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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政治传播的界定与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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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互联网发展与中国政治现实的宏观背景出发界定网络政治传播,认为其具有主体多元化与双峰化、以传播行动为中心、媒介渠道多样化、融合传播与参与、重视多视角传播效果等主要特点。我国政治传播的发展可以归纳为四种路径:以“传播策略-效果”为中心的政府-公众的路径;以“传播/参与-回应”为中心的公众-政府的路径;以组织变革为中心的政府组织内部路径;以公民文化为中心的公众间路径。

[关键词]网络政治传播;政府;公众;传播学

互联网在重塑政治行为、提高政治效能、改善政府治理、促进政治发展等方面发挥变革性作用已成为历史趋势。回溯互联网对中国政治生态的影响可以发现,网络政治传播不仅是一个越来越显著的现象,而且逐步发展成一种重要的政治过程与机制。目前,我国网络政治传播现象纷繁复杂,如公众权利抗争兴起的网络舆论、网络政治讨论、网络问政、政府回应网络意见输入、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互动、政府对于网络意见领袖的关注与培养等等,类型十分丰富,功能日渐突出,可见网络政治传播的内涵与要素较传统媒体时代已发生了显著变化。本文将进一步界定“网络政治传播”,并探讨其在中国语境中的发展路径。

一、网络政治传播的界定

政治传播研究建立在政治与传播行为是如何相互交叉的基础之上,对其内涵的界定遵循政治学和传播学两种传统,网络政治传播的界定沿袭这一综合性视角,并充分考虑互联网的发展与传播特质。需要明确的是,随着互联网的技术渗透,探讨网络政治传播的宏观背景也在经历变革。这表现在:(1)网络政治传播发生在“网络社会”之中。正如卡斯特所说,“网络建构了我们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1](P.434)。大量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活动转移到网络社会之中,从某种角度来看,参与政治传播的各类主体都是数字空间“生活者”[2](P.21),资源配置的权力将重新分配,政治行为、关系与过程都会及时调整。(2)数据社会的形成。大数据时代的来临[3],塑造着新信息时代的政治现象,将政治活动场域扩展到虚拟空间,影响现实政治[4](P.45-56),大数据是增进政府-公民之间相互理解最具有潜能的媒介渠道”[5](P.393-417)。政治活动进一步表征化、符号化、数据化,政治参与、政府管理与政治决策将十分依赖于互联网中的数据轨迹,各类网络文本的生产与传播将比任何时代都具有政治意义。(3)“国家-社会”关系的调整。“国家-社会”关系被认为是理解中国政治现实并推进政治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框架。“现存体制内的改革被认为其边际收益已经接近为零,要进一步发展中国的民主政治,需要在国家体制外的社会领域用功,即以社会领域的深入广泛的变革推进国家领域的变革[6](P.109-120)。互联网赋予公众话语权力,催生新的社会生产与交往形式,助力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成,扩展社会活动的空间,释放了社会参与的能量,已作为一种重要的力量参与二者关系的调节。国家业已意识到平衡两者的关系的重要性,进一步明确了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重视社会治理”,可见社会空间的扩容与功能的增加成为趋势[7]。在此基础之上,网络政治传播的界定将具有更多的复杂性与前沿性,一方面,需要充分考虑界定的边界,使其能够更为精确地辨析一组网络政治现象与行为,反映其共性与本质;另一方面,又要顾及互联网发展的阶段性,使得定义能够延展,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能够充分地概括与预测。

二、网络政治传播的定义

政治学者将政治放在传播之前,承认传播是政治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或是中介机制,对政治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如多伊奇(Deutsch)认为政治传播是政治系统内的机制对信息的接受、选择、储存、分析和处理,且是政治中心活动———决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丹•尼谋(Nimmo)则认为政治传播是正式政府组织与公民投票行为之间的中介环节[8](P.12)。传播学者突出传播的独立性,挖掘政治过程中的传播规律,重视传播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如穆勒(Mueller)认为政治传播是内部的正式、非正式沟通网络,又应注意其外在沟通,即与公众、传播媒体的关系[9](P.54)。布莱恩•麦克奈尔(BrianMcNair)的经典定义则认为政治传播是关于政治的有目的的传播活动,包括关于党派人士、政治活动家以及非党派人士针对党派人士、政治活动家的一切政治活动的新闻报道、时事评论文章以及通过其他媒介形式展开的政治讨论[10](P.1-5)。荆学民认为政治传播是指政治共同体的政治信息的扩散、接受、认同、内化等有机系统的运行过程,是政治共同体内与政治共同体间的政治信息的流动过程[11](P.79-95),政治是其基础,而传播是着力点[12](P.18-22)。网络政治传播是互联网政治发展的产物,学者们主要通过互联网给政治生态带来的各类变化对其进行不同视角的界定。里勒克尔(Lilleker)认为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政治传播成为一个“二维过程”,并不仅仅是一个统治精英将一系列法令告知社会的过程,更重要的是能够使得来自社会的意见得到积极反馈并鼓励参与[13](P.1)。霍夫曼(Hoffman)将网络政治传播定义为是一个使用新媒体通过一维、二维或三维的方式进行同步或异步传播的过程。其中一维指“从政府到公众的传播,且不提供有效的回应与反馈”;二维指“政治行动者与公众之间的传播,且包括直接的沟通与互动”;三维指“公众之间关于政治议题的讨论与互动”[14](P.217-233)。也有定义认为,网络政治传播是信息时代政治行动者通过网络渠道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进行的传播活动[15](P.9);或是以网络为媒介,以政治信息为主要内容,通过各种网络应用技术,进行的有目的的传播,分为两个过程,即政治信息在网络上的流通与政治意见在政治主体间的反馈。从表现形式上分,可以分为网络舆论、网络动员、网络民意表达三个方面[16](P.67-69)。从上述界定可以看出,网络政治传播的界定基本沿袭了政治传播的定义,并突出两个特质,一是政治传播发生在互联网之中,互联网是政治传播行为发生的介质、渠道,也是政治传播行为存续的总体环境,二是各类政治主体之间关于传播的互动与反馈成为关注重点。本文认为应从广义与狭义两个层面定义网络政治传播。广义的角度从网络时代政治行动的基础性与整体性出发,认为网络政治传播是政治主体在政治过程中通过互联网进行的一切传播活动;狭义的角度则从核心网络政治现象与传播具体行动的特质出发,网络政治传播是政党/政府利用互联网进行的传播、沟通、决策等行动,以及社会公众通过互联网接受、表达、反馈、传播政治信息,参与政治生活,表达政治诉求的活动。

三、网络政治传播的特征:要素与变化

为使得网络政治传播的内涵更为清晰,需要进一步说明其诸种传播要素所发生的变化,也是其区别于传统媒体时代政治传播的主要特征。(一)网络政治传播主体多元化与双峰化从事网络政治传播活动的各类政治主体在范围与形式上更为宽泛。政治主体是具有“政治行动能力”的主体,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作为政治权力直接或间接承担者的政治生活中的人(个体),它们是政治权力的源泉和基本力量;二是为实现共同的政治目标而组成的政治组织、政治团体、政党和政治性宗教组织;三是国家政权及公共权利的附属物形成的政治主体[17](P.769-772)。具体而言,网络政治传播主体已呈现多元趋势,不仅包括政党、政府、政治家、利益团体、媒体、社会组织、政治精英、个体公民,还包括随着互联网而兴起的各类网络组织、独立媒体、网络企业、网络运营机构,以及各类虚拟群体、虚拟社群、意见领袖,甚至网民个人等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虽然网络传播呈现出去中心化的特点,但由于各政治主体拥有的资源配置权力存在差异,利益诉求有所不同,其传播能力与主体性地位并非平等。总体上看,复杂多元的传播主体中存在“双峰”,即政府与被互联网赋权的网络公众,是当前时期最为重要、最具有影响力的网络政治传播主体。(二)具体网络政治传播行动决定受众与方向在传统的政治传播活动之中,受众是明确的,即社会公众。政治传播源于国家需要,国家政党与政治行动者需要将其观点与政策向社会公众解读并传播,从而被认为是具有合法性的领导者[18](P.1)。由于互联网开放性、互动性、即时性、网络化的特点,政治传播的受众最先发生变化,最集中的表现是公众面向政府的“反向传播”成为常态,政府等政治权力主体成为传播受众。可以认为,互联时代具体的传播行动决定了传播链条上的关系与方向。政府通过网络媒介将新的政策向社会公布,则受众即公众;公众通过网络问政平台举报贪腐事实并引起舆论事件,则受众为政府;如果公众向政治精英陈述对于公共政策的意见,那么政治精英个人则成为本次传播行动的受众;如果公众在网络之中发表观点希望获得支持,那么其他目标网民为受众。在此基础之上,由于具体传播行动的不同,网络政治传播实践中存在四种方向,或其中几种方向的结合:政治权力主体内部的传播、政治权力主体向公众的传播、公众向政治权力主体的传播、公众之间的政治传播。(三)议题属性与目的性为网络政治传播的内容边界从网络政治传播的内容形式来看,信息、公告、新闻、政治博客、微博、微信等多种多样,逐渐丰富,且表达方式、话语建构也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对于内容本身,本文认为网络政治传播具有一定的边界,有些看似与政治相关,或是由政务微博、时政类微信发布的生活服务类内容并不能涵盖在政治传播的范围之内。因此,网络政治传播的内容应符合下列标准之一:第一,网络政治传播的议题属性应属于核心政治议题的范畴,如公共权力、资源配置、政策过程、利益分配、政府行为、公民权利、政治制度、政治沟通、政治认同、意识形态等;第二,网络政治传播的过程应具有目的性,希望产生影响或采取行动,如传播目的为政治动态告知、政策解读、权利抗争、政府回应、评价、监督、反馈等。(四)网络政治传播渠道丰富、融合性强网络政治传播渠道主要依托由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技术推动而被广泛应用的各类媒介形式。目前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以信息、新闻传播为基础的网站,如政府网站、新闻网站,媒体网站、商业网站时政板块、时政类独立网站等;二是以交互传播、个性传播、交往互动为基础的社会化媒体,以微博、微信、BBS时政论坛、社交网站中的政治类主页为主;三是以政府公共服务为基础的移动应用APP,不仅提供移动的在线公共信息服务与职能服务,还承担部分的双向传播功能。不同网络应用形式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也有所不同,且相互融合、共同发展。其中,传统媒体网络传播渠道已十分完善,具有信源优势、内容优势与信誉度优势,在引领舆论、公信力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政府网站在完善公告作用的同时,传播功能也有所增强,成为重大新闻、事件的首发平台(例如中纪委网站所刊登的反腐消息先于媒体);政务微博/微信则在信息发布与社会沟通方面双重着力;社会公众主要通过社会化媒体参与网络政治传播。(五)网络政治传播融合了“传播”与“参与”网络政治传播是一种可见的传播活动,也是一种政治行为,是政治主体介入政治生活的过程,主要包括两种具体的行动:一是传播;二是参与。传统媒体时代的传播与参与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历时性过程,例如选民观看电视节目中的政治家演说,属于政治传播范围,随后去社区选举现场进行民主投票,就是政治参与。互联网时代,传播与参与的界限逐渐模糊,普遍包含在同一个政治行动之中,具有共时性的特征。例如网络公众参与社会舆论,通常在接收、阅读消息(传播)的同时就进行了转发、评论,甚至加入群体行动,达成共识(参与);又例如政府回应网络公民诉求(参与)的同时,公众就可能在网络中给予评价,权力监督、意见反馈(传播)即刻就进入了网络信息传播的过程。另外,格里芬(Griffin)曾认为政治传播与政治参与的区别在于政治参与有着强烈的“影响政府行动”的倾向,而传播仅仅是一个生产并解读信息的过程[19](P.6)。而在网络政治传播时代,特别是由公众兴起的网络政治传播,一般都具有清晰的利益诉求和政治需求倾向,因而具有明显的“影响政府行动”目的,从而消弭了两者之间的界限。另外,网络政治传播行动往往并不局限于网络虚拟空间之内,还容易引起社会联动,这更意味着传播与参与的融合。(六)网络政治传播效果的多样化如前分析可知,网络政治传播之中具有不同的传播主体与传播方向,因而传播效果的类型也有所不同。以政党/政府为“传者”的网络政治传播效果与传统的效果范畴一致,从微观效果角度,政党/政府希望通过互联网为社会公众设置议程、影响公众意见、设定框架并影响认知与态度;从中观效果的角度,政党/政府通过网络政治传播而建立并巩固社会公众对政治体制的信任、对政治系统的认同、不断提升合法性;从宏观效果的效度,政党/政府认为良好的网络政治传播能够有助于实现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并优化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以“公众”为传者的网络政治传播对于效果同样十分重视。这种效果首先表现为对于“政府回应”的期待与评价,即公众通过网络进行的政治传播活动能够将意见输入政府,从而顺利获得政府的关注与有效回应;其次表现为公众在网络政治传播行动之中基于意见表达、公共讨论、公共舆论所经历的公共领域民主训练,从而提高政治效能感。

四、解析我国网络政治传播发展的四种路径

政治传播以不同的政治语境为背景,在我国的实践历史悠久。信息动力、技术动力、市场动力、全球化动力、政策变迁动力共同推动我国当代政治的发展,经历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过程。在未来的新信息时代,互联网对于我国政治生态的影响还将进一步深化,网络政治传播将成为常态,连接各类与互联网相关的政治行为、政策、制度与文化,处于网络社会政治发展的中心位置。这也为网络政治传播的研究提供了试验场,使得政治传播最有可能与西方的政治传播学实现直接的对话[20](P.34-36)。通过对网络政治传播的界定与特征分析,并结合中国政治环境中需要考量的因素,本文提出网络政治传播发展的四种路径(图1所示),其主线是互联网变革政治传播的过程中,不同政治主体通过策略选择寻求发展,并与其它主体协调发展共同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图1网络政治传播的四种路径(一)以“传播策略-效果”为中心的政府-公众的路径第一种路径是以“传播策略-效果”为中心的政府-公众路径,以政府为主导,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传播,其基本逻辑是政府基于网络政治传播的变化而进行的策略选择与制度变迁。在策略选择层面,政府应进一步充分利用互联网的特征,理解网络社会、数据社会运转的基本规律,综合运用多元化的传播工具,一方面既要在议程设置、话语建构、舆论引导方面寻求新的方式,改善传播效果,并重视社会公众对网络政治传播的评价、意见与反馈;另一方面要重新定位“政府网站”,挖掘其传播潜力,促进政府信息、数据资源的公开与共享,并积极推进与媒体传播的整合,共同引领“官方话语空间”的发展;最后,积极建设以微博、微信为主要平台的“半官方话语空间”,与社会公众进行充分有效的沟通,提升在社会传播场域中的领导力与影响力,提升公信力与合法性。从长期效果看来,这一路径的发展可推动政治传播有关体制(宣传体制、媒体管理体制、政治参与体制)的制度变迁。主要途径有两种,一是通过“偶发性”事件形成特定模式,例如网络时政型事件推动决策过程发生连续性的变化,进而实现制度调整;二是从被动应对网络传播到主动实施政策与制度的调整(如尝试建立网络新闻发布与转载制度、网络举报制度)。网络政治传播涉及诸多制度,处于一个“制度均衡、制度非均衡、新的制度均衡连续变迁的状态”[21](P.12-15),因而需要政府渐进式的调整,注重制度效果并适时完善。(二)以“传播/参与-回应”为中心的公众-政府的路径第二种路径是以公众为主导力量的、自下而上的传播/参与-回应路径。这条路径的核心动力是互联网激活了一系列政治权力如话语权,参与权、监督权,在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由于目前制度化政治参与与利益诉求表达的渠道不畅,一旦公众利益受损或是有明确的政策偏向,“抗争”就成为有效方式,能将意见迅速输入到政治过程之中。公众通过网络公共领域进行政治议题的讨论、传播诉求并争取支持者、结成群体而形成公共舆论,从而改变政策议程并获得政府有效回应。公众网络政治传播就成为一种重要的整体性力量参与政治生活,加强了底层利益诉求与政治决策过程之间的联系。这条路径发展的关键是逐渐形成了一个“网络政治传播-政府回应-合法性”的回路,成为检验传播效果、维护政治稳定的关键,也是政府调整传播策略、应对网络事件危机的内在动力。保持政府对公民意见的持续回应是现代政治系统的基本特征[22](P.1),因此政府应当充分重视对网络政治传播的回应,积极改善应对公众诉求、应对公众网络政治需求的决策体系与执行体系,才能保持与公众的良性互动,从而提高政府的合法性。另外,积极建立制度化或半制度化的网络政治传播平台,也是提高回应效率、满意度的有效策略。(三)以“组织变革”为中心的政府组织内部路径第三种路径指向政府组织在互联网时代的变革。科层结构从上到下形成一个金字塔式的权力、职责体系,这与中国政治与行政组织特征一致,“通过层级化把整个行政区域切成了块块,又通过各层级对应的部门化把块块切成了条条,从而形成了条块结合的体系”[23](P.91),这决定了传统媒体时代政府组织对内与对外的沟通方式、决策流程与执行过程。“信息技术为中心的变化是目前与下一次变革浪潮的核心,将重建政治领域的功能,数字时代的治理(Digital-EraGovernance)也将为建立自我持续的变化,在广泛的一系列技术、组织、文化、社会影响方面提供唯一的机会。”[24](P.467-494)具体而言,网络政治传播的发展内嵌于科层制组织之中,又将推动未来可能发生的组织结构转型。首先,网络政治传播变革了政治信息系统,改变了政治信息搜集、分选、传播、反馈的流程,能够重建组织内部各层级、各机构、各区域,以及组织内部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信息传播与交换机制。其次,信息系统的变化将引起组织内部层级关系、权责关系、制约关系的变化,进而影响到政治沟通、决策、执行过程。最后,政治组织内部网络人际传播与各种非正式传播调整成员个体之间的交往与互动机制,产生新的政治行动方式,最后影响整个组织行为。(四)以“公民文化”为中心的公众间路径第四种路径基于公众之间的网络政治讨论,是互联网时代的政治日常化,也是网络政治传播长远发展的意义所在。公民文化的首要特征是参与性,公众通过网络公共领域以意见表达、讨论、辩论、互动的方式参与政治生活,注重公民精神、践行公民责任,对政治过程与社会的政治交往将产生直接的作用力。社会化媒体平台生产的各类政治信息,尤其是通过移动互联网APP、公众号推送的政治类议题不断“侵入”公众的私人空间,随时都能引起日常性、关联性的泛政治谈论,而网络政治讨论与传播也成为公众的“惯习”,这将转向一种所谓“生活方式”的政治,强调个人化的特点,而不是上层的思想平台或者意识形态[25](P.33)。这种过程凸显出公众之中蕴含的政治兴趣与政治能量,传递政治知识与政治信息,培养政治理解力与判断力及政治素养,全面提高网络政治传播、参与的水平。而公众网络政治传播的指向性、效率与效能也会进一步增强,有可能从微观层面推动网络政治传播发展与相关制度的变革。

作者:贾哲敏 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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