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与政府责任

牛年冬寒，几十年来少见。可是在牛尾虎头之际，随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召开和总书记考察河北农村讯息的传送，我国广袤的农村却处处沐浴着习习春风。

2009年，全世界的日子都不好过，中国经济也遇到了极大困难。可是就在这样一个年份，凭着中央的惠农政策和中国农民“不用扬鞭自奋蹄”的牛劲，全国粮食总产量再创历史新高，首次实现连续3年超万亿斤，农民人均纯收入首次突破5000元大关。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和总书记在河北视察传递出的讯息，更是提振了中国农民的信心。

中央对“三农”如此关注，农民的真实感受到底如何？最近我的一位乡下亲戚来看我，这位亲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原生态”的河北农民。我问了他这个问题，他回答得很简单：农民过去是两头“受剋”，现在是两头“受惠”。还别说，他的这种说法正好应了我对中国经济的一个特别判断。美国有位经济学家叫刘易斯，他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二元”结构。其基本含义是：在发展中国家，传统部门(以农业为代表)和现代部门(以工业为代表)并存，两部门经济几乎是各行其道，社会劳动者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也就自然拉开了差距。这个说法被全世界的经济学者普遍采用，他本人为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可是，我对这个说法并不是很满意。我觉得像中国这样的经济，并不是刘易斯所讲的“二元”结构所能概括的，而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结构体系。但无论怎样，打破这样的“二元”或更复杂的结构，必须着力解决“三农”难题。

“三农”难题如何解？从当前情况看，农业还是低利、传统产业，农民是弱势群体，靠农业和农民自身富起来很难。仅仅依靠市场也不行。市场竞争的本质是强者淘汰弱者，目前农产品的提供者是分散的、无组织、无谈判能力的农民，而农产品市场已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在这样的状况下，农民的竞争力很弱。

帮助农民，关键还得靠政府。古今中外的政府都把保护农业当作自己的重要职责。古代中国的政府有一项长期的、传统的政策是“抑商”，其本质是通过调控粮价、防止农村高利贷等措施保护农业。以往，人们过多地注意到了“抑商”对中国工商业、特别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负面影响，却忽视了它的积极作用，这是不公正的。发达国家是自由贸易理论的鼻祖，自由主义被他们吹得天花乱坠，如今更成了他们打击发展中国家的大棒。但他们对农业的保护力度之大、范围之广、措施之多、时间之长，出乎我们的想象。至今，WTO谈判中最难的往往是农业方面的谈判。公务员之家:

令人欣喜的是，我们的政府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近几年来，政府运用财政、金融以及文化教育、卫生医疗等政策的调整，使农民从两头受惠，政府责任彰显。一方面，通过免农业税、粮食生产直补、良种补贴、购置农机具补贴、“家电下乡”、九年义务教育免学杂费、增加转移支付等措施帮助农民“增收节支”；另一方面，通过推进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养老保险、农民工培训和农民就近就业等措施，逐步实现社会保障的城乡统筹。当然，我国农村人口基数过大，农村经济基础薄弱，要解“三农”问题，尚需假以时日。从2004年开始连续多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已经表明了中央的决心。从中央的决心，政府的责任，变成全国人民的信心，这是实现我国城乡经济一体化的最有力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