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娱乐研究论文

一、《第一次心动》为何被停播———恶俗娱乐的终结

媒介娱乐节目的出现和发展，是中国社会结束了政治泛化、计划经济时代进入全新发展时期的公众的必然要求。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初兴起的报纸的周末版、9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都市报是公众对于娱乐的需求在印刷媒体上的体现的话，那么上世纪90年代初《综艺大观》的登台和1997年《快乐大木营》的闪亮登场以及此后的选秀节目的兴旺则仍然是公众对于娱乐的渴求通过更加平民化的电子媒体的体现。

进入新时期以来，由于市场化、城市化与世俗化潮流的冲击，人们旧有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家园在逐渐消解，同时整个社会旧有的价值体系也处于蜕变和瓦解的状态。在此种情况下，公众追求轻松、简单、快乐的娱乐借以渲泄由不断深化的社会变革所带来的生存压力，已经成为了普遍的精神需求。这种形式的精神需求，为娱乐节目的初期发育的形态，提供了其特有的背景。所以中国早期的娱乐节目自产生之日起便与低俗或者媚俗结下不解之缘：以追求轻松热闹、形式华丽、强调感官的冲击为要务，以简单通俗甚至浮浅为取向，只图一时之快，拒绝深度。但是时至今天，以简单、通俗、浮浅甚至于恶俗为取向，流于庸俗、过于泛滥的娱乐节目使受众产生越来越强烈的娱乐文本同质化的审美疲劳和审丑化的厌倦感。于是，类似“弱智”、“伤风败俗”、“低俗不堪”、“浅薄无聊”、“娱乐，娱乐，愚人之乐”的公众的骂声时时响起。从他们的谴责声中可以看到受众对于当下娱乐节目的集体愤怒。《第一次心动》的停播，可以说是公众借助行政的力量对于娱乐恶俗的一次彻底否定，这也就意味着，以简单、通俗、肤浅甚至恶俗为取向的娱乐节目在公众欣赏接受范围内的终结。但是，当中国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富足，对于娱乐的需求自然而地越来越强烈时，作为为公众提供精神营养的媒体娱乐节目到底向何处走？这是一个不能不及时地给予回答的问题。

二、《亮剑》何以受追捧———平民英雄的回归

2005年9月12日，28集电视连续剧《亮剑》在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黄金时段首播。该剧一经播出，便受到观众的追捧，赢得了上好的收视率、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据央视索福瑞的调查数据，《亮剑》播出第二周的全国平均收视率达到了11．42％，北京地区收视率达到了9％，荣登该年度央视播出电视剧的收视冠军。不仅如此，《亮剑》还获得了第十届“五个一工程”特等奖，就连其第三轮播出权的购买价格也创出18万元一集的“天价”。③

《亮剑》何以受追捧？我们以为，该剧中所塑造的主角李云龙这一形象是其成功的关键所在。可以这样说，当旧的英雄被社会的变迁所颠覆，人们对于新的英雄仍在寻找之中时，真实的英雄——李云龙出现了。而他的出现，不再是过去那种被作为工具化的偶像精英的形象而牺牲本真的“我”出现的，而是以一个既有一位将军不怒自威、咄咄逼人的气势，又有大智大勇，时而还流露出一些充满智慧的“狡猾”与小农意识的狭隘，有血有肉、有胆有识、有情有义、有爱有恨，有丰功伟绩，也有个性瑕疵的一个真英雄的形象出现，这是最能打动观众的地方所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李云龙身上所表现出来了英雄主义、豪迈粗犷、真实的人性之美完全不同于过去的“高大全”的神话式英雄倾向。可以说，李云龙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是典型的贫民英雄的特征，而这一平民英雄的出现，正是今天社会所缺少的，也是公众所期盼的。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旧有的价值体系逐渐消解，公众对于新的价值体系重构的期盼从来没有今天这样的迫切，大众传播媒介承担着传承文化和构建文化的重要使命，公众对于媒体在这方面的期待更是自不待言。重构什么样的价值，通过媒体的内容传递什么样的文化，正是一个需要解答的问题。从最受公众欢迎的娱乐节目发展的历程来看，过度大众化的“四俗”化已经被公众所厌弃，而《亮剑》的成功是不是为媒介娱乐的提供者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思考取向：该剧所张扬出来的一种英雄主义情结是否即是当今公众之所需？

可以这样说，《亮剑》的作者对于主角李云龙的塑造便是对于当下中国公众在娱乐视域内需要什么样的英雄的一种尝试性创造，而这一尝试又是被公众所接受认可和欢迎的。

传媒作为文化的生产者与传播者，要坚守自己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着力于全民族整体精神素质的培育与提高，特别是当前，传媒应担负起重构中华民族价值观的任务。在一个缺少偶像的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代中国社会，公众用他们特有的方式选择了他们自己的偶像。如果说，公众通过真人秀节目选拔出的偶像是他们对于快乐、个性、公平、和谐等价值观的热爱的话，那么《亮剑》中李云龙的倍受追捧则是创作者们对于公众潜在的平民英雄情结的激活，而这一情结的再现正契合了中国公众正在重塑价值信念的需求。

三、《大长今》缘何受青睐——平民审美的满足

《大长今》自2005年9月1日晚10点在湖南卫视播出后，收视率惊人，首日播出平均收视率就达8.6％，而在上海、长沙等地区的收视份额更是突破10个百分点，在同时段位列全国收视第一。根据湖南卫视方面提供的数据，《大长今》9月1日开播当日收视率为2.13%，在此之后便一直呈上升之势，最高达到4.9%，而据AC尼尔森的同期数据显示，9月15日到20日，《大长今》在上海的收视率稳超3%，而东方卫视同一时段的节目收视率只有1%左右。央视－索福瑞的收视报告显示，截至10月17日，《大长今》在全国12大中心城市平均收视率已上涨到4.3%。《大长今》在中国内地创造了韩剧的历史最高收视纪录，为湖南卫视轻轻松松赚到了3500万。④

《大长今》缘何如此倍受观众青睐？我们以为，原因在于该剧使得平民的娱乐审美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即渴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良品质的觉醒。在电视剧《大长今》中，充满了受儒家文化熏染的细节，从饮食、拆字、药膳、针灸、诗词、官阶、书法到服饰，让观众得到了多层次美的享受，有人性的美，也有理性美；有人与自然的和谐美，也有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的美。其实，这些都是渗透在该剧之中的、能够让中国观众有亲近感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美。此剧播出所反映出来的平民的集体狂欢式的青睐也正在显现着民众对于建构新的社会价值观念的期盼：即以审美的方式快乐着，又以公平方式行进着，更要以和谐的宗旨追求着。当然还可以这样说，《大长今》受到观众的热爱，是因为它透射出的做人道理：做人最高境界便是守真——本分与真诚。比如在长今的眼里，厨师之道就是不能做对人身体有害的食物，做料理的最高境界就是品尝食物的人脸上露出的笑容；比如即使同为宫女，也应该长幼有序，老吾老幼吾幼；比如对父母要尽孝道，那怕贵为皇帝也不能违背；还比如师之所存，道之所存，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母)，师恩难忘。这些实实在在做人的道理，在物欲横流的今天，观众感到了久违的亲切。⑤从《大长今》的成功来看，打造平民的娱乐，满足他们在这个时代的审美需求，是中国媒体娱乐节目寻觅新路的一个宝贵启示。

中国媒介娱乐产业的发展历程和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平民化进程的深入，娱乐节目的平民化也越来越明显和全面。⑥当前的媒介媒介运营上的商业性质，使中国媒介的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满足平民化社会公众的娱乐需求，正是媒体遵循市场规律的体现。所以，如果说传媒担负起中华民族的价值重构的任务是媒介的社会责任的话，那么，满足平民化时代公众的审美需求则是媒介市场化过程中的明智选择。

媒介娱乐节目生产的导向——以追求创新为动力，以平民路线为灵魂，以满足公众的需要为先导，同时汲取大众文化的优质营养

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已经并仍然还在发生着一系列深刻的变化:消费主义和金钱主义浪潮冲击着一切，物欲膨胀，道德和价值观解体重构，公众对生存的无序感到迷惑，社会心理失衡。而这些变化在很深的程度上影响着现实生活中的人们，英雄和理想在人们头脑中曾经一度淡化，金钱的力量也在一个很长时期支配着一切。中国媒体娱乐节目的出现与发展，是社会转型期精神需求与价值重建过程的必然结果。在近二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娱乐节目经历了自身的求变求新的模式变化，总体呈现出商业化、大众化、平民化的发展趋势，而目前正处在三股力量的纠结点。

众所周知，盲目克隆，创意不足，已经成为中国媒介娱乐节目的硬伤，也可以说是致命伤。近年来，我国电视节目的生产几乎都遵循着一个不成文的规律，那就是:欧美/日木首创—港/台移植一一国内“星火”——国内“燎原”。⑦模仿可以减少投入，也可以大大降低市场风险，学习借鉴港台和外国的节目样式无可厚非，但是一味模仿、不思创新只能走入死胡同。继《亮剑》火爆之后，同样的军旅题材并有着相似英雄主题的《狼毒花》播出之后，虽然没有遭到观众的冷遇，但其收视效果已经远远落后于前者了。这就说明，中国的娱乐节目如果不能解决创新问题，虽不会走上死路，也不会踏上兴旺之途。

娱乐并不等于文化的缺失，更不是趣味的低俗，只有当娱乐节目蕴含着一定的价值导向和审美取向，蕴含着一定的社会责任和教育功能的时候，娱乐内容本身才会得到公众的欢迎和厚爱，才会健康地发展。⑧《第一次心动》的停播从反面说明了这一道理，而《亮剑》和《大长今》的受宠则从正面有力地论证了这一规则。可以这样说，只要与时俱进地把握住时代跳动的脉搏，为公众提供丰富而有真正精神营养的娱乐，娱乐不仅不会至死，相反则是无极限的。

在中国媒介娱乐化的征程中，还要解决靠什么文化作支撑的重大问题，这一点是决定娱乐节目生死的关键要素。选择什么样的文化作为支撑？我们以为，要以平民文化为主体，还要汲取大众文化中快适、轻松、愉悦的要素。平民文化是以视角下移、关照普通人的生活为特征，常常表现为以下两个特征：一是关注普通平民的“生存之实”，以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事务为叙述对象，淡化英雄化、理想化和崇高化，一切都是普通平民世俗生活的“实录”；二是不是居高临下地俯视平民生活，也不是以仰视角度使平民生活变形，而是身置其中，以平等的姿态去体察、去叙述，不作虚假的夸张或有意的隐瞒。⑨大众文化则以愉悦性、感受性、商品性、消费性为主要特征，体现出强烈的娱乐和商业意识，不追求思想的深刻和精神的崇高。成功的大众文化作品应当不仅能使公众获得丰富而深刻的审美愉悦，而且能在审美愉悦中被陶冶和提升，享受人生与世界的自由并洞悉其微妙的深层意蕴。⑩大众文化由于其特殊商品的性质决定了其中往往会出现一些只满足于产生感官快适、刺激或沉溺的“四俗”化内容。对于中国的媒体来说，在生产娱乐节目走平民化路线时，当然不能抛弃大众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如轻松、快适和愉悦，从而生产出更易于被公众接纳和认可并有着广泛市场需求的娱乐产品。

时至今天，中国的受众又置身于一个这样的环境：半个多世纪的和平环境使得安于现状、不慕进取、甘于平淡已经成为很多人的生活状态。其实，在平适而安逸的现实面前，更多的人又萌生出与改革开放初期不一样的社会心理：冲破现状，追求一种解放自我和提升自我的外驱力和内驱力。在此种背景下，媒体的娱乐生产者们将从商业化、大众化、平民化这三股力量中选取哪一种力量来决定媒体娱乐的未来之路，这是一个不能不做出迅速回答的迫切问题。我们以为媒体在为公众提供娱乐的时候，在吸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作为主体的前提下，要以追求创新为动力，以平民路线为灵魂，以满足公众的需要为先导，同时汲取大众文化的优质营养，而这正是当前媒体娱乐节目走向繁荣的必由之路。

注释

来源：《新京报》2007年8月16日。

尹鸿，冉儒学：《泛真人秀的电视时代电视真人秀流行中国》，人民网，2007年1月8日。

资料综合自相关报道：中国网2005年9月27日，文章来源于《北京娱乐信报》；《央视05年剧集座次排定：〈亮剑〉收视率列第一》，《江南时报》2005年12月09日第十三版；北青网2007年9月25日，文章来源于《北京青年报》。

资料综合自相关报道：《新闻晨报》2005年9月13日；《〈大长今〉收视率全国第一》，《重庆晚报》2005年10月16日。

《韩剧＜大长今＞在中国为什么这么火？》，，2005年9月29。

李琳：《中国电视平民化形成的历史、文化语境》《电影评介》2007年第6期。

于丽梅，于丽君：《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平民化走向》，《成功(教育)》，2007年第7期。

周晓燕：《平民化与平俗化—当前文学发展的两种趋向》，《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摘要中国的媒体娱乐化走到今天，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定位自己的价值取向。笔者以为，当前媒体娱乐的价值取向应该在于：摆脱过度大众化的困扰，淡化神话式英雄情结，向平民化路线靠拢；在通往平民化的途中，媒体绝不可忽略所肩负的民族价值重构的重任。基于此，在当前社会转型期，媒体娱乐应走以下路径：在追求创新理念的引领下，既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也要从大众文化中吸取快适、轻松的要素，使媒介在提供娱乐的同时，重塑起易于被民众接受的精神的崇高。

关键词娱乐化平民化路线价值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