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硕士论文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8 00:53:53

传播学硕士论文

传播学硕士论文范文篇1

【关键词】互联网;效果;使用;采纳

一、引介

《传播电子期刊(ElectronicJournalofCommunication)》编辑White(1998)指出,互联网传播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出现是在传播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已经比较成熟之后。此前的很多传播技术,包括电话、报业、收音机和电视,其产业发展之时,传播学基本上还未登大雅之堂。事实上,以媒介研究为核心的传播学,是伴随着这些重要传播技术的发展和演变而逐渐建立和完善起来的。

然而,对互联网的传播研究,却基本上是最近10年间的事,而互联网成为传播研究的热点,更是只有几年的时间。虽然White(1998)认为在互联网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中,传播学者具有自己独特的贡献,但更多的学者(如Rogers,1997;Newhagen&Rafaeli,1996)认为,从技术的角度而言,作为一种信息传播技术,互联网在其为大众所熟知以前的20年发展和演变历程中,传播学者基本上无所作为。不仅如此,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万维网(WWW)的出现,当互联网的使用群体迅速扩大,逐渐由精英技术变成大众技术时,传播学者对于这一新传播技术的关注也远远滞后于通俗媒体报道。显然,作为一种仍处于不断演变中的传播技术,其商业和社会使用前景尚未完全明朗之际,学术界出于种种原因(见Morris&Ogan,1996),对于互联网之于传播研究的意义缺乏敏锐意识和认同(Soukup,2000)。Rogers(1997)从历史分析的角度,以技术扩散为分析框架,指出互联网技术从出现到扩散达到临界点(criticalmass),历经了近20年的沉寂和酝酿。如果我们以有关互联网的传播研究的数量作为分析对象,则这一酝酿期对于传播研究而言至少还要延长几年。1996年,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sociation)旗下的首要学术刊物《传播学刊(JournalofCommunication)》出了一期互联网研究专集,标志着主流传播期刊对互联网这一新传播媒体的关注。在一篇其后被经常引用的对话式讨论中,两位研究新媒体的学者,即美国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ofMaryland)的Newhagen和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希伯莱大学(HebrewUniversityofJerusalem)的Rafaeli(Newhagen&Rafaeli,1996),展开了一场传播学者为什么应该以及如何进行互联网的研究的讨论。他们甚至呼吁,传播学者应该积极介入互联网的技术和相关社会政策的发展过程中去,以传播学者的视野来影响互联网技术的走向,这一极具伦理和社会关怀的观点和White(1998)不谋而合。

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对于研究者而言是一种投资行为,因此主流学术刊物的兴趣和方向对于学科研究具有很强的引导意义,它们的关注无疑对于互联网作为新媒体的研究价值起着“正名”的作用。与此同时,其他重要新闻传播期刊,包括《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Journalism&MassCommunicationQuarterly)》,《传播电子期刊(ElectronicJournalofCommunication)》等,都纷纷推出有关互联网研究的专题或专集;而一批以互联网等交互技术为研究重点的学术刊物也应运而生,包括《新媒体与社会(NewMedia&Society)》,《网络传播期刊(JournalofComputer-MediatedCommunication)》,《网络传播杂志(Computer-MediatedCommunicationMagazine)》等等,吸引了大量的传播学者的学术兴趣。作为一种影响深远的传播技术,很多其他学科,包括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社会和应用科学的学术期刊上,也大量出现有关互联网的研究论文,其研究路向和研究重点与传播研究虽各有侧重,但也多有重叠交叉,与互联网相关的各种问题乃成为整个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

就传播研究而言,笔者在进行文献检索的过程中,通过当今网上最全面的传播研究机构CIOS(CommunicationInstituteforOnlineScholarship),查阅了涵盖50多种新闻传播研究刊物的大型数据库ComAbstracts中有关互联网的英文研究论文。结果发现,在“Internet”这一检索词下,出现了二百三十多篇论文,论文数量①按年份分布见表1。

表1ConAbstracts数据库中有关互联网研究的论文数

年份1996年之前1997199819992000

论文数(篇)3736645641

从中可大略看出,至少就传播学科主流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言,对互联网的研究主要兴起于1996年以后。

如何进行有关新传播技术的研究,可以有不同的思路或研究策略。一种是把它作为一种新媒体,一如电视、电话一样,因此,原有的传播研究的理论、方法、甚至重要的研究问题,都可以有条件地移植到新的研究对象中来(Camp&Chien,2000)。按照这种思路,研究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对原有理论和方法进行验证、补充或者修改。就研究典范而言,这样的研究显然没有对原有研究典范进行本质的突破。而研究成果也能纳入到一直累积的学科知识体系中去。

第二种研究思路是意识到或者强调新传播技术的特殊性,或者不同于以往传播技术的特点,以及与之相伴的使用方式及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Soukup,2000)。这种研究思路要求研究者有较强的批判精神,以及开放的思维方式,并要具有一定的想象力和远见。无论是研究问题的提法,还是研究的方法和所采纳的理论,研究者都要力图突破惯性思维模式。理论和方法的突破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借用其他领域之理论、概念,加以适当改造和移植,用以描述、概括和研究新的现象;二是提出新的假设和概念,通过具体的分析研究进行验证。

有关互联网的传播研究,研究者在进行研究之前,进行研究之时,对自己所要从事的研究的性质和策略,都会有意无意地作出选择,成为其研究过程的内在逻辑。当代最负盛名的传播学者之一,美国印地安那大学(IndianaUniversity)的Weaver(2000)教授认为,对于研究者而言,面对新的传播现象,最最重要的问题(thebigquestion)是提出“好”的研究问题:我们应该问什么样的研究问题?应该怎样问?例如,在传播研究历史上,“传媒对人们做了什么”和“人们对传媒做了什么”曾经代表了媒体效果研究的两大传统,各自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样一个现象,通过研究问题的不同提法,可以有迥然不同的研究假设和思路。事实上,就网络传播而言,缺乏统筹性的研究问题使得相关研究在研究主题和方法、结论上都比较分散、零乱,也决定了互联网的传播研究尚处起步阶段(Soukup,2000)。就国内的互联网研究而言,虽然近年来涌现了一批以网络传播研究为主题的论文和专著,但从研究的深度和质量而言,也无疑只是处于起步阶段(匡文波,2001)。

二、互联网的传播研究述略

通常,对某一类型的文献有两种概括的思路:纵向的和横向的。纵向的概括是一种历时性的描述,坐标轴是时间。这样的概括能够勾勒出有关研究的发展脉络,即给人以历史感。把研究置于历史长河的动态背景之中,往往能够从比较宏观和整体的角度把握有关研究的总体形态和走向(潘忠党,朱立,陈韬文,1997),具有独特的意义。本文前面作了蜻蜓点水式的回顾,并未实质展开。而文献的横向概括,则是从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等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的总结。这种概括的好处是能够揭示学术领域中相关研究的总体格局,从而对研究的现状有一个全景式的了解。本节接下来的部分将采纳横向总结的方法对近年来的互联网传播研究作一略述。具体来说,我将主要以不同的研究主题为依据对各种互联网传播研究进行分类。

(一)互联网使用研究

就数量而言,这类研究是文献中最多的。进一步细分,使用研究又有很多不同的侧重。

1.不同的人如何利用互联网

除了一般的使用行为和使用动机的研究(Flanagin&Metzger,2001;Papacharissi&Rubin,2000;等),学者们对于特殊群体的互联网使用也比较关注。例如Codyetla(1999)通过对292个高龄老人学用互联网功能的研究,对上网行为和各种人口变项、心理状况变项之间的关系作了探索。按照他们的研究结果,愿意学习上网的老人在很多方面和不愿意或者学习效果不好的老人有差别。

Wright(2000)也通过在线问卷的方式对老人的互联网使用作了研究,得到类似结论。其他特殊人群,包括社会边缘人群或弱势人群如何使用或者利用互联网也是一个受到关注的研究角度。Yang(2000)研究了台湾学术界同性恋者使用互联网的动机。通过滚雪球式的自填问卷调查,以因子分析法这一研究析离出七个促使这些人们上网的原因;Haddon(2000)研究了单亲家庭,Rogers,T.(1998)研究了听力障碍者,Singh,Gedeon&Rho(1998)研究了语言障碍者的互联网使用,从社会批判与伦理关怀的角度对有关技术设计、相应政策等方面作了探讨。Kraybill(1998)则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北美少数族裔人群如何对待互联网技术作了研究,发现当地人们在排斥新技术背后有五个文化伦理方面的原因。

国内的这方面研究大多限于统计和描述层次(如基于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历次互联网调查报告的各种研究)。一些比较细致的研究如,彭兰(2001)对网络中的人际传播的研究,周洪波(2001)对互联网派生语言的总结等。

从研究方法言,这部分研究主要以实证调查研究(如Yang,2000;Codyetla,1999;Wright,2000等)和以政治、文化和经济分析为主的批判研究(如Haddon,2000;RogersT.,1998等)为主;前者以研究具体的互联网使用行为为主,后者偏重于互联网使用的社会、政策和伦理方面的探讨。

2.互联网在不同领域的使用

作为一种新的信息传播技术手段,互联网在诸多领域的使用各有特色,这些领域包括选举(Reavy&Perlmutter,1997;Klotz,1998;等)、教育(如Bruckman,1999)、商业宣传(如Finnetla,2000)、新闻传播(如Easton,1997;)、社会和政治领域(如Burrows,etla,2000)等。

这些研究反映了学者对互联网在不同领域的应用前景以及由此带来的影响的关注。Reavy&Perlmutter(1997)发现,利用互联网虽然可以大大增加候选人和选民的沟通,但是就有关选举知识和参与言,互联网的介入却有扩大业已存在的民众间的知沟的可能;Klotz(1998)则研究了1996年美国参议院选举中互联网被用作进行负面广告的案例,指出技术的使用常常是人们所始料不及的。

Dicken-Garcia(1998)也就互联网的各种论域(discourses)作了讨论,并指出各种论域对人们的上网感受、行为的影响。

国内的这方面研究也不少。如姚福军(2002)对国内电视媒体网站的思考,彭兰(2002)和陈力丹(2002)对网络新闻的批判性反思,虽观点不同但各自触及到了网络新闻传播中一些关键而敏感的问题。闵大洪(2001a,2001b)论述了党报网站的作用和影响,以及公众对新媒体的使用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宏观的思路和微观的经验数据相结合,有一定深度。

从研究方法言,这些研究仍以社会科学取向的实证研究和以社会批判取向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为主。

3.互联网的本质及其与其他传播媒介使用的比较

这部分的研究一直是互联网传播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基于不同的视角,讨论互联网的各种功能的社会本质,以及它们与其他媒介在性质和功能上的异同。例如Flanagin&Metzger(2001)从功能和需求满足的角度比较了电子邮件、网上信息获取和与其他媒介,包括报纸、电视、书籍、杂志和面对面沟通等的异同,以及由此带来的在人们媒体选择上的变化可能。他们的一个基本结论是,新技术只是增加了人们满足其原有需求的渠道而已。网络虚拟社区(virtualcommunity)一直是通俗报道和学术界最为关注的主题之一,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如Jones,1997;Reid,1998;Travers,2000;等等)。网上聊天和面对面沟通的异同(Rintel&Pittam,1997),聊天室角色游戏,如性别变换,网上放纵行为(disinhibitedbehaviour)(如Reid,1998),也都受到广泛关注。通常,这类研究多以具体的案例分析(Rintel&Pittam,1997等)和网上参与观察(如Travers,2000;Jone,1998;等)为资料搜集方法,通过社会学/女性主义(如Travers,2000;Jone,1995)、心理学或社会心理学(如Reid,1998)等领域里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对上述现象和主题进行探讨,是互联网传播研究中比较深入的一类。

(二)有关互联网的影响(效果)方面的研究

在大众传播研究的历史上,效果研究曾经长期是主流研究取向(McQuail,1994)。事实上,传播研究大部分重要的理论建树来自媒介效果研究(Weaver,2000:5)。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出现,使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效果研究出现了新的热点(Weaver,2000)。新传播技术对于社会,对于我们的生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已经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因为很多政策和体制的调整和应变有赖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回答。

美国卡耐基大学的Kraut(1998,paragraph2)等区分了传播科技对社会两个层次的影响,即初级影响(first-ordereffects)和次级影响(second-ordereffects)。简言之,初级影响是指因新技术的来到而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的直接的实时的影响,如上网多了导致看电视减少,就属于这类影响;而次级影响是指新技术的出现对社会形态的演变所带来的影响,例如娱乐和工作界限的模糊化,社会出现新的消费模式等。通常,初级影响是个人和微观层次的,而次级影响则是宏观或社会层次的。在有关互联网的传播研究中,这两类的效果研究都非常活跃。

1.初级影响研究

互联网使用给个人的生活和心理带来的影响,特别是负面的影响,通常是通俗媒体热衷报道的话题(Newhagen&Rafaeli,1996)。而学术界对于互联网的影响研究也很活跃。不过由于研究所着重的具体的互联网的功能不同,有关互联网初级影响的研究的发现并不统一。通常,使用效果会和使用方式相关。

Kraut,etal.(1998)以美国匹兹堡地区的家庭为对象,通过免费提供计算机和上网条件,以纵向研究(longtudinal)的方式,对上网与人们的社会参与和心理健康的影响作了研究。结果发现,上网对人们的社会参与和心理健康有“虽然轻微但显著”(Kraut,etal.,1998:21)的负面影响。具体来说,上网越多的人,通常越可能在社会联系(socialnetworks)圈方面比较小,和家人和其他人的沟通也比较少。上网多的人,还比较容易感受到诸如孤独(loneliness)、沮丧(depression)和压力(stress)等消极情绪的困扰。

Krautetal.(1998)的研究是其整个家里上网研究项目HomeNet的一部分。由于这一项目的研究团队由一批著名的心理学和人机交流方面的专家组成,研究设计严密,特别是采纳纵向研究以及各种标准的测量工具,因此受到广泛关注。

SIQSS(StanfordInstitutefortheQuantitativeStudyofSociety)(Feb17,2000)的研究通过对2689个家庭的4113个成人的访问,揭示了类似的结论。他们称互联网是一种“致人疏离的技术(isolatingtechnology)”,用户因为沉溺上网而减少和他人的接触,必然导致其社会联系的减弱。不过SIQSS的研究结论因为其采样的非随机性以及研究的横向性(cross-sectional)而受到质疑。

互联网对人们日常活动的影响是初级影响研究的另一个热点。加州大学珞珊玑分校的一个互联网研究项目(UCLAInternetProject)的调查显示,有一半的被访者反映有时会和家人一起上网,因此,互联网也未尝不是一种增进家人活动的一种手段。大部分人都认为家里上网后,他们与家人呆在一起的时间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只有少部分人反映因为家里其他人上网而有时会有一种被忽略的感觉。

互联网使用还可能会对其他媒体的使用产生影响。Stempel,Hargrove,&Bernt(2000)通过一次全美调查显示,互联网使用者比非上网者读报和听收音机多,但在看电视上没有区别。他们的基本结论是,互联网不是其他媒体使用减少的原因。Flaherty,Pearce&Rebecca(1998)的研究则表明,网上交流不能完全代替面对面交流。国内也有一些这方面的研究,如吴兴人(2001)探讨了互联网政论的兴起对传统媒体的挑战。

关于互联网初级效果的研究还有很多(如Hohnson,Braima&Sothirajah,1999等),一个比较突出的印象是互联网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取决于很多因素,没有简单的结论。事实上,按照创新扩散理论(Rogers,1995),早采纳者(earlyadopters)和晚采纳者(lateadopter)在很多方面,包括人口变项特质、社会交往、心理等方面都有不同,因此,互联网使用和有关社会交往和心理健康状况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因果方向上很难界定;此外,使用互联网的不同功能,带来的初级影响可能也会明显不同。如Krautetal.(1998)所指出的,上网浏览信息,类似于看电视,而看电视传统上是导致人们社会联系减少、心理健康下降的一个原因(如Blanchard&Horan,2000);但如果一个人上网以聊天为主,则其上网行为又类似打电话,而打电话通常被认为有助于增强人际交往和沟通能力,对于纾解压力也有帮助(Krautetal,1998)。可见,如果我们想要笼统地得到一个互联网使用效果的结论,是不现实的。换言之,我们至少必须区分不同的上网功能,才能谈相应使用的效果。这对于我们的家庭网络采纳研究也有重要启发,即我们在考虑人们的上网决策的各种影响因素时,应该关注不同的互联网功能对于不同的人们具有不同意义。最后,随着人际间沟通手段的日益丰富,很多定义本身也面临着挑战。例如通常我们认为上网好像看电视、读书、看报一样,只是一种个人活动而非社会活动。然而,互联网是一种交互技术,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机屏幕参与很多实时互动的讨论、聊天——互联网“既是私人的,又是公共的”空间(Camp&Chien,2000:15),而上网也未尝不是一种社会活动。

在我国,总体而言,初级影响研究作为一种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深入的原创性的纵向研究,无论是论文或专著都很少。

2.次级影响研究

如前所述,次级影响是技术的社会层次的影响。由于互联网在技术上尚在不断演变之中(Hargittai,2000),而其在社会中的扩散更是方兴未艾,因此,互联网对于我们社会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未知数(如Mindich,1998)。正如Stewart&Williams(2000)所言,技术的更新和替代可以很快完成,但技术对社会带来的结构性变化,往往要“历经几代时间”(p.47)才看得清。Stephens(1998)也指出,我们对于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意义的认识可能仍是非常肤浅的。

互联网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具有社会变革潜质的技术。从个人层面上,互联网经常被认为能使人们超越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地理和生理的障碍(如Dery,1994),而有更平等的社会参与机会;在社会和国家层次,互联网则被认为能影响和加快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Carey,1998)。例如,Gibson&Ward(1999)以英国为例探讨了互联网对于政党内民主决策的影响。

不同学者对于互联网的社会影响的关注角度不同:如Dauncey(1997)以法国为例研究了互联网与当地文化的碰撞;Scott,Semments,&Willoughby(1999)从女性主义批判的角度探讨了互联网为女性使用的问题;Hongladarom(1998)的研究则探讨了互联网对于当地文化如何应对国际文化的冲击的问题。

国内的很多互联网研究都可归纳到此类别。如吴征(2001)对新媒体使用与精神生态重建的关系的探讨,徐宝才(2001)对网络传播中伦理问题的关注,陈绚(2001)对互联网与数字鸿沟关系的研究等。

从研究方法言,初级影响研究多为社会科学取向的实证研究,而次级影响研究以政治经济学取向的批判分析居多,包括案例分析和历史分析等,来解析互联网对于社会、文化等方面可能带来的影响和冲击。

(三)互联网采纳(adoption)研究

随着互联网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发展,互联网在各种不同环境下(如政府机构、公司企业、家庭、学校、医院等)如何被采纳和使用也备受关注,吸引了不少学者持续的研究兴趣。

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上,互联网的采纳和扩散研究与技术创新扩散、市场营销、管理信息系统等多个研究领域的学术探索密不可分,这也可以从有关学者在研究互联网采纳时所引述的文献可见一斑(如Flanagin,2000)。通常,创新的采纳和扩散研究有个体层面(individuallevel)和系统层面(aggregatelevel)之别。个体层面的创新采纳研究旨在分析界定各种环境下对人们的创新采纳的态度或意向具有影响力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相对重要性,以揭示创新采纳决策的机制与过程;而系统层面的研究一般以整个社会系统(或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为考察对象,更加偏重于对创新扩散的整体进程的概括和描述,同时涉及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等结构性因素的考量。按照这样的区分,本研究属于个体层面的创新采纳研究。

有关互联网的采纳研究,除了来自美国等英语国家传播学者的研究外,华人社区,包括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的不少学者也显示出浓厚的兴趣。就台湾的情形言,通过《中华民国期刊论文索引影像系统》和《全国博硕士论文摘要检索系统》等网页的检索可以发现,无论是期刊论文还是学位论文,近年来以交互技术的采纳为题的研究不在少数。以对《全国博硕士论文摘要检索系统》的检索为例,在“innovationdiffusionandadoption”(“创新扩散”和“采纳”)之检索词下,共有论文25篇;而在“Internetandadoption”(“互联网”和“采纳”)为检索词,则发现论文134篇。从其研究方法介绍看,大多采纳实证研究。如杜文富和王小惠(2001)有关无线网际网络服务使用者之创新性研究;林惠玲、陈正仓(2000)对台湾制造业采纳自动化技术的实证研究;林震岩和许胜雄(1997)对电子资料交换技术的采纳,以台湾的三种产业为例作了实证研究;方国定、应鸣雄(1998)则考察了电子资料交换采纳过程中的考量因素;张洪瑞(2000)以WAP应用为例对企业采纳创新技术之关键因素的研究,吴俊毅(2000)从动机角度对科技接受模型的实证研究,等等。从数量上而言,台湾地区的交互技术采纳研究明显多于香港和中国大陆,而台湾地区的研究一个共同点是,基本上着眼于台湾本地企业和组织、个人对特定创新技术的采纳。

香港地区一些深受美国学术传统影响的资深传播学者对互联网技术的采纳和扩散最近也比较关注,已经或者正在继续从事一些精细设计的大型研究,令人瞩目,例如祝建华、何舟等正在进行的有关中国大陆城市居民上网的纵向研究,规模和时间跨度都比较大。其研究的部分成果已经能够为学界所能分享(如Zhu&He,2001a,2001b),研究主题包括互联网采纳和使用的各种影响因素的检验,以及具体采纳和使用的模型建构。

从有关大陆出版的新闻传播学术期刊中,有关互联网采纳和扩散的实证研究较少(仅有的少数研究例如:喻国明,2000等),但也多限于简单统计层次。大多数文章以泛论为主,观点的碰撞远多于实证的检验(如匡文波,2000;李希光,2000a,2000b,2000c等)。

(四)其他研究

除了上述有关互联网的使用及其影响方面的研究,其他有关互联网的传播研究还有很多,包括政策法规类(如:Tan,Corbett&Wong,1999)、网络内容(如Dominick,1999;彭兰,2001;等)、电子商务(如Li&Yang;Tan,Corbett&Wong,1999;张浩,2001;黄霁,2001等),不一而足。显然,按这样的分类法,不少研究可能分属多个类别。

三、结语

对互联网的传播研究作全景式的述评有很多困难,归根到底,这样的述评都是挂一漏万之举。互联网作为影响现代生活各个层面的信息传播技术,单就传播研究言,人们对它的研究和关注的角度也可以千差万别。互联网本身尚在不断演变之中,从传统的新闻传播系所的课程设置、学科研究方向到传播学者们的研究兴趣,都因为互联网的兴起而在应时调整、变动。而从互联网本身的特点来说,它与此前的各种传播技术相比最大的差别在于其基本上是一种“囊括一切媒介特点”的技(Hargittai,2000:52)。换言之,互联网本身只是提供了一个平台,一个包容一切媒介形态的诸多功能的平台。就互联网所具有的功能言,它可以被模拟或者解构(deconstruct)为各种现有的媒体和社会制度(socialinstitution)的总和,包括电话、报纸、杂志、广播、出版、公共领域、图书馆、医院诊所、大学、超市、政治论坛、文化产品集散地,等等(Camp&Chien,2000)。互联网的这些特点,决定了我们对其传播研究的述评,必定是极为粗略的。

注释:

①这一粗略统计之时间是2001年4月下旬。ComAbstracts的有关介绍见网址:http:///www/abinfo.htm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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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硕士论文范文篇2

下面谈一下硕士论文写作的总体步骤,然后再详尽谈一下几个重点环节,最后说说引证的规范问题。

第一节论文写作的八个环环相联的步骤

严格地说,论文写作并不是从提笔写(或在电脑上打字)开始的。此前的许多步骤都属于论文写作的必要环节,一定程度上比实际动手写重要得多。许多过来的人都有体会,完成一篇较大的论文,准备时间少则数月,多则数年,一旦真正准备好了,动手写作的时间不过数天到数周。

第一步,确定论文的选题。从广义上说,选任何本专业范围内的题目都能够写出东西来,只要你有新观点、新发现、新角度、新研究方法、新材料等等。但是这后面的“五新”大大限制了硕士论文的选题。这是由于作者多数是第一次写这么长的学术论文,缺乏经验,也缺乏深厚的知识积累,难以把握;同时,二三万字这个条件也对选题有很大的制约,如果题目过大,无法在这个相对狭小的范围内展开。所以,选题是否得当,对于论文的成功,影响很大,甚至有人说,一个好的选题等于成功了一半。

根据许多硕士论文的选题经验,这一级论文的选题可从以下几方面考虑:本专业的研究空白、发生争议的话题(自己的观点感到较为充分)、对比性的话题、从其他专业角度研究本专业的话题(这是一种选题的边际效应)、有新的插入角度的老话题、刚刚冒出来的本专业的新问题。

第二步,围绕已经确定的论文选题,回顾相关的理论和研究,或者叫“文献检索”。这一步的工作是较为艰苦的,需要有思想准备。在我国,多数中文学术资料目前没有上网,需要手工查找,因而这个步骤中查找中文资料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可能很大;拉丁文资料,特别是英文资料由于网络传播的方便条件,相对好查询。但是不少资料即使找到了目录,真正能够阅读到,仍需要作者不懈的努力。

这一步是必要的,如果没有这一步,你的论文内容很可能重复了别人已经做过的工作,等于白做;查找的过程,也是启发思路、产生观点火花的过程,不走这一步,等于掐掉了自己新观点、新视角、新材料的来源。这也是为下一步做观点、角度、材料上的准备。

第三步,提出你自己关于选题的理论假设,或要研究的具体问题。选题是指准备写的论文的大体方向和范围,真要动手写作,就会遇到两类具体的问题。第一类属于观点方面的:我的具体观点是什么?你可以设想出一个或几个观点,但它们仅仅是一种假设,通过许多证据、材料,通过严密的论证和适当的论证框架结构,证明你的假设是成立的,这才能形成论文的主体。第二类属于实用方面的:我要具体论证什么问题?你可以提出许多原因、各种环境条件的影响,它们是不是与所论证的问题相关,相关到什么程度,这需要通过科学的调查和分析。

不论哪一种情况,这涉及论文的中心思想或论证主题,一定要明确,并且贯穿论文的始终。由于硕士论文字数相对长,常见的问题之一,在于作者把握不住全文,写着写着,无形中脱离了自己原来确定的假设或具体问题,说了许多无关中心思想或论证主题的内容。

第四步,决定采用哪些研究方法。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大体可以归为两大范畴,思辨研究和实证研究,后者又可分为定性研究、定量研究两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人们为探究社会事实或社会现象,而采用不同的研究取向,不同的研究取向又有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的研究假设、收集资料的方式和对结果的判断标准。但是各种研究方法在现在的论文写作中,已经越来越多地呈现相容和内在的连接。一般地说,根据自己的选题和讨论的具体问题,可以以一种研究方法为主,辅以其他的方法。例如研究“人”作为大众媒体信息的接受者其接受信息时的状况,这种研究取向就决定了研究本身要以定量分析为主,但同时也需要一些历史的、文化的、政治经济学的思辨研究。

在文科硕士论文中,作者直接为论文进行的定量分析,规模一般较小,适应的范围也是有限的,较多地采用别人而不是自己直接的调查结果。这是由于论文的规模较孝给予作者的研究经费有限、作者个人进行社会调查的能力有限等原因造成的。以逻辑分析为主的论文,适当采用一些定量分析的数据,有时会给文章增添一些分量。但是,一定要根据实际需要,而不要为了显示研究方法的多样而有意去做。例如一个很宏观的话题本来适于思辨研究,硬要加进一项微观的量化调查结果证明什么,反而会弄巧成拙。这是现在写好论文要把握的一个具体问题。

第五步,设计论文的框架结构。一般文章的写作也需要有这一步,但对硕士论文来说,更为必要,其要求也更细一些。一般情况下,一篇硕士论文要有绪章、入题的第一章、主体章节,以及结束语。章节的设置在写前要有个大体的布局逻辑,使之结构合理;章和章之间有一种逻辑联系,防止盲目写下去,淹没主题,不知所云。这一步很少有一次完成的,往往会根据收集材料的情况、调查访问中遇到的新情况,经常变动。但是就像建筑师在盖房子前必须有图纸一样,到了写硕士论文这个层次上,大体的文章框架不能仅仅存于脑子中,一般要形成文字,相对细致一些,具体到“节”更好(但“节”的层次开始时不要固定化),便于写作时心中有数。

到了设计论文框架这一步,因为有了文字化的章节设计,除了请导师指导外,这是在正式动笔写前较广泛地征求其他专家意见的一个好机会。框架还不是厚厚的论文,看时花费的时间不多,又可以大体看出文章的价值或存在的问题。这时修改论文结构比写完后修改要轻松、容易得多,时间也较为宽余,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第六步,对已经取得的文献资料、调查材料和各种论据进行分析、归类,分别充实到各章节中,再进行解释、论证。这实际就是论文写作本身,所以这样描述,意在让作者理解论文写作的过程。各种材料和论据,不是天生就可以证明论点或说明具体问题的,需要通过作者对材料的组织和论证,才能使其变得富有生命力,极其自然、有力地为自己所论的题目服务。

在这一步,需要温习一下学过的逻辑学或社会调查统计的知识,用正确的逻辑思维和严谨的数据组织方式,紧紧围绕已经确定的理论假设或具体问题,调动自己所学的各种知识,通过正论(这是主要的)、反论、设论、驳论、喻论等等手法,论证观点或问题,得出结论,完成论文。

论证中肯定会出现种种材料使用或缺乏的问题、逻辑推理的问题、论据与论题不相配的问题等等,需要停下来再找材料和访问专家,充实或削减原来论文框架中的内容,必要时对框架结构进行局部调整。这种情形是正常的、经常发生的。在时间的安排上,对此要作出计划。如果时间安排不当,有时论文功亏一篑的原因就在于写作时间安排过紧,来不及调整论文结构,这很不值得。

第七步,必要时重新估量选题,修正论证对象的范围。这是与第六步同时出现的另一种情形,即通过较为广泛地征求意见和本人的思考,感到原来的选题对自己不适当,或难以完成,那么就要及时调整整个论文写作的计划,改变选题。这种情形也是正常的,关键在于不要长时期犹豫不决,必须较快地作出决定,以便有时间重起炉灶。由于前面已经对本专业的学术研究有过较多的思考和文献检索,即使改变选题,重新做起,花费的时间不会很多,对此过多的担心是不必要的。

选题不当、难以完成的另一种情况不在于选题本身,而在于选题论证的范围过大。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难,把论证对象的范围缩小就是了。这里最大的障碍在于作者舍不得“割爱”,花费了许多功夫准备论文,一旦许多材料用不上,难以割舍。这种情况当然会涉及到重新设计论文框架结构的问题。不过,将较大的论证对象的范围缩小,总比相反的情形要容易得多。硕士论文写作中,论证对象范围过小的情况很少见,因为二三万字的论文,本来大多适宜开口较小的选题。

第八步,对论文从技术上进行规范化的检查和调整。章节设计的技术问题(含目录)、文中的引证标示、注释及编号、文后的参考文献编排,以及不属于论文本身的内容提要(包括英文提要)、关键词等等,都要按照规范化的要求进行检查和调整。这些虽然属于技术性问题,但也反映出作者的治学态度。特别是引证,凡是使用了别人观点的地方,都必须注明材料来源,不能含糊不清,更不能将别人的研究成果变成自己的。标明的材料来源也要十分清楚,论著名称、作者或编者、出版社或发表的刊物名称、出版或发表时间等等,一应具全。有时,一篇较有水平的论文,答辩时提出批评的主要问题是引证的不规范,由于这个原因使论文的评价低一档,这很不值得。

第二节论文的选题:

一个适当的选题等于论文成功了一半

由于十年“”这场浩劫,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种种谬论充斥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1978年我国恢复研究生招生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几乎一切从头开始,因而研究生的论文选题还没有显现为一个问题,因为写什么题目,即使不是空白,也是需要重新认识和论证的。经过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几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努力,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研究生的招收数量大幅度提高。年年招生,年年写新的论文,而各学科的研究领域是相对稳定的,空白越来越少,新问题的研究又有一定难度,于是现在文科研究生的论文选题,形成一种独特的竞争局面,如何选择好论证的题目,凸现为一个新问题。有鉴于此,需要重点谈谈硕士论文的选题问题。

关于选题,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考虑:

一,选题的大小

选题大而不当,这是硕士论文选题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因此,在动手搜集资料之前,首先要考虑自己的选题是否过大。例如“谈谈××学理论的若干基本问题”,在这样的选题下,当然什么都可以谈到,但这只适合某个具体学科的领导人做总结报告时采用。若具体一些,例如“论传媒受众的心理”,似乎好点,但在这样的选题下必须谈几十个大小问题才可能做到论证全面、深入,适宜写成一本学术论著而不是一篇论文。普通的论文容纳不下这么多的不同层次的问题。

对于硕士论文来说,选题之下,以只能分出第二个层次为宜。若选题之下能够再分出第三个第四个,甚至更多的层次,就不大好把握,难以将论证深入下去。

如果把刚才的“论传媒受众的心理”题目,缩小为“试论读者阅读消息时的选择性理解”,显然后者比前者的论证范围小多了。第一,它从广泛的传媒受众缩小到报纸这单一传媒的读者;第二,又从泛泛的一般心理具体到接受心理;第三,再缩小,只涉及接受新闻体裁中的一种----消息时的接受心理状态;第四,又将选题进一步缩小到只研究读者接受时的一种心理表现----选择性理解。选题小了,才可能对问题探讨得更深入。当然,如果作者既有较多的材料,又有较强的论证能力,可以将选题定在刚才说的第三个层次,甚至第二个层次上。

掌握多少材料和估量自己的驾驭能力,确实是选题时必须考虑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自己对某个选题特别感兴趣,下定决心要写,但是材料很少,并且估计短时间内难以搜集到更多的材料,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换一个选题为好。材料是论文的基础,基础打不磁实,仅凭兴趣,是写不出成功的论文的。例如一位作者作出“中国的新闻传播带有道德色彩而西方的新闻传播带有机械性”的理论假设,但是他除了对当前的中国大众媒介有所了解外,对中国解放前一百多年,以及解放后和改革开放前二十多年的大众媒介,几乎没有接触过,对于国外传媒的接触非常有限,这个假设虽然有新意,但是可供论证的论据寥寥,这样的假设就难以成立。

还有一种相反的情况,这就是材料太多,作者的研究经验有限,难以驾驭,而且论文的篇幅也有限,这种情况下,最好坚决将选题范围缩校我本人1978年读研时,一上学就确定了写“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思想”,这当然要建立在通读他们全部著作的基础之上,而三年时间完成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他们的著作太多了(共3000多万字)。于是我缩小到写他们活动的六年,即“从《莱茵报》到《新莱茵报》”(1842-1848年)。但即使这六年的材料,也使我花费了两年时间才全部看完和作出笔记。若用于写论文,一篇硕士论文是难以容纳下的。在动笔前我再三考虑,征求导师温济泽的同意,决定只写一年,即《莱茵报》这一年(1842-1843年)马克思的新闻思想,恩格斯也暂时不写了。结果论文写了五万多字,外加注释二万多字。由于集中力量写一年,较为深入,论文是成功的。

二,选题的价值

学术研究要追求某种价值,这包括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两个方面。因此,如果说选题大小尚属于个人把握的技术问题,那么论文的学术价值,是更重要的取得成功的前提之一。为了保证选题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首先在确定选题之前,对准备选择的题目现有的研究状况进行价值评估,如果自己继续这个题目的研究,是否有价值,这可以从学术价值或社会价值两方面衡量。

如果某方面的选题,其学术方面总体上可能会有一定的价值,那么还要掂量一下自己掌握的材料和提出的假设是否足以产生新的学术价值。如果属于引进、介绍国外研究的新成果,在国内是有一定学术价值的,但要估量一下自己的理解、概括的能力,以及翻译水平、普及能力和可能产生的社会效果。

社会价值,即有些选题在学术上看起来没有多大的价值,但是通过其科学的论证,可以使社会较直接地受益,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这样的论文,应当与具有学术价值、但不一定直接对社会产生影响的论文,其价值评估给予同等看待。当然,这类论文同样要求学术规范,只是衡量的价值标准有所差异。例如,一篇论文通过对许多出土汉简的研究,论证西汉时期我国就有了官方新闻传播体系。如果得到学界的认可,那么我国古代新闻传播的历史将提前800多年,这就是一篇具有明显学术价值的论文。而另一篇关于当前少年儿童与电视的论文,以科学的抽样调查报告为依据,对电视与儿童行为相关或不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它在学术上很难说为传播学的某些理论增添了多少新观点,但是这样的研究对于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组织、保护儿童的组织和妇联,提供了其展开活动的科学依据。这两类论文的价值应当同等看待。

选题的价值评估,在选题的时候就应该充分考虑,多听取本学科专家的意见,以及一些相关的社会人士的意见。有时到了论文答辩的时候,作者还说不出自己论文到底有什么价值,这是很糟糕的事情,会严重影响对论文的评价。

第三节文献检索:

必须经历的论文写作的准备阶段

许多人文-社科研究者都有这样的经验:为了完成某一个研究选题,搜集资料、阅读堆成小山般的论著、做笔记、找人访谈、搞抽样调查和统计分析等等工作所耗费的时间,少则数月,多则数年。这些工作做得越充分,写作的时间就越短,并且会感到十分顺手。像硕士论文这样规模的论文,几天就能脱稿。

最令人感到为难的情况,就是材料不多,思路不明,却由于某种原因一定要写出来,花费了许多痛苦的写作时间,搞出来的东西往往水平有限。在这里,特别对于硕士论文的作者来说,最主要的一项工作是做好文献检索。因为这样规模的论文,专门为它搞抽样调查、大量访谈的可能性较小,主要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些较小的假设来论证,因此准备工作大多集中在文献检索方面。

文献检索可以考虑走以下几个步骤:

一,首先以选题为中心,对广义领域的研究状况进行材料搜寻,然后缩小到选题本身较小的研究领域。例如研究性社会学中关于“中国女性的情感与性”这个选题,那么了解的范围一开始就不应局限在中国女性,而应先了解世界女性总体、一般情感、所有关于性的问题等等面上的情况,然后再缩小到中国妇女、一般情感和独特的中国女性情感。广泛搜索之后,再逐步缩小搜索范围,这对于把握自己准备论证的话题在较大范围内的地位和意义,是必要的一个步骤。

二,在适当缩小搜寻范围之后,一个侧重了解的情况便是已有研究成果的研究方法。它们采用了哪些研究方法,有什么成功的经验和存在哪些问题;它们没有采用哪些方法,这些方法对于选题是否能够产生新的结论等等。

三,了解不同学派的基本情况。多数选题在学科的历史发展中都存在不同的观点,甚至形成了不同的学派,检索时要进行较为全面的了解和客观的分析,在比较中确定自己的基本观点或倾向。这个步骤对于形成作者自己的观点,具有相当重要的启示意义。

四,对选题涉及的领域中学有所成的专家进行有计划的访问。以上的文献检索步骤,接触的主要是死材料,不论是找寻途径,还是理解材料的内容,硕士论文的作者都是新手。因此,这种访问对于深化选题,亦是关键的一步。有的硕士生写论文时只是埋头找寻材料,由于自己的社会阅历有限,以这种阅历对获得的材料进行归纳,即使存在重大遗漏,自己往往感觉不到;另外,对具体问题、材料的理解,也容易出现较多的差误。许多材料其实并不存在于有形的文字和声像之中,而是存在于专家的头脑中,及时挖掘这类活的材料,对于提高论文的价值,意义重大。

找有关专家访问,具体的目的有两条。第一,取得进一步找寻材料的途径。遇到问题到那里能够找到材料,这本身就是一种知识的积累。专家们以自身丰富的研究经验,往往可以在材料的找寻方面指点迷津。作者通过专家提供的有效的捷径,一般都能找到比自己知道的多得多的材料。第二,访问本身也是听取对选题意见的机会。专家既然在所选题目领域内学有所长,那么只要你说出自己关于选题的想法,往往会得到许多忠告,包括对选题的价值评估、选题的大孝可能的论证视角,甚至未来论文的框架结构等等,这种帮助是十分可贵的。

在这个问题上,除了作者认识上重视外,还需要一点韧性。专家们一般工作都很忙,难以顾及硕士生们的拜访。这就需要论文作者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在工作上能够给专家们以帮助(例如帮助打字、抄写、复英购书、查找材料等等),以诚心感动专家;专家最宝贵的是时间,为了节省专家们的时间,访问要有周密的计划,问题得当,不要那些虚套的东西。君子之交淡如水,多数文科的专家对于请客吃饭很厌烦,这种既浪费当事人的时间和金钱、同时也耗费专家时间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学术拜访与商业公关的请客吃饭性质不同,这一点希望硕士生们注意。

经过对专家们的访问,再进一步进行材料的查寻。这项工作结束后,所谓“文献检索”的第一阶段可算完成,进入第二阶段,即以对材料的分析为主的阶段。但这仍然属于文献检索的一部分,尚不是研究本身。

五,面对已有的材料和专家们的意见,分析研究空白和不够深入的地方。这时考虑两个问题:在选题范围内,有哪些尚没有被涉及到(空白);哪些虽有所涉及,但并不深入。这两种情况都可以作为进一步分析手头材料的突破口,成为论文的主攻方面。这第五步,意义在于“沉一沉”,思考一下。

六,在第五步的基础上,再考虑需要研究的新问题、新情况。前人没有涉及到,而现在又急需作出解释,或得到解决思路的地方,可能出新观念或新视角。如果考虑得周全,较容易得出研究成果。但是这时要对自己的把握能力再估量一下,因为对新问题、新情况的阐释需要一定的学科知识功底。

七,经过第五和第六步,进一步有目的性地查找本学科的材料。这时选题的主攻方向有了,就会产生深入查找材料的动机,文献检索的目的性更强了。这时找寻的材料,大多可能直接与将来要写作的论文相关,因而,这时查找材料与做笔记并重。

做笔记没有一定之规,可以根据自己研究的内容和个人习惯采用一种或多种形式。例如按内容归类做笔记、以不同的作者归类做笔记、用活页纸做混合笔记(看到哪里就记到哪里,然后再按一定的分析要求归类)等等。如果材料可以借走,当然使用电脑做笔记当然更好。整理笔记,按将来写作论文时的逻辑编排,这一步做得好,写作时就会感到很顺手。这项工作宁可慢些,到写论文时就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这里特别强调一个技术性问题,即笔记的每条都要将作者(编者、译者)、论著(或资料)名称、出版情况和出版时间记下来;外国作者,除了译名外,必须记下外文原名。不要忽略这件事情,许多论文作者临到答辩才重视引证的规范,回过头来查找出处是很困难的。

八,第二次扩大搜寻范围,查找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方面的材料。这回不是泛泛地浏览,由于基本确定了论文的主攻方向,那么除了本学科的知识外,人文-社科各学科的知识(有时还需要找寻一些自然科学的普及性知识),可能会有不少能够为论证所选择的问题提供理论和方法。一般地说,采用一些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会给论文增添较多的学术性(不同学科的交叉研究常常带出研究的新视角)。这一点有些硕士生忽略了,只在较狭隘的本学科的范围内论证,局限较大。

查找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重点不在历史上的,而要多注意最新的研究成果。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渗透已经是一种常态,特别是最新出版的研究专著,这种情形更多些。建议在论文的准备过程中,多跑几趟学术书店,买几本最新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专著(即使不是本专业的),往往在这个时候,新书所展现的新鲜的研究视角,会对正准备写的论文产生某种思想灵感。

另外,坚持浏览《读书》杂志月刊,对于开阔自己的写作思路,也是很有帮助的。因为《读书》是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知识的汇粹,不仅材料、观点是最新的,而且各学科荟聚本身,是一种难得的触类旁通的学术思考的“潮。

以上文献检索的八个步骤,只是大体上规定一下如何进行材料的准备工作,实际上对每个人来说,检索的步骤顺序不会都是一个模式。但是,凡是写得较规范、真正能够写出新东西的论文,大多经历了以上的准备过程。而论文不大成功的,检讨起来,多数都是在文献检索时犯了懒。这方面的懒惰,贻害无穷。

第四节动笔之前:

在头脑中把论文写成

在充分的文献检索的基础上,论文的写作要开始了。这时的第一步,不是马上就写,而要为写作做准备工作。这种工作的性质,就如马克思所说:“最蹩足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起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头脑中把它建成了。”[1]是否在头脑中先把论文做成,往往影响论文写作的进度和文章质量。宁可多用几天作好充分准备,也不要将时间陷在写作过程中。

写作消耗的时间一般不应该很长,多数长时间处于写作阶段而不得结束的情形,往往是由于文献检索阶段的工作不完善,写前没有做好准备。由于思路没有形成,或思路本身是否成立尚存在问题,写不下去,但又不愿意重头开始。这是最尴尬的情形。抓住时机,当机立断,重新开始,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千万不要在论证阶段拖时间。

一,写前三方面的掂量

准备动手写作了,首要的问题是将已经确定的理论假设,或者自己提出的要解决的问题,或者准备普及的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等等,再做三方面的掂量。原因在于,常写理论文章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一旦确定了自己论证的写作框架,真地写起来,即使感到哪里说不顺,“扭”角度或改框架是困难的,会不由自主地受到自己刚刚确定的框架的限制,思路被框住了,较难摆脱。而且,往往动一个环节,就需要全局调整,是一件麻烦的事情。这三方面的掂量是:

第一,“……是否……”。这是指在就要动笔前几天,再慎重考虑一下,自己选择的主攻方向是否得当,材料是否丰富、论点是否站得住脚等等。这几天,在“是”和“否”之间,与周围的老师、同学谈谈,再看看材料,对这个主攻方向重新审视一番。

第二,“……提供……”。这是指对自己选定的主攻方向的价值(学术价值或社会价值),再掂量一下,到底能提供什么,提供多少有价值的东西。这是衡量论文水平的最重要的标准。文章在行文、表述方面的问题,一般被看得较轻,而学术价值或社会价值(即绪章中谈到的“五新”),答辩时被看得最重。对此,真地要动笔了,一定要自己心中有数,不能等着最后答辩时评委们的结论,首先自己要对自己的论证有个客观估价。

第三,“联系……”。这是指对自己的选题,在广义上做一些链锁思考。一个问题与其他领域的联系考虑得越多,论证就能越深入,给人以较多的新意。这对于设计论文的框架,是一种必要的前提思考。

二,研究要素的确定

动手写作前的第二项准备,是要确定研究的要素,即论文中的核心概念有哪些、基本框架、论证中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分布等等。

一篇硕士论文,只论证一个,最多二至三个抽象或具体的话题,二三万字的规模一般够用了。这样规模的论文,已经需要有核心概念,以及相辅的少量其他概念,可以形成一个小系统,它们是论证得以进行的基矗结构主义符号学家巴尔特就此写道:“如果我们在入手时就遵循一个提供给我们的首批术语和原理的模式,就会使这一理论的建立工作得到许多方便。”[2]但是这些概念是否科学、是否有明确的含义,对于论证的完成影响很大。有些论文在答辩中遭遇诘问,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概念的内涵不清、不同的概念内涵重叠、各个概念间的相互关系衔接不当等等,于是造成论文多处出现逻辑矛盾。

关于概念体系,对一本学术著作,一般要求使用自己特有的较新概念,“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必须用一系列符合自己体系的概念和范畴予以表述,‘旧瓶装新药’也是表述体系的一种方法,但毕竟不是最好的办法。”[3]对于硕士论文来说,这个原则需要变通。

鉴于硕士的论文作者大多是论文写作的生手,最好使用本学科已有的概念,不要随意生造概念。一篇算不上很长的论文,如果采用许多生造的概念,光解释概念就需要相当的篇幅,哪里谈得上论证问题呢?

把握一下论文中准备操作的变量有多少、需要处理的因素复杂与否,这些是另一类研究要素。硕士研究生初涉这样较大规模的学术研究,一般不宜使论文中的变量太多,要处理的因素过于复杂。多了、复杂了,难以把握,但是太少了又会影响论文的学术水平。写到什么分寸,既不要给自己提出过高的要求,也不要使得论文因此显得很单薄,这也是写前作者需要好好考虑的一个问题。

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变量少、处理的因素简单,而是相反。不少论文常常越写越长,就是由于事先没有在变量、复杂程度上想好,到时候收不住了。然而,由于多数作者初次写这么长的论文,虽然超过了规定字数,水平并未因为长而提高,得到好评的论文多数不是那些超长论文。长短,并不是显示论文水平的必要标志。

设计论文的大体框架结构。这是写任何略有规模的文章所必须的。对于硕士论文来说,框架可以设计到“节”,但不宜过细。写作中间需要在论证逻辑方面、次序编排方面经常调整,一些具体论证的因果关系、相当于网络“超链接”性质的对于论证中新出现的词汇概念的解释等等,翻来覆去的改动更是常有的事。事先设计得过细,会限制自己的思路。而较为宏观的“章”,要多设计几种方案,以保证突出主要观点的论证,让其他部分紧紧围绕主要观点展开。“章”是论文的基本骨架,整体上各章的内容要衔接有序,字数大体相当。

三,研究方法的确定

任何学术论文都需要通过一定的研究方法来进行论证,以达到证明自己的论点或解释清楚某个问题,或为所提供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作出合理性的说明。硕士论文属于中等偏下规模的研究,虽然可以采用单一的研究方法,但是现在更多的论文以一种为主,另一种为辅,在研究方法上呈现多样化。

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遵循科学的法则;而非科学的“研究”常常表现为个体经验的描述、随意观察、个人感想、利用未被证实的常识进行概括等等。这样的“研究”不大遵循严密的逻辑,没有考虑足够多的变量以及变量间的关系,推导出来的结论常带有片面性,很容易被无法涵盖的其他事实轻易推翻。

科学研究方法有两大类,一类是思辨研究(可以是文化的、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的等等),目的是获得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结论;另一类是实证研究,目的是获得事物属性的认识。实证研究又分为“定性研究”、“定量研究”两种方式。定性研究以观察、访谈为主,通过归纳分析、从资料中发现、体验式访谈和观察得出关于事物属性的结论。定量研究通过人工控制的环境,以假设演绎的题目,代表性的统计和实验,得出关于事物属性的结论。如果选题属于实证性质,一般最好采用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以某一种方法为主,另一种方法为辅。

注意:现在流行的关于“定性研究”的理解,经常误指思辨研究。思辨研究是指从文化的、历史的、政治经济学角度对选题进行综合的、逻辑的分析;而“定性研究”是实证研究的一种方法,例如访谈、观察和资料分析,解决的是相对具体的问题,目的、方式与思辨研究有较大的差异。

不论任何研究方法,没有高低之分,要根据自己的选题决定采用哪一种。哲学、史学理论、文论方面的论文,采用思辨研究方法较为适合;经济学、社会学、传播学、民族学、国际关系方面的论文,多数是实证研究。其中又以定量研究的方法为主,这是由于硕士论文的经费有限,作者一般只能专为论文做一些小型研究,较为宏观的数据,可以采用专业机构的调查材料。

量力而行,是硕士论文确定定量研究方法时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如果条件的不具备,千万不要贪大,自己动手去搞较为宏观的社会调查。不然,会弄得骑虎难下。

定性与定量研究各自有优点和缺陷。因此需要了解一些现在的争论,以便选择研究方法时权衡。一些研究者认为,通过量表和统计分析、电脑模拟和资料简化的技巧进行等量化技术,可以使论证经得起测试和证明;另一些研究者认为,目前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水平,要找出社会现象的真正因果关系是太妄想了。以定量研究来解释社会现象,有时显得不自然和缺少人性,过度简化了社会现象。[4]

第五节论文的论证:

论据与论证的统一

真地到了写作论证阶段,可说的话反而不多了,因为不同的论文所进行的论证千差万别,这里只能涉及到一些论证的原则。在论文选题和论证的主攻方向已经确定的情况下,所谓写作,其实就是将许多论据,经过论证,证明作者的假设是成立的,或者对某种现象的解释、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成立的。论据与论证的统一,正是我们进行论文写作要达到的目的。

论据,即为证明自己的观点而准备的各种材料,包括实证调查的数据、众多的事实、权威人士的意见、历史证据等等。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除了少数现实政治的选题外,“权威人士”主要是指本专业本领域内的专门家,而不是当权的政治领导人,学术研究与政治理论宣传要求的请“权威人士”说话,是有差别的。

论据如果不经过论证,是没有任何价值的。论据准备好了,接着就要紧紧围绕每一个立论(硕士论文中应有一个或二三个总体的立论;各章节可以还有一些较小的立论,但均应服务于总体的立论),动用自己头脑中各方面的知识进行论证。论证包括基本的逻辑论证,即常见的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还有归纳论证(这要遵循严格的定性研究方法)等等;再就是定量论证(数据分析)。就论证的形式而言,还可以把论证分为正论、反论、设论、驳论、喻论等等。

限于篇幅,这里不可能将一篇硕士论文拿来作为说明如何论证的实例,所以暂且拿一篇典范时事评论,说明一下几种不同的论证形式:

一个人真能承包100个厂吗?

石家庄造纸厂厂长马胜利,最近签定合同承包了鞍山造纸厂,这是他承包的第39个厂,他一共要承包全国各地的100个造纸厂。对此我有一喜一忧。喜的是,中国确实涌现出了有雄心大志的企业家;忧的是,一个人真有能力承包100个厂吗?

我的忧虑并非全无根据。中国目前的交通、通讯条件,对这种跨市的承包很不利。马胜利在石家庄,他承包的厂家有一个在贵阳市。一旦有个指令,即使挂长途电话也未必能十分顺利;如果有事要亲自前往,光火车就要换两次,还未必能顺利买到火车票;如果乘飞机,也并非天天有班机。这还只是一个厂,其他的厂更无须去论了。目前正处在新旧两种体制的交换阶段,各个工厂需要厂长亲自去处理的矛盾是相当多的。

再就个人的能力而言,我读过关于马胜利承包石家庄造纸厂的报道,那里介绍说他经常早起晚睡,吃住在工厂。可见管理一个厂对他也不是很轻松的。现在要承包100个厂,既无闭路电视、卫星传真,又不像哈默那样拥有私人飞机,奔波于100个厂之间,何其辛苦!且不说熟悉100个工厂的基本情况,就连记住100个厂负责人的姓名,也够忙上一阵子的,还能谈得上知人善任吗?再说,我们承认马胜利在石家庄造纸厂的成绩,也承认他的经验别人可以借鉴,但决不能承认真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治厂之道,各个工厂都有自己的具体复杂的情况。

把每一个人的成绩都归功于党的领导、群众的支持,这样的话已经被讽刺为“老套子”,现在不大有人说了。但是,把一个人一时一地的胜利完全归功于个人智慧,也不见得正确。改革大潮中显露身手的风流人物受到人民的尊敬和赞扬,这是应当的,如果真的在捧场声中以为自己的局部经验也能成百倍地放大,那可就有点闹玄了。步鑫生就是因为不太清楚而吃了很多亏。当然,我希望马胜利能够万事如意。但是,如果我们的企业家因为个人不谨慎而自我膨胀,如果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只知捧场而不知提醒,接二连三的失败只会给改革事业抹黑,动摇人们的改革信心。

(冯越,《大连日报》1988年3月1日)

这篇评论的立论,已经在标题和第一段中点出,因而它的主要任务,是论证已经确定的立论成立。第二段开始论证,通过一系列的交通和通讯条件方面的论据,说明其立论,论证方式属于“正论”。第三段又有一些论据,退一步后进而反问,这叫“反论”。第四段实际上是“驳论”,即对一些错误的认识提出批评。第四段最后几句话,是结论,对立论作了进一步的分析(结论的立脚点之一“抹黑”,现在看显然在认识上过时了)。经过正论、反论和驳论,立论得到了相当牢固的立足基础,使人不能不信服。评论写到这个份上,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

通过这则评论,我们可以看到,“正论”即通过使用论据,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反论”,是将有关对立观点的正面材料,拿来作为论据,反过来证明自己的论点成立(以其之矛,攻其之盾)。这篇时评中,作者将过去正面报道马胜利管理一家工厂时如何辛苦的描写,拿来证明:他如果管理100家工厂,在个人的体力、精力方面都是不可能做到的。这就是“反论”,这种论证方法往往有较强的说服力。“驳论”好理解,即通过反驳对方的论点而阐述自己的观点。

其他的论证方式,“设论”,即用设问的方式进行论证,“假如怎样……,那么就会怎样……”。“喻论”是用比喻的方式论证问题,例如为了解释党的机关报的工作性质,用“喉舌”、“耳目”、“桥梁”等等的比喻来说明。

学术论文的论证与时评有些不同,单纯的反论、设论、喻论是不能视为充分论证的,要以基本的逻辑论证、实证为主要论证方式,论证形式以正论为主;少数情况下的驳论也可以作为阐述自己观点的论证方式。而反论、设论、喻论等,只能作为辅助性的论证方式。如果一篇学术论文,充满了喻论、设论,很难说它是学术研究。另外,学术论证中的论据,不能像时评那样信手拈来,要交代明确的来源。

硕士论文中,常出现的论证问题之一,是论据太单薄,无法全面说明立论。例如要论证中国文化具有道德色彩,论据只有孔子的一句什么话,然后一下子跳到20世纪80年代初搞的“五讲四美三热爱”运动。显然,这种情形下的立论太无力了,随便举出一件相反的事例就可以推翻立论。论据与立论无直接联系,是另一种常见的论证中的问题。例如,用中国先秦时期的一则民谣,证明从先秦到清末延续数千年的新闻传播的内容均不够精确,这就有点让人感到莫名其妙了。

第六节论文的引证:

注重规范化和前后对应

现在对于硕士论文的引证如何规范,各院校不大统一,但是在要求规范这一点上并没有分歧。各大学“学报”对论文引证的要求,今年起开始一致了,但是硕士论文与发表在学报上的论文还有许多不同,至少现在不能完全套用“学报”论文的引证规范。这里我介绍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对论文引证的要求,它的根据是港台中文硕士论文的引证和注释规范。具体的规范现在暂时可以不同,但是原则应是一致的,即尊重被引证者的著作权、引证明确、便于查找核对。就此,谈以下几个具体要求:

一,鉴于硕士论文带有较强的学术性质,可能要标明的引文出处、非正文注释较多,如果采用“页下注”的办法,有些论文的某些页,注释部分会比正文还多;如果某一论著多次被引证,就必须反复注明同样的作者、论著名称、出版社和出版时间等等,烦不胜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将引文出处和非正文的注释分别处理。

非正文注释(这是指需要作一些解释,但又不宜放在正文中的那部分文字),在文中统一编号,所有这类注释集中到论文之后,紧接着论文便是“注释”。

文中对引证标明出处,不采用编号页下注,而是在引文(或引者复述)之后加一括号,依次写上作者(或编者),发表年代。如果引证的是书,在年代之后加冒号,标明页码。论文的最后组成部分,应是“参考文献”,将文中引证到的所有论著和其他资料一一列出。无论一部论著(或调查报告)被引证多少次,关于这部论著的作者、出版时间、名称、出版社(或期刊)等基本情况,只在“参考文献”中出现一次。正文引证后的括号内,要求列出发表年代,这是便于读者感受被引证材料的新旧;不同的页码,正文括号中已经给出。

二,非正文注释中的引文或复述之后,同样采用括号,只注明作者(或编者)、发表年代和书的页码。

三,为了便于查找核对,“参考文献”按作者(或编者)的姓名排序。中文著作(书)为一类,按作者的姓氏笔划顺序排列;中文论文为一类,也按作者笔划排列。英文和其他拉丁文论著编在一起,著作(书)与论文同样分别编排,分别按照作者(或编者)姓的字母顺序排列。俄、日、阿拉伯、梵、回鹘、彦等文字的论著,分别另组,同样按作者(或编者)姓的字母(或假名)顺序排列。

四,文中没有明确引证或复述,但确实为论文的写作提供了思路的论著,也可以在“参考文献”中列出,便于审阅者考察作者文献检索的视野。

五,“参考文献”中的论著,可以有少量未发表的,但要说明原来或目前的状态(例如:“已通过或尚未通过的博士论文”、“作者提供的未发表稿”、“征求意见稿”、“打印稿”、“手稿”等等),一般也要注明写作时间。

六,“参考文献”中每一论著情况的排列顺序是:作者(或编者)姓名(外国人要先写上姓,姓之后加逗号,然后是名)、用括号标明的发表时间、冒号之后是论著(或调查报告、其他资料)的名称、出版社或期刊名称及期号(不用标年代,因为第二项已经标明年代了)。

七,引证同一作者(或编者)的不同论著,按该论著的发表时间顺序编排。不论在正文还是在参考文献中,均在标明的发表年代之后以加上a、b、c……来区分。

八,引证中文翻译论著,正文括号中标原作者(或编者)的中译文“姓”。译者在“参考文献”的论著名称之后加括号标出。

九,这样,论文的要件排列如下:

标题、目录、绪章、正文章节、结束语(可以不设)、有编号的注释(有的论文不需要在正文另加注解,当然也可以不设)、参考文献、后记(可以不设)。论文提要、关键词等,是为了便于了解和查阅而设置的,很有必要,但不属于论文的组成部分。

十,正文或注释中第一次出现的外国人名、机构名和一些专用术语,除了常用的外(例如马克思、诺贝尔、小布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激光等等),中译文之后应加括号,标出原名。不过,现在一般仅限于拉丁文体系的文字,一些非拉丁文体系的文字由于存在打印困难,暂没有要求。

硕士论文毕竟有数万字,需要在完成论文之后,认真整理材料,使正文与“编号注释”、“参考文献”对应。现在硕士论文的一个主要的技术性问题,就是不重视材料的整理和不遵从对论文的技术性规范要求。有时,答辩中这种看起来似乎不重要的技术性问题,使得对论文的评价大打折扣,因为这表明作者的治学态度不够严谨。这种因“斜失大是很不值得的。

引证规范方面常出现的问题,是正文中引证或复述了,却没有标明出处;或虽然标明了,但在“参考文献”中找不到相应的材料,数页纸满是论著名称,就是前后对不上号,很让审读者恼火。原因不外是忘记列上,或是没有按照一定顺序排列。标识中年代、页码错误,以及引证中丢失字词或句子、抄错了或抄窜了行,造成意思扭曲,是另一类常见的问题,这主要是引证后没有再去核对原文造成的。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20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中文版。

[2]巴尔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张寅德编《叙事与研究》第4-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传播学硕士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学术论文评估标准

近年中国大陆招收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数量急遽增长,重点大学新闻传播学系招收硕士研究生的数量,已经与本科生相当;而研究生导师,即使破格提拔,增长也是有限的。初带研究生的生手导师较多,如何保障研究生的教学质量,特别是毕业论文的水平,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这里谈谈常见的论文写作中问题,以及评估论文学术水平的标准,交流一下,供同行们讨论。

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存在的九种问题

我近年评阅硕士和博士论文近百篇,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九种:

一,将论文写成教材或普及读物。虽然处于学习阶段,但硕士、博士论文无论如何属于学术论文一类。而现在一些论文,有的很像教材,将某一论证对象从定义、重要意义开始说起,方方面面都讲到,讲完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的很像普及读物,对某一别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外国的),方方面面做了介绍,介绍完全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一篇关于探险报道的硕士论文初稿,从什么是探险、什么叫探险报道、探险和探险报道的历史开始写起,然后是详尽的关于探险报道的写作要领、注意事项,直至采访时要穿什么衣服等,全写到了,相当全面。写完了,文章结束。另一篇关于世界性通讯社的博士论文,叙述了各大通讯社的历史,只在各章最后有一数百字的段落“论证”几句,论文就算写完了。没有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新发现,也没有研究的新视角。这样的论文每年所展比例不小,是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二,将论文写成了工作经验总结或理论宣传文章。可能有的作者在读研前是做宣传工作的,或者担任领导干部的文字秘书,这种工作经历使得作者写的论文,文字流畅,话语是成套路的,诸如:在……形势下,在……领导下,为了……,以……为基础,以……为指针,做到打实几个重点……、突出几个……、落实几个……等等。读了文章,好象在喝白开水,除了有些词句漂亮外,实际上并没有提出新观点、新发现、新视角。例如有一篇关于舆论监督的论文,作者为了在第一章显示论证的理论性,三个小标题分别是:舆论监督是……生命、舆论监督是……旗帜、舆论监督是……保证。但是舆论监督本身到底是什么,反而没有说出来。因为作者真心诚意地以为,这就是“理论”论证,报纸上理论版确实尽是这类“理论文章”,有些还是级别较高的党政领导人的文章。有一篇论述某报纸论文,本来是可以写成学术论文的,但是作者陷到这个媒体里太深,进去出不来了,没有站在客观的立场用学术眼光来观察问题,当谈到这家媒体存在的意义时,小标题是“……的理论意义”,内容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分别为该单位的题词。作者误以为,高级领导人题词,就是“理论”。

这种情况与中国大陆的新闻工作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宣传、商业公关与新闻报道混同有关,每年在论文中这种类型的所占比例也较大。除了学生的问题外,这与部分导师本身就在具体的新闻工作领导岗位,对于学术研究不够熟悉也有关。因此,需要强调区分学术研究论文与政治宣传、企业公关文章,有时它们都叫“理论”,但所指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三,论文中缺乏基本的学科基础理论知识。一些论文,分析太缺乏本学科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仍然在使用诸如“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中学时代学的大众哲学常识,来“分析”问题。不能说他们说的不对,但是实在没一点学术研究的味道。这种情况到了写论文的时候再纠正,已经晚了。这反映出研究生的学科基础理论教育较为薄弱。从入学就应加强学术理论思维的训练,将文科的基础知识打牢,真正懂得什么叫“研究”。

四,论文的理论前提不可靠或是错误的。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即使行文、具体论证和结构不错,由于论文的立论不成立,全盘皆败。例如一篇论述古代文论对现作启示的论文,将韩非谈到“文章”如何的一段文字作为“纲”,展开来写。显然,作者误将引文中的“文章”的概念理解为现在的“文章”(先秦文献中的“文章”是“文采”之意)了。这个理论前提一错,后面再怎样写都没什么意义了。另一篇论文,阐述舆论学的发展历史,谈到18世纪西方第一部使用现代“舆论”概念的著作,根据别人的介绍,将作者对舆论的划分(“公意”与“众意”),抄写中误为“众意”与“民意”,没有再看原著,就论证起这两个抄错的概念含义如何不同。一开头就出现这种理解错误,后面的论述自然跟着错。

这与学术研究存在不同意见是两回事。不同学术争论是正常的,但是基本的事实,包括事实本身和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公认的原因,总要正确。理论前提起码能够自圆其说,也就是能够“成立”,不然就没有共同的讨论基础了。

五,把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作为理论依据。不少作者在讨论论文的基本概念时,并没有理论根据,常把字典、词典作为论据,试图证明什么。我们写的是学术论文,不是小学生学习一个字词时查字词典那种情形。为了理解一个概念,论述中可以涉及这个词汇的语法构成和意义解释,但这只是这个基本学术概念的技术性解释,读者将等待着关于这个概念的真正学术性阐述。然而,常常查了字词典后,关于基本概念的解释就算完成了。现在新闻传播学文章中常出现“××性”的概念,创造和使用很随意,缺少科学内涵,这是造成论文学术价值评价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不会写绪章。任何文章总要有一个开头,学位论文的开头通常要求有一篇绪章(叫序、序言、前言、绪论、绪章等等均可),这篇绪章的任务是交代自己的选题、论文的主攻方向、文献检索过程和情况(即前人这方面已经做了些什么)、自己的论文在哪些方面有所创新(或所有整理)、使用的研究方法、论文大致的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关于论文的问题。但是现在不少论文的绪章,写什么的都有,或是感谢之类,或者是发表感想,像散文而不是论文。对绪章提出一定的规范要求,就是逼着作者必须考虑自己是否做了文献检索,论文是否提出了新观点。

七,忽视论文最后的“参考文献”。往往有这种情况:论文的“参考文献”没几篇,但是文章却提出了大胆的假设,说得头头是道。这是由于知道得太少,胆子越大的缘故。这样的论文中通常矛盾很多、别人(但是作者不知道)已经论述过的东西较多(但是往往有明显漏洞),可是作者自己感觉良好。

“参考文献”不是论文的形式主义的部分,而是论文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可以考察作者在写作这篇文章时看了哪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否本学科的代表作,也可以从侧面考察学生的治学态度是否严谨。如果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没有开列出几篇东西,已开列的也不是代表作,而且编排没有规范,那么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断,这篇论文的水平高不了。

八,非必需地引证和论述自己导师和可能评议论文的老师的论著。如果恰好论文涉及导师的研究领域,而且导师确实在这方面有独到的观点,学生引证是正常的。但是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即不少论文的选题与导师或其他相关老师的研究没有直接联系,或者他们的论著并不是学界的代表作,学生却千方百计要引上几段,有些引证的内容就是大白话,谁都会说,甚至连导师论著中的“俗话说……”都引上了。

关于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是复杂的,F.索恩(Thorne)曾归纳了六种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情况如下:为阿谀某人引用;以自诩为目的引用;为相互吹捧而带有偏见的引用;为支持某一观点牵强的引用;为维护某一学术研究派别利益的不正常引用;因迫于某种压力的引用。[1]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类非正常引用不可能反映与研究对象的真实联系,最终影响论文分析结果的客观性,玷污学术研究

九,写作中缺少“假设论敌”的意识。于是,写作时只考虑有利于自己观点的一面,有意无意地回避不利于自己观点的材料。这很容易被别人抓住作者论证中的缺口。如果每论述一个问题,自己多想想,别人会就这个问题给我挑什么毛病,如果每一个问题在写作时都这样自我提问,文章就会论证得较“圆”,逼着自己治学严谨些。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

鉴于以上存在的问题,我建议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采用“社会科学成果评估指标体系”[2],对学术论文进行较为科学的评估。若了解了其结构要素,我们在写作论文时就会有一种学术标准进行自我衡量,以保证论文至少像个论文,多少有些创造性。

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是由一系列指标构成的。首先考察论文的规范性。这里的规范性,不仅指引证的规范,而是指研究者对研究资料的占有、分析深度、遵循学术引证规则这三方面的情况如何。是否充分占有资料,这本身就是论文的最大规范问题。不充分占有资料,特别是不占有最新的资料,无法保证观点的创造性,有些结论可能是许多年前就已经有的了;或者造成论文低水平的重复。这种情况下当然仍旧可以写上许多话,但这无论如何算不上有水平的论文。

这三方面的论文“规范”,从一开始就将那些不占有研究资料而拍拍脑子随意想出若干“××性”,或随意地从个别事例推出整体的文章,从学术论文中予以排除。资料的占有和分析,实质上是要求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所了解,或对现实有所了解,防止研究者因某些局限而忽略必要的事实,疏漏某些可能的逻辑关系。当然,这些关于论文的规范性考察,并不等于论文就具有科学性了,但是它会影响到论文结论的科学性;而且,规范的论文也能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较为清晰的学术发展脉路。

第二,对论文的难度作出评估。假如第一关过了,可以认定算是学术论文了,那么马上就面临第二个问题,即这篇论文实际付出的精力有多大?一般地说,付出精力大的研究,其成果的质量也较高。这里的指标有两项,一是论文的规模,一是论文的复杂程度。

这里的“规模”,不是指参与人数的多少,而是指研究本身所要操作的概念、事实要素或实证研究中的变量等的多少。需要处理的因素越多,规模越大;反之越小。这是考察作者研究能力的一种指标,并非文章越长规模越大。有时一篇论文并不长,但是需要很多论据,必须论证得当,它的规模就属于较大一类。例如关于北京“新疆村”的研究论文,涉及人口、经营规模、材料来源、语言和文化生活、社会管理系统、雇佣关系、同胞关系、家庭、生育、宗教、民族政策、法治、饮食等等,必须处理这样多的因素。因此,可以认定该项研究的规模较大。

这里的“复杂程度”,不是指涉及面大(有些选题涉及面较宽,但是逻辑关系简单,分析起来并不困难),而是指需要处理的因素之间逻辑关系复杂。有些看起来不大的选题,如果其中要说明的各种关系较难把握,那么应当说其复杂程度较高。例如“我国的地下色情产业”这个社会学选题,它似乎算不上重大选题,但是真正研究起来,要处理的各种因素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关系越复杂,需要运用的知识量、知识深度、研究能力等的要求就越高。

第三,对论文的研究成份进行评估。一篇论文,不一定完全是研究性的,有些成份属于是在普及某些知识,或者仅仅提供了一些资料。根据智力对材料加工程度的差异,研究性质成份是指论文中提供了新的认识的那部分。

因此,需要先对论文的研究成份的多少下一个判定,这里提供了四种选择:25%、50%、75%、100%。看来还是简单了些,但重要的不是划分研究成份占多少的讨论,而是要在观念上学会区分研究、普及、资料这三种不同的成份,努力使自己的论文增大研究成份。一般地说,硕士论文如果有50%属于研究成份,可算是相当不错的了。这里需要说明:并非只要属于研究成份就好,同样属于研究成份的部分,水平高低差异很大,这里还要有其他的衡量标准。

第四,考察论文的科学性,即可靠性。这需要根据对论文研究性、普及性和资料性成份所作的划分,分别评估。如果确定成果全部或部分属于研究类,就要首先对成果研究部分的科学性进行评估。这里有五项标准。

1,基本理论依据或前提的可靠性。提出这一对论文的基本要求,在于经常存在这样的情况:论文中具体概念没有发现不成立,论据也颇有力,论证不能说不严密,方法也有效,但是由于理论前提不可靠,实际上一切皆不能成立。例如若有人提出“太阳黑子活动决定经济发展”的假设,这完全可以通过计量经济分析证明该假设成立,而且在统计学上确有明显性。但是这在经济学方法论上是完全错误的,错就错在没有可靠的理论前提。

2,概念使用的科学性(明确、严谨、有效)。概念是任何论文的基本单元,将概念的“明确、严谨、有效”要求联系在一起,是针对这样的情况:概念需要很好地反映特定事物的范围或本质,仅仅做到“明确”是不够的。有的很明确的概念,不具备处理、解释其定义范围内事实的能力,不能有效地说明结论。一些文章中常见的脱口而出的一连串“××性”,就属于这种情况。

3,论据(理论或事实)的可靠性和充分性。这里的“可靠、充分”是对论据说服力的衡量标准。“权威人士”的话,可以作为辅助的论据,但不宜单独作为论据,就在于它虽然通常是可靠的(这里是指真实),但不能作为“充分”的论据。

4,论证逻辑的严密性和完备性。这里实际上涉及两个标准,一是具体论证中要做到滴水不漏;一是论证的整体充分,没有空缺。

5,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这里的两个标准,前者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是科学的。例如考证某一事物为历史上的第一,方法上就要保证是对全部资料进行了检索和分析,而不是只依据部分资料得出这样的结论;实证调查的推论,则不能超越原抽样的总体范围,否则便不可信。所谓“有效”,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正好能够说明作者要证明的论点。显然,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不在于它是否复杂和新鲜,而在于能否有效地说明论点。

当然,并非每种研究成果都适用于这五项,前四项一般适用于理论型论文;实证型论文需要重点考察第五项,而前几项可能不全适用于对它的评估。

第五,对论文的价值进行评估。这里也包括五项标准。这是对该论文满足主体需要程度的判断,包括论文对学术发展的贡献程度----学术价值、论文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程度----社会价值。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同行专家组可以对论文的学术价值提出若干评估的衡量标准,但是社会价值是难以具体分解的,因为人文-社会科学论文不是“社会价值”需要的“主体”。因此,这里涉及学术价值的前四项较为具体,关于社会价值的后一项相对抽象。

1,问题提出或选题对学科发展的贡献。某个学科的学术发展,提出问题本身如果带有启示作用,常常有力地推动学科整体的发展。为什么说论文的选题很重要,原因也于此。

2,所提供的新事实、新知识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某一类人文-社会科学的论文的,它们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新事实或提供新知识,例如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学的论文中,有一部分也需要用这个标准衡量。

3,所获得的新认识新结论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另一类论文的,它们主要在观念领域有所创新,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对世人和学科有启迪作用,例如哲学、文论、政治学、法学、方法论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的论文中,有一部分需要使用这个标准。

4,所提供的分析角度或研究方法对学科建设的贡献。这是针对所有论文的。我们很难要求每篇论文都能提出新观点、新事实、新知识。但不少论文的研究视角较为新颖,或者研究方法与众不同,给人以启示,那么这类论文也应该肯定它对学术发展的贡献。

5,论文的社会价值。社会价值在这里的含义是:对论文所取得的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或作用的可能性作出综合判断。这只适用于纯应用性的论文。

一篇学术论文,如果在以上五项中有一项能够作出一些贡献,应该是很成功的了。因此,在衡量自己成果的价值时,要有自知之明,感觉在某一项可能作出些贡献,就努力在这方面下功夫,争取有所收获。全面追求“贡献”或追求很大的“贡献”,很可能结果是完全没有“贡献”。特别在自我感觉非常好时,更需要正视这五项衡量的标准。

第六,关于论文中普及性成份和资料类成份的评估条件。普及性知识和资料类成份,并非没有价值,但不应在学术论文中占主导,不然,就很难说是论文了。如果自己的论文中有普及性和资料类内容,也要尽可能使之可靠和严谨。下面是关于这两方面的评估标准: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对原成果概括和转述的准确性。2,介绍阐释的清晰性。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的价值评估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解决某一具体学术问题的贡献。3,论文普及性成份的社会价值。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所提供资料的可靠性。2,资料选取的必要性和充分性。3,资料处理的科学性。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价值评估的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满足学术研究需要的贡献。3,论文资料类成份的社会价值。

“核心期刊”发表、评奖、课题来源能否作为论文的衡量标准

现在中国大陆有新闻传播院系的大学,对教师的论文和硕士、博士论文的衡量标准中,发表在所谓“核心期刊”上,或者评委成员大多认为达到在这些期刊发表的水平,或者发表的东西获得了什么级别的奖,或者研究本身是某一级别的课题的一部分,会在论文的评价上给予特别看待。有的学校硬性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才能够作为毕业、晋升的条件。新闻媒体给予了报道,往往也会加重对论文评价。这些衡量标准,在现在中国的国情下,是不科学的,也没有国家法律法规的依据。

由于现有的国情,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新闻报道或评价,以及课题来源等不一定来自科学共同体(指本学科最具权威的专家组)的判断和决定;目前中国大陆的学术刊物是否“核心期刊”,并不是科学共同体公认的,它们的认定受到较多的非学术因素的制约;学术评奖中或多或少地存在非学术因素,某些有价值的论文,恰恰可能存在争议,而评奖通常给予了争议较小的;课题来源和级别只反映政府管理机构对社会科学的需求和导向,难以证明论文的学术价值;媒介的报道或评价不能反映论文的价值,因为记者的评价是非专业的。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这一评估体系,暂时不采用这些间接指标。

学术同行引用频率本应当成为评价论文的重要标准,但鉴于目前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界尚无社会科学引证系统(例如美国有《社会科学引证索引》),并且研究者尚未普遍遵循研究规范,现在暂时也没有将同行引证作为评估标准。

既然现在不少大学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要求获奖、要求较高的课题级别和媒介报道等等评价要素,论文的作者很难不去追求。但在舆论上,我们需要做一些工作,至少在认识上要清楚,这些标准是存在缺陷的,不能全面证明论文的价值。

回过头来再看这一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估体系,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现有的评估指标体系可以解决一般情况下对论文的评估,效果是令人满意的。但这要以社会环境整体宽松、人们的心态较为正常为前提。如果只允许一种意见存在并且人们都一致赞同这样的做法,或者人们普遍地处于某种激昂和偏执的状态,再完美的评估方案也会评出十分荒谬的结果,因为可能会出现密尔(J.S.Mill)所说的“多数的暴虐”现象[3]。另外,为了保证这一评估体系的公正,需要评委的数量相对多些。如果委员人员太少,每个评委的权重就会过大,自然影响评估的公正性。

[1]参见丁学东《文献计量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参见卜卫、周海宏、刘晓红《社会科学成果价值评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3]参见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其他参考书目:

(1)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林学谛著《环境、交往与思维》,福建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3)金观涛、华国凡《控制论和科学方法论》,科学普及出版社1983年版。

(4)M.尼尔.布朗《走出思维的误区》,张晓辉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

(5)金观涛、刘青峰《论历史研究中的整体方法/发展的哲学》,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

(6)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李银河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7)柯惠新等《调查研究中的统计分析法》,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8)李茂政《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方法论的相容性及内在联系性》,《第二届两岸传播媒体迈向二十一世纪学术研讨会论文集》P169-180,南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1999年编印。

传播学硕士论文范文篇4

摘要本文归纳了近年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存在的九类问题,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对于社会科学成果的一系列评估标准。作者认为,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需要借鉴这一评估标准,以提高论文质量。中国大陆的大学新闻传播院系要求论文以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获奖、来自较高的课题级别等等作为学术评价标准,是存在缺陷的,不能全面证明论文的价值。

关键词学术论文评估标准

近年中国大陆招收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数量急遽增长,重点大学新闻传播学系招收硕士研究生的数量,已经与本科生相当;而研究生导师,即使破格提拔,增长也是有限的。初带研究生的生手导师较多,如何保障研究生的教学质量,特别是毕业论文的水平,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这里谈谈常见的论文写作中问题,以及评估论文学术水平的标准,交流一下,供同行们讨论。

1、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存在的九种问题

我近年评阅硕士和博士论文近百篇,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九种:

一,将论文写成教材或普及读物。虽然处于学习阶段,但硕士、博士论文无论如何属于学术论文一类。而现在一些论文,有的很像教材,将某一论证对象从定义、重要意义开始说起,方方面面都讲到,讲完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的很像普及读物,对某一别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外国的),方方面面做了介绍,介绍完全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一篇关于探险报道的硕士论文初稿,从什么是探险、什么叫探险报道、探险和探险报道的历史开始写起,然后是详尽的关于探险报道的写作要领、注意事项,直至采访时要穿什么衣服等,全写到了,相当全面。写完了,文章结束。另一篇关于世界性通讯社的博士论文,叙述了各大通讯社的历史,只在各章最后有一数百字的段落“论证”几句,论文就算写完了。没有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新发现,也没有研究的新视角。这样的论文每年所展比例不小,是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二,将论文写成了工作经验总结或理论宣传文章。可能有的作者在读研前是做宣传工作的,或者担任领导干部的文字秘书,这种工作经历使得作者写的论文,文字流畅,话语是成套路的,诸如:在……形势下,在……领导下,为了……,以……为基础,以……为指针,做到打实几个重点……、突出几个……、落实几个……等等。读了文章,好象在喝白开水,除了有些词句漂亮外,实际上并没有提出新观点、新发现、新视角。例如有一篇关于舆论监督的论文,作者为了在第一章显示论证的理论性,三个小标题分别是:舆论监督是……生命、舆论监督是……旗帜、舆论监督是……保证。但是舆论监督本身到底是什么,反而没有说出来。因为作者真心诚意地以为,这就是“理论”论证,报纸上理论版确实尽是这类“理论文章”,有些还是级别较高的党政领导人的文章。有一篇论述某报纸论文,本来是可以写成学术论文的,但是作者陷到这个媒体里太深,进去出不来了,没有站在客观的立场用学术眼光来观察问题,当谈到这家媒体存在的意义时,小标题是“……的理论意义”,内容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分别为该单位的题词。作者误以为,高级领导人题词,就是“理论”。

这种情况与中国大陆的新闻工作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宣传、商业公关与新闻报道混同有关,每年在论文中这种类型的所占比例也较大。除了学生的问题外,这与部分导师本身就在具体的新闻工作领导岗位,对于学术研究不够熟悉也有关。因此,需要强调区分学术研究论文与政治宣传、企业公关文章,有时它们都叫“理论”,但所指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三,论文中缺乏基本的学科基础理论知识。一些论文,分析太缺乏本学科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仍然在使用诸如“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中学时代学的大众哲学常识,来“分析”问题。不能说他们说的不对,但是实在没一点学术研究的味道。这种情况到了写论文的时候再纠正,已经晚了。这反映出研究生的学科基础理论教育较为薄弱。从入学就应加强学术理论思维的训练,将文科的基础知识打牢,真正懂得什么叫“研究”。

四,论文的理论前提不可靠或是错误的。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即使行文、具体论证和结构不错,由于论文的立论不成立,全盘皆败。例如一篇论述古代文论对现作启示的论文,将韩非谈到“文章”如何的一段文字作为“纲”,展开来写。显然,作者误将引文中的“文章”的概念理解为现在的“文章”(先秦文献中的“文章”是“文采”之意)了。这个理论前提一错,后面再怎样写都没什么意义了。另一篇论文,阐述舆论学的发展历史,谈到18世纪西方第一部使用现代“舆论”概念的著作,根据别人的介绍,将作者对舆论的划分(“公意”与“众意”),抄写中误为“众意”与“民意”,没有再看原著,就论证起这两个抄错的概念含义如何不同。一开头就出现这种理解错误,后面的论述自然跟着错。

这与学术研究存在不同意见是两回事。不同学术争论是正常的,但是基本的事实,包括事实本身和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公认的原因,总要正确。理论前提起码能够自圆其说,也就是能够“成立”,不然就没有共同的讨论基础了。

五,把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作为理论依据。不少作者在讨论论文的基本概念时,并没有理论根据,常把字典、词典作为论据,试图证明什么。我们写的是学术论文,不是小学生学习一个字词时查字词典那种情形。为了理解一个概念,论述中可以涉及这个词汇的语法构成和意义解释,但这只是这个基本学术概念的技术性解释,读者将等待着关于这个概念的真正学术性阐述。然而,常常查了字词典后,关于基本概念的解释就算完成了。现在新闻传播学文章中常出现“××性”的概念,创造和使用很随意,缺少科学内涵,这是造成论文学术价值评价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不会写绪章。任何文章总要有一个开头,学位论文的开头通常要求有一篇绪章(叫序、序言、前言、绪论、绪章等等均可),这篇绪章的任务是交代自己的选题、论文的主攻方向、文献检索过程和情况(即前人这方面已经做了些什么)、自己的论文在哪些方面有所创新(或所有整理)、使用的研究方法、论文大致的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关于论文的问题。但是现在不少论文的绪章,写什么的都有,或是感谢之类,或者是发表感想,像散文而不是论文。对绪章提出一定的规范要求,就是逼着作者必须考虑自己是否做了文献检索,论文是否提出了新观点。

七,忽视论文最后的“参考文献”。往往有这种情况:论文的“参考文献”没几篇,但是文章却提出了大胆的假设,说得头头是道。这是由于知道得太少,胆子越大的缘故。这样的论文中通常矛盾很多、别人(但是作者不知道)已经论述过的东西较多(但是往往有明显漏洞),可是作者自己感觉良好。

“参考文献”不是论文的形式主义的部分,而是论文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可以考察作者在写作这篇文章时看了哪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否本学科的代表作,也可以从侧面考察学生的治学态度是否严谨。如果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没有开列出几篇东西,已开列的也不是代表作,而且编排没有规范,那么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断,这篇论文的水平高不了。

八,非必需地引证和论述自己导师和可能评议论文的老师的论著。如果恰好论文涉及导师的研究领域,而且导师确实在这方面有独到的观点,学生引证是正常的。但是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即不少论文的选题与导师或其他相关老师的研究没有直接联系,或者他们的论著并不是学界的代表作,学生却千方百计要引上几段,有些引证的内容就是大白话,谁都会说,甚至连导师论著中的“俗话说……”都引上了。

关于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是复杂的,F.索恩(Thorne)曾归纳了六种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情况如下:为阿谀某人引用;以自诩为目的引用;为相互吹捧而带有偏见的引用;为支持某一观点牵强的引用;为维护某一学术研究派别利益的不正常引用;因迫于某种压力的引用。[1]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类非正常引用不可能反映与研究对象的真实联系,最终影响论文分析结果的客观性,玷污学术研究

九,写作中缺少“假设论敌”的意识。于是,写作时只考虑有利于自己观点的一面,有意无意地回避不利于自己观点的材料。这很容易被别人抓住作者论证中的缺口。如果每论述一个问题,自己多想想,别人会就这个问题给我挑什么毛病,如果每一个问题在写作时都这样自我提问,文章就会论证得较“圆”,逼着自己治学严谨些。

2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

鉴于以上存在的问题,我建议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采用“社会科学成果评估指标体系”[2],对学术论文进行较为科学的评估。若了解了其结构要素,我们在写作论文时就会有一种学术标准进行自我衡量,以保证论文至少像个论文,多少有些创造性。

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是由一系列指标构成的。首先考察论文的规范性。这里的规范性,不仅指引证的规范,而是指研究者对研究资料的占有、分析深度、遵循学术引证规则这三方面的情况如何。是否充分占有资料,这本身就是论文的最大规范问题。不充分占有资料,特别是不占有最新的资料,无法保证观点的创造性,有些结论可能是许多年前就已经有的了;或者造成论文低水平的重复。这种情况下当然仍旧可以写上许多话,但这无论如何算不上有水平的论文。

这三方面的论文“规范”,从一开始就将那些不占有研究资料而拍拍脑子随意想出若干“××性”,或随意地从个别事例推出整体的文章,从学术论文中予以排除。资料的占有和分析,实质上是要求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所了解,或对现实有所了解,防止研究者因某些局限而忽略必要的事实,疏漏某些可能的逻辑关系。当然,这些关于论文的规范性考察,并不等于论文就具有科学性了,但是它会影响到论文结论的科学性;而且,规范的论文也能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较为清晰的学术发展脉路。

第二,对论文的难度作出评估。假如第一关过了,可以认定算是学术论文了,那么马上就面临第二个问题,即这篇论文实际付出的精力有多大?一般地说,付出精力大的研究,其成果的质量也较高。这里的指标有两项,一是论文的规模,一是论文的复杂程度。

这里的“规模”,不是指参与人数的多少,而是指研究本身所要操作的概念、事实要素或实证研究中的变量等的多少。需要处理的因素越多,规模越大;反之越小。这是考察作者研究能力的一种指标,并非文章越长规模越大。有时一篇论文并不长,但是需要很多论据,必须论证得当,它的规模就属于较大一类。例如关于北京“新疆村”的研究论文,涉及人口、经营规模、材料来源、语言和文化生活、社会管理系统、雇佣关系、同胞关系、家庭、生育、宗教、民族政策、法治、饮食等等,必须处理这样多的因素。因此,可以认定该项研究的规模较大。

这里的“复杂程度”,不是指涉及面大(有些选题涉及面较宽,但是逻辑关系简单,分析起来并不困难),而是指需要处理的因素之间逻辑关系复杂。有些看起来不大的选题,如果其中要说明的各种关系较难把握,那么应当说其复杂程度较高。例如“我国的地下色情产业”这个社会学选题,它似乎算不上重大选题,但是真正研究起来,要处理的各种因素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关系越复杂,需要运用的知识量、知识深度、研究能力等的要求就越高。

第三,对论文的研究成份进行评估。一篇论文,不一定完全是研究性的,有些成份属于是在普及某些知识,或者仅仅提供了一些资料。根据智力对材料加工程度的差异,研究性质成份是指论文中提供了新的认识的那部分。

因此,需要先对论文的研究成份的多少下一个判定,这里提供了四种选择:25%、50%、75%、100%。看来还是简单了些,但重要的不是划分研究成份占多少的讨论,而是要在观念上学会区分研究、普及、资料这三种不同的成份,努力使自己的论文增大研究成份。一般地说,硕士论文如果有50%属于研究成份,可算是相当不错的了。这里需要说明:并非只要属于研究成份就好,同样属于研究成份的部分,水平高低差异很大,这里还要有其他的衡量标准。

第四,考察论文的科学性,即可靠性。这需要根据对论文研究性、普及性和资料性成份所作的划分,分别评估。如果确定成果全部或部分属于研究类,就要首先对成果研究部分的科学性进行评估。这里有五项标准。

1,基本理论依据或前提的可靠性。提出这一对论文的基本要求,在于经常存在这样的情况:论文中具体概念没有发现不成立,论据也颇有力,论证不能说不严密,方法也有效,但是由于理论前提不可靠,实际上一切皆不能成立。例如若有人提出“太阳黑子活动决定经济发展”的假设,这完全可以通过计量经济分析证明该假设成立,而且在统计学上确有明显性。但是这在经济学方法论上是完全错误的,错就错在没有可靠的理论前提。

2,概念使用的科学性(明确、严谨、有效)。概念是任何论文的基本单元,将概念的“明确、严谨、有效”要求联系在一起,是针对这样的情况:概念需要很好地反映特定事物的范围或本质,仅仅做到“明确”是不够的。有的很明确的概念,不具备处理、解释其定义范围内事实的能力,不能有效地说明结论。一些文章中常见的脱口而出的一连串“××性”,就属于这种情况。

3,论据(理论或事实)的可靠性和充分性。这里的“可靠、充分”是对论据说服力的衡量标准。“权威人士”的话,可以作为辅助的论据,但不宜单独作为论据,就在于它虽然通常是可靠的(这里是指真实),但不能作为“充分”的论据。

4,论证逻辑的严密性和完备性。这里实际上涉及两个标准,一是具体论证中要做到滴水不漏;一是论证的整体充分,没有空缺。

5,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这里的两个标准,前者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是科学的。例如考证某一事物为历史上的第一,方法上就要保证是对全部资料进行了检索和分析,而不是只依据部分资料得出这样的结论;实证调查的推论,则不能超越原抽样的总体范围,否则便不可信。所谓“有效”,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正好能够说明作者要证明的论点。显然,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不在于它是否复杂和新鲜,而在于能否有效地说明论点。

当然,并非每种研究成果都适用于这五项,前四项一般适用于理论型论文;实证型论文需要重点考察第五项,而前几项可能不全适用于对它的评估。

第五,对论文的价值进行评估。这里也包括五项标准。这是对该论文满足主体需要程度的判断,包括论文对学术发展的贡献程度----学术价值、论文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程度----社会价值。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同行专家组可以对论文的学术价值提出若干评估的衡量标准,但是社会价值是难以具体分解的,因为人文-社会科学论文不是“社会价值”需要的“主体”。因此,这里涉及学术价值的前四项较为具体,关于社会价值的后一项相对抽象。

1,问题提出或选题对学科发展的贡献。某个学科的学术发展,提出问题本身如果带有启示作用,常常有力地推动学科整体的发展。为什么说论文的选题很重要,原因也于此。

2,所提供的新事实、新知识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某一类人文-社会科学的论文的,它们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新事实或提供新知识,例如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学的论文中,有一部分也需要用这个标准衡量。

3,所获得的新认识新结论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另一类论文的,它们主要在观念领域有所创新,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对世人和学科有启迪作用,例如哲学、文论、政治学、法学、方法论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的论文中,有一部分需要使用这个标准。

4,所提供的分析角度或研究方法对学科建设的贡献。这是针对所有论文的。我们很难要求每篇论文都能提出新观点、新事实、新知识。但不少论文的研究视角较为新颖,或者研究方法与众不同,给人以启示,那么这类论文也应该肯定它对学术发展的贡献。

5,论文的社会价值。社会价值在这里的含义是:对论文所取得的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或作用的可能性作出综合判断。这只适用于纯应用性的论文。

一篇学术论文,如果在以上五项中有一项能够作出一些贡献,应该是很成功的了。因此,在衡量自己成果的价值时,要有自知之明,感觉在某一项可能作出些贡献,就努力在这方面下功夫,争取有所收获。全面追求“贡献”或追求很大的“贡献”,很可能结果是完全没有“贡献”。特别在自我感觉非常好时,更需要正视这五项衡量的标准。

第六,关于论文中普及性成份和资料类成份的评估条件。普及性知识和资料类成份,并非没有价值,但不应在学术论文中占主导,不然,就很难说是论文了。如果自己的论文中有普及性和资料类内容,也要尽可能使之可靠和严谨。下面是关于这两方面的评估标准: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对原成果概括和转述的准确性。2,介绍阐释的清晰性。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的价值评估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解决某一具体学术问题的贡献。3,论文普及性成份的社会价值。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所提供资料的可靠性。2,资料选取的必要性和充分性。3,资料处理的科学性。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价值评估的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满足学术研究需要的贡献。3,论文资料类成份的社会价值。

3“核心期刊”发表、评奖、课题来源能否作为论文的衡量标准

现在中国大陆有新闻传播院系的大学,对教师的论文和硕士、博士论文的衡量标准中,发表在所谓“核心期刊”上,或者评委成员大多认为达到在这些期刊发表的水平,或者发表的东西获得了什么级别的奖,或者研究本身是某一级别的课题的一部分,会在论文的评价上给予特别看待。有的学校硬性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才能够作为毕业、晋升的条件。新闻媒体给予了报道,往往也会加重对论文评价。这些衡量标准,在现在中国的国情下,是不科学的,也没有国家法律法规的依据。

由于现有的国情,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新闻报道或评价,以及课题来源等不一定来自科学共同体(指本学科最具权威的专家组)的判断和决定;目前中国大陆的学术刊物是否“核心期刊”,并不是科学共同体公认的,它们的认定受到较多的非学术因素的制约;学术评奖中或多或少地存在非学术因素,某些有价值的论文,恰恰可能存在争议,而评奖通常给予了争议较小的;课题来源和级别只反映政府管理机构对社会科学的需求和导向,难以证明论文的学术价值;媒介的报道或评价不能反映论文的价值,因为记者的评价是非专业的。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这一评估体系,暂时不采用这些间接指标。

学术同行引用频率本应当成为评价论文的重要标准,但鉴于目前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界尚无社会科学引证系统(例如美国有《社会科学引证索引》),并且研究者尚未普遍遵循研究规范,现在暂时也没有将同行引证作为评估标准。

既然现在不少大学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要求获奖、要求较高的课题级别和媒介报道等等评价要素,论文的作者很难不去追求。但在舆论上,我们需要做一些工作,至少在认识上要清楚,这些标准是存在缺陷的,不能全面证明论文的价值。

回过头来再看这一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估体系,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现有的评估指标体系可以解决一般情况下对论文的评估,效果是令人满意的。但这要以社会环境整体宽松、人们的心态较为正常为前提。如果只允许一种意见存在并且人们都一致赞同这样的做法,或者人们普遍地处于某种激昂和偏执的状态,再完美的评估方案也会评出十分荒谬的结果,因为可能会出现密尔(J.S.Mill)所说的“多数的暴虐”现象[3]。另外,为了保证这一评估体系的公正,需要评委的数量相对多些。如果委员人员太少,每个评委的权重就会过大,自然影响评估的公正性。

其他参考书目:

(1)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林学谛著《环境、交往与思维》,福建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3)金观涛、华国凡《控制论和科学方法论》,科学普及出版社1983年版。

(4)M.尼尔.布朗《走出思维的误区》,张晓辉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

(5)金观涛、刘青峰《论历史研究中的整体方法/发展的哲学》,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

(6)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李银河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7)柯惠新等《调查研究中的统计分析法》,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传播学硕士论文范文篇5

关键词学术论文评估标准

近年中国大陆招收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数量急遽增长,重点大学新闻传播学系招收硕士研究生的数量,已经与本科生相当;而研究生导师,即使破格提拔,增长也是有限的。初带研究生的生手导师较多,如何保障研究生的教学质量,特别是毕业论文的水平,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这里谈谈常见的论文写作中问题,以及评估论文学术水平的标准,交流一下,供同行们讨论。

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存在的九种问题

我近年评阅硕士和博士论文近百篇,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九种:

一,将论文写成教材或普及读物。虽然处于学习阶段,但硕士、博士论文无论如何属于学术论文一类。而现在一些论文,有的很像教材,将某一论证对象从定义、重要意义开始说起,方方面面都讲到,讲完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的很像普及读物,对某一别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外国的),方方面面做了介绍,介绍完全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一篇关于探险报道的硕士论文初稿,从什么是探险、什么叫探险报道、探险和探险报道的历史开始写起,然后是详尽的关于探险报道的写作要领、注意事项,直至采访时要穿什么衣服等,全写到了,相当全面。写完了,文章结束。另一篇关于世界性通讯社的博士论文,叙述了各大通讯社的历史,只在各章最后有一数百字的段落“论证”几句,论文就算写完了。没有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新发现,也没有研究的新视角。这样的论文每年所展比例不小,是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二,将论文写成了工作经验总结或理论宣传文章。可能有的作者在读研前是做宣传工作的,或者担任领导干部的文字秘书,这种工作经历使得作者写的论文,文字流畅,话语是成套路的,诸如:在……形势下,在……领导下,为了……,以……为基础,以……为指针,做到打实几个重点……、突出几个……、落实几个……等等。读了文章,好象在喝白开水,除了有些词句漂亮外,实际上并没有提出新观点、新发现、新视角。例如有一篇关于舆论监督的论文,作者为了在第一章显示论证的理论性,三个小标题分别是:舆论监督是……生命、舆论监督是……旗帜、舆论监督是……保证。但是舆论监督本身到底是什么,反而没有说出来。因为作者真心诚意地以为,这就是“理论”论证,报纸上理论版确实尽是这类“理论文章”,有些还是级别较高的党政领导人的文章。有一篇论述某报纸论文,本来是可以写成学术论文的,但是作者陷到这个媒体里太深,进去出不来了,没有站在客观的立场用学术眼光来观察问题,当谈到这家媒体存在的意义时,小标题是“……的理论意义”,内容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分别为该单位的题词。作者误以为,高级领导人题词,就是“理论”。

这种情况与中国大陆的新闻工作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宣传、商业公关与新闻报道混同有关,每年在论文中这种类型的所占比例也较大。除了学生的问题外,这与部分导师本身就在具体的新闻工作领导岗位,对于学术研究不够熟悉也有关。因此,需要强调区分学术研究论文与政治宣传、企业公关文章,有时它们都叫“理论”,但所指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三,论文中缺乏基本的学科基础理论知识。一些论文,分析太缺乏本学科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仍然在使用诸如“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中学时代学的大众哲学常识,来“分析”问题。不能说他们说的不对,但是实在没一点学术研究的味道。这种情况到了写论文的时候再纠正,已经晚了。这反映出研究生的学科基础理论教育较为薄弱。从入学就应加强学术理论思维的训练,将文科的基础知识打牢,真正懂得什么叫“研究”。

四,论文的理论前提不可靠或是错误的。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即使行文、具体论证和结构不错,由于论文的立论不成立,全盘皆败。例如一篇论述古代文论对现作启示的论文,将韩非谈到“文章”如何的一段文字作为“纲”,展开来写。显然,作者误将引文中的“文章”的概念理解为现在的“文章”(先秦文献中的“文章”是“文采”之意)了。这个理论前提一错,后面再怎样写都没什么意义了。另一篇论文,阐述舆论学的发展历史,谈到18世纪西方第一部使用现代“舆论”概念的著作,根据别人的介绍,将作者对舆论的划分(“公意”与“众意”),抄写中误为“众意”与“民意”,没有再看原著,就论证起这两个抄错的概念含义如何不同。一开头就出现这种理解错误,后面的论述自然跟着错。

这与学术研究存在不同意见是两回事。不同学术争论是正常的,但是基本的事实,包括事实本身和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公认的原因,总要正确。理论前提起码能够自圆其说,也就是能够“成立”,不然就没有共同的讨论基础了。

五,把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作为理论依据。不少作者在讨论论文的基本概念时,并没有理论根据,常把字典、词典作为论据,试图证明什么。我们写的是学术论文,不是小学生学习一个字词时查字词典那种情形。为了理解一个概念,论述中可以涉及这个词汇的语法构成和意义解释,但这只是这个基本学术概念的技术性解释,读者将等待着关于这个概念的真正学术性阐述。然而,常常查了字词典后,关于基本概念的解释就算完成了。现在新闻传播学文章中常出现“××性”的概念,创造和使用很随意,缺少科学内涵,这是造成论文学术价值评价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不会写绪章。任何文章总要有一个开头,学位论文的开头通常要求有一篇绪章(叫序、序言、前言、绪论、绪章等等均可),这篇绪章的任务是交代自己的选题、论文的主攻方向、文献检索过程和情况(即前人这方面已经做了些什么)、自己的论文在哪些方面有所创新(或所有整理)、使用的研究方法、论文大致的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关于论文的问题。但是现在不少论文的绪章,写什么的都有,或是感谢之类,或者是发表感想,像散文而不是论文。对绪章提出一定的规范要求,就是逼着作者必须考虑自己是否做了文献检索,论文是否提出了新观点。

七,忽视论文最后的“参考文献”。往往有这种情况:论文的“参考文献”没几篇,但是文章却提出了大胆的假设,说得头头是道。这是由于知道得太少,胆子越大的缘故。这样的论文中通常矛盾很多、别人(但是作者不知道)已经论述过的东西较多(但是往往有明显漏洞),可是作者自己感觉良好。

“参考文献”不是论文的形式主义的部分,而是论文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可以考察作者在写作这篇文章时看了哪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否本学科的代表作,也可以从侧面考察学生的治学态度是否严谨。如果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没有开列出几篇东西,已开列的也不是代表作,而且编排没有规范,那么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断,这篇论文的水平高不了。

八,非必需地引证和论述自己导师和可能评议论文的老师的论著。如果恰好论文涉及导师的研究领域,而且导师确实在这方面有独到的观点,学生引证是正常的。但是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即不少论文的选题与导师或其他相关老师的研究没有直接联系,或者他们的论著并不是学界的代表作,学生却千方百计要引上几段,有些引证的内容就是大白话,谁都会说,甚至连导师论著中的“俗话说……”都引上了。

关于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是复杂的,F.索恩(Thorne)曾归纳了六种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情况如下:为阿谀某人引用;以自诩为目的引用;为相互吹捧而带有偏见的引用;为支持某一观点牵强的引用;为维护某一学术研究派别利益的不正常引用;因迫于某种压力的引用。[1]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类非正常引用不可能反映与研究对象的真实联系,最终影响论文分析结果的客观性,玷污学术研究

九,写作中缺少“假设论敌”的意识。于是,写作时只考虑有利于自己观点的一面,有意无意地回避不利于自己观点的材料。这很容易被别人抓住作者论证中的缺口。如果每论述一个问题,自己多想想,别人会就这个问题给我挑什么毛病,如果每一个问题在写作时都这样自我提问,文章就会论证得较“圆”,逼着自己治学严谨些。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

鉴于以上存在的问题,我建议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采用“社会科学成果评估指标体系”[2],对学术论文进行较为科学的评估。若了解了其结构要素,我们在写作论文时就会有一种学术标准进行自我衡量,以保证论文至少像个论文,多少有些创造性。

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是由一系列指标构成的。首先考察论文的规范性。这里的规范性,不仅指引证的规范,而是指研究者对研究资料的占有、分析深度、遵循学术引证规则这三方面的情况如何。是否充分占有资料,这本身就是论文的最大规范问题。不充分占有资料,特别是不占有最新的资料,无法保证观点的创造性,有些结论可能是许多年前就已经有的了;或者造成论文低水平的重复。这种情况下当然仍旧可以写上许多话,但这无论如何算不上有水平的论文。

这三方面的论文“规范”,从一开始就将那些不占有研究资料而拍拍脑子随意想出若干“××性”,或随意地从个别事例推出整体的文章,从学术论文中予以排除。资料的占有和分析,实质上是要求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所了解,或对现实有所了解,防止研究者因某些局限而忽略必要的事实,疏漏某些可能的逻辑关系。当然,这些关于论文的规范性考察,并不等于论文就具有科学性了,但是它会影响到论文结论的科学性;而且,规范的论文也能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较为清晰的学术发展脉路。

第二,对论文的难度作出评估。假如第一关过了,可以认定算是学术论文了,那么马上就面临第二个问题,即这篇论文实际付出的精力有多大?一般地说,付出精力大的研究,其成果的质量也较高。这里的指标有两项,一是论文的规模,一是论文的复杂程度。

这里的“规模”,不是指参与人数的多少,而是指研究本身所要操作的概念、事实要素或实证研究中的变量等的多少。需要处理的因素越多,规模越大;反之越小。这是考察作者研究能力的一种指标,并非文章越长规模越大。有时一篇论文并不长,但是需要很多论据,必须论证得当,它的规模就属于较大一类。例如关于北京“新疆村”的研究论文,涉及人口、经营规模、材料来源、语言和文化生活、社会管理系统、雇佣关系、同胞关系、家庭、生育、宗教、民族政策、法治、饮食等等,必须处理这样多的因素。因此,可以认定该项研究的规模较大。

这里的“复杂程度”,不是指涉及面大(有些选题涉及面较宽,但是逻辑关系简单,分析起来并不困难),而是指需要处理的因素之间逻辑关系复杂。有些看起来不大的选题,如果其中要说明的各种关系较难把握,那么应当说其复杂程度较高。例如“我国的地下色情产业”这个社会学选题,它似乎算不上重大选题,但是真正研究起来,要处理的各种因素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关系越复杂,需要运用的知识量、知识深度、研究能力等的要求就越高。

第三,对论文的研究成份进行评估。一篇论文,不一定完全是研究性的,有些成份属于是在普及某些知识,或者仅仅提供了一些资料。根据智力对材料加工程度的差异,研究性质成份是指论文中提供了新的认识的那部分。

因此,需要先对论文的研究成份的多少下一个判定,这里提供了四种选择:25%、50%、75%、100%。看来还是简单了些,但重要的不是划分研究成份占多少的讨论,而是要在观念上学会区分研究、普及、资料这三种不同的成份,努力使自己的论文增大研究成份。一般地说,硕士论文如果有50%属于研究成份,可算是相当不错的了。这里需要说明:并非只要属于研究成份就好,同样属于研究成份的部分,水平高低差异很大,这里还要有其他的衡量标准。

第四,考察论文的科学性,即可靠性。这需要根据对论文研究性、普及性和资料性成份所作的划分,分别评估。如果确定成果全部或部分属于研究类,就要首先对成果研究部分的科学性进行评估。这里有五项标准。

1,基本理论依据或前提的可靠性。提出这一对论文的基本要求,在于经常存在这样的情况:论文中具体概念没有发现不成立,论据也颇有力,论证不能说不严密,方法也有效,但是由于理论前提不可靠,实际上一切皆不能成立。例如若有人提出“太阳黑子活动决定经济发展”的假设,这完全可以通过计量经济分析证明该假设成立,而且在统计学上确有明显性。但是这在经济学方法论上是完全错误的,错就错在没有可靠的理论前提。

2,概念使用的科学性(明确、严谨、有效)。概念是任何论文的基本单元,将概念的“明确、严谨、有效”要求联系在一起,是针对这样的情况:概念需要很好地反映特定事物的范围或本质,仅仅做到“明确”是不够的。有的很明确的概念,不具备处理、解释其定义范围内事实的能力,不能有效地说明结论。一些文章中常见的脱口而出的一连串“××性”,就属于这种情况。

3,论据(理论或事实)的可靠性和充分性。这里的“可靠、充分”是对论据说服力的衡量标准。“权威人士”的话,可以作为辅助的论据,但不宜单独作为论据,就在于它虽然通常是可靠的(这里是指真实),但不能作为“充分”的论据。

4,论证逻辑的严密性和完备性。这里实际上涉及两个标准,一是具体论证中要做到滴水不漏;一是论证的整体充分,没有空缺。

5,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这里的两个标准,前者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是科学的。例如考证某一事物为历史上的第一,方法上就要保证是对全部资料进行了检索和分析,而不是只依据部分资料得出这样的结论;实证调查的推论,则不能超越原抽样的总体范围,否则便不可信。所谓“有效”,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正好能够说明作者要证明的论点。显然,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不在于它是否复杂和新鲜,而在于能否有效地说明论点。

当然,并非每种研究成果都适用于这五项,前四项一般适用于理论型论文;实证型论文需要重点考察第五项,而前几项可能不全适用于对它的评估。

第五,对论文的价值进行评估。这里也包括五项标准。这是对该论文满足主体需要程度的判断,包括论文对学术发展的贡献程度----学术价值、论文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程度----社会价值。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同行专家组可以对论文的学术价值提出若干评估的衡量标准,但是社会价值是难以具体分解的,因为人文-社会科学论文不是“社会价值”需要的“主体”。因此,这里涉及学术价值的前四项较为具体,关于社会价值的后一项相对抽象。

1,问题提出或选题对学科发展的贡献。某个学科的学术发展,提出问题本身如果带有启示作用,常常有力地推动学科整体的发展。为什么说论文的选题很重要,原因也于此。

2,所提供的新事实、新知识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某一类人文-社会科学的论文的,它们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新事实或提供新知识,例如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学的论文中,有一部分也需要用这个标准衡量。

3,所获得的新认识新结论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另一类论文的,它们主要在观念领域有所创新,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对世人和学科有启迪作用,例如哲学、文论、政治学、法学、方法论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的论文中,有一部分需要使用这个标准。

4,所提供的分析角度或研究方法对学科建设的贡献。这是针对所有论文的。我们很难要求每篇论文都能提出新观点、新事实、新知识。但不少论文的研究视角较为新颖,或者研究方法与众不同,给人以启示,那么这类论文也应该肯定它对学术发展的贡献。

5,论文的社会价值。社会价值在这里的含义是:对论文所取得的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或作用的可能性作出综合判断。这只适用于纯应用性的论文。

一篇学术论文,如果在以上五项中有一项能够作出一些贡献,应该是很成功的了。因此,在衡量自己成果的价值时,要有自知之明,感觉在某一项可能作出些贡献,就努力在这方面下功夫,争取有所收获。全面追求“贡献”或追求很大的“贡献”,很可能结果是完全没有“贡献”。特别在自我感觉非常好时,更需要正视这五项衡量的标准。

第六,关于论文中普及性成份和资料类成份的评估条件。普及性知识和资料类成份,并非没有价值,但不应在学术论文中占主导,不然,就很难说是论文了。如果自己的论文中有普及性和资料类内容,也要尽可能使之可靠和严谨。下面是关于这两方面的评估标准: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对原成果概括和转述的准确性。2,介绍阐释的清晰性。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的价值评估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解决某一具体学术问题的贡献。3,论文普及性成份的社会价值。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所提供资料的可靠性。2,资料选取的必要性和充分性。3,资料处理的科学性。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价值评估的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满足学术研究需要的贡献。3,论文资料类成份的社会价值。

“核心期刊”发表、评奖、课题来源能否作为论文的衡量标准

现在中国大陆有新闻传播院系的大学,对教师的论文和硕士、博士论文的衡量标准中,发表在所谓“核心期刊”上,或者评委成员大多认为达到在这些期刊发表的水平,或者发表的东西获得了什么级别的奖,或者研究本身是某一级别的课题的一部分,会在论文的评价上给予特别看待。有的学校硬性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才能够作为毕业、晋升的条件。新闻媒体给予了报道,往往也会加重对论文评价。这些衡量标准,在现在中国的国情下,是不科学的,也没有国家法律法规的依据。

由于现有的国情,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新闻报道或评价,以及课题来源等不一定来自科学共同体(指本学科最具权威的专家组)的判断和决定;目前中国大陆的学术刊物是否“核心期刊”,并不是科学共同体公认的,它们的认定受到较多的非学术因素的制约;学术评奖中或多或少地存在非学术因素,某些有价值的论文,恰恰可能存在争议,而评奖通常给予了争议较小的;课题来源和级别只反映政府管理机构对社会科学的需求和导向,难以证明论文的学术价值;媒介的报道或评价不能反映论文的价值,因为记者的评价是非专业的。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这一评估体系,暂时不采用这些间接指标。

学术同行引用频率本应当成为评价论文的重要标准,但鉴于目前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界尚无社会科学引证系统(例如美国有《社会科学引证索引》),并且研究者尚未普遍遵循研究规范,现在暂时也没有将同行引证作为评估标准。

既然现在不少大学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要求获奖、要求较高的课题级别和媒介报道等等评价要素,论文的作者很难不去追求。但在舆论上,我们需要做一些工作,至少在认识上要清楚,这些标准是存在缺陷的,不能全面证明论文的价值。

回过头来再看这一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估体系,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现有的评估指标体系可以解决一般情况下对论文的评估,效果是令人满意的。但这要以社会环境整体宽松、人们的心态较为正常为前提。如果只允许一种意见存在并且人们都一致赞同这样的做法,或者人们普遍地处于某种激昂和偏执的状态,再完美的评估方案也会评出十分荒谬的结果,因为可能会出现密尔(J.S.Mill)所说的“多数的暴虐”现象[3]。另外,为了保证这一评估体系的公正,需要评委的数量相对多些。如果委员人员太少,每个评委的权重就会过大,自然影响评估的公正性。

[1]参见丁学东《文献计量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参见卜卫、周海宏、刘晓红《社会科学成果价值评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3]参见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其他参考书目:

(1)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林学谛著《环境、交往与思维》,福建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3)金观涛、华国凡《控制论和科学方法论》,科学普及出版社1983年版。

(4)M.尼尔.布朗《走出思维的误区》,张晓辉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

(5)金观涛、刘青峰《论历史研究中的整体方法/发展的哲学》,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

(6)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李银河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7)柯惠新等《调查研究中的统计分析法》,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传播学硕士论文范文篇6

关键词学术论文评估标准

近年中国大陆招收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数量急遽增长,重点大学新闻传播学系招收硕士研究生的数量,已经与本科生相当;而研究生导师,即使破格提拔,增长也是有限的。初带研究生的生手导师较多,如何保障研究生的教学质量,特别是毕业论文的水平,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这里谈谈常见的论文写作中问题,以及评估论文学术水平的标准,交流一下,供同行们讨论。

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存在的九种问题

我近年评阅硕士和博士论文近百篇,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九种:

一,将论文写成教材或普及读物。虽然处于学习阶段,但硕士、博士论文无论如何属于学术论文一类。而现在一些论文,有的很像教材,将某一论证对象从定义、重要意义开始说起,方方面面都讲到,讲完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的很像普及读物,对某一别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外国的),方方面面做了介绍,介绍完全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一篇关于探险报道的硕士论文初稿,从什么是探险、什么叫探险报道、探险和探险报道的历史开始写起,然后是详尽的关于探险报道的写作要领、注意事项,直至采访时要穿什么衣服等,全写到了,相当全面。写完了,文章结束。另一篇关于世界性通讯社的博士论文,叙述了各大通讯社的历史,只在各章最后有一数百字的段落“论证”几句,论文就算写完了。没有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新发现,也没有研究的新视角。这样的论文每年所展比例不小,是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二,将论文写成了工作经验总结或理论宣传文章。可能有的作者在读研前是做宣传工作的,或者担任领导干部的文字秘书,这种工作经历使得作者写的论文,文字流畅,话语是成套路的,诸如:在……形势下,在……领导下,为了……,以……为基础,以……为指针,做到打实几个重点……、突出几个……、落实几个……等等。读了文章,好象在喝白开水,除了有些词句漂亮外,实际上并没有提出新观点、新发现、新视角。例如有一篇关于舆论监督的论文,作者为了在第一章显示论证的理论性,三个小标题分别是:舆论监督是……生命、舆论监督是……旗帜、舆论监督是……保证。但是舆论监督本身到底是什么,反而没有说出来。因为作者真心诚意地以为,这就是“理论”论证,报纸上理论版确实尽是这类“理论文章”,有些还是级别较高的党政领导人的文章。有一篇论述某报纸论文,本来是可以写成学术论文的,但是作者陷到这个媒体里太深,进去出不来了,没有站在客观的立场用学术眼光来观察问题,当谈到这家媒体存在的意义时,小标题是“……的理论意义”,内容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分别为该单位的题词。作者误以为,高级领导人题词,就是“理论”。

这种情况与中国大陆的新闻工作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宣传、商业公关与新闻报道混同有关,每年在论文中这种类型的所占比例也较大。除了学生的问题外,这与部分导师本身就在具体的新闻工作领导岗位,对于学术研究不够熟悉也有关。因此,需要强调区分学术研究论文与政治宣传、企业公关文章,有时它们都叫“理论”,但所指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三,论文中缺乏基本的学科基础理论知识。一些论文,分析太缺乏本学科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仍然在使用诸如“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中学时代学的大众哲学常识,来“分析”问题。不能说他们说的不对,但是实在没一点学术研究的味道。这种情况到了写论文的时候再纠正,已经晚了。这反映出研究生的学科基础理论教育较为薄弱。从入学就应加强学术理论思维的训练,将文科的基础知识打牢,真正懂得什么叫“研究”。

四,论文的理论前提不可靠或是错误的。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即使行文、具体论证和结构不错,由于论文的立论不成立,全盘皆败。例如一篇论述古代文论对现作启示的论文,将韩非谈到“文章”如何的一段文字作为“纲”,展开来写。显然,作者误将引文中的“文章”的概念理解为现在的“文章”(先秦文献中的“文章”是“文采”之意)了。这个理论前提一错,后面再怎样写都没什么意义了。另一篇论文,阐述舆论学的发展历史,谈到18世纪西方第一部使用现代“舆论”概念的著作,根据别人的介绍,将作者对舆论的划分(“公意”与“众意”),抄写中误为“众意”与“民意”,没有再看原著,就论证起这两个抄错的概念含义如何不同。一开头就出现这种理解错误,后面的论述自然跟着错。

这与学术研究存在不同意见是两回事。不同学术争论是正常的,但是基本的事实,包括事实本身和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公认的原因,总要正确。理论前提起码能够自圆其说,也就是能够“成立”,不然就没有共同的讨论基础了。

五,把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作为理论依据。不少作者在讨论论文的基本概念时,并没有理论根据,常把字典、词典作为论据,试图证明什么。我们写的是学术论文,不是小学生学习一个字词时查字词典那种情形。为了理解一个概念,论述中可以涉及这个词汇的语法构成和意义解释,但这只是这个基本学术概念的技术性解释,读者将等待着关于这个概念的真正学术性阐述。然而,常常查了字词典后,关于基本概念的解释就算完成了。现在新闻传播学文章中常出现“××性”的概念,创造和使用很随意,缺少科学内涵,这是造成论文学术价值评价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不会写绪章。任何文章总要有一个开头,学位论文的开头通常要求有一篇绪章(叫序、序言、前言、绪论、绪章等等均可),这篇绪章的任务是交代自己的选题、论文的主攻方向、文献检索过程和情况(即前人这方面已经做了些什么)、自己的论文在哪些方面有所创新(或所有整理)、使用的研究方法、论文大致的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关于论文的问题。但是现在不少论文的绪章,写什么的都有,或是感谢之类,或者是发表感想,像散文而不是论文。对绪章提出一定的规范要求,就是逼着作者必须考虑自己是否做了文献检索,论文是否提出了新观点。

七,忽视论文最后的“参考文献”。往往有这种情况:论文的“参考文献”没几篇,但是文章却提出了大胆的假设,说得头头是道。这是由于知道得太少,胆子越大的缘故。这样的论文中通常矛盾很多、别人(但是作者不知道)已经论述过的东西较多(但是往往有明显漏洞),可是作者自己感觉良好。

“参考文献”不是论文的形式主义的部分,而是论文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可以考察作者在写作这篇文章时看了哪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否本学科的代表作,也可以从侧面考察学生的治学态度是否严谨。如果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没有开列出几篇东西,已开列的也不是代表作,而且编排没有规范,那么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断,这篇论文的水平高不了。

八,非必需地引证和论述自己导师和可能评议论文的老师的论著。如果恰好论文涉及导师的研究领域,而且导师确实在这方面有独到的观点,学生引证是正常的。但是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即不少论文的选题与导师或其他相关老师的研究没有直接联系,或者他们的论著并不是学界的代表作,学生却千方百计要引上几段,有些引证的内容就是大白话,谁都会说,甚至连导师论著中的“俗话说……”都引上了。

关于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是复杂的,F.索恩(Thorne)曾归纳了六种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情况如下:为阿谀某人引用;以自诩为目的引用;为相互吹捧而带有偏见的引用;为支持某一观点牵强的引用;为维护某一学术研究派别利益的不正常引用;因迫于某种压力的引用。[1]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类非正常引用不可能反映与研究对象的真实联系,最终影响论文分析结果的客观性,玷污学术研究

九,写作中缺少“假设论敌”的意识。于是,写作时只考虑有利于自己观点的一面,有意无意地回避不利于自己观点的材料。这很容易被别人抓住作者论证中的缺口。如果每论述一个问题,自己多想想,别人会就这个问题给我挑什么毛病,如果每一个问题在写作时都这样自我提问,文章就会论证得较“圆”,逼着自己治学严谨些。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

鉴于以上存在的问题,我建议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采用“社会科学成果评估指标体系”[2],对学术论文进行较为科学的评估。若了解了其结构要素,我们在写作论文时就会有一种学术标准进行自我衡量,以保证论文至少像个论文,多少有些创造性。

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是由一系列指标构成的。首先考察论文的规范性。这里的规范性,不仅指引证的规范,而是指研究者对研究资料的占有、分析深度、遵循学术引证规则这三方面的情况如何。是否充分占有资料,这本身就是论文的最大规范问题。不充分占有资料,特别是不占有最新的资料,无法保证观点的创造性,有些结论可能是许多年前就已经有的了;或者造成论文低水平的重复。这种情况下当然仍旧可以写上许多话,但这无论如何算不上有水平的论文。

这三方面的论文“规范”,从一开始就将那些不占有研究资料而拍拍脑子随意想出若干“××性”,或随意地从个别事例推出整体的文章,从学术论文中予以排除。资料的占有和分析,实质上是要求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所了解,或对现实有所了解,防止研究者因某些局限而忽略必要的事实,疏漏某些可能的逻辑关系。当然,这些关于论文的规范性考察,并不等于论文就具有科学性了,但是它会影响到论文结论的科学性;而且,规范的论文也能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较为清晰的学术发展脉路。

第二,对论文的难度作出评估。假如第一关过了,可以认定算是学术论文了,那么马上就面临第二个问题,即这篇论文实际付出的精力有多大?一般地说,付出精力大的研究,其成果的质量也较高。这里的指标有两项,一是论文的规模,一是论文的复杂程度。

这里的“规模”,不是指参与人数的多少,而是指研究本身所要操作的概念、事实要素或实证研究中的变量等的多少。需要处理的因素越多,规模越大;反之越小。这是考察作者研究能力的一种指标,并非文章越长规模越大。有时一篇论文并不长,但是需要很多论据,必须论证得当,它的规模就属于较大一类。例如关于北京“新疆村”的研究论文,涉及人口、经营规模、材料来源、语言和文化生活、社会管理系统、雇佣关系、同胞关系、家庭、生育、宗教、民族政策、法治、饮食等等,必须处理这样多的因素。因此,可以认定该项研究的规模较大。

这里的“复杂程度”,不是指涉及面大(有些选题涉及面较宽,但是逻辑关系简单,分析起来并不困难),而是指需要处理的因素之间逻辑关系复杂。有些看起来不大的选题,如果其中要说明的各种关系较难把握,那么应当说其复杂程度较高。例如“我国的地下色情产业”这个社会学选题,它似乎算不上重大选题,但是真正研究起来,要处理的各种因素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关系越复杂,需要运用的知识量、知识深度、研究能力等的要求就越高。

第三,对论文的研究成份进行评估。一篇论文,不一定完全是研究性的,有些成份属于是在普及某些知识,或者仅仅提供了一些资料。根据智力对材料加工程度的差异,研究性质成份是指论文中提供了新的认识的那部分。

因此,需要先对论文的研究成份的多少下一个判定,这里提供了四种选择:25%、50%、75%、100%。看来还是简单了些,但重要的不是划分研究成份占多少的讨论,而是要在观念上学会区分研究、普及、资料这三种不同的成份,努力使自己的论文增大研究成份。一般地说,硕士论文如果有50%属于研究成份,可算是相当不错的了。这里需要说明:并非只要属于研究成份就好,同样属于研究成份的部分,水平高低差异很大,这里还要有其他的衡量标准。

第四,考察论文的科学性,即可靠性。这需要根据对论文研究性、普及性和资料性成份所作的划分,分别评估。如果确定成果全部或部分属于研究类,就要首先对成果研究部分的科学性进行评估。这里有五项标准。

1,基本理论依据或前提的可靠性。提出这一对论文的基本要求,在于经常存在这样的情况:论文中具体概念没有发现不成立,论据也颇有力,论证不能说不严密,方法也有效,但是由于理论前提不可靠,实际上一切皆不能成立。例如若有人提出“太阳黑子活动决定经济发展”的假设,这完全可以通过计量经济分析证明该假设成立,而且在统计学上确有明显性。但是这在经济学方法论上是完全错误的,错就错在没有可靠的理论前提。

2,概念使用的科学性(明确、严谨、有效)。概念是任何论文的基本单元,将概念的“明确、严谨、有效”要求联系在一起,是针对这样的情况:概念需要很好地反映特定事物的范围或本质,仅仅做到“明确”是不够的。有的很明确的概念,不具备处理、解释其定义范围内事实的能力,不能有效地说明结论。一些文章中常见的脱口而出的一连串“××性”,就属于这种情况。

3,论据(理论或事实)的可靠性和充分性。这里的“可靠、充分”是对论据说服力的衡量标准。“权威人士”的话,可以作为辅助的论据,但不宜单独作为论据,就在于它虽然通常是可靠的(这里是指真实),但不能作为“充分”的论据。

4,论证逻辑的严密性和完备性。这里实际上涉及两个标准,一是具体论证中要做到滴水不漏;一是论证的整体充分,没有空缺。

5,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这里的两个标准,前者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是科学的。例如考证某一事物为历史上的第一,方法上就要保证是对全部资料进行了检索和分析,而不是只依据部分资料得出这样的结论;实证调查的推论,则不能超越原抽样的总体范围,否则便不可信。所谓“有效”,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正好能够说明作者要证明的论点。显然,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不在于它是否复杂和新鲜,而在于能否有效地说明论点。

当然,并非每种研究成果都适用于这五项,前四项一般适用于理论型论文;实证型论文需要重点考察第五项,而前几项可能不全适用于对它的评估。

第五,对论文的价值进行评估。这里也包括五项标准。这是对该论文满足主体需要程度的判断,包括论文对学术发展的贡献程度----学术价值、论文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程度----社会价值。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同行专家组可以对论文的学术价值提出若干评估的衡量标准,但是社会价值是难以具体分解的,因为人文-社会科学论文不是“社会价值”需要的“主体”。因此,这里涉及学术价值的前四项较为具体,关于社会价值的后一项相对抽象。

1,问题提出或选题对学科发展的贡献。某个学科的学术发展,提出问题本身如果带有启示作用,常常有力地推动学科整体的发展。为什么说论文的选题很重要,原因也于此。

2,所提供的新事实、新知识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某一类人文-社会科学的论文的,它们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新事实或提供新知识,例如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学的论文中,有一部分也需要用这个标准衡量。

3,所获得的新认识新结论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另一类论文的,它们主要在观念领域有所创新,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对世人和学科有启迪作用,例如哲学、文论、政治学、法学、方法论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的论文中,有一部分需要使用这个标准。

4,所提供的分析角度或研究方法对学科建设的贡献。这是针对所有论文的。我们很难要求每篇论文都能提出新观点、新事实、新知识。但不少论文的研究视角较为新颖,或者研究方法与众不同,给人以启示,那么这类论文也应该肯定它对学术发展的贡献。

5,论文的社会价值。社会价值在这里的含义是:对论文所取得的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或作用的可能性作出综合判断。这只适用于纯应用性的论文。

一篇学术论文,如果在以上五项中有一项能够作出一些贡献,应该是很成功的了。因此,在衡量自己成果的价值时,要有自知之明,感觉在某一项可能作出些贡献,就努力在这方面下功夫,争取有所收获。全面追求“贡献”或追求很大的“贡献”,很可能结果是完全没有“贡献”。特别在自我感觉非常好时,更需要正视这五项衡量的标准。

第六,关于论文中普及性成份和资料类成份的评估条件。普及性知识和资料类成份,并非没有价值,但不应在学术论文中占主导,不然,就很难说是论文了。如果自己的论文中有普及性和资料类内容,也要尽可能使之可靠和严谨。下面是关于这两方面的评估标准: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对原成果概括和转述的准确性。2,介绍阐释的清晰性。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的价值评估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解决某一具体学术问题的贡献。3,论文普及性成份的社会价值。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所提供资料的可靠性。2,资料选取的必要性和充分性。3,资料处理的科学性。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价值评估的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满足学术研究需要的贡献。3,论文资料类成份的社会价值。

“核心期刊”发表、评奖、课题来源能否作为论文的衡量标准

现在中国大陆有新闻传播院系的大学,对教师的论文和硕士、博士论文的衡量标准中,发表在所谓“核心期刊”上,或者评委成员大多认为达到在这些期刊发表的水平,或者发表的东西获得了什么级别的奖,或者研究本身是某一级别的课题的一部分,会在论文的评价上给予特别看待。有的学校硬性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才能够作为毕业、晋升的条件。新闻媒体给予了报道,往往也会加重对论文评价。这些衡量标准,在现在中国的国情下,是不科学的,也没有国家法律法规的依据。

由于现有的国情,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新闻报道或评价,以及课题来源等不一定来自科学共同体(指本学科最具权威的专家组)的判断和决定;目前中国大陆的学术刊物是否“核心期刊”,并不是科学共同体公认的,它们的认定受到较多的非学术因素的制约;学术评奖中或多或少地存在非学术因素,某些有价值的论文,恰恰可能存在争议,而评奖通常给予了争议较小的;课题来源和级别只反映政府管理机构对社会科学的需求和导向,难以证明论文的学术价值;媒介的报道或评价不能反映论文的价值,因为记者的评价是非专业的。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这一评估体系,暂时不采用这些间接指标。

学术同行引用频率本应当成为评价论文的重要标准,但鉴于目前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界尚无社会科学引证系统(例如美国有《社会科学引证索引》),并且研究者尚未普遍遵循研究规范,现在暂时也没有将同行引证作为评估标准。

既然现在不少大学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要求获奖、要求较高的课题级别和媒介报道等等评价要素,论文的作者很难不去追求。但在舆论上,我们需要做一些工作,至少在认识上要清楚,这些标准是存在缺陷的,不能全面证明论文的价值。

回过头来再看这一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估体系,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现有的评估指标体系可以解决一般情况下对论文的评估,效果是令人满意的。但这要以社会环境整体宽松、人们的心态较为正常为前提。如果只允许一种意见存在并且人们都一致赞同这样的做法,或者人们普遍地处于某种激昂和偏执的状态,再完美的评估方案也会评出十分荒谬的结果,因为可能会出现密尔(J.S.Mill)所说的“多数的暴虐”现象[3]。另外,为了保证这一评估体系的公正,需要评委的数量相对多些。如果委员人员太少,每个评委的权重就会过大,自然影响评估的公正性。

[1]参见丁学东《文献计量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参见卜卫、周海宏、刘晓红《社会科学成果价值评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3]参见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其他参考书目:

(1)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林学谛著《环境、交往与思维》,福建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3)金观涛、华国凡《控制论和科学方法论》,科学普及出版社1983年版。

(4)M.尼尔.布朗《走出思维的误区》,张晓辉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

(5)金观涛、刘青峰《论历史研究中的整体方法/发展的哲学》,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

(6)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李银河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7)柯惠新等《调查研究中的统计分析法》,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传播学硕士论文范文篇7

关键词学术论文评估标准

近年中国大陆招收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数量急遽增长,重点大学新闻传播学系招收硕士研究生的数量,已经与本科生相当;而研究生导师,即使破格提拔,增长也是有限的。初带研究生的生手导师较多,如何保障研究生的教学质量,特别是毕业论文的水平,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这里谈谈常见的论文写作中问题,以及评估论文学术水平的标准,交流一下,供同行们讨论。

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存在的九种问题

我近年评阅硕士和博士论文近百篇,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九种:

一,将论文写成教材或普及读物。虽然处于学习阶段,但硕士、博士论文无论如何属于学术论文一类。而现在一些论文,有的很像教材,将某一论证对象从定义、重要意义开始说起,方方面面都讲到,讲完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的很像普及读物,对某一别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外国的),方方面面做了介绍,介绍完全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一篇关于探险报道的硕士论文初稿,从什么是探险、什么叫探险报道、探险和探险报道的历史开始写起,然后是详尽的关于探险报道的写作要领、注意事项,直至采访时要穿什么衣服等,全写到了,相当全面。写完了,文章结束。另一篇关于世界性通讯社的博士论文,叙述了各大通讯社的历史,只在各章最后有一数百字的段落“论证”几句,论文就算写完了。没有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新发现,也没有研究的新视角。这样的论文每年所展比例不小,是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二,将论文写成了工作经验总结或理论宣传文章。可能有的作者在读研前是做宣传工作的,或者担任领导干部的文字秘书,这种工作经历使得作者写的论文,文字流畅,话语是成套路的,诸如:在……形势下,在……领导下,为了……,以……为基础,以……为指针,做到打实几个重点……、突出几个……、落实几个……等等。读了文章,好象在喝白开水,除了有些词句漂亮外,实际上并没有提出新观点、新发现、新视角。例如有一篇关于舆论监督的论文,作者为了在第一章显示论证的理论性,三个小标题分别是:舆论监督是……生命、舆论监督是……旗帜、舆论监督是……保证。但是舆论监督本身到底是什么,反而没有说出来。因为作者真心诚意地以为,这就是“理论”论证,报纸上理论版确实尽是这类“理论文章”,有些还是级别较高的党政领导人的文章。有一篇论述某报纸论文,本来是可以写成学术论文的,但是作者陷到这个媒体里太深,进去出不来了,没有站在客观的立场用学术眼光来观察问题,当谈到这家媒体存在的意义时,小标题是“……的理论意义”,内容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分别为该单位的题词。作者误以为,高级领导人题词,就是“理论”。

这种情况与中国大陆的新闻工作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宣传、商业公关与新闻报道混同有关,每年在论文中这种类型的所占比例也较大。除了学生的问题外,这与部分导师本身就在具体的新闻工作领导岗位,对于学术研究不够熟悉也有关。因此,需要强调区分学术研究论文与政治宣传、企业公关文章,有时它们都叫“理论”,但所指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三,论文中缺乏基本的学科基础理论知识。一些论文,分析太缺乏本学科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仍然在使用诸如“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中学时代学的大众哲学常识,来“分析”问题。不能说他们说的不对,但是实在没一点学术研究的味道。这种情况到了写论文的时候再纠正,已经晚了。这反映出研究生的学科基础理论教育较为薄弱。从入学就应加强学术理论思维的训练,将文科的基础知识打牢,真正懂得什么叫“研究”。

四,论文的理论前提不可靠或是错误的。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即使行文、具体论证和结构不错,由于论文的立论不成立,全盘皆败。例如一篇论述古代文论对现作启示的论文,将韩非谈到“文章”如何的一段文字作为“纲”,展开来写。显然,作者误将引文中的“文章”的概念理解为现在的“文章”(先秦文献中的“文章”是“文采”之意)了。这个理论前提一错,后面再怎样写都没什么意义了。另一篇论文,阐述舆论学的发展历史,谈到18世纪西方第一部使用现代“舆论”概念的著作,根据别人的介绍,将作者对舆论的划分(“公意”与“众意”),抄写中误为“众意”与“民意”,没有再看原著,就论证起这两个抄错的概念含义如何不同。一开头就出现这种理解错误,后面的论述自然跟着错。[page_break]

这与学术研究存在不同意见是两回事。不同学术争论是正常的,但是基本的事实,包括事实本身和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公认的原因,总要正确。理论前提起码能够自圆其说,也就是能够“成立”,不然就没有共同的讨论基础了。

五,把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作为理论依据。不少作者在讨论论文的基本概念时,并没有理论根据,常把字典、词典作为论据,试图证明什么。我们写的是学术论文,不是小学生学习一个字词时查字词典那种情形。为了理解一个概念,论述中可以涉及这个词汇的语法构成和意义解释,但这只是这个基本学术概念的技术性解释,读者将等待着关于这个概念的真正学术性阐述。然而,常常查了字词典后,关于基本概念的解释就算完成了。现在新闻传播学文章中常出现“××性”的概念,创造和使用很随意,缺少科学内涵,这是造成论文学术价值评价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不会写绪章。任何文章总要有一个开头,学位论文的开头通常要求有一篇绪章(叫序、序言、前言、绪论、绪章等等均可),这篇绪章的任务是交代自己的选题、论文的主攻方向、文献检索过程和情况(即前人这方面已经做了些什么)、自己的论文在哪些方面有所创新(或所有整理)、使用的研究方法、论文大致的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关于论文的问题。但是现在不少论文的绪章,写什么的都有,或是感谢之类,或者是发表感想,像散文而不是论文。对绪章提出一定的规范要求,就是逼着作者必须考虑自己是否做了文献检索,论文是否提出了新观点。

七,忽视论文最后的“参考文献”。往往有这种情况:论文的“参考文献”没几篇,但是文章却提出了大胆的假设,说得头头是道。这是由于知道得太少,胆子越大的缘故。这样的论文中通常矛盾很多、别人(但是作者不知道)已经论述过的东西较多(但是往往有明显漏洞),可是作者自己感觉良好。

“参考文献”不是论文的形式主义的部分,而是论文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可以考察作者在写作这篇文章时看了哪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否本学科的代表作,也可以从侧面考察学生的治学态度是否严谨。如果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没有开列出几篇东西,已开列的也不是代表作,而且编排没有规范,那么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断,这篇论文的水平高不了。

八,非必需地引证和论述自己导师和可能评议论文的老师的论著。如果恰好论文涉及导师的研究领域,而且导师确实在这方面有独到的观点,学生引证是正常的。但是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即不少论文的选题与导师或其他相关老师的研究没有直接联系,或者他们的论著并不是学界的代表作,学生却千方百计要引上几段,有些引证的内容就是大白话,谁都会说,甚至连导师论著中的“俗话说……”都引上了。

关于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是复杂的,F.索恩(Thorne)曾归纳了六种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情况如下:为阿谀某人引用;以自诩为目的引用;为相互吹捧而带有偏见的引用;为支持某一观点牵强的引用;为维护某一学术研究派别利益的不正常引用;因迫于某种压力的引用。[1]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类非正常引用不可能反映与研究对象的真实联系,最终影响论文分析结果的客观性,玷污学术研究

九,写作中缺少“假设论敌”的意识。于是,写作时只考虑有利于自己观点的一面,有意无意地回避不利于自己观点的材料。这很容易被别人抓住作者论证中的缺口。如果每论述一个问题,自己多想想,别人会就这个问题给我挑什么毛病,如果每一个问题在写作时都这样自我提问,文章就会论证得较“圆”,逼着自己治学严谨些。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

鉴于以上存在的问题,我建议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采用“社会科学成果评估指标体系”[2],对学术论文进行较为科学的评估。若了解了其结构要素,我们在写作论文时就会有一种学术标准进行自我衡量,以保证论文至少像个论文,多少有些创造性。[page_break]

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是由一系列指标构成的。首先考察论文的规范性。这里的规范性,不仅指引证的规范,而是指研究者对研究资料的占有、分析深度、遵循学术引证规则这三方面的情况如何。是否充分占有资料,这本身就是论文的最大规范问题。不充分占有资料,特别是不占有最新的资料,无法保证观点的创造性,有些结论可能是许多年前就已经有的了;或者造成论文低水平的重复。这种情况下当然仍旧可以写上许多话,但这无论如何算不上有水平的论文。

这三方面的论文“规范”,从一开始就将那些不占有研究资料而拍拍脑子随意想出若干“××性”,或随意地从个别事例推出整体的文章,从学术论文中予以排除。资料的占有和分析,实质上是要求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所了解,或对现实有所了解,防止研究者因某些局限而忽略必要的事实,疏漏某些可能的逻辑关系。当然,这些关于论文的规范性考察,并不等于论文就具有科学性了,但是它会影响到论文结论的科学性;而且,规范的论文也能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较为清晰的学术发展脉路。

第二,对论文的难度作出评估。假如第一关过了,可以认定算是学术论文了,那么马上就面临第二个问题,即这篇论文实际付出的精力有多大?一般地说,付出精力大的研究,其成果的质量也较高。这里的指标有两项,一是论文的规模,一是论文的复杂程度。

这里的“规模”,不是指参与人数的多少,而是指研究本身所要操作的概念、事实要素或实证研究中的变量等的多少。需要处理的因素越多,规模越大;反之越小。这是考察作者研究能力的一种指标,并非文章越长规模越大。有时一篇论文并不长,但是需要很多论据,必须论证得当,它的规模就属于较大一类。例如关于北京“新疆村”的研究论文,涉及人口、经营规模、材料来源、语言和文化生活、社会管理系统、雇佣关系、同胞关系、家庭、生育、宗教、民族政策、法治、饮食等等,必须处理这样多的因素。因此,可以认定该项研究的规模较大。

这里的“复杂程度”,不是指涉及面大(有些选题涉及面较宽,但是逻辑关系简单,分析起来并不困难),而是指需要处理的因素之间逻辑关系复杂。有些看起来不大的选题,如果其中要说明的各种关系较难把握,那么应当说其复杂程度较高。例如“我国的地下色情产业”这个社会学选题,它似乎算不上重大选题,但是真正研究起来,要处理的各种因素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关系越复杂,需要运用的知识量、知识深度、研究能力等的要求就越高。

第三,对论文的研究成份进行评估。一篇论文,不一定完全是研究性的,有些成份属于是在普及某些知识,或者仅仅提供了一些资料。根据智力对材料加工程度的差异,研究性质成份是指论文中提供了新的认识的那部分。

因此,需要先对论文的研究成份的多少下一个判定,这里提供了四种选择:25%、50%、75%、100%。看来还是简单了些,但重要的不是划分研究成份占多少的讨论,而是要在观念上学会区分研究、普及、资料这三种不同的成份,努力使自己的论文增大研究成份。一般地说,硕士论文如果有50%属于研究成份,可算是相当不错的了。这里需要说明:并非只要属于研究成份就好,同样属于研究成份的部分,水平高低差异很大,这里还要有其他的衡量标准。

第四,考察论文的科学性,即可靠性。这需要根据对论文研究性、普及性和资料性成份所作的划分,分别评估。如果确定成果全部或部分属于研究类,就要首先对成果研究部分的科学性进行评估。这里有五项标准。

1,基本理论依据或前提的可靠性。提出这一对论文的基本要求,在于经常存在这样的情况:论文中具体概念没有发现不成立,论据也颇有力,论证不能说不严密,方法也有效,但是由于理论前提不可靠,实际上一切皆不能成立。例如若有人提出“太阳黑子活动决定经济发展”的假设,这完全可以通过计量经济分析证明该假设成立,而且在统计学上确有明显性。但是这在经济学方法论上是完全错误的,错就错在没有可靠的理论前提。[page_break]

2,概念使用的科学性(明确、严谨、有效)。概念是任何论文的基本单元,将概念的“明确、严谨、有效”要求联系在一起,是针对这样的情况:概念需要很好地反映特定事物的范围或本质,仅仅做到“明确”是不够的。有的很明确的概念,不具备处理、解释其定义范围内事实的能力,不能有效地说明结论。一些文章中常见的脱口而出的一连串“××性”,就属于这种情况。

3,论据(理论或事实)的可靠性和充分性。这里的“可靠、充分”是对论据说服力的衡量标准。“权威人士”的话,可以作为辅助的论据,但不宜单独作为论据,就在于它虽然通常是可靠的(这里是指真实),但不能作为“充分”的论据。

4,论证逻辑的严密性和完备性。这里实际上涉及两个标准,一是具体论证中要做到滴水不漏;一是论证的整体充分,没有空缺。

5,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这里的两个标准,前者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是科学的。例如考证某一事物为历史上的第一,方法上就要保证是对全部资料进行了检索和分析,而不是只依据部分资料得出这样的结论;实证调查的推论,则不能超越原抽样的总体范围,否则便不可信。所谓“有效”,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正好能够说明作者要证明的论点。显然,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不在于它是否复杂和新鲜,而在于能否有效地说明论点。

当然,并非每种研究成果都适用于这五项,前四项一般适用于理论型论文;实证型论文需要重点考察第五项,而前几项可能不全适用于对它的评估。

第五,对论文的价值进行评估。这里也包括五项标准。这是对该论文满足主体需要程度的判断,包括论文对学术发展的贡献程度----学术价值、论文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程度----社会价值。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同行专家组可以对论文的学术价值提出若干评估的衡量标准,但是社会价值是难以具体分解的,因为人文-社会科学论文不是“社会价值”需要的“主体”。因此,这里涉及学术价值的前四项较为具体,关于社会价值的后一项相对抽象。

1,问题提出或选题对学科发展的贡献。某个学科的学术发展,提出问题本身如果带有启示作用,常常有力地推动学科整体的发展。为什么说论文的选题很重要,原因也于此。

2,所提供的新事实、新知识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某一类人文-社会科学的论文的,它们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新事实或提供新知识,例如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学的论文中,有一部分也需要用这个标准衡量。

3,所获得的新认识新结论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另一类论文的,它们主要在观念领域有所创新,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对世人和学科有启迪作用,例如哲学、文论、政治学、法学、方法论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的论文中,有一部分需要使用这个标准。

4,所提供的分析角度或研究方法对学科建设的贡献。这是针对所有论文的。我们很难要求每篇论文都能提出新观点、新事实、新知识。但不少论文的研究视角较为新颖,或者研究方法与众不同,给人以启示,那么这类论文也应该肯定它对学术发展的贡献。

5,论文的社会价值。社会价值在这里的含义是:对论文所取得的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或作用的可能性作出综合判断。这只适用于纯应用性的论文。

一篇学术论文,如果在以上五项中有一项能够作出一些贡献,应该是很成功的了。因此,在衡量自己成果的价值时,要有自知之明,感觉在某一项可能作出些贡献,就努力在这方面下功夫,争取有所收获。全面追求“贡献”或追求很大的“贡献”,很可能结果是完全没有“贡献”。特别在自我感觉非常好时,更需要正视这五项衡量的标准。

第六,关于论文中普及性成份和资料类成份的评估条件。普及性知识和资料类成份,并非没有价值,但不应在学术论文中占主导,不然,就很难说是论文了。如果自己的论文中有普及性和资料类内容,也要尽可能使之可靠和严谨。下面是关于这两方面的评估标准:[page_break]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对原成果概括和转述的准确性。2,介绍阐释的清晰性。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的价值评估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解决某一具体学术问题的贡献。3,论文普及性成份的社会价值。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所提供资料的可靠性。2,资料选取的必要性和充分性。3,资料处理的科学性。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价值评估的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满足学术研究需要的贡献。3,论文资料类成份的社会价值。

“核心期刊”发表、评奖、课题来源能否作为论文的衡量标准

现在中国大陆有新闻传播院系的大学,对教师的论文和硕士、博士论文的衡量标准中,发表在所谓“核心期刊”上,或者评委成员大多认为达到在这些期刊发表的水平,或者发表的东西获得了什么级别的奖,或者研究本身是某一级别的课题的一部分,会在论文的评价上给予特别看待。有的学校硬性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才能够作为毕业、晋升的条件。新闻媒体给予了报道,往往也会加重对论文评价。这些衡量标准,在现在中国的国情下,是不科学的,也没有国家法律法规的依据。

由于现有的国情,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新闻报道或评价,以及课题来源等不一定来自科学共同体(指本学科最具权威的专家组)的判断和决定;目前中国大陆的学术刊物是否“核心期刊”,并不是科学共同体公认的,它们的认定受到较多的非学术因素的制约;学术评奖中或多或少地存在非学术因素,某些有价值的论文,恰恰可能存在争议,而评奖通常给予了争议较小的;课题来源和级别只反映政府管理机构对社会科学的需求和导向,难以证明论文的学术价值;媒介的报道或评价不能反映论文的价值,因为记者的评价是非专业的。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这一评估体系,暂时不采用这些间接指标。

学术同行引用频率本应当成为评价论文的重要标准,但鉴于目前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界尚无社会科学引证系统(例如美国有《社会科学引证索引》),并且研究者尚未普遍遵循研究规范,现在暂时也没有将同行引证作为评估标准。

既然现在不少大学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要求获奖、要求较高的课题级别和媒介报道等等评价要素,论文的作者很难不去追求。但在舆论上,我们需要做一些工作,至少在认识上要清楚,这些标准是存在缺陷的,不能全面证明论文的价值。

回过头来再看这一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估体系,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现有的评估指标体系可以解决一般情况下对论文的评估,效果是令人满意的。但这要以社会环境整体宽松、人们的心态较为正常为前提。如果只允许一种意见存在并且人们都一致赞同这样的做法,或者人们普遍地处于某种激昂和偏执的状态,再完美的评估方案也会评出十分荒谬的结果,因为可能会出现密尔(J.S.Mill)所说的“多数的暴虐”现象[3]。另外,为了保证这一评估体系的公正,需要评委的数量相对多些。如果委员人员太少,每个评委的权重就会过大,自然影响评估的公正性。

[1]参见丁学东《文献计量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参见卜卫、周海宏、刘晓红《社会科学成果价值评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3]参见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其他参考书目:

(1)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林学谛著《环境、交往与思维》,福建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3)金观涛、华国凡《控制论和科学方法论》,科学普及出版社1983年版。

(4)M.尼尔.布朗《走出思维的误区》,张晓辉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

(5)金观涛、刘青峰《论历史研究中的整体方法/发展的哲学》,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

(6)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李银河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page_break]

(7)柯惠新等《调查研究中的统计分析法》,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传播学硕士论文范文篇8

关键词学术论文评估标准

近年中国大陆招收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数量急遽增长,重点大学新闻传播学系招收硕士研究生的数量,已经与本科生相当;而研究生导师,即使破格提拔,增长也是有限的。初带研究生的生手导师较多,如何保障研究生的教学质量,特别是毕业论文的水平,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这里谈谈常见的论文写作中问题,以及评估论文学术水平的标准,交流一下,供同行们讨论。

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存在的九种问题

我近年评阅硕士和博士论文近百篇,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九种:

一,将论文写成教材或普及读物。虽然处于学习阶段,但硕士、博士论文无论如何属于学术论文一类。而现在一些论文,有的很像教材,将某一论证对象从定义、重要意义开始说起,方方面面都讲到,讲完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的很像普及读物,对某一别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外国的),方方面面做了介绍,介绍完全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一篇关于探险报道的硕士论文初稿,从什么是探险、什么叫探险报道、探险和探险报道的历史开始写起,然后是详尽的关于探险报道的写作要领、注意事项,直至采访时要穿什么衣服等,全写到了,相当全面。写完了,文章结束。另一篇关于世界性通讯社的博士论文,叙述了各大通讯社的历史,只在各章最后有一数百字的段落“论证”几句,论文就算写完了。没有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新发现,也没有研究的新视角。这样的论文每年所展比例不小,是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二,将论文写成了工作经验总结或理论宣传文章。可能有的作者在读研前是做宣传工作的,或者担任领导干部的文字秘书,这种工作经历使得作者写的论文,文字流畅,话语是成套路的,诸如:在……形势下,在……领导下,为了……,以……为基础,以……为指针,做到打实几个重点……、突出几个……、落实几个……等等。读了文章,好象在喝白开水,除了有些词句漂亮外,实际上并没有提出新观点、新发现、新视角。例如有一篇关于舆论监督的论文,作者为了在第一章显示论证的理论性,三个小标题分别是:舆论监督是……生命、舆论监督是……旗帜、舆论监督是……保证。但是舆论监督本身到底是什么,反而没有说出来。因为作者真心诚意地以为,这就是“理论”论证,报纸上理论版确实尽是这类“理论文章”,有些还是级别较高的党政领导人的文章。有一篇论述某报纸论文,本来是可以写成学术论文的,但是作者陷到这个媒体里太深,进去出不来了,没有站在客观的立场用学术眼光来观察问题,当谈到这家媒体存在的意义时,小标题是“……的理论意义”,内容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分别为该单位的题词。作者误以为,高级领导人题词,就是“理论”。

这种情况与中国大陆的新闻工作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宣传、商业公关与新闻报道混同有关,每年在论文中这种类型的所占比例也较大。除了学生的问题外,这与部分导师本身就在具体的新闻工作领导岗位,对于学术研究不够熟悉也有关。因此,需要强调区分学术研究论文与政治宣传、企业公关文章,有时它们都叫“理论”,但所指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三,论文中缺乏基本的学科基础理论知识。一些论文,分析太缺乏本学科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仍然在使用诸如“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中学时代学的大众哲学常识,来“分析”问题。不能说他们说的不对,但是实在没一点学术研究的味道。这种情况到了写论文的时候再纠正,已经晚了。这反映出研究生的学科基础理论教育较为薄弱。从入学就应加强学术理论思维的训练,将文科的基础知识打牢,真正懂得什么叫“研究”。

四,论文的理论前提不可靠或是错误的。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即使行文、具体论证和结构不错,由于论文的立论不成立,全盘皆败。例如一篇论述古代文论对现作启示的论文,将韩非谈到“文章”如何的一段文字作为“纲”,展开来写。显然,作者误将引文中的“文章”的概念理解为现在的“文章”(先秦文献中的“文章”是“文采”之意)了。这个理论前提一错,后面再怎样写都没什么意义了。另一篇论文,阐述舆论学的发展历史,谈到18世纪西方第一部使用现代“舆论”概念的著作,根据别人的介绍,将作者对舆论的划分(“公意”与“众意”),抄写中误为“众意”与“民意”,没有再看原著,就论证起这两个抄错的概念含义如何不同。一开头就出现这种理解错误,后面的论述自然跟着错。

这与学术研究存在不同意见是两回事。不同学术争论是正常的,但是基本的事实,包括事实本身和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公认的原因,总要正确。理论前提起码能够自圆其说,也就是能够“成立”,不然就没有共同的讨论基础了。

五,把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作为理论依据。不少作者在讨论论文的基本概念时,并没有理论根据,常把字典、词典作为论据,试图证明什么。我们写的是学术论文,不是小学生学习一个字词时查字词典那种情形。为了理解一个概念,论述中可以涉及这个词汇的语法构成和意义解释,但这只是这个基本学术概念的技术性解释,读者将等待着关于这个概念的真正学术性阐述。然而,常常查了字词典后,关于基本概念的解释就算完成了。现在新闻传播学文章中常出现“××性”的概念,创造和使用很随意,缺少科学内涵,这是造成论文学术价值评价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不会写绪章。任何文章总要有一个开头,学位论文的开头通常要求有一篇绪章(叫序、序言、前言、绪论、绪章等等均可),这篇绪章的任务是交代自己的选题、论文的主攻方向、文献检索过程和情况(即前人这方面已经做了些什么)、自己的论文在哪些方面有所创新(或所有整理)、使用的研究方法、论文大致的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关于论文的问题。但是现在不少论文的绪章,写什么的都有,或是感谢之类,或者是发表感想,像散文而不是论文。对绪章提出一定的规范要求,就是逼着作者必须考虑自己是否做了文献检索,论文是否提出了新观点。

七,忽视论文最后的“参考文献”。往往有这种情况:论文的“参考文献”没几篇,但是文章却提出了大胆的假设,说得头头是道。这是由于知道得太少,胆子越大的缘故。这样的论文中通常矛盾很多、别人(但是作者不知道)已经论述过的东西较多(但是往往有明显漏洞),可是作者自己感觉良好。

“参考文献”不是论文的形式主义的部分,而是论文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可以考察作者在写作这篇文章时看了哪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否本学科的代表作,也可以从侧面考察学生的治学态度是否严谨。如果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没有开列出几篇东西,已开列的也不是代表作,而且编排没有规范,那么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断,这篇论文的水平高不了。

八,非必需地引证和论述自己导师和可能评议论文的老师的论著。如果恰好论文涉及导师的研究领域,而且导师确实在这方面有独到的观点,学生引证是正常的。但是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即不少论文的选题与导师或其他相关老师的研究没有直接联系,或者他们的论著并不是学界的代表作,学生却千方百计要引上几段,有些引证的内容就是大白话,谁都会说,甚至连导师论著中的“俗话说……”都引上了。

关于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是复杂的,F.索恩(Thorne)曾归纳了六种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情况如下:为阿谀某人引用;以自诩为目的引用;为相互吹捧而带有偏见的引用;为支持某一观点牵强的引用;为维护某一学术研究派别利益的不正常引用;因迫于某种压力的引用。[1]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类非正常引用不可能反映与研究对象的真实联系,最终影响论文分析结果的客观性,玷污学术研究

九,写作中缺少“假设论敌”的意识。于是,写作时只考虑有利于自己观点的一面,有意无意地回避不利于自己观点的材料。这很容易被别人抓住作者论证中的缺口。如果每论述一个问题,自己多想想,别人会就这个问题给我挑什么毛病,如果每一个问题在写作时都这样自我提问,文章就会论证得较“圆”,逼着自己治学严谨些。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

鉴于以上存在的问题,我建议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采用“社会科学成果评估指标体系”[2],对学术论文进行较为科学的评估。若了解了其结构要素,我们在写作论文时就会有一种学术标准进行自我衡量,以保证论文至少像个论文,多少有些创造性。

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是由一系列指标构成的。首先考察论文的规范性。这里的规范性,不仅指引证的规范,而是指研究者对研究资料的占有、分析深度、遵循学术引证规则这三方面的情况如何。是否充分占有资料,这本身就是论文的最大规范问题。不充分占有资料,特别是不占有最新的资料,无法保证观点的创造性,有些结论可能是许多年前就已经有的了;或者造成论文低水平的重复。这种情况下当然仍旧可以写上许多话,但这无论如何算不上有水平的论文。

这三方面的论文“规范”,从一开始就将那些不占有研究资料而拍拍脑子随意想出若干“××性”,或随意地从个别事例推出整体的文章,从学术论文中予以排除。资料的占有和分析,实质上是要求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所了解,或对现实有所了解,防止研究者因某些局限而忽略必要的事实,疏漏某些可能的逻辑关系。当然,这些关于论文的规范性考察,并不等于论文就具有科学性了,但是它会影响到论文结论的科学性;而且,规范的论文也能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较为清晰的学术发展脉路。

第二,对论文的难度作出评估。假如第一关过了,可以认定算是学术论文了,那么马上就面临第二个问题,即这篇论文实际付出的精力有多大?一般地说,付出精力大的研究,其成果的质量也较高。这里的指标有两项,一是论文的规模,一是论文的复杂程度。

这里的“规模”,不是指参与人数的多少,而是指研究本身所要操作的概念、事实要素或实证研究中的变量等的多少。需要处理的因素越多,规模越大;反之越小。这是考察作者研究能力的一种指标,并非文章越长规模越大。有时一篇论文并不长,但是需要很多论据,必须论证得当,它的规模就属于较大一类。例如关于北京“新疆村”的研究论文,涉及人口、经营规模、材料来源、语言和文化生活、社会管理系统、雇佣关系、同胞关系、家庭、生育、宗教、民族政策、法治、饮食等等,必须处理这样多的因素。因此,可以认定该项研究的规模较大。

这里的“复杂程度”,不是指涉及面大(有些选题涉及面较宽,但是逻辑关系简单,分析起来并不困难),而是指需要处理的因素之间逻辑关系复杂。有些看起来不大的选题,如果其中要说明的各种关系较难把握,那么应当说其复杂程度较高。例如“我国的地下色情产业”这个社会学选题,它似乎算不上重大选题,但是真正研究起来,要处理的各种因素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关系越复杂,需要运用的知识量、知识深度、研究能力等的要求就越高。

第三,对论文的研究成份进行评估。一篇论文,不一定完全是研究性的,有些成份属于是在普及某些知识,或者仅仅提供了一些资料。根据智力对材料加工程度的差异,研究性质成份是指论文中提供了新的认识的那部分。

因此,需要先对论文的研究成份的多少下一个判定,这里提供了四种选择:25%、50%、75%、100%。看来还是简单了些,但重要的不是划分研究成份占多少的讨论,而是要在观念上学会区分研究、普及、资料这三种不同的成份,努力使自己的论文增大研究成份。一般地说,硕士论文如果有50%属于研究成份,可算是相当不错的了。这里需要说明:并非只要属于研究成份就好,同样属于研究成份的部分,水平高低差异很大,这里还要有其他的衡量标准。

第四,考察论文的科学性,即可靠性。这需要根据对论文研究性、普及性和资料性成份所作的划分,分别评估。如果确定成果全部或部分属于研究类,就要首先对成果研究部分的科学性进行评估。这里有五项标准。

1,基本理论依据或前提的可靠性。提出这一对论文的基本要求,在于经常存在这样的情况:论文中具体概念没有发现不成立,论据也颇有力,论证不能说不严密,方法也有效,但是由于理论前提不可靠,实际上一切皆不能成立。例如若有人提出“太阳黑子活动决定经济发展”的假设,这完全可以通过计量经济分析证明该假设成立,而且在统计学上确有明显性。但是这在经济学方法论上是完全错误的,错就错在没有可靠的理论前提。

2,概念使用的科学性(明确、严谨、有效)。概念是任何论文的基本单元,将概念的“明确、严谨、有效”要求联系在一起,是针对这样的情况:概念需要很好地反映特定事物的范围或本质,仅仅做到“明确”是不够的。有的很明确的概念,不具备处理、解释其定义范围内事实的能力,不能有效地说明结论。一些文章中常见的脱口而出的一连串“××性”,就属于这种情况。

3,论据(理论或事实)的可靠性和充分性。这里的“可靠、充分”是对论据说服力的衡量标准。“权威人士”的话,可以作为辅助的论据,但不宜单独作为论据,就在于它虽然通常是可靠的(这里是指真实),但不能作为“充分”的论据。

4,论证逻辑的严密性和完备性。这里实际上涉及两个标准,一是具体论证中要做到滴水不漏;一是论证的整体充分,没有空缺。

5,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这里的两个标准,前者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是科学的。例如考证某一事物为历史上的第一,方法上就要保证是对全部资料进行了检索和分析,而不是只依据部分资料得出这样的结论;实证调查的推论,则不能超越原抽样的总体范围,否则便不可信。所谓“有效”,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正好能够说明作者要证明的论点。显然,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不在于它是否复杂和新鲜,而在于能否有效地说明论点。

当然,并非每种研究成果都适用于这五项,前四项一般适用于理论型论文;实证型论文需要重点考察第五项,而前几项可能不全适用于对它的评估。

第五,对论文的价值进行评估。这里也包括五项标准。这是对该论文满足主体需要程度的判断,包括论文对学术发展的贡献程度----学术价值、论文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程度----社会价值。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同行专家组可以对论文的学术价值提出若干评估的衡量标准,但是社会价值是难以具体分解的,因为人文-社会科学论文不是“社会价值”需要的“主体”。因此,这里涉及学术价值的前四项较为具体,关于社会价值的后一项相对抽象。

1,问题提出或选题对学科发展的贡献。某个学科的学术发展,提出问题本身如果带有启示作用,常常有力地推动学科整体的发展。为什么说论文的选题很重要,原因也于此。

2,所提供的新事实、新知识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某一类人文-社会科学的论文的,它们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新事实或提供新知识,例如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学的论文中,有一部分也需要用这个标准衡量。

3,所获得的新认识新结论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另一类论文的,它们主要在观念领域有所创新,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对世人和学科有启迪作用,例如哲学、文论、政治学、法学、方法论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的论文中,有一部分需要使用这个标准。

4,所提供的分析角度或研究方法对学科建设的贡献。这是针对所有论文的。我们很难要求每篇论文都能提出新观点、新事实、新知识。但不少论文的研究视角较为新颖,或者研究方法与众不同,给人以启示,那么这类论文也应该肯定它对学术发展的贡献。

5,论文的社会价值。社会价值在这里的含义是:对论文所取得的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或作用的可能性作出综合判断。这只适用于纯应用性的论文。

一篇学术论文,如果在以上五项中有一项能够作出一些贡献,应该是很成功的了。因此,在衡量自己成果的价值时,要有自知之明,感觉在某一项可能作出些贡献,就努力在这方面下功夫,争取有所收获。全面追求“贡献”或追求很大的“贡献”,很可能结果是完全没有“贡献”。特别在自我感觉非常好时,更需要正视这五项衡量的标准。

第六,关于论文中普及性成份和资料类成份的评估条件。普及性知识和资料类成份,并非没有价值,但不应在学术论文中占主导,不然,就很难说是论文了。如果自己的论文中有普及性和资料类内容,也要尽可能使之可靠和严谨。下面是关于这两方面的评估标准: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对原成果概括和转述的准确性。2,介绍阐释的清晰性。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的价值评估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解决某一具体学术问题的贡献。3,论文普及性成份的社会价值。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所提供资料的可靠性。2,资料选取的必要性和充分性。3,资料处理的科学性。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价值评估的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满足学术研究需要的贡献。3,论文资料类成份的社会价值。

“核心期刊”发表、评奖、课题来源能否作为论文的衡量标准

现在中国大陆有新闻传播院系的大学,对教师的论文和硕士、博士论文的衡量标准中,发表在所谓“核心期刊”上,或者评委成员大多认为达到在这些期刊发表的水平,或者发表的东西获得了什么级别的奖,或者研究本身是某一级别的课题的一部分,会在论文的评价上给予特别看待。有的学校硬性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才能够作为毕业、晋升的条件。新闻媒体给予了报道,往往也会加重对论文评价。这些衡量标准,在现在中国的国情下,是不科学的,也没有国家法律法规的依据。

由于现有的国情,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新闻报道或评价,以及课题来源等不一定来自科学共同体(指本学科最具权威的专家组)的判断和决定;目前中国大陆的学术刊物是否“核心期刊”,并不是科学共同体公认的,它们的认定受到较多的非学术因素的制约;学术评奖中或多或少地存在非学术因素,某些有价值的论文,恰恰可能存在争议,而评奖通常给予了争议较小的;课题来源和级别只反映政府管理机构对社会科学的需求和导向,难以证明论文的学术价值;媒介的报道或评价不能反映论文的价值,因为记者的评价是非专业的。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这一评估体系,暂时不采用这些间接指标。

学术同行引用频率本应当成为评价论文的重要标准,但鉴于目前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界尚无社会科学引证系统(例如美国有《社会科学引证索引》),并且研究者尚未普遍遵循研究规范,现在暂时也没有将同行引证作为评估标准。

既然现在不少大学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要求获奖、要求较高的课题级别和媒介报道等等评价要素,论文的作者很难不去追求。但在舆论上,我们需要做一些工作,至少在认识上要清楚,这些标准是存在缺陷的,不能全面证明论文的价值。

回过头来再看这一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估体系,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现有的评估指标体系可以解决一般情况下对论文的评估,效果是令人满意的。但这要以社会环境整体宽松、人们的心态较为正常为前提。如果只允许一种意见存在并且人们都一致赞同这样的做法,或者人们普遍地处于某种激昂和偏执的状态,再完美的评估方案也会评出十分荒谬的结果,因为可能会出现密尔(J.S.Mill)所说的“多数的暴虐”现象[3]。另外,为了保证这一评估体系的公正,需要评委的数量相对多些。如果委员人员太少,每个评委的权重就会过大,自然影响评估的公正性。

[1]参见丁学东《文献计量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参见卜卫、周海宏、刘晓红《社会科学成果价值评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3]参见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其他参考书目:

(1)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林学谛著《环境、交往与思维》,福建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3)金观涛、华国凡《控制论和科学方法论》,科学普及出版社1983年版。

(4)M.尼尔.布朗《走出思维的误区》,张晓辉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

(5)金观涛、刘青峰《论历史研究中的整体方法/发展的哲学》,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

(6)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李银河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7)柯惠新等《调查研究中的统计分析法》,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传播学硕士论文范文篇9

二,将论文写成了工作经验总结或理论宣传文章。可能有的作者在读研前是做宣传工作的,或者担任领导干部的文字秘书,这种工作经历使得作者写的论文,文字流畅,话语是成套路的,诸如:在……形势下,在……领导下,为了……,以……为基础,以……为指针,做到打实几个重点……、突出几个……、落实几个……等等。读了文章,好象在喝白开水,除了有些词句漂亮外,实际上并没有提出新观点、新发现、新视角。例如有一篇关于舆论监督的论文,作者为了在第一章显示论证的理论性,三个小标题分别是:舆论监督是……生命、舆论监督是……旗帜、舆论监督是……保证。但是舆论监督本身到底是什么,反而没有说出来。因为作者真心诚意地以为,这就是“理论”论证,报纸上理论版确实尽是这类“理论文章”,有些还是级别较高的党政领导人的文章。有一篇论述某报纸论文,本来是可以写成学术论文的,但是作者陷到这个媒体里太深,进去出不来了,没有站在客观的立场用学术眼光来观察问题,当谈到这家媒体存在的意义时,小标题是“……的理论意义”,内容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分别为该单位的题词。作者误以为,高级领导人题词,就是“理论”。

这种情况与中国大陆的新闻工作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宣传、商业公关与新闻报道混同有关,每年在论文中这种类型的所占比例也较大。除了学生的问题外,这与部分导师本身就在具体的新闻工作领导岗位,对于学术研究不够熟悉也有关。因此,需要强调区分学术研究论文与政治宣传、企业公关文章,有时它们都叫“理论”,但所指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三,论文中缺乏基本的学科基础理论知识。一些论文,分析太缺乏本学科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仍然在使用诸如“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中学时代学的大众哲学常识,来“分析”问题。不能说他们说的不对,但是实在没一点学术研究的味道。这种情况到了写论文的时候再纠正,已经晚了。这反映出研究生的学科基础理论教育较为薄弱。从入学就应加强学术理论思维的训练,将文科的基础知识打牢,真正懂得什么叫“研究”。

四,论文的理论前提不可靠或是错误的。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即使行文、具体论证和结构不错,由于论文的立论不成立,全盘皆败。例如一篇论述古代文论对现作启示的论文,将韩非谈到“文章”如何的一段文字作为“纲”,展开来写。显然,作者误将引文中的“文章”的概念理解为现在的“文章”(先秦文献中的“文章”是“文采”之意)了。这个理论前提一错,后面再怎样写都没什么意义了。另一篇论文,阐述舆论学的发展历史,谈到18世纪西方第一部使用现代“舆论”概念的著作,根据别人的介绍,将作者对舆论的划分(“公意”与“众意”),抄写中误为“众意”与“民意”,没有再看原著,就论证起这两个抄错的概念含义如何不同。一开头就出现这种理解错误,后面的论述自然跟着错。

这与学术研究存在不同意见是两回事。不同学术争论是正常的,但是基本的事实,包括事实本身和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公认的原因,总要正确。理论前提起码能够自圆其说,也就是能够“成立”,不然就没有共同的讨论基础了。

五,把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作为理论依据。不少作者在讨论论文的基本概念时,并没有理论根据,常把字典、词典作为论据,试图证明什么。我们写的是学术论文,不是小学生学习一个字词时查字词典那种情形。为了理解一个概念,论述中可以涉及这个词汇的语法构成和意义解释,但这只是这个基本学术概念的技术性解释,读者将等待着关于这个概念的真正学术性阐述。然而,常常查了字词典后,关于基本概念的解释就算完成了。现在新闻传播学文章中常出现“××性”的概念,创造和使用很随意,缺少科学内涵,这是造成论文学术价值评价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不会写绪章。任何文章总要有一个开头,学位论文的开头通常要求有一篇绪章(叫序、序言、前言、绪论、绪章等等均可),这篇绪章的任务是交代自己的选题、论文的主攻方向、文献检索过程和情况(即前人这方面已经做了些什么)、自己的论文在哪些方面有所创新(或所有整理)、使用的研究方法、论文大致的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关于论文的问题。但是现在不少论文的绪章,写什么的都有,或是感谢之类,或者是发表感想,像散文而不是论文。对绪章提出一定的规范要求,就是逼着作者必须考虑自己是否做了文献检索,论文是否提出了新观点。

七,忽视论文最后的“参考文献”。往往有这种情况:论文的“参考文献”没几篇,但是文章却提出了大胆的假设,说得头头是道。这是由于知道得太少,胆子越大的缘故。这样的论文中通常矛盾很多、别人(但是作者不知道)已经论述过的东西较多(但是往往有明显漏洞),可是作者自己感觉良好。

“参考文献”不是论文的形式主义的部分,而是论文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可以考察作者在写作这篇文章时看了哪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否本学科的代表作,也可以从侧面考察学生的治学态度是否严谨。如果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没有开列出几篇东西,已开列的也不是代表作,而且编排没有规范,那么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断,这篇论文的水平高不了。

八,非必需地引证和论述自己导师和可能评议论文的老师的论著。如果恰好论文涉及导师的研究领域,而且导师确实在这方面有独

到的观点,学生引证是正常的。但是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即不少论文的选题与导师或其他相关老师的研究没有直接联系,或者他们的论著并不是学界的代表作,学生却千方百计要引上几段,有些引证的内容就是大白话,谁都会说,甚至连导师论著中的“俗话说……”都引上了。

关于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是复杂的,F.索恩(Thorne)曾归纳了六种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情况如下:为阿谀某人引用;以自诩为目的引用;为相互吹捧而带有偏见的引用;为支持某一观点牵强的引用;为维护某一学术研究派别利益的不正常引用;因迫于某种压力的引用。[1]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类非正常引用不可能反映与研究对象的真实联系,最终影响论文分析结果的客观性,玷污学术研究

九,写作中缺少“假设论敌”的意识。于是,写作时只考虑有利于自己观点的一面,有意无意地回避不利于自己观点的材料。这很容易被别人抓住作者论证中的缺口。如果每论述一个问题,自己多想想,别人会就这个问题给我挑什么毛病,如果每一个问题在写作时都这样自我提问,文章就会论证得较“圆”,逼着自己治学严谨些。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

鉴于以上存在的问题,我建议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采用“社会科学成果评估指标体系”[2],对学术论文进行较为科学的评估。若了解了其结构要素,我们在写作论文时就会有一种学术标准进行自我衡量,以保证论文至少像个论文,多少有些创造性。

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是由一系列指标构成的。首先考察论文的规范性。这里的规范性,不仅指引证的规范,而是指研究者对研究资料的占有、分析深度、遵循学术引证规则这三方面的情况如何。是否充分占有资料,这本身就是论文的最大规范问题。不充分占有资料,特别是不占有最新的资料,无法保证观点的创造性,有些结论可能是许多年前就已经有的了;或者造成论文低水平的重复。这种情况下当然仍旧可以写上许多话,但这无论如何算不上有水平的论文。

这三方面的论文“规范”,从一开始就将那些不占有研究资料而拍拍脑子随意想出若干“××性”,或随意地从个别事例推出整体的文章,从学术论文中予以排除。资料的占有和分析,实质上是要求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所了解,或对现实有所了解,防止研究者因某些局限而忽略必要的事实,疏漏某些可能的逻辑关系。当然,这些关于论文的规范性考察,并不等于论文就具有科学性了,但是它会影响到论文结论的科学性;而且,规范的论文也能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较为清晰的学术发展脉路。

第二,对论文的难度作出评估。假如第一关过了,可以认定算是学术论文了,那么马上就面临第二个问题,即这篇论文实际付出的精力有多大?一般地说,付出精力大的研究,其成果的质量也较高。这里的指标有两项,一是论文的规模,一是论文的复杂程度。

这里的“规模”,不是指参与人数的多少,而是指研究本身所要操作的概念、事实要素或实证研究中的变量等的多少。需要处理的因素越多,规模越大;反之越小。这是考察作者研究能力的一种指标,并非文章越长规模越大。有时一篇论文并不长,但是需要很多论据,必须论证得当,它的规模就属于较大一类。例如关于北京“新疆村”的研究论文,涉及人口、经营规模、材料来源、语言和文化生活、社会管理系统、雇佣关系、同胞关系、家庭、生育、宗教、民族政策、法治、饮食等等,必须处理这样多的因素。因此,可以认定该项研究的规模较大。

这里的“复杂程度”,不是指涉及面大(有些选题涉及面较宽,但是逻辑关系简单,分析起来并不困难),而是指需要处理的因素之间逻辑关系复杂。有些看起来不大的选题,如果其中要说明的各种关系较难把握,那么应当说其复杂程度较高。例如“我国的地下色情产业”这个社会学选题,它似乎算不上重大选题,但是真正研究起来,要处理的各种因素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关系越复杂,需要运用的知识量、知识深度、研究能力等的要求就越高。

第三,对论文的研究成份进行评估。一篇论文,不一定完全是研究性的,有些成份属于是在普及某些知识,或者仅仅提供了一些资料。根据智力对材料加工程度的差异,研究性质成份是指论文中提供了新的认识的那部分。

因此,需要先对论文的研究成份的多少下一个判定,这里提供了四种选择:25%、50%、75%、100%。看来还是简单了些,但重要的不是划分研究成份占多少的讨论,而是要在观念上学会区分研究、普及、资料这三种不同的成份,努力使自己的论文增大研究成份。一般地说,硕士论文如果有50%属于研究成份,可算是相当不错的了。这里需要说明:并非只要属于研究成份就好,同样属于研究成份的部分,水平高低差异很大,这里还要有其他的衡量标准。

第四,考察论文的科学性,即可靠性。这需要根据对论文研究性、普及性和资料性成份所作的划分,分别评估。如果确定成果全部或部分属于研究类,就要首先对成果研究部分的科学性进行评估。这里有五项标准。

1,基本理论依据或前提的可靠性。提出这一对论文的基本要求,在于经常存在这样的情况:论文中具体概念没有发现不成立,论据也颇有力,论证不能说不严密,方法也有效,但是由于理论前提不可靠,实际上一切皆不能成立。例如若有人提出“太阳黑子活动决定经济发展”的假设,这完全可以通过计量经济分析证明该假设成立,而且在统计学上确有明显性。但是这在经济学方法论上是完全错误的,错就错在没有可靠的理论前提。

2,概念使用的科学性(明确、严谨、有效)。概念是任何论文的基本单元,将概念的“明确、严谨、有效”要求联系在一起,是针对这样的情况:概念需要很好地反映特定事物的范围或本质,仅仅做到“明确”是不够的。有的很明确的概念,不具备处理、解释其定义范围内事实的能力,不能有效地说明结论。一些文章中常见的脱口而出的一连串“××性”,就属于这种情况。

3,论据(理论或事实)的可靠性和充分性。这里的“可靠、充分”是对论据说服力的衡量标准。“权威人士”的话,可以作为辅助的论据,但不宜单独作为论据,就在于它虽然通常是可靠的(这里是指真实),但不能作为“充分”的论据。

4,论证逻辑的严密性和完备性。这里实际上涉及两个标准,一是具体论证中要做到滴水不漏;一是论证的整体充分,没有空缺。

5,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这里的两个标准,前者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是科学的。例如考证某一事物为历史上的第一,方法上就要保证是对全部资料进行了检索和分析,而不是只依据部分资料得出这样的结论;实证调查的推论,则不能超越原抽样的总体范围,否则便不可信。所谓“有效”,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正好能够说明作者要证明的论点。显然,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不在于它是否复杂和新鲜,而在于能否有效地说明论点。

当然,并非每种研究成果都适用于这五项,前四项一般适用于理论型论文;实证型论文需要重点考察第五项,而前几项可能不全适用于对它的评估。

第五,对论文的价值进行评估。这里也包括五项标准。这是对该论文满足主体需要程度的判断,包括论文对学术发展的贡献程度----学术价值、论文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程度----社会价值。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同行专家组可以对论文的学术价值提出若干评估的衡量标准,

但是社会价值是难以具体分解的,因为人文-社会科学论文不是“社会价值”需要的“主体”。因此,这里涉及学术价值的前四项较为具体,关于社会价值的后一项相对抽象。

1,问题提出或选题对学科发展的贡献。某个学科的学术发展,提出问题本身如果带有启示作用,常常有力地推动学科整体的发展。为什么说论文的选题很重要,原因也于此。

2,所提供的新事实、新知识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某一类人文-社会科学的论文的,它们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新事实或提供新知识,例如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学的论文中,有一部分也需要用这个标准衡量。

3,所获得的新认识新结论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另一类论文的,它们主要在观念领域有所创新,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对世人和学科有启迪作用,例如哲学、文论、政治学、法学、方法论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的论文中,有一部分需要使用这个标准。

4,所提供的分析角度或研究方法对学科建设的贡献。这是针对所有论文的。我们很难要求每篇论文都能提出新观点、新事实、新知识。但不少论文的研究视角较为新颖,或者研究方法与众不同,给人以启示,那么这类论文也应该肯定它对学术发展的贡献。

5,论文的社会价值。社会价值在这里的含义是:对论文所取得的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或作用的可能性作出综合判断。这只适用于纯应用性的论文。

一篇学术论文,如果在以上五项中有一项能够作出一些贡献,应该是很成功的了。因此,在衡量自己成果的价值时,要有自知之明,感觉在某一项可能作出些贡献,就努力在这方面下功夫,争取有所收获。全面追求“贡献”或追求很大的“贡献”,很可能结果是完全没有“贡献”。特别在自我感觉非常好时,更需要正视这五项衡量的标准。

第六,关于论文中普及性成份和资料类成份的评估条件。普及性知识和资料类成份,并非没有价值,但不应在学术论文中占主导,不然,就很难说是论文了。如果自己的论文中有普及性和资料类内容,也要尽可能使之可靠和严谨。下面是关于这两方面的评估标准: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对原成果概括和转述的准确性。2,介绍阐释的清晰性。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的价值评估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解决某一具体学术问题的贡献。3,论文普及性成份的社会价值。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所提供资料的可靠性。2,资料选取的必要性和充分性。3,资料处理的科学性。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价值评估的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满足学术研究需要的贡献。3,论文资料类成份的社会价值。

“核心期刊”发表、评奖、课题来源能否作为论文的衡量标准

现在中国大陆有新闻传播院系的大学,对教师的论文和硕士、博士论文的衡量标准中,发表在所谓“核心期刊”上,或者评委成员大多认为达到在这些期刊发表的水平,或者发表的东西获得了什么级别的奖,或者研究本身是某一级别的课题的一部分,会在论文的评价上给予特别看待。有的学校硬性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才能够作为毕业、晋升的条件。新闻媒体给予了报道,往往也会加重对论文评价。这些衡量标准,在现在中国的国情下,是不科学的,也没有国家法律法规的依据。

由于现有的国情,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新闻报道或评价,以及课题来源等不一定来自科学共同体(指本学科最具权威的专家组)的判断和决定;目前中国大陆的学术刊物是否“核心期刊”,并不是科学共同体公认的,它们的认定受到较多的非学术因素的制约;学术评奖中或多或少地存在非学术因素,某些有价值的论文,恰恰可能存在争议,而评奖通常给予了争议较小的;课题来源和级别只反映政府管理机构对社会科学的需求和导向,难以证明论文的学术价值;媒介的报道或评价不能反映论文的价值,因为记者的评价是非专业的。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这一评估体系,暂时不采用这些间接指标。

学术同行引用频率本应当成为评价论文的重要标准,但鉴于目前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界尚无社会科学引证系统(例如美国有《社会科学引证索引》),并且研究者尚未普遍遵循研究规范,现在暂时也没有将同行引证作为评估标准。

既然现在不少大学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要求获奖、要求较高的课题级别和媒介报道等等评价要素,论文的作者很难不去追求。但在舆论上,我们需要做一些工作,至少在认识上要清楚,这些标准是存在缺陷的,不能全面证明论文的价值。

回过头来再看这一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估体系,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现有的评估指标体系可以解决一般情况下对论文的评估,效果是令人满意的。但这要以社会环境整体宽松、人们的心态较为正常为前提。如果只允许一种意见存在并且人们都一致赞同这样的做法,或者人们普遍地处于某种激昂和偏执的状态,再完美的评估方案也会评出十分荒谬的结果,因为可能会出现密尔(J.S.Mill)所说的“多数的暴虐”现象[3]。另外,为了保证这一评估体系的公正,需要评委的数量相对多些。如果委员人员太少,每个评委的权重就会过大,自然影响评估的公正性。

[1]参见丁学东《文献计量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参见卜卫、周海宏、刘晓红《社会科学成果价值评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3]参见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其他参考书目:

(1)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林学谛著《环境、交往与思维》,福建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3)金观涛、华国凡《控制论和科学方法论》,科学普及出版社1983年版。

(4)M.尼尔.布朗《走出思维的误区》,张晓辉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

(5)金观涛、刘青峰《论历史研究中的整体方法/发展的哲学》,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

(6)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李银河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7)柯惠新等《调查研究中的统计分析法》,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8)李茂政《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方法论的相容性及内在联系性》,《第二届两岸传播媒体迈向二十一世纪学术研讨会论文集》P169-180,南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1999年编印。

(9)陈力丹《硕士论文写作》,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

传播学硕士论文范文篇10

[关键词]研究课题研究特点核心学术期刊合作研究

自1982年11月全国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提出“系统了解,认真研究,批评吸收,自主创造”的指导方针后,传播学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传播学已不再被认为是“伪科学”或“资产阶级的东西”。它已正式被国家教育委员会确认为一级学科。同时,大量有关传播学的译著、编著、专著和论文相继出版。

国外对中国传播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他们研究的情况,至今在国内尚未有过描述和分析。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本研究描述和分析了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的研究,希望能为今后中外有关中国传播的对比研究提供参考。

一、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献书目分析方法,对收录在1998年出版的《亚洲传播手册》中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论文和专著的书目进行描述和分析(不包括香港和台湾)。

《亚洲传播手册》是总部设在新加坡的亚洲媒介信息与传播中心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学院联手编辑出版的介绍亚洲各国传播发展的权威参考书。《亚洲传播手册》中的参考书目部分收录了1987年—1997年间有关亚洲传播总体研究和有关13个亚洲国家的传播研究的书目(香港单独排列,还没有列入中国部分)。

《亚洲传播手册》中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参考书目也收录了1987年以前的书目,总数达485条。由于1987年以前的书目的收录主要是填补1993年出版的《亚洲传播手册》中的遗漏,因此这些补漏的书目不列入本研究的分析范围。剔除这些补漏的书目后,本研究分析范围定为1987年—1997年间的384条书目,其中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的论文书目有337条,专著、博士和硕士论文书目有47条。

本研究分析单位分别为作者、题目和期刊。作者分析按华人学者、非华人学者、混合及匿名等4项进行分类。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的分类标准是作者的姓名拼写。不论是大陆的汉语拼音拼写方法,还是台湾、香港、新加坡以及其他国家的华人学者姓名拼写方法,一律归类到华人学者类。非华人学者姓名拼写则归类到非华人学者类。混合是指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的合作作者。题目则按以下17类进行归类:新闻、广播电视、电讯、广告、电影、媒体、信息、审查、新技术与媒体、新闻与传播教育、政治传播、媒体与青年、公关、传播理论、传播历史、媒体道德与法律、媒体政策和其他。这些分类主要是参考一些核心学术刊物的栏目而制定的。期刊分析的范围划定在以下几种核心期刊:《报刊学报》、《亚洲广告与营销》、《亚洲传播学报》、《电讯政策》、《亚洲媒介》、《传播学报》和《新闻季刊》。

通过分析作者、题目和期刊,本研究要回答以下3个问题:

1.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在研究课题上有何区别?

2.1987年—1997年期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有什么特点?

3.研究成果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情况如何?

二、结果

1.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在研究课题上的区别

在分析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在研究课题上的区别之前,本研究先对作者进行分类。分类的结果是,华人学者有180人,占总数的46.9%;非华人学者有136人,占总数的35.4%;混合有35人,占总数的9.1%;匿名有33人,占总数的8.6%。其中华人学者按大陆和非大陆进行再次分类。大陆类是指从中国大陆出去在国外留学或工作的华人学者。非大陆类是指其他各类华人学者。结果是,有大陆背景的华人学者有98人,占总数的25.5%;没有大陆背景的华人学者有82人,占总数的21.4%。见图一,作者分类。

图一作者分类

华人学者18046.9%

大陆9825.5%

非大陆8221.4%

非华人学者13635.4%

混合359.1%

匿名338.6%

总计384100%

书目中华人学者和非华人学者的论文题目或专著题目,按前述新闻等17类进行分类,其结果由图二所示。

图二华人学者、非华人学者和混合的研究课题研究课题华人学者非华人学者混合总计

新闻41(58%)24(34%)6(8%)71

广播电视24(49%)23(47%)2(4%)49

电影16(39%)22(54%)3(7%)41

广告15(37.5%)15(37.5%)10(25%)40

电讯22(63%)(28.5%)3(8.5%)35

媒体14(56%)8(32%)3(12%)25

新技术与媒体8(61.5%)4(30,8%)1(7.7%)13

信息审查2(16.7%)10(83.3%)012

新闻与传播教育9(75%)2(16.7%)1(8.3)12

政治传播4105

媒体与青年2035

公关2111

媒体道德与法律0112

传播历史1001

媒体政策0101

传播理论1001

其他1914134

总计18013635351

图二显示了华人学者和非华人学者研究课题的区别。华人学者的研究课题重点在于新闻、电讯、媒体研究、新技术、新闻与传播教育。具体地说,在71个有关新闻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41个,占总数的58%;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24个,占总数的34%。在35个有关电讯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22个,占总数的63%;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10个,占总数的28.5%。在25个有关媒体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14个,占总数的56%;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8个,占总数的32%。在13个有关新技术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8个,占总数的61.5%;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4个,占总数的30.8%。在12个有关新闻与传播教育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9个,占总数的75%;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2个,占总数的16.7%。

非华人学者的研究课题,其重点则在于电影研究和信息审查。具体地说,在41个有关电影的研究课题中,非华人学者的研究课题有22个,占总数的54%;而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16个,占总数的39%。在12个有关信息审查研究课题中,非华人学者的研究课题有10个,占总数的83.3%;而华人学者的课题只有2个,占总数的16.7%。

如图二所示,华人学者和非华人学者的共同研究重点在于广播电视研究和广告研究。在49个有关广播电视的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的课题有24个,占总数49%;而非华人学者的课题有23个,占总数47%。在40个有关广告的研究课题中,华人学者和非华人学者分别有15个,各占总数的37.5%。

2.1987年—1997年期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特点

1987年至1997年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的研究按年份逐年分类,其结果由图三所示。

图三1987年至1997年间研究课题逐年分布情况研究课题8788899091929394959697Total%

新闻2581112310125617519.5

广播电视3442646871205614.5

电讯2112315203724712.2

广告0311432891034411.4

电影151196565404311.1

媒体01304276530318.1

信息审查00201411222153.9

新技术与媒体00000213431143.6

新闻与传播教育111021020109

政治传播001111110107

媒体与青年000022000107

公关001001000103

传播理论000001000001

传播历史001000000001

媒体道德与法律000000000101

媒体政策000001000001

其他01136161004031

总计92125215032447740569384

图三显示了1987年至1997年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特点。主要特点是,国外研究重点在于一些传统领域,如新闻、广播电视、电讯、电影、广告和媒体。这些领域的研究具有较强的连续性,几乎每年都有论文或专著出版。而有关新技术与媒体和信息审查的研究则起步晚、进展慢,数量也不多。几乎被冷落的领域有传播理论、传播历史、媒体道德与法律、媒体政策和公关。在整个研究时段里,有关公关的书目有3条,而传播理论、传播历史、媒体道德与法律和媒体政策分别只有1条。

[page_break]3.研究成果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情况

核心学术刊物在本研究中指出的是《新闻季刊》、《传播学报》、《亚洲媒介》、《报刊学报》、《亚洲传播学报》、《电讯政策》和《亚洲广告与营销》。按发表数量来看,《报刊学报》名列前茅,其次是《亚洲广告与营销》。发表在这些核心刊物上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论文只有92篇,占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的论文总数(337)的27%。其中有关新闻和广告研究的论文最多,分别是25篇和27篇,见图四。

图四研究论文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情况研究课题报刊学报亚洲广告与营销亚洲传播电讯政策亚洲媒介传播新闻季刊

新闻15040123

广播电视3020310

广告32120100

电影0000100

电讯0004000

媒体研究2001020

新技术与媒体0002000

信息审查0000000

新闻与传播教育1000000

政治传播3000000

媒体与青年0020000

公关0200000

媒体道德与法律0000000

传播历史0000000

媒体政策1000000

传播理论0000000

其他3322010

总计3026129663

三、讨论

以上结果表明,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的研究近半数是由华人学者所做(46.9%),见图一。其中有大陆背景的华人略多于没有大陆背景的华人(98对82)。而非华人学者也不少(136),占总数的35.4%。从参考书目中的作者分析来看,海外华人学者与大陆学者合作研究并或合作出版专著的寥寥无几。图一也显示,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合作研究并或出版专著在数量上很少,只有35条书目,占总数的9.1%。这说明了一个缺少合作的问题。国外华人学者或非华人学者独立研究固然可以提供不同的观点和见解,但是缺少合作研究不论是缺少国外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之间的合作还是缺少他们与我们国内学者之间的合作,都会出现偏见而不能准确地反映中国传播的现实。

本研究的作者分析发现,我们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很少在海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论文写作尚未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具体表现在写作格式和语言上。同时,我们不够重视述评文献并在其基础上引出研究问题。就写作格式而言,相当一些论文与国际学术刊物的写作要求不接轨。这里不仅是语言问题。国内有些论文分析过于宏观,表述过于笼统,文章结构不符合学术论文规范,没有文献述评,没有交代研究方法,没有注明出处,或没有参考书目。目前,国内已有一些年青学者的外语水平相当不错,完全可以用外语或与国外学者合作。大学和研究机构理应鼓励他们多在国外学术刊物上,介绍中国传播学研究成果。

基于目前我们缺乏科研经费和研究水平尚待提高的情况,我们国内学者应加强与国外学者合作,共同研究中国传播,把中国传播介绍到国外,让国外更准确和更完整地了解中国传播。目前,中国大陆有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是他们的成果很少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导致了国外学者对中国传播学研究的一种偏见,认为研究太少或科研水平太低。

1987年至1997年间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特点显示,国外研究侧重新闻、广播电视、电讯、电影、广告和媒体等领域的研究,而忽略了其他传播领域的研究,如传播理论、传播历史、媒体道德与法律、媒体政策和公关。这些被忽略的研究领域也是导致国外学者对中国传播研究片面了解的因素之一。这些领域在国内已有一些研究,但是其研究成果尚未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我们应将这些研究成果通过国外学术刊物介绍给国外学者,使得中国传播研究在国外有较全面的介绍。

就研究课题而言,文献中尚未发现有关中外学者对相同课题进行比较研究。比如有关报纸新闻报道的比较研究、电视节目效果研究、广告效果研究等等。可以对比的内容有: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研究结果等等。通过比较国内学者对中国传播的研究和国外学者对中国传播的研究,中外学者可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论文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外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水平。中国传播研究起步很晚,还有许多方面或领域值得研究或许多研究结果值得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让更多的学者、决策者以及其他有关人员或部门全面了解中国传播状说。同时,中国在国际上日益上升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兴趣都要求有更多的有关中国传播研究的论文在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在核心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可以代表一个国家研究人员的学术水平。因此,国内学者要努力争取在核心刊物上多。

四、结论

国外华人学者之间,国外华人学者与非华人学者之间,尤其是国内学者与国外学者之间,应加强合作研究。独立研究固然必要,但是难免会有偏见或片面。而全面和准确地研究或了解中国传播,则需要中外学者之间的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和竭诚合作。全面的文献书目介绍及其可得性是一种互通有无的途径。通过文献书目的介绍,中外学者在选题时对中国传播研究的现状会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要与国外学者合作,我们国内学者要尽快在研究方法和运作方面与国际接轨。同时,我们要力争把我们的研究成果通过国际核心学术刊物介绍到国外,让国外更全面更准确地了解中国传播及其研究。

注释:

AnuraGoonasekera&DuncanHoladay(Eds.)(1998).AsianCommunicationHandbook.Singapore:AsianMedia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CentreandSchoolofCommunicationStudies,NanyangTechnologicalUniversity.

SimranKaur,“BibiographicSeries.”InAnuraGoonasekera&DuncanHoladay(Eds.).(1998).AsianCommunicationHandbook.Singapore:AsianMedia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CenterandSchoolofCommunicationStudies,NanyangTechnologicalUniversity.

参考的核心刊物为:

《传播学报》(JournalofCommunication)

《亚洲传播学报》(AsianJournalofCommunication)

《新闻季刊》(JournalismQuarterly)

《亚洲媒介》(MediaAsia)

《报刊学者》(Gazet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