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价值论文范文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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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价值论文

医学价值论文范文篇1

儒家人本哲学的发展和确立与我国古代人本思想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商朝以前,统治者为了加强对人们思想的控制,强化王权统治,在意识形态领域对鬼神大加尊崇[1]。《礼记•表记》中也有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到了西周时期,人们对鬼神是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并把人们的行为和意愿看做是天、神意志的代表,如“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2],“民之所欲,天必从之”[3]。进入春秋以后,“重人轻神”的思想逐步形成。春秋中期已出现“以人为本”的思想,由当时辅佐齐桓公称霸的宰相管仲提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4]”,道出了人民在国家稳固、安危中的根本地位。之后到了春秋末期,儒学创始人孔子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和重视人在宇宙的中心地位和在社会的主体地位,并结合自己的学说,创立了人本主义哲学。儒家人本哲学重视对人性的认识,认为人不仅具有生物属性,还具有社会属性和道德属性。儒家人本哲学的核心概念是“仁”,“仁”者,爱人。要做到“仁”,就要做到以下5点:恭、宽、信、敏、惠。具体来说,就是推己及人,也就是遵循“忠恕之道”。“修齐治平”在儒家人本哲学中体现了“修己安人”的待人之道。

2儒家人本哲学的现代意义和价值

2.1儒家人本哲学的人性观与现代人类医学

人具有运动性语言中枢和知觉性语言中枢的特殊结构,人是以语言拥有世界的动物,人们通过语言的交流,可以引发情感、开放内心世界;同时,人也是唯一可以被语言符号伤害以及患语言疾病的动物,而且,人还是唯一可以通过语言符号医治的动物[8]。人的疾病与健康,不仅仅涉及到生理、心理或社会某一个单一层面,而是他们的整合,且三者密切联系,相互影响。根据现代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只有当三者是一种和谐统一的良好状态时才是现代意义上的健康。而某一方面的疾患都会牵涉和影响到其他方面,如心理或生理疾病所致社会功能损害和缺失,还有社会关系引发的心理和生理问题等。所以,与动物医学不同,人类医学除了自然科学性外,还具有人文性质。医生在给患者看病时,不仅要看到患者的生理层面,而且要看到其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随着现代社会和医学的发展,人们已逐渐认识到这一点,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提出就是很好的例证。

2.2“仁”的人本哲学与现代医学人文关怀

“仁”是儒家人本哲学的核心概念,孔子在《论语》中使用了109次“仁”。《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日爱人。”孟子也说,仁者爱人。就是要关心和爱护他人,不是弄虚作假,虚情假意,也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教养,而是从“与人为善”的本心出发,真诚地爱护他人。怎么样才能做到“仁”呢,《论语•阳货》中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这五者就是“恭、宽、信、敏、惠”。谦逊恭敬、宽容大度、诚实守信、行事聪敏、恩惠于人,待人处事做到以上几点就是“仁”了。而具体来说,仁的施行,在于推己及人,也即“忠恕”之道。“仁”的实践包含了为人着想的思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换句话说就是“己之所欲,施之于人。”尽己为人谓之忠[9]。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恕”。这两方面合起来就是“忠恕之道”。孔子认为这就是把“仁”付诸实践的途径[9]。人文关怀是对人的主体地位,对符合人性的需求,以及人的生存状态、生活条件及保障的关注,对人的尊严、人格的肯定[10]。医学人文关怀主张的是以人为中心的医学价值观,医学人文关怀就是对病人不仅要提供必须的医疗技术服务,同时要为病人提供精神的文化的情感的服务[11]。这就要求医护人员对患者要有仁爱之心。作为专业人员,在患者面前更要谦逊恭敬,把患者当做自己的服务对象,以平等观念和服务意识去面对患者。由于信息的不对称,面对患者对专业知识的无知以及作为疾患承受者的一些不当言行,医护人员要给与宽容和理解,并给与必要的解释和指导。医护人员还要诚信待人,不弄虚作假,欺骗患者。在医疗护理中,医护人员要严格按照科学的操作程序,思维敏捷,行为果断,不因自己的失责和大意而给患者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医护人员还应根据安全性、实用性等特点以及患者的实际情况包括体质、家庭经济等因素为患者选择适当安全的治疗方法、药物等。医生救死扶伤,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神圣的职业,医生是给人们恩惠的,应该以利于患者和惠于患者为出发点。用孔子的话说,就是要推己及人,遵循“忠恕之道”。其实这与现代心理学中的“换位思考”和“黄金法则”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医护人员和患者首先学会换位思考,然后以自己调换角色后希望对方对待自己的方式去作为。医护人员以如果自己是患者希望医护人员怎么对待自己去对待患者,而患者以如果自己是医护人员希望患者怎么样对待自己去对待医护人员。这样通过为别人着想,不仅很好的体现医护人员对患者的仁爱之心,而且能够构建良好和谐的医患关系。

2.3儒家人本哲学的“修齐治平”与现代医学人文管理

有学者认为,“修齐治平”体现了儒家人本思想中“修己安人”的待人之道。在现代医学中,医生作为服务者,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服务质量和水平,一方面是提高自己的医疗水平和技能,另一方面是要提高自己的医学人文技能,提高自己对患者心理的了解和认识,提高与患者沟通的能力以及与患者建构良好和谐医患关系的技能,还要提高自己的理论和认识水平,对人类疾病和健康以及相关影响因素的认识。这都需要医护人员不断的学习新知识、新理论,跟上科学发展的步伐。通过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和全面素质。这样才能更好地医治和解除患者的病痛。不仅如此,医生的内在素养和专业技能会通过其一言一行表现出来,而患者就据此对医生形成信任或怀疑、镇静或不安、安全或不安全、敬仰或怨恨、对疾病的良好的预后充满信心或失去信心等心理。具有良好内在素养和高水平专业技能的医生其言行往往就能够很好的安抚患者心理,使患者产生信任、安全、镇静、对所患疾病的康复充满信心和希望等积极向上的心理。而且这样的医生也会得到患者的敬仰。这也就是“修己安人”的过程。特别在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中,心理医生的内在素养和人格魅力是安抚来访者不安焦虑情绪以及影响来访者做出改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儒家人本哲学中“修齐治平”,也就是“修己安人”的思想在现代医学人文管理中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指导作用。

3结论

医学价值论文范文篇2

根据科学社会学理论,评价是根据特定目的、针对客观事物、进行主观判断的认识活动。评价属于人类的认识活动。有组织的评价则属于社会行为。评价的目的有二:一是揭示价值;二是促进价值实现。评价包括对科学性、准确性、合理性的“事实认识”评价和对有无价值、价值大小的“价值认识”评价。评价受到评价主体的价值取向、认识能力、公平精神,评价方式的理论、技术、方法、程序,以及评价客体的可识程度、价值显度、指标效度等三大类因素的影响[1,2]。科技评价是科技范畴内的评价活动。科技评价是对科技活动及其产出和影响的科技、经济和社会价值进行判断的认识活动。科技评价既是科技共同体运行的内在自洽机制,也是科技管理部门实施管理和决策的重要手段。科技评价是由科技评价机构或组织,针对委托方的明确目的和要求,遵循一定的原则、程序和标准,运用科学、可行的评价方法,对科技活动的行为和事实做出独立、客观、科学的价值判断的一种专业化和规范化的科技活动。从认识活动的主体角度看,科技评价是用科学的评价理论、评价方法、评价程序进行的价值认识活动;从认识活动的客体角度看,科技评价是针对具有科学和技术特征的对象进行的价值认识活动[1,2]。科技评价是建立在多学科理论交叉基础上的管理实践活动。从科技评价活动的目的特征看,其理论基础是科学社会学;从科技评价活动的范畴特征看,其理论基础是科学管理决策学;从科技评价活动的目标特征看,其理论基础是哲学的价值论和认识论、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从科技评价活动的方法特征看,其理论基础是分类学与比较学;从科技评价活动的工具特征看,其理论基础是计量学理论(数理统计学、文献计量学、技术计量学、经济计量学、知识计量学等);从科技评价活动的过程特征看,其理论基础是逻辑学、信息分析学、知识管理学理论[1,2]。科技评价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按照科学系统论的思想,科技评价体系包括3个部分: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活动。评价活动则包括评价程序、评价指标、评价方法、评价结果、结果应用等,体现评价的主客关联。其中,评价程序通常是首先明确“评价目的”、选择“评价主体”,再由“评价主体”根据“评价目的”确定“评价目标对象”及其“评价准则”,再将“评价准则”解析为“评价指标”,继而根据“评价指标”选择“评价方法”,再根据“评价方法”确定操作和技术程序,最后得出“评价结论”[1]。军事医学的科技评价,遵循科技评价的基本原则,也具有军事医学科学技术实践活动的自身特殊性。

军事医学科技评价的对象

军事医学科技评价体系由评价主体、评价客体和评价活动等3方面的要素构成。其中,军事医学科技评价主体是相对独立的、专业的、非功利性的科技评价机构;科技评价活动是一种专业化的咨询和评判活动;科技评价客体即评价对象。军事医学科技评价的对象是军事医学科技活动。军事医学科技活动的主体多元、形式多样、结果各异,决定了军事医学科技评价客体的多元化特征。军事医学科技评价有针对科技活动组织的,如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医院、卫勤机关、卫生部(分)队、重点实验室、创新群体、合同合作机构等;也有针对个人的,如科学家、工程师、技术支持人员、科技管理人员、教师、科技普及人员等。有针对科技活动不同层次或不同环节的,如针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发展研究、工程与产业化研究,针对知识发现、知识传播、知识普及,针对技术发明、技术应用、技术推广、现场处置等;也有针对科技活动不同学科领域的,如卫生勤务、卫生装备、战伤救治、卫生防疫、疾病防控、军队卫生、核化生防护、海军医学、空军医学等。有针对科技活动的不同产出形态的,如论文著作、专利技术、装备型号、医药产品、卫勤条令、卫生标准等;也有针对科技活动不同阶段形态的,如科技活动动机、政策、战略、规划、计划、方案、立项、过程、结果、效果等[1]。从系统论的角度看,军事医学科技评价的客体(对象),包括军事医学科技活动的环境,如军事环境、国家安全环境、国际竞争环境、科学技术环境、经济环境、政策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等;科技系统的结构,如科技人员、科技机构、科技创新群体、科技条件、科技活动目标对象、科技发展战略、科技计划、科技项目、科技成果、科技活动的组织管理、科技政策、科技体制等;科技活动的功能,如军事功能、医学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社会功能等;科技活动的演化,如科技活动演化规律、与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科技发展态势等。

军事医学科技评价的原则

根据科技评价理论,军事医学的科技评价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包括:①遵循科技评价的共性原则。即合理、科学、公正的原则。合理是指每个科技评价的项目设置、目的导向、可能后果、社会影响等必须符合科技和社会发展的总目标;科学是指每个科技评价活动的理论、方法、技术、程序、控制、监督等必须符合科学社会学规范;公正是指每个科技评价活动的过程、结果、效应等必须符合科学共同体和社会公众的普识价值观和愿景。②体现科技评价的个性特征。军事医学的科技评价既与军事、医学、科技领域的评价有相同之处,也具有军事医学自身的性质、环境、目的等差异,具有个性化和特殊性。军事医学的科技评价与一般医学科技评价最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特别强调军事价值的目的导向。③反映军事医学的发展与变化。军事医学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科技水平、战略目标、价值取向等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科技评价的背景和基础也必须相应地适应和调整。④符合科技评价的共识准则。根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针对不同评价客体的不同评价项目,可以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必须具有针对该特定科技评价项目的共识准则,这是实施任何特定科技评价项目的必要前提。除上述基本原则外,军事医学科技评价还必须充分考虑到以下3项特殊性原则:一是要根据军事医学的科学、技术、工程等不同特征要素,建立相应的分类评价准则和指标体系;二是要高度关注军事医学的科学、技术和工程要素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三是要特别关注军事医学的价值要素在科技评价中的导向作用[1]。军事医学科技评价的基本要求包括:①项目设置合理;②理论方法科学;③技术操作最优;④程序规范严谨;⑤组织监督严肃;⑥结果客观公开。“独立、客观、公正”、“科学”、“外部评价”等,均属于理论方法科学的范畴;“可行性”、“最优化”等,均属于技术操作最优的范畴;“回避”则属于组织监督的范畴。

军事医学科技评价的方法

军事医学的科技评价需要有适宜的技术方法。科技评价中大量借用了软科学、文献情报学、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借用的软科学方法,包括系统分析、层次分析、矩阵分析、聚类分析、专家会议、德尔菲法等;借用的文献情报学方法,有文献计量、引文分析、影响因子(IF)、H指数、专利分析、知识可视化等;借用的经济学方法,如成本效益分析、边际效用分析方法等。如应用系统分析方法,对军事医学科技战略、科技政策、科技规划等进行评价;应用专利地图法,对军事医学的科学技术创新竞争力进行评价;应用H指数分析,对军事医学科技期刊或创新团体的学术影响力进行评价;应用引文分析方法,对军事医学科学家已发表研究成果的学术效度进行评价等[1]。同行评议是科技评价特有的方法,是对科技活动进行“质”的定性评价的重要方法。同行评议的关键是“同行”范畴的科学界定,以及“同行专家”的合理选择。但是,同行评议也存在一定缺陷,受到评议专家的科学精神、科学道德、专业素养、学识水平等影响[2]。回溯性案例评价法也是科技评价常用的方法之一,侧重于对科技活动周期长、投资和规模大的重大科技计划、工程,以及对科研机构等的评价,重在评价其科技活动的产出和影响的科学价值、技术价值、军事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等[2]。计量学评价方法是科技评价量化分析的重要手段。科技文献计量是判断一个国家、地区、部门、机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重要工具,被广泛用于人才评价、成果评价、项目评价、机构评价、学科评价、期刊评价、科技预测、科技管理等方面。论文和引文是较为常用的文献计量学指标。科学计量学方法,是运用数学方法计量科学研究的成果、描述科学的体系结构、分析科学系统的内在运行机制、揭示科学发展的时空特征、探索科学活动的定量规律,主要应用于科学发展规划、科学基金管理、科学结构调整、科学预测、科学实力评估等。知识计量方法,是对国家、机构或个人的知识数量(总量、存量、流量、增长量等)和质量(知识价值、知识产品价值、机构或产品的知识含量)进行计量分析,揭示知识的社会经济属性。科技的经济计量方法,是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科技活动的投入、产出、成本、效益等,以改进科技活动管理、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提高科技活动效率[2]。在军事医学科技评价的方法选择和应用中,需要特别把握几个问题。第一,要真正理解了某种方法的思想内涵、本质特征和适用范围,才能正确选择运用;第二,要根据评价目的来确定评价目标,再根据评价目标去选择最适合的评价方法;第三,某种评价目标可能需要选择多种评价方法进行综合评价;第四,某种评价方法也可能适用于多种科技评价目标;第五,任何评价方法的选择运用都必须最优、最适,在此基础上可以将方法操作的技术可行性进行适当改良和优化,但是不得违背科技评价的基本原则,并且必须在实施评价活动前取得较广泛的共识;第六,科技评价是一项复杂的认识活动,只能尽量地趋近真相,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1]。

军事医学科技评价的程序

军事医学的科技评价需要有严格的操作程序。虽然军事医学科技评价与一般科技评价的基本组织程序大致相似,但根据评价目的不同、对象不同,评价主体、评价程序也相应有所区别。军事医学科技评价的组织程序通常包括:明确的目的、严密的逻辑、严格的过程、严谨的方法、严肃的监督。其中,严密的逻辑,是指根据“评价目的”来确定“评价准则”和“评价目标对象”;根据“评价准则”来确定“评价指标”;根据“评价指标”来确定“评价方法”;根据“评价方法”来确定评价技术操作实施。严肃的监督,是指评审专家的选择与回避、评审准则和标准的制定与公示、评价方法的科学性考量、评审过程的实施、评审结果的公开、申述或质询与反馈等[1]。

军事医学科研“技术就绪水平”评价

医学价值论文范文篇3

论文摘要:在价值论视野中,教育与技术之间其实是主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本文首先分析了价值的主体和客体,然后通过探讨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的双向运动来把握教育技术的关系。

纵观人类历史,人的价值并不是一开始就能被人发现和认同的,而是伴随着人类对自身认识的深化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步被人认识到的。由于社会的高度技术化,人的价值在近代以来一直没有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即使到了20世纪后期,对人的价值的发挥仍然受到各种的困扰。从教育的本质出发可知,教育自身是直接与人相关的,这就不难理解有学者将教育看成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唯一途径,认为教育有责任不断提高人们对人自身价值的认识,帮助人摆脱受技术奴役的困境,使人充分认识到人的主体地位、人的个体的独特尊严。这样,人、教育与技术的关系也就蕴涵其中了。

一、对价值本质的理解

value(价值)一词来自拉丁语valere。从词源来讲,这个词的词根的意义十分模糊,其意义遍及所有方面,从“是好的”到“具有体力或勇猛”。它在14世纪进入英语,可直到19世纪,该术语几乎只与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有关,意指物的价格或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人类劳动。从19世纪末开始,在新康德主义者、叔本华、尼采的哲学中,该术语的意义扩张了。同时,以价值为研究对象的学说即价值学(valuetheory)或价值论(axiology)开始得以系统发展。目前价值论主要有三种观点,即客体价值论、主体价值论和关系价值论。客体价值论的持有者认为,价值就是客体,或是指客体本身,或是指客体的某方面的属性或功能。主体价值论者认为,价值的产生取决于价值主体,即取决于人。他们突出强调了价值的主观性,并进而提出了“价值是人”的哲学命题。无论是客体价值论还是主体价值论,最大的不足在于理论上的片面性。前者强调了价值的客观性却忽视了人,后者突出了人的作用却忽视了客体对人的影响。因此,学术界更多的学者提出:价值应该是主客体的统一,应从主客体的关系出发来理解、把握和界定价值。为此,我们从关系价值论出发,尝试探讨教育与技术的关系。

1价值的主体

主体是一哲学范畴,在哲学上,它有多重含义,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指“实体”,它被理解为事物的属性、状态和作用的承担者,与现象等概念相对应。二是指“物质的主要组成部分”,与“次要组成部分”相对应。三是逻辑意义上的主体,指逻辑判断中的主语、主词。四是指人,又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凡是人就是主体,另一种观点认为人只有作为某种活动的发出者才是主体,并总是相对于认识和实践的客体而言的。

价值哲学认为,主体必须是主动地进行活动的一方,有自主性、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所以主体只能是人,这就要排除实体、主要构成部分、主语和主词意义上的主体。同时也要意识到人和主体的不同,可以通过以下的辨别体现出来:第一,人具有实体性的一面,因而人可以独立存在;但主体作为价值存在,却只能在关系中存在,离开了客体就无所谓主体。第二,当人失去作为主体的价值性质时,人还是人,人是可能作为客体而存在的;但主体却离不开承载着他的实体的人,没有了人,也就无所谓主体。第三,人可以用实体和属性的关系来表达,如人具有自然性、社会性和思维性等,但主体标志着一种能动性的价值,因而主体性表达的是人对世界的能动关系,而不能用人的属性来说明。由此可见,主体属于关系范畴,主体的存在和确立必然依赖于客体,而特定的活动成为主体、客体的关系桥梁。主体是人但不等于人,人并非都是和总是主体。

哲学中的“主体”被引入教育领域后,自然而然地生成了“教育主体”这一概念。当我们从价值论的视角考察教育与技术的关系时,则需要把教育主体定位于价值论意义上的主体——价值主体,是由教育体系内“类”存在意义上的具有人格形态和价值主体特性的教育主体。价值主体是教育与技术的价值关系的承担者一方,是与客体技术发生价值关系的教育主体,是价值创造者与享受者。

2价值客体

教育系统中应用技术的历史表明,并非所有的技术都适用于教育,即使有些技术应用于教育系统中,也需要进行适当的改造,以适应教育本身的需要,原因是由技术的双重属性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所规定的。也就是说,教育主体想要的具有某种特定功能的技术和技术自身的规定并不完全一致,借助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使技术由潜在的价值客体变为现实的价值客体。技术由潜在的价值客体变为现实的价值客体,表现在客体身上,则是客体形式的变换。首先,从前提看,技术的存在形式发生了改变。其次,从过程来看,获得新的形式规定。最后,从结果来看,在这一生成的技术中,毫无疑问,教育对技术功能的设定直接决定了技术具体的内在功能,这种新的客体是主体活动目的的实现。表现在主体身上,则是主体本质力量的增强。

二、价值论视野中教育与技术的主客体关系

从价值论的视野看,教育与技术之间其实是主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并存着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的双向运动:在功能上,价值意味着主体对客体的取向,主体把客体的属性、规律内化为自己的本质力量,即客体主体化;在发生上,价值表示主体对客体的改造,主体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即主体客体化。在这种双向互动的过程中,教育(主体)会不断创造出相对稳定的目的性活动序列,推动“目的——手段”系列中的技术手段在教育系统中的发展,从而为教育价值的实现服务。为此需要强调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价值的关系说,即(教育中)技术的价值既不是技术自身的属性,也不是教育的单方面规定,而是技术与教育间的一种相互关系——实践过程中的关系。二是价值的过程说,即(教育中)技术的价值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离不开特定的教育系统,技术“作为手段的有效性”不能脱离教育价值的一贯性。三是技术与教育之间的相互作用说,即技术不是单纯的工具,听任教育的随意支配、使用,而是技术也要对教育施加影响、作用、改造。

1主体客体化

马克思指出:“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在实践中,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表现为主体自身能力的客观展开,主体通过改造客体把自己的本质力量从可能变为现实,并在结果中获得客观存在的形式。因此,在结果中不仅反映着被改造对象的属性,而且还反映出主体的特性,反映出主体的实践能力、愿望和意志。主体本质力量对象化,表现在客体身上则是客体形式的变换,是主体赋予客体以形式,使客体获得新的属性和功能,形成新的价值客体,从而体现了价值的创造过程。

教育领域中的技术发展是按照教育实践的需要建构起来的,技术不仅是按一种内在的技术逻辑发展,而且也是由创造和使用它的教育系统所决定的。就此而言,我们可以说主体客体化是教育的本质力量得以对象化和教育的价值得以确证的过程。由于“使人成为人”是教育的根本意旨,这就造成了教育领域不同经济、军事、医学等领域,技术的应用是为了教育价值的实现,而不是为了追求经济效益或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从而不难理解始于1998年以清华大学等四所高校为试点的现代远程教育并不十分适合网络学历教育,因为大学本科教育不仅仅是一个进一步学习知识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发展人际交往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过程,等等。主体客体化过程,即教育中技术的创造、改造过程,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价值,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准则去不断调节技术(包括器物、工艺、组织、管理等等)与教育的各种具体关系,从而促进技术、教育与人的协调发展。(1)以人为本的价值基准,符合教育与技术主客体关系的要求。(2)以人为本的价值基准,坚持了人在教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人是教育活动的主体,教育领域在积极研究开发利用先进技术的同时,应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重视满足人的需要、追求人的发展,实现人的价值,使技术进步、教育发展与人的价值的实现相一致。(3)以人为本的价值基准,体现了技术人文价值的理性回归。技术的任何现实运用,必然与人有关。人类自身的存在与发展是决定教育系统中技术取舍选择、发展方向的最终依据。

主体客体化过程具体体现为技术的内在价值被教育实践具体规定、实现的过程,即教育(主体)本质力量作用于技术使其内在价值变化,并使之转化为外在价值。技术的内在价值是使技术成为其本身所是的承诺,构成了技术活动的内在目的和合理性标准,是技术的意义所在和技术进步的指向。如果我们把技术看作是教育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即把技术作为一个整体,那么我们可以从系统的“自组织”特征来理解技术系统自身的这种内在驱动力、内在价值取向。正是因为技术作为教育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所以它不但要有自己的内在价值,还要有一定的功能输出,服务于教育系统。因而在教育运用中,技术的评价就不仅是技术功效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看技术运用的教育效果,我们可称之为技术的外在价值。外在价值是技术的属性、功能与教育本质力量作用的产物。不难看出,技术的外在价值对于教育价值的追求即“人的价值实现”具有绝对优先的地位,技术的内在价值相对于外在价值而言,只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技术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之间并不总是和谐统一的,技术的内在价值应服从于技术的外在价值。因此,经过主体客体化过程,教育中的技术应该是适用的技术。

教育主体的对象化活动指向什么客体,是有价值选择取向的。这表明:在主体客体化活动发生之前,主体已优先选择了某一主导性的价值目标,同时也就放弃了其他价值目标。价值选择的存在,意味着教育在追求其主导价值目标过程中,由于价值需求之间的矛盾,可能存在因基于自身的价值选择而产生与其业已存在的价值需求相悖的消极结果,从而导致其实现主导价值目标的代价。例如,某一语文老师设计了精致的多媒体课件,但准备上课时却停电了,最后只得取消此次公开课。原本是希望通过对信息技术的应用焕发课堂的生命活力,结果却是束缚了教师使用传统技术手段进行教学的能力。这也与技术的社会属性相符。技术在使用过程中具有的某种价值偏向性是由其社会属性决定的,使用过程中的技术已经不再是“技术”自身,它已经成为主体的“手段”。价值选择既体现了教育主体的能动性、自主性,也反映了技术客体的多样性和客观性。例如,我国现阶段实施的“国家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提出了三种模式,各项目单位可以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一种模式,以使技术实现其现实价值。

2客体主体化

主体按照内在的尺度把自身的本质力量作用于客体,使之成为“为我之物”,主体在改造客体的同时也要按照客体的尺度,接受客体的改造和锤炼。因此,客体主体化和主体客体化实际上是同一个过程。客体主体化,从客体来说,就是由现实的价值客体到作用于主体转化为价值的过程;从主体来说,则是客体作用于主体,使主体受到客体的一定的作用和影响,内化为主体的本质力量,价值才得以实现。

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可以说从教育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存在,作为教育目的性活动的序列或方式,技术的基本功能在于支持教育目的的实现。例如,氏族公社时期的教育侧重于生产、生活经验的传授,言传身教则是有效的技术手段;书写形式的技术则有助于实现教育传播知识的目的,等等。一般而言,技术在进入教育的最初阶段位于教育系统的外侧,然后经过相互作用的目标制约,渗透到教育系统当中,并贯穿于全过程中。一旦技术渗透到教育系统中,它就不再是作为独立的外物而存在,而是与教育系统中的其它技术要素产生广泛而实质性的融合,从而内化为教育的本质力量。从客观上看,技术作用于教育系统所引起的变革,不仅说明了技术渗透的巨大力量,而且反映了教育对技术影响的反抗性——一方面来自教育系统本身所固有的保守性,另一方面也说明教育系统具有一定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这种反抗性应该说是技术作用于教育系统的一种正常现象,是一个整合的过程,随着整合过程的深化,这种现象也会逐步消失,随之而来的是新的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新的整合过程的开始。

(1)“要什么”中的“什么”与“是什么”中的“什么”并不等同,前者是主体想要的具有某种特定功能的技术,后者是技术自身规定的形式和内容。这是由技术的双重属性,即技术的自然属性和技术的社会属性规定的。“要什么”和“是什么”是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中的一对矛盾体,也是客体主体化过程中的最主要的内在动力。

(2)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是实现“要什么”与“是什么”的整合过程,它深刻地体现了主体与客体的内在统一。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是一种有目的的双向运动,是通过预期目的的实现而达到其目标的过程。当“是什么”的技术与“要什么”的技术相一致时,技术对教育发展起推动作用,形成一种新的教育环境,技术在此环境中呈现出新的意义,有利于进一步引入新的技术;如果“是什么”的技术与“要什么”的技术不一致时,一般会产生一种必须要解决的紧张感,或者是技术的开发者或用户对技术进行再设计(如根据功能与结构的对应关系,创造相应的结构以实现一定的功能),或者是教育进行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技术(有些情况下采取抵制的态度)。

医学价值论文范文篇4

关键词:国外学者;《资本论》;批判性;科学性

如何看待马克思及其《资本论》和如何看待及其思想一样,是一个直接关系到如何评价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如何选择我国未来的社会制度和道路的重大问题。苏东巨变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曾一度陷入低潮,原先一些号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也纷纷加入了指责《资本论》的行列,加上国外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对《资本论》的有意贬低,一时间给人一种国外学者全都认为《资本论》不是学术著作、已经过时,只有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范式才能解释现代经济问题的片面印象。本文试图对国外学者对《资本论》的看法作些客观概述,为人们全面了解国外学者的看法提供一些参考。

一、一部揭示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的著作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部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角度和方法很不相同的著作。西方主流经济学撇开了现实社会中人们在财产、社会地位、特长等方面的差异,在一种人人平等、公平竞争的假设下,用一种把工人与物质生产要素相等同的办法,推论出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充满和谐公正的经济体制的结论。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不同,《资本论》是一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的著作。由于《资本论》所论述的问题触犯了主要凭借财产所有权获得收入的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层的既得利益,在它诞生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主要是国外的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家给了它较高评价,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对它主要是采取用沉默来抵制、用批判来否定的态度。

但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特别是20世纪20至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以后,一些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开始对《资本论》采取“研究”的态度,一些试图发展主流理论的经济学家甚至还对《资本论》做出了某种肯定。例如,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等就肯定了《资本论》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方面的学术成就。

罗宾逊认为,《资本论》中所描述的阶级冲突,与主流经济学中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利益和谐的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主流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是以存在无数财产相等的小业主组成的社会为假设前提的,《资本论》关于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论述却接触到了垄断竞争的现象,为分析现代市场经济中存在的寡头垄断结构提供了刺激。

在工资理论中,主流经济学沉浸在田园诗般的幻想中,将工资说成是由附加一小时工作的“边际非效用”决定的,就像为自己种田的农夫拄着锄头,在傍晚决定再干一小时多生产的产品是不是能补偿自己多一分背痛一样。相反,《资本论》却看到了在真实的劳动力市场上,一无所有的劳动者是如何被无形的绳索捆绑在机器上的。

在主流经济学看来,资本主义是能够想象到的最好的经济体制,尽管有时它也下意识地提到了它的某些不完善。对于《资本论》来说,对经济体制的评价,是不能用“好”或“坏”来概括的,资本主义必须去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尽管它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它仍是通向一个更好世界的过渡阶段。(参见Robinson,Joan,AnEssayonMarxianEconomics,London,1949.)

米尔达尔强调,主流经济学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回避了市场经济中的矛盾和冲突,《资本论》中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论等学说,却揭示了市场经济中的矛盾和冲突,触到主要凭借财产所有权生活的人的痛处,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两个理论会在经济学家当中引起那么多的争议的原因。(参见Myrdal,G.,ThePoliticalElementinEconomicDoctrine,London,1953.)

里昂惕夫等国外经济学家,还充分肯定了《资本论》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理论的实证性和科学性。里昂惕夫指出:“在试图做出任何解释以前,如果一个人想要了解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和工资实际上是什么,那么,他从三卷《资本论》可以得到的信息,会比他在十期《美国统计普查》、一打有关当代经济制度的教科书,甚至我还敢说,再加上托斯丹?凡勃伦的所有论文集当中,可以找到的信息都更真实也更有用。”(Leontief,W.,“TheSignificanceofMarxianEconomicsforPresent-day-Theory”,AmericanEconomicReview,XXVIII,Mar.1938.)

苏东巨变以后,这些国家一些从原来社会主义政权得到好处、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投机分子人如鱼得水,摇身一变,面不改色地公然站到《资本论》的对立面,全面否定《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全盘接受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经济一切和谐的描述。但与此同时,另一些原来被原苏东政府视为异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一些在原苏东国家因为对《资本论》的理解不同于官方教条受尽折磨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例如,被称为当代西方最著名的四位思想家的德里达、詹姆逊、哈贝马斯和吉登斯,却仍然给《资本论》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的论述以很高的评价。

他们认为,与马克思在世的时候相比,当今时代的确已经有了许多重大变化。有许多变化是马克思所未曾料到的。因而想在《资本论》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现成答案,肯定是行不通的。但是,发达国家的经济仍属于资本主义经济,这一点并没有变,因此,《资本论》并没有过时,《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的论述仍具有现实意义,《资本论》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预见仍有价值。在马克思所未曾料到的社会变化中,有许多变化本身是对《资本论》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的论述做出反应的结果。由于《资本论》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论述的深度和广度,不管人们对《资本论》抱有何种态度,都必须对《资本论》揭示的这些矛盾和规律做出反应。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资本论》,就没有今天的世界。(参见陈学明、马拥军:《马克思主义的命运——苏东巨变后西方四大思想家走近马克思的启示》,载于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2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

二、一部在国外经济学界始终引起争议的著作

在国外经济学界,《资本论》被公认为是一部引起争议最多的著作。尽管有人对它的评价很高,有人对它的评价较低,但几乎没有人否认它是一部学术著作。事实上,一些经济学家不接受《资本论》阐明的各种理论,常常并不是因为不接受这些理论的经济学论述,而是因为不接受这些理论的社会学的和政治学的含义。几乎所有国外的大经济学家,都没有忽略《资本论》的存在。

对《资本论》评价高的国外经济学家的代表是恩格斯和列宁,因为他们的评论人们都很熟悉,这里就不作重复了。在对《资本论》评价低的国外经济学家中,最著名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他在写于1925年的《对俄国的简略观察》一文中谈到《资本论》时,说《资本论》是“一本陈旧的经济学教科书。在我看来,它不仅在科学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当代世界毫无益处或没有用处。”(Keynes,J.M.,1933,EssaysinPersuasion,London,1933,p.300.)但是,在十二年以后当他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时,他在该书一开始却谦虚地注明“经典学派”一词是马克思创造的,自己对这个词的别种用法可能是犯了文法错误。对于劳动价值论则给予了肯定:“我同情经典学派以前的学说:其说以为一切皆由劳力产生,……我们最好把劳力(当然包括雇主及其助手之个人劳役而内)看作是唯一的生产元素,在一定的生产技术、天然资源、资本设备以及有效需求等环境之下工作。这可以部分解释除了货币单位及时间单位以外,我们可以用劳力单位,作为经济体系的唯一的物质单位。”在赞扬他所推崇的经济学家盖赛尔时,又把盖赛尔和马克思相提并论。(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9、180和300-302页。)可见,在凯恩斯的内心深处,对《资本论》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是有所承认的。

另一位对《资本论》评价低的国外代表人物是萨缪尔森。他曾说马克思是“一个不太重要的后李嘉图主义者┄┄一个里昂惕夫循环依赖投入产出分析的并非令人毫不感兴趣的前辈”。但他同时又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政治经济学“只是卡尔?马克思著作冰山的一角。马克思大胆的经济的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他的阶级斗争的政治理论,他的黑格尔哲学演变理论,具有历史‘观念’的重要意义,这些远远超过了他的正规经济学。”(Samuelson,P.A.,CollectedScientificPapers,ed.J.E.Stiglitz,II,Cambridge,Mass.,1966,p.1510.)可见,萨缪尔森在评论《资本论》时,内心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不愿意承认《资本论》的学术成就,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面对《资本论》对很多经济现象具有解释力的事实,于是就采取了把《资本论》的理论排挤出他所设定的经济学范围的办法,间接地对《资本论》的学术价值做了某种承认。

由于劳动价值论是《资本论》全部理论的基石,这个理论能否成立关系到《资本论》整个理论体系能否成立,所以对这个理论的争议也就成为对《资本论》有不同评价的国外经济学家争论的一个最大的焦点。试图从否定劳动价值论入手进而贬低《资本论》的学术价值的当代国外代表人物,就是前面提到的萨缪尔森。他于1957年发表了《工资和利息:马克思经济模式的现代剖析》。该文利用投入产出法推断出劳动价值论是“复杂的迂回”的论点。根据这个论点,他在1970年发表了《马克思的“价值”向竞争“价格”的“转化”――放弃和替代的过程》的论文,用数学公式论证价值体系与价格体系是互不相容的。1971年,又发表了他否定劳动价值论的代表作《理解马克思的剥削概念:马克思的价值和竞争价格之间的所谓转化问题的概观》,试图表明劳动价值论对于说明剥削问题也是多余的。

但是,萨缪尔森等人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在国外并不是人人赞成的,很多经济学家都提出了与萨缪尔森等人相反的观点,一方面指出了萨缪尔森等人利用自己设定的价值等于价格话语霸权否定劳动价值论的无效性,另一方面也从不同的方面论证了劳动价值论的有用性和在《资本论》中的地位。例如,德赛指出,劳动价值论的重要性在于把隐藏在交换关系后面的生产关系变得清晰可见。萨缪尔森等人用转形问题否定劳动价值论,把劳动价值论看成和他们的价值理论一样,任务只是说明商品的相对价格及其数量,是对劳动价值论的有意误解。另一些人用斯拉法体系作为经济理论的基础,用实物和劳动共同决定价值的体系取代劳动价值论,阉割了劳动价值论有关劳动者特殊作用的论述,无助于提高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参见Desai,M.,MarxianEconomicTheory,London,1974.)

孟德尔指出,与萨缪尔森等人强加给劳动价值论的任务相反,《资本论》从来没有想用这个理论来说明市场上价格的短期波动(按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计划”,价格短期波动问题是在《资本论》以后的某册书中才会去专门论述的)。劳动价值论力图发现的是隐蔽在价格波动后面的理解社会经济关系的钥匙,可说是分子中的原子。劳动价值论把整个经济分析推向了一个比西方主流经济学价格理论更高的抽象水平。它要说明的问题不是某人怎样跑(跑的时候腿和躯体做什么动作),而是什么促使他跑。

针对萨缪尔森等人认为研究有别于价格的价值是多余的议论,孟德尔还指出,那种否认经济学需要有力图发现经济表面现象之下的神秘力量的抽象理论的观点,是极不科学的。没有一个搞医学(且不说其他物理科学)的人,会因为害怕成为笑柄而不敢提出这样的问题:“当我们能够凑足症候做出诊断时,为什么要费神去寻找疾病的‘更深刻的原因’呢?”显而易见,如果人们不努力去发现藏在现象后面的东西,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经济的发展。他举例说,市场上价格短期波动的规律不能说明,为什么一公斤黄金能购买的美国消费品的数量,在1974年比七十年前将近多一倍(平均消费价格指数与1904年相比增加了四倍多一点,而自由市场上的黄金价格上涨了八倍)。显然,在长期内的这种价格基本运动,同长时期内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在不同消费品工业中和金矿工业中的不同动态有关,就是说,同《资本论》所表达的价值规律有关。(参阅孟德尔:《<资本论>新英译本导言》,中译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

笔者认为,孟德尔等人对萨缪尔森等人的反驳是有力。萨缪尔森等人硬把自己关于价值和价格是一回事的定义强加给《资本论》,然后说《资本论》的价值定义和他们的不同就是多余,只是一种依靠自己的话语霸权不允许对价值有不同定义的做法。其实,他们定义的价值的局限性比《资本论》的劳动价值论大得多。例如,他们的效用价值论,没有包含对供给的研究,从而无法揭示社会财富扩大的源泉。他们的供求价值论虽然包含了对供给的研究,但在供给分析中却用生产费用价值论将人与物混为一谈,没有表明在财富的生产中劳动者是主动的因素,物是被动的因素、劳动者有权参与分配,物本身不参加分配的事实,放弃了对社会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关注,无法说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根源。《资本论》的体系可以用劳动价值论揭示他们的理论没有揭示的东西,又可以用使用价值的概念把他们的效用分析包容进来,用价格的概念把他们的供求分析包容进来,所以是一种比他们的理论更高级、更有解释力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值得庆幸的是,萨缪尔森等人硬把自己的定义强加于人,不允许有不同经济学范式存在的做法并没有成功,国外经济学界有关《资本论》的争议始终没有被他们的一面之词压制住。

三、一部既具批判性又具科学性的著作

《资本论》作为一部具有崭新经济理论体系的著作,确实包含着较多的对早期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制度和为这种制度辩护的经济学说的批判,一些国外经济学家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试图将《资本论》说成是一种只有批判性没有科学性的著作。(Botta,F.(ed.),Sulcapitalemonopolistico(essays),collezione‘Dissensi’,no.36,Bari,1971,pp.135,137)不过,多数国外经济学家并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认为,经济学无疑是一种比较容易陷入只为某一利益群体愿望说话陷阱的学问,但同样正确地是,只为某个利益群体说话的经济学必然具有较大的片面性。不应该忘记,马克思本人是承认经济学中“非庸俗”的纯科学因素可能存在的,因为他曾说李嘉图不“庸俗”,换句话说,不只是一个辩护士。经济学中的科学因素是不可能被党派利益买到的,《资本论》作为一种代表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其科学性远远大于批判性。

屈内等举例说,《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理论,就具有这样的科学性。这个理论不是在主流经济学供求价格理论而是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说明了超出投入的产出剩余的创造过程。劳动者可以创造产出剩余的事实,在封建社会是清晰可见的,但到了存在交换关系的资本主义社会却变得神秘莫测。剩余价值理论揭穿了这种神秘面纱,阐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产出剩余仍然是劳动者创造的,不劳动者凭借财产所有权只是可以瓜分到这些剩余的事实。剩余价值理论所阐明的这种产出剩余总是由劳动者而不是由非劳动者创造的事实,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本质规律,它是不会因社会经济制度的不同而改变的。(Kühne,K.,EconomicsandMarxism,Englishtranslation,MacmillanPressLtd1979)

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资本论》关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纯市场交换单一机制经济不能长久存在论述的科学性,更是已经被相当多的国外经济学家所承认。他们认为,按照《资本论》的危机理论和资本积累理论,自由放任的早期资本主义经济,由于其内在机制导致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必然要产生萧条和大量失业,出现利润率下降,引起全球性需求不足和经济长期停滞,最后因内生致命疾病而死亡。这两个理论的科学性已被20世纪以来各发达国家的历史所证明了。例如,安托万指出,马克思对我们今天所说的有效需求原理知道得很清楚。按照这个原理,在宏观领域,收入和生产之间存在着循环关系。马克思早就看到了后来由凯恩斯详加阐述的投资在这个循环中的决定性杠杆作用,《资本论》关于投资在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下会出现越来越大波动,不会像主流经济学描述的那样自动走向均衡的论述,是更符合实际的。(Antoine,J.C.,Introductionà?analysemacroèconomique,I,paris,1953)

海尔布隆纳则充分肯定了《资本论》有关制度分析的科学性。他说:“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是什么的分析,我所持的态度是更多肯定的,不管这种分析在说明资本主义将变成什么方面有什么问题。这个从简单商品开始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分析,我认为是我们所曾见到过的最值得注意和最发人深省的敏锐思维之一,我常把它同柏拉图和佛罗伊德的学说相比,它是当之无愧的。这种分析的洞察能力是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也许是最突出和最不朽的成就。它使我们对可能完全无法理解的社会能够有所理解,使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是什么,而这是认识到我们可能成为什么的必要的前提。”(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中译本,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第107-108页)

国外经济学家的这些看法表明,将《资本论》仅仅看成一部具有批判性的著作的观点是很不全面的。《资本论》对早期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实际上也是一种对不存在多种利益集团平等协商和政府干预机制,只有市场交换一种协调机制起作用的纯市场经济的抽象科学分析。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分析了这种单一机制经济的合理性,《资本论》则主要分析了这种单一机制经济的问题。如果人们没有认识到《资本论》所揭示的那些问题,当代实行市场经济的各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它们的经济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发展。所以,以《资本论》只具有批判性为理由,认为对当代经济现象的分析只能使用国外主流经济学一种话语体系,或只能使用前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学说的一种话语体系,否定《资本论》及其话语体系在当代特别是在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有用性,将使我国的经济学说丧失极为重要的洞察力基础,不利于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也将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体制建设带来不必要的负面影响。

医学价值论文范文篇5

【摘要】随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综合医学模式的演变,医疗矛盾逐步由“技术型”向“服务型”转化,许多新的医学伦理问题应运而生,医学伦理学越来越受到各国医学教育界的关注。

【Abstract】Synthesizesthemedicinepatternalongwiththebiomedicinepatterntothebiological-psychology-societytheevolution,themedicalserviceiscontradictorygraduallyby“thetechnology”to“theservice”thetransformation,manynewmedicineethicsquestionarisesatthehistoricmoment,medicineethicsmoreandmorereceivesthevariouscountries’medicineeducationalcirclestheattention.

【Keywords】Medicineethics;Education;Presentsituation;Countermeasure

随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综合医学模式的演变,医疗矛盾逐步由“技术型”向“服务型”转化,许多新的医学伦理问题应运而生,医学伦理学越来越受到各国医学教育界的关注。

1医学伦理学教学现状

1.1我们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相比较,我们的医学伦理教育从内容到形式,从理论到实践都存在着许多问题与不足。目前,在美国、法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已经进行了多年系统稳定的医学伦理学教学。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各年级医学生中均开设医学伦理学课程,并进行跨学科教学。教学基本上围绕当前医学领域的重点热点伦理问题进行,如医学实践中知情同意、人体实验、脑死亡、稀有资源分配等。哈佛大学医学院对医学伦理学采取以问题为基础进行跨学科的教学方法,组织学生对医学伦理问题从不同角度、不同学科进行研究和探讨,并邀请不同学科的专家参加,例如邀请临床医学专家、基础医学专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行为科学家等[1]。

我国则多以开设医学伦理学课堂教学为主,进行其他教学模式的学校还很少,教学模式还有待完善。仅在少数医学院校的医学伦理学教学中,采取了对重点热点问题进行讨论,课题调研的形式。比如哈尔滨医科大学,其在上世纪末已经开始采取这种课题调研讨论的教学形式,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效果[2]。但是目前国内对这些模式还缺乏系统的研究,也没有很好的推广。

1.2对医学伦理学重要性的认识不足。

医学伦理学在医学教育中的地位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才导致目前我国医学院校医学伦理学课时严重偏少的现状。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大部分医学院校在第五学期开设医学伦理学或在政治课中开设医德课,总课时约为30学时,不及美国、日本等国家同类课程学时总数的1/5。在如此有限的时间内,不大可能指望学生对医德范畴、医德规范等有较为系统的了解,更谈不上为他们提供将理论付诸实践的机会了。

2002年2月,国际医学教育学会公布了本科医学教育全球最低基本要求,包括医学教育的7个基本方面: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医学科学基础知识,临床技能,沟通技能,群体健康和卫生系统,信息管理,批判性思维和研究。[3]这一标准阐述了医学院校毕业生必须具备的一系列基础核心能力,从中可以看到,医学伦理学和医德教育在医学生综合素质中占有重要地位。

1.3授课形式单调是我国医学伦理学教学中亟待改革的又一弊端。

目前医学伦理学教学中通行的是单纯由教师讲授的方法。限于学时,教师较少考虑,也无从考虑实际效果。这种“布道式”的教学方式,很难引起学生对医学伦理学的兴趣,更不用说掌握指导他们终身职业生涯的伦理准则与规范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医学院该门课程的教学形式显得生动活泼。其中最常见的是各种形式的讨论和以病例为基础的教学模式。日本的医学伦理学课程则主要由相关临床教研室的教授主讲及让学生参加病区实习的形式来予以实施,注重培养学生判断医疗实践中发生伦理问题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加拿大的医学伦理学课程大多采用案例教学法和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法。

1.4如何让医学伦理学的教学内容更系统、更稳定、更具时代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医学伦理教育的教学内容也同样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众所周知,任何一种道德理论或伦理学说,都是有其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随着经济改革在我国城乡相继取得巨大成功,人们开始对医疗卫生保健行业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新的医学模式要求医务人员不仅应具备精湛的医术,而且要求他们能自觉尊重生命价值,在努力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的同时,还要深谙伦理学、心理学等人文科学知识。所以原有的教学内容自然跟不上时代的需要,而即使是已经更新的教材内容,也会因为目前新的伦理学问题的层出不穷而同样有了时代的局限性。传统的医学伦理学考核形式,主要以考场笔试(闭卷或开卷)以及论文撰写常见。前者强调的是书本理论知识的检测,特别是闭卷形式。开卷形式虽然有一定的开放,但总之都是以理论知识考核为主,与传统课堂授课形式相适合。这种考核方式容易流于形式,不能真正考查到学生学习医学伦理学课程后的思想观念以及伦理决策能力上的变化,也不能真正鼓励学生学习医学伦理学的主动性。后者虽强调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有助于学生自我能力的培养,相比较应该是一种进步。但是仍然还有不足之处:没有贴近临床和实践,学生的任务仅仅是在完成论文,所以相关材料可以不必从实践中获得,减少了伦理学的实践机会;论文撰写相对简单,教师的指导成分相对较少,实用性不足。因为以上这些因素,所以目前的医学伦理学考核方式难以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和迫切感,那么进行医学伦理学考核制度的改革就更加势在必行。

2医学伦理学教学的对策

2.1加强国际合作,提高中国医学伦理学的教学水平。医学伦理学的发展和医学科学的发展密不可分,一种新的医学科技的发展,必然引起相应的伦理学的方法论等多种角度,深入研究高等学校教学方法,使我们的教学在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启迪学生创造性思维以及培养学生表达思想、交流观点的能力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4]。此外,对学生的成绩考核,要考虑改变以理论考试为主的形式,积极尝试多种考核方式,使考试内容注重运用所学的基本理论分析一些具体问题。2.2创新教学内容。

自1982年以来,我国高等和中等医学院校和医疗部门陆续开设了医学伦理学课程,从事医学伦理学教育和研究工作,先后编写了许多版本的医学伦理学教材。这些教材的出现,对于医学伦理学的教学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21世纪是生命与健康科学发展的世纪,因此医学伦理学内容体系“应以义务论为主线,将价值论、公益论贯穿其中,既反映传统医德精华,又突出生命与健康主要内容,并包括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美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理论与实践的论证。既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又能帮助医学生和医务工作者解决在学习和医疗实践中的各种伦理问题。其具体内容应突出科学性、系统性、规范性和实践性的统一”。[5]

2.3改革教学方式。

教师讲授不应该是医学伦理课唯一的教学方式。我们应该借鉴国外一些比较好的教学方法,依据我国的国情和目前医德医风的现状,摸索出有自己特色的教学模式。在方法上,我们应改单调乏味的说教为多种形式并举。可以尝试用师生对话、小组讨论、专题讨论的形式。在医学伦理学教学过程中,“应特别重视选择与应用正反典型事例进行伦理分析,这对于帮助医学生和医务工作者加深对医疗实践中所遇到的伦理纷争的理解,提高医学行为分析判断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实践证明,这种教学方法效果好,深受大家欢迎”。[6]同时还“应重视对启发式、讲授法、多媒体教学法、考评法等方法的应用,不断提高医学伦理学教育教学质量”。

2.4加强师资培养,提高教学水平。

为解决师资队伍发展滞后的现状,首先,应尽快成立医学伦理学教研室,建立一支结构合理的、专兼结合的教学队伍。其办法:一是建立专门教学研究机构,配备专门从事医学伦理学教育的人员,尤其重视选拔有培养前途的硕士生、博士生。二是以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教育委员会名义举办全国性医学伦理学师资培训班和专题研讨班,2004年8月在广州举办的全国医学伦理学教育培训班,受到有关部门和与会者的好评。同时,各省市医学伦理学会也应定期召开医学伦理学教育会,不断培养医学伦理学队伍,还应选派有培养前途的年轻教师出国作访问学者进修学习,从而达到提高医学伦理学师资队伍素质的目的。

2.5完善并规范人文教育体制。目前我国医学伦理学教育体制不够完善,同时还尚无相应的规范。

全国仅有医学伦理学会及教育等专业委员会,而各省市没有相应的专门机构,也缺乏统一和明确的要求。虽然国家教育部、卫生部在课程建设上把医学伦理学列入教育计划,但全国医药院校缺乏统一的安排。有的院校成立了医学伦理学教研室,但大多数院校是在社科部或德育教研室中成立一个小组,教材不够统一,教育与研究相脱节等。我们认为,必须制定统一的计划和提出明确的要求,“把医学伦理学作为整个医学教育的重要内容,纳入教育卫生主管部门的议事日程,列入教育计划,作为必修课程开设,作为精品课程和重点学科来建设”。[7]同时要大力开展医学伦理学的教育研究,定期召开地区和全国性医学伦理学教育研究会,总结交流经验,表彰先进,依靠全体医学伦理学教育工作者和理论界、医学界的同仁,共同为建设符合国情的医学伦理学理论及教育体系而努力。

参考文献

1伍天章.以教学内容改革为突破口,加强医学伦理学教材建设.中国医学伦理学[J]2001,(1)34~35

2曾钊新、李建华.道德心理学[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2,134

3伍天章.以教学内容改革为突破口,加强医学伦理学教材建设.中国医学伦理学[J]2001,(1)34~35

4李传俊、李本富.医学伦理学案例教学的实践与评价.医学教育[J]1995,(2)9~11

5张金忠.关于医学伦理学教学方法、效果的讨论.中国医学伦理学[J]1999,(3)27~28

医学价值论文范文篇6

论文摘要:将运动员作为一种资本的概念和提法一直被我国经济理论界所忽视或者回避,其价值构成更是难以度测。针对运动员人力资本的特性,试图从劳动价值论这一角度出发,探讨其价值构成,据此合理投入运动资本,优化资源分配,促进社会进步、经济发展。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和资本市场的逐渐形成和确立,劳动作为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人为本”“科教兴国”成为我国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强调人的因素的两个战略性策略选择。我国运动员人力资本摆脱不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受市场经济法律法规尚未健全的制约。虽然我国运动员人力资本的主体正在由单一的政府拨款转向多元化,但是还存在种种问题,尤其是运动员人力资本价值构成难以度测的问题。

1运动员人力资本概念及“劳动价值论”内涵

1676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统计和国民收人核算专家威廉·配第将战争中武器和其他军械等物资的损失与人类生命损失的比较,首次严肃地运用了人力资本的概念。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者亚当·斯密100年以后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对人力资本以及教育的经济意义做了较为深刻的理论阐述,这些研究结果是人力资本思想萌芽的主要理论来源。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舒尔茨和贝克尔为代表的“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基本形成。

舒尔茨最早提出了人力资本的理论体系,对经济发展的动力做出了全新的解释,是人力资本学说的奠基者和第一创始人;贝克尔则为人力资本理论分析提供了基本的概念框架。我国学者对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尚处于人力资本理论的学习和探索阶段,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广泛认可的概念内涵,而关于运动员人力资本的系统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其内涵尚无定论。

体育经济学界认为,运动员的训练和比赛,在本质上是一种技能型劳动。运动员的身价实际上体现了社会对运动员的劳动成果与劳动能力的承认。在运动员市场上,都是以货币单位评估运动员的身价,因此运动员是种本身具备经济价值的人力资本。运动员的经济价值可以理解为:通过花费一定的资源而投资于人自身的、最终凝聚于运动员人体之中的,经过运动训练获得的具有创造经济价值的知识、竞技水平、技术、技能、体能、智慧、知名度、声誉、名望和对公众的亲和力、影响力等一切具有经济价值的体育资源的总称。目前我国体育界主要从人力和资本的角度对技能型运动员人力资本进行定义:从运动员人力资本获益结果来看,是指运动员拥有的知识、体力、技能、智慧、胆识、声誉等一切具有经济价值的职业体育资源的总称;从人力资本形成的角度定义指运动员通过人力投资形成的资本,是指运动员在教育、训练、培训、竞赛、健康等方面的投资所形成的资本;从人力与资本两方面定义为竞技能力的存量,运动员人力资本是指在整个运动生涯和全部生活区间上能够带来现期和未来收益的存在于人自身的知识、技能和体能的投入存量,体现在运动技能、体能、战术知识等;运动员人力资本是为获得经济收益的,所以从运动员人力资本获益形成来看,是指以资本形式投人到体育生产或其它产品生产中的运动员人力要素。

以上运动员人力资本概念,从文字表述到内容界定各自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运动员人力资本内容为核心的定义,企图从范畴上界定运动员人力资本的本质。人力资本是存在人体内,后天获取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术、能力和健康等质量因素之和。另一类是以运动员人力资本功效为核心的定义。认为运动员人力资本是人体内一种能获得收益的价值形式。但以上两类概念的界定,都只是突出了运动员人力资本某一个方面的性质,在测算运动员人力资本价值量时理论依据不足。因此,本文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出发定义为:运动员人力资本是人通过对生存、训练技能性投资以及训练技能性劳动所凝结在人体内,能物化于实物价值和无形价值,增加其效应,并以此获取收益的一种资本价值形式。从这个界定可以看出,运动员人力资本学说在实质上是与马克思劳动创造价值理论联系密切的。深人认识运动员人力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不仅揭示了掩盖在物的关系下的商品生产者的关系产权,而且是揭示资本积累实质的理论基础,更重要的是这一理论是分析不同产业资本家收益、说明剩余价值的各种具体和现实形式的理论基础。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运动员人力资本应包含3个部分:。保证运动员个体健康和存活的生存资料价值,v用于运动员训练的直接性投资,训练技能性劳动的凝结值(包括有形和无形两个方面)。

2运动员人力资本的价值形成及特性分析

2.1运动员人力资本的价值形成

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认为,“……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这些物现在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显然,运动员人力资本作为一种资本形式同其他资本一样在价值的界定上符合这样的定义范畴。如果将运动员人力资本价值类比于一般商品的价值,运动员人力资本的主体“人”天然就是它的原材料,维持运动员人力资本原材料“人”正常存活和健康的生存资料价格就是人力资本的“原材料”价格,生产这部分生存资料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是生产运动员人力资本“原材料”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如果把人看成一种商品或者只是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它的确是对人性的否定,但这里从资本价值量的决定意义而言,运动员人力资本“原材料”价格同样符合社会必要劳动的决定原则,在这里类似的将它定义为。在具备了“人”这样的原材料的情况下,再对其施以训练技能型投资,直接的投资部分定义为v(如:学费、器材、服装、比赛费用等)。在有了原材料。直接训练性投资v,“人”还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学习性和创造性劳动才能最终形成完整的运动员人力资本。因此,将学习性和创造性劳动凝结成的价值部分定义为m。所以,整个人力资本价值可分为3大部分:①维持人力资本原材料“人”正常存活和健康的生存资料价格。;②直接训练性投资v;③学习性、创造性劳动和努力凝结成的价值m。因此,运动员人力资本价值L=+v十m。

以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对运动员人力资本的界定简单明了,符合资本价值定义的一般形式,而且弥补和修正了长期以来对运动员人力资本研究的一些理论缺陷。①明确提出学习性、创造性劳动和努力凝结成的价值m部分,这部分过去在评价人力资本价值时一般用机会成本予以代替。一些研究者甚至认为在业余体校阶段,运动员人力资本主体还不是劳动力,不能在社会劳动中创造价值,因此他们在这个阶段是创造还是学习都不存在机会成本,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对运动员人力资本价值的低估。不管在哪个阶段,有用的人类劳动必然凝结成价值,这是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基本原理,而且这个价值还是人力资本价值中很大的部分,仅仅用机会成本去度量不具有科学性。②弥补了运动员人力资本理论中,在投资成本测算时投资和消费界限不清的缺陷。在研究运动员人力资本价值形成和收益过程中,运动员主体用于食物、衣服、住房和医疗等方面的支出到底哪些属于投资,哪些属于消费,一直是运动员人力资本理论研究者的困惑和软肋。用劳动价值理论的原理来界定人力资本的。部分,凡是用于生产人力资本“原材料”,用以维持“原材料”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消耗都属于投资范围。这个生存资料的价格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在相同的经济水平条件下,所有人力资本的。部分都相同。

2.2运动员人力资本的特性分析

2.2.1运动员人力资本的一般属性

运动员人力资本同普通人力资本一样异于物质资本,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排他性,是指运动员人力资本产权主体对所拥有的人力资本所具有的对外排斥性或垄断性。即当一个主体拥有人力资本后,就排斥了其他主体对人力资本的拥有和使用。由于运动员人力资本存在于运动员自身当中,故运动员人力资本产权具有排他成本低、排他的能力和条件具有天然优势的特点。可分解性,是指运动员人力资本产权的各项权能可以分属于不同主体的性质。即运动员人力资本的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和支配权可以分解开来,分属于不同的主体。运动员人力资本产权的分解为运动员的流动、配置和使用等创造了条件,将大大提高人力资本的使用效率。运动员人力资本产权的分解要求准确界定各主体之间的产权关系。运动员人力资本产权的分解过程总是与运动员产权的交易过程联系在一起的,其结果便是:原来完整的运动员人力资本产权分解为所有者产权,归运动员所有;经营者产权,归俱乐部所有。特殊磨损性,运动员人力资本同样存在精神磨损和物质磨损,精神磨损即人力资本主体所掌握的知识、技能逐渐被淘汰、过时,物质磨损即资本主体身体机能的下降。不同于其他资本形式的是,人力资本存在自我的修复和更新,资本价值量多少,最终决定于修复对磨损的补充程度。可交易性,是指运动员人力资本产权在不同主体之间的让渡。运动员人力资本产权的可交易性是提高人力资本配置效率的充分条件和实现运动员人力资本产权功能的内在条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促使运动员通过交易主动地出让一部分权利。无法交易的运动员人力资本产权实质上就是“产权残缺”。价值创造性,其他资本形式在形成价值过程中仅仅是价值的转移,而运动员人力资本除了价值转移(和v部分),还有一个价值的创造过程(m),这成为运动员人力资本价值财富的源泉。公务员之家

2.2.2运动员人力资本特性分析

运动员人力资本与普通人力资本相比较,又具备自己特殊的特性。收益不确定性:运动员人力资本形成过程中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和边际收益不确定性,并且其无形价值(m种的主要组成部分)的收益更难以确定,特别是金牌背后的价值、金牌银牌之间的差异。垄断性:成绩垄断性,冠军只有一个;技能垄断性,当运动员掌握了一定的专有技能后,就排斥了其他投资主体对人力资本的拥有和使用。高风险性:“金字塔”式的运动员三级训练机制,使得运动员的淘汰率很高;长期训练丧失了更多受教育的机会,在社会生存中趋于劣势;退役运动员的就业问题难以解决;缺乏科学的训练方法导致运动员的运动职业生涯缩短。稀有性和遗传性:根据社会学、生理学和运动医学的知识,我们知道人的智力不足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进行弥补,但运动员的运动天赋是不可以后天弥补的,它更多的是由遗传基因所决定的,进而也证实了它的稀有性。不可存储性:由于运动员人力资本主体运动生涯是有限的,运动员人力资本如果在某段时间被闲置,它赢利的能力不可能向后存储,而物质资本在不被使用的情况下,资本价值大多可以被保存。

由于运动员人力资本与普通人力资本相比较具有收益不确定性、垄断性、高风险性、稀有性和遗传性及不可存储性,因此,普通人力资本与运动员人力资本相比较应该有一个概率值R(o<+>,a)与运动员级别及其所从事的运动项目有关。

3以劳动价值理论为框架基础的运动员人力资本价值测度

对人力资本价值的评价普遍接受的还是杜布林和洛特卡的方法,即人力资本的价值等于其收人能力的现值。为方便比较和计算,将所有运动员人力资本形成的成本和收人都按同一利率折算到y岁的时点。时为简化分析,下面所有计算将遵循如下5个假设条件:

条件1:在相同经济条件下,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

条件2:在训练、生活中,假定运动员人力资本主体只能通过体校、各级运动训练队一种途径获取技能,没有体校、各级运动训练队进行训练的非运动员,人力资本价值只存在。部分,即非运动员收入就是。部分价值的贴现;

条件3:各个受训层次主体假定只工作到y岁,y岁以后主要靠积蓄生活,不再有劳动性报酬,而且不考虑物价和经济增长因素,每年生活资料价格保持不变,即。部分每年投人量均等;

条件4:银行利率假定不变;

条件5:计算所得运动员人力资本价值值等于普通人力资本的价值值,而实际运动员人力资本与普通人力资本相比较,有明显的稀有性,其实值应该除以概率值月。

计算中将要用到的数据如下表所示:

第一步:通过非运动员的平均收人来计算。部分的价值。非运动员没有受系统训练,而且假定非运动员没有其他获取知识和技能的途径。根据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原则,非运动员的收人唯一可能来源就是其每年生存资料。部分投资的利润回报,按当年利率计算,从16岁(假设从该年龄获取利润回报)到y岁时点的总收人为R。

其中:a。表示在第n岁时的年收入,2表示银行利率,L表示在第n岁开始工作的收人到y岁的复利指数,a表示运动员人力资本与普通人力资本相比较的概率值。

将数据代人可算得非运动员到y岁时点的总收人为:

因为,非运动员得到R。的收人是其出生到y岁不断在。部分投入生存资料的结果(假设每年投人是均等),所以部分的价值(即每年投人的生存资料价值)可以这样计算:

所以,:部分总投人为:C=yCn。由以上计算可知,为保证人力资本正常生存,每年要求投人的生存资料价格为。二元,y年全部。部分投人为yC。元,这个价格是由生产运动员人力资本生存资料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不同教育层次的人力资本。部分价值均为R元,运动员人力资本部分价值均为。

第二步:通过业余体校为例来计算不同训练层次的。部分价值和训练学习性劳动凝结值m部分。业余体校从7岁开始接受6年教育,v部分每年投人vt元,按同样的原理可计算业余体校总收人R。十Rv十R(因为非运动员没有。部分和m部分,所以其总收入就等于Rc,但业余体校具备完整的三部分,故总收人应等于Rc+Rv+Rm)和Rv二部分投人导致的利润)。

按照这个计算方法,可以测算出不同等级运动员的人力资本价值。

以上计算和分析在方法上是可行的,绕开了过去在类似研究中只能用机会成本代替m的价值,将运动员人力资本分为三部分,使问题的分析更简单和便于量化。但这种分析方法也存在明显不足:①在通过非运动员计算人力资本。部分价值时,假定非运动员没有训练性劳动,但在实际的生产实践中也会形成了较大的训练性劳动凝结值m,其终身收人实际应该是Rc+Rm,将其仅看成Rc,导致了对。部分价值的高估;②运动员人力资本在16岁之前和y岁之后,实际仍然存在劳动性收人(很多冠军运动员退役后返聘就是典型例子),也就是说运动员人力资本还在发挥资本盈利的作用,仅在之间计算资本回报,导致对m部分价值的低估;③因为假定资本都按i获取利润,而v部分的直接训练性投资在不同训练学习阶段回报率是不同的,在v的回报率低于i的而仍然按i的资本回报率计算将直接形成对Rm的挤占,因此,就可能会出现计算中m市队>m省队>m家队的倒置现象;④表示运动员人力资本与普通人力资本相比较的概率值R很难计算,同时,因运动项目不同也会出现不同的概率值;⑤最后由于这种分析方法同时需要有训练投资成本和收益两方面的资料,在数据的收集上有较大难度,会导致数据统计口径和样本上的差异可能影响分析结果。

医学价值论文范文篇7

迄今为止,各职称系列(专业)仍沿袭传统的、滞后的职称论文规定,评价效果不甚理想;乃至评价机制本身的缺陷,所带来的导向偏差及其负面作用,已经直接影响到职称评审的质量和声誉,须予以认真反思。

职称论文规定,涵盖了所有职称系列(专业)中、高级职务,界面过大,层面过宽,不切实际。

国家制定并实施的工程技术、农业技术、卫生技术、各类教师、经济专业等计29个职称系列(专业)。目前为止,会计、审计、统计、经济、卫生等专业中级职务任职资格,采取“以考代评”获得,论文条件被自然免除,其余的仍要求论文作为申报评审的必备条件之一。

评价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确需执行同一性、普遍性的评审标准,方可起到综合平衡的作用。但是,切不可忽视不同职称系列(专业)之间、即使同一职称系列(专业)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之间的差异性、特殊性。

仅举科学研究人员与艺术专业人员为例。社会科学研究人员、自然科学研究人员,主要从事基础理论、应用基础和应用技术研究,工作性质有较强的探索性、挑战性和创见性。其研究课题、水平能力、创新思维、应用价值、科研成果、业绩贡献等,通常以学术论文、论著等方式反映出来。对科研系列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尤其破格申报副研究员、研究员的对象,要求高水平、多篇数的专业论文,实不为过。但是,艺术专业职务(艺术等级)则不然。

它所囊括的编剧、作曲、导演、指挥、演员、演奏员、舞台美术设计、舞台技术、美术、文学创作、艺术管理、电影放映等,门类繁多,情形各异,问题复杂。岗位性质和特征,明显表现为实践性、经验性、创意性,专业技术人员的学术造诣、艺术风格、创作技巧等,主要靠实践历炼和长期积累,并得到社会、业内认可;更何况舞蹈演员等专业人才的峰值期,还受制于生理性等客观原因。艺术系列规定,凡申报评审艺术专业中、高级职务任职资格,须分别在省级以上、部级刊物上发表2、3篇本专业论文;破格申报演员、演奏员专业高级职务,应有2篇本专业论文在省级以上有关文艺刊物发表等,这些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

职称论文规定,助长了偏重的刊物级别、发表篇数、名次排序等攀高之风。

固然重要,但不能视同或等同科技成果本身。其道理很简单,如三峡水利工程、杂交水稻推广等都具有重大科学意义,产生了巨大经济效益,然而并非表现为大量的学术。

但是,各职称系列(专业)的论文要求,太偏重的刊物级别、发表时间、发表篇数、名次排序,太看重这些表层性、易见性的外在形式;对破格晋升对象更是层层加码、框框甚多,惟恐本职称系列(专业)“矮人一截”,有失体面。如,高校教师职务评审规定,凡破格晋升副教授职务,要求在正式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或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并收入论文集出版10篇以上论文,均应独立撰写或第一作者署名。教授职务本应体现教书、授业、育人。其教学工作量、科研工作量、实验工作量的完成结果及其业绩表现,乃是核心的评审标准、重要的破格晋升条件。同样,卫生专业技术系列(专业)评审医师职务,应侧重于医师的临床医术、经验和医德。诸如体育教练员、工艺美术专业人员、翻译专业人员、广播电视播音人员等,也都属于类似情形。

重论文数量、重文凭“产地”,极易趋同概念化。即把“两文”硬件简单相加,导致了评审标准和评审质量的降低。盲目追求论文篇数的做法,忽略不计论文质量的结果,直接影响了论文的价值性和贡献率;“以量界定”而不是“以质取胜”的潜规则,间接影响到创新型专业技术人才的脱颖而出和建功立业。据业内人士坦言:目前,毫无价值或价值甚微的论文,发表得太“乱”、太“滥”,约估高达80%左右;反之,高“含金量”的一篇论文,可谓“以一抵十”。

职称论文规定,诱发了利益驱动,导致抄袭剽窃论文的行为和现象屡见不鲜。

由于论文在职称评审的总“盘子”

里占有主要“份额”,且评聘与待遇挂钩,一些人为了评上职称,既长“面子”,又多“票子”,受功利驱动,托人情、拉关系、雇“”;社会上甚至冒出专门炮制职称论文的“经销商”。

此外,论文造假竟然在原本“一方净土”的高校、科研等部门滋生蔓延,影响恶劣,令人遗憾而痛心!有的教师在网上下载论文,偷梁换柱,移花接木,旋即变成自己的;有的学者为了拼凑应急,居然把早期专著,肢解为若干篇系列等等。

论文造假还悄然波及到编教材、办讲座、评奖项等其他学术腐败。就连一些功成名就的专家学者也因公然抄袭剽窃他人成果而东窗事发。据报刊披露,原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教授、美籍华人学者杨杰,在博士点和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等申报材料中,把2004年发表于《肺癌》(LUNGCANCER)杂志上的一篇论文,列入作为第一作者的论文清单。经查办,杨杰被解除同济大学教授职务,将不再承担任何教学事务。可见,通过行政、经济、法律、道德等诸种手段,加大论文打假力度势在必行。

职称论文规定,催生了不当竞争、利益均沾,致使正确的价值观和学术观受到影响和破坏。

凡开展年度职称评审工作,各职称系列(专业)主管部门,都规定了申报材料要求和报送截止时间。论文要在哪一级刊物发表、什么时间发表、发表的篇数和字数能不能达到规定要求,这些都成了一些申报者伤透脑筋又不得已而为之的一桩“心病”。特别在环节上,为了赶时间、抢速度,煞费苦心,各显神通,悄然演绎着一股不当竞争的“暗流”涌动。有关系或肯花钱的人,即使文章不佳,内容雷同,一年内可以在不同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若干篇论文;而没有门路的人,也想方设法,四处活动,其情形不亚于政界上的“跑官要官”。

论文作者与出版单位之间,按照不成文的“契约”进行交易,“互利双赢”。一方为评职称而写论文,不但没有稿酬,反而“倒贴”,刊登一篇论文须花费500元至800元不等,且价位一路攀升,据媒体透露,有些医生,则让医药代表花钱搞定某些医学刊物;另一方“屈尊”谋利,有辱斯文,凭关系、分时间、定篇幅,异化为“交费论文”,有价值论文却被缓登、不登。

这些事实已是不争的、公开的“秘密”,群众多有烦言。知真、从善、爱美,乃学界人士孜孜以求的价值观和学术观,一旦被扭曲或长时间受到侵蚀和影响,若不及时遏制,将在知识领域造成更严重的学术腐败。

职称论文规定,涉及到的评价方式,过于陈旧、封闭,适应性差,灵活度不够。

目前,职称论文的评价方式有三种:即论文鉴定、论文评审和论文答辩。论文鉴定和论文评审长期沿用至今,形成普遍使用和基本手段的主流评价方式。

论文鉴定方式,要求送审者的代表作隐去姓名、单位等标识后,由相关系列部门负责送交两位专家进行鉴定,并按照规定时间及要求,写出定性评语,确定等级意见。专家观点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甚至鉴定结果大相径庭。提交专业组或评委会评审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此外,论文鉴定费虚高不下,社会传闻颇有微词。

论文评审方式,一般由相应的专业组或评委会,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对申报者的论文进行审阅评议。鉴于专家鉴定意见,极易产生先入为主的“沉锚”心理效应,或被专家鉴定意见所左右,或专家鉴定意见替代了专业组或评委会评审意见。此外,高校、中小学、卫生系列等专业组或评委会,每年一次性集中评审对象多达七、八百人甚至上千人,在评审量大、时间要求紧、工作精力有限的情况下,论文评审过程中难免出现“前紧后松、外紧内松”的起伏波动。有的评审对象戏言:

“论文能否过关,一靠评委脾气,二靠个人运气”。

论文答辩方式,是改革职称评价机制的新举措,值得充分肯定和倡导。

但目前仅适用于破格晋升和“选优”对象;在论文答辩的实体和程序规定方面,缺少开放性,技术含量低,答辩时间太仓促等,都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二、职称论文规定的改革

俗话说“矫枉不可过正,过犹反倒不及”。“叫停”职称论文规定,既不符合客观实际,也不利于深化职称改革。

的数量和质量,是代表国家科技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目前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科学界定职称论文的适用范围,采取哪些有效的评价方式,扭转“为评职称而写论文”、“以职称论文多寡论大腕”的不良风气,使论文评价效果真正得到社会、业内认可。

职称论文规定,要适应不同职称系列(专业)、不同专业技术职务层次的特点和需要。就论文的实用性而言,哪些职称系列(专业)更适合它的要求呢?

目前29个职称系列(专业),按照专业技术岗位性质和职责任务,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第一类属于研究型。主要从事研究领域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科研成果转化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如,社会科学研究人员,自然科学研究人员,实验技术人员,图书、资料专业人员,文物、博物专业人员,出版专业人员。第二类属于研究专业型。既有较强的研究成分,又需要较丰富的专业经历;如,高等学校教师、工程技术人员、农业技术人员、经济专业人员、卫生技术人员、新闻专业人员、会计专业人员、统计专业人员、审计专业人员、律师、公证员。第三类属于专业技能型。岗位特质凸显实践性、经验性和技巧性;如,体育教练员、工艺美术专业人员、艺术专业人员、档案专业人员、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中小学教师、技工学校教师、翻译专业人员、广播电视播音人员、海关专业人员、船舶技术人员、航空飞行技术人员。

一般意义上讲,研究型和研究专业型的职称系列及其专业技术人员,以及专业技能型的高层次人才,列入论文的适用范围和对象较为合适。

职称论文规定,要突出论文的价值性。换言之,求其精、患其滥。旨在激发、鼓励、支持广大专业技术人员,撰写大量新水平、高质量、有价值的论文;不能简单地、片面地强调论文数量、或没有发表、登载论文的刊物级别等,掩饰或取代论文质量;切忌忽视论文在部级或省级学术会议上宣读获奖,被引用、检索或被引用多次等相关要素;对极有价值的原创性论文,应予以特别优惠对待。

职称论文规定,要发挥与时俱进的引领功能。尊重论文主体,尊重智力成果,尊重科研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成就;论文评价方式应当灵活多样,既有常规性,亦有超常规性,乃至为“自选动作”预留空间;多视角、全方位地公平、公正评价论文的实用性、价值性,激活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创新能力。

基于上述分析和思考,按照分类管理、动态管理的原则,本文拟提出以下四种基本模式,改变以往那种“一刀切”、“齐步走”的做法和弊端。

模式之一:“以评为主”

研究型的专业技术人员,对所从事研究领域的某一方面应当有一定或全面的开创性研究。其知识积累,理论修养,熟悉并掌握国内外研究领域现状和发展趋势,创新业绩成果等,没有穿越时空隧道、耐得住寂寞的坚韧精神,是难以做到的。对申报中、高级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非但不能放宽论文条件,而且要适当提高评审标准。即规定任现职以来,应撰写并发表较高水平、较多篇数及字数要求的本专业论文,提交相关专业组或评委会评审。

发表本专业论文的报刊目录等予以明确,便于人事部门进行资格预审。如,申报社会科学研究系列中、高级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须在《社会科学权威学术报刊目录》之列。

长期以来,部分系列主管部门要求论文代表作送审,此举事倍功半,不仅程序繁琐,费时耗资,且封闭性强,弊多利少。其做法应逐步淡出,适时取消。解决论文代表作的实用性、价值性的途经和方法之一,可以由若干名同行专家组成的论文鉴定小组,对论文进行梳理分类,集中审阅,形成合议性意见,提交相关专业组或评委会评审认定。

此外,有分正高的系列(专业),申报正高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对象数量少,评审标准高,作用影响大,论文质量仍以相关专业组或评委会评审为主。

模式之二:“以考代评”

研究专业型的专业技术人员,绝大多数专业性强,适用性广,分布面宽,在高层次人才队伍结构中所占比例较大,且系列排序多居较突出位置。

如果评价方式能贴近实际,针对性强,公信度高,解决好论文的实用性、价值性问题,将对职称评审工作产生很大影响和推动作用。

前述提及会计、审计、统计、经济、卫生等专业中级职务任职资格,采取“以考代评”获得,论文条件已自然免除;高级职务任职资格,实行“考评结合”机制。

由此推及,可以试行论文“以考代评”模式。即由省职改办会商有关系列主管部门,委托省人事考试机构,研究制定并组织实施论文或类似论文科目考试办法。如为应试者提供相关的主要材料、辅助材料等,以进行论证和提出对策为主要内容,检测、评价专业技术人员的专业理论知识、逻辑思维能力、自主创新能力和文字写作水平。适用对象为高校教师、农业技术人员、新闻专业人员、律师、公证员,高级经济师、副主任医师(药、技、护),以及工程系列的建设工程、信息技术工程、工程技术等技术性、通用性较强的部分专业申报中、副高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论文考试成绩合格,作为评审条件之一;、论文代表作送审等相关规定和程序予以免除。

模式之三:“以辩代评”

专业技能型的专业技术人员,应重在实践经验、业务技能、艺术造诣、传艺带徒等方面的水平和能力,以及特有的风格、影响和威望被同行认可程度。从岗位特质和人才特点看,申报评审中、副高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不宜设置的门槛。

不作为必备条件,并不意味着忽视或放弃对此类专业技术人员的逻辑思维和写作水平的要求,而是寻求切合实际的评价方式,客观而全面地反映他们的实际能力和水平。

中小学校教师培养了质量高、数量多的优秀生、特长生,撰写具有较高水平的教案分析报告、教研成果总结、有关素质教育或德育教育的经验总结;工艺美术人员结合设计、创作、参评作品,撰写具有一定水平的创作体会等凝结智慧与经验的文章,从某种意义上讲,与虽已发表但毫无价值的论文相比,“此地无声胜有声”。有关业务工作报告和经验总结,只须经所在单位或部门确认系本人独立撰写,即可作为专题答辩材料。

答辩工作由同行专家小组承担。

根据申报人所提供的专题答辩材料,以业绩成果、创新潜能、文章价值等为主要内容,开展互动式答辩和量化式测评,由同行专家小组讨论,形成答辩结果的书面意见,并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决定优劣取舍,相关专业组或评委会不再进行论文评审。

对专业技能型的专业技术人员,采取“以辩代评”模式,既能发现具有真知灼见的优秀人才,又能爱护、稳定和凝聚一大批真才实学、爱岗敬业的专业技术骨干。

鉴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信息资源不对称、人才结构不合理等实际情况,现阶段,“以辩代评”模式同样适合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如卫生系列(专业)申报评审副高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临床医师的病例分析报告,药、技、护人员的业务工作总结等,都可以作为专题答辩材料,由同行专家小组进行答辩认定。

模式之四:“辩评结合”

论文答辩反映动态性、直观性的特征;论文评审具有静态性、间接性的属性。因适用范围和对象不同,评价效果各有利弊。两者之间如何兼并包容,优势互补,值得探索与尝试。

“辩评结合”模式,即采取论文答辩与论文评审相结合的方法,从具体措施和优惠政策上,发现和选拔各类创新型专业技术人才;主要适用于极有价值的论文和特定的评审对象。

众所周知,在科学研究、生产活动和管理实践过程中,创新是分层次的,改进和完善是一种创新,原始创新才称得上高层次创新。各职称系列(专业),凡申报副高级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任现职以来撰写有创见性、高水平的本专业论文,在省(部)级以上CN刊物发表;或在省(部)级以上专业技术学术会议上宣读获奖,被引用、检索或被引用多次,经同行专家小组专题论文答辩,达到高水平等级评价标准,即可提交专业组或评委会评审认定。确属极有价值的论文,可作为正常晋升或破格晋升的重要依据,论文数量不作硬性规定。公务员之家

为了推动行业建设,适应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发展的特殊需要,对特定的评审对象,也可以采取“辩评结合”模式。现代农业、现代制造、信息技术、能源技术、现代管理是我国经济领域的5个重点行业。目前,致力于提高重点行业的运用研究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科技事业发展的“重头戏”。

医学价值论文范文篇8

【内容提要】与司法刑法学相对应的是立法刑法学,不应否认立法刑法学的必要性。基础刑法学是立法刑法学与司法刑法学的基础科学,但基础刑法学并非刑法哲学,也不是学科大杂烩。在核心刑法学之外,还有边缘刑法学。刑法哲学是关于刑法的哲学,也是关于刑法学的哲学,将刑法哲学与刑法学相分离具有重要意义。

刑法方法论的研究近年来成为刑法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然而,任何方法都是服从于、服务于一定目的的,就是说方法从来不是自我决定的,而是受目的支配的。一种刑法理论未必是哲学式的,而刑法理论观则必属于哲学问题,只不过不是一般哲学问题,而是刑法哲学问题。本文试对此进行探讨。

一、司法刑法学的理论与方法

刑法是司法法,而不是行政法。[1]这并不是一个价值判断,而是一个事实判断。因为,自有人类社会以来,无论是习惯刑法,还是成文刑法,其唯一的实践模式就是司法模式,只不过这种司法模式的具体内容及其与行政之间的关系都经历着历史的演变。

应该说,在这方面,我国刑法学者具有高度共识,即致力于为正确解释和适用刑法而从事理论研究,是刑法学者的基本使命。但是,万万不要以为,在这个领域,刑法理论观已然成熟和没有问题了。笔者认为,在高度共识之下掩盖着一个严重通病,即没有真正从刑法是司法法的事实判断出发建构面向司法的刑法理论。⑶

司法是一种就具体行为发起的两造俱备、居中裁判的国家活动或政治共同体活动。作为司法法,刑法只能以司法的方式实施,并且首先是裁判规范。⑷罪刑法定主义把规范国家或政治共同体的刑事权力、保障人权放在首要地位,因而要求刑法规范必须具有形式理性的封闭性特征,刑事司法权就被封闭在形式理性所划定的界限内。刑事司法权不得逾越的界限之外,正是人们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领域。从司法上理解和界定,意味着:

第一,要从个案上理解和界定。司法是个案裁判活动,而不是像行政那样可以一次性批量决定若干互不相干的同类行为如何处理。因此,司法的一个不同于行政之处在于强调个案之间的差异,否则对于后来出现的同类行为就没必要再走司法程序,只要按照行政模式对号入座即可。

第二,要从诉讼构造上理解和界定。司法活动中的基本关系表现为由控辩审三方构成的三角形关系,而不是像行政关系那样是在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形成的两极性关系。因此,对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关系,要从它们所承担的诉讼职能上把握。笔者认为,刑法规范的形式理性在司法中的主要载体是控方主体,或者说控诉职能依赖的主要是刑法规范的形式理性。

这就是司法刑法学的理论和方法的总根据。若由此展开,司法刑法学的理论和方法应坚持以下准则:

其一,司法刑法学应关注司法过程,而不应只关注司法结论。传统刑法学看到了司法结论,而没有看到司法过程。正因如此,传统刑法学津津乐道于“司法三段论”方法。其实,司法过程具有两种机制,即成案机制和定案机制。由于忽视了司法过程,传统刑法学就只注目于定案机制,而忽略了成案机制,“司法三段论”只关注定案。

其二,司法刑法学应是辩护之学而非控诉之学,应是权利之学而非权力之学。罪刑法定主义的精髓在于人权保障,其经典表述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故其司法逻辑重心在行为为何“不为罪”、为何“不处罚”,而不在为何定罪、为何处罚。强大国家机器加上高度形式理性,使追诉犯罪易而为被告辩护难。

其三,司法刑法学应致力于交谈客观性而非科学客观性,应致力于公平正义而非仅逻辑正确。司法刑法学是规范科学,而不是实证科学。刑法规范是形式与内容(实质)的有机统一,其内容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浓重的本土性,并且是自发性规范与权力性规范的合体,所以司法刑法学视域中的刑法规范是中国的刑法规范。

在理论内容上,司法刑法学应以定罪论与量刑论为基本板块。为什么这样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注释刑法学由总论与分论组成,其中总论是按照“罪——刑”结构编排。犯罪论和刑罚论是当时刑法总论的基本框架。1990年代初,传统的“罪——刑”结构开始演变为“罪——责——刑”结构,即在犯罪论与刑罚论之间,加入一个“刑事责任论”。⑸此外,有的学者认为,(注释)刑法学体系(总论)应按照“责—罪—刑”结构建立,而有的学者认为刑法学体系应按照“罪——责”结构建立。

二、关于立法刑法学与基础刑法学

在历史上,边沁为了在英国实现法典化并进行全面的法律改革,提出首先应建立一门“说明性”的法律科学。奥斯丁和边沁都认为,这门法律科学的目的就是研究作为社会事实的一般实在法。奥斯丁的分析法学断言,以往法律理论尤其是自然法理论,不恰当地将法律和人类主观好恶及价值理想联系起来,不恰当地将法律和其他社会现象联系起来,从而使法学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科学的立法学始于边沁。[7]但直到法学开始超越法律实证主义时,刑法学的立法面向才渐浮出水面。在1990年代前期及以前,我国通行刑法学体系是将刑法学分为绪论、犯罪总论、刑罚总论、罪刑各论,前三者合称刑法总论。[8]在这种被称为注释刑法学的体系中并没有立法理论。[9]

当前有一种强大的学术声音,认为法学不要动辄论及立法建议或立法完善。这一主张的动机是好的,因为其所反对的是当前严重存在的那种在根本不理解现行法律或在没有对现行法律进行充分解释情况下轻率评论立法的不良倾向。但如果再向前一步,即以此否认立法刑法学的必要,就“谬以千里”了。

如果说,立法刑法学与司法刑法学都是刑法学的技术科学,那么,基础刑法学则是刑法学的基础科学。有的日本学者和我国学者认为,所谓基础刑法学,是指成为刑法解释学的基础的学问领域,包括刑法哲学、刑法史学、比较刑法学、犯罪学及刑事政策学等。[9]这种观点是很成问题的。

三、关于核心刑法学与边缘刑法学

由基础刑法学、立法刑法学与司法刑法学组成的规范刑法学是刑法学的核心学科,而由刑法社会学、刑法经济学等组成的实证刑法学(非规范刑法学)则是刑法学的边缘学科。

近年来,有学者认为刑法学包括广义的刑法学和狭义的刑法学。前者包括:理论刑法学、解释刑法学、刑法学基础理论、刑法哲学、刑法史学、刑法人类学、刑法社会学、刑法经济学、刑法数学、刑事判例学、刑事立法学、比较刑法学、刑事政策学、国际刑法学;后者包括:理论刑法学、解释刑法学。[17]

有的学者指出,学术上分就各种不同的研究方向与研究重点,使用规范科学、经验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医学与理工科技等各种不同的学科与研究方法,研究犯罪问题与犯罪行为人及犯罪被害人,这些以有效抗制犯罪与预防犯罪为其共同终极目的的各种不同学科,在学术上可以统称为刑事学,其中包括刑事法学、犯罪学、刑事政策学、犯罪侦查学等。

由于刑法学的基本使命是为现实刑事立法与司法提供服务,故刑法学的核心内容是作为文化科学的基础刑法学、立法刑法学、司法刑法学,而作为实证科学的各种刑法科学学科只能处于刑法学的边缘地带。在刑法学范围内,核心刑法学与边缘刑法学的分类框架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提升刑法学的学术品位,促进刑法理论的学术分工,提高刑法理论的学术效率。

刑法学的国土法学化流弊十分顽固,刑法学对立法亦步亦趋的流弊也十分明显。这两种弊端的克服,要靠基础刑法学的理论成长以及立法刑法学与司法刑法学的分立。长期以来,由于复杂的原因,“理论联系实际”被在很多程度上庸俗化和片面化,似乎不能解决或不能马上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是毫无意义的,不仅某些理论向度的研究被嘲笑,而且面向实际问题的研究也往往被指为不能立竿见影地解决实践中的问题。

学术上渴求的理论分化迟早要导致理论的社会分工的细化,毋宁说,学术上渴求的理论分化是理论界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需要之反映。刑法理论只有进一步分化,才能使刑法学人“术业有专攻”,才能高效率整合社会学术资源和个人学术精力,才能尽量避免学术资源和学术精力的重复投入和低效产出,也才能促发刑法理论研究者的广泛合作。

第二,扩展刑法课程的学习视野,提高刑法学人的学习动力,培育刑法人才的后备力量。

笔者在几所大学里从事多年刑法教学,一个真切感触是,各层次的法科学生常将自己的刑法理论视野局限于刑法教科书(注释刑法学、刑法解释学、规范刑法学或刑法教义学)所确立的知识范围,尤其是硕士研究生,每年“生产”出来的学位论文,选题范围几乎无出于刑法教科书目录或标题,论域和论证方式也十分单一化。

四、刑法哲学的理论与方法

根据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说法,一切确切的知识都属于科学,一切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而在神学与科学之间,有一片受到夹击的无人之域,即哲学;与神学一样,哲学包含着人类对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诸人类理性而不是诉诸权威的;而哲学之所以被称为“无人之域”,是因为哲学所回答的,是那些似乎永远无法给予确切答案的问题,它没有科学那种能够给生活带来实际效果或者神学那种能够满足心灵对永恒追求的实用价值。[21]

科学、哲学和神学是人类精神诉求的三个向度,但作为理论形态,它们对于研究具体问题又具有方法意义。人们面对一切具体对象,都可能用哲学、科学或神学的方法加以思考。用哲学的方法思考一个对象,能满足从对象之上认识对象的智慧诉求;用科学的方法思考这个对象,能满足从对象之内与从对象之外认识对象的知识诉求;用神学的方法思考这个对象,能满足从对象与神祗的关系认识对象的宗教诉求。对刑法问题,同样可能用这三种方法进行思考。

刑法哲学包括刑法本体论、刑法认识论、刑法价值论。本体论的研究不仅适用于自然,也适用于社会和人类;对于社会进行专门的本体论研究,是现时代的要求。[24]刑法本体论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一定是社会本体论,因为“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25]

刑法研究者不可能绕开刑法认识论问题。刑事立法与司法,首先是认识过程,需要相应的理论模式和认识工具。如何保证一种理论模式和认识工具是可靠的?比如,犯罪成立理论是一个定罪推理模型,建立无论什么样的犯罪成立理论都需要得到刑法认识论的支撑。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关系、刑法解释与刑法适用的关系、刑法演绎与刑法归纳的关系等等,都是刑法认识论关注的问题。同时,刑法认识论也具有刑法学哲学的意义。

医学价值论文范文篇9

法条主义无法承担这一任务,尽管法条主义(或概念法学或形式主义)的进路对法律的专业化和职业化训练并对常规时期法律的运作具有重要的、几乎是不可替代的意义。[注释1:这三者在某种程度上实际是一个东西,只是在中国一般称其为“法条主义”或“概念法学”,而在美国,至少是在波斯纳那里被归结为形式主义。波斯纳曾对形式主义法学以及——更广阔地——对一般的形式主义进行了细致地讲道理的分析,指出了其弊端以及优点。见RichardA.Posner,ProblemsofJurisprudenc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0]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法条主义将法条作为不可质疑的权威,要求社会生活都服从法条。这种方法往往适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时代;而当代中国正处于变革时期,无论是社会生活还是规制社会生活的法律制度都处于——有时是急剧的——变动之中,并且作为社会生活系统内部一个组成部分的法治也必须同社会生活的其他部分相互协调。当代中国的法律制度研究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法条主义,这并非学术本身的逻辑要求,而是学术所附着的生活世界使然。同时,中国法学如果要想真正形成学术研究的传统,也必须超越法条主义,因为学术发展本身不可能来自学术资料本身。事实上,自近代以来,中国法学界一直在进行着这种超越法条主义的努力,特别是近20年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变革和社会变迁,已使得许多法学家不再满意法条主义,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寻求一种新的研究法律制度的进路和方法。

但是,现有的中外传统的法理学著作对法律研究方法一直缺乏足够的系统关注和理论分析。传统的法理学著作很少提及方法问题(更不用说讨论了),偶尔提及,也往往非常粗略和概括;既没有结合具体实例的细致分析,也未能提出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系统表述,只是笼统地提一些方法甚或是命题。近年来,在美国,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为基础,法律经济学分析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规范且卓有成效的方法论论述,但是法律经济学分析对数据要求的标准很高,对经济学素养要求也很高,其方法难以在传统的法律研究中普遍沿用,特别是在当代中国的法律界。广义的法律社会学实际是由多个交叉学科构成的,无法形成或尚未形成统一的、便利法官和其它法律人运用的研究进路和方法。而狭义上的法律社会学(sociologyoflaw)更多借助了社会学、人类学的实证调查方法,尽管有助于理解特定社会中的法律和制度,可供法学家参考,但对于大批受传统法学教育的、强调操作的法律人来说,出于学科传统和研究时间的限制,实证研究的方法似乎也缺乏足够的相关性。要寻求一种与法律人有更多相关性的研究进路和方法,因此,在放开眼界的同时,又不能不重视法律界已经形成的、哪怕是有明显弊端的学科传统。

本文就是这样的一个努力,它试图提出一种我暂且称为“语境论”的进路。这一进路坚持以法律制度和规则为中心关注(在这个意义上,它与职业法律人偏好的法律形式主义有许多一致之处),力求语境化地(设身处地地、历史地)理解任何一种相对长期存在的法律制度、规则的历史正当性和合理性(因此它又与法律社会学、哲学阐释学具有一致之处)。就态度而言,这种语境化一方面拥有法条主义一般说来容易表现出来的尊重既定具体法律制度的特点,同时又要求或至少是隐含了对任何具体法律制度的学术的而不仅仅是政治的批判态度;并且,也正是由于这种对于学术的强调,这种进路在一定意义上也隐含了某种建构的因素,而并非完全是批判法学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战略。就总体而言,这一进路反对以抽象的、所谓代表了永恒价值的大词来评价法律制度和规则,而是切实注重特定社会中人的生物性禀赋的以及生产力(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把法律制度和规则都视为在诸多相对稳定的制约条件下对于常规社会问题做出的一种比较经济且常规化的回应。在这个意义上,特别是当从宏观上考察时,这种语境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是一致的,但它不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命题或原则的简单搬用或重复;它有哲学的因素,但它本身不是哲学,也不强调哲学,而是强调细致、具体地考查和发现社会生产方式以及受社会生产方式制约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对法律制度的塑造和制约。

必须对本文标题中的一些关键词加以强调和说明。首先,本文强调的是法律制度层面的研究进路,在这一层面上,法律往往是相对长期稳定的社会规范,与法律条文并不等同,有时甚至完全没有或无需正式条文的规定(习惯)。因此,这一研究进路关注的不是具体的法律条文,也不是个别的司法活动,而是一个社会制度化处置社会常规性问题的方式。其次,希望读者注意,本文强调语境论是法律制度研究的一种进路,而不是唯一的或最佳的进路。因此,这一进路并不意味着对其它研究进路(包括法条主义进路)的否定和排斥,相反,它欢迎法律研究的其它进路和视角,只要能有效地说明和解决问题。但这并不因此意味着本文作者采取的是一种简单到没有原则的“兼容并蓄”的态度,笼统地谈“兼容并蓄”,如果不是因为言者缺乏智识能力(分不清理论之是非),就是因为媚俗、没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也正是基于此,本文将在对目前中国法学界比较流行的、同样旨在超越法条主义的两种主要法学研究进路提出理论上的分析批评。第三,尽管有种种危险,本文还是试图对语境论的进路提出一种略为“公式化”或“程式化”的表述,以求这一进路不停留于一般命题,使之有可能更操作化、程序化或具体化,成为一种方法或类似于方法的东西。但我必须承认,这种努力不仅有可能失败,这种公式化的表述也有完全可能成为一种新教条。因此,我提醒读者,本文对这一进路所作的方法论概括,只是试图帮助读者在其它法律制度问题研究上运用这一进路,是为了获取这种研究能力的一种联系或训练,而并非获得恰当或真确结论的保证;它更多是一种入门指南,而不是一种操作手册。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上,真正有洞见的研究成果,至少是很难(如果不是完全不能的话)严格依据某一操作规则而获得。因此,读者只应把这种方法论表述作为获得“语境论”和思考问题方式的一个或许有但不必定有帮助的过程;做人过河拆桥是不道德的,做学问过河拆桥则是提升自己能力之必须。

为避免方法论的讨论“玄学化”或过分“概念化”(这常常是难免的),讨论必须有所附着。为此,本文特别以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婚姻制度作为展示这种研究进路和方法的范例。通过分析中国传统社会中在婚姻家庭问题上的那些在今天看来具有法律意味的制度,我希望展现这种分析进路和方法的有效性和解说力。但是,由于本文的中心论题是法律制度研究的进路和方法,因此我又必须提醒读者,不要过分注重本文对中国传统婚姻制度的分析结论,而是这种分析的“路数”;有关婚姻制度的分析结论仍然是一座过后就可以拆的“桥”。但是这并不意味本文对中国传统婚姻制度的分析完全是虚构的,没有经验材料支持,因此是没有意义的。的确,本文中谈及的中国传统婚姻制度是“理想型”的构建,即它不等于某个朝代或某个地区的具体的婚姻制度,但是,它是有一定的经验材料支撑的。读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掌握的史料对这一“理想型”的某些细节提出质疑,但是一般说来,这既不影响这一理想型的构建,因此并不影响本文的方法论讨论的意义。

本文的结构如下:附着于理想型的中国传统的婚姻家庭制度,我将首先对法律制度研究的“价值论”进路和“文化论”进路进行分析,指出其理论解释力的弱点(本文将不对法条主义的进路展开讨论)。然后,我展开本文主张的“语境论”进路对这一制度的分析和理解,力求比较细致展示这一制度的历史正当性。第三节将对这一进路作进一步的理论解说,回答人们可能对这一进路提出的批评。第四节试图根据上两节的分析提出一种显然很不完善但有必要予以追求的理论化、公式化的表述,力求它可能作为一种制度研究的方法或指南。第五节,我将进一步展示这种进路和方法对于理解西方法律制度的适用性以及对我们今天法治建设的部分相关性。最后是一个小结。

一、

大致说来,在中国传统社会婚姻家庭制度的诸多特点中,具有法律意义的大致有早婚、父母包办、媒妁之言、同性不婚、七出三不去等。[注释4:有关中国传统社会的婚姻制度,可参见,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特别是第2章;陈顾远:《中国婚姻史》,上海书店,1992年;郭建等:《中国文化通志·法律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特别是第3章。]对于这种传统的婚姻制度应如何理解和分析,就与当下法律的相关性而言,目前大致有两种进路,我分别称其为“价值论”进路和“文化论”进路。[注释5:当然,这里的概括并不涵盖一切。至少在法律制度史的研究上,还有一种“史实”的进路,这种进路特别强调发现和引证法律制度和规则的本来面目,不追求对制度或规则本身做出解释,力求保持一种“价值无涉”的立场。但是,这种研究进路和本文的关切相关性较少,我将在其他地方对这一进路做出分析和评价。]

从“价值论”的进路切入,大致说来,对上述婚姻制度的种种特点(也许“同性不婚”除外)都采取了一种强烈的批判态度,认为这些特点都反映了一种家族主义的、父权主义的价值,反映了对妇女以及其它弱者(子女)的歧视和压迫,反映了传统小农经济社会或中国封建社会无视人权、压制个人自由的主流价值取向,因而传统法律制度是必须批判、彻底废弃的;在这一话语中,传统婚姻制度的全部作用只是证明我们(特别是作者)的伟大、我们祖先的愚昧。

作为一个现代的个体来说,我当然赞同对传统婚姻制度的批判,并且认为传统婚姻制度的这些特点在现代条件下是应当并可以废弃的(事实上也正在被废弃)。但是,法律的学术研究并不是要对中国传统婚姻制度表示一种不共戴天的革命态度,更重要的是要解说为什么这些制度会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得以产生并长期延续,并进而理解我们的今天的制度。如果传统的婚姻制度真的是那样完全没有道理,我们就只能——如果激进一点——从一种非常简单化的“阶级斗争”观点出发,将这种制度归结为统治阶级的意志,即统治阶级或体力更强的男子或父亲利用自己的强力有意欺压弱小者,并制度化地巩固自己的特权;或者——如果缓和一点——可以说中国社会由于种种原因(比方说容格说的集体无意识,或者简单公式化地将之归结为小农经济的影响)选择了一种父权主义、男权主义的价值,由于这种价值选择的错误,因此造成了中国传统婚姻制度的落后、残酷和荒谬。

这两种解说都很难成立。第一种激进的说法看来似乎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历史观相一致,但实际上由于它完全没有考查统治阶级的意志得以发生的经济生产方式,实际上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落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范畴。而一旦进入实证的层面,我们就发现,这种解说实际必定要基于一个几乎无人可能接受的假设,即所有的男子和父亲(也许还要加上包办婚姻和重男轻女中的母亲)都是天生的极端自我中心的恶人,他/她们不惜牺牲自己亲人的利益,甚至会有意剥夺自己亲人的利益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既得利益;而且由于所有的人只要不是“英年早逝”,都大致会成为父母亲,因此,这种论述的结果只能是“打倒一切”。我并不打算否认世界上确实连窝边草都不放过的人,但是,如果从我们的生活周围(我再次假定人的生物性特征是长期稳定的,尽管不是永久不变的)乃至历史路上看,这种人如果有,也很少;否则,我们如何面对孟子所概括的并得到广泛认同的“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呢?大量的历史记述和故事告诉的是“可怜天下父母心”;男子至少在其恋爱期间对其钟爱者的万般柔情;在古代的(这种状况如今日益减少)所有社会中,一旦面临灾难,为了保护儿童和女人,男子不仅会奋不顾身,而且这常常是一种法定的(尽管不一定形成文字)义务。如果读者不否认这些,那么我们就面临着无论怎样都无法调和、又不可能同时为真的两个关于人的一般命题:所有的男子或父母亲都会为了自我的利益剥夺女子或子女的幸福,以及,(至少有一些)男女之情和亲子之爱往往是最动人无私的。

价值选择论的说法会缓和一点,但同样无法成立。这种说法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把一个社会的价值视为与该社会各种生产生活条件都无关的东西,似乎人们在价值选择时完全不受社会、人类生活和个人利益的影响,完全是一种集体的随机和随意的选择,并且,一旦选择之后,选择者本人及其后人就会“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一条道上走到黑,直到由于某种以外的原因引入了某种新的价值。这不仅不符合历史的事实)(我将在后面的分析中仔细论及)以及人们普遍存在的机会主义倾向,而且这实际已从根本上剥夺了“价值”这个词的意义(这是发生在为维特根斯坦所批评并认为不可能存在的“私人语言”了)。价值本身就是相对于人(人类、阶级、群体或个人)而言的,没有人的存在,不与人发生某种关系(效用或反效用),任何东西都不具有价值。当我们说某个东西有价值时,那就是说,我们认为这是我或者你应当追求的东西。

这种价值选择论的说法还进一步低估了人们的变通能力。表面上看,这种说法似乎强调了特定社会的人们在价值选择特别是初始选择时享有绝对的和无条件的(因此,今天我们对某种价值之选择也可以是无条件的)自由,而就在同时,它又完全否认了这一社会的人们或后代对价值重新选择的可能性和条件。似乎一旦价值选定后,只要没有新的价值的引入(似乎不可能内发产生新的价值),那么,某个特定社会的人们就会永远将错就错下去。此外,这种观点还隐含了一种极其危险的种族主义因素(包括所谓的“亚洲价值论”)。

第三,这种价值选择论也实际上把我们今天认可的某些做法和倾向视为一种永恒的、无条件的“价值”,不仅将之神话、终结化了,而且把这些做法或偏好视为与时间空间无关的一种实体,是脱离社会的某种东西,这就很容易把价值视为一种天才人物的忽然发现,视为某种知识分子的独家产品。这种倾向不仅有太重的自我吹捧的嫌疑,更重要的是隐含了很危险的话语霸权,隐含了一种和无视民众的观点。实践起来,更可能导致暴政。而我将在后面有关程序正义的语境论分析指出,即使是我们今天认可的价值也是这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不仅从理论上,这种价值论进路的两种说法都难以成立,而且从实践上看,这两种进路都势必导致当代中心主义,自我中心主义,很容易把过去的历史仅仅视为谬误,导致、法律虚无主义和全盘否定。当然,在一个社会需要变革时,有时这种虚无主义和全盘否定也许会具有革命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甚至也不无促使学术传统更新的作用(但这仍然是社会的意义),但如果从知识上看,它无法满足智识的要求。

“文化论”的进路与温和的价值论进路有许多相似之处。就其一般表述而言,最典型的是经常被引用的梁漱溟先生的一段话:

我可以断言假使西方化不同我们接触,中国是完全闭关与外间不通风的,就是在走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也断不会有这些轮船,火车,飞行艇,科学方法和“德莫克拉西”精神产生出来。这句话就是说:中国人不是同西方人走一条路线因为走的慢,比人家慢了几十里路。若是同一路线而少走了些路,那么,慢慢的走终究有一天赶的上;若是各自走到别的路线上去,另一方向上去,那么,无论走好久,也不会走到西方人所达到的路线上去,别一方向上去,那么,无论走好久,也不会走到西方人所达到的地点上去的!

这段话按照通常的解释,被认为是指出了中西文化的差别是根本的类型的差别,尽管它并不是不可以作其它解释。[注释9:显然梁漱溟先生的话是一种比喻,我基本赞同他的结论,但如何得出这一结论则可能有不同的论证;因此对他的话如何解释涉及到如何理解文化的不同,如果将中国的文化形态主要视为一种心态、一种态度的外射,则我不能赞同他的论证,但是如果将这种文化形态视为诸多社会制约与人互动的产物,则我赞同。但似乎梁漱溟先生偏重于前一种解释]如果按照通常的解释,这种文化论的进路与温和的价值论进路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比较强调文化、观念、心态或抽象的民族精神对于社会制度包括法律制度的样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并且这种文化更多是集体下意识选择的产物。但是两者的最大差别也许在于,价值论侧重于从单线进化论的理论框架对两种价值的评判,但文化论则侧重于从文化多元的理论框架强调对不同文化的同情理解。[注释10:必须注意,我在本文中将予以阐述的“语境论”进路同样也强调同情理解,但是,这两种进路的同情理解仍然有许多不同。文化论的同情理解更多是从符号和意义的角度上进行的,试图重构一个文化的“意义之网”,而就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研究而言,从这一进路研究的典型是梁治平。对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系统的文化论进路的解说,请看,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有关对这一进路的理论性阐述,请看,梁治平编:《法律的文化解释》,同上。]

我曾在其它地方曾经对这种文化论的进路进行过比较细致的分析。一方面我高度评价了这一进路的理论化努力和贡献,而另一方面,我也指出了这一进路可能隐含的问题。就问题而言,我认为这种文化论研究进路具有很强的“唯心”(不带贬义和政治色彩)的色彩,即强调人(复数)的观念、价值、思维方式、意义赋予对法律制度的构成性和限制性作用,人们因此可能难以从这一进路看出法律文化是否以及如何受制于社会生活的物质性的一面,例如人口、自然地理、耕作方式。在我看来,文化既是选择的,也是被选择的;意义和安排秩序的观念的形成、确立和变化既是文化的、也是功能主义的。此外,文化论进路的法律研究由于强调文化的根本区别及其重视“差异最大化”,以至于容易将法律文化这个本来是构建出来的研究对象实体化,并根据这种实体化的差别势必从学理逻辑上得出中西法律文化完全无法沟通的结论,它也因此也势必难以回答法律文化的历史流变和变迁以及地域的差异。最后,尽管文化论的研究进路也似乎高度强调了人的主观态度对法律制度的构成作用,但从另一面看,它似乎又具有强烈地反个体的特征,因为在这一进路中,文化成了一个决定个体立场、态度和观念,决定他如何解释世界的一个强大的无法抗拒的结构。在这个似乎是强调复数的人的主观因素的研究模式中实际上消灭了作为个体的人的解释力以及与之伴随的创造力。这种文化的解释因此在另一层面上又可能成为一种反文化的解释。[注释13:苏力:“法律文化类型学研究的一个评析”,页175-180title=‘跳转到该注释’name=‘注释12: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页38.>以至于容易将法律文化这个本来是构建出来的研究对象实体化,并根据这种实体化的差别势必从学理逻辑上得出中西法文化完全无法沟通的结论,它也因此也势必难以回答法律文化的历史流变和变迁以及地域的差异。最后,尽管文化论的研究进路也似乎高度强调了人的主观态度对法律制度的构成作用,但从另一面看,它似乎又具有强烈地反个体的特征,因为在这一进路中,文化成了一个决定个体立场、态度和观念,决定他如何解释世界的一个强大的无法抗拒的结构。在这个似乎是强调复数的人的主观因素的研究模式中实际上消灭了作为个体的人的解释力以及与之伴随的创造力。这种文化的解释因此在另一层面上又可能成为一种反文化的解释。[注释13:苏力:“法律文化类型学研究的一个评析”,页175-180’>[注释12: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页38.>以至于容易将法律文化这个本来是构建出来的研究对象实体化,并根据这种实体化的差别势必从学理逻辑上得出中西法律文化完全无法沟通的结论,它也因此也势必难以回答法律文化的历史流变和变迁以及地域的差异。最后,尽管文化论的研究进路也似乎高度强调了人的主观态度对法律制度的构成作用,但从另一面看,它似乎又具有强烈地反个体的特征,因为在这一进路中,文化成了一个决定个体立场、态度和观念,决定他如何解释世界的一个强大的无法抗拒的结构。在这个似乎是强调复数的人的主观因素的研究模式中实际上消灭了作为个体的人的解释力以及与之伴随的创造力。这种文化的解释因此在另一层面上又可能成为一种反文化的解释。[注释13:苏力:“法律文化类型学研究的一个评析”,页175-180]

我至今仍然坚持这些质疑(尽管我并不排斥这种文化论的进路)。并且认为,这一进路仍然难以用来考察回答具体的法律制度或规定问题。比方说,我们就很难用文化论的进路来解说中国传统社会中婚姻制度的上述特点,即使做出解释,也几乎等于没有解释(为什么古代中国人“早婚”?如果你回答,这是中国的文化类型决定的。这几乎等于没有给予回答)。显然,对于这些具体的制度性特点,我们必须寻找其它的解说进路)。

二、

基于上述两种进路的弱点,我主张,在考察任何具体的法律制度或规则时,要坚持一种语境论的研究进路。就上述中国传统婚姻制度的一系列特点而言,我认为,它们都是与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以及以这一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或与这一生产方式相伴随的诸多社会条件相联系的,是为了回应人类如何在这一社会历史条件下繁衍生存问题的。

我们可以从传统社会中人的预期寿命来进入这个问题。在小农经济条件下,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很低,科学技术水平很低,交通不便,信息流通不畅,医疗水平也很低。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人的平均寿命很低,“人生七十”就算是“古来稀”了。在新中国建立之际,中国人的平均寿命预期是35岁左右。而据刘翠溶对长江中下游地区一些家族的家谱研究,在1400-1900年间,中国人出生的预期寿命约在35-40岁之间波动。显然,在没有现代科学发展起来或大量传播并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前,由于食物、医疗卫生条件的限制,由于农业耕作的劳累,由于种种天灾人祸,人的寿命不会太长。

也正是这个生命周期的问题,为了生命的繁衍、延续,人们就必须早婚。假定人的平均寿命只有40岁,那么如果当时人们结婚年龄如同当今城市人结婚的年龄,那么该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在去世时,其头一个子女才10岁出头,这样大的一个孩子在农业社会中虽然可以参加劳动,但尚不足以独自谋生,而其最小的弟妹则可能还在襁褓之中。显然,这种婚龄是无法保证人类的种族延续的。在这种社会条件下,早婚几乎是一种必然,一种最佳选择。如果16岁结婚,40岁去世时,长子或长女已经20多岁了,完全可以独自谋生,成立家庭了;下面的弟妹一般也可以独自谋生了;即使最小的弟妹还小,长子也可以承担起抚育的责任(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更一直都有“长嫂如母”“长兄如父”的说法和实践)。因此,在中国古代,至少是就有确证的法律规定婚龄而言,大致在男20,女15,甚至更早。并且要注意,同样是婚龄,古代与现代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古代的婚龄往往是(特别是在早期)强制性的,即到这个年龄必须结婚,而如今规定的婚龄是授权性的。[注释16:陈顾远先生在其著作中曾对中国远古时期规定的高婚龄表示不可信,原因就在于他是用现代人的允婚婚龄理解古代的必婚婚龄。]规定的不同表现出,同样是婚龄,其针对的常规性问题是完全不同的,一般而言,前者要是维系人类繁衍和国家人口数量,后者则声称要保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一旦承认早婚早育的合理性,媒妁之言与包办婚姻就几乎不可避免。由于交通和信息流通不便,人们的生活世界很小,孩子们往往是在一个村庄长大的,同村的同龄异性往往是近亲属,可以接触到并可以成为配偶的异性很少。与别村的适婚异性也很难交往,一般说来,当没有确定的可能性之际,你不大可能在辛勤劳作一天之后,翻山越岭跋涉几十里地去寻偶;即使是有这个干劲,由于没有事先的约定,也不可能有什么结果(因此,我们在古代小说或戏剧中,常常有一见钟情的男女相约来年在某地再次相见之类的说法,这实在不是偶然的)。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以今天习以为常的自由恋爱方式婚配,交易费用会极高。为了扩大择偶的可能性和成功率,媒妁之言就不可避免;媒妁之言实际是一种择偶的信息渠道,在乡土社会中总体说来(尽管并不总是)具有正面的功能。

与此同时,包办婚姻也就很容易发生。首先,由于结婚要早,婚姻者也许还不懂儿女私情,还不留意异性(例如,戏剧中梁山伯对祝英台同窗三年尚不知对方是女性),很自然,婚姻就成为父母为儿女操办的一件大事。应当说,这种包办一般还不会造成什么悲剧;重要的是,在某些情况下,青年男女也许会自己相爱,而这时由于交往对象的局限,所爱的人往往是长期经验累积起来的习惯法不能允许成婚的近亲,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包办婚姻就会酿成个人的悲剧。当然,促成包办婚姻发生还有其它一些因素。首先,对异性的爱慕是青春期性冲动是一种生物性本能,往往“当局者”会不考虑其它任何因素。但是婚姻却是一种制度。它涉及到诸多的社会性因素,最起码要考虑到后代的健康、养家糊口。因此虽然以生物性本能为基础,而婚姻则必定是涉及利害的选择。父母为了儿女着想,往往选择儿女不熟悉不了解的人,选择富裕一些的人家,至少是同等殷实人家。前一选择是保证后代健康的要求。而后一选择标准也并不简单的是嫌贫爱富,而是一种因生活需要而必须做出的选择。在没有其它标志证明婚姻对象的潜在生活能力之际,以现有的家庭财富作为一个择偶标准,对于那些为子女择偶的父母亲来说,一般说来,也许是最实在的、最可见的、最经济的标准。只要设想一下,即使当今的父母,又有几个人会完全不考虑儿女婚后家境呢?尽管如今可能会看重一些学历之类的东西,但在某种程度上,如今的学历也大致是另一个衡量未来收入状况的标志。但是青春期的孩子并不一定考虑这些,而可能更多考虑相貌或其他性特征是否吸引人。还有一个因素是,有些儿子在婚后往往会同父母一起居住,父母一般不愿家里出现一个自己完全不了解底细、性格上有冲突的陌生人,因此,他们自然也会要求对儿女的婚姻做主。因此,子女的婚姻选择和父母为孩子做出的选择之间就必然隐含了某种冲突乃至悲剧的可能。当然,父母由于其控制经济,由于其成熟,由于其交际面的广泛,由于其长期形成的地位都使得他们在这一问题上更占据主导,因此,包办婚姻就成为一种婚姻的制度,一种事实上的法律。

同姓不婚,与前几点相关,也是在社会生活中长期形成的、为回答乡土社会中甄别可结婚对象的一个简单且有效的规则。首先,通过长期的实践,人们发现,如果近亲结婚,更可能出现畸形、痴呆的后代,这种状况将造成极大的社会负担,是对有限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这种孩子往往还无法承担起赡养老人的社会责任。其次,在一个人口流动不大的乡土社会中,同姓者确实更有可能是近亲。第三,由于缺少文字记录,乡土社会也往往没有其它更为有效且便利的甄别是否是近亲的制度。因此,在乡土社会,同姓不婚就是防止近亲结婚的一个最为有效的制度,它节省了人们细致考察哪些同姓可以哪些不能结婚所需要的、有时可能是巨大的费用。只有当有充分且显然的证据表明同姓者不可能是近亲时,这一规则才不再适用。

最后,我们可以考察一下有关离婚的规定。中国传统社会中,有“和离”,即双方自愿离婚,对这种离婚历来并不禁止,尽管事实上并不多。一种最主要的、在今天也最引起道德谴责的离婚制度是“休妻”,长达数千年。根据这项制度,如果有以下七种情况丈夫可以单方面的将妻子赶走:这七种情况是:无子、不抚养丈夫父母、淫乱、乱说话、偷窃、嫉妒和恶疾。但是如果细致考察一下,就会发现,这七种情况都在一定程度上与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社会组织结构相联系的。无子,其实,这一规则的主要关注并不在于某个个体能否生育,它的主要关注是一个有无后代,有没有养老保险的问题。在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时代,如果谁没有后代,他或她老了,就很难生存下去,就有可能成为社会的负担,因此,有儿子对于一个人对于这个社会都很重要。不赡养公婆,这也不仅是一个不孝顺或破坏了家庭的和睦,而在于这种行为是对农耕社会的老人保险制度的破坏,有可能增加了社会的负担,其后果和无子是一样的。淫乱,这也会造成社会关系的紊乱,造成家庭的不和,甚至可能导致血缘的混乱;这个问题在一个乡土社会中所带来的影响会非常大。乱说话,同样,不只是会惹事生非,重要的是会造成家庭、家族或社区的冲突。盗窃也是会造成秩序的混乱。这里面可能最有道德争议的是恶疾和嫉妒。问题在于“恶疾”是有特指的,并非一般的疾病,而往往是长期的且具有强烈传染之可能。这种疾病的问题并不在于使夫妻关系名存实亡,更重要的是在古代医学不发达的情况下,这有可能会长期耗费家庭的大量财产,造成其他家庭成员难以生存,甚至疾病会传染,造成整个家庭、家族乃至村庄的毁灭。在这种情况下,休妻确实非常残忍,但这也许相比起来是最为现实的选择,这就如同,在爱斯基摩人中,有这样一种习惯,每当冬季食品奇缺之际,老人会自己离开部落,将食品留给年轻人和孩子的做法一样。在许多情况下,仁慈是奢侈的,需要以某种程度的富裕为基础的。最后是妒嫉,这里的嫉妒也是特指的,往往是与无子相联系的,本来妻如果没有儿子,是可以通过娶妾予以补救,但是妻子嫉妒不许丈夫纳妾,这就会造成无子的问题,因此可以休妻。所有这七条当然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因为,在农业社会中,男子是主要的生活资料的创造者,由此导致男女的不平等。但这恰恰反映出小农经济社会的制约,而不是由于人们当初选择了男女不平等的“价值”。

但是,即使在这种制度下,也并非完全不保护女性,与七出的同时,又有三种情况不能休妻。这就是,同更三年丧、丈夫家先贫穷后富裕,以及无家可归。这三种情况都是为了保护或客观上保护了妇女利益。同更三年丧,并不是因为妻子贤淑,更重要的表明妻子对丈夫一家做出了贡献(丧事不仅对丈夫家是一个重大的花费,而且父母死后三年也往往是丈夫最需要扶持的时期),先贫穷后富贵同样是为了保护妻子共同参与创造的家庭财富不被剥夺,无家可归则是为了防止增加社会负担。因此,虽然表面上有种种休妻的许可,但是只要有了这三种情况之一,就不允许休妻(淫乱至少在唐以后一直不能援用三不去,这是对妇女的一种震慑)。此外,“无子”也并不是休妻的绝对条件。依照唐律的规定,妻子只有到了50岁以上(也就是绝育期以后)还没有儿子方能休妻,而妻子到了50岁时,在一个人们预期寿命35岁甚至更低的年代,她如果还没有“同更三年丧”,那么家中父母也已去世因此“有所取无所归”,属于三不去的范围了。而且古代是允许纳妾或过继,因此,无子对于妇女一般说来并不是一个现实的威胁。正是以这种方式,妻子的利益得到了适当的保护,制止了丈夫在另有所爱时遗弃妻子。这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尤为重要,妇女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因此,如果遭到遗弃,妇女就没有生路,或者会加重社会的负担。当然这种“保护”当然很不充分,妻子可能日子还是不好过,但是,对于当时的大多数妇女来说,她们无法诉诸政府的保护,因为当时的政府,由于种种财政上的限制,无法建立和支持一个强大的司法执行体系,它可能为妇女提供的保护最多也就是这一点了;因此,对于绝大多数妇女而言,首先是活下去,而不是其他的什么权利,权利永远都受到一个社会各种条件的限制。

将我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放在受当时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制约下的社会条件中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婚姻制度的基本特点都不是某个圣人、天才人物凭着头脑想出来的,也不是某个恶人有意要欺压妇女,而是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实践的智慧,是经过考验的,只要是“天(社会条件)不变”,这个“道”也就很难变;其次,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它也具有很大的合理性,在当时的严酷的社会条件下,甚至可以说是公正的,因为它尽可能地平衡了各方面都必须考虑的利益。当然,也正是在从这种历史和社会语境中,我们也可以理解与这一婚姻制度的基本特点相违的许多司法特例,例如,一些允许同姓结婚或无需媒妁之言父母包办的特例是在什么条件下发生的。这种制度确实是一种文化,但是,这种文化,至少在这一进路和理论框架中,是一个具体社会的诸多制约条件,其中包括自然、气候、资源、生产方式、生产力水平、人的相对恒定的自然属性等共同塑造的。我在这里坚持了一种同情的理解,但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同情理解。

三、

这样一种分析进路,显然具有更大的解释力。但是,在一些急于中国现代化和建立现代法治的法学或其他的学者看来,这样一种进路会令他们很不顺心。首先,这样的语境论进路以及其中隐含的同情理解会大大削弱对旧制度的批判,赋予了旧制度过多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因此不利于推进中国的改革,不利于现代法治的建立。因此,处于一种“价值”的判断,他们会仍然坚持对传统法律制度的批判。其次,如果理论思维更精细一点,他们可能认为,这种分析也许忽视了“现代”价值、观念、制度对生产关系的反作用。

这两种怀疑和批评都有道理,但未必精当。这一进路其实并没有赋予——仍然以中国传统的婚姻制度为例——这一制度某种超越时空或一切社会条件的正当性;恰恰相反,由于总是将一个制度的正当性同该制度所针对的社会常规问题以及其他社会、自然条件联系起来,这一进路本身隐含着对任何制度强烈的批判精神:只要某个制度所针对的问题变化了,或者是其他社会、自然条件发生了变化,原先具有正当性的制度,即使是如同持续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婚姻制度,也会失去其存在的正当性,就需要有新的、更有效的制度予以替代;如果某个制度所针对的问题由于其他社会条件的变化消失了,那么这个制度就有废除的必要;如果由于社会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问题,就需要并且也一定会建立或形成新的制度来解决。在这一进路中,任何具体的制度本身都不具有超越一切的合法性,都必须服务人类的、特别是当代人的需要,这才是任何法律制度合法性的根据。它反对用一种自我中心的、上帝式的、历史在我这里或在我们这一代终结的眼光来考察和评价任何制度,而主张并力求进入适当的语境,移情地、体贴地、具体地予以考查和评价制度。正如卡多佐所言:“法律的终极原因是社会的福利。未达到其目标的法律规则不可能永久性地证明其存在是合理的”。

如果用这种观点来看待中国近代以来的诸多制度变革和改革,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变革都具有正当性,这种正当性并不是因为这些制度是从发达国家来的,而在于它们是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变化的要求,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我们的要求。这岂不是更强化了这种变革的正当性吗?!其实,仅仅因为别人或别国如何如何这并不能赋予某种做法或制度本身任何规范性或正当化的力量,我们总不能因为国外有某些同性恋家庭的家庭关系很好而认定那些夫妻关系不太好的人都必须组建同性恋家庭(或者相反),或者因为西洋人从不听京剧就认定中国应该废除京剧吧!制度变革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之真正根基必定要扎根于(而不就是)我们的感受。

因此,这一进路和价值论进路在求变上具有相同之处。不同之处仅在于,它更深入一些;它不像价值论那样容易或总是从道德善恶的角度来考察问题。在语境论的进路看来,用善恶的语言来考察制度这不是法律的进路,其最终往往只能借助暴力来解决问题。语境论要求,你不仅要提出目标,而且考虑船和桥的关系问题;它在坚持法律制度变革时还强调要细致分析考查法律制度形成和确立所必须具备的种种条件。它不以“变”作为一切,而是隐含地以是否“变得好了”“变得有效了”“变得更为人们普遍接受了”(这三者在实践上是同一的)作为衡量的标准。因此,如果变得结果必定更糟,它也反对变,仅仅在这个意义上,它才又可能是保守的。它也重视法律的移植和模仿,但并不以移植和模仿本身为目的(如同那位学步邯郸而忘记如何走路的古人),而是以模仿和移植作为理解并进而解决自己面临的具体问题的途径。因此,语境论的进路不是宣传鼓动家的事业,也不是一般的思辨家、学问家、评论家的事业,它属于实践者和行动者。它懂得“重要的问题在于改造世界”,在于在种种制约条件下推进这种改造;它不是大连金山体育场那令人回肠荡气、热血沸腾的“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呐喊或体育评论员的赛后评点,而属于(因此并不等于)尽管一次次以失败告终但并不只能或只应以失败告终的一代中国足球教练员的战略计划。它拒绝“天桥的把式”,而欣赏“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由于是行动者、实践者的进路,因此,这一进路也并不只是要求人们消极等待社会条件的变化和成熟,它非常欣赏王进喜的格言:“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但它首先会去创造条件,它懂得我们的目的是要过河,但首先要解决船和/或桥的问题。而且,它承认人们的社会活动本身就是这种条件之一。

因此,这一进路其实也并不看轻观念、制度乃至信仰、意志的作用,它只是从不把这些因素从具体语境中脱离出来,以它们代替基督教中的那个上帝,作为世界一切活动的第一推动力。它坚持任何观念、制度和信仰都必须要附着于人或其他物质性的存在物,而不可能凭空存在,最起码它们要附着于我们这些有着无法摆脱的“沉重之肉身”的普通人。因此,在这一进路看来,早婚或晚婚完全不是由于古人和今人的抽象价值不同,而是由于社会条件变化引发了生物特性大致稳定的个体的机会成本改变,以及由此而来的行为方式的改变;我们今天所谓的价值不过是对这种社会基本格局的一种简单便利的表述而已,这里的价值仅仅是一个“名”,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这一进路坚持,任何话语的机制都要依附于非话语机制才能得以运转,才能发生效果。它当然相信“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会形同虚设”,[注释26: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三联书店,1991年。]但是,它强调即使信仰的发生并不是一个完全无所依傍的自由意志的决定或直觉的判断,而是一个依附于种种社会实践的历史过程的产物。[注释27:苏力:“法律如何信仰?”,《四川大学法学评论》,1999年增刊,页30-32.]它甚至会认为即使是情感、爱、恻隐之心、本能、人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如同福柯所言——从这些人们通常认为最没有指望发现历史的地方来发现历史。[注释28: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学》,苏力译,《学术思想评论》第4辑,1998年,页380.]例如,它不会把曾在传统中国中相当普遍存在的溺婴特别是溺女婴仅仅视为人性的丧失、人权观念的缺乏或天性的重男轻女,也不会把“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或“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视为人权观念或女权主义的忽然发现或最早“萌芽”,而是把这种状况看作是“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的结果。[注释29:分别为陈琳《饮马长城窟》和杜甫《兵车行》的诗句。]它既不会如同某些卫道士把现代城市生活中的婚外恋现象增加归结为人性的背离,也不像某些理论家将之归结为人性的发现,而是认为这更多是人口流动增加、交往对象增加以及其他制约条件变化带来的结果,因此,即使是这种似乎完全是由基因或生物本能决定的东西,其具体的表现方式也仍然是历史的、语境的。

因此,这一进路也就根本不是决定论。它承认历史是人创造的,只是它又认为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创造历史;它承认法律制度也是人创造的,但是由众人而不是由某个天才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共同创造的,法律制度不是一章法条,可以由某一个学者起草某个机关颁布的。它承认,即使针对的是同样社会常规问题,也未必要以同样的制度来回应,或一定要以某种制度来回应,因此,它不相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或无需对症就可下药且能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相反,从这一进路看来,恰恰是价值论或文化论可能隐含了更多的决定论或反文化论的因素,恰恰是那种强调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坚持某一原则或制度,认为坚持某个原则就必定会如何如何的思路更具决定论的因素。依据这一进路,当必要时,它甚至会乃至必须界定和考查那些不在场的或未能实现的可能性乃至随机因素(比方说,中国如果没有孔子,或者孔子不是死于73岁,而是死于37岁,中国传统的文化表述又会如何?)。

这一进路,因此,与抽象的价值完全无关,它要求聆听,要求一种充满博爱之心的理解,要求细致的调查、对大量相关细节的辨识和把握,它要求耐心,“要求无情的渊博学识”。它要求人们想“事”和想“问题”,而不是想“语词”或“概念”[注释32:OliverWendellHolmes,LawinScienceandScienceinLaw,12HarvardLawReview,443(1889)p.460.]——尽管人们无法脱离语词和概念想事。它甚至不反对价值判断,只是认为,这种判断是应当在了解、斟酌问题和诸多条件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并且不要将这种判断神话,不容讨论。

对法学家来说,这一进路因此还隐含着要求法学家集中关心法学的问题,但它并不以专业化的名义要求法学家仅仅关注被一个社会的学科建制标记为法学的研究成果和话语,相反,它要求法学家尽可能了解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知识。它要求法学家有法律职业者的眼光和切入问题的角度,同时又要求他们注意常识,注意“常人”(reasonableman)的标准。它相信并坚持在学科建构上法学是而且应当是(为了学术分工的效率以及司法独立)一个独立的(independent)学科,但不相信一个真正具有活力和能解决问题能力的法学有可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学科,不相信一个满足于自斟自饮的法学有可能是一个具有生命力和合法性的学科。

四、

由于需要大量有关真实世界的信息,因此,这一进路严格说来几乎完全无法表述为一种公式化的方法。但是,依据上一节有关中国传统社会婚姻制度的分析,我还是试图对这一进路做某种更为细致的公式化概括,也许这种概括很是拙劣,但是至少会比一般的哲学命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更为具体一些,至少可以给有兴趣继续研究这类问题的人们某种略微细致的提示或警示。

当考查一个具体的法律制度或规则时,这一进路的第一步是善意地力求重构这一制度或规则所针对的社会常规问题。这里必须对几个词作一点解释。首先是善意。一般说来,当一个制度或规则能够在历史上或某一特定时期内比较长期地存在,应当说,这一制度和规则都必定满足了接受这一制度或规则的人们的特定需要,否则这一制度就不可能比较长期的存在和延续,除非是长期地运用暴力强制人们接受;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使是使用暴力也是需要代价的。因此,即使是奴隶制在人类历史上的出现比起初民社会的杀戮战俘的做法也是一个进步;而奴隶制的崩溃并不是由于人们理解了正义和人权,而是由于奴隶制的效率。[注释35:见巴泽尔:“奴隶制”,《产权的经济分析》,费方域、段毅才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页105-118.]当然,这里的善意并不是假定制度创造者本人怀有善意,而是指研究者不要急于(因此并不是完全排除)从道德上来指责、解释历史上的“恶行”,而是努力将制度视为对常规性社会问题的回应,即使这种回应可能是错误的、恶劣的。从认识论上看,这种善意也是今天的研究者理解的前提条件。[36: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其次是“社会常规问题”。法律制度和规则所针对的并不是某一个具体问题或少数特例,而是要解决比较具有一般性的问题,尽管提出这一社会常规问题的事件有可能是一个历史上不再或很难重复的特例。例如司法审查制度是来自马伯利诉麦迪逊案件,甚至与此案中的主要当事人马歇尔个人的许多具体的想法有关;但是作为一个制度,司法审查并不是为了解决这个案例中发生的争议。如果仅仅局限于此案争议,就不会有作为制度和规则的司法审查,而只有作为一个事件的司法审查。[37:参见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比较法研究》,1998年第1期]因此,当针对常规社会问题的制度在某些特例上出了毛病,我们不应简单否定这一制度的有限合理性;正如O.J.辛普森审判不能否定美国的司法制度或刑事司法制度一样。第三是重构。必须指出,完全的重构是不可能的,这种重构只能是而且事实上也必定是力求。因此,重构的结果有时可能会有多个,因此一定要将重构作为一种假说,而不是一种定然的事实。研究者必须对这种重构有一定准备,一方面,在强有力的证据否证这一重构之前,要有坚持这一重构的坚定性;另一方面,当强有力证据出现之后,又要有放弃这一重构的坚定性。

第二步,当重构了问题之后,研究者必须再考查人们的自然禀赋、自然环境、社会生产力和科技发展水平以及资源等相对稳定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对于之在解决这一常规社会问题的制度和规则选择的基本制约。当然,首先要考查人的自然禀赋(即所谓“人性”)的限制,这些限制有当时社会中常人的或履行特定社会工作的某一类人(例如法官、警察、医生)的常规生理能力、认识能力、专业能力以及其他一般特点或弱点(例如有限的理性思维能力、遗忘、有时会缺少反思、有限的利他心、爱有差等等)。这里要注意的是运用“常人”的规则,而不是强调具体案件中的某个具体人的特点,防止不切实际地提出过高的或理想化的要求。必须注意,尽管人的自然禀赋一般说来相当稳定,甚至长期稳定,但它并非一成不变,从长期来看,这些特点都有可能(至少不应简单地排除这种可能)要随着具体的自然环境、社会的生产力和科技发展水平发生变化,例如,我们今天拥有的语言能力、记忆力等,甚至人的“自然”情感,在一定意义上,都不完全是“自然”的产物,而是有社会的因素参与塑造的。此外,还要了解当时当地社会生产力和科技水平,以及往往与此相伴的资源。这些对法律制度往往具有重要的制约。

比方说,中国古代婚姻制度中的早婚早育所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在当时历史水平下保证人类种群的延续问题。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的自然禀赋决定的,每个物种都“力求”自己种群的延续,或者说,那些不具有这种自然禀赋的物种在长期的生存竞争中都逐渐被淘汰了,不管这一种群有什么样的在我们看来“好的”或“坏的”价值,剩下的都是那些具有这种自然禀赋的种群。人类同样如此。但是由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科技和医药发展水平,一般人的预期寿命要大大短于现代一般人的预期寿命。正是在这一条件下,早婚得以成为制度,仅仅可能因为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最有效率的维系人类延续的法律制度,而与人们的价值选择无涉。我们同样可以用这一思路来分析媒妁之言、包办婚姻,发现在早婚且社会信息流通不畅、交易对象有限的社会条件下,这也许是防止近亲繁殖保证子孙繁衍的一个可以普遍适用的简单且便利的制度。当然,在这一考查过程中,人们实际上不可能考查一切相关因素,因此,应当集中关注最主要的一个或几个制约条件,从此去理解、发掘制度或规则的正当性。

第三步,不应当简单地将这种构建起来的正当化予以固化。必须认识到这种正当性只是一种“构建”,而未必是历史的真实,因此,在考察其他条件的同时,还要看看有无其他制度或规则可以更为恰当地解决我们今天善意重构的那个社会问题。如果没有,可以继续下一步;而如果有,则要追问为什么这些今天在我们看来显然更为合理和有效的制度没有得以确立,由此有可能发现为我们忽略的或尚未认识到的其他制约因素甚或是人为因素。当然,这种探索并不一定会有结果。此外,在探讨任何正当性之际,都必须保持一种非决定论的态度,即承认制度创立者们的自然禀赋和信息都是有限的,以及我们自己的理性力量和信息同样是有限的。承认第一个有限是因为制度创立者们不可能如同我们今天这样可以很方便地拥有大量信息,可以从容地进行比较和选择。承认第二个有限是因为我们也有可能完全无法重构和理解制度创立者的所面临的问题和制约。此外,还应当考虑制度和规则发生的某些随机因素或选择领域,一定不能将某一种选择视为非此即彼的定然。

由于除了纯粹的历史考查外,任何对历史上的或外国的法律制度或规则的考查往往都伴随了当下的关怀,历史的正当性往往与当下的正当性以某种方式相关,因此,第四步,法学研究者必须以类似的方式考查与某个法律制度或规则相关的当代的社会问题,考查支撑先前某法律制度或规则的诸多社会制约条件是否有重大到必须改变这一制度或规则的变化。必须指出,这种考查并不可能总是得出一致的结论和判断,甚至常常会得出不一致的结论和判断,因此,这种考查也并不应当是决定论的,而必须允许对一种制度和规则有多种正当性之判断,正如在一定范围内法官做出几种判决(在特定情况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判决)都是正当的一样。只要对事实没有争议,那么这些不同的判断或结论是可以竞争性并存的。并没有高下之分。如果争议出自对某个或某些事实的判断,那么,这种争议就是可以辩驳的,有可能通过对事实深入调查而获得进一步沟通;而不是如同纯粹参照个人感受而发生的“价值”判断或“道德”判断只有黑白对错的对立,没有沟通妥协的可能。还必须指出,以这一方式来考察制度并不要求一旦发现社会条件有变化制度和规则就必须有所变化;对一个珍重法治的法律人而言,只有当社会的变化已足够大,制度和规则之变化带来的社会利益已足以弥补这一变化必然带来的社会损失之际,才要求制度的变化,因为保持制度和规则的稳定本身就是法治的最基本的形式价值之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不溯及既往、法律的稳定性、保护被依赖的利益等)。

基于同样的思想脉络,即使发现社会条件已经有了相当的变化,第五步,一个负责任的法律研究者还有必要提出具体的制度和规则变化,并基于当下已发生的或有根据预期其即将发生的社会条件变化来说明新制度或规则的正当性。法律是天下之公器,因此,任何人都完全可以表达自己的偏好或理想,但是如果他/她要作为一个法律制度的研究者,而不是作为一般的号召改革的政治宣传家或社会活动家,他/她就不应仅仅用自己的偏好或抽象的价值作为支持某种变化的根据,不能笼统地用一种热烈的言词表述一种“价值”或“方向”的选择,他或她必须有更为坚实的事实支撑其主张;而利益相关的人们也完全有理由要求他/她做出更为细致的利弊分析和盘算。

必须指出,这五个步骤的区分并不严格,在分析具体问题时,它们有可能相互交错。例如,第一步的问题构建就很难完全脱离对制度发生和运作之时代的社会条件的初步了解。此外,也并不是只要经过了这五个步骤就一定能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或判断。在实际生活中,有些步骤有可能要重复多次。因此,这一方法的实际运用肯定不会像这里的介绍那么齐整和利落。但是,在我看来,一个认真的法律制度研究,都不能不考虑这几个方面的问题。

五、

这种语境论的进路和方法,并不仅限于分析诸如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法律制度。它的适用面要广泛得多。我自己就曾在一些论文中对一些法律规则和制度进行过并非自觉的简要分析,其中既包括宏观的制度(例如对中国近代以来法律制度的历史变迁),也包括一系列具体的法律规定(例如对基层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制度,[注释39:“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考察与思考,《北律评论》,第1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1999年],例如对成文合同的分析,关于刑讯逼供的分析等[注释40:见于”科技与法律问题的法理学重构“,《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5期,页64-65.]但是,一些学者完全可能认为这种进路分析不适用于分析西方的法律制度,在他们看来,至少是西方的某些法律制度已经通过迄今为止的历史证明其体现了一种人类的共同的终极价值。因此,要例证语境论的正当性,我就不得不以语境论的进路对一些源自西方的法律制度进行一些分析。在这一节,我将分析两个例子。一个是西方法律文化之源头古希腊的制度,一个是今天许多学者强调的源自西方的”程序正义“。当然头一个例子还希望表明”语境论“的进路并非一种独创,而是一切认真的法律研究有意无意都必须遵循的,本文的概括只是一种法理学的总结。而后一个例子则试图进一步表明,语境论在一定条件下,也具有有限的预测未来制度的力量,而不总是只能扮演事后诸葛亮的角色。

在孟德斯鸠的名著《论法的精神》中,曾提及古希腊著名的法学家、政治家梭伦的立法中有这样一个乍看起来非常无理、压迫人且荒谬的法律规定,大致是,当一个国家出现动乱,人们分裂为两派时,所有的人都必须加入到两派中的任何一派中去,否则就是丑恶无耻的人。梭伦时代被认为是雅典的黄金时期,受到后代学者的广泛赞赏,被认为是西方民主与政治的典范,梭伦立法也一直受到法学家的广泛赞赏。[注释42:参见,由荣主编:《外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页52-54.]但是,如果仅仅从子面上(即法条主义的)考查这一法律规定,如果我们不是盲目崇拜古希腊,似乎很令人非常怀疑梭伦以及梭伦立法是否值得这种赞美。这种法律规定可以说完全剥夺了人的自由选择:它不论纷争中的两派究竟谁是谁非,而仅仅谴责和惩罚那些“逍遥派”。对于如今超过40岁以上的人,这种法律规定甚至比“”还要惨烈,因为“”时期至少还允许“逍遥派”的存在。

一些善良的人门或当代的“言必称希腊”的学者也许会说,这种法律规定只是一个例外,人难免犯错误,这种规定无妨雅典和梭伦的伟大,有缺点的战士仍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不过是苍蝇等等。这种辩解当然可以成立,也可以令人接受,其修辞甚至颇为打动人。但是,问题在于,这种辩解是无力的,这与其说是辩解,倒不如说是一种帮倒忙。

相比之下,孟德斯鸠的分析则充分展示了一个学者的真正的洞察力和理论解说力。孟德斯鸠首先指出,在理解这一规定时“我们应该看看希腊当时所处的情况”。指出这一方向很重要;随即,他分析指出,希腊“当时分为许多小国家”,以及“在一个为内讧所苦的共和国里,最是小心谨慎、智虑明达的人将隐避起来,以致事态被推向极端。”孟德斯鸠还指出,“在这些小国家发生变乱的时候,大多数公民都参与了争吵或制造了争吵”,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应当让那些少数明智、安静的人参加到叛乱者里头去。这样,一种发酵了的酒可以仅仅放进一滴另一种酒而停止发酵。”

而这种情况是否今天或在大国同样适用呢?孟德斯鸠没有简单地予以肯定或否定,而是同样分析了支撑制度或法律规定的一些社会条件。他指出“在我们的大君主国里,党派是少数人组成的,老百姓则愿意安静无为地生活着。”由于这种社会基本条件发生了变化,孟德斯鸠认为,这时,“就要号召回到广大国民中去,而不是号召广大的国民[加入]到叛乱者那里去”。

孟德斯鸠的解说是非常令人信服的。尽管他分析的程序似乎与我在上面概括的程序不完全相同,但基本进路是一致的。首先,孟德斯鸠不是简单将这个在他看来也是“非常特别”的规定予以拒斥,而是善意地理解并重构了这个法律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要使得社会中因明智而逍遥于党派纷争之外的人加入到激烈的党派中去,以他们的明智至少是降低党派之争的热度。其次,孟德斯鸠又指出了这个问题发生的社会条件,小国内党派之争的特点,指出了人的不同禀赋和才华使得他们对党派之争可能采取的不同态度,因此这就支持了这一法律的正当性。第三,孟德斯鸠实际上还提问了,是否可以以其他的法律规定来解决激烈的党派之争;他做出的回答是否定的,原因是这时小国内的大多数人都参加了党派之争,强迫少数人(不论他们的本来选择是否正当合理)加入多数人(不论多数人加入的纷争是否荒谬)的争论,就现实性而言,更为可行。第四,孟德斯鸠还进一步分析了大国的特点以及大国(实际是孟德斯鸠时期的英法等国)发生政治纷争的特点,由此隐含地得出了这些大国的法律对纷争者有不同要求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孟德斯鸠的分析中没有使用抽象的价值判断或文化解说。他没有说雅典是崇尚自由的国家,是民主国家,因此,不能强迫个人从事他自己不喜欢的事务,没有批评这一法律中隐含了对多数人智慧的不信任,而相信少数精英,因此违背了古雅典的民主精神等等。孟德斯鸠完全没有用我们今天许多学者最习惯使用的体现了“价值判断”的“大词”来评判梭伦的法律,他也没有简单地用真理(两派中的那一派更正确或少数人的判断是否比多数人的判断更为正确)作为判断法律规定的标准;而且,他也没有把古希腊的这种特定时空中的制度性智慧作为当时英法等大国的制度的基础。他只是从如何以制度化方式(因此这一法律并不关系某个具体纠纷的是是非非)的便利(因此强迫少数智者加入多数暴民,而不是相反)且不过分不公正(虽然时期强迫了少数人,但并不构成对生命或一些根本价值的剥夺)地防止社会纠纷激烈化,如何使人们冷静处理争议这一非常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确认了法律制度的正当性。这就是一种“语境论”的进路和方法。这种进路不仅比那种“错误难免”或“战士之缺点”的辩解更有说服力,而且这种解说保持了一种理论的融贯性和自洽性。

这种进路不仅可以理解古代西方的法律,我们还可以用它来理解近年来从西方国家引进、时下在中国法学界颇为流行的“程序正义”的说法。近年来,许多法律论文都开始讨论“程序正义”在现代法治中的重要性。许多论者都强调这是一种价值的选择,把程序正义视为比实质正义更高的正义和价值。但是,这并不是一种论证(而只是一种判断),至少是这种论证方式不能令人信服;因为,即使是所有的外国著名学者都以这样的方式论述,它也不具有学理上的说服力,而只是表明他们“人多势众”,而强权毕竟不能成为真理。但,这种论说又并不意味着,我拒绝“程序正义”。事实上,我完全同意程序正义在现代社会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我更要思考的是,是什么因素促使外国法律制度在实践上更重视“程序正义”,是什么因素促使外国的法学家获得了他们的判断。我得出的结论并不是通过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价值的抽象比较(这实在是无法比较地),而是从语境论的进路,认为程序正义在近代社会生活和技术条件下具有一种历史的必然性。下面,我将对此作出一个学理上的简单勾勒,展开则至少需要一篇单独的论文或专著。

在我看来,如果可能,司法就既应当实现正义,即各得其所。但是,问题在于,由于种种现实的制约,这个问题在任何时候都很难圆满解决。因此,选择一个现实的司法制度都必须在其制约条件下做出某种选择;这里说是选择,实际更多是被选择。因为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司法制度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不一样的。近代以前的司法制度基本运作在一个熟人社会,因此,不仅纠纷相对少,案情相对简单,同时裁决者往往是社区的一员或者对社区的人员比较熟悉,他可以甚或只能用这些“地方性知识”(对当事人品性的了解或人之常情)来决断纠纷,他一般说来不仅缺乏专业性知识,更缺乏财力和信息以及其他专业机构来发展这些专业知识和运用这些专业知识,有时甚至根本就不需要专业知识(想一想中国人的“情理”以及英美法中的“常人”标准)。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的司法或纠纷决断,很难谈及程序(程序是要有技术和机构保障的)。事实上,在古代,世界各国的法律传统和文化都更强调和看重杰出法官个人的慧眼独具和非凡魅力。[注释45:韦伯认为人类法律史的第一阶段总是“通过法律先知获得具有魅力的法律启示”。见OnlawinEconomyandSociety,ed.ByMarxRheinstein,trans.ByEdwardShilsandMaxRheinstein,HarvardUniversityPress,1954,p.303.例如,所罗门国王在确认孩子亲生母亲问题上体现出的非凡智慧被记入了圣经,几乎完全没有程序,见,TheOldStatement,1Kings3:16-18;又如中国戏曲中的包拯、况钟等司法者的司法实践(见,李行道:《包侍制智赚灰栏记》,朱素臣:《十五贯》,两剧均集于王起主编:《中国戏曲选》上册和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页239以下和页903以下)并且包拯的故事与所罗门国王的故事几乎完全相同。]这其实反映了在一个缺乏现代法律专业知识和科学技术的时代,人们只能将获得公正司法结果的希望更多寄托于法官个人的能力、才华、智慧上,司法断案在古代世界各地都更多是一种裁判者个人魅力和智慧的展现。他所面对的合法性要求主要是社区的认同。

而到了现代社会,问题就发生了变化。首先,在许多社会中,特别是发达国家中,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劳动力流动性越来越大,社会经历了一种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陌生人社会造成了犯罪违法的机会的增加以及受惩罚的机会降低。与此同时,国家的权力也逐渐扩大了,纠纷解决日益为国家(通过司法制度实现的)垄断,而不是如同在传统的熟人社会中,常常由社区中的智者、长者来解决;纠纷解决日益成为一个专业职业集团的活动。这种专业化的结果是两方面的,一方面,这个职业团体中的个体日益与案件当事人陌生化,他们无法像以前的智者或熟人那样了解案件真相,他们无法而且也不愿通过自己的长期同当事人的直接交往而获得的其他相关的具体的地方性知识[注释47:有关司法对于地方性知识之依赖的非系统考察和讨论,可参见,苏力:“为什么‘送法上门’?”《社会学研究》,1998年2期,以及“农村基层法院的纠纷解决与规则之治”,《北律评论》,第2卷第1辑,1999年。]来对案件真相进行比较准确的判断,这就意味着,传统的熟人社会中的司法已逐渐失去了其正当性。而另一方面,由于纠纷解决之垄断,这个专业职业集团逐渐累积起了更好的法律专业知识,[注释48:有关这一点,可以参见RichardA.Posner,OvercomingLaw,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5.特别是第一编。]而且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使得司法机构拥有了更多侦破案件发现案件真相的技术能力。在这种条件下,过分强调依据案件真相来判定案件不仅很难,而且往往导致对法官律师这一职业集团的法律职业技术的轻视和贬低,这对这一利益集团的发展和声称权利、社会地位乃至经济利益之主张都是不利的;[注释49:因此,我们可以预料,越是拥有这种职业技能的人一般说来就越是强调程序正义;而在当代中国,实际情况就是如此,律师、法学教授要比法官、检察官更强调程序正义,而法官和检察官又比普通人更强调程序。]因此,这个专业化集团也更愿意在司法上发挥自己的知识上的比较优势。这就导致了程序在推卸自己的道德法律义务,从而有效地保护自己。第三,在现代人员日益陌生化的社会条件下,要发现案件真相,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时间,而在现代社会中,这些资源的机会成本都已大大提高了,而这种个案方式也不利于司法活动的“规模经济”,无法更有效率地格式化处理现代社会大量出现的纠纷,相比之下,程序正义则具有种种优点。第四,现代社会的种种发展也使得通过程序实现司法正义的条件大致具备,或者可以通过法律促使这种条件的形成和完善。例如,纸张价格的降低和文化的日益普及事的文字契约日益普遍,使得书证的获得更为容易,合同法对文字契约的要求也更进一步使得人们几乎把书面合同当成了合同的同义语,已经忘记了合同只是一种合意,未必需要文字的记录;又如其他方面的技术发展都使得其他类型的物证更容易获得和通过技术予以确认,因此,这些非话语的机制都使得“程序”的话语机制更有可能,同时也更有效率,更适应现代社会的条件,同时也大致实现了公正的解决纠纷。正是由于这些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程序已经从总体上看更有效率、更为公正的纠纷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尽管以这种方式对某些具体纠纷的解决未必更为公正(例如一个遗失了借据的放贷人就可能在这种程序正义中败诉恶,而赖帐者可能从这种程序正义中获利)。从上面的简单分析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现代司法制度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是,在一个日益陌生化的社会中,有了日益专业化的法官或其他司法活动参与人,社会如何利用这些专业化的知识和机构扬长避短地对一个个裁判者基本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案件作出一个常规上看来更为合理、更可能真确并因此更可能为整个社会(而未必是当事人的任何一方)接受的判决。也正是在现代,司法制度变得日益程序化了,官僚化了,司法意见已变得日益形式化了。[注释50:美国现实主义法学家卢埃林曾评论,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在美国工业化之后已经从先前的“宏大风格”转向“形式化的风格”,见,KarlN.Llewellyn,TheCommonLawTradition:DecidingAppeals,Little,BrownandCo.,1960,pp.35-39.]在美国,甚至正当程序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也经历了从“实质性正当程序”到“程序性正当程序”的转变,这种听起来繁琐累赘的术语表明了程序正义本身也在进一步程序化。

如果依据这一进路分析理解程序正义,我们就可以发现强调程序是一种为了有效且基本公正地回应现代社会纠纷解决的制度装置,而不是因为程序正义本身比实质正义更为正义(在英语中,正义是一个无法用比较级修饰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看出,程序正义只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一种“无奈”,它成为现代司法制度之首选仅仅因为现代的司法制度已经无法基于“实质正义”运作。这种分析,不仅对实质正义提出了批判,而且对“程序正义”保持了一种警醒;从而,保持了一个学者永远警醒的批判的同时也是求实的精神。

六、

上述分析,是否意味着“语境论”是一种放之四海皆为准的法学研究方法呢?非也。确实,细心的学者很容易提出这样的疑问:语境论强调真理的相对性和语境化,但同时又把语境论作为一种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方法,这本身就是非语境化,就是违背语境论的。但这只是一种误解。其实,语境论更多是一种思考分析问题的方式,它并不能代替对具体材料的收集和分析,任何研究仅仅贴上“语境论”的标签仍然不能解决或回答任何问题。同时,语境论也并不否认其它法律的研究方法,例如,法条主义的研究方法,在特定条件下的有效性和有用性。这也就意味着,语境论了解自己作为法学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当然,这一进路并不是没有弱点,而且我必须在这里明确指出其弱点。其最根本的弱点就在于适于这一进路研究的对象往往是一些比较长期存在且稳定的制度或规则。因此,它或许不那么适于对当下制度的研究的或未来制度的精细设计,尽管并不必然或总是如此。例如,从上面关于程序正义发生之分析,就有可能对当代中国司法的总体走向做出某种初步的估计,并据此可以做出某些制度性的调整。因此,这一进路并不彻底排除对未来做出某种预测和计划。同时,即使承认这种方法的局限,我们也还必须看到,这一局限实际是实践检验真理标准必然隐含的局限性。在一定意义上,这就是人的一种“宿命”——人不能事先确定的知晓未来、掌握未来;但这又是一种反宿命——正是未来的不确定性才为人类提供了创造未来的诸多可能。如果真正意识到这一进路的局限性,并真正重视这种局限性,那么研究者也许应更重视人们的社会实践,他人(包括外国人的)实践,而对人类本身的或当代的理性力量少一点独断论,多一些谦卑,多一些允许试验的宽容。

这一进路的另一学术弱点在于它对于其他学科乃至社会的知识的高度依赖,它要求“无情的渊博学识”,而这对任何时代的任何人都是一个太高的要求,因此,它实际是一个无法彻底贯彻的方法,尤其对于从事实务的律师而言。但是,话说回来,这个问题几乎是所有学科(数学、逻辑、几何可能除外)都存在的基本问题,是阐释学上的因此也是人类存在方式的一个基本问题。正是这一难题,因此更多的人们才喜欢法条主义、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那可以省略对许多几乎很难获得一致的“为什么”的探讨,省略对前提问题的探讨。[注释52:对此,波斯纳曾有过初步的分析,见,TheProblemsofJurisprudence,特别是第1和15章]但是,存在这个弱点并不是放弃这一进路的理由,而只是对我们运用它时的一个警示。而且这个问题更多是一个理论上的麻烦,在实践上,人们经常运用这一种不那么地道或纯粹的语境论的方法。

这种进路的另一个可能具有政治性意蕴的弱点是,如果不恰当的使用,它有可能忽略某种法律制度在实践中扮演的多重角色,将制度的实际角色简单化。因为,如同尼采所指出的,制度总是会被人们为了新的目标或利益而做出新的解释,一次次在具体的运作中被篡改,被人们“挪作它用”。制度的实际运用并不为其初始针对的问题所决定(而不是制约或影响),也不为制度初始设计者意图的决定。福柯对19世纪刑罚制度变迁之研究,对精神病学在刑罚制度中角色之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例如,上述的有关中国传统婚姻制度的分析就把这一制度主要视为对人类繁衍延续问题的回应;而事实上,“七出”完全可能而且确实曾被一些人用来压迫妇女,并在某些条件下被用作维系这种压迫的正当化的理由。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制度才能发生在我们看来可欲的或不可欲的蜕变和变异。对这一点,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警醒,并保持一种对于事实或实证材料的高度敏感和开放。但是,即使出现了这个问题,换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恰恰是未能坚持语境论产生的,是没有将一个具体的制度放进其运作的具体环境中进行细致考察而产生的。因此,从这个角度看,这个弱点未必是拒绝语境论的论点,相反,可能是强化这一方法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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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个体道德能力建设是高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校园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和谐校园主要是指校园内部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状态,主要表现为校园组织结构要素和谐、教育环境和谐、教师间人际关系和谐、师生关系和谐以及自我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和谐。大学生作为高校社会主义和谐校园创建的重要主体,其个体道德能力的缺失,必然会对高校社会主义和谐校园的构建产生多方面的不良影响。如,由于大学生公德意识淡漠,公共场所乱丢垃圾、随地吐痰等行为造成高校校园环境不和谐;个别大学生不守公共秩序,在寝室从事打电话、唱歌等影响其他同学休息的行为导致其人际关系不和谐,也影响高校社会主义和谐校园的构建。同时,从根本意义上讲,大学生个体道德能力建设就是要造就和谐的个体,就是要使大学生有健全的道德人格,具备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完备的个体道德能力,使其能够合理地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大学生的心理和谐、人际关系和谐、个人生活的和谐。因此,大学生个体道德能力建设是高校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校园的必备条件与内在要求。

大学生个体道德能力建设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以追求和谐价值为指向,以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为目标,以和谐心理、和谐理念与和谐精神为核心内容的一种精神文化。总书记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一论述不仅指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而且还是一种广义的文化和谐。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从根本上讲是人的和谐,即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故此,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关键就是要注重人的素质的提高和全面发展,培育人们的和谐文化精神,其中思想道德建设是这种和谐文化精神培育的重要内涵。和谐文化建设离不开道德建设,社会文化的和谐离不开人的道德素养的提高。大学生群体作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他们的精神风貌、道德状况关系着整个社会风尚的发展,也关系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需要加强大学生个体道德能力建设,提升大学生群体的道德能力水平,改善大学生思想道德状况,通过大学生道德素养与道德能力的提升,进一步对全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形成辐射与影响,促使全社会形成昂扬向上、文明和谐的精神文化氛围,有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建设。

大学生个体道德能力建设的可能性

(一)理论可能性

首先,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为大学生个体道德能力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道德观认为,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它是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的总和,依靠社会舆论、人们的信念、传统习惯和教育起作用。道德是在人类社会一定的生产方式中产生,受经济关系的制约,并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而变化。道德具有历史性和阶级性。当前,随着我国经济关系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社会正处于全面转型期,整个社会成员的道德观念、道德风貌也发生了变化,总体上来讲,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平在进步、提高,大学生的个体道德能力也在提升。但不可否认的是,社会上有不道德事件发生,大学校园也存在道德行为失范、个体道德能力缺失的现象,这说明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仍需要加强。同时,马克思主义也认为,道德是人的需要的产物,人的需要包括两个方面: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物质需要、利益的需要、交往的需要为道德的产生提供了外部条件和基础;精神需要尤其是人对道德的需要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标志,是人之为人的根据。大学生群体作为社会的精英群体,他们自身存在着对高尚道德的需要与渴求,大学生个体道德能力建设也正是对大学生这种精神需要的满足。

其次,关于道德能力的研究已被学界普遍关注,学者专家撰写的论文、专著为大学生个体道德能力建设提供了理论可能性。如,蔡志良、蔡应妹合著的《道德能力论》,对道德能力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书中对道德能力的内涵、结构、本质、特点、道德能力培养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道德能力培养的路径都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曹刚在《哲学动态》2006年第7期发表的《论道德能力》一文,对道德能力的涵义与实质进行了界定,关注了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价值的认识与选择;李德顺与孙伟平在《道德价值论》中从理论与实践的层面对道德能力进行了分析与把握;吴俊与木子在《道德认知辨析及其能力养成》(载《道德与文明》2001年第5期)中主要对个体道德认知能力的养成路径进行了研究,提出“树立以受教育者为中心的道德教育观、选择比较方法,拓宽道德知识领域、实施‘苏格拉底法’、提倡平等对话的师生关系”等培养学生道德认知能力路径。

(二)实践可能性

第一,党和政府对道德教育的高度重视及相关文件的出台,为大学生个体道德能力建设提供了政策支持。2004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2004〕8号)下发,意见要求“把德育工作摆在素质教育的首要位置”。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全面加强学校德育体系建设,构建学校、家庭、社会紧密协作的教育网络,动员社会各方面共同做好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工作。”2012年3月,教育部下发《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12〕4号),明确要求要“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加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道德规范教育。”这些文件说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同时,在河南省教育厅转发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暂行)》的通知(教社政〔2011〕83号)中,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建设提出了严格要求,如,在“教学管理”指标中,明确指出,学校不仅要保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机构正常的各项经费,还要根据在校生人数划拨用于教师学术交流、考察等的专项经费。这些政策的实施为大学生个体道德能力建设提供了政策支持与经费保障。

第二,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的各项道德实践活动推动了大学生个体道德能力的建设。各项道德实践活动的开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也是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所倡导的一系列的道德实践活动,从一定程度上践行与提高了个体的道德认知、判断、选择、推理、行为等各项道德能力。如,自2007年以来,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举办的“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中央电视台创办的“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党和政府一直提倡的学雷锋活动、争先创优活动等等。这些活动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过程中提高社会成员道德能力的具体途径,同时也展现了人们追求美好道德生活的价值目标。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社会道德的自觉践行,在实践上推动了大学生个体道德能力的建设,也为大学生个体道德能力提升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第三,高等学校的道德教育体制及开展的各项道德实践活动为大学生个体道德能力建设提供了机制保障与实践途径。在我国,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因此,高等学校始终把道德教育摆在重要位置,并制定了相关制度以保障对大学生的道德教育。如,各个高校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制定相关制度保障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开设、教材使用、师资配置、经费保障,为大学生的个体道德能力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思想政治理论课理论教学及各类课堂实践活动是提升大学生个体道德能力的主渠道和主阵地;高校党委宣传部、学生处、团委、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等部门开展的各类校园文化建设实践活动,是大学生个体道德能力提升的具体实施路径;各高校近年来广泛开展的青年志愿者活动、三下乡活动和各类社团活动,为大学生个体道德能力建设提供了经验积累与实践支持。高校的各类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活动不仅推动了大学生的个体道德能力建设,也满足了大学生个体道德能力建设对机制保障和实践路径的要求。第四,大学生群体不断涌现的道德典范、先进人物反映了大学生个体道德能力建设的积极成效,为大学生提升个体道德能力树立了榜样模范,同时,发挥大学生先进典型的榜样示范作用也是大学生个体道德能力建设的有效实践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