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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创作精神权利价值分析

一、现实中的精神权利

(一)定性分化1.著作权系的内部分化著作权系立法哲学深受自然法思想影响,将作品视为作者之延伸。作者与作品之间的“父子关系”不仅体现于财产权利,其与作品之间无法割断的精神联系亦受到尊重与保护。但精神权利在大陆法系各国的制度化过程中亦发生了“一元论”与“二元论”的分化。一元论以德国为代表③,视著作权为著作财产权与著作人身权之结合,体现在著作权的转让制度上,表现为著作人身权不可单独转让。但在精神权利的保护问题上,一元论也有其务实的一面,如计算机程序的使用人出于使用目的,如改正错误,而采取的必要行为无需取得权利人许可;二元论以法国为代表,视著作权一权两体,由相互独立的著作财产权和著作人格权构成,两种权利受到截然不同的保护,当著作财产权的行使与著作人格权发生冲突时,著作人格权具有优先效力,体现了对精神权利的优先保护。为适应新技术发展的需要,法国1992年著作权法也对视听作品、软件作品作者的精神权利作了特别规定。2.版权系的转向自1931年以来,加拿大、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主要英美法系国家相继在版权法中引入精神权利。由于建立在洛克的财产权学说、劳动报酬理论和公共利益理论基础之上并以实用主义哲学为指导的英美法系此前一直基于人权通过普通法保护精神权利,作为特别法的版权法对精神权利的引入势必会对版权法的立法哲学带来冲击。对此,英美法系的技术处理是将版权法中的精神权利视为法律授予的结果而非作品创作之产物,精神权利的重心因此从“DroitMoral”的作者位移至版权人的财产之上。(二)价值模糊精神权利在两大法系间的分化体现出法律传统、哲学传统、社会制度、经济模式、文化观念等众多差异的逻辑延伸,脉络仍然清晰连贯。但对于更多数公约成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来说,精神权利的引入则与欧美国家之于本地的经济、文化、政治影响交织为一体。众多因素的全球化重组,使法律价值体系本就相对松散成员国在精神权利的认定上难以呈现清晰的定位。概括起来,有以下两类现象:1.模式重组国际公约数量的增加、全球化趋势从经济向法律、政治、文化等各个社会领域的不断渗透、以及各个公约在目标与共识上的差异等众多因素的重组与此不无关联,概括起来,除伯尔尼模式外,还有放弃模式及合理保护模式。伯尔尼公约模式由从《伯尔尼公约》第6条之二引申产生。作者仅仅有权控制有损作者名誉或声望的贬抑行为,除此之外对作品的改动不被视为侵犯精神权利的行为。在与另外两种模式进行比较时,伯尔尼模式被认为缺少确定性,作者的名誉或声望是主观判断,没有明确的标准将导致其不具可操作性。放弃模式由日本知识产权协会在1994年发布的《关于多媒体知识产权新规则的建议》中提出。无论版权产业开发者如何改动作品,只要与作者达成协议,作者都不得继续主张精神权利。这一主张提出后,立即受到了英美法系国家的支持。合理保护模式将合理使用从财产权领域引入精神权领域,将某些改动作品内容或署名的行为视为合理使用。此种模式容易引发经济、地位处于优势的一方强迫作者放弃权利,因此在大陆法系国家中很难获得支持。2.定位困难定位困难在公约成员国的法律设计中普遍存在,对于我国来说,亦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MoralRights”被我国法律引入伊始就存在着“精神权利”与“道德权利”两种翻译,在著作权立法中,我国采用了“著作人身权”之表述,主要为与著作财产权的对仗美感。然而这种表述自身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民法上的人身权包括人格权和身份权,但身份权是基于一定身份关系的权利且仅存在于亲属法中,而作者基于作品的人格利益享有的权利并没有身份权内容。

二、现实中的作品

作为《伯尔尼公约》的一项权利设计,精神权利的法律定性离不开对于公约保护对象———文学艺术作品的认定。然而艺术语言、生活语言、法律语言的相互交织,给精神权利问题的研究带来了前置性障碍。虽然伯尔尼公约对其保护对象并没有严格的形式要求,但是以版权保护为宗旨的国际公约则将思想与表达界分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第二条中认为版权保护延及表达,而不延及思想、过程、操作方法或数学概念本身;TRIPs协议也认为版权保护应延及表达,而不延及思想、工艺、操作方法或数学概念。版权保护因在某些对象上难以区分思想与表达而产生的“合并原则”也很轻松地被推销至艺术本体研究。

三、公约的解释与问题

(一)关于作品。公约第二条第一项规定:“文学艺术作品”包括文学、科学和艺术领域内的一切成果,不论其表现形式或方式如何,诸如书籍、小册子和其他文学作品;讲课、演讲、讲道和其他同类性质作品;戏剧或音乐戏剧作品;舞蹈艺术作品和哑剧;配词或未配词的乐曲;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表现的作品;图画、油画、建筑、雕塑、雕刻和版画作品;摄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影的方法表现的作品;实用艺术作品;与地理、地形、建筑或科学有关的插图、地图、设计图、草图和立体作品,且包含明确的排除④及模糊的可排除⑤范围。同时公约认为再创作可以形成新的作品,对设计(公约第二条还对于设计(或称实用艺术、工业设计、建筑等)的作品性质亦予以了认定。公约第二条提倡认定艺术作品“不论其表现方式或形式如何”,“但本联盟各成员国法律有权规定仅保护表现于一定物质形式的文学艺术作品或其中之一种或数种”,并未传达任何鼓励成员国“物质形式”要求的意向,体现出其关于“思想/表达”二分法的立场。(二)关于精神权利。1.精神权利的基础(1)创作关系是权利来源。公约第六条之二中“MoralRights”与“DroitsMoraux”都是用以主张创作关系加以限定,不仅作者主张创作者身份的权利,也是其维护其他各项著作权的基础。作者身份权是作者主张自己是反映在作品中的思想、精神的原创人的权利,是作者对其思想、精神享有的“所有权”,本质上具有无法转让性和不可抛弃性。(2)保护声誉为功能指向。从公约布鲁塞尔文本的变化中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基于歪曲、割裂或者其他更改形式而进行的对作品本身的直接改动还是基于其他形式的间接损害,与创作关系同样稳定的是对于作者声誉的保护。2.精神权利的主体精神权利的构成离不开创作关系的双方,作为创作行为的发动者,作品的创作者是这种关系的建立者,也是在这一关系的利益主体。另外,从公约的文字表述来看,精神权利作为“Claimtoauthorship”也当然地归属于作品的创作者(author)。3.精神权利的性质《伯尔尼公约》第六条之二也规定“不受作者经济权利的影响,甚至在上述经济权利转让之后,作者仍然保有宣称其对于作品作者身份的权利,”非常明确地指出作者的经济权利与精神权利是独立的两类权利。

综上所述,伯尔尼公约第六条之二并非本源意义上精神权利的摹本,而只是著作权系与版权系利益平衡的产物,只确立了精神权利的“最低标准”,以使尽可能多的国家能够以《伯尔尼公约》为标本引入精神权利。但哲学基础上的差异使版权系客观上无法避免其精神权利制度设计在实用主义哲学基础上的再造,这在美国版权法的结构体例和精神权利的大量限制方面表现地尤为明显,其哲学观念与本源意义上精神权利的哲学观念相比较是异质的而不是同构的,精神权利的价值困境仍需在理论与实践中继续突围。

[参考文献]

[1]刘波林.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1971年巴黎文本)指南37(附英文文本)[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郑成思.版权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3]曲三强.知识产权法原理[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4]吕世伦.法哲学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作者:孙晓雪 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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