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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传播学建构与整合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就进行改革开放,由此揭开了一个中华民族复兴的新纪元。至21世纪初期的十年,中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成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展速度最快的经济体。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时日也将日趋迫近。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的综合国力也跃居世界前列。与此相应,中国的国家战略也逐渐由区域向全球拓展。近年来,中国领导人提出并倡导“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新的全球发展新范畴,引领了世界格局的历史走向。上述情势和战略,不仅是一种政治、经济和外交战略,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和文明发展战略,是一种国家传播战略。因此,从传播学等综合学科角度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加以剖析、概括与凝练,使之上升到理论层面,十分必要而迫切。为此,我们提出“国家传播学”这一范畴,对此进行阐释、综括,力图建立一种“中国话语”“中国叙事”,或者说“中国道路”的理论阐释范式,使新的中国文化和华夏文明具备一定的话语呈现形态。

一、国家传播: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

传播学一直是一个亟待建构或重构的知识体系。作为舶来范畴,“传播学”的界定、阐释始终都是进行时,其具有区别性特征的知识范畴、学科体系和学科边界很难摸得清,说得透。这造成的不仅是理论研究困惑,也是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困扰。一方面,各种名号的新闻传播学院系遍地开花;但是,另一方面,碎片化的现象拼凑,与对政策合理性的任意阐释,堆积成凌乱的范畴或体系。这反映了“传播学”作为一门学问或者说知识体系区别性特征之乏陈无奈。传媒变革的迫切性,与理论延展的迟缓性,构成了知识创新的困顿,也预示了传播学可拓展的无限可能性。从学术角度看,传播学尚未形成固定的具有区别性特征的知识体系和范畴系统,无法与其他既有的学科彻底区分开来。比如,语言学研究语言及其运用的现象和规律,包括语言的结构体系、语言能力、语言的谱系、语言的产生和演化、语言运用等等。语言学拥有一套相对完整的范畴和知识体系,其研究对象、方法和理论等与文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具有本质性的区别,很难与其他学科混淆。但是,传播学不同,作为后起的学科,它所关涉的研究对象,特别是人类信息传播现象,在诸多学科中都已有所研究,比如修辞学、语用学、语言学、文学等等。传播学所使用的基本是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其他学科借鉴了许多范畴,其研究对象也与诸多学科存在交叉。但是,这并非意味着传播学的学术价值模糊,而是说传播学的范畴体系和知识体系正在建构中,需要不断完善。因此,传播学也是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是学科范畴和知识体系延伸最快的学科之一。随着人类传播技术的不断更新,新的传播现象和传播方式层出不穷,因此,传播学除了基本理论体系不断更新外,也不断涌现出许多新兴交叉领域。国家传播学就是其中之一。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国力迅速增强,社会民主不断进步,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中国的国家发展模式逐渐由粗放式的劳动力密集型经济,转向技术经济、资本经济和虚拟经济,转向绿色环保经济;逐渐由商品输出、劳动力输出,发展到资本输出、技术输出,以及国家文化、国家价值乃至国家道路输出,由建构国家话语体系,转向引领全球话语体系。国家目标逐渐由单纯的经济发展,转向文化振兴和文明复兴。为此,国家传播越来越重要,越来越重视国家价值、国家文化的建构和国际传播、全球传播,重视国民形象、政府形象和国家形象的建构、维护和完善。因此说,从中国发展和中国道路内外拓展角度看,国家传播学的建立已经具备了深厚的实践基础。人类传播的形态丰富多彩,可从不同视角加以透视和区分,我们曾经从主体类型、感官类型、方式类型、领域类型、范围类型、文化类型、功能类型、符号类型、编码类型、媒介类型、媒体类型、时空类型等角度,把人类传播划分为12类。①[1]其中,人们往往从主体角度,把传播区分为个体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除此之外,还可以把传播的主体拓展开来。比如威尔伯•施拉姆就把城市、学校等划入媒介和传播范畴。[2]如此,城市和学校就分别被当作一种传播领域、传播机构和传播主体。研究国家传播,实际上就是把“国家”当作一种传播领域、传播主体。所谓国家传播,就是以国家为最高传播主体,以国家信息为传播内涵,以国家治理、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为任务的传播行为和传播现象。国家传播的目的是全方位的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国家传播是治国理政的重要途径,是国家制度、国家意志、国家价值、国家文化和国家文明建构与传播的重要手段。[3]国家传播,是国家作为传播主体的话语呈现,是一个国家道路的全球化叙事。国家传播有许多类型,比如从传播媒介属性看,“国家传播包括实体传播和符号传播两种。国家实体传播是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实力的具体展示。国家符号传播是通过符号、媒体等建构成媒介文本而进行的国家传播形式。”[3]从传播主体看,有国家元首传播、国家政府传播、国家执政党传播、国民传播、国家媒体传播等等。从领域看,有国家政治传播、国家新闻传播、国家文化传播、国家外交传播、国家经济传播、国家军事传播等等。从传播对象看,有国内传播、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从媒体看,有国家网络传播、国家电讯传播、国家广播电视传播以及铁路、贸易、科技等其他实体传播类型。从研究形态看,“国家传播”并非一个缺乏研究实践的范畴,在既有的研究中,比如“宣传研究”“对外传播研究”“国家形象研究”[4]、“民间传播研究”“国际传播与身份认同”“国家传播战略”“国际传播能力”问题研究[5]等等,都具有“国家传播”的属性;但是,这些传播并非纯粹地从“国家”视点进行的,更多是从执政党、政府等宣传角度出发的研究,尽管执政党、政府等也是国家的一部分,尽管“‘宣传’常被用于否定的意义。有虚伪、欺瞒、操作、洗脑等不真实和不正直的意涵。”[6]118鉴于各自研究主体的利益诉求差异,研究指向、研究范式以及学科立意的不同,把“国家传播”作为一个最上位的传播主体和传播领域来探讨,在传播学研究的既有范式中无疑是具有创新性的。因此,国家传播理论的系统化、学理化、规范化、科学化亟待加强,亟需整合、融合与化合,亟需进一步的理论创新。国家传播学的提出和建立,有助于该领域研究的升华。

二、国家传播学:传播学拓展的新空间

自从20世纪80年代,我国从国外引进“传播学”这个名称以来,传播学研究呈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无论是队伍建设,还是学科建设,都是轰轰烈烈。在中国的各类人文社科领域,如果从数量看,新闻传播学学科的成果是最多的,至少是位列前茅的。这一方面表明了该学科的入门门槛比较低,进入该领域的研究者增长迅速;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社会发展的强烈需求,特别是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人类对社会资讯以及新的数字网络生活的需求越来越旺盛。传播学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发展态势。各种学说,各种观点,如雨后春笋,各种研究如火如荼。其中,对我国的国际传播、对外传播,尤其是国家形象的建构研究,格外热烈,涌现了一大批成果。这一方面表明了我国经济发展后,对软实力,对自身文化国际传播的强烈需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国家对全球传播布局的通盘考量。我国的全球媒体布局有条不紊。国家主流媒体已在数十个国家落地,积极开展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与此同时,国家也通过领导人出访、国际会议、孔子学院等文化交流乃至国家广告片等多重渠道,增强国家传播的力度。在科研领域,设立了许多关于国家形象建构、国际传播、对外传播乃至国家传媒体制等方面的研究项目,大大开辟了我国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拓展了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发展空间。与此相应的是,传播学研究,特别是国家传播领域的研究,实务性、技巧性的微观技术操作研究十分丰富,但是,原创性的理论研究明显薄弱。与发达国家相比,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基础理论创新匮乏。在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建构方面,多是跟从式的,文献资料堆积、案例解析式、政策合理性阐释式的“研究”多,能产生振聋发聩效果、具有广泛共识的独创性、原创性理论匮乏。因此,有必要从中国大量的基础实务中,从丰富多彩的实践研究中,进行理论升华,着眼于宏观的理论建构。为此,我们尝试以国家传播为研究对象,从多种视角对国家传播加以综合探究,试图推进该领域的理论创新。国家传播学是国家话语学研究的延展。“国家话语的提出和研究,……也必然会导引出国家传播学和国家修辞学的发展。……国家话语学的建构,……也必将推动国家传播学的建构。”[3]所谓“国家传播学”,就是以国家传播现象为研究对象,以揭示国家传播规律为目的新兴交叉学科。国家传播学的研究领域包括国家传播的主体、行为、现象、机制、制度、政策、信息、战略以及方式和方法。其研究目的是为国家传媒制度建构、传播政策制定、国家传播效率提升、传播方式方法完善,提供基本理论决策参考。国家传播学的研究任务是多方面的,既有本体理论研究,也有实践应用,比如针对国别传播问题、对策的研究。国家传播学,既可以是对单一国家传播的研究,也可以是以“国家传播”为视点的国际传播研究或全球传播研究;既可以做共时研究,也可以做历时研究。国家传播学既是一种研究视角、研究范式,也是一种学术境界和学术气象,是传播学学术空间拓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国家传播学,既可以定位于特定的国家,同时也可以定位于区域格局乃至全球格局。在既有的传播学研究中,国家形象、国际传播、全球传播以及对外传播,都是我国国家传播的固有视阈。但是,这些研究更多地侧重于传播实务,或者说是一种形而下的政策对应性研究,较少把“国家”作为传播主体,较少把国家传播作为一种传播现象加以专门的“中立性”客观研究,多偏重于政党、政府决策战略的阐释性、对接性,特别是“国际传播”,多是立场先行,利益先导。传播学往往被作为一种现实政策合理性的阐释、阐发,承载了许多项目、职位、头衔与货币转换及换算的技巧。因此,我们倡导,国家传播学的理论建构,需要抛却实用性的功利动机,需要升华为一种学术思想的理论生产,把具有全民共识、认同的“国家”作为最高的研究对象。如此,才有可能促进既有研究的改造、整合与融合,才有可能脱胎换骨,涅槃升华。在既有的国家传播研究中,国家传播制度、国家传播政策,特别是国家传播战略是必不可少的内容。“‘战略传播’是将受众和利益攸关者的观念及各个层面的决策、规划和军事行动进行整合的过程。”[7]在发达国家中,这不仅是一种国家传播的战略,更是一种国家战略。无论是“美伊战争”中的美国战略传播,还是二战中日本国民总动员的“总体战制”[6]3,以及希特勒《我的奋斗》和苏联时期的“宣传”,都是以国家为传播主体的,是以国家传播理念和国家利益为根本宗旨的。因此,国家传播学不仅要把“国家传播战略”纳入研究视野,也要把“战略传播”置于重要的研究范畴。国家传播学的理论建构,还应把传播制度、传播理念、传播政策纳入进视阈,还应在共时和历时研究基础上,进行比较研究;要把执政党、政府、领袖,特别是国民传播、媒体传播作为国家传播学理论建构的重要方面;但是,研究的高度和视野应升华,应摈弃功利博弈、立场表白、战略宣誓,使理论创新研究回归学术公器立场。显然,国家传播学的理论创新,不仅且不应只是针对中国来说的,而是对应各种具有国家性质的传播现象。它既可以适用于中国的国家传播,也可以适用于美国等国的国家传播。因此,要想使国家传播学的理论建构更具有真理性,就应囊括所有的国家传播现象及其规律。此外,国家传播学研究,不应仅仅局限于一种思路,一种视野,一种角度,而是应从跨学科的多维度切入,可以从相邻的多种学科背景进行。这不仅是国家传播学研究的应有之义,也是学术研究的本源动机所在。因此,新闻学、传播学可以作为国家传播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基础和方法论,而修辞学、话语学、语言学、社会学、文学等等,也可以作为国家传播学理论建构的供给侧视角和方法论。这也正是我们试图从国家修辞学、全球修辞学、国家话语学、全球话语学、语言学以及人类文明等多重视角阐释国家传播现象,揭示其内在规律性的原初动因。

三、现实与虚拟:国家传播学的实践基础

国家传播学的提出和建构,并非一种理论先行者的感性思维,而是中国国家传播实践的必然升华,是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乃至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理论呈现。国家传播的范畴体系建设:从实践到理论的集约化。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范畴生产呈现出井喷态势。一系列适合中国发展、创新的范畴体系逐渐呈现在世界面前,成为引领中国发展的关键词,成为带动全球前进的句法。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是一个中国的范畴化过程,也是一种语篇建构过程。“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战略合作伙伴”“全球治理”“生态文明”等,既塑造了中国道路,也重构了全球话语体系,既聚焦了全球目光,又成为了联接世界的纽带。这既是中国道路的思想集约化过程,也是一种全球化过程。中国的媒介文明之路,不断向西方,向非洲、美洲、大洋洲等延伸,从物理空间到思想意识空间,从实体空间到虚拟空间。经济、金融、外交、军事:国家传播的区域和全球布局。有人说,2014年是中国的全球化元年,一系列国家道路在中南海形成,在国家鸟巢问世,在“瀛台漫步”中,在“APEC”的银幕上,在澳洲、拉美的餐桌上,成为全球话题中心。2015年开初,亚洲区域话语体系的成型,欧美战略体系的瓦解,成为中国道路、中国范式的全球塑型期。俄罗斯的红场阅兵、世界各国领袖访华,中国领导人的亚非、欧拉之行,闪耀着中国道路和范式的光彩。欧亚铁路、南海灯塔、印度洋港口,正在成为中国全球布局的闪亮棋子。政治、经济和军事话语的强力推进,正在迫使往昔的霸主退却。国家价值:战略传播的制度与体系建构。历史与现实的双重选择,没有给予中国的政治家、思想家充分的思考和酝酿时间,没有让中国前进的脚步停顿下来。中国的思想体系、中国的道路文明,在行进中,在磅礴的历史大潮簇拥下,大踏步前行,以跨越式的步伐前进着,无法停歇。中国的话语体系,全球格局,在一片唱衰中国的声音中塑型着,在往昔霸主的纠缠和恐吓中建构着。现实空间的拓展和固化,正在瓦解既有的秩序体系。区域话语体系正在成为全球格局的扩展版。这迫使中国道路的思想者们,开动思维机器,迅速建构世界范畴,跟上现实发展的步伐。民间叙事:国家传播的智慧来源。国家话语、国家叙事、国家传播的民间化,正在成为一种国家时尚,成为全球时尚。2013年初,中国的领导人向欧洲抛出了一只“鞋子”,吸引了全球的目光。他们争相一睹“鞋子”下面的中国道路足迹。在国内,中国的领导者向国民甩出了一个颗“扣子”,理顺着中华民族古典与现实的文明正装系列。“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合作伙伴”等,成为国家叙事和全球叙事的新链条。用中国式的民间叙事,代替了僵化的叙事体制,破解了能力危机和本领恐慌。中国不但起航了,而且成为了世界的领航者,成为了主导者。这是中国民间叙事的胜利,也是中国国家叙事、全球叙事的胜利。除此之外,在实体传播领域中,中国的国家传播空间不断拓展。首先是地理空间中的全球思维。中国自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的国家方略以来,在陆地和海洋两个层面进行全球布局。一方面是进行“欧亚非铁路”网络的建设;另一方面是通过亚丁湾护航,扩建航空母舰,南海造岛,划定东海航空识别区,在各个大洲建设港口等途径,进行海洋领域的新丝绸之路建构。除了平面空间的布局之外,还有在垂直空间发展中的高远布局。近年来,中国的登月计划、空间实验室计划,大大加快了向外层空间的发展步伐。在国内传播空间的建构中,也不断创新范畴体系。在既有的关键词基础上,生发出一系列新概念,“中国梦”“国家治理”“供给侧改革”“生态文明”“国家话语体系”等成为新的国家传播战略。一方面,以反腐带动党的廉政建设,从思想建党拓展到制度建党,出台了一系列党建规章;另一方面,以“中国梦”“治国理政”等新范畴统领思想空间建构。与此同时,使思想空间中的国家传播向实体传播中拓展。地下空间、地表空间、近地空间、宇宙空间的传播全面开花,蛟龙号深海探测、高铁、大飞机等项目均取得了巨大进展。其次是拓展虚拟空间,实现全球思维。在国际政治、经济、金融、贸易、外交、语言、文化等领域,施展全球治理方略。建构了许多以中国为主要话语主体的区域和领域话语场,比如“亚投行”“金砖国家”“上合组织”以及“中欧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东盟10+1”等等。在新兴数字媒介领域,中国通过世界互联网大会等途径实现了管理话语的延伸。在语言文化领域,实施了孔子学院计划、新汉学计划等,推行中国语言文化的全球化战略。在体育领域,通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2022年冬季奥运会等形式,拓展在竞技体育领域中的话语权。以上这些,无疑是中国国家传播实践的新选择,是中国道路全球叙事的新思路。中国正在通过这些符号传播、实体传播等形式,复兴历史上曾经的世界强国辉煌,力图实现中国道路的全球化叙事,让中国的故事传遍世界。这些为国家传播学理论的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建构与整合:国家传播学的发展趋势

如前所述,国家传播学是基于我国传媒和国力发展的现实而提出的,是我国传播学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因此,它本身是一种视野,也是一种学术气象,它意味着建构、整合乃至融合。在最近十年中,我们从修辞学、话语学、传播学等多重角度进行了不间断的探索。多学科的整合与融合:从国家修辞学到国家传播学,从国家话语学到全球话语学。我们对国家传播做了跨学科的研讨,这包括修辞学、话语学、传播学、媒介文明等,特别是对国家修辞、国家修辞学乃至全球修辞和全球修辞学的关注,先后撰写了这方面论文,并在相关学术期刊组织了专题与专栏,比如“国家修辞:实现国家话语转型的新基石”[8]、“国家修辞,国家实力较量的另一‘战场’”[9]、“论国家修辞学”[10]、“论公共修辞学的理论建设”[11]、“论修辞学研究的全球化趋势”等,集中探讨了国家修辞学和全球修辞学的融合与建构问题。同时,也探讨了我国国家传播范式——“从宣传走向传播,从传播走向修辞”的转型问题。[12]此外,比较系统地探讨了国家话语、国家话语能力、国家话语体系与全球话语体系的建构问题,如“论国家话语能力”[3]、“论国家话语体系建构”[13]、“论全球话语体系建构”“我国国家话语呈现新态势新趋势”[14]、“论国家价值传播——视觉叙事范式”[15]、“论中国话语文明的历史走向[16]、“蓬勃发展中的中国话语学”[17]等等。我们认为,中国正在由全球话语体系的建构者逐渐转变为全球话语体系的引领者。学术共同体建设是国家传播学理论建设的重要方面。作为一种学术气象,国家传播学是一种学术共同体,是不同学科背景、不同学术旨趣学者以“国家”为视点的学术共同体集合,是跨学科的重构。为了促进该领域的理论建构,我们先后召开了多次“国家话语学”“全球话语学”“语言传播学”“媒介文明与媒介秩序”等方面的学术研讨会,比如“首次国家传播学研讨会”[18]、“第二次国家传播学研讨会”“首届国家传播学高层论坛”①等。为推动该领域研究的正规化,我们组建了“国家传播学会”,促进了该领域学术共同体的建设。中国道路需要全球表达,中国故事需要世界叙事。分享中国的经济成就和文化创新,倾听中国故事,这是一种世界选择,需要理论支撑,需要国家传播学的理论建构。国家传播学的提出和建立,切合了中国当前媒介空间和媒体格局的发展态势,它不仅有助于中国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完善,也有助于中国发展道路的全球化叙事。通过研讨,学者们逐渐就国家传播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达成了共识。除上述方面外,我们还加强了对国家传播学的课程建设。2015年秋季学期,我们给北京大学的博士生、访问学者等开设了“国家传播学”的研究课程,撰写了《国家传播学:跨学科视角》的讲义,并申请列入北京大学研究生教材系列。上述举措,大大推动了该领域的学科理论的应用和学科队伍建设以及课程设置。综上所述,国家传播学,不仅是一种学术视角、学术视野,是一种学术境界和学术气象,也是一种学术理论的建构、整合与融合。国内媒介格局裂变,信息生产与消费的垄断局面被打破,大一统的“传媒帝国”已不复存在。媒介空间格局及其理论研究的“战国时代”已开启。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新范式正在形成。新的学术话语体系的整合、融合与重构是一种必然,理论研究需要新风气,学术队伍建设已进入换血时代。此外,技术与资本的融合,迫使权力体系重构。党政传播失温,资本媒体、公民媒体渐成主流。传媒格局三分已经常态化。国际媒体格局稳定,中国的全球布局面临国家价值对立、冲突与搏弈的挑战。中国文化和文明的全球化传播迫切需要盘点,需要清理库存,需要施行空间转移。政治与经济、军事与文化、官方与民间、实在与虚拟、区域与全球等等对立空间范畴中的思维方式也亟待变革,亟待新兴理论的诞生。国家传播、国家叙事,中国的全球媒体空间布局、建构,也需要新的理论支撑。上述情势表明,国家传播学的理论建构十分迫切。民间学术智慧亟待开发。国家传播学理论研究应走在中国道路的全球叙事前面,为国家传播的媒介实践架桥铺路。把“国家传播”作为传播主体,作为具有集体共识的一个范畴来研究,整合政党宣传、国民交际、国际交流等不同属性的研究,突显理论创新的勇气,实现传播学本体理论的革新,十分必要,也十分迫切。这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作者:陈汝东 单位: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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