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区银行币发行货币认知思索

一、边区银行币发行过程简介

在土地革命时期，陕甘宁边区流通的是苏维埃货币，简称“苏票”，当时发行货币“主要目的是解决军费和财政困难”。1935年，边区以陕北省苏维埃银行的名义，印制和铸造了一角、二角、一分、二分、五分的纸币和少量“钢蹦”。1936年，陕北省苏维埃银行改名为陕甘晋省苏维埃银行，增印了面值五角的货币。苏维埃银行以红军缴获敌人和打土豪分田地获得的银元等贵重物资为基金，也发动人民群众募捐和投资入股。当时的“苏票”对于边区经济发展与革命战争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方便了边区的货币交换，繁荣了经济，也助益了政治建设。1935年11月，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制度，规定全国一律使用法币。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根据第二次国共合作协议，边区不成立银行，不发行货币，当时边区银行对外不公开，实际是财政的支付机关。所以从1937年至1941年皖南事变之前这一时期，陕甘宁边区一直是法币的流通领域，而且以法币的主币居多，大多数是5元、10元币，搭配的辅币极少，不便于市面流通。苏维埃银行发行的“苏票”又以法币逐步收回，这导致边区市场上辅币极其缺乏，群众被迫以邮票代辅币使用。边区政府与国民政府多次交涉，但是在1年半内，仅兑换给边区2000万辅币，无法满足边区市场流通的需要。为了方便市场交易，1938年6月，边区政府以光华商店的名义发行了“光华商店代价券”作为辅币，简称“光华券”。光华商店成立于1938年4月1日，是为了办理对外贸易、解决边区的军需民用而成立的公营商店。光华商店的业务中既有商业工作，又涉及金融工作，在管理上隶属于陕甘宁边区银行。“光华券”代价券面额有贰分、伍分、壹角、贰角、伍角五种，随后又发行了面额柒角伍分的一种。代价券是以光华商店资产作保证，持券者可按1:1的比价兑换法币。“光华券”在市面流通期间，信用很好，商人自动使用，流通范围甚至随商业活动扩大到边区以外。“光华券”虽不是边区的主币、本位币，但它是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发行最早的一种货币，在边区，乃至在抗日根据地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代价券与法币是主辅币的关系，是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货币制度方面的反映。自1940年，国民党在边区设立了封锁线，逐步地从军事上、经济上封锁边区;1941年更是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在“皖南事变”之前，边区的财政经济大部分依靠外援，主要包括国内外人士的捐款以及国民党发的军饷，“皖南事变”发生之后，国民党彻底断绝了发给八路军的军饷，并且严密的经济封锁使得外界的援助根本无法进入边区，边区的财政经济陷入了困境。为了度过难关，1941年1月28日，边区政府正式作出决定，由边区银行发行边区银行币，并禁止法币在边区市场上流通。边币是我党面对国民党的背信弃义发行的一种独立自主的货币。它与法币的关系，是一个国家两个地区、两种社会制度、两种不同的货币体系。边币的发行标志着边区经济进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新阶段，标志着边区银行由财政支付机关转变为政府银行，是完善边区金融工作的新开端。直到1944年边区银行币停止发行，其在抗日战争时期对边区经济贸易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不仅切实解决了边区财政的困难，而且也为日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货币体系建设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很多规章制度在建国之后仍然沿用。

二、银行币发行过程中共产党货币认知的提升

(一)深入调查，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制定正确的边区经济方针政策

陕甘宁边区银行币的发行是迫于财政困难而为之，所以它的目的首先是要解决边区的财政经济困难，为边区经济发展服务。当时在的号召下，边区开展了“自力更生”的大生产运动，采取自救的方针，而后共产党制定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个边区经济的总方针。此后，边币的发行工作一直遵循这个总方针。在1941年边币发行初期，为了解决财政困难，确实有较大数量的财政性发行，那是当时不得已而为之的措施。随着生产的发展、经济的进步，边区银行财政性的发行日益减少，财政性发行在边币发行总额中的比重逐年下降，1941年上期为62%，1942年上期为49%，1942年终为41%，到1944年达到了财政平衡，已没有财政性发行了。在边币发行过程中，基本都坚持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当然中间也由于自身经济建设经验不足走了很多弯路，有时没有控制好边币发行的数量，但随后都及时进行了调整，当边币对法币比价下跌时，适当减少发行量，对于产生的不良影响也尽力做了弥补，这些都为日后的货币发行工作积累了经验。战争时期的币值本身就不固定，时刻受外界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边币的整个发行历程，基本上遵循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除了不得已的纯粹财政性发行，共产党人也逐渐掌握了经济工作的方法，为建国后经济体系的建立、工作重心往经济方面转移打下了良好基础。

(二)经济手段与政治手段相结合推行边币

1941年3月，边币正式投放边区市场，禁用法币，但是边币的推广却遇到了一系列的问题。一是，当时边币发行是为了解决边区财政困难，比较突然，发行前期的宣传工作等前期准备工作没有做到位，十分仓促，这造成了边币投放初期很多群众难以接受，一些地方出现了拒用边币的情况。还有的边区情况比较特殊，边区管辖地与国民党统治区犬牙交错，联系十分密切，很多边区的生活必需品和重要物资不能自给，必须依靠外界的输入。只使用法币，确实有些现实困难。再者，国民党势力不肯善罢甘休，采取了很多阻挠边币顺畅流通的措施。比如，国民党方面派遣了很多特务以及奸商，将法币抛入边区，大量吸收边币，使得某些地区边币量非常少，使得不得不使用法币。此后，国民党势力又将收到的边币集中抛出，导致边币的币值猛跌，使人们对边币的信任下降，边币信用下降造成了群众拒用边币的情况。再有，国民党方面收买了很多商人，教唆商人拒用边币，只能使用法币买卖货物，这就造成群众不得不使用法币来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面对拒用边币、边币币值猛跌、信用下降、黑市猖獗等情况，边区政府开始采取了各种政治手段解决，相继颁布了《关于宣传边币的训令》、《关于停用法币使用边币的布告》等，为边币的推行铺路。但是后来在实际操作中，确实出现了很多不便的地方，商人感觉限制过严，使得后来对法币的使用有所放开。随后，边区银行根据“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方针，广泛深入地开展了社会调查，陕甘宁边区土壤贫瘠、生产力落后，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品，很多生活必需品必须依赖外界输入，与外界发生经济联系就得使用法币，再加上陕甘宁边区与国民党统治区犬牙交错，很难防止法币的流入，这就使得边币独占边区市场变得不现实。根据这种情况，边区银行在各地成立了货币交换所，满足人们对于日常使用法币的需求，这样也能够有效地打击黑市。

(三)边区银行的归属问题

1937年10月，陕甘宁边区银行成立，归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领导;后来归边区政府直接领导，不发行货币，实际上充当的是财政支付机关，主要经营光华商店和收支国民党发给八路军的军饷。“皖南事变”之后，边区财政经济困难，金融混乱，财政与银行之间出现了矛盾，在当时对银行认识不到位的情况下，银行失去了独立性。1943年，边区银行被划归财政厅领导。在银行划归财政厅管理后，1943年，由于边币发行量过多，其中财政放款占的数目最大(据统计，1943年下半年比上半年财政放款增长了8倍)，引起了物价上涨、边币大跌、金融波动。1943年12月，边区政府对1943年下半年的错误做了检讨，决定停发边币，统一调剂公营商店，采取各种措施极力挽回。同时，重新将边区银行划归边区政府直接领导，并明确银行为企业性质。

(四)外汇管理的重要性

外汇在当时的边区其实就是指相对边币而言的法币。在边币发行之初，边区颁布布告禁用法币，颁布了《审批法币出境细则》，但是在实行一段时间之后，边币猛跌，市场金融混乱，黑市猖獗，而且发现完全不使用法币是不可能的，所以在1941年4月后，便放宽了审批规定，但边区内部仍然禁止法币流通。1941年下半年，边币发行过快，引起边法币汇率下跌，市场上开始公开使用法币。1941年12月，在边区召开的生产会议上，进一步认识到在金融上必须严明各种法令，严禁法币流通，而且要将各种外汇集中于银行，由银行集中统一加强对外汇的调剂和管理。继而颁布了《破坏金融法令惩罚条例》，规定了对于私自行使和携带法币出境者，必须给予经济、法律制裁。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伪币疯狂抢购国统区大后方的物资，引起法币贬值、物资紧张。国民党竟然如法炮制，也采取相同策略，在边区投入大量法币，疯狂抢购边区的物资。对于这种情况，边区采取了积极进攻的策略，也集中了大量的法币，进入国统区抢购物资，并在这场物资争夺战中取得了胜利，同时进一步巩固了边币在边区的信用和地位，提升了边币对法币的汇率比价。1943年，国民党方面准备进攻边区，这使得边区群众人心惶惶，再加上当时边区边币发行过量，法币又比较短缺，法币交换所又实行1∶2．1的固定牌价，黑市的边法币比价竟然高达1∶18，造成金融混乱，商人掀起了挤兑法币的风波。为了平息风波，边区通过各种渠道筹集法币，保证商人的兑换，这才使得金融形势得到稳定。从此之后，货币交换所采取了浮动汇率，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汇率。

这一过程中，边区政府的外汇管理认知得到提升。与外界物资交流不可避免，货币兑换是常事，应积极调控汇率，采取像大禹治水一样的“疏导”方法，采取政治上的强制方法是解决不了经济问题的，必须尊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货币交换所的牌价不能脱离黑市，比价不能太高或者太低，要合理决定牌价，平衡法币的供求。而“在政局动荡时，牌价不能随黑市，应脱离黑市，因为政局不安，黑市一日数变，牌价也一日数变的话，会加速降低边币的信用。”总之，边币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区发行的货币，对于边币的管理经验还有很多，这些经验都是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发展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