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政治文化的遗存表现论析

一、人治模式与贤者治国理想的遗存

为政在人、君子执政是传统社会的基本政治模式。作为传统社会官方指导思想的儒家学说中，始终强调依靠道德高尚的圣贤通过道德感化来治理国家，而且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官僚制层级体系来维持这种政治模式。《尚书》中便有“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兹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周书立政》）的记载。儒学宗师孔子提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主张“举贤才”（《论语子路》），并提出了“至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义”（《论语述而》）的选贤标准。后世的思想家纷纷对贤者治国的原则和模式进行论证和设计。如孟子提出君主“身正而天下归之”，认为君主的品质是天下治理的关键，“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荀子提出“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荀子君道》），汉代刘向讲“国有三不祥……夫有贤而不知，一不祥也；知而不用，二不祥也；用而不任，三不祥也”（《说苑君道》）。司马光讲“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学者待顾问，有政术者为守长，有勇略者为将帅，明於礼者典礼，明於法者主法，下至医卜百工，皆度材而授任，量能而施职”（《司马温公文集御臣》）。传统社会养成了根深蒂固的人治传统，这种传统直至今日都在左右着人们的价值意识，诱导和规范着大众的行为选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法治意识的缺失。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政治文化强调德与礼，强调当权者的个人修养和社会伦理规范。法只是刑罚的一种表现，且不说先秦法家诸子所说的法的最终指向是有利于君权的君主政治，就算在儒家“宽猛相济”、“杂用王霸”的治国政策中，“猛”、“霸”始终处于次要位置，只是“宽”、“王”的补充。长久以来，造就了社会法治意识的普遍淡薄。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了“熟人社会”的概念，其典型话语是背景和关系。［2］这种重人情、轻规则的人情社会滋生着亲情、友情、乡情面纱掩饰下的一种腐败，既是法治理念缺失的表现，也对法治权威起着消解作用。例如，部分公共权力的掌有者，将自己的意志置于法律之上，将公共权力转化为个人权威，将自己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当作谋私利的工具，存在种种以言废法、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权乱法、以权废法的现象。这是法治精神缺失的普遍表现。这也是为何邓小平强调要确保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3］﹙P146﹚。第二，普遍的清官期盼意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主张贤人政治，向往明君贤臣、明君在位、君臣遇合。如孔子讲“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论语子路》）；其弟子讲“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论语颜渊》）；孟子讲“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孟子公孙丑上》）；荀子讲“尚贤使能，等贵贱，分亲疏，序长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贤使能，则主尊下安”（《荀子君子》）；二程则主张“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河南程氏文集》卷五），等等。在思想家们的论证与倡导之下，处于这种政治体系中的大众形成了对贤人政治的深切向往。随着历史的演进，这种向往逐渐演变为社会大众在政治心态上普遍的清官期盼，这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深层内涵之一，在当前也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例如，一些影视和文学作品常常热衷于塑造包青天式的清官形象，媒体也经常报道某些问题解决的原因是“某某领导的亲自批示与过问”。事情的解决离不了领导的亲自过问，这足以说明法的权威没有树立起来，人们只能诉诸领导的个人权威。老百姓已经习惯于把希望寄托于清官的出现，习惯了以某种特权来对付另一种特权。人们对于清官所寄予的希望越大，就越说明法治意识与法治权威的缺失。

二、官本位与权力至上意识的遗存

在“王权支配社会”①的传统社会中，权力对经济利益和其他社会资源的支配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随着历史的演进，严密的权力等级划分及与之有关的特权成为政治传统和政治习惯。这种政治权力支配经济利益的现实，引导着社会中的人纷纷趋于官场，社会各个阶层向官僚制君主政治靠拢。“在君主政治时代，在政治权力私有的社会政治条件下，介入体制，分享权力是获取利益的捷径。”［1］﹙P275﹚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诸方面面貌都发生了重大转型，然而，作为传统社会绝症的“官本位”意识的流毒丝毫没有减弱，至今在我国社会生活中仍有很深的影响。第一，争夺入仕取向日益激烈。在整个封建时代，“学而优则仕”的意识观念始终居于统治地位并得到广泛的渲染，孔子提出的“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卫灵公》）可以说是读书做官思想的最初表达。就传统社会的社会流动看，汉代以后下层读书人开始大量入政，“汉代以降，读书做官成为普遍的社会意识，无论是达官贵人，骚人墨客，还是市井小民，凡夫俗子，大体上形成了共识”［1］﹙P275﹚。特别是始于隋唐并日臻完善的科举制使传统社会的政治录用制度化，将科举求官固化为传统社会的根深蒂固的共识。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这种权力本位的价值观被深深烙印在社会各个阶层心目之中。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当前中国人的政治精神层面，谋官是重要取向之一。例一是近几年公务员热现象，报考公务员在近年迎来了一次次的高峰。以高校毕业生为例，“一份有9万多2013年应届毕业生参与的调研报告显示，政府部门是应届生首选，占24.2%。而选择去企业工作的，体制内企业也是主流”［4］。例二是“老板从政”现象。近年来，一种与20世纪末期官员辞职下海逆向而行的现象是相当一批民营企业界人士被推选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上称之为“老板从政”。这种由官而商由商而官的现象，被有的媒体称之为“政商之变”。我们不能将迷恋权力解释为这些现象的唯一原因，但相信权力能带来诸多方便是不可或缺的缘由之一，反映了社会普遍的官本位取向。第二，在体制与思想双重因素的作用下，政治权力被用来谋取巨大经济利益，以权谋钱，这是权力本位意识的又一表现。“特别是在权力制约环境未得到全面优化的情况下，权力所具有的呼风唤雨、含金无价的巨大潜能是不争的事实，也是人所共知的常识。”［5］﹙P171﹚例一是各种各样的贪污现象。纵观整部中国历史，可以说贪污是官场绵绵至今的游戏规则，且有愈演愈烈之势。20世纪80年代以来，官员腐败的数量不断增加，层级不断提高，涉案金额也与日俱增。例二是官商勾结现象。一些党政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与商人勾结，结成了利益共同体，有恃无恐、铤而走险。不少商人家族通过与政治力量的联盟，形成新的豪族。“精英们可以利用手中的政治资本谋取更多的经济利益，从而实现资源与权力的自我循环。”这种“精英联盟”现象及“精英垄断”趋势理应引起足够的关注。

三、等级制与人身依附关系的遗存

打破社会成员的等级身份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自由与民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内涵与首要要求，但等级身份和人身依附关系恰恰是传统政治思想反复论证的核心主题。“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8］﹙P466﹚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极重伦理、名分和等级的社会。《诗经》中便有诸多“君子”﹙指贵族统治者﹚、“小人”﹙指平民或劳动者﹚之称的记载。后来更有所谓“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左传昭公七年》），“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左传宣公十二年》），“各位不同、礼亦异数”（《左传庄公十八年》），等等。礼治社会是儒家的理想社会，所谓礼治实质上就是一种等级社会。每个人都有其所归属的等级，而且其行为也要符合礼的要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便明确表达了孔子的高低尊卑的等级观。儒家之外，其他法家、墨家等各派思想家也从不同角度论证等级制度的合理性。就思想史的整体看，尽管有一些思想家批判等级制度，但毕竟不占主流。①在这种社会中，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既先天取决于他的家庭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又后天取决于他个人在社会政治结构中所获得的身份。以此为观照，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国传统社会没有也根本不可能形成西方近代以来的那种天赋人权的平等意识和民主意识。这种等级观念对当前社会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第一，以官划线，等级森严，视当官为凌驾于一切职业之上的最高职业。在传统社会，士农工商是基本的职业排序，等级规范被认定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手段。“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君臣不得不尊，父子不得不亲，兄弟不得不顺，夫妇不得不欢。”（《荀子大略》）“在这样的等级观念的关照下，人们自降生之日始，就被牢牢地固着于相应的等级位置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生活的进程，分别进入不同角色，隶属于各种各样的主人。整个社会就是由无数个这样的等级隶属关系织结而成的关系网络。”［1］以至今日，官品成为衡量个人价值和社会地位的基本尺度，官级被用来换算和显示某种职务的含金量。例如，《教师法》中就有“教师工资不低于同级公务员工资”的规定。这里明确地表现出以公务员为参照系的取向。又如，新闻媒体上经常看到称基层干部为“父母官”的报导与宣传。源自两汉时期的“父母官”之称表达了百姓对召信臣和杜诗式官员清廉的赞誉，但现代政治学以公民为核心，今日的政治环境与古代早已不可同日而语。究其实质，“父母官”这词本身就彻头彻尾地颠倒了主仆关系。留恋这一称呼的官员的思想深处是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而热衷于这一称呼的公众和媒体露出的更是腐朽的封建等级观念。第二，现代公民意识的缺失。传统政治文化具有重群体、轻个体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是在群己关系的定位上优先考虑群体的利益和需要，忽视甚至泯灭个人的利益和需要。它强调一种整体主义的价值规范。这种整体主义既是官方倡导的普遍价值与意识形态，又是现实生活中人们进行价值选择的依据。这种人身依附观念把个人驯化成了臣民，不仅泯灭了人的本性和创造精神，而且限制了人的自主性与独立性，造成了普遍的现代公民意识的缺失。正如葛荃所言：“中国没有莅临后现代，中国的文化和精神在某些方面甚至还没有走出中世纪。诸如自由、平等、人权、法制等等启蒙时代的理念，不仅社会的中下层很陌生，没有兴趣了解，而且社会的上层、高层也不感兴趣。总的来看，这些现代社会的法制观念和政治理念大体上存续在理论层面上，传布于少数高层文化群体和教育群体中，社会多数成员则处于若即若离的模棱两可状态，于是表现为全社会的整体匮乏。”［9］因此，传统的等级意识和人身依附观念抑制了社会个体的政治主体意识，现代政治所主张的政治权利意识以及平等、自由、民主等理念更无从谈起，久而久之，社会大众形成了一种“尽人皆奴仆”［1］﹙P154−156﹚的臣民心态。

四、家长制与伦常神圣观念的遗存

伦理道德与政治规范紧密联系、相互作用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我国古代，于氏族方面之组织尤极完密，且能活用其精神，故家与国之联络关系甚圆滑，形成一种伦理的政治。”［10］﹙P45﹚早在《尚书》中便记有“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尚书尧典》）。“在中华传统家族本位的社会里，一切社会组织均以家族为中心，一切人与人的关系，都须套在家的关系中；人们少有个人的观念，有的都是家族角色的观念。”［11］﹙P123﹚由于“家”的观念特别突出，父权、族权事实上被置于了一种法律的地位，家庭的伦理被演绎到国家领域，君主是国家的大家长，各级地方官员则是中、小家长，纲常之道成为维护封建秩序的基本行为准则，伦理观念起到了政治规则的作用。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政治文化把政治道德化，以伦理道德为本位，家长的权威具有普遍的至上性和绝对性，与之相应的伦常神圣观念、家长意志观念束缚着人的思维与意识，影响直至今日。第一，我国传统社会是“家国同构”模式，源于血缘农耕基础的亲情内核外显出的宗族伦理成为政治权力普遍的社会基础。它强调家长的绝对权威，家庭成员对家长的意志只能顺从和服从。“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荀子致士》）“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春秋繁露五行之义》）且君主成为天下最大的父家长，具备至高无上的统领社会所有家族权力。“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尚书洪范》）“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礼记大传》）于是，“父家长与君、夫一道成为社会的当然主宰”［1］﹙P44﹚。这种家长制传统在今天仍有影响，如党的集体领导演变为个人领导，不少地方和个人都有家长式人物和一言堂现象，长官意志决定一切。干部作风不民主，听不进不同意见，以“家长”的话论定是非，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即使是错误的意见也要求别人绝对服从。正如邓小平对家长制的批判：“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3］﹙P328−329﹚第二，家长制传统使体制内的人无一例外地按家长的好恶行事，形成了形式主义、好大喜功的传统。20世纪50年代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便是这种思维的最好例证。“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层中，普遍存在盲动情绪和头脑发热的情形。但这种现象的存在与来自上面的感染与导向有直接关系。……家长制下的‘一言堂’助长了虚饰不实行为，使‘’变成了谎骗投机的大浮夸。”［5］﹙P131﹚尽管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早已远去，但时至今日，与家长本位直接联系的虚饰、浮夸、谎骗等思维定势一仍旧贯。“作为一种政治文化中权威主义人格的遗存，它仍在寻找政治体制中不完善的缝隙，以作为寄生的空间。它鼻嗅须触，伺机而动，期待着恢复在昔日封建专制时代的威风和显荣。”［5］﹙P135﹚例如当前普遍的政绩造假现象，GDP被政绩化，经济数据的统计被服务于政治权力的需要，所谓“数字出干部、干部出数字”，在制造假政绩的同时隐瞒真事故，等等。这种报喜不报忧、浮夸作伪的政治价值背后的根源在于家长制，家长凭依数字行赏的理念使体制内的人无一例外地按家长的好恶行事。中国已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跋涉了百余年，然而，“近一个多世纪以来，虽然中国的国体性质和政体形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社会的整体结构、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生存样态等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尤其是在政治观念方面，在相当程度上还没能从传统政治文化的羁绊中完全解脱出来”［1］﹙P159﹚。这种传统的政治文化与价值系统“虽然‘视而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但确实是存在的，而且直接规范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12］﹙P9﹚。当前种种繁杂的社会政治乱象背后内含着几千年的传统思想思维定势的影响，对这种传统的超越是实现现代化不可逾越的任务之一，也是历史和现实反复警示我们的教训。我们应努力消除这种消极思想的影响，以期真正促进当代中国的政治进步。

本文作者：庄仕文工作单位：山东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