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东南大学体育思想研究

1国立东南大学体育教育的历史沿革

在东大筹建时业已议定:南高师自1921年不再招生，待高师学生全部毕业，南高师即与东大合并，停办高师，专办大学。因此，在东大刚建立时，高师与东大是不分彼此的，两校共用一个校园，出现了三四年时间的“一校两治”的事实。1923年7月3日，东大校长办公处通告:校行政委员会决议即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牌撤去;附属中小学同时改为东南大学附属中小学，属东大教育科领导。［2］这也宣告南高师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东大成立时，以高师的四个专修科改归大学，各本科(文理科诸系)仍由高师办理。东大四科分别为:教育科、农科、工科和商科，其中教育科是以教育专修科和体育专修科为基础组成的，下设教育系、心理系和体育系。在南高师与东大合并后，学校实力大增，在原先四科的基础上，又增设文理科，使学校的学科更加齐全，达到5科27系。美国著名教育家、世界教育会亚洲部主任孟禄博士在考察了中国各主要大学之后，称赞东大“为中国政府设立的第一所有希望的现代高等学府”。当时的东大荟集了一大批留学归来的著名学者，时任教育科主任的陶行知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191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赴美留学，获伊利诺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后师从著名的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获哥伦比亚大学都市学务总监资格凭证。1917年归国后受聘于南高师，先后担任教务主任、教务主任等职，后又兼任东大教育科主任和教育系主任，直至1923年，后由徐养秋继任。东大的体育系起源于南高师的体育专修科，以培养中等以上各学校体育教员、地方公共体育场体育主任及管理员为宗旨。东大成立之初，学校决定学制由过去的三年增至四年，高等体育教育的学制更加完善，学生的质量也得到了明显的提高。1922年起开始招收四年制学生，原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主席、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夏翔教授就是该届毕业生。［3］东大的体育系主任由美籍体育学者饶冰斯、麦克乐先后担任，其中麦克乐对当时学校的体育教育影响最大。1922年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壬戌学制》(即学校系统改革案)，次年全国教育联合会公布了《新学制课程标准》，正式把“体操科”改为“体育科”，废除了学校兵操。这次体育课程改革是我国近代体育课程发展过程中的一次最重要的变革。根据变革的要求和麦克乐等人的努力下，大量的西方竞技体育项目进入到东大的体育课程中来，体育课变的生动活泼，自然体育思想在东南大学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体育系的课程设置较以前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包括体育系在内的所有教育科的学生必须共同必修39学分的普通学程，包括英文、国文、生物学、社会学大意等，而且还要共同必修教育通论、教育统计等专修课程。此外，还开设主、辅系学程，其选体育为主系者，须于体育系所开学程中学习67学分。同时，凡教育科学生必须于辅系学程中选20学分［4］。由此可知，当时体育系的课程已经比较全面，课程设置也向科学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此外，学校对体育的硬件设施也非常重视。在经济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1923年8月12日，发表《东南大学体育馆设备及附设游泳池募捐启》。在《启》中说:“我国需要体育亟矣……民力柔靡，国力何恃?今日之青年再无良好之体育训练则异日之国民即无健全之体格与品性，其关系岂不重乎。本校提倡体育最早，养成体育人才，普及体育学识，亦粗有成效……祗以设备不周，现正建筑一新式体育馆……”［5］。可见，学校对体育的重视已到无可复加的程度。在学校和社会各界的努力下，体育馆终于建成，满足了广大师生对体育运动的需求。

2国立东南大学主要的体育思想

在东大的体育教育中，时任教育科主任的陶行知先生和体育系主任的麦克乐教授的体育思想对东大体育教育的影响最大。他们的体育思想甚至对我国的学校体育乃至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1陶行知先生的体育思想

陶行知先生不仅对教育科下的体育系的建设高度重视，其本人的体育思想也非常丰富，是其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非常重视“三育并重”，并格外重视体育，认为“有识道德而无健全之身躯，则筋骨不能劳，体肤不能饿，心意不能困，咸施夸毗之病夫，又何能运起学识道德，以树不世之业，而为人类造莫大之福哉”。他在一次报告实施德智体的教育时说:“体育为德智二育基本，没有体育，德智就无从谈起，故教育应以养成坚强之体魄，充实之精神为标准”［6］。他的一些体育思想对后来的学校体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第一，在国家处于危难、人民体质孱弱之时，他提出了“健康第一”的口号。他认为，强健的体格应该是人格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要培养健全的人格，就必须要把体格的培养和锻炼作为重要的内容。他还在《教育的改进》一文中提到，一个完整的人要具备三种要素，其中一个要素就是健康的身体，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在物质的环境中站稳脚。他主张“体育注重自强”，学生要养成健康之体魄，形成“健康之堡垒”，健康的体魄是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前提，是中华民族旺盛生命力的象征［7］。可以看出他的“健康第一”的体育思想具有浓厚的爱国主义精神。第二，体育与卫生保健相结合，既重视身体锻炼，又重视卫生保健。他指出:“要用科学的卫生方法，好好的调节自己的身体，不使生病，这就要加强科学卫生教育，懂科学，讲卫生……保证健康第一的胜利”。他认为，体育锻炼可以增强体质，预防疾病，养成科学的卫生习惯也能减少疾病，保持健康，二者缺一不可。第三，“生活教育”是陶行知教育理论的核心内容，他提出“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上的需要而教育”的教育思想。在他的生活教育理论中，包含了终身教育的思想，而体育作为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此也孕育了终身体育的思想。

2．2麦克乐的自然体育思想

麦克乐是哈佛大学体育专科的毕业生，获美国玛利阿大学硕士学位，1913年起作为美国基督教青年会体育干事在华传播西方近代体育，后担任东大的体育系主任。自1919年，杜威访华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教育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基于实用主义的自然主义体育思想，也被国人所认可、接受。麦氏长期在华讲学并推行体育，他将实用主义教育的精神引入体育界，并大肆宣导，对我国自然体育的产生具有直接的影响，成为首度正式将民主思想引入体育领域的人。第一，麦克乐认为体育教学，不仅要重视身体的健康，也要人格的教育，将人格教育的精神融入到体育活动中，并落实于平时生活之中。传统的体操和兵操过于呆板，应该多从事一些激烈竞争的游戏与运动，这样可以培养个人的进取精神、创造精神以及民主精神等等。他以身心一元论为基础，指出体育教育不应该偏重身体或精神任何一个方面，而应该向“三育”的目标前进。第二，麦克乐受自然主义思想的“以儿童为本位”的教育思想的影响，他认为学校体育应该以学生为主体，所有的教学活动都应该以学生为出发点和归宿点。体育课程的设计必须要考虑到学生的性格特点和兴趣爱好，要以学生的心理和生理发展规律为依据，并使学生自主操控及自由发挥有一定的空间。麦氏的自然体育精神在学生本位的基础之上，他认为应该打破传统的体操和兵操式体育课，把“兴趣”纳入到影响体育教学效果的因素之中。体育教学内容和教材的选取，教学方法的采用，都应该重视学生的兴趣。否则，即便是教学内容和方法从生理学的角度很有价值，也不可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教学内容和方法的选择也要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研究。第三，适应社会生活是麦氏自然体育思想的另一主张。他认为学校体育所发挥的功能不但要适应个人，同时还要适应社会，学校体育必须和现实的社会生活集结在一起，以求适应真正生活上的需求［8］。

3国立东南大学体育教育对中国近代体育的贡献

3．1提出了“健康第一”的体育思想，“生活教育”观已深入人心

陶行知先生提出了“健康第一”的口号，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是“生活教育”。他的体育思想起源于美国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并很好的与当时的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式的自然体育思想。他提出的“健康第一”的教育思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时隔近百年之后，“健康第一”的思想成为了我国学校体育的指导思想。虽然当时健康的含义与当今的健康的含义不尽相同，但是在那个时代能提出这样的观点，其先进性就不言而喻了。他的“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上而教育”的教育思想对后来的教育乃至学校体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首都经贸大学长城旅游学院“以体育课程改革为龙头，全面开展学院的教学改革”。该学院用一个“拓展运动会”来说明、展示和诠释这一观点，并在运动会上提出了一个“标语口号”系列，其中在主席台北侧的标语就是“给生活以体育，用生活来体育，为生活向上而体育”［9］，这很明显就是将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具体化。不可否认，陶先生为我国近代学校体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3．2推动体育的科学研究，开启体育学术化风气

麦克乐在华期间，一方面通过体育教学和译著体育书籍来介绍西方的体育科学理论，另一方面还进行了许多体育科学研究工作。他编写的《体操释名》，第一次基本规范和统一了我国近代的体育术语，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部体育专门用语书。麦氏还编著、翻译了一些体育教科书等，如《田竞赛运动》、《篮球》、《体育教育系统之基础》等，在当时我国的体育科学研究发展非常落后，文献量非常少，填补了我国体育科学研究的许多空白，而这些著作也都作为当时的体育教科书或体育教师的参考用书。此外，麦克乐于1922年还在中国创办了《体育季刊》，由东大体育系刊社负责编辑发行，实际主持编辑人员为麦克乐，后来该期刊更名为《体育与卫生》［10］。麦氏还指出，体育科学研究应该在体育的实践中进行，而不只是注重书面上，要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研究体育与卫生教育方法。其方法就是不凭空推理与猜测，而是要反复“凭实地研究”［11］。在麦克乐的研究中，影响和成就最大的就是人体测量方面的研究。1921年他编制“竞技运动能力检验之用途及其分数表”、“体育审定标准”、“运动技术标准”、“体重与体高和胸围的对照表”、“测量肺部的研究”、“检查身体方法”等。1924年，他指导东南大学师生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包括人体测定和身体检查、对少数运动项目的研究、精确研究运动的测量标准等。麦克乐本人的大量研究和他所指导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体育的科学的发展，开创了我国体育学术的新局面。陶行知先生曾在民国十三年《中国教育状况》一文中对麦克乐如此评价:“由麦克乐教授指导的大量研究，或许是今年进行过的最重要的研究”［11］。

3．3促进体育运动在中国的普及

麦克乐认为，民主国家的主权是属于国民的，体育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权利，体育不分贫富贵贱，要提倡全民体育。麦氏极力反对二十年代在学校体育中普遍存在的“选手运动”倾向。他认为，“若一个学校之内只有选手运动，而无全校普及运动，就难以培养学生的德谟拉克西(民主)精神。1921年4月30日，中华业余联合运动联合会于北京青年会正式成立。麦氏在担任中华业余联合会书记期间，即呼吁成立地方体育联合会。同时为了帮助地方体育联合会的成立，他还带领大家借鉴参考国外体育联合会的成立和发展情况。在麦氏等人的努力下，我国各项运动竞赛活动渐次推展，同时各种体育团体相继成立。麦克乐普及体育运动的思想以资产阶级“平等、民主”为基础，推动体育运动的普及和全民化，把从事体育运动提高到了民众权利的高度，这客观上与我国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联系在一起［8］。

3．4为我国培育了大批优秀体育人才

东大体育系非常重视体育专业学生的培养质量。为加强师资力量建设，不仅引进饶冰斯、麦克乐等外籍体育教授，而且还派中国教员到国外进修，如曾派卢颂恩到美国春田大学进行学习。在大学成立之初，学校决定学制由过去的三年增至四年，高等体育教育的学制更加完善，学生的质量也得到了明显的提高。麦克乐对体育人才的培养更是不遗余力。为了普及体育运动，他积极推行体育干事训练班，借以培养急需的社会体育人才。如，他曾参与举办了江苏省的六十余县的公共体育场干事训练班。他在东南大学任主任期间，培养了大量的体育工作者和学生，他们中有许多对我国的体育教育和运动界的发展颇有贡献，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郝更生、袁敦礼、吴蕴瑞、程登科、周伯平等［10］。

4结语

国立东南大学的体育教育在我国的学校体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它成长的历程中，孕育了丰富的体育思想，并推动了体育的科学研究，促进了体育运动在中国的普及，同时也为中国培养出了一批影响中国近代体育发展的杰出体育人才。可以说国立东南大学的体育教育为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者：常杰1刘鹏2朱永军1工作单位：1．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体育系2．山东省体育科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