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政治文化与现实政治探讨

一、网络政治文化的概念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民数量大幅增加，网络为网民提供了政治表达的渠道，但网络政治的形成不仅需要政治型网民还需要网上政府。而当前我国电子政务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民众参与不足。目前，通过地方政府门户网站，公民只能了解网络政治信息，参与网络问政，尚未参与决策。正如学者所言，虽然地方政府门户网站建立了调查、咨询、投诉等政府与公民互动栏目，但这些栏目主要是帮助政府收集信息，了解民众对特定问题的态度以完善政府决策［1］。可以说，我国尚未产生网络政治，网络政治文化的客体是虚拟的现实政治信息。网络政治文化是处于现实政治信息虚拟化阶段下网民与网络政治信息互动的结果，它是现实政治实践而不是网络政治实践的产物，是现实政治文化的网络化。俞可平认为政治文化是一种取向模式，它包括五个基本组成部分，即人们的政治认知取向、政治态度取向、政治信仰取向、政治情感取向和政治价值取向［2］。基于此，我们可以对网络政治文化进行如下界定：网络政治文化是指在虚拟网络环境下，政治型网民在与网络政治信息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等取向的总和。

二、网络政治文化与现实政治实践的错位

基于网络政治文化的定义可以看出，在应然层面，网络政治文化与现实政治实践①之间是反映与决定的关系：一方面，现实政治是网络政治信息的来源，为网络政治文化的形成提供客体；另一方面，网络政治文化是网民对来源于现实政治实践的网络文化认知，因此，它是现实政治的产物，是对现实政治的反映，它们之间是反映与决定关系。然而，在实际中，网民对网络政治信息的认知存在偏差，导致最终形成的网络政治文化与现实政治实践之间的反映与决定关系被破坏，与现实政治实践之间产生错位。（一）反映内容的错位：正负向网络政治信息不平衡。网络政治信息是网络政治文化形成的客观基础，它来源于现实政治实践。通过网民对网络政治信息的关注内容、关注程度可以看出网民对现实政治实践的关注点与关注度。现实中，我国政治发展成健康向上的状态。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格局下，我国正在不断深化改革，虽仍存在官员腐败、经济发展放缓等问题，但从严治党，加强党建以及供给侧改革等工作正在深入开展。政治生态系统中的正向政治要素大于负向政治要素，处于正向利好发展的趋势。基于此，结合网络政治文化与现实政治实践之间的反映与决定关系，网络中的政治所处生态系统也应处于健康状态。然而，在实际生活中，除了中央的重大政治事件，网络中能够引起网民高度关注的往往是负向政治信息，这表明网络中的信息生态系统存在不平衡状态。这可以从网民对负向政治信息的跟帖量看出。在现实中，负面的政治新闻一经，在两到三个小时内就有上万条跟帖，如庆安枪击案件公布后，新浪网相关跟帖在20分钟内即超过5000条，而近期的“刺死辱母者”案件在今日头条中的视频播放量更是达到21万。而有些正面的政治新闻在后的几个月内可能只有几百条跟帖。不仅如此，正向政治信息在传播过程中还有被娱乐化的趋势，如2014年在澳大利亚举办G20峰会时媒体和网民对普京的调侃和恶搞。从以上事例中可以看出网民对正向政治信息的重视度不够。可见，在网络中，正负向政治信息存在不平衡风险，这意味着网民对正负向现实政治实践的反映存在不平衡状态。有学者指出：“在注意力为王、眼球经济、颠覆权威的网络时代特质下，心理学中的否定效应被放大，负面消息更容易被传播，主流信息或关于政府的正面信息极易遭遇解构。”［3］因此，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网民对网络政治信息存在选择性是必然的。但是，在当下，网民对政治信息却存在过度选择问题，部分主题的正负向政治信息有较高的失衡风险，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二）反映方式的错位：背离客观理性的先入为主思维。在现实中，网络政治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正向政治实践，将注意力集中于负向政治实践，从而使网络政治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偏离现实。对负向政治实践的反映先入为主导致对负向政治实践的反映与客观现实不一致，使本就与现实存在偏差的网络政治文化最终背离现实，与现实严重错位。在应然层面，网民对现实政治实践的反映应是客观理性的，其网络政治言论是在客观分析基础上的理性发言。然而，在实际中，网民不仅不能客观理性地分析现实政治事件，而且还存在先入为主的定势化思维。这种定势化思维会导致政治偏见，使得网民从自己的政治偏见出发来看待网络政治信息，其结果是扭曲政治现实。在我国，这种先入为主的定势化思维表现为网民存在“一谈官员全是贪官，一谈政治全是内幕”的观念。这可以从网民定势化政治言论中看出。如黑龙江庆安枪击案，网民在不清楚事件来龙去脉的情况下，先入为主，只凭警察开枪击毙当事人这一负面信息，就开始质疑民警开枪的合法性，其前提性假设是民警一定有问题，里面一定有内幕，而随后就有“截访”谣言在网上传播。（三）反映结果的错位：网络政治文化与现实政治相脱离。根据网络政治文化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反映与决定关系，在应然层面，网络政治文化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然而，在错位的反映内容和错位的反映方式影响下，最终的反映结果必然与现实政治不一致。反映内容集中于负向政治信息会使网民难以形成对事实的客观认识，容易产生片面的政治认知，使得网络政治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与现实政治存在偏差。而这一负面政治信息，在碎片化网络信息影响下最终导致负面政治认知。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在信息碎片化—信息负面化—协同过滤—负面信息扩大化的网络背景下，网民对网络上大量散播的碎片化、负面化信息迅速做出反应，难以对事件形成全面客观的了解，对执政者的各种负面情绪急促汇聚，使网民不经深思熟虑即对一些与政府相关的错误信息进行自动默认，形成政府形象负面认知。”［3］而先入为主的定势化反映方式使网民在面对负向政治信息时往往不加以理性思考，而是用自己原有的认知裁剪事实，从自身偏见出发，最终导致现实被扭曲，反映结果与现实政治相脱离。因此，在错位的反映内容与错位的反映方式的双重作用下，最终产生片面的负面的网络政治文化。而由于网络政治文化是网民长期政治言论积淀的结果，因此，其一经产生就会脱离网民个体，不受网民个体控制，并对其他网民个体产生强烈影响。当前有些网民已经认识到网络中存在的片面政治认知和负面政治情感等问题，却无法扭转网络政治文化的整体发展态势，使网络政治文化的发展陷入恶性循环，从而导致文化悲剧。

三、网络政治文化与现实政治实践错位的原因

网络政治文化是政治型网民在与网络政治信息互动过程中产生的，网民与网络政治信息之间是一种双向度关系，即网络政治信息在影响网民的同时，也受到网民的影响［4］。网络政治文化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个闭合循环圈，“政治信息输入、网民政治心理转化、政治情感、态度输出，经过长期积淀形成网络政治文化，并通过反馈环节影响政治信息输入”［4］，并由此循环往复。因此，从网络政治文化的内在发展逻辑入手，通过重点考察输入环节和转化环节，就可剖析当前我国网络政治文化为何会处于错位状态这一间距。（一）“输入”环节的错位：政治信息的选择性。当前“片面的、负面的”网络政治文化，如果从“输入”环节来看，可归结为政治信息的选择性。在现实中，媒体受利益驱使，迎合网民的心理需求，有选择性地提供政治信息。在我国，这主要表现为：网络媒体大量报道负面政治信息，而对正面政治信息的报道则呈娱乐化趋势。一方面，媒体大量报道负面政治信息。在百度搜索栏中输入“官员”二字，紧跟在搜索栏下面的十条选择中有8条与“不雅、情妇、失信、辞职、自杀”相关，输入“官员腐败”可搜索到734715条结果。可见，媒体报道政治信息时具有选择性。在具体报道某一事件时，往往刻意突出某些细节，如报道官员腐败案件，“网络媒体非常注重有关落马官员情妇以及有关诸如圈子、财产等新闻的发掘，在关于落马官员的报道中占到很大一部分”［5］，媒体往往用大篇幅报道官员私生活，刻意放大官员污点，以获得更多点击量，这可从与官员相关的词汇中看出。另一方面，媒体对于正面政治信息的报道呈娱乐化趋势。这是指媒体在报道正面新闻时主次不分，淡化核心事实，大量报道与事件相关度不大的花絮内容，以迎合网民需求，如2014年澳大利亚举办G20峰会时，媒体大肆报道普京受冷遇，各方调侃和恶搞引网民关注。媒体选择性报道影响转化环节中网民的政治认知，从而导致片面的政治输出。（二）“转化”环节的错位：网民政治心理的失衡。从转化环节看，“片面、负面”的政治输出主要是由于网民政治心理处于“私民+臣民”的失衡心理状态。在媒体迎合的情况下，这种失衡心理影响输入环节信息的提供及转化环节中网民对政治信息的认知角度，最终影响输出环节。1.“私民”状态与负面政治输出私民指过于个体化，过度强调个体利益，以私利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它是传统农业社会和现代市场经济共同作用的产物。在传统农业社会下，家庭是生产生活的单位，个体无需与他人联系就可以独立生存，这种环境使人们形成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农耕思维”，并延续至今。而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个体利益意识更加强烈，由此造就了私民这一群体。当前，我国民众处于私民状态。虽然人们的权利意识、民主法治意识提高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就处于公民状态，就有了公民意识。因为权利意识、民主法治意识只是成为公民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公民不仅意味着权利意识，还意味着责任意识，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体。反观私民，虽有民主法治意识，却是农耕思维下的民主法治意识，过度膨胀的“私利”很容易以民主法治为口号来绑架政府。在网络政治文化形成的转化环节中，“私民”状态使人们易从私利角度来感知政治信息，以私利来衡量一切。私利在实现过程中的受挫必然使人们以质疑、否定的态度来审视一切与政治相关的事件，从而导致质疑否定的政治输出。如在我国神舟十一号发射成功后，有网民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国家发展航天事业没意义，解决农民的切身利益问题才有价值。可以看出，私民只看得见个体利益而看不见公共利益，只看得见权利而看不见责任与义务，这必然导致其认为符合其利益要求的就是民主的法治的，反之就是不正当的和没有意义的。这种过度膨胀的私利，侵犯了公利，超出了政府服务范围，因而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而这必然激起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导致负面性和否定性的政治输出。2.“臣民”状态与负面政治输出此处的“臣民”主要是从人们对权力、官员的认知角度来说。人们普遍认为权力万能，认为官员高高在上。俞可平曾指出：“官本主义的基本逻辑就是‘有权就有一切’。在官本主义体制下，只要拥有权力，就意味着拥有社会资源。这些年来官本位不但没有淡化，反而正向社会各个领域蔓延。”［6］这既有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也有转型期政治变革的影响。一方面，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所造成的“官本位”思想深深地印刻在人们的心中，而转型期政治层面的反腐斗争揭露了一批又一批的官员腐败，这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人们对官员的负面认知。在网络政治文化形成的转化环节中，人们以对权力和官员的固有观念为基础来感知政治信息。他们认为权力就是万能的，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因此，他们一方面追求权力，另一方面又仇视当前已经掌握权力的官员，尤其是在大量的官员腐败被曝出来之后，人们对官员的负面认识进一步加深，官员的负面形象在人们的观念中固化。长此以往，人们再看到与官员相关的新闻，很自然就会将这种官本位下的官员负面形象代入当前情景，将之作为认知的前提条件。而现代民主法治的发展又向人们灌输了公民本位、民主政治等现代思想，因此，面对现实生活中大量官员腐败等负面政治信息，人们容易在心理上形成巨大的政治落差，于是就会出现仇官的政治情感和质疑的政治态度等负面的政治输出。因此，输入环节政治信息的选择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片面和负面的政治输入，转化环节网民“私民+臣民”的失衡心理，二者的互动直接导致前我国当前网络政治文化“片面、负面”的政治输出，从而产生错位状态。

四、网络政治文化与现实政治实践错位的后果

网络政治文化与现实政治实践存在一定错位，而这种错位主要由片面的负面的“输入”环节和“私民+臣民”的“转化”环节所造成。总之，对网络政治文化的错位状态必须予以扭转，否则，无论是对现实政府管理和民主政治建设还是对网络政治文化自身发展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一）社会个体的政治行为受到影响。网络政治文化的发展会影响社会个体的政治价值观和现实政治行为。文化对人们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人们在过去经历中所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制约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政治角色者的行为……”［7］不良的网络政治文化对人们的观念和行为会产生负面影响。当前错位的网络政治文化会使人们对政府形成负面的政治认识，使人们仍持有以权力为本位的政治价值观，从而导致人们对政治参与持消极态度，对政府政策持冷漠态度。（二）网络政治文化的发展陷入恶性循环。网络政治文化与现实政治实践的错位会导致网络政治文化的发展陷入恶性循环状态。网络政治文化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政治信息输入—政治心理转化—政治态度、情感输出—政治态度情感反馈”的过程。在利益驱使下，媒体倾向于迎合网民，对政治事件进行选择性报道，而网络自身的隐蔽性、共享性、参与性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又为其提供了庇护所，最终导致片面性、误导性的政治信息在网络上泛滥。受我国历史文化以及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当前网民的心理又处于失常状态。这种失常心理，一方面影响媒体提供何种政治信息，另一方面又影响网民如何感知政治信息，其与片面政治信息进行互动的结果就是产生负面的网络政治文化。这种负面网络政治文化会通过“反馈”环节在循环过程中不断得到强化，使得网络政治文化的发展处于恶性循环状态。（三）政府行政管理成本增加。网络政治文化与现实政治实践之间的错位，会增加政府行政管理成本、阻碍民主政治发展。一方面，网络政治文化的错位状态会增加政府管理成本。一是负面的网络政治文化，在网民与政府的关系上具体体现为网民对政府的质疑态度，对政府的政治认同度低，而这关系到政府的政策能否顺利推行。可以看出，在负面网络政治文化下，政府政策的推行成本会增加。二是网民失常的政治心理也会增加政府履行职能的成本。在私民状态下，网民打着民主法治权利的旗号，要求实现过度膨胀的私利，要求政府满足其不合理的政治诉求，一旦这一诉求在网上引起网民共鸣，就会迅速形成舆论大潮，集体“讨伐”政府，政府迫于压力，只好满足其不合理要求，被其“私利”绑架，严重影响政府的正常工作。另一方面，网络政治文化的错位状态会阻碍民主政治的发展。民主政治的发展需要健康的公民文化作为支撑，要求公民具有理性、责任、法治、参与等意识。在当前“片面、质疑”的网络政治文化环境下，网民处于“私民”和“臣民”状态，虽有权利、法治意识，但只看得见权利却看不见责任，虽有参与意识、民主意识，但仍然存在“权力本位”观念，严重阻碍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因此，网络政治文化的错位状态会增加政府管理成本，阻碍民主政治建设，使得网络政治文化发展处于恶性循环状态，甚至对于每一个社会个体的行为都产生影响。为此，必须扭转网络政治文化的错位状态。

五、网络政治文化与现实政治实践错位的应对

随着政治现代化的推进，扭转网络政治文化与现实政治实践的错位状态，推进网络政治文化的转型整合，构建一个与现代政治实践相适应的网络政治文化成为必然要求。这需要斩断网络政治文化的恶性循环链条。（一）扭转片面的输入环节。就输入环节来说，其在网络政治文化形成过程中起着前提性、引导性的作用。输入环节迎合与否对网络政治文化具有一定影响。为此，针对我国当前片面的、负面的政治输入现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首先，就媒体来说，媒体要明确自身定位，提高自身素养，处理好内在矛盾。具体说：一是媒体要明确自身定位，在利益与责任之间找到自己的平衡点。媒体不能为了单纯追求利益，一味地迎合网民，要有自身的价值追求，找准自己的定位。二是媒体要加强自身管理，提高媒介素养。在报道内容时，要坚持全面客观原则，发挥正确的舆论引导作用。全面原则指媒体要坚持正负面政治信息的平衡，不能为了迎合网民的需求而大量报道某一方面的信息，打破平衡状态；同时，要坚持客观原则，不能刻意放大或缩小某些具体信息。三是媒体报道政治信息时要分清主次，处理好自身内在的矛盾。媒体要正确处理好及时性与全面性、正确性的矛盾，尽量使报道的新闻真实准确；对正面信息的报道要分清主次，不能让花絮性内容取代核心事实，以保持政治的严肃性。其次，就国家层面来说，要加强对网络主体的管理，维护网络秩序。此处的网络主体主要指媒体和网民。国家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媒体的行为，加强对媒体的管理，因为单纯依靠媒体自身的自律是不行的，还需要外在强制力使媒体能够自律。同时，我国要探索新的管理制度，加强对网民的管理。由于网络自身的隐蔽性、共享性等特点，网民在发表网络言论时往往比较随意，处于无规范状态，严重影响了网络环境。因此，我国一方面要探索新的网络管理制度，另一方面要加强文化建设，提高国民素质，倡导文明上网。通过上述措施，最大程度地提高政治信息质量，扭转输入环节的片面、负面状态。从本质上说，政治信息来源于现实政治实践，因此，国家要不断进行改革，积极解决现实政治问题，这是影响输入的源头。（二）扭转失衡的转化环节。就转化环节来说，网民的政治心理状况直接决定他们感知政治现象的角度，对于网络政治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失衡的网民政治心理，导致片面、质疑的网络政治文化，要斩断网络政治文化的恶性循环链，必须扭转当前民众的“私民+臣民”的失衡心理状态，积极培育网民的主人翁意识，扭转错位的政治心理，构建与现代政治实践相适应的公民心理。一方面，要推进民众从“私民”状态转向“公民”状态。私民对于政治输出的影响主要是由过度膨胀的私利造成的。要扭转片面、质疑的政治输出，其关键就在于培育民众的责任意识，改变农耕思维，转变民众以过度膨胀的私利为基础的思维行动逻辑，这是民众从“私民”转向“公民”的关键。为此，要积极培育民众的现代思维，让其意识到私利与公利之间的联系，意识到责任对于权利的重要性。这种责任意识的培育有赖于民众在实践中对公共规则的理解和认同。只有理解了，才会意识到其重要性，才会有捍卫规则和公利的动力，才会形成责任意识。另一方面，要推进民众从“臣民”状态转向“公民”状态。臣民对政治输出的影响主要是由“官本位”的观念造成的。因此，扭转片面否定的政治输出的关键就在于改变民众心目中官员高高在上的观念以及“权力本位”的观念。要在民众心中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形成权力受法律约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意识，以现代思维来看待现实政治。严格把控输入环节，防止信息失真，使媒体发挥正确的引导作用，推进网民心理由“失衡”向“平衡”转变，这两方面的措施有助于改变网络政治文化与现实政治实践错位的状态，实现网络政治文化的转型，构建与现代政治实践相适应的网络政治文化。

参考文献：

［1］俞秋阳.政府门户网站与公民政治参与［J］.求索，2016（5）.

［2］俞可平.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3］王国华.网民政府形象认知定势现象研究——以农民上访后“出逃”事件为例［J］.情报杂志，2011（6）.

［4］王树亮，钟婧.网络政治文化内涵解析［J］.理论与改革，2013（5）.

［5］林若野.网络媒体反腐新闻报道的套路与反思——以有关季建业和令计划相关新闻为例［J］.赤子，2015（17）.

［6］俞可平.什么造成社会的官本位文化［J］.社会科学报，2013（6）.

［7］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霖，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

作者:张必春 周娜 单位:华中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