枢纽型科技NGO的形成及运用

一、从形态演进看“枢纽型”科技NGO的形成

（一）从无形学院到有形科技NGO科学发展的历史研究表明，早在科技NGO这种组织制度确立以前，在科学家群体中就存在着一种非正式、非制度化的学术交流形式，这一形式被称为“无形学院”（InvisibleCollege），并且迄今为止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该称谓是由英国皇家学会会长，英国著名化学、物理学家R.波义耳（RobertBoyle,1627~1691）分别在1645年和1646~1647年间的2封信里提出的。它是一种非组织化、非制度化的科学家的群体组织，以自由、轻松的交流形式为科学家提供良好的思辨与争鸣环境，从而更好地激发学术思维，创造新灵感与新想法，推动科学研究的进步与发展。当然，从科技社团发展的历史来看，早在“无形学院”一词被提出之前，中外一些科技NGO就已经生见在社会之中，如：1568年在北京成立的“一体堂宅仁医会”就是我国目前可考的最早的自然科技社团；西方最早的自然科技社团是1560年成立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的“自然秘密学会”（AcademiaSecrctorumNaturae），但也有新的研究表明是16世纪初产生于英国的医学科技社团。不论这些科技NGO组建的时间孰先孰后，“无形学院”何时被引入科技NGO研究中，波义耳关于“无形学院”的说法都为后人进行科技NGO形式演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即“在某种有形的、科学的学术组织出现以前可以有一种无形的组织存在着[2]”。随着科学发展，科学家对于学术交流的渴望已不单满足于私人社交、通信等非正式渠道了，就在“无形学院”被提出的17世纪，各国众多的有形科技NGO便纷纷成立。如在罗马创立的猞猁学院（1603）、法国第一个科学家集团———皮雷斯克集团（1620）、在罗斯托克创立的德国第一个学会———艾勒欧勒狄卡学社（1622）、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创立的齐曼托学社（1657）、英国皇家学会（1662）、法国科学院（1666）以及在波士顿成立的美国第一个学会———波士顿哲学学会（1683）。

（二）中西方单体性专业学会的林立随着科学技术发展黄金期的到来，不同学科间开始出现分类和细化的发展态势，此时科技NGO的形态开始从有形科技NGO进一步演化出大量单体性质的专业学会。可以说，专业学会的产生为促进各国学科发展、推动国家进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为后来综合性科技社团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学科基础。对欧洲国家而言，19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英国的专业学会已发展到100多个；19世纪下半叶，意大利的学会复苏，诸多自然学科均设立了国家学会；19世纪后半期，美国的专业学会迎来了大发展，至19世纪末已有400多个科学学会和专业团体；19世纪末，中国随着戊戌维新运动诞生了一大批学会；20世纪初，日本也随着资本主义的确立建立起了学会，印度、南斯拉夫等不发达国家的学会也先后成立。此时，单体性质的专业学会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林立，并对各国的科学发展形成了影响。就我国专业学会发展而言，在成立之时由于身处民族危难时刻被深深地打上了“科学救国”的烙印，并且是在学习西方科技社团做法基础上的舶来品，其本身缺乏一定的民间学术交流和研究基础，因此发展得比较缓慢，而真正意义上的繁盛期是出现在20世纪初的民国时期。虽然从我国科技社团发展史研究中并不能得知这一时期我国专业学会的确切统计数据，但这一时期的科技NGO中出现了不同于单体性质专业学会的综合性科技NGO，其中比较典型的是诞生于1914年6月10日的中国科学社、1916年12月成立的中华学艺社（前身为丙辰学社）以及1927年9月成立的中华自然科学社。

（三）从综合性科技NGO到“枢纽型”科技NGO我国综合性科技NGO的出现形成了三足鼎立的良好局面，但这3个科技组织之间的发展却不像人们想象中那么顺利。中国科学社成立于美国康奈尔大学，中华学艺社成立于日本东京，只有中华自然科学社是成立于中国南京的本土科技NGO，不同的诞生渊源和成员构成导致了3个组织在合作方面的分歧。竺可桢在1948年3月23日召开的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杭州分会上指出，当时中国科学团体如中国科学社、中华学艺社、中华自然科学社等“均互不相统一，分散精力、工作效力通较少，故实有统一之必要也”。这三家综合性科技NGO没能通力合作，没有在我国科学界形成其坚实的领导地位，因此当时的中国越来越需要具有统一性、联盟性、枢纽性的科技NGO来打破尴尬局面。在科技飞速发展的20世纪中期，学科发展呈现出与最初的分类和细化所不同的形态变化，逐渐开始向不断交叉、深入融合的方向发展。为了适应学科发展的变化需要，科技NGO也在组织形态上再次调整，我国“枢纽型”科技NGO的典型代表———中国科协的成立呼之欲出。中国科协的成立经历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简称“科代会”）筹备会促进会→科代会筹备会→科代会（1950年8月18日~24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全国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全国科普”）成立→全国科联、全国科普合并，中国科协成立（1958年9月23日）5个阶段。今天，中国科协作为“枢纽型”科技NGO的庞大网络体系已经形成，组织系统横向跨越绝大部分自然科学学科和大部分产业部门，是具有较大覆盖面的网络组织体系。

二、从公共管理看“枢纽型”科技NGO的形成

（一）市场失灵在经济学中，亚当·斯密（AdamSmith，1723~1790）提出了价格机制———“看不见的手”的说法，通过价格机制的自发调节，每个人都从自利角度出发来谋取利益，整个社会的利益也将达到最大化，而此时的状态被称之为帕累托最优（Paretooptimality）。但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经济学家逐渐意识到市场实际受垄断、信息不对称、外部性以及公共物品等因素影响达不到完全竞争的状态，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因此在某些商品的生产与提供中就会存在市场失灵的现象，即市场不再是解决资源最有效配置的最佳机制。这种情况在科技类公共物品与服务的供给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下述三方面问题的出现为政府介入科技类公共物品的生产提供了充足的理由。第一，科技类公共物品与服务属于公共物品范畴，同一般公共物品一样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影响着市场价格机制的正常发挥，使得市场产出不能满足公众需求。第二，由于市场体系在本质上受利益驱动，而科技公共物品与服务则存在很大的正外部性。因此，在正外部性的影响下，科技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并不能够获得等价于他们支出的那部分收益。所以，科技领域中除了那些具有极强垄断性的科技行业，其他大部分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是市场不愿意去做的。第三，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使其产品与服务具有很高的创新性和变化性，而高风险投资对市场主体来说其回报与收益很难提前估算。

（二）政府失灵在公共管理与社会治理中，政府的公权力源自公民对个人权利的让渡，公权力应当是公民权利的代表。体现在公共物品提供上，即不论政府生产何种公共产品、提供何种公共服务都应当体现公共意志与公共利益。公共选择理论（PublicChoiceTheory）揭示了政府作为“经济人”特性的一面，该理论认为政府部门与市场中的独立个体同样具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倾向性。这意味着一旦政府所追求的利益偏离了公共利益，甚至是损害公共利益时就会出现政府失灵现象，即由于过度干预或不当决策，导致即便政府介入也很难解决由市场失灵所引发的资源配置失效。政府部门确实存在着这种科技管理职能缺陷现象。一是由于部门内部人员追求部门或个人利益，导致许多科技政策的制订不能真正地反映科技工作者的实际需求，出现违背科技工作者最初意愿的情况。这种功利性影响了科技公共物品与服务公正、公平地提供给公众，也满足不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真实利益需求。二是政府部门的科层制管理体制导致在回应公共利益需求时缺乏及时性与灵活性。某项科技政策从制定、出台到实施都要经历一定的时间，而过长的反应时程将导致政策在具体实施时出现与外部瞬息万变环境的不适应性。三是政府的信息收集和转化能力问题。由于政府与科技工作者和公众的沟通渠道不畅通，无法建立直接而紧密的联系，从而无法获知他们的真实需求，这些都导致了政府科技管理的低效，影响了科技事业的民主性发展。

（三）志愿失灵萨拉蒙（LesterM.Salamon）针对NGO提出了著名的志愿失灵理论。他认为“NGO不能像政府那样提供足够的公共物品与服务，志愿服务提供也会存在地区差异性。由于受捐助者影响导致组织内家长制作风，并且NGO中可能还会缺乏专业人才来提供服务”，因此科技NGO作为市场和政府在科技公共物品提供上的补位机制也不是万能的。首先，政府拥有对社会资源的最终配置权，科技NGO与政府相比在实现社会资源有效整合上明显能力不足，尤其在资金来源上由于受会费和社会捐助的波动较大，所以政府的资金支持成为其主要来源。我国科技NGO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其资金来源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拨款实现。西方发达国家也不例外，在约翰·霍普金斯非营利部门比较项目中，在1995年对22个国家的非营利收入来源调查中，有49%来自会费收费、40%来自公共部门、11%来自慈善，其中像爱尔兰、比利时等公共部门主导型国家的公共部门投资收入则高达77%。其次，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影响了科技NGO提供的科技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质量。我国是实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国家，由于各地的发达程度不同，导致了不同地区公众所享受的科技公共物品和服务存在巨大的鸿沟。此外，志愿组织的管理人员专业素质与能力的不均衡发展，也会影响科技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质量。

作者：吕潇单位：中国科协学会服务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