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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的对比

一、政治信仰比较:具象与抽象

政治信仰是政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政治文化最核心的政治思维方式的体现,决定着政治设计走向。中国人的政治信仰中更多的是具象的世俗还原,缺乏理性的思维超越,而西方人更多的是理性的思维超越,这决定了中国人习惯、接受贤能政治,而西方人习惯、接受民主政治。众所周知,中华文明有别于其他文明,是从未断绝、一以贯之的。在政治信仰上,周之前的夏商是相信宗教神学的,但是“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1]。周人与殷人不同,对上帝有了怀疑,提出“天不可信”的观点,周在“夏商两代完全是天命宗教神学的气氛下,打开了一个缺口,使人文的重德观念得以生存、发展”[2],从此“天道远,人道迩”,“天道”逐渐还原为“人道”。在之后数千年的发展中,虽然也尊天重神,但在政治领域中,宗教神学实质上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统治的工具,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信仰。中国人真正的政治信仰在世俗生活之中,历代政治统治者都相信“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中国人在政治方面最信的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换言之,中国人的政治信仰是日常世俗中的民众具象,而不是上帝、真理等超越具体世俗生活的任何抽象理性。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虽然摒弃了传统社会的政治信仰,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体系,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体系与传统社会的政治信仰体系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没有一个明确的世俗具象生活之外的超越性主体的存在,都是舍弃神佛,将世俗的百姓具象生活当作最高信仰。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的政治信仰思维中,自古至今都没有一个明确的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性抽象主体的存在,中国的政治活动都是围绕世俗生活展开和设计的,中国的政治活动都是以人民的具体名义而不是以上帝之类的抽象名义展开的。世俗、具象的政治信仰模式把抽象的真理、价值等超越性主题排除在政治核心、政治焦点之外,与世俗、具象更为接近的贤能自然更易于被人们理解和接受。也就是说,中国的这种政治信仰思维决定了贤能政治在中国存在的必然性。西方文明虽然经历了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但是在文明脉络上一直是承认抽象绝对物存在的,这个抽象的绝对物不同于中国的世俗生活,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独立于世俗生活之外的价值追求,如文艺复兴前的上帝、文艺复兴后的真理。上帝、真理等都不是一种世俗具象性的现实存在,都是一种抽象化的价值界定,即西方人不在世俗具象中寻找政治信仰,而是在抽象的价值理论中寻求政治寄托和信仰。面对这个不以人的好恶利害为转移的抽象绝对物,任何人、任何力量之间都是平等的,因此,西方人只臣服于上帝、真理、法律,并不臣服于世俗生活中的任何权威,也就不可能存在贤能政治。西方政治生活中如果没有上帝、真理、法律的直接干预,民众彼此之间是不相互信任与崇敬的,政治角色互动中强调的是天赋人权和义务对等,体现在政治生活中就是所谓的民主化、法治化的程序至上。

二、政治土壤比较:伦理与法理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政治和法律最初的来源和根据都始自风俗和伦理,但是西方社会由于家国异构和海洋文明等因素的长期存在,政治和法律最终从伦理领域中完全脱离出来,民众拥有清晰而理智的法理意识,形成了一种所谓的法理型的社会模式,其中就包括一人一票的民主政治模式,而中国由于家国同构以及农耕文明延续等多重原因,使得政治和法律一直与伦理纠缠在一起,面对任何事件民众都会从伦理视角而不是从法理视角去审视。直至今日,中国仍是一个伦理型的国度。进而言之,伦理在东西方政治中的作用和位置是不同的:中国政治形态是伦理化的,西方政治形态却是法理化的。在中国语境下,民众眼中的法往往指的是那些专业意义上的较为狭义的专门法,而且在普通民众眼中,法往往是与刑相对应的,是指向罪的,即便中国法律体系中有关于那些非罪但违法事项的规定,人们也将之纳入伦理道德范畴内来认知,从不把它当作一个法律问题来看待。例如,美国人不随地吐痰、不闯红灯是因为美国人认为随地吐痰和闯红灯是一个法律问题和责任问题,吐了痰、闯了红灯便是违反了相关的具有惩戒后果的责任规定,甚至是触犯了法律,但是在中国,虽然也有相关的不允许随地吐痰和闯红灯的法律规定,但是人们还是习惯性地将随地吐痰和闯红灯视为一个道德问题——不得不承认,无论何种原因,在今天的中国,约束人们是否随地吐痰、闯不闯红灯的是道德而不是法律。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秩序维持主要有两个坐标点:一是伦理,二是法律,而且在不涉及明显的是非底线问题时,人们往往用伦理来对事情做出评价,在情、理、法三者之间,中国人的排序永远是情→理→法,而西方人的排序却永远是法→理→情。这种差异直接导致了东西方政治模式的不同,西方尚民主,东方尚贤能。在西方民众眼中,政治人从事的政治事业只不过是一个行业、职业而已,因此,西方民众会很理智地将政治人的私生活、个人道德等非职业性的话题与其所从事的政治性工作区分开,不会用非职业性的道德审视去对政治人进行职业评价,克林顿在桃色风波之后还能继续当总统便是最好的例证。克林顿并没有因为私德而影响公职效能,民众对于克林顿这个总统的职业功效也就满意了,民众对他的政治人期待和评价也只局限于总统这个职位、职业范围,并没有将自己的全部情感和寄托赋予这个政治人。但是中国的情形恰恰相反,中国的政治人是一个全能代表,政治人不但要扮演好他的职业角色,更要成为人中楷模。中国民众对于政治人的期望和评价不是仅仅局限于他的职位职能,更在于其展示给大家的政治形象和政治魅力。虽然我们一直宣传政治现代化,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今天中国人的价值认知就是这样的,虽然将来可能会趋于理性化,但今天就是这样的感性化、伦理化。中国人的政治评价充满了感性色彩,这也是许多中国人口头喊着崇尚西方式民主,实质上却习惯贤能政治的根源之一。

三、政治预设比较:性善与性恶

马克斯•韦伯曾指出:“任何一项事业的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3]政治设计也是如此,任何政治设计都源自一定的人性假设,不同的人性假设造就了不同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设计。在文明轴心时代就已经有了两种对立的人性论观点:性善论和性恶论。在中国,轴心时代的孟子明确指出人性为善,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在于人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拥有仁、义、礼、智四德,这奠定了中国人的人性认知基础和方向。在西方,同样是轴心时代的柏拉图却认为“人性总是把人类拉向贪婪的私欲,逃避痛苦而毫无理性地去追求快乐”[4],这奠定了西方人“人性恶”的认知基础和方向。在性善的道德认知下,因为每个人都是善良的,人与人之间是值得信任的,特别是那些贤能之士,更值得信任和托付,所以人们才“尚贤”。同时,性善是人性修为的目标和终点,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因为毕竟每个单独的道德个体并不能完全实现完满的性善,但是也正是这样的道德认知使得每个中国人每时每刻都觉得需要努力去学习“做人”,在内心深处充满了对贤能者的敬仰和信任,放心地将政治交给贤能的行政者。这也就是中国文化圈往往推行贤能政治的深层人性根源。总之,贤能政治是以性善为人性假设前提的,因为性善,所以才值得、才需要去信任和托付。性恶论认为人性本恶,认为每个人都是带有各种人性缺陷的,这种观点的确与人性现实相对应,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认知,才使得西方人只信任自己,对其他任何人都不信任。在大是大非上,他们认为人与人之间没有天然朴素的友好和信任,只存在制度规范下的形式上的“提防”或“契约”,因此在政治选择上,他们认为“不能过分地相信统治者的智慧和良心,即使是一名年轻英明的统治者,权力也能把他变成暴君”[4]。这也是西方民主政治为何采取一人一票形成的根源所在,因为每个人都不相信另外一个人,只信自己。也就是说,性恶论认为所有人都是一样存在人性缺陷的,每个人都是天生的、一样的人,并不需要去学习“做人”,大家需要学习的只是“做事”而已,也就是学习在做事的时候如何规避人性之恶。因此,秉承性恶观念的西方人是不会放心地将“政治”这件事交给其他人的,而政治层面一人一票的民主制恰恰能够很好地规避他人之“恶”,彰显自己之“善”,于是性恶倾向的人便喜欢和无条件地支持民主制了。

四、政治本质比较:担当与推诿

学界对于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有着不同视角的诸多解释,在此笔者不做细致梳理,只是强调在对比视域下,贤能政治和民主政治应该具有这样的意蕴。贤能即“选贤与能”,但贤与能是存在顺序的,先贤后能,即所谓尚贤。这种政治体制在崇尚贤能者的同时,并不排斥民众的政治作用,但强调贤能政治者的引领和导向作用。贤能政治认为“人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接受教育并为社会和政治做贡献,但不是每个人都拥有同样的能力做出知情的道德和政治判断,成为出类拔萃的人才”,“政治的任务就是辨认出具有超常能力的人,让他们为公众服务”[5]。在这个意义上,贤能政治是以承认客观差别为前提的。贤能政治认为,贤能的政治人与普通大众之间是1和0的关系,1领头、0随后的数字与没有领头的1、全是0的数字之间差别太大,贤能者起着引领、导向的作用。因此,从政治人视角而言,贤能政治是一种担当政治,政治活动对于政治人来说,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事业和追求,政治人在此不但需要承担工作责任,更要拥有心系苍生的伦理担当,即贤能政治实质上是一种伦理政治。换个视角来看,贤能政治于民众而言则是一种信任政治。民众在选举、决定政治人之后,对其充分信任,相信贤能者因为有着高超的道德判断,所以能够真正为社会、为民众办事。民众在这种信念之下,便开始追求一种政治享受——政治事项交由贤能者去处理,自己享受政府所创造出来的政治福利。因此,于民众而言,贤能政治在本质上是一种民享政治。民主政治就是“统治阶级中多数人享有管理国家权力的政治制度”[6]。在民主政治国度里,民众不但要选出自己的代言人或政治人,而且要同这个选举出来的政治人共同去管理国家,民众与政治人之间是平等的、并列的,均为1或0,政治人只是民众的代言者,并不是引领者。对于政治人而言,其所从事的政治活动并不是所谓的事业,只是一个职业、一份工作而已,政治人也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充其量是为自己的本职工作服务的。在此意义上,民主政治实质上是一种行业性的职责政治。简言之,当代西方崇尚的一人一票的民主政治的实质,就是民众通过代理人来治理、管理国家,也就是民众自己在治理、管理国家。这区别于贤能政治的民享政治,实质上是一种民治政治。也就是说,民主政治在某种意义上是以完全的、绝对的、无条件的等同为前提的,认为只要具备了选举和被选举的条件,所有人的道德认知和行为能力都是一样的,甚至都可以成为总统。其实,所有人都有权利成为总统和所有人都能成为总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强调的是人权平等,而后者却忽视了生物人和社会人的客观性基础条件——人虽然拥有天生的平等权利,但是由于先天或后天的原因,人的能力是不同的,是存在差异的。当代民主政治崇尚一人一票的所谓尊重人权的民主选举,其实是忽略了人的差异性这个客观事实,其实质是一种不负责、没担当、妥协式的政治,宁可滥竽充数,也不力保贤能。概言之,于政治人而言,贤能政治是一种担当政治、伦理政治,民主政治则是一种推诿政治、行业政治;于民众而言,贤能政治是一种民享政治,民主政治则是一种民治政治。贤能政治“以民为本”却不僵化“民为本”,崇尚的是贤能者与民众的辩证互动,突出、彰显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民主政治是“民为本”却不是“以民为本”,而且将“民为本”僵化,追求和体现的是事物发展的表象化、机械化和教条化。现代化趋向决定了中国绝不能完全复辟传统社会的贤能政治,但是诚如上文提及的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任何一项事业的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尤为重要的是,这种精神力量一定与该事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密切的渊源。”[3]中国的特殊性决定着中国不可能完全复制西方式的民主政治,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在中国应该进行良好的嫁接、整合。基本思路应该是:民主是基础,通过民主的方式保证方向的正确,规避独裁式的专断,但同时也需要由贤能者定夺、把控,而不是大帮哄式的折中、妥协。在当代语境下,贤能并不一定是一个单独的政治个体,更有可能是一个贤能的政治团体或党派。

参考文献:

[1]王国维.观堂集林[M].北京:中华书局,2004:451.

[2]黄开国,唐赤蓉.诸子百家兴起的前奏:春秋时期的思想文化[M].成都:巴蜀书社,2004:4.

[3]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黄晓京,彭强,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译者絮语3.

[4]张桂琳.西方政治哲学:从古希腊到当代[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1.

[5]贝淡宁.贤能政治[M].吴万伟,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6:21.

[6]夏征农,陈至立.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1583.

作者:郑文宝 单位:南京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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