其实是一种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文化传播也必须重视对具体的民族文化形态、文化内容的选择报道,否则,所谓文化传播,就只能是一个没有灵魂、没有方向的喧闹的空壳而已,记者的文化责任也就无从谈起了。

注释:

①③梁衡:《一个记者的责任与成功》,《新华文摘》2007(9)。

②阿雷恩・鲍尔德温[英]:《文化研究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④⑥拉里・A・萨默瓦[美]等:《跨文化传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⑤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出版社,1999年。

文化传播篇8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中心课题是要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互动的过程中如何建构和理解意义系统。它的学术传统主要来自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和修辞学。80年代以后,“焦虑和不确定性管理”、“面子-协商”、“口语代码”理论建立了更为精细的研究范式。

全球化趋势和传播技术创造了真正意义上的跨国语言。跨文化传播研究的8个主要的现实关切问题紧扣时代,寻求着文化调适的途径。

关键词:传播学跨文化传播

在传播研究的广阔领地中,跨文化传播研究是一个新兴的学科分支,是跨学科知识交叉融汇的产物。学术关怀总是基于现实关怀,跨文化传播研究也是如此。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地球村”正在形成的今天,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前沿贴近时代变迁的敏感点。本文试图疏理这一学科分支的理论思想源流,并说明它的现实关切所在。

一、研究的视角和方法论

从六十年代兴起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即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至少有三层含义:一、日常生活层面的跨文化传播,指分属于不同文化范畴的人们在日常的互动过程中彼此之间的沟通;二、文化心理结构层面的跨文化传播,指基于不同文化的符号意义系统的差异和类同的传播的可能性与可变性;三、上述两个层面形成的实际传播过程的矛盾、冲突和戏剧性的变化,由此传播过程决定的文化的融合和变异。

早在1942年,美国哲学家和美学家苏珊·朗格(S.K.Langer)认为,传播的最根本形态是人的内在传播(intrapersonalcommunication)。人类试图通过符号了解他的存在的环境,这就是传播的起点。基本的传播研究是围绕着“符号-对象-心灵”三者的关系展开的。由于人们的信仰、态度和价值观不同,对于外来讯息的处理也就不同。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信仰、态度和价值观。原本在同一文化范畴内,人与人沟通时会发生正常的误解;然而当人们跨越文化产生互动的时候,尤其是试图跨越那些价值体系差异较大的文化,正常的误解就会被夸大。这不仅给个人之间带来意义读解的困惑、心理情感的隔膜、文化身份的疏离,而且引起文化族群关系的失谐和冲突。这个问题随着全球化交往活动的日益频繁,显得更加突出了。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特殊视角,要解除的是人们成长于其中的文化所带给他们的观念的绝对边界。它的中心课题是要研究那些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同的观念信仰的人们在互动的过程中如何说明和理解意义。这一研究的目标有三个:1、描述特定文化之间传播的性质,揭示文化的异同;2、基于对文化异同的理解,研究消除人们由于文化屏障造成的传播差异的途径;3、最终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文化,理解文化的创造和分野的进程。

一般说来,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学术传统主要来自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和修辞学。

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着重通过对单一的或多边的文化行为作经验性的考察,进行文化的可变性的分析。人类学,主要是认知人类学(Cognitiveanthropology)深入观察社会成员之间的认知性关系的构成。认知人类学相信,文化是由决定行为的不同的心理结构所决定的,因此,这些结构可以通过数学的或逻辑的方法加以分析。他们采取成分分析法(componentialanalysis)试图在语言范畴与指称对象、概念和事件之间确立一种相关性,进而建构出人们应对社会现实的规范模式。然而这些研究仍然碰到了元语言的问题。例如成分分析涉及到对于文化成分的分类,就受到元语言的束缚。而认知人类学比较偏重于口语和称谓(名词),对于实际的传播行为缺少分辨,将认知结构片面的等同于词语和意义的双重结构,忽略了认知也是活的生成机制。认知人类学在试图解释文化问题时,面对更加复杂的对象,显然缺乏对其研究工具的局限性的警觉。

现代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关注人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作决定和创造意义。文化人类学同时关注到行为语言、口语和非口语等表现形态。它不只是记录观察结果,更强调行动者作为特定社会成员和文化分享者的意义。在不断的解释意义的行为中,人们彼此建立起可以预期的信任关系。文化人类学在结构功能主义之后,转向象征-符号学的方法。格尔兹(CliffordGeertz)发展出比文化可变性分析和文化成分分析方法更加经验直观的浓密描述法(thickdescription,一译作“深描”),这奠定了跨文化传播研究最为突出的不同于主流传播研究的方法论面貌。格尔兹同过去的象征人类学家相区别的地方在于,过去的象征人类学家过分受到结构-功能主义传统或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制约,强调符号体系的自主性;或者采取“符号决定论”的观点。(例如,“不是人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人”。)格尔兹却采取对某一文化事象(仪式、游戏、生活时间程序)的浓密的描述,展露出个人经验与群体经验之间的密切互动关系,从而暴露出潜隐的意义和价值体系。他并不满足于只是忠实地记录观察结果,而是试图透过经验观察,从微观的知识层面出发而达至对整个文化体系的解密。①因此,这一立足于微观的经验观察的方法获得的不是表象的累积,而是活生生的文化机制的图景和情境。

修辞学方法一直是传播研究得以借鉴的重要的工具武库之一。布尔克(K.Burke)在60年表《作为符号行为的语言》、《动机修辞学》,拓展了古典修辞学的边界。布尔克认为,任何有意义的行为组成为连串的修辞,因而也可以将修辞视之为传播行为的分析。他的修辞学含有对文化可变性的选择。首先,有意义的行为与修辞的规定之间的同一关系,正是创造意义的过程。跨文化传播研究者正是要揭示出修辞规定(文化设定)和传播交流(行为机制)之间的对应变化。其次,修辞学不应只是研究语言,诸如音乐、舞蹈、艺术、仪式都是有意义的,因而也都可以被看作是修辞的。修辞学所要探询的是,在这些意义表达形式中,不同的文化又是如何沟通的。相比之下,认知人类学只是通过有限的语言学关注研究对象,过于局限于语言,将语言看作文化的渊藪;文化可变性分析只是关注于传播对文化变迁造成的结果,都没有集中研究主体对于现实如何形成观念的机制,正是这种观念才规定了人们的文化认同。

对于跨文化传播研究有启示意义的是布尔克提出的戏剧学的视角(dramatisticperspective)。所谓戏剧学的视角是将语言看作行为的基本模式,而不是当作传输信息的载体。戏剧学视角是一种分析工具,它强调,对人类行为的描写,应当将其看作由动机驱使的、创造意义或被安置意义的存在。人们是通过有意义的行为来创造现实的。现实的结构是一个分享符号的过程。人们既要用行动去安置世界的符号意义,又要不断地根据符号化的世界校正自己的行为。因此,对于文化的边界,即人们分享意义的边界,要进行反身性(reflectivity)的追问。从戏剧学的视角出发,文化可变性分析,将文化变迁孤立起来观察,忽略了文化的情境(culturalcontext);而文化成分分析,集中研究作为认知关键的语言,分析了许多有意义的行为类型,但是忽略了语言是已经被创造出来的意义系统。事实上,意义是要通过不断的信息刺激,在人们心里引出反身性的确认才可能建立的。

二、80年代以来的理论模式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历史,通常从1959年霍尔(E.T.Hall)发表《沉默的语言》算起。霍尔在书里第一次使用了“跨文化传播”术语。他的著作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10年中为美国的外援机构培养外事人员时使用的。因此,跨文化传播研究有它的实践和战略训练背景。20世纪,在美国的历史上,出现了空前的移民浪潮。移民浪潮在80年代之后,更见高涨。移民带来了紧迫的和更加普遍的跨文化传播问题。最近20年的美国式的跨文化传播的经验实证研究,也是基于这一背景。

罗杰斯(E.Rogers)在《传播研究史》里,追述了从本世纪20年代以来一直困扰着美国的移民问题是传播研究的传统性课题。以帕克(Park)为代表的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很早就关注移民溶入新国家的文化历程。帕克从移民引起的社会问题出发,关注到传播和互动在社会分层及文化融合中的作用。霍尔则更多的从行为科学着眼,分析了分属于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行为类型、学习特点、接受和反应方式。霍尔并没有局限在量化和实验研究的范围,他将应用性的研究和质化分析(逻辑的分析)结合起来,在60年代中期,发表了《隐藏的维度》。进入80年代以后,代表跨文化传播研究基本趋势的是古迪昆斯特(W.Gudykunst)的“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理论(Anxiety/UncertaintyManagementTheory)、汀-图梅(S.Ting-Toomey)的“面子-协商”理论(Face-NegotiationTheory)以及菲力普森(G.Philipsen)的“口语代码”理论(SpeechCodesTheory)。这些理论的总的特点是将跨文化传播研究发展到更加精细的水平。

古迪昆斯特从对于“陌生人”的传播困境的发现开始研究。所谓“陌生人”,包括侨民、新到者、新成员、暂时逗留者、闯入者、边缘人、新移民、旅居者等。这是随着全球范围的人口流动,出现的越来越多的陌生面孔。古迪昆斯特发展出一套对“陌生人”进行描述的技术,集中研究他们的伦理认同、交游类型、话语类型、感知习惯、自我意识和自我训诫。古迪昆斯特发现,所谓陌生人现象,只是跨文化传播的普遍规律的表现。对于陌生人传播困境的研究,不只是为了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而是要发现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有效的传播是经由何种条件达到的。他指出,三组表面性的因素交互作用造成了陌生人的焦虑和未确定性。三组表面性因素是:动机因素(需求、吸引、社会义务、自我概念、对新的信息的开放程度)、知识因素(知识期待、信息网络的分享、对多种观点的知识、对可供选择的解释的知识、关于同一的和差异的知识)、技能因素(移情的能力、包容多种观点的能力、适应沟通的能力、创造新概念的能力、调适行为的能力、搜集适用信息的能力)。这些因素的非平衡交互作用,导致陌生人面临传播情境产生焦虑或未确定性。有效的传播是对焦虑和未确定性的管理的结果,是将误解降低到最低水平。②

汀-图梅的“面子-协商”理论对于东西方文化造成的传播差异作出了有趣的解释。她指出,在每一种文化里都有某种用于协商的“面子”。面子是一个关于在公众中建立的自我形象的隐喻。营造面子是一套操作,包括面子策略的扮演、语言和非语言的动作、自我表现行为、印象管理互动等。霍尔曾经把文化分为“高度语境文化”(highcontextculture)和“低度语境文化”(lowcontextculture)。汀-图梅则作了更具体的解释。“高度语境文化”如中国、日本、韩国等历史悠久的东方文化,在既定的文化系统中解释信息时,强调意义对语境(context)的关联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任何解释都是联系到语境的解释,从而没有绝对固定的解释;意义依赖于语境而不是被固定于语词。“低度语境文化”如美国、欧洲等西方文化,则是更加重视语言符号本身既定的意义和意思。语言和符号的既定意义在“高度语境文化”中,不是意义的最重要的来源,意义只是隐含在语境和关系当中的。隶属于“高度语境文化”的成员,崇尚集体需求和目标,将它置于个体需求和目标之上。假定说,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中,个体的决定都会影响到群体中的每个人,那么,个体的行为就理所应当受到群体规范的控制。是“我们”而不是“我”才代表最高的认同。相反,在“低度语境文化”中,个体的价值、需求、目标均高于群体。个人权利比群体责任更值得重视。“我”自身的认同才是最高的认同。霍尔以日本人和美国人的差异为例,指出“高度语境文化”更多的依靠非语言传达,更习惯于将人群区分为“我们”或“他们”,更关心外来者进入“我们”的圈子时,是否能举止恰当,并不关心外来者究竟如何想、其真实的态度或感情如何。“低度语境文化”则认为,人们所用语言表达的就应是他真实的思想感情,沟通成败全系于能否恰当和准确的表达。因此,在后者看来,“高度语境文化”是含义暧昧的文化。在既定的语词辞典中,很难掌握到确切的解答。这样,分属于两种文化的人之间,存在着大量的误解。问题是,这两种文化如何达到沟通?汀-图梅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通过对“自我面子关切”和“他者面子关切”的协商式行为,达到沟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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汀-图梅认为“面子”有消极的和积极的两类。“低度语境文化”追求的是消极的面子,“高度语境文化”追求的是积极的面子。所谓消极的面子包括“挽回面子”(Face-restoration)即要求自我的自由、空间,避免他人侵害个人的独立自治,“留面子”(Face-saving)即表现出对他人自由、空间和某种孤僻的尊重。挽回面子和留面子被定义为“消极”或“被动”性的,是因为这类面子,主要作用是维护自我的最起码的尊严,不具有对他人的控制和支配作用。所谓积极的面子包括“要面子”(Face-assertion)和“给面子”(Face-giving)。“要面子”,表示面子有极高的价值,人们生活在群体当中,有被接纳被保护被包容的要求。要面子被认为是最合理的。“给面子”是鼓励支持并满足人们对被包容被接纳被承认的需求。在心理动因方面,显然消极的面子谋求“个体自治”,积极的面子谋求“群体包容”。不同的文化类型决定了不同的保全面子的方式,从而决定了不同的处理冲突的方式。群体价值导向的高度语境文化,追求积极的面子,处理冲突的策略一般是亲切随和、协商妥协、退缩、避免冲突,也就是通过不断的“给面子”,来满足人们的“要面子”,从而化解冲突。个体价值导向的低度语境文化,追求消极的面子,处理冲突的策略一般是整合的、解决问题式的,或者通过竞争,谋求独断权威。③也就是说,彼此都要保全面子、找回面子,只能订立契约;或者订立基本游戏规则,按照规则竞争。只要是按照规则竞争的,无论输赢,都有面子。汀-图梅对于两类面子的分别,实际上揭示出面子(自我的公众形象)是个体在群体生活中的最基本的符号资源。这种符号资源,深刻地联系着个体的心灵-人格结构、关于安全和恐惧的潜意识(消极面子),还深刻地联系着人与人之间建立的权力支配关系、礼仪交换关系(积极面子)。

菲里普森的口语代码理论,是通过对于各种亚文化群(如街角青少年、酒吧男人、少数民族)的观察研究提炼出来的。他发现,口语是最为突出、隐秘的文化代码。日常口语的语速、语调、语词、语气、语句、口音等包含了心理、社会、修辞的文化区隔。讲话的意义是通过言说者和倾听者在沟通时使用口语代码而创造和解释出来的。意义不是固定在语言当中。口语交谈的亲近距离,反映了交谈者之间的或亲密或疏离或共谋的关系。菲里普森指出,符号、意谓、约定、规则的文化意义通常是存在于口语代码里,而不是在正规的交谈里。他将这些意义归纳为三个高度结构化的文化形式:1、口语里的文化神话——这是占据着人的想象,并向人提供着各种解释、讲述着关于他们和别人的故事的叙述模式;2、口语里的社会戏剧——在特定的口语代码里,深嵌着生活的规则;这种规则是经由人与人的交流反复考量确证才证明了合法性的;这种社会戏剧是一种公开的对质,它包含着针对他人行为作出评判的道德规则;3、口语里的图腾仪式——这是一种传播的仪式(communicationritual),口语交谈是一连串由行为组成的语句,它是精心的表演,表现出对于值得敬畏的对象的敬意;一场好的谈话是将自我、沟通和关系融为一体的极大的彼此尊敬,它使参与谈话者完全沉浸其间,建立起一个听觉的私密空间;谈话不是要解决每个问题,因为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问题,而是要将人们聚拢来,表达他们的个性,建立彼此的认同,体验某种亲昵之情。菲里普森的理论,受到来自批判学派、女性主义、文化研究学派的批判和补充,以至将口语代码与两种基本文化的分类相对应:集体主义的文化——等级体制——寻求敬意的口语代码——男性的世界;个人主义的文化——平等体制——寻求尊严的口语代码——女性的世界。菲里普森的理论的价值在于,他将口语共同体和文化的边界结合起来,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精致地观察文化的传播机制。④

三、学科前沿和现实关切

如果说,跨文化传播研究这一新兴学科分支,是与玛格丽特·米德、本尼迪克特、霍尔、古迪昆斯特等人的名字相联系的话,它的兴起显然不只是纯粹的学术兴趣。它是同殖民、世界大战及其战后改制、后殖民、现代性、全球化趋势等人类历史的极其深刻和广泛的变迁联系的。这就决定了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现实关切正是它的学科推进的动力。

关于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的比较由来已久。当美国占领日本强迫这个东方法西斯国家接受现代改制时,占领者就在保护日本的原有文化和将它改为一个建设性的现代国家二者之间,反复权衡。固然文化寄身在制度里,但是,制度也是由文化所派生。20世纪多少冲突是由文化差异引起的,几乎难以胜数。文化,也不是简单的与国家概念相同一,更不是与疆域概念相一致。如上的跨文化传播理论,揭示出文化的类型差异,可以是全球的、国家范围的,也可以表现为一国内部的、甚至是一家内部的。即使在个人的行为和心灵中,也会有文化的冲突。

在所谓高度语境文化的国家里,现代教育有时扩大了代沟,增加了个人的文化困扰。因为,传统的教育是通过文化语境的教育,是生活实践的教育,不只是认字识数。现代教育基本上是西式教育,即采用低度语境文化的教育模式,注重科学技术知识、研究物理,照本宣科。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中,人们仍按照传统习惯行事,讲究人际关系、潜移默化、心照不宣。这样,受过系统现代教育的人,到了社会上,反而显得不会办事。教育模式与文化语境的断裂,自然导致个人的生活实践和人际交流的困扰。更加麻烦的是,随着全球覆盖的传播网络的延伸,信息大量地快速流通,个人被负载着不同的文化意义的符号所包围。个人的价值系统、认知系统、行为系统发生紊乱,文化的冲突从外部转到内部,跨文化传播也就成为内在传播的一个新现象。这导致了我们今天特别关注的文化认同(文化身份)危机。

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世界体系理论、依附理论、欧洲文化研究理论,都将文化认同危机看作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结果。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边缘文化价值的发掘、多元文化主张、重返民族主义都是比较激进的解决方案。相比之下,跨文化传播研究要温和得多。跨文化传播研究在早期是西方发达国家推行全球战略的工具。今天,它仍然对发达国家的对外政策有潜在的影响。但是,跨文化传播研究似乎抱持着关于人类文化共同体的理想,怀着文化对话、理解直至达成共识的浪漫期盼。

现代性和全球化瓦解了文化的边界,瓦解了文化的防护系统。当文化日益成为拼盘,文化是否还成其为文化?跨文化传播研究所要获得的知识,与其说是建构新的文化,不如说是寻求调适文化差距或文化冲突的策略。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知识原理,转化成为一种自我管理调适技术、人与人沟通的技巧、不同的国家或组织之间的协商谈判策略;转化成跨国促销的形象设计和诉求方式等等。

近些年来,跨文化传播研究面临的是新的时代背景:全球信息传播技术的突飞猛进、电子网络社区的形成、全球和区域经济组织与跨国公司的作用在某些方面超过了民族国家、信息技术对军事冲突的控制能力增强、大规模的移民、急速推进的城市化、网络技术和自然语言的结合、全球文化市场扩张、国际品牌的形象认同……跨文化传播的紧迫性凸现出来。这一学科的前沿性的课题是:1、从霍尔的跨文化传播训练发展为量化的训练,在跨文化传播中引入人际传播、心理控制的技术;⑤2、社会科学研究的传统继续古迪昆斯特等人的研究,提出普遍适应性理论,忽略移民或其他新来者的行为动机,着眼于人们对于共同的适应经验的分享,集中研究如何适应;3、安德森(M.L.Anderson)、科林斯(P.H.Collins)等人代表着一种多元文化的和文化播散的观念。他们关注的中心是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偏见、自我观念、权利等差如何在人的内在的传播互动中发生影响;⑥4、发展传播研究与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结合,集中研究政府、各种组织的经济、政治、道德或意识形态上的与另一种文化相比较的标准,特别是研究“创新—扩散”模式,新的观念和方法如何有效的得到推广;⑦5、分析全球化趋势与本土化的矛盾,如媒介网络、市场跨度的全球化和形象、意识形态、语言符号的本土化;全球媒介环境对国家政治稳定、社会改革的影响;6、提出多元化还是单极化的争论,在政治传播层面,是人权与国家孰先孰后;在文化层面,是文化多元还是文化霸权;民族语言的独立性和纯洁性的护持问题;民族语言的国际化的可能性;7、左翼传播学者对于“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对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全球扩张的警觉;关于后殖民时代的文化分析;8、关注现代性、反思性和文化认同危机问题。文化认同或文化身份问题随着全球信息传播和人员流动加速而变得十分普遍和深刻,人们正在日益走向一种混合形的、拼接性的、多面性的文化生存。深度的文化依存(亲密关系结构、情感心理依恋、意象和意义分享、仪式和习俗效应、宗教或其他信仰的情怀、代际传承关系、历时性等)正在由横跨度的文化配置取代。横跨度的文化配置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按照功能角色搭配的、在交往的情境中展现的、缺乏固定结构的漂浮的文化、模仿的追随时尚的文化、仰慕强势和世俗成功的文化、共时态的混杂的文化。只有当横跨度的文化配置成为人们的主要文化生存方式时,文化认同危机自然会发生。应当说,文化认同问题是文化转型的必然结果。跨文化传播研究正从不同角度对上述课题进行探索,以求有助于人类的跨越文化边界的沟通和自我拯救。

注释:

①C.Greetz,TheInterpretationofCultures,NewYork:BasicBooks.1973.《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W.B.Gudykunst,Anxiety/UncertaintyManagementTheory:CurrentStatus,in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Theory,R.L.Wiseman(ed.),Sage,ThousandOaks,Calif.,1995,

③S.Ting-Toomey,InterculturalConflictStyles:AFace-NegotiationTheory,in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YoungYunKimandWilliamGudykunst(eds.),Sage,NewburyPark,Calif.,1988.

④G.Philipsen,ATheoryofSpeechCodes,inDevelopingCommunicationTheory,SUNY,Albany,N.Y.,1997.

⑤W.Leeds-Hurwitz,Notesinthehistoryof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TheForeignServiceInstituteandthemandateforinterculturaltraining.QuarterlyJournalofSpeech,17,pp.522-531.

文化传播篇9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音乐教学要最大范围地渗透多元文化,让学生接受多元文化的熏陶,使他们更加深刻地领悟文化内涵,要想实现这一愿望,首先就要从音乐教学工作者着手,因为他们是直接的音乐教学者,承担着传播音乐文化的重要任务,使他们在音乐教学中形成强烈的多元文化渗透意识,不断丰富他们的文化,培养并拓展他们的文化视野,打破其保守、传统的文化观念,在音乐教学过程中不仅要重视本民族音乐的教授、民间音乐的唱法教育,而且也要积极进入外来音乐,丰富学生的音乐文化知识,培养他们欣赏多元音乐艺术的潜能,提高他们的音乐鉴赏水平,在向学生讲述音乐表现技巧的同时,也应该注重文化内涵的熏染和熏陶,音乐教育工作者要有一颗宽怀、博大的心,能够宽容地接受各民族音乐,对各种文化背景下的音乐都能够等闲视之,只有这样才能够借助音乐教学这一平台来传播多元文化,促进学生知识的丰富和积累,提高他们的综合能力与表现力。

2、音乐技能教育与文化素养教育同步进行

音乐是一种艺术文化,一方地域、一个民族精神文化的象征,在文化传播、传承方面发挥着工具与载体等作用,音乐教育者必须强化这一认识,善于从文化赏析、文化内涵挖掘与文化艺术熏陶等角度开展音乐教学,使音乐教学课堂充满文化氛围、满富文化气息,为学生打造一个浓郁的音乐文化课堂氛围,使学生能够从多元文化视角去理解音乐、欣赏音乐、赏析文化。因此,多元文化传播背景下的音乐教学课堂不应该局限于演唱技术或旋律特征等技术层面的教学,而是要在此基础上传达文化因素,渲染文化氛围,培养并提高学生的音乐艺术品位和修养。例如:在小学音乐课本中,有一章题目为“冬天的节日”的篇章,这一音乐教学主题就渗透着浓郁的多民族文化气息,因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都有自己的节日传统,教师可以根据中国传统节日来介绍本民族音乐,例如:除夕或春节中的“花好月圆”类似的节日歌曲,让学生欣赏这一民族音乐的文化风格,同时也要对应引入西方国家节日,如:圣诞节、万圣节、复活节等等,同时也配上对应的庆祝音乐,经过鉴别与赏析学生就会有所感悟、有所收获,感受到不同民族生活环境下,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音乐的风格差异,从而在心理上感受到各民族音乐文化特征,从而更加理解音乐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提高学生的文化鉴赏力与欣赏能力,从文化的角度去感受音乐的魅力,体会到多元文化的艺术魅力,从中理解音乐中渗透的社会文化、历史文化、文学色彩、艺术气息等等,多元文化传播背景下的音乐教学必须以这些为核心,才能体现音乐教学的艺术文化价值。

3、改善与更新民族音乐课程体系

多元文化传播背景下,必须重新创建一套科学的音乐课程体系,防止封闭式教学模式的出现,教师要有一种开放、自由的教学意识,积极丰富并更新教学内容,改变教学形式,创新民族音乐课程教学体系,开拓学生的音乐知识视野,无论是古代、现代、国内还是国外的经典、知名音乐作品都应该被纳入学生音乐课程体系,成为音乐学习与欣赏的目标对象,然而,多元文化下的音乐教学,并不意味着一味地崇洋,在组织学生学习国外先进文化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侧重民族音乐的欣赏,支持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播,在做好民族音乐欣赏的基础上,来引进国外知名音乐,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来向学生播放一些国外音乐,让学生通过形象的画面,唯美的动作表演,动听的音乐旋律来感受各民族音乐的风格特征、旋律特点并向学生传达蕴藏在这些音乐背后的文化内涵,以此来丰富学生的学习内容,培养学生多种音乐鉴赏能力,多元文化欣赏能力,培养并提高学生的音乐艺术细胞。为了使音乐教学课堂更加生动、形象、传神,教师也可以将蕴含在音乐背后的故事,让学生一边听故事一边了解一首曲目后的文化,由此来培养学生的音乐赏析兴趣,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4、总结

文化传播篇10

在电力行业,电网企业直接面对客户,其企业具有社会公用事业单位的特性。尤其像国家电网这样一家供电区域占国土面积88%,供电人口超过10亿的庞大企业,企业文化的宣传显得特别重要。从最近两年的实践来看,微电影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传播企业文化的重要载体。首先,高科技和互联网的发展为企业广告的新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和历史条件,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为Web3.0造就了微电影。所谓Web3.0,通常是指网站内的信息可以直接和其他网站相关信息进行交互,能通过第三方信息平台同时对多家网站的信息进行整合使用;用户在互联网上拥有自己的数据,并能在不同网站上使用。企业广告的演变离不开媒介形式的演变,企业的广告形式在Web3.0时代需要创新,传统的硬广告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同时,影视技术的更新和普及是微电影产生的直接驱动力。影视技术突飞猛进,影视设备的购置成本大幅降低,技术壁垒越来越低,甚至用照相机、手机就可以拍摄制作微电影。影视技术的普及让更多的人尝试微电影的制作、,这也正是微电影能够发展壮大的直接驱动力。没有影视技术的进步普及就不可能有微电影,这是微电影制作的最现实的物质基础。其次,“碎片化”的信息接收方式的形成或者说微时代催生了微电影的诞生发展。微电影形式简单,短小精悍,恰好在“体型”上契合了受众即时消费的诉求,它既可以满足时间上的“碎片化”需要,也可以满足传播上的“碎片化”需求。人们可以充分利用各种时间“碎片”,包括坐车、等人、排队等闲暇时间,用智能手机或网本看完一部“微电影”,感受一场关于青春和梦想的共鸣、旁观一场海枯石烂的爱情。

再次,随着网民素质的提高,网民自我意识的崛起,广大网民对广告的容忍度越来越低,尤其是那些生硬、直白、单调的叫卖式的硬广告,有些浏览器甚至可以直接将这些广告过滤掉。如今,广告需要采用更软性、更灵活、更易接受的营销方式,而定制专属于品牌自身的微电影则成为新的行业趋势。一方面,微电影比传统广告更有针对性,观看它的人群主要是具有较强购买力的年轻人;另一方面,通过微电影,可以把电的功能和品牌理念与微电影的故事情节巧妙地结合,用精彩的视听效果达到与观众的情感交流,使观众形成对电网企业品牌的认同感。电网企业制作的微电影在企业文化的传播中可以大有作为,前景看好。

2013年,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组织开展了“中国梦•国网情”主题微电影创作大赛,共征集到微电影作品54部,一批获奖优秀微电影作品在公司系统各供电营业大厅公开展播,赢得了员工和客户的广泛好评,多部微电影获得社会与行业认可。国网浙江电力公司系统创作的每一部微电影都是有故事原型的,它们来自公司系统员工最平常的工作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