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话语与中国艺术论文

一、回归中国美术史研究的“中国视角”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马森（MaryMason）在《西方的中国及中国人观念：1840—1876》（WesternConceptsofChinaandtheChinese，1938年）一书中曾对19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艺术作过总结：“从整体上说，西方人并不欣赏中国人的艺术作品。西方的评论家们用欧洲人的艺术原则作为一种标准来衡量中国人的艺术作品。把符合这一标准的中国作品称之为好作品。”①时时处处以西方艺术为衡量标准，“中国艺术”未能得到客观理性的认识与评价。即便是西方大学象牙塔内的学术研究，也无法克服此种偏见与误读，这一问题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上半叶均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柯律格分析到：“更确切地说，是强调中国与‘西方艺术传统’的差异，而在中国实践领域里跨时空的差异性显得不是那么重要。”②中西美术差异性的过多强调，代表着一种拒绝的姿态。此时的西方学者不愿意或者无法站在中国美术史独立自足的立场上展开研究。在中西美术初次邂逅之时，这种状况是不可避免的。两个截然不同的美术传统，尚未建立平等理性的对话平台。“中国视角”的探索正是西方汉学中国美术史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关键。图像（Image）、材质（Material）、功能（Function）、类型（Type）、风格（Style）等方面的差异，使西方美术史的现成理论与研究模式难以贴切地运用到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之中。从中西美术的共性出发，或许能搭建一座沟通的桥梁。西方美术史以雕塑与绘画为中心的“艺术”（Fineart）观念是行不通的，势必要扩大视域，采用一个中西美术兼容的艺术定义。柯律格将“自觉的审美意识”认定为艺术的本质特征，并以此作为中国美术筛选、品鉴的标准。然而，必须明确指出的是，柯律格充分认识到了“自觉的审美意识”的复杂性，并没有依此僵化地确定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对象与发展脉络。一方面，对于任何民族的美术史而言，审美意识均有一个不自觉到自觉的发展过程。美术史写作应该清晰地还原这一演变过程。要不然，以青铜礼器与墓葬为主的先秦两汉艺术就有可能被美术史研究拒之门外。因此，柯律格所讲述的中国美术史的起点是萨满观念所驱动的原始艺术，包括青铜器、玉器、陶器等。另一方面，“自觉的审美意识”并非仅对专业艺术家而言。新一代的美术史学者抛弃了高雅艺术优越至上的傲慢，对日常生活中的美术进行了更多系统化的研究。柯律格对宗教艺术、礼制艺术、宫廷艺术、民间艺术、艺术市场等诸多艺术领域均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就是要弥合精英与大众、职业与业余的艺术鸿沟。在重新定义“中国艺术”的基础上，柯律格超越了以艺术类型为标准的划分原则，而是根据艺术功能与使用环境的差异，将中国美术分为五大系列，分别是墓室艺术、宫廷艺术、寺观艺术、文人艺术与民间艺术，它们进而构成了《中国艺术》叙事框架的五大部分。全新的分类原则，实际上是全新研究视角的建立，学者们开始对功能相似的若干艺术门类进行综合研究，为中国美术史研究开辟出了一条新路。例如，在讨论文人艺术的过程中，柯律格是将书法与文人画结合起来的，二者不仅在主题与风格上呈现出共同的美学特征，而且同为文人士大夫自我表达的工具。美国华裔美术史研究者方闻在《心印》一书中更加印证了书画综合研究的必要性。他指出：“对于文人艺术家来说，书法是比绘画更为天然的媒体。早在公元3世纪初，从汉代末年开始，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就已经完成了自身发展的全部历程，远在山水画之前就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艺术形式。以后几个时期里，山水画艺术的兴起得益于艺术家的书法经验和书法知识。”③先行发展起来的书法对文人画的美学风格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方闻甚至提出了“书法性山水画风格”的说法，并以此来描述“元四家”的画法与风格。其结论是否经得起推敲暂且不论，但至少看到了书画综合研究的学术潜力。然而，“自觉的审美意识”也存在着致命的学理缺陷。首先，美术的视觉特征有被忽视或湮没的倾向。审美意识是所有艺术门类的共同特征，因此“自觉的审美意识”对美术而言是一个大而无当的概括。同时，柯律格的中国美术研究也频繁地使用了“图像”（Picture）这一术语，其著作《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PicturesandVisuali－tyinEarlyModernChina，1997年)就是以图像研究为中心的。但是，“图像”也比美术更加宽泛。对此问题，巫鸿论到：“新一代学者们并没有退入被重新定义后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缩小范围，而是把更大量‘非美术’的视觉材料纳入以往美术史的神圣场所，其结果是任何与形象（Image）有关的现象———甚至是日常服饰和商业广告———都可以成为美术史研究的对象。”④美术价值的描述与评判，是美术史研究的主要任务，当大量非美术的作品涌入进来，美术史的基本特色、发展轨迹与总体规律就会变得混乱不清。巫鸿、柯律格等学者虽然有学科反思，但在具体学术研究中却无法轻而易举地转向。其次，古今美术观念并未有效协调。审美意识是时移世易的，因此中国美术史写作存在着古代与现代两种视角。古代视角强调的是对中国美术史本来面貌的还原，而现代视角则表达了对中国美术史的重新评价，两者都是美术史研究的学术诉求。柯律格的《中国艺术》确实同时建构了古代与现代两个评价角度，但是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没有将两者有条不紊地呈现出了，留给读者的是混乱不清的印象。另外，《中国艺术》并未涉及中国古代建筑艺术，这也是一大缺憾。在古代文人的观念里，建筑仅是工艺而已。正如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所论的：“建筑在我国素称匠学，非士大夫之事，盖建筑之术，已臻繁复，非受实际训练、毕生役其事者，无能为力，非若其他文艺，为士人子弟茶余酒后所得而兼也。”⑤西方美术观念传入之后，国人已把建筑当作重要的艺术类型之一，因此有必要在中国美术史给建筑艺术留一席之地。

二、“原境”重构与中国美术史的学术转型

“中国艺术”在内涵上的重新调整也受到了后现代主义学术理念的启发，从而全方位改变了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模式。在20世纪30年代，以滕固、李朴园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美术史研究者，接受了温克尔曼（JohanWinkelmann）、海因里希·沃夫林（HeinrichWolfflin）等西方学者所创建之风格理论（StyleTheories）的影响，形成了以“风格”为核心的分析架构。在《艺术史的基本原理》（PrinciplesofArtHistory,1915年）一书中，沃夫林认为以视觉图形为基础的“风格”是艺术史研究的核心任务，而“风格”的发展变化主要受到民族、时代与个人三大要素的制约。其中，随着文化时期而不断演变的时代风格是艺术史理应关注的焦点。⑥风格理论超越了以具体艺术家、艺术品为中心的微观的印象式艺术批评，提供了更为宏观而理性的研究模式。这正是滕固等美术史家引入风格理论的初衷。在《唐宋绘画史》中，滕固首先批评了中国古典绘画史的研究方法，它未能“广泛地从各时代的作品抽引结论”，未能出现“较可人意的绘画史”，只“屑屑于随笔品藻”，然后倡导由“风格”统领的艺术史研究模式，“绘画的———不是只绘画，以至艺术的历史，在乎着眼作品本身之‘风格发展’”。⑦在图像分析与文化史的辅助下，滕固对“风格”的起源、发展、繁荣、衰落与转向展开了深入细致的描绘与阐释，并以此确立了中国美术史的分析视角与叙事线索。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里，风格理论成为了现代中国美术史学科的通行研究模式之一，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美术史的研究步伐，大量高品质的著作与论文已经清晰完整地勾勒出了中国传统美术的发展历程与演进轨迹。尽管如此，在后现代主义解构思潮的语境之中，以“经典”（Classics）为重心的风格理论及其研究模式，受到了新一代美术史家越来越多的质疑。实际上，英美汉学界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引领了这一次学科反思。巫鸿概括到：“新一代的艺术史家试图摆脱以艺术家和作品为中心的传统思维方式，而把艺术品放在社会、经济、思想史的大环境中去观察，或在理论层次上把哲学、语言学、心理学及文学批评中发展出来的概念和理论用以分析和解释艺术的形象和表述。”⑧美术史不仅是按照自身逻辑发展演变的独立自足体，而且是不断与政治、宗教、哲学等外部要素交流互动的开放体。跨学科的审美维度因此对美术史研究而言是绝对必要的。巫鸿认为，美术史要注重艺术品“原境”（Context）的重构，要发掘“历史物质性”（HistoricalMateriality）与艺术品视觉属性的互动关系。⑨柯律格在理论与实践上均和巫鸿有同样的研究思路。柯律格所主张的“借脉络来定位之术”（ArtofContextual－ization)⑩，实际上和巫鸿的“原境”重构是如出一辙的。对“原境”的关注与研究，使中国美术史研究顿时视野大开。首先，艺术活动的整个链条与诸种要素得到了全方位的观照。美国文艺批评家艾布拉姆斯（M.H.Abrams）在《镜与灯》（TheMirrorandLamp，1953年）中认为艺术具有四大要素，分别是作品、艺术家、世界与欣赏者，并以此确立了艺术批评的坐标体系。輯輥訛若依照同样的思路，我们就会看到，完整的美术批评应该综合四大要素对艺术进行全面的考察。但传统的美术史研究偏重于艺术品与艺术家，而忽略了世界与欣赏者这两大要素。此种缺漏在英美汉学界的中国美术史研究中得到了弥补。比如，高居翰所著的《画家生涯：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工作》（ThePainter’sPractice:HowArtistslivedandWorkedinTraditionalChina，1994年）通过四大要素的交叉分析，具体而微地还原了中国传统画家的真实生活状态。高居翰解释到：“晚期世纪的中国收藏家和绘画爱好者常常以颇脱离作品原始情境的方式去欣赏绘画作品，以及写文章评述它们。这一中国绘画传统的审美化和非情境化，使得我们现在许多时候，均难以还原作品的本意和功能。”輥輰訛高居翰对中国传统收藏家与鉴赏家的艺术批评是不满意的，它们侧重于艺术品的感性分析，对艺术品的创造与流传有所忽略，因而显得过于主观随意。画家生涯的学术目标就是要还原传统书画的创作环境与传播状态。古典绘画的存在状态与传统画论所宣扬的“美学理想”是不尽符合的，事实真相要远为复杂多样。柯律格也有类似的文人画研究思路。在《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ElegantDebts:TheSocialArtofWenZhengming,1997年）一书中，他发掘出了文人画作为“社交性艺术”（SocialArt)的面向。文人画既是士大夫抒情言志的独立审美空间，又是世俗社会中应酬交际的礼物或者养家糊口的商品。艺术家不得不面对的两难处境，以及文人画可能具有的商品性，在传统画论与鉴赏之中是被隐没的。这些先期的理论与观念最终汇聚到了《中国艺术》之中，柯律格专门辟出“文人生活中的艺术”与“艺术市场”两章对中国传统艺术的生产与消费进行了详细解说。其次，“原境”的还原呈现出了艺术功能的多样性，拓宽了美术史的研究范围。柯律格在《中国艺术》一书的导言中对其艺术史研究理念进行了清晰的解释：“它站在自己的出发点利用背景材料，即创造和使用这些艺术品的社会与物质环境。关于这点的争议之一是，在中国艺术的研究中这一方面此前很少受到关注。事实上，在中国和西方的知识传统中，‘艺术’和功能的问题直到最近才有了相互独立的范畴。”輱訛輥传统的美术史研究是以“艺术性”为中心的。然而，除了审美价值，艺术品同时也具有宗教、哲学、日常生活等多层维度的实用价值。艺术与其诞生、传播的时代自始至终处于互动关系之中。20世纪50年代起在国内学术界普遍接受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也着力于这一互动关系的研究。但是，它展现的仅是呆板、肤浅而模糊的互动表象。在跨学科的视野中，英美汉学家们将视觉形式的分析与思想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将时代与艺术的深层联系揭示出来了。葛兆光曾高度肯定文物、书画对于思想史研究的价值：“视觉上的问题常常也是观念性的问题，图像的布局、设色、主题中不仅有审美的趣味也有生活的趣味，甚至思想史的内容。”輲輥訛严密而审慎的图形分析，既解释了艺术品美感的生成方式，又再现了一种被历史尘埃所湮没无闻的“历史”或“思想”。

三、中国美术史撰述模式的探索

和其他历史类学科一样，美术史最终呈现为一种叙事文体。美术史的撰述方式，鲜明生动地表现了研究者的美术史观。后现代主义叙事理论拆穿了“历史叙事”客观公正的假面具。所有的“历史叙事”都带有某种程度上的主观性，撰史者若不依照特定标准对原本庞杂纷乱的历史事实进行筛选、梳理与重构，一部清晰完整的“历史”是绝对完不成的。恰如菲利普·史密斯（PhilipsSmith)所论及的：“为了理解世界，人们和机构会创造出关于世界的故事。这一类分析的目的，是详细描述这些故事的特点，用理论对其进行归纳，并考察它们的言外之意。”輥輳訛美术史便是一个拥有开端、发展、高潮、结尾的故事，对其叙事结构的深入考察，修史者的美术史观就会浮出水面。单从目录上看，就立马可见柯律格的《中国艺术》在叙事方式上的别出心裁。“组合”（Com－position)和“聚合”（Aggregation）是叙事框架的两大构成方法。前者是叙事单元内部诸多要素的历时性排列，而后者是若干独立叙事单元的共时性排列。美术史的通常写法是先“组合”、后“聚合”，即首先以时代为序将中国美术史划分为若干阶段，然后在某个阶段内则并列地对诸种艺术类型进行逐一解释说明。而《中国艺术》则独辟蹊径地采用了先“聚合”、后“组合”的叙事策略。本书五大部分的相互关系是“聚合”式的，墓室艺术、宫廷艺术、寺观艺术、文人艺术与商业艺术是依照艺术功能而区分形成的类型。而在某种功能类型内部，它遵循了“组合”的叙事原则，按照中国历史的朝代更迭对其发展演变史展开论述。美术史的传统写法着重考察时代与风格两大要素。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美术，因此社会历史的变迁往往带来美术史的跃进或转型。这一研究思路受到了19世纪法国学者丹纳（Taine）文艺发展“三要素”（即种族、环境和时代）理论的影响。随着丹纳的艺术哲学遭遇了越来越多的诟病，传统的美术史写法也变得问题多多了。陈平在《西方美术史学史》中论到：“丹纳单纯用种族、环境和时代来解释历史与艺术，易于导致循环论证和错误的结论，因为他所谓的‘三要素’，本身也是历史的产物，需要作进一步分析和解释，并不是终极原因。”輴輥訛换言之，时代的文化特征如何影响、表现于美术作品的视觉形式，始终是“三要素”理论没有完满解答的问题。相比之下，功能类型（TypeofFunction）是柯律格美术史研究思路中最为核心的概念。对功能类型的分析，详尽地再现了艺术品生产与消费的全过程，因此艺术品、艺术家、欣赏者与社会历史这四大要素全部囊括在这一分析架构中了。由此可见，柯律格以功能类型为中心的研究模式，要比丹纳“三要素”理论更为严密周全。在具体描述特定艺术功能类型之发展史的同时，柯律格间接地表达了颇有见地的中国美术史观。每一个叙事单元时间点的划定，都潜含着对中国美术史“延续”与“断裂”的独特判断。首先，为什么墓室艺术的历史只讲述到650年，唐、宋、明、清诸代的墓葬艺术却根本没有提及？柯律格并未着力于中国古代墓葬的研究，其相关论述大量地借鉴了巫鸿等汉学家的研究成果，但是二者的关注点与结论是略有不同的。巫鸿在《黄泉下的美术》（TheArtoftheYellowSpring,2007年）等著作中对中国古代墓葬展开了共时性研究，其聚焦点位于墓葬艺术的观念性。他论到：“墓葬艺术千年不衰的一个原因在于它吸纳不同信仰和实践以丰富自身的能力。受到绵绵不绝的祖先崇拜和孝道的支持，它在中国古人的社会活动和艺术创造中保持了一个核心位置，在黄泉世界造就了变化无穷的建筑结构、图像程序和器物陈设。”輵訛輥基于墓葬艺术物质性、视觉性、叙事性三大层面的综合分析，巫鸿在思想史的视角上展现了中国文化“彼岸世界”的构建方式与思想支撑。而柯律格则历时性地重点考察了墓葬艺术的美学特质。在陈述完“昭陵六骏”的美学价值之后，他论到：“墓室是居住空间的观念现在已经稳固地建立起来，并且被视为个人的居住空间，个人的趣味在此之后将持续发展。”輶訛輥在先秦两汉，墓葬艺术风格的主导因素是宗教信仰，而到唐代，这已经转变为个人趣味了。其次，宋代在《中国艺术》的叙事框架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间点，柯律格将宫廷艺术、文人艺术与民间艺术繁荣发展的起点确立为宋代。稍显遗憾的是，柯律格并没有把这一趋势明确地概括出来。由唐入宋，中国历史发生了质的变化。日本中国史研究领域的巨擘内藤湖南指出，宋代社会结构呈现出一个自由而多元的格局，君主独裁政治更加巩固了中央皇权，科举制和文人政治赋予了文人阶层在政治与文化上的优越地位，平民的力量随着农业与商业的巨大发展而日益增长。輷訛輥力量逐步壮大的三大社会阶层，成为艺术品的潜在消费者。社会地位与理想价值的差别，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审美趣味，宫廷艺术、文人艺术与民间艺术便是其具体表现。值得特别关注的是，美术史意识也表现在微观层面的叙事方式之中。柯律格既然采纳了更为宽泛的“中国美术”定义与以功能类型为核心的分类原则，就必然在具体的论述中使用与传统美术史有所不同的撰述方式。不论西方读者，还是中国读者，在阅读完《中国艺术》之后都会有一个疑惑：到底哪些艺术家与艺术品在中国美术史中是一流的？这种状况一点也不难解释。因为柯律格完全舍弃了由“经典”排列而成的论述模式，将关注点投放在最能说明功能类型相关信息与特征的艺术家与艺术品之上。他更加重视的是对中国美术史艺术现象与规律的分析总结，而不是“经典”的展示，事实上后一方面的工作已经被传统的中国美术史完成了。功能类型是受制于艺术赞助模式的，柯律格对具体艺术品的鉴赏便充分地考虑了这一点。在西方美术史中，艺术赞助（SponsorshipoftheArts）是推动艺术创作的重要因素，尽管面对着赞助人对题材与风格的设定，艺术家不得不牺牲一些创作个性。那么，中国美术史有没有类似的艺术赞助制度呢？越是忠实地还原艺术品的生成环境，就越是能清晰地看到中国式的艺术赞助方式，它才是刺激诸种功能类型逐步走向成熟的关键因素。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国艺术》虽然观念性很强，但依然是一部饶有兴味的著作，因为它善于“讲故事”。英美汉学界的美术史研究擅长于原境分析（ContextualAnaly－sis），柯律格亦不例外。他尽其所能地以讲故事的方式去描绘艺术品的视觉图形与存在环境。栩栩如生的原境再现，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到了中国古典美术创作与流传的原始语境。综上所述，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与学术理念是使中国美术史研究思路大开的关键，而对新理论的敏感与探索，恰恰是英美汉学界的优势所在。对英美汉学界学术成果的译介与分析，势必会极大地推动国内学界的中国美术史研究。然而，跨学科挪用而来的新理论与艺术理论并不是“亲密无间”的，能否客观而理性地对中国美术史的现象与规律作出解释，依然存在着诸多疑问，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作者：李勇单位：陕西咸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