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核心问题与症结

农民要有自己的组织。农民作为弱势群体不但要有政府来保护，最后。有法律来保护，而且要由自己来保护。现在农民在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和利益流失，除了政府和法律之外，还必须自己组织起来。农民组织的发展不能太急，也不能依靠行政命令，主张首先应该鼓励农民成立一些行业组织、专业协会，比如农产品销售合作社、农业技术协会等，这方面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或税收政策予以扶持。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已成为决策界和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近几年。上上下下都在讨论“三农”问题，纷纷为其献计献策。底“三农”问题出在哪里、症结何在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或缓解它这是本文要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三农”问题的核心与症结所在

有农民收入问题、税费负担问题、劳动力转移问题、土地市场制度问题、农村金融制度问题、粮食流通体制问题，当前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一系列需要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还有农村市场消费、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九年制义务教育、社会基本保障制度以及农民自组织等等问题。乍一看，怎么会冒出这么多问题来，使人觉得无从下手。其实，当前农业、农村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并不是近期才产生的有许多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出现了不过那时问题还没有累积到现在这种严重程度。另外，从这些问题之间的关系分析，农业、农村和农民中的诸多问题并不是并列关系，也不是同一时期发生的其中有许多问题是相互关联，存在着衍生关系。比如，农民收入问题与税费负担、劳动力转移、土地市场、金融制度就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也与粮食流通体制、农村市场消费等密切相关。因此，陈述“三农”问题时，不能简单地罗列问题，应该找出事关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核心问题来，分析其形成原因，并对症下药。

当前“三农”问题主要集中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民收入问题，认为。二是农村市场消费问题，三是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其他问题要么是由这三个问题引发出来，要么与其紧密相联。目前的三农”问题已经和过去的三农”问题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假如说过去有“三农”问题，八十年代中期以前，表现在宏观层面上仅仅是一个产量问题，或者说是食品安全问题；现在三农问题已经从食品安全问题演变成一个以收入、消费和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现阶段，归结起来“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与城市居民的差距越来越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繁荣主要集中表现在城市方面，农村经济发展要相对落后。同城市相比，农村发展落后首先体现在投资严重不足，基础设施供给明显滞后。自1998年中央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后，虽然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向农业和农村投入了许多资金，明显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的落后状况。但是利用财政资金改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上，国家向城市投资多而对农村投资偏少。例如，1998年至2002年国家连续发行建设国债6600多亿元，其中用于农业和农村的资金约为1897亿元，占28.7%就是这1897亿元，还包括了大江大河工程治理、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投资等，而这些投资直接受益的全社会，对拉动农村经济发展的直接作用并不十分明显。国家集中大量资金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后，使得城市公共品的供给和现代化水平上了好几个台阶。和国外比较，目前我国的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并不比发达国家差，甚至还超过一些国家。可是由于农村投资少，乡村道路、人畜饮水、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公益性事业发展严重落后，同城市的差距越拉越大。这里，如果仅以基础设施供给状况衡量城乡发展水平，那么当你进入中国的大中城市就好像到发达国家，相反当你进入中国的农村又好像到发展中国家。这种城乡反差既存在于东部沿海地区，也存在于中西部地区。城乡投资差距不仅反映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而且还反映在民间投资方面。21世纪90年代里，农村集体和个人投资增长也远远落后于城市。从1990年到2001年，城市集体和个人名义投资增长了8.8倍，而农村集体和个人投资仅增长了4.4倍，城市比农村增长速度快一倍。农村投资增长慢，经济发展速度必然也慢，进而农民收入的增长也不会快。1990年到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69.7%年均增长4.45%比80年代增长速度几乎慢了一倍。而同期内，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由慢变快，12年里居民收入增长了138.3%年均增长7.5%增速是80年代的2.5倍。这种情况下，城市居民的收入越来越高，与农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比如，1985年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农民的1.86倍，1990年为2.2倍，1995年上升到2.71倍，2002年高达3.1倍。今年上半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了8.4%而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只增长了2.5%收入差距比去年更大。受收入增长的制约，农民的消费增长也极其缓慢，同城市居民的差距也在拉大。从1993年到2002年，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上增长了2.58倍，而县及县以下仅增长了1.87倍。2002年农民人均年消费支出水平是城市居民的1/3消费差距比80年代扩大了40%以上。由于农民消费增长缓慢，农村市场需求明显偏冷，导致其在全社会中的市场消费份额出现了萎缩的趋势。例如，1990年农村市场消费在全社会中的份额是53.2%1995年降到40%2002年进一步降到36.7%今年1-6月又降到34.9%当前，农村投资不足，农民消费增长缓慢，已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因为，12.85亿人口中，有9.35亿农民在紧缩投资和压缩消费，势必会给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困难。可以肯定的讲，通货紧缩的情况下，要想启动内需首先必须将占全国2/3人口的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鼓励他投资，刺激他消费，只有这样中国的经济增长才会有动力。面对城乡发展差距，有人提出，目前中国的农村状况比过去恶化了农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差。这种说法有些偏激，甚至对农村缺乏起码的解。从实际情况看，当前农民的收入水平、生活状况都比过去大大进步了但是为什么三农问题又突然变尖锐了呢？关键是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与城市人差距扩大到某种限度，给人的感官视角造成了异常刺激，引起了社会部分群体的心理失衡，危及到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认为“三农”问题集中反映在收入、消费和劳动力转移方面，因此。核心体现在生存和发展上。那么是什么原因引起“三农”问题呢？认为是由制度和结构造成的由我制度设计缺陷和结构转换偏差引起的

改革开放以前，首先从制度看。国家用计划经济、依靠行政力量造就了一个城乡二元体制（结构）改革开放以后尽管我对这种制度进行了改革，但是改革进程和制度安排上偏废了农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第一。把主要改革精力从农村转到城市，集中在宏观经济体制和国有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对农业、农村的体制改革重视不够，造成了许多问题积重难返。

农村制度的变迁受到抑制。列举四个方面的例子：1土地不能市场化。城市扩张、修筑公路和开发区建设侵占了大量农村土地，第二。这些土地都是以低价强制性从农民手中收购的造成巨额土地收益流失。2民间金融机构发展受到限制，基金会撤销，民间借贷不合法，造成农村金融从资金总量和机构双重供给不足。3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滞后，限制非国有的市场主体进入粮食收购领域。4城乡财税体制改革滞后，形成财权和事权不对称，造成越是基层政府财权越小、事权越大，这引起基层政府向企业和农民乱收费，加重农民负担。

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再从结构演变方面分析。结构转换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结构转换会刺激经济增长，但是国家在九十年代以后的结构转换对农业、农村和农民是不利的为什么？一方面，工业的过度扩张，导致了非农产业在大量抽取农业、农村资源的同时，排斥大量劳动力进入，造成农民占有的资源和财富份额下降。另一方面，受结构转换的影响，财富过度向城市集中，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因此可以讲，当前我国城乡居民在生存权和发展权方面的差距扩大趋势，既是由市场经济变化引起的也是由于一些宏观政策不当和制度安排偏差造成的

二、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途径

目前社会上不应该用过激的言论，解决或缓解“三农”问题的出路在什么地方？首先要强调一点。也不能用过激的办法来解决“三农”问题，因为三农问题是由历史造成的并在历次体制变动中不断累计起来。面对这些问题，企图想让一届或两届政府来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是完全不可能的不能操之过急，只能重点突破，如果社会上一些人总用一些偏激的言论、并提出一些异想天开的解决办法，对解决三农问题毫无益处。最近有人讲，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是要使政权退出农村，认为这是一种极为幼稚的想法。因为在市场经济情况下，农民是弱势群体，如果我政权退出农村，这些弱势的群体谁来保护，农村的公共品由谁来提供，农村贫困问题由谁来解决。从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保护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帮助陷入困境的农民，并向农村提供公共品，都是政府在农村的责任。很显然，如果让政府退出农村，这些能产生很大外部效益的公共事业会立即出现供给缺位。另外，还有人讲解决“三农”问题主要在三农之外”觉得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全面。因为他把三农的长远问题和近期的问题混淆在一起了不能把寄托于长远的战略手段放到现在来解决三农问题。所以最后我结论是解决三农问题既要在三农之外，也要在三农之内，既要在近期也要在长期。

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解决：认为在三农之外”解决“三农”问题。

将来我解决三农问题的目标是要把城市和农村、政治和社会纳入一体化的进程。为了这个目标，首先“三农之外”改革和政策目标是什么？觉得核心是要实行向城乡一体化的制度过渡。无论是长期还是近期关键是要解决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人口政策、就业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和财税政策（包括农村税费制度）改革。这里，有两点需要强调：第一点是农村税费，目前的农村税费改革不是最终目标，一种过渡方案，最终应该实行“城乡一体化的税收制度”目标，所以尽管目前农村的税费改革有进步，但是税制结构设计还是不合理的仍然是一种歧视性的政策，这种歧视性政策从长远看是要消除的

一级市场由国家控制，第二是土地市场开放问题。现在土地基本上没有市场而言。二级市场农民不许进入，农民在土地交易中始终处在被剥夺的地位。改革开放以后，国为什么会发展这么快，发展成本也这么低，关键就在于农民有一块地。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稳定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之所以在就业不充分的条件下，还能稳定在农村，就是因为农民还有一小块土地。今后，如果说土地市场还不开放，还是由国家用低价强制购买土地，农民得不到应有的补偿，最终会造反的这会直接干扰我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为什么？一是现有的城市发展是关起门来搞城市化”把农民关在城外，第三是城市化”道路选择问题。目前我城市化道路走了一条不符合中国的道路。自己在城内搞现代化，这是为城市“锦上添花”而不是搞农村“人口城市化”二是城市化道路上搞“天女散花”强调大力发展小城镇，因为“小城镇，大战略”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问题。这是一种错误的战略选择和过时观念，实际上这是一种“离土不离乡”传统观念的延续，实质上就是不愿意让农民进大中城市，不许他分享大中城市积累的文明成果。从国情来看，中国若要遍地都去搞小城镇，总有一天我国会没有土地可耕，国的城市化不能仿效美国模式，因为美国的土地资源要比我国丰富得多，而日本的城市化模式值得我学习，土地稀缺、人口密集，国应该与日本一样，走“资源密集型”城市化道路，这样可以节约土地和水资源，并能集中使用城市公共设施。

农业内部也要进行改革。世界任何国家，外部进行改革的同时。最终农民群体不可能变成零，工业化后仍会有一部分农民留在农村，政府要关注这部分人口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怎么关注？近期有几个问题需要研究解决：

对农民的收入要采取直接的支持政策。现在政策对农民的支持不是产量的支持，第一。而是对农民的收入进行支持。有人说对农民支持要间接支持，有人说要直接支持，认为目前间接支持和直接支持都要搞，但是要有重点的搞。有人讲不能对农民进行直补，觉得这个有两个误区需要注意：一是以现行的体制，总搞间直接补贴能不能坚持下去？因为我过去对粮食采取的就是一种间接补贴，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越改补贴越多，去年七百亿，今年预算补贴又是七百亿，连续几年来我对粮食的补贴超过三千亿，这种间接补贴会造成低效益，引起腐败，农民损失大，支付成本高。二是中国现在实际上需要进行直接补贴的不是多数人而是少数人。国目前用于农、林、牧、渔四大业的劳动力是31991万人，看上去很多，但是实际算一下，真正用于种植业的劳动力目前不到两个亿，这两个亿如果剥离了一些东部沿海地区，仅剩一些农业主产区，实际需要补贴的就是一个亿。12.85亿人中，国补贴政策的目标锁定1亿人。因此“国是以少数人补贴多数人”个错误的概念，真正要补的实际是少数人，而不是多数人，如果进行直接补贴我还是有能力的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近期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市场化的方向，第二。加快改革步伐。总体改革思路应该是粮食主产区的购销要放开，国家的储备粮数量要减到合理安全界线，国有粮食企业要走市场化的改革之路，对粮农的保护和补贴要与国有粮食企业划断，并采取直接的补贴办法。

农村金融改革。目前，第三。国推行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力度不够，范围太小，效果也没有农村税费改革那么大。今后，改革的思路就是要在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条件下，沿着金融市场化方向，设计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方案，从金融市场主体和资金规模上都增加对“三农”供给，用一种平等观念对待农民，让他能和城里人一样有权利获得自身发展所需要的资金。认为想靠现有的金融体系来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根本没有可能，必须通过改革发育新的金融组织。

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土地制度和土地市场是联系在一起的觉得下一步在土地方面应该优先实行土地市场化，第四。要把土地作为真正的商品进行交易，让土地变成商品，让土地的所有权真正归还于集体所有，不要再让一些城市人和一些中介商来非法剥夺农民。目前有人讲土地要私有化，觉得目前提土地私有化不合适宜，不符合当前中国的国情。当前土地产权制度最重要的问题是农民应该有物权，农民用土地可以进行抵押，进行投资，要把农民现在使用权变成一种准商品，这是一个核心问题。现在强调对土地所有权进行彻底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什么时候能成熟？觉得城市化水平达到60%以后，再来考虑土地的产权制度改革才算合适，1993年的中央11号文件强调三十年不变，这里面有深刻的理论含义和制度背景，充分考虑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结构转换所需要的时间区段。现在不宜过早的搞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应该在立法上、土地是商品等方面多考虑些改革办法。

农村公共品供给。目前，第五。政府为农村提供公共品不是一种恩赐”行为，而是一种责任。农民跟市民一样有发展权，有生存权，政府应该承担起最起码的公共品的供给，而不应该形成现在公共”财政只对城市人而不对农民提供公共品，或者只对农民提供少量公共品的局面。公共财政要把公共品真正的公平的分摊于城市和农村，现在应该用中央财政大幅度增加对农村公共品投入的时候了今年中央政府调整国债使用结构，以数百亿元的规模增加了对三农的资金投入，这是非常英明正确的可以想见，这样坚持投下去城乡发展差距会越来越小，总有一天还会将这种差距消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