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用典艺术发展改革

古人在诗歌创作中往往喜欢援引前人的事迹或摘取古代典籍中的词句来证明事理、表达情思,这就是所谓的运用典故,简称用典。用典是中国传统诗歌的基本表现手法之一,它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和作用。从《文心雕龙•才略》:“自卿渊以前,多役才而不课学;雄向以后,颇引书以助文”中,我们可以看出用典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岁寒堂诗话》卷上“诗以用事为博,始于颜光禄,而极于杜子美”里,我们又可以看到诗歌中用典有多么大的来头。而唐宋以来,在文人书卷气日浓、倡扬“读书破万卷”(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点铁成金”(黄庭坚《答洪驹父书》)的社会氛围下,用典之风更是盛行于诗词创作之中。当我们回顾典故的源流变化时,会发现南北朝时期在用典艺术的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这是一个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的时代,也是中国诗史上诗运转关的重要时期。清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说:“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诗运一转关也。”南北朝诗人崇尚声色,追求艺术形式的完善与华美,尤其是对诗歌语言的形式美有了自觉的追求,声律、对偶、用典等语言的技巧以及格律的完善是他们主要的努力方向。与此相适应,诗歌用典艺术在这一时期也发展到了一个变革的关口,而颜延之、庾信等人担当了引领变革的时代使命,他们继往开来,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了以往的用典方式,开创了一种符合诗歌特点的新的用典方法,促成了近体诗的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讲,南北朝时期正是用典发展史上的继往开来的变革时期。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图表来表现一下用典发展史上的这次变革:“事类”就是南北朝之前的用典形态,南朝梁•刘勰在他的文论巨著《文心雕龙》中这样总结:“事类者,盖文章以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这个“事类”还只限于用事、引言,达到“援古以证今”的目的。这可以说是广义上的“用典”,至于狭义上的用典,也就是成熟形态的用典,必须经文人把故事融进诗文,经过创造、浓缩凝成含典词语,以为代言。从“事类”到“典故”的这个重要变革,正是由南北朝时期的代表诗人颜延之、庾信等人来完成的。

一、南北朝之前诗歌用典的特点

“引事”。南北朝之前的诗人引用历史故事,一般都把何人何事交代清楚,对原事的表述也相对较为完整。如东汉郦炎《诗二首》:“陈平敖里社,韩信钓河曲,终居天下宰,食此万钟禄。”清楚地概述了《史记》中所记载的陈平与韩信发迹的故事。又如曹操《度关山》:“不及唐尧,采椽不斫。”则讲的是《韩非子•五蠹》中所记唐尧的事迹。“引言”。南北朝之前的诗人引用前人成言,往往是直接采用或只是稍加改动。如王粲《公宴诗》:“常闻诗人语,不醉且无归”,出自《诗经•大雅•湛露》“厌厌夜饮,不醉无归”。再如嵇康《述志诗》之二:“往事既已谬,来者犹可追”,出自《论语》“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若是不便直接采用原文,则稍加改动后使用,并交代出处的篇名或作者。如曹植《种葛篇》:“窃慕棠棣篇,好乐如瑟琴。”《诗经》中有《棠棣》篇。从上面引用的各例我们可以看出南北朝之前一般的用典方法和特点:一般都忠实于典故原文,不随意加以改变。这实质上是移用散文的用典方法。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用典方法与用典的密度是紧密相关的。南北朝之前诗人所用典故在诗歌中占的篇幅比较大,一个典故用两句或更多的句子来叙述是常见的现象,用典的密度和数量不高。

二、南北朝时期诗歌用典的重大变革

颜延之作为刘宋诗坛的代表人物,与鲍照、谢灵运并称为“元嘉三大家”,历来在中国诗歌史上以用典繁多著称。钟嵘《诗品》在其评论的自汉至齐梁的122位诗人中,第一个给颜延之冠以“喜用古事”的评语。宋人张戒《岁寒堂诗话》也指出:“诗以用事为博,始于颜光禄”。这些都标明了颜延之在用典史上的地位。而其后融合南北诗风,作为集南北朝文学之集大成者和唐诗先驱的庾信,用典也历来为人所称许,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说他“学擅多闻,思心委折;使事则古今奔赴,述感则方比抽新”;沈德潜《古诗源》卷十四也称他“选句能新,使事无迹”,二人均指出了庾信多用典、善用典的特点。其他以用典见称、参与了用典变革运动的诗人还有鲍照、谢朓等人。颜、庾等代表诗人多用典、善用典,大力提倡在诗歌中用典,促成了诗歌用典艺术领域的变革运动,这次变革呈现出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用提炼的方式,将原典浓缩成章。如颜延之《应诏观北湖田收》中“周御穷辙迹”一句,将《左氏传》中“右尹子对楚王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有车辙迹焉’”的原典浓缩在了一句中,特别是以一个“穷”字,把周行天下的霸气淋漓尽致地概括了出来。又如颜延之《秋胡诗》“三陟穷晨暮”中的“三陟”,仅用二个字就概括了《诗经•周南•卷耳》中“陟彼崔嵬,我马虺隤”,“陟彼高岗,我马玄黄”,“陟彼砠矣,我马瘏矣”三段诗意,用来表现秋胡旅途的艰辛,更显得意味深长。其遣词造句,真可谓用心良苦矣。颜延之所用的典故虽也有对传统手法的承袭,但更多的是经过加工提炼熔铸成新,从原典中摄取的成分很少,表现出高度的浓缩性,故仅从字面上看,往往看不出有用典的痕迹。这些现象在南北朝之前的诗中是很难看到的。

第二、点化原典,截取原典的一两个关键性的有代表性的词,用以涵盖或代替全典所包含的意思。如颜延之《夏夜呈从兄散骑车长沙》中的“九逝非空思,七襄不成文”一句,分别从屈原《抽思》“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和《诗经•小雅•大东》“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中截取一个词来表达自己的思念和殷忧的情怀。同样取法这段诗意的,还有曹植《杂诗》六首之三中的“西北有织妇,绮缟何缤纷,明晨秉机杼,日昃不成文”,对比之下,颜诗用典的特点便显得更加突出。

第三、对原典进行改造,改变典故的原结构,化旧为新。如颜延之《车驾幸京口三月三日待游曲阿后湖作》中的“河激献赵讴”,按照故事本身的结构应为“赵讴献河激”。又如江总《遇长安使寄裴尚书》中的“去云目徒送,离琴手自挥”,本于嵇康《赠秀才入军》中的“目送归鸿,手挥五弦”,按照原典的结构应该是:“目徒送云,手自挥琴”。从以上各例我们可以看出,南北朝时期颜延之、庾信等代表诗人的用典,已经不像魏晋及其以前诗人那样忠实于原文,较为完整地叙述前人故事和言语,而是对原典进行加工、提炼、浓缩等一系列再创造活动,他们的诗中常常是一句含一典,甚至一句含两典,用典的密度和数量得到了大大的提高。

三、新式用典与近体诗的形成

(一)新式用典的影响

南北朝时期颜延之、庾信等人推动了用典方式的变革,他们的新式用典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颜延之在刘宋诗坛上属于前辈诗人,长期主领文坛,而鲍照、庾信等后起之秀也都是诗坛上的重量级人物,他们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推动,使新式用典逐渐为广大诗人所接受、推崇。刻意追求用典成为了一种时代风气,多用典、善用典的作家层出不穷,用典繁密的作品也是不胜枚举,最重要的是新式用典方法为诗人们广泛使用,这样,用典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客观上也推动了诗的律化。

(二)新式用典促成了近体诗的形成

中国古典诗歌一直都有讲究精练和含蓄之美的传统,格律诗更是将这种传统发扬到了极致,它有极为严格的字数、句数和音律的限制,要求在固定的篇幅内表达尽可能完整、丰富的内容,为达到这样的效果和目的,这时候往往就借助于用典。南北朝时期经过变革产生的新式用典方法与诗歌的发展相适应、相促进,总体来说有利于近体诗的形成,具体表现在:第一、有利于近体诗的短小篇章体制的形成。马茂元先生在《玉谿生诗中的用典》中有一段话谈到近体诗的用典:“现实生活至为繁复,而诗歌的语言要求精粹,特别是今体诗。如何概括最繁复的现象和感受,纳入于精粹的语言中,安置在固定的短短篇幅之内,使之平匀妥贴,内容和形式统一起来,用典是重要的技巧和手段之一。”清楚地指出了用典对于近体诗的重要性。新式用典方法提高了诗歌的凝练性,能在短小的篇幅中容纳更多、更繁密的内容,这正迎合了近体诗的需要。第二、有利于制造对偶警句。采用南北朝以前忠实引用典故原文的旧法,在诗歌中是很难制造出对偶句的,而采用浓缩原典、截取原典成词、改变原典结构的新式用典方法,则含典偶句的制造也就由难变易了,同时用典技巧的提升也促进了对偶上的精致工整,这也暗合了近体诗发展的需要。如颜延之《秋胡诗》其一的首联“椅梧倾高凤,寒谷待鸣律”,前句化用了《诗经•大雅•卷阿》“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的典故,后句则用了刘向《别录》“邹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谷,邹子吹律而温至生黍也”的典故。此二句经颜延之的概括、浓缩,用以起兴良缘佳配,对仗既工整又精巧。第三、有利于声律说引进诗歌,容易协调平仄。新式用典方法不仅与声律说不矛盾,而且有利于协调平仄,使声律说更好的引入了诗歌创作。如谢灵运《庐陵王墓下作》:“延州协心许,楚老惜兰芳,解剑竟何及,抚坟徒自伤。”与徐陵《别毛永嘉》:“徒劳脱宝剑,空挂陇头枝。”所用同为一典,但谢诗作于刘宋初期,其用典方法仍属古法,用两句较为完整地把延陵季子事的原典叙述出来。以这种方法用典,要谐合诗中平仄自然会受到很大的局限。徐陵则以一两个词代替原典,上下两句声律符合近体诗的规则,而且句意贯通,充满情趣。

总之,通过以上对南北朝时期用典以及近体诗形成的一些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用典的发展与诗歌的发展是相适应的。南北朝时期是诗歌由古体向近体发展的重要时期,用典也同样经历了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在颜延之、庾信等人的推动下发生关键性变革,真正开创了符合诗歌特点的用典方法,可以说是体制始备。它顺应诗歌发展趋势,为近体诗的篇幅、对仗、声律这些主要艺术形式的规则的形成,起到了铺路架桥的作用,适应并促进了近体诗的形成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