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论文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6 23:33:09

公共政策论文

公共政策论文范文篇1

关键词: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民主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迅速发展,公共政策已经成为政府调控现代市场经济和进行社会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然而,由于政府自身的缺陷和公共事务的复杂等因素,公共政策往往并不像人们所想象和期望的那样有效。为了制定出科学、合理、公正的公共政策,人们不断地从多方视角、通过多种途径进行探讨及实践。本文从“公民参与”视角出发,从原因和背景、功能、争议及存在问题和对策几个方面论述了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以期为公民参与乃至政策科学的发展“添一把薪”。

一、公民参与的原因及背景解析

1.公共政策的整个运行过程都以社会民众为基础

首先,政策的需求信息来自社会民众或团体(利益集团)。任何一项政策的实际需求总是来自社会的实际需要,代表公众实际利益和要求的政策总是从民间社会首先萌发。且任何公共政策总是涉及广大民众的,公共政策应是以保护他们的起码利益为目的的。其次,民众也是公共政策运行的主体,公共政策的执行常常需要施政者与影响对象之间的密切合作。如果后者是被动的、消极的,那么政策的效果会大打折扣或成本大增。政策制定者也只有在充分考虑到政策相对人的态度、利益得失,才能够制定出最符合社会需要、最能为社会公众所接受的公共政策。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公民参与的发展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唤起公众的参与意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深刻性、广泛性、艰巨性都表明,它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投入,广泛参与。只有充分发扬民主,使公众有更多的参与机会、参与条件、参与渠道,社会公众才会真正树立起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鼓动起人们的政治热情。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激发公众的政治参与愿望。市场经济体制的构筑过程也就是利益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公民在争取自己的利益的过程中,必然要求过问和参与与自己利益关系密切的公共政策过程,甚至就某些利益关系重大的问题向政府讨价还价,施加压力。再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为公民参与提供条件,如产权保证、物质和必要的设备保障等。

3.政治现代化促进公民参与公共政策

我国社会主义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政治过程必须向民主化和法制化方向发展。从民主化角度来看,人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就应当强化自己的主体地位。公民再也不仅仅满足于作为公共政策的客体(对象)而存在,被动地认可和接受政府的公共政策方案,而是强烈地要求向公共政策系统表达自己的意愿,具体过问公共政策制定、执行和反馈的全过程,使公共政策能够更充分地代表自己的利益。

二、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功能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已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认为公民参与,具有极其重要的功能,是贯彻民主信念的进一步落实,可以发挥集体智慧去解决社会问题,它可以发动社区资源或公民来推动发展计划,也可以使更多公民通过参与的过程认识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1.集体参与,可减少政策上的流弊与个人的私欲,进而确保一个更可行及公平的决策。基于每个人知识有限,思维的方法不同,群体智慧对于决策来说相信是比较优越和可靠的,因为这是经过众人参与,互补长短的情况下得出来的。其次,通过意见的交流和不同观点的冲击,不但可以使个人的眼界得以开阔,而且个人的私欲亦得到调适,使政策依据群体的意愿而做出。

2.大众的关注和参与,对于一个政策的成败起着决定性的影响。首先,公民参与,有助于政策决策主体充分考虑和重视广大人民群众的疾苦、利益和愿望,并把政策目标的确立和政策措施、手段的选择建立在符合这种利益和愿望的基础之上,以减少政策决策的盲目性,提高政策的合法性。其次,公民参与,可以减低执行时遇到的困难,有利于政策的有效执行。

3.公民参与,促进了政策相对人主体地位的确立。这有助于提醒政策执行主体尊重政策相对人的人格,并注意激发政策相对人对公共政策的认同感和接受主动性,减少政策执行中的阻力和实际存在的强迫性和人格侮辱等违背政策和法律的行为。还有助于改变政策研究和咨询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自上而下的单一视角,而代之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双重视角,扩大政策研究和咨询的领域,并使研究成果能直接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三、实践公民参与的争议与反思

“公民参与”是很理想的理念和正面的行为,但在实践方面,要鼓励一个人去参与社会事务,要求他或她不单是只顾个人的利益,而是采取利他人的倾向,关注公共事务,从而介入参与和协助、表示意见、推广活动和参与决策,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一些学者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问题也提出了质疑。

第一,很难确定公民大众的真正意愿,持这种观点的认为一般公民没有空余时间去关注或去认识政策问题;那些有时间和有兴趣的,未必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去理解;很多没有参与组织的公民都是较沉默、被动,对社会上的政策很少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很难确立公民意愿。第二,批评公民意见多属短视,一般公民的意见常被指为只求眼前利益,急功近利,不能容忍;而且所要求的多属狭隘的利益,而忽略社会全局性的发展。第三,公民参与效率低、耗时和昂贵,而且使政府部门内的专业及行政人才难以发挥其知识及经验,不能采取果断措施,令工作效率降低,未能应付瞬间万变的现代化社会形势。最后,公民参与会导致社会不满及不安。现代社会的物质生活不断改善,一般市民的期望亦相对地不断膨胀,常常提出过高要求和不切实际的论调,而当这些要求未能适当地被满足时,这些公民的内心很是不满,对政府及社会产生不信任和不安。

与此不同的是,对公民参与持赞同观点的学者却提出不同的观点:第一,指出多数公民较被动,对一般政策很少有自己的意见,是符合实况的。但要求那些有见识、有意见、有亲身体验、有切身利益的基层公民,积极参与,发表意见,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总是有裨益的。至于专业知识和才能方面,公民未必完全掌握,但有更多的机会参与,他们的认识便会加深,而且他们作为受益者的切身感受和不受部门领导的位置影响,对专业和官员能起到互为补充的作用。第二,公民意见是否属短视,在未有机会参与和发表时,在未有比较和分析时,实难先验地下判断。第三,公民参与是否耗时和昂贵,很难有定论。很多政策都是涉及广大公民的生活和利益的,且有长远影响,只有深入和详尽的反复研讨才可减少日后出错时所带来的失误和浪费。第四,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近年公民受教育水平上升,通过传媒而接触世事日多,对生活质量及政治权利的要求不断提高。

四、公民参与的现实问题及对策思考

虽然在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问题存在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总体水平较低,存在着公民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较低、公民参与的理性化程度较低、公民参与的能力不足、公民参与的制度化较低、政府官员的错误观念等诸多现实问题。但近年来公民参与已得到愈来愈多的人的接受与支持,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全新格局,是公共政策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总结经验、扬长避短对政策中公民参与及政策科学的发展意义重大。

1.加强公民参与的制度化建设。就是在充分尊重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前提下,对公民参与的内容、方式、途径作出明确的规定,使其可以按一定的程序实际操作,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参与,使公民参与经常化、制度化。

2.建立、健全公民参与的方法和渠道。一方面,为了进一步推广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者可以多采用一些公民参与的方法,如深入交流法、在政策组织中加入公民代表、公民训练、基层意见搜集法、价值取向法等;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公民自己应懂得运用不同渠道去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如个别接触、舆论扩散、集体推动、游说工作等政策参与渠道,这是较为积极和主动的做法。

3.营造有利于我国公民参与的政治文化,为公民参与创造良好的政治心理背景。一般来说,有利于公民参与发展的文化氛围有:一是普遍的平等观念;二是广泛的自主意识;三是强烈的责任感;四是法制原则。为此,必须克服传统政治文化造成的参与中的冷漠和急噪情绪,积极培育公民参与所需要的适度、理性的心理背景。

4.树立政府官员的正确理念。政府部门是公共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政府官员对待公民参与的理念直接影响到公民参与的作用发挥。这就要求政府官员必须树立正确的理念,充分尊重公民的人格和合法权利,承认公众在公共政策整个运行中的主体地位,积极推进公民参与公共政策。

参考文献:

[1]丁煌.公共选择理论的政策失败论及其对我国政府管理的启示[J].公共行政,2000,(3).

[2]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公共政策论文范文篇2

1.1政策偏向于损害老实人的利益

邻避效应一般发生在城市内部之中,与城市居民息息相关。没有人希望邻避设施建在自己家门附近,虽然它会为大部分人们带来很多的正外部性,但对设施所在地的居民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具有牺牲某个地方的利益,以换取大众方便的特点,往往会导致地方民众的排斥。垃圾处理是每个城市都不可逃避的责任,诸如垃圾场这类服务广大地区的民众,可以有效缓解城市的垃圾问题,但同时垃圾焚烧厂的建设将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臭气、蚊蝇、渗滤液污染等等负外部性。这些负外部性问题给附近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甚至会对居民的健康与生命财产造成威胁,以至于民众都希望不要设施建设在自己的住所附近。更有已建好的邻避设施带来的不良影响,导致民众产生不良的刻板印象,凡邻避设施的建设都会带来一定的污染。比如由广州市政府全资投入的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是当地的“环保样本工程”,然而生活在附近的村民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所以李坑的村民从来没有停止投诉垃圾焚烧发电厂对村民生活环境、空气的污染造成的影响。面对这样的邻避效应,政府为了将既定的政策执行下去,坚持邻避设施所发挥的正外部性,同时又要应付当地人们的强烈反对,往往权衡利益后,容易作出让步。既然在东边无法实施方案,那就把方案移植到西边,再不行就转到南边或者北边,反正方案是不能放弃的,所以只能选择成本最小化处理,将设施移到反对声最少的地方。所以最终很容易演变为哪里的反对声音最小,就会在谁家落地生根。而往往反对声较少的地方一般都是发展相对落后,公民维权意识的不高,最终只是亏了老实人,让老实人承担邻避设施带来的负面影响。

1.2导致政策搁置或无法执行

出发点再好的政策,没有大众的支持,都难以实现其真正的效果。因此政策执行在整个政策实施过程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一旦离开了执行,就成了空中楼阁;离开了贯彻执行,也就失去了意义。政策实施的结果总会造成一些人受益,而另一些人受损。而公共政策遭到邻避效应的影响,即遭到附近居民的反对呼声,居民为了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当自身利益受到损害或不公平对待的时候,会通过一定的渠道、采取一定的方式进行抗争,“只要不建在我的后院就行”、“凭什么由我们来承担应该整个社会承担的后果”等等激烈的情绪笼罩着选址点的周围。此时普通民众团结起来,共同反抗邻避设施的建设。这些表面看似是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人们发出的狭隘观点,但只要我们设身处地地站在当地人的角度上考虑,就不能仅仅用自私二字可以涵盖他们的行为了。在落实政府政策、建设邻避设施过程中,周边的居民很容易产生强烈的受害意识,从而产生反抗运动,导致政府与公众的关系不断恶化。所以这种情况下,多数政府是不敢贸然继续坚定执行原定的方案,不能与公众的意愿公然违背,否则将会演变成更激烈的反抗运动,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最终导致政府多数选择搁置原定的方案,以平缓大众的激烈反抗情绪,从而致使所定的方案无法实施。比如广州番禺垃圾焚烧项目启动后,发出通告决定在番禹区大石街建立一座焚烧发电厂。这个决定遭到附近楼盘居民集体的强烈反对,迫于压力舆论之下,最后决定停建。

1.3延误政策进度,加大政策成本

公共政策在制定的过程中,要广泛听取大众的意见,进行科学的决策,只有这样,公共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才可以得到大众的支持,从而顺利完成政策的实施。而公共政策在制定与执行中,遭到邻避效应的阻碍,说明政策没有真正得到大众的支持,也就是存在不合理的地方。最终导致的结果只能是延误工程的进行,甚至会使政策被推翻,从而政策前期的准备工作与政府所花费的精力白白浪费,进而再重新制定新的方案,加大政策的成本。比如番禺垃圾焚烧厂在公布启动项目前,政府已经派专家对选址点进行一定的调查与研究,花费了一定的资金与人力。而在公布决定后却遭到大众的反对,不得不重新遵循民意,重新进行选址论证,再次进行环境评估,再花费一定的人力物力,大大加重了垃圾焚烧厂建设的决策成本。

2正视邻避效应,促进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第一,加强公众参与,充分尊重民意。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民主制度不断得到完善,公民的权利意识也在不断增强,所以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中难免会遇到邻避效应。因此,在建设邻避设施之前,必须保证公共政策的信息公开,提高公众的参与度,让更多人表达自己的意见与建议,共同讨论,共同参与政策的制定,加强政策执行的监督,从而保证政策的科学性。比如,面对番禺垃圾焚烧厂的建设,政府先斩后奏的做法引起居民的强烈反对。后来政府认真听取民意,遵循公开透明的原则,与广大市民一起讨论研究建设选址的合理性与可行性,最后共同达成一致认识。

第二,采取协商策略,及时化解矛盾。邻避设施的建设是为了满足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利益,或者解决社会中存在的某个问题,它是社会所需要的,但同时也会造成消极的影响,无可厚非会遭到一部分人的否定。当公共政策引起邻避效应时,政策的执行者与公众产生矛盾,这个时候各个利益群体都可以公开言说,发表意见与想法,从而使问题透明化。在面对公众的意见,面对他们的合法维权时,政府应该及时消除公众的疑虑,用充分的论证、以科学的数据说服公众。同时也应该充分考虑民意,积极主动地吸取合理的建议,以便改进方案,赢得公众支持。

第三,保证政策公平,强化科学决策。公共政策制定的根本原则一定是站在大众利益之上,不能掺杂其他的利益集团纷争。所以当邻避设施遭到当地居民的反对时,政府应该根据民意改进方案,同时也应该根据科学的数据以理服人,实现公众利益最大化。如果根据专家的调查与研究结果,某个选址的大部分条件都符合设施的建设,可以实现政策最优化,这时政府应该尊重科学依据,在民众的不理解或者反对呼声中,积极主动做好政策宣传,耐心对民众进行解说,同时尽可能让当地居民的损失最小化,加大技术的投入,辅助以相适当的补偿减轻他们的心理排斥感。不能一味采取哪里反对声小,就把政策移植到哪里的不公平做法,适当的时候也可以考虑借用制度的权威把最优方案执行到底。

公共政策论文范文篇3

1、参与意识淡薄

“在我国,行政决策权利的运行倾向于自上而下的单向化,而忽视了公众自下而上的民意表达机制。”由于历史上的中央集权体制,使得统治者在决策权力的架构中,拥有绝对的控制权而公众则很难拥有决定权,甚至为了在政策执行中寻求利益保护而转向寻求“关系网”,对政府做出的任何决策都无条件的服从。而政府与公众之间缺少沟通与交流,造成了决策没有做到真正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政府做出的决策不清楚公众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故难以满足公众的需要,政府的这种行为挫伤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长此以往,公众会认为制定政策仅仅是政府官员、上层领导者的事情,与自身无关。导致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下降,造成公众参与冷漠。

2、公众参与法律法规不健全

我国建立了一系列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参与相关的法律法规,为我国公众参与提供了法律保障。如:《中国21世纪议程》第二十章规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公众及社会团体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操作过程中,并没有具体的实施办法,造成参与途径的缺失,参与方式形式化,浮于表面。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公民参与的程序缺失、参与的法律保障不足,放大了行政自由裁量的空间,使得公众参与的随意性很大,缺乏统一的标准。此外,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如何惩处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公众的维权意识薄弱导致公众的参与权利得不到具体的法律保障,即使公众的参与权受到侵犯,也得不到法律的救济,无从追究。

3、信息公开机制不完善

在我国,从2008年1月起实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将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政府新闻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形成”。但是,从近几年的发展来看,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信息公开工作仍存在一些问题。部分政府机关在信息公开方面,投入经费少,没有专门人员负责,导致信息公开的随意性很大,且无效的垃圾信息多。对于公众要求公开的信息,有些机关竟以“国家秘密”的理由搪塞过去,致使政府信息公开被大打折扣。

4、公众参与渠道不健全

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了保障公众能够最大限度地参与并且影响到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了许多在本质上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公众参与渠道。为了公众可以更加直接方便的表达自身的意见和建议,更好的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我国的法律法规赋予了公众参与的权利,并规定了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多种渠道,如选举活动、上访途径、问卷调查、意见箱、听证会等渠道。但是这些渠道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仍存在着很多不足。由于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使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充分体现出来,而且还表现出许多不足之处。如,很多听证会只是走形式主义、走过场,人民代表不能真正代表人民,公众参与流于形式。公众参与渠道的不健全、不畅通、不透明。不能完全满足公众表达诉求的需要,阻碍了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

二、完善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对策

1、转变公众及政府官员的观念我国由于受传统的官本位、特权思想的影响,人们缺乏参与的自主意识。公众在观念上的滞后成为制约参与意识的主要瓶颈。因此,要提高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强化公众参与的意识,须加强宣传、引导、教育,使公众走出传统的官本位误区,意识到自己的主人翁地位,意识到自己才是国家的主人,是公共权力的所有者,加强自身参与的主动性、自愿性,变消极被动的参与为积极主动的参与。委托——理论认为,在公共部门中,委托人是全体公民,人是公共管理者。公共管理者只是受公众的委托,作为公众的人行使权利,作为委托人的公众有权回收自己的权利。因此,政府部门应消除“官本位”的顽固思想,树立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此外,政府部门应该在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资金方面给予支持,同时要改善管理体制,下放权力,建立自下而上的决策机制。为公众参与创造有利的条件,保障公众参与权的实现。

2、加快公众参与的法制化建设

我国虽然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缺少针对性,且并没有规定公众在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具体途径、步骤等,这就造成公众的参与权利得不到法律的保障,因此,要提高我国公众的参与权,不仅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且需对有关公众参与的具体步骤、程序等做出具体的规定。将公众参与的这一行为法律化,使得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的参与权能得到实现和保障。在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方面,各省市、自治区政府可以根据国务院关于公众参与的条例规定,并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符合地方特色的地方公众参与办法,指导本地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此外,还需加强宣传法律知识,使公众懂法、守法,做到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3、完善制度建设,拓宽公众参与渠道

参与渠道是公众参与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没有完善畅通的参与渠道,公众会处于盲目状态,不知道如何参与,参与就会不切实际。为此,我们应该致力于不断完善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渠道,不仅仅是单方面的拓宽公众参与的新渠道,而且要做到对已有的渠道不断的提升和完善。进而为公众参与提供便捷、畅通的渠道,保障公众的有效参与。制度建设是公众参与的保障,健全完善的公众参与制度有利于公众参与权的实现。因此,政府部门应加大制度建设,拓宽公众参与渠道,保证公众的有效参与。如:政府部门应公开听证会制度、建立信息披露机制、建立决策的反馈机制等以保障公众的参与。

4、大力推进电子化政府建设

公共政策论文范文篇4

任何公共政策的制定,对公共政策新问题的分析都是其逻辑起点,公共政策议程决定着社会新问题成为公共政策新问题,也影响到政策的可接受性和合法性任何公共政策议程都是一定制度系统的产物,只有联系制度才能准确理解政策议程的本质。由此,政策议程本质上也是一种政策新问题决定的制度布置。基于制度视角来分析我国公共政策议程的过程和特征。一、公共政策议程的设定有关公共政策议程的性质新问题,多数学者认为其实质上是一种政府的行动过程。公共政策议程通常是指有关社会公共新问题受到决策者高度重视,被正式纳入其政策讨论和被确定对政策新问题采取行动的过程,也就是新问题有望获得解决的过程。政策议程是在一定的制度基础上构建的。作为社会的行为规则,有效的制度可以减少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扩大人类的选择范围,创造合作的条件,提供激励机制,遏制“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使外部效应内部化,实现有限资源的配置效率。而不好的制度,则会起到相反的功能。在政治系统中存在多种公共政策议程,目前学界多接受美国学者科布和爱尔德(1972)将公共政策议程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即系统议程和政府议程。系统议程主要是在公众系统范围内讨论社会新问题,因而也被称为公众议程,是一种非正式制度布置。本议程主要是对公众比较关心的新问题通过传媒,甚至大众谈话方式进行讨论,由此形成一种社会力量,引起决策者熟悉和关注这些新问题。构成系统议程的事项一般是公众给予关注、事关政府职责的所有新问题,是一般性的抽象的新问题,如环境保护新问题、社会治安新问题,这种议程实际上是一种讨论性的议程。政府议程是政府相关权力机关在其公共权力权限范围内对社会公共新问题进行讨论,是政府机关的行动程序,是决策者对有关新问题依照特定的程序解决实际新问题的过程。政府议程都是由相关机构提起,因而也被称为机构议程,一般由界定议程、规划议程、磋商议程和循环议程组成,属于正式制度布置。构成政府议程的事项则是公共政策制定者认为有义务严厉对待甚至采取政策行动予以解决的新问题,这些新问题往往是很具体的,如某条河流的水污染新问题、某个城市的交通拥堵新问题。一个新问题只有进行机构议程才能促使新问题的解决,才有可能引发公共政策的产生。二、我国的公共政策议程的内在推动政策议程作为一种政策新问题确立的制度布置,受到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共同影响。在公共政策议程中,二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共同决定着决策者的行为。在公共政策议程中决定政策新问题的一系列规章都是属于正式制度的范畴,而影响政策新问题的确定的习俗、道德和公民政治文化,这些是非正式制度。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制度布置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和竞争的方式的一种布置,是制度的具体化。人们根据政府在议程建立中所起的不同功能以及创始者扩散新问题的程度和方向进行了分类,提出外在创始型、政治动员型、内在创始型三种政策议程。外在创始型是由指体制外的个人或利益集团提起进入系统议程,然后通过院外集团的活动进入政府议程;政治动员型是具有权威功能的政治家提起政策议程进入政府视野;内在创始型是由体制内的机构或人员提出政策诉求,不希望经过体制外的公众系统直接进入政府议程。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状态,事实上进入公共政策议程的不可能像模型一样抽象,任何公共政策议程都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共同功能的结果。(一)政策议程的创立总的看来,在政策新问题的创始阶段,我国政策新问题的创始者主要来源于各级政府、各级咨询或参谋机构、民情和民意、新闻媒体和突发事件。但其地位并不相同,政府是最基本的政策议程的创始者。这是因为:第一,由于政府的权力地位使其把握了较全面的信息,从而主动提出和整合新问题增加执政的合法性;第二,我国传统思维方式中,普通民众不太重视自己四周人的观点,而看重政府的观点。(二)政策新问题的传播新问题是客观存在的,要想成为政策新问题,必须要突破个体和一定区域的限制,因而新问题在一定人群和地域的传播就至关重要。我国的公共政策传播机制有自上而下单一方向、政府单一主体进行传播的特征,虽然目前公共政策传播正在发生变化,传播方式向信息网方式发展,也在建立政府和公众的互动机制。但是新问题一般是通过媒体和民众直接传播把新问题扩展开来,传播媒介是报纸和文件。我国的大众传媒是以政府领导的主流媒体引导和影响着传播的内容和方式,往往能对政策议程的建立起到非凡功能。(三)政策议程的决定一个社会新问题要成为公共政策新问题必须经过相关机构的决定,在新问题决定阶段,政府是其决策机构,是政策议程决定的核心因素。政府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它们不仅能够影响决策的初始方向,更重要的是,它们是贯穿整个决策过程的重要变量。在新问题识别、传播、决定阶段,都起着决定性的功能。从公共政策议程过程看,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就是人民群众讨论和反映新问题,政府对人民群众的意见进行综合和表达,使之成为政策新问题的过程。在我国,经常是政府主动寻求和发现新问题,对群众的意见进行综合,并把它直接列入自己的议事日程。完全可以说,政府是我国各种重大政策新问题的主要提出者,在政策新问题的提出过程中发挥着主导功能。同时我国政府理论的又一个特征就在于它非凡强调政府的主体能动性。这样一来在政策议程领域政府就成为独一无二的法权主体,这种内在推动体现在公共政策议程的各个阶段,使我国的公共政策议程具有很强体制系统的内在推动特征,是一种“内输入”。三、公共政策议程内在推动的制度基础新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诺斯(1999)在考察人类经济发展历史时讲过,“决定经济绩效和知识技术增长率的是政治经济组织的结构。人类发展的各种合作和竞争的形式及实施将人类活动组织起来的那些规章制度,正是经济史的中心。”我国公共政策议程具有的内在推动特征是有其制度基础的,依据诺斯的理论,在公共政策系统的内部要素中起决定功能的是政策的组织结构和由规范构成的体制系统。(一)压力型体制的政策组织系统政策的组织体制是政策议程中的重要方面,是公共权力的组织方式,它深刻影响政策的质量和政策运行。我国的公共权力的组织体制是一种压力型体制,按照荣敬本(1998)的看法,所谓压力型体制指的是一级政治组织(县、乡)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由此形成政策议程的科层占主导的政策组织。这种压力型科层制组织系统按照地域划分行政区域,决策权力和决策权威合法地集中于中心机构,地方机构在中心政府的领导和监督下,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下行使决策权,权力的行使范围和权限本身都有限。从法律上讲,单一制条件下的地方权力是中心授予的,因而中心随时可以收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确提出,在国家和地方的权力划分上,首先要遵循地方服从中心、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从总体上看,机构设置强调:第一,上下对应,机构对口;第二,由上到下,机构的数目、规模逐层次递减。由此导致科层制就成为政策议程的主导组织,这种科层制组织具有命令统一、层级分明、直线沟通的特征,当然一些复杂的科层组织结构还拥有咨询机构,但权力都集中在上层。(二)民主集中制的政策决策体制这里的政府是指公共权力的行使机构,在我国政治生活中,政府组织中还包括社团。因为社团的力量很有限,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政府,这决定了它不能成为独立的政治主体,尽管考虑到我国社团带有很强的公益性质,一些非政府组织被认为是一个准事业单位,因而把社团归为最广义的政府体系中去,但它们不能成为像西方那样的利益集团,或者至少可以说,它们还没有成为利益集团。在公共政策议程中,政府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功能,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叶海卡·德洛尔(1968)认为,政府机构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在发展中国家要比发达国家大得多,他指出:“由于发展中国家存在的政策新问题少,所以大部分政策新问题都能进入政府内阁的议事日程。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一般不存在专业性的文官系统,因而行政部门在绝大部分政策制定中都起到核心功能。另外,发展中国家的权力更为集中,政务部门有更多的决策自主权。”政府体制涉及组织结构、工作程序、代表制度、选举制度等多种因素,这些因素对政策议程的建立都有很大的影响。政策议程能否建立,很多时候取决于政府体制的开放程度。社会新问题能否被政府所关注不仅依靠干社会大众的发动,而且还需要政府系统自身的努力。一定的政府体制从制度上规定了信息的沟通渠道和利益的表达方式,从而形成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的组织体制。四、结语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多数规则是决策的基本制度,多数规则的循环特征使得投票次序和结果呈正比例关系,因而对投票议程进行控制,就可以控制根据多数规则作决策的任意性。压力型科层制的政策组织系统和民主集中制的政策决策体制,导致了我国公共政策议程具有很强的内在推动特征。

公共政策论文范文篇5

1.公共政策

中西方学者对公共政策内涵的界定有所不同。西方学者把公共政策内涵的界定分为:政治行为型、政治过程型、价值分配型和生态行政型四种。例如:美国学者詹姆斯•安德森认为,“公共政策是由政府机关或政府官员制定的政策”。哈罗德•拉斯韦尔与亚伯拉罕•卡普兰认为,“公共政策就是一种既定的目标、价值与策略的大型计划。”罗伯特•艾斯顿认为,“公共政策就是政府机构和它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我国学者陈振明认为,“公共政策是国家机关、政党及其他政治团体在特定时期为实现或服务于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目标所采取的政治行为或规定的行为准则,它是一系列谋略、法令、措施、办法、方法、条例等的总称”。总结并借鉴中西方学者对公共政策含义的界定,本文认为社会转型时期公共政策是指社会公共权威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根据公众需要所制定的各项行为准则和行为规范。

2.公共政策价值

在现代社会,政府如果能够适应社会需要,满足公共需要,实现公共利益,那就是有价值的,否则,就是无价值的,其存在的合法性就会受到怀疑。因此,“政府为了摆脱合法性危机,在公共事务管理的过程中,会根据不同社会主体多元化的公共需求,进行公共政策制定、执行与评估,促进公共利益实现,以达到各社会主体的利益共享。”基于不同社会主体多元化公共需求的公共政策制定模式,既体现了公共政策的科学价值,又体现了公共政策的民主价值。

3.公共政策价值理念

公共政策价值理念表现为一定的需求和利益、有用与无用。因而,公共政策价值也就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政策本身的价值,即公共政策本身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二是公共政策的价值影响,即公共政策所追求的价值,所要达到的目的。本文中的概念是指公共政策的价值影响,即公共政策价值分配的利益要求和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公共政策价值理念是指在一定价值观支配下的公共政策价值分配的利益倾向与选择,亦即公共政策制定者以及其他涉及政策决策过程的人共有的偏好、个人愿望和目标。

二、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公共政策价值理念转变的历史演进

1.我国公共政策价值理念的第一次转变:以物为本

20世纪80年代,我国公共政策价值理念经历了第一次转变,围绕着效率与公平展开的,这次转变是以急转方式出现的。在政策领域方面,它从“抓革命,促生产”的以政治革命和阶级斗争为纲,转向“发展才是硬道理”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了“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决策原则。由此产生的公共政策价值理念中,效率被作为中心价值,公平只是作为补充性价值。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关注公平时,考察的主要不是现实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经济和社会公平的价值要求,而更多地是考虑为促进经济效率而出台的改革政策是否超出了“民众的承受能力”。这种公共政策价值理念对推动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我国公共政策价值理念的第二次转变:以人为本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公共政策价值理念经历了第二次转变,是绕着改革、发展与公平展开的,这次转变是以平缓方式出现的。我国公共政策价值理念在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一是公平和正义的概念不再仅仅是以“兼顾”的方式出现;二是提出了“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和建设的成果”原则;三是在处理发展中的各种矛盾时,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以人为本”成为更高的价值理念;四是认识到公平对效率的正面影响;五是提出了改革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手段;六是明确政府在促进和保障经济和社会公平方面的责任,将政府工作的重心更多地转移到维护经济和社会公平,并且成为衡量政府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准。

三、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公共政策价值理念的创新与定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政策价值理念经历了以物为本和以人为本两阶段,如何定位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公共政策价值理念,成为我们当下必须要解决的首要任务。

1.基于治理的公共政策价值理念:公共治理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个人暴力恐怖事件、社会群体性事件等社会问题凸显,这些长期积累下的社会问题随时都可能引发公共危机。每当爆发公共危机时,人们习惯于依赖政府解决。然而政府的管理、责任、能力是有限的,政府必须寻求社会力量的参与、合作与支持,全社会共同面对危机、共同承担化解危机的责任,构建一个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和衷共济、相互信任的危机应对机制。

2.基于和谐的公共政策价值理念:公共和谐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改革的收益与代价之间呈现出一种不平衡的状态,贫富分化、环境恶化、城乡差距等社会问题凸显。政府必须重新审视公共政策,满足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这些问题的解决都依赖于公共政策核心价值理念的确立。在社会转型时期,以公共和谐作为公共政策价值理念,有利于各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之间的协调与发展。公共和谐理念的提出,为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选择提供了新的视角。

3.福的公共政策价值理念:公共幸福

公共政策论文范文篇6

当前在我国和谐社会构建的过程中出现的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和社会分配不公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公共政策运行过程中出现了公平价值缺失、政策的不当倾斜和偏好以及政策体系不完善等现象。

(一)政策的公平价值缺失

基尼系数是公认的能够反映一个社会贫富差距和收入差距的客观指标,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13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73,已大大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长期以来的收入分配政策使我国从一个平均主义严重的国家逐渐成为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的国家,具体来说,这种不公平主要体现在:

1.分配起点的不公

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起点不公平主要表现在我国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等方面的起点不公平。教育收益最多的是穷人,因为教育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使得受教育者在未来的就业方面获得均等的竞争机会以及更高的收入,可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分配公平。但是从我国城乡居民享受的教育政策来看,国家对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导致农村新成长劳动力的文化、技术素质偏低,就业竞争能力不强,其转移致富的难度加大,再加上教育投资结构不合理,造成了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相对滞后,从而造成农村的教育资源十分匮乏,教育质量低下。这种低质量的教育使得城乡个人发展的起点不公平,使教育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功能发挥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加剧了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公和收入分配差距。从享受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来看,我国的农村不仅在医疗条件、医疗技术、医疗环境等方面大大落后于城市,现行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政策还存在诸多问题,如代际间参保不均等、失业保险覆盖面过低、农村医疗保险保障水平有限等。从就业方面来说,传统上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一系列城乡分割的政策严重制约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限制了农民获取就业和收入的渠道,这实际上违背了市场经济的机会公平原则,这种差别化和城乡分割的政策执行的结果自然就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2.分配过程的不公

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过程不公主要体现在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过程中的不公平,这主要造成了人的发展机会不公、进入市场的机会不公。我国初次分配领域采用重效率轻公平的政策,主要是依靠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但是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市场机制还不是很完善,竞争机会不均等,市场监管不得力,法制建设滞后,市场的基础性分配功能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同时,还存在劳动者报酬偏低,要素定价不合理,垄断经营体制导致垄断行业“特权收入”过高,国有单位和其他单位的“隐性收入”等问题。市场分配机制不完善造成了个人收入的分配不公,从而导致了初次分配过程的不公平。经过了市场的初次分配后,产生了个人的收入分配差距,因此需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再分配应更加注重公平,但由于我国的税收政策不完善,致使税收调节分配的功能未能得到有效的发挥,调节效果也不理想,政府转移支付的调节能力也没有显现出来,公共服务供给不完善,再加上我国的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政策导致了“逆调节”现象,不仅没有发挥调节的作用,反而扩大了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以社会力量为主导的第三次分配领域本来可以成为调节收入分配的辅助手段,但由于我国的相关政策不完善,慈善捐赠观念落后,社会救助面过窄,公平分配的最后一道防线作用也没能发挥出来。这些分配过程的不公平最终导致我国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愈演愈烈。

3.分配结果的不公平

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差距扩大和收入分配不公的结果,究其原因是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起点不公和过程不公造成的。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政策。1981年,我国基尼系数仅为0.292,那时还属于收入分配高度平等的国家。2012年,我国基尼系数高达0.474,成为收入分配高度不平等国家。目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主要表现在:社会总体收入不平等,贫富差距悬殊,城乡间、地区间、行业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此外,在城乡内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也呈现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加上收入分配不公现象愈演愈烈,这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带来了巨大挑战,也成为党和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二)政策的不当倾斜和偏好

收入分配政策会因为某一时期的特殊需要而有所侧重,目前存在于我国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不断拉大现象,也是政策不当倾斜和偏好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

1.经济政策的不当倾斜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改变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低下的状况,我国把经济建设作为政府制定政策的重要着力点。例如,“优先发展重工业”,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统一安排调配资源实现收入分配由农业向工业倾斜,用牺牲农业为代价换取工业的高速发展,使得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明显脱节。由于倾斜的经济政策,虽然我国的经济迅速发展,但也造成了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重经济建设、轻公共福利,重效率、轻公平的政策取向,最终导致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扩大。

2.发展政策的偏向

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采取了偏向城市的发展政策。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城市过度倾斜。为了实现工业化原始积累,国家通过实行“工农业剪刀差”的政策手段把一部分农村财富转移到城市,城市化和工业化对农村和农业的剩余、资源的过度汲取,城市偏向的公共物品供给使城市居民不用花费力气就可获得公共服务,但是农村居民的获得就非常有限,再加上城市优先的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影响了农业资本的投入,给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带来了障碍,从而制约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增加,造成农村发展缓慢,使城乡之间的差距“鸿沟”越来越大。

3.区域政策的不均衡

改革开放后,为了加快经济发展,配合实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目标,政府采取了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区域发展策略。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设立,使东部地区凭借着其区位优势、相对较好的经济基础、国家政策的扶持和中西部的支援,率先得到了发展,其示范和带动作用是历史性的,不言而喻的。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间,中国的地区差异逐步拉开,而且这种不平衡还将继续扩大。正是所谓“梯度推进”的区域政策的实行,造成了我国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之间居民的收入差距的拉大。虽然后来也采取了一些均衡化发展政策对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大体上遵循了不平衡的发展模式,工业相对于农业优先发展;文化、教育、科技等较为发达的东部相对于西部地区得到了更多的政策倾斜而优先发展;经济基础好的城市相对于贫困落后的农村而优先发展;与此相对应的却是,近年来,我国的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农村和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城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样的发展不平衡与我国的政策的不当倾斜和偏好有着必然联系。

(三)政策体系的不完善

一项政策对于解决庞大复杂的利益交错的问题往往功能是有限的,为了使各项政策相互衔接和配套,政府应通过制定一系列不同类型的政策组成一个政策体系,例如整合教育、就业、地区发展、行业发展、社会保障政策等等,以此发挥政策体系整体协调和相互配合的功能,形成政策合力。但是在我国,全面的政府收入分配政策体系尚未形成,公共政策的整体协调功能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我国的收入差距仍在进一步扩大。

1.税收政策不完善

税收是国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政策和手段,主要通过对高收入人群征税,对于低收入或者无收入人群少收税或者尽量不征税,以此缩小两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时又可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平衡收入差距的作用。但是目前我国的税收政策还很不完善,主要存在税制结构不合理、税种单一、税收监控的法律和技术手段相对滞后以及居民纳税意识欠缺等问题,不仅没有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甚至对中低收入者还产生逆向调节的效果。我国的个人所得税的完税率只有50%左右,即我国有近一半的个人所得税流失,一些高收人者“逃税”“避税”现象严重。

2.社会保障政策体系不健全

社会保障政策是调节再分配的重要手段,尤其对低收入者来说是一种保障。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的社会保障政策存在着严重缺陷,使得其在再收入分配方面的调节作用大大减低,甚至出现相反的效果。主要问题有:

(1)社会保障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过低。我国目前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大致为10%-12%,但从国际上看,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支出一般占到财政总支出的30%以上,北欧一些福利国家更是达到45%以上。

(2)社会保障覆盖面过窄。健全的社会医疗保障、广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早已在发达国家实行,例如英国、瑞典等国家实行的是“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原则上仅适用机关事业单位的正式工,此种制度设计上的缺陷,造成参保人员不均等。尽管我国也采取了城镇医疗保险和“新农合”政策,但是由于医疗覆盖面和医疗水平均很低,不仅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平,也埋下社会稳定发展的隐患。

3.财政转移支付手段乏力

我国的转移支付手段是实行分税制改革的时候建立起来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均等化。但我国采取的单一的纵向转移支付手段,显然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再加上法律和制度的滞后等原因,横向的地区间转移支付制度还没有形成。尽管在缓解贫困人口的生存状况、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与国际上大规模的转移支付相比,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还存在规模偏小、扶贫行为短期化、扶贫资金利用效率不高等问题,难以担当均衡地区间财力的重任。

4.政策监管体系缺失

公共政策体系整体功能的发挥还依赖于政策监管体系的完善和健全。目前由于监管体系的缺失,造成了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尤其是垄断性行业凭借其垄断地位获得的收入畸高,这是造成竞争机会不平等的主要因素之一,使得我国的行业差距越来越大。首先,国家对政府官员滥用权力缺乏有效的政策监管。由于现行体制的缺陷,表现在新旧体制并存、体制缺位、对政府官员滥用权力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管,从而为权力设租、寻租设置了空间。其次,国家对非法市场行为缺乏有效的政策监管。体制转轨期间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制度存在缺陷是难免的,使得部分不法经营者在逐利动机的驱使下,依靠大量非法收入迅速集敛财富,拉大了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再加上管理疏漏和一些现行的政策法规不完善、不配套,非法收入与财产转移、灰色收入由此大量出现,特别是出现了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严重的腐败问题以及利用制假售假、走私贩私、偷税漏税等各种非法手段获取高额收入的现象,造成了居民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二、完善公共政策体系,科学调节收入差距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是由于收入分配政策的公共性偏离,造成社会结构严重失衡,导致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社会矛盾趋向尖锐化。中国要在借鉴经济发达国家解决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一整套完善的,解决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公共政策体系,最大程度上体现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来调节我国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

(一)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形成规范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

公平一直是人类对社会的诉求。如果一个国家“穷人越穷,富人越富”,这样的收入分配结果不但使人们的生活水平产生了巨大的差异,心理上的不平衡性也会越来越明显,最终这种巨大的差异将导致社会动乱。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如果居民之间收入差距过大,而政府采取听之任之的策略,就会产生一系列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合理划分市场、政府和社会在收入分配当中的职责,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使它们相互协调,才能实现在“效率优先,注重公平”的基础上实现公平分配。一方面,在初次分配中以市场为主导,政府适当介入,再分配则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三次分配以社会自身的力量为主。这就需要市场、政府和社会在社会分配中明确自己的职责,既不要“越位”,也不要“缺位”,发挥政府促进公平分配,缩小差距方面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三次分配都有各自的主导力量,但是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还要三者相互协调配合。初次分配以效率优先,必然造成收入和社会财富的分配的不公,需要政府进行干预,在实现效率提高的同时兼顾公平。再分配领域要求政府运用各种经济手段调节收入分配,实现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目标,但不能干扰和损害市场,不能以牺牲效率为代价,市场和政府有机结合,实现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协调互动,避免效率的损失和收入分配的过分悬殊,使公民收入分配关系逐渐趋于公平合理。此外,以社会力量为主的第三次分配,以自愿为基础、以慈善捐助为形式,使已经分配到人或者企业的资源重新进入分配流程,但需要政府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为慈善捐助营造优良的社会环境。

(二)协调城乡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必须协调城乡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要站在经济社会全局发展的高度,加快农业农村发展,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形成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新机制。首先,要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要提高农民的收入,必须从根本上建立促进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一是要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以及对教育、医疗等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二是要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可以借鉴欧盟、日本等国家对农业的保护政策,如实施农产品加价支持政策,提供农业信贷和税收优惠,提供农业科技和信息服务等。其次,要提高农民素质,增强农民增收的能力。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社会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增加,劳动者技能水平是其能否获取高收入的一个关键指标,因此,要不断提高农民的受教育水平,提高农民素质。除了在农村严格执行九年义务教育政策,还要加强成人教育,通过技术培训等方式使农民掌握更多的文化知识和技能,提高其从事农、林、牧、渔业的技术水平,获取更高的回报,或者能直接转向收入更高的非农业岗位,提高其就业层次和收入水平。再次,要大力加强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乡镇企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提高实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企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较强,可以容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乡镇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农村的各种资源,而且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就业转移十分方便。因此,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乡镇企业,将是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的一条有效途径。

(三)实行均衡发展的区域政策,优化财政转移支付,实现经济的协调发展

长期以来的非均衡发展政策,导致了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应该及时调整和转变收入分配政策导向。借鉴发达国家的区域政策和反贫困政策的经验,当前要改进我国的区域经济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金融投资力度,大力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一方面,要将国家投资重点逐步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中央要适当给予中西部落后地区政策倾斜和优惠,如在固定资产投资、利用外资、银行信贷、外汇、对外贸易、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人力资源开发。其中,基础设施是关键,特别是交通、通讯、能源、水利等投资比较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政府应在通盘考虑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给予重点扶植和安排,以优化其经济发展的环境和条件,为落后地区的经济开发乃至起飞创造必要的平台。另一方面,要加快中西部地区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增强落后地区发展的内在动力。在缩小区域差距的过程中,落后地区应当充分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支柱产业,使自身的资源优势转换为经济优势。另外,还要重视落后地区人力资源的开发,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教育投资和支持,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教育投入。通过发展落后地区教育,为其经济的发展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也促进落后地区劳动者收入的提高,缩小地区间的收入差距。

(四)完善税制结构,充分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

运用税收手段调节收入分配,弥补市场机制下初次分配在公平方面的不足是经济发达国家普遍而有效的做法。但是在我国,利用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发挥还不充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出现了“逆向调节”的现象。因此,强化税收政策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收入分配公平是政府有效发挥再分配功能的重要途径之一。首先,构建完善的以个人所得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加强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力度。为强化税收对个人收入分配的调控功能,应逐步改革税制结构,确立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财产税和社会保障税为两翼、其他税种为补充的个人收入税收调控体系。同时,还应开征同个人收入分配税收调控体系相关的其他税种,如房产税、证券交易税等,使税收对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有效调控覆盖全过程,形成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完整的调控体系,发挥各个税种的补充作用,有效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其次,要完善税收征管制度。扩大征税范围,缩小减免优惠;加强对部分重点纳税人的监控;调整税率结构,实现税负公平、合理负担;改革税收的征管方式,继续推进税源的监控管理,加大对偷税、漏税和抗税的处罚力度,做到“严管重罚”,真正体现税法的严肃性,实现税收的公平性。为此,要对违法者进行重罚,使之承担巨大的经济风险和法律风险,以鼓励人们纳税,树立自觉纳税意识。再次,强化消费税调节力度,完善征税环节,合理设置消费税税率,建立严密的征管体系。充分发挥财产税的调节功能,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税收政策是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但它却是一把“双刃剑”,要对收入高者征税,但也不能造成新的不公平,税收政策必须保持稳定的倾向性,做到科学合理有效地调节收入分配。

(五)建立多元化、覆盖面广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全民享受经济发展成果

社会保障是经济发展的“稳定器”,有助于改善贫困群体的生活处境,缓和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矛盾。当前我国需要建立以职工基本养老、医疗、失业、最低生活保障为重点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救济、优抚安置和社会福利制度,积极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扩大各项社会保险覆盖面,增强保障能力,确保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保障水平要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社会保障的供给决定于现实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企业与社会的承受能力。社会保障标准要随社会经济的发展,根据社会分配政策进行变化调整。加快社会保障体制的创新,改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规范城市最低保障待遇,充分发挥“最后一道安全网”的保障功能,多渠道筹集和积累保障基金,尽快开征社会保障税。总之,要积极推进社会保障的社会化进程,努力拓宽保障资金的来源,完善保障体系,以更好地发挥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六)完善促进教育机会均等的公共教育政策,确保教育公平

努力为全民创造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是缓解收入不平等的根本、长远途径。尤其是要加大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缩小社会不同成员间、不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中国可以在借鉴经济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完善当前的公共教育政策,实现教育机会均等,有效克服因教育机会不均等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首先,要坚决贯彻执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虽然我国早已推行了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但在许多贫困地区,特别是一些比较落后、贫困的农村地区,九年义务教育并没有得到坚决的贯彻执行,许多农村家庭的孩子在本该接受义务教育的阶段,却背负着生活的重担在外面打工。因此,贯彻执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一方面要加强对基础教育重要性的宣传,转变“读书无用论”这种不正确的观念,让贫困家庭切实了解到,如果不接受义务教育,只能获取低收入进而陷入贫困,无助于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另一方面,要解决贫困家庭的实际困难,通过各种途径增加贫困家庭的实际收入。将贫困家庭的孩子从为家里增加收人的需要中解放出来,去接受九年义务教育。通过坚决贯彻执行九年义务教育,为人们取得比较平等的收入结果创造一个比较平等的起点,尽可能减少低技术水平的劳动者只能获取低收入而致贫的现象。其次,要加大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具体表现在多个方面。比如,要加大中央和各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实现真正全免费的义务教育制度;要加大政府对落后地区、农村地区教育基础设施的建设,使那里的学生也能享用现代化的、高科技的教育资源,等等。再次,要多渠道筹措教育资金发展高等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人力资本培训等非义务教育。对于非义务教育阶段,政府应采取教育成本分担制度,制定多层次的教育成本分担标准。建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共同资助弱势群体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完善助学金、助学贷款等制度,鼓励利用民间资金帮助弱势群体。同时建立区域之间教育均衡发展的保障制度,促进城乡之间、发达地区与老少边穷地区之间教育的均衡发展。此外,政府还应通过各种形式开展成人教育、职业教育和技能训练,提高非熟练劳动者的技能水平,为其创造平等的获取高收入的机会。

(七)完善就业政策,促进就业机会公平

为劳动者创造更多的平等就业机会是反贫困和缩小贫富差距的另一个重要措施。而中国当前的就业形势处于十分复杂和严峻的状态,存在大量显性和隐性失业人员。因此,当务之急是必须创造各种就业机会,增加就业,提高低端人群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缩小贫富差距。在采取各种促进就业的措施时,可以借鉴美国、德国等经济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促进中国失业工人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再就业。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大力扶持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发展。美国与德国都十分重视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发展,通过提供资金支持和开展培训等手段大力发展个体经济、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国也可以大力支持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以增加就业,比如,可以对其提供创业基金贷款并给予利息优惠等。更重要的是,中国应该大力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因为中小企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远远超过大企业。但是,当前中小企业的发展受资金的制约,普遍存在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因此,要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就应该降低中小企业贷款的门槛,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此外,还应提供一系列政策优惠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增加就业机会。比如,可以根据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创造就业岗位的数量多少,对企业主给予一定的奖励,或根据其支付的劳动成本,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可以将各地中小企业发展状况,尤其是就业状况,作为各级政府绩效考核的指标,各级地方政府要制定中小企业发展规划,地方财政预算中要设置中小企业扶持资金科目,安排专项扶持资金,对中小企业发展在地方税种的征收上给予优惠。中小企业的蓬勃发展必将带动就业岗位的增加,对促进收入差距的缩小具有重要意义。另外,积极发展第三产业、提供各种就业培训也是促进就业的重要途径。

公共政策论文范文篇7

我国地域面积广大,具有众多的民族,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亦不均衡,使得影响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存在着一系列的影响因素。具体来说,包括政策的宣传、分解、物质组织准备、实验、全面实施,以及协调和监控等多个环节。笔者结合实践工作经验,简单罗列一些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

1.存在选择执行的问题

所谓选择执行问题,是指公共政策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行为主体偏离主观意愿,不重视政策的整体要求,对公共政策实行选择性执行的行为。这样一来,公共政策就不能在整体上得到切实的落实。当然,公共政策在形成的时候,就是相互依存的整体部分,由若干个部分组成。

2.存在机械式执行的问题

机械执行的概念主要是指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地方下级政府没有真正领悟政策制定的初衷、目的、精髓,也没有与本单位、本部门、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很好的结合,生搬硬套上级文件规定,形成了“上级利好的政策,被下级念歪经,办坏事”,貌似执行,实际上则是南辕北辙。机械执行影响了中央政策和上级命令的严肃性,使中央政策和上级命令流于形式。同时也束缚了地方政府和部门工作的主观能动性,造就一些“懒惰”政府的不作为现象。

3.敷衍执行的问题

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执行者地方保护主义和本位主义思想严重,主观上敷衍塞责、应付了事,只注重政策的宣传,不注重政策落实,只注重表面发动,不积极采取行动,落实政策执行的组织、人员、资金等各种要素,存在着一定的敷衍执行的问题。他们只是“原原本本地传达,大哄大嗡的宣传,彻彻底底的落空”,不去考虑本地区、本部门、本行业政策执行的客观环境和现实条件,对政策问题不做具体分析。

二、促进市场化改革中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的策略

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公共政策也一定要向着更加规范和科学的道路上前进。笔者根据以上出现的实际问题,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1.增强公共政策执行的可操作性

国公共政策执行中出现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共政策本身的有限性、公平性、法定性而造成的,说到底是公共政策在制定过程中缺乏科学化、民主化和可操作性。因此,必须要全面提高公共政策自身的质量,增强可操作性。

2.提高公众参与的积极性

由于公共政策的执行中,公众是影响执行状况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要重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在提高公众参与的积极性方面,可以通过加强对行政执行人员的素质进行加强,强化他们的职业道德修养,以提高他们在提高公众参与积极性方面可以取得良好效果。还要提高他们的实际工作经验,培养服务公众的意识,这些都是保证公共政策可以顺利执行的关键所在。

3.对公共政策的执行机制和环境进行完善

公共政策执行环境的好坏,对公共政策执行力也具有比较大的影响,只有好的公共政策执行环境,才可以有利于公共政策的顺利推进和执行。首先,要对公共政策执行的监督机制进行完善,对其中影响执行机制的因素进行综合治理,创造良好的内部环境。其次,要加强对公众的舆论宣传,让公众自发的去接受和自动去接受公共政策的执行。第三,要加强公共政策执行的资源环境治理,这也是保障公共政策环境可以良好执行的一个重要基础。

三、结语

公共政策论文范文篇8

网络民意主要是指将网络作为基础,利用网络论坛、微博等途径,针对某一社会事务进行公开言论,从而体现出来的相似的态度、主张等。网络民意的出现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也是公众行使公众权力和义务的具体表现。网络民意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直接性。公众利用网络的虚拟性特点,民意表达更为直接,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民意诉求方式的限制,且网络自身具有实时性,为民意表达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其次,主体多元性。网络民意的表达途径很多,例如:虚拟社区、BBS论坛、博客、微博等,公众可以结合自身需求选择不同的表达方式和方法,行使话语权;最后,话题利益性。网络民意的话题一般与公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体现机会均等,而受到网络民意监管力度不够的影响,使得议题出现一定非理性倾向。

二、网络民意在公共政策中的影响

1.积极影响。第一,网络民意的出现,不仅能够为公众提供更为方便的表达途径,也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主体身份等方面的限制。在表达民意过程中,公众自身利益不同,发表的建议也有所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公共政策制定的客观性。另外,匿名表达使得公众能够发挥自身利益诉求积极性,避免尴尬,实现自由交流和沟通。与此同时,公民诉求扩散较快,且能够获得同一意见网民的支持,尤其是在得到反馈情况下,更能够激发公众主人翁意识。第二,网络民意自身具有“原生态”特征,公共政策在制定等过程中,能够及时获取更具价值的建议和意见,另外,受到网络普及程度的影响,更多普通的公众也参与到公共政策评价中来,公民议政能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愚民政策”逐渐减少,为公共政策最大程度发挥积极作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公共政策出台实施后,相关部门也能够获取公民的反馈建议,衡量公共政策的有效性。第三,传统民意收集渠道和方式对社会底层公众表达民意存在一定约束,使得公众社会参与性不强,而网络民意却恰恰为这部分群体畅通了表达渠道,使得每一个阶层的利益诉求都能够及时得到反馈。在表达民意的同时,公众也能够发挥自身监督权力,提高公共政策透明度。公共政策通过采纳民意,代表的是大多数公民利益,使得政策也能够得到很好地落实。

2.消极影响。第一,就我国网络民意实际情况而言,虽然网络民意数量大,但是整体占比并不高,不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在公共政策制定等环节中,要对网络民意进行讨论。另外,整体结构层次不合理,年龄、学历等方面都存在一定问题,难以确保网络民意的平衡性和公平性。不仅如此,据相关调查表明,网络民意与真实民意也存在一定差别,弱势群体利益诉求表达难度较大,主要是受到经济、技术等因素的影响。第二,我国现有法律不够健全,难以有效规范网络,致使网络上谣言出现,网络民意真实性大打折扣,具有相同建议的网民会聚集,并加强交流,使得群体极化现象日益突出,不可避免的存在虚假民意。因此,我们在获取网络民意的同时,也会看到一些不良信息的传播,例如:等。第三,从心理学角度而言,网络民意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群体思想,使得网络个性化思想丧失,出现人云亦云现象,不利于我国公共政策的良性发展。个体在群体中会出现责任分散意识,如“人肉搜索”将他人信息公布就是具体表现。在出现这类问题时,责任追究难度较大,极大的增加了非理性行为的出现。群体集中在一起,会对某一事件进行想象,扭曲事实真相,严重情况下,一部分网民会认为事实真相是虚假的,从而产生相应的社会问题。因此,科学、合理的收集网络民意显得尤为重要。

三、实现网络民意和公共政策互动的有效途径

1.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网络民意质量。我国政府要加大电子政务的建设,为公众提供良好的建议渠道,而硬件设施作为电子政务的核心,政府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逐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搭建公众与政府互动平台,并加强对公共政策过滤系统的建设,例如:专业化信息分析等,为公共政策科学、客观性提供支持。网民作为民意的主体,其意见是否合理、客观直接影响公共政策的科学性,面对日益壮大的网民队伍,相关部门要发挥自身职责,采取多样化措施,例如:板报宣传、讲座等,提高网民对网络信息的判断能力,引导网民树立正确价值观念等,进而提升网络民意整体质量,推动我国公共政策良性发展。

2.重视网络信息管理,发挥网络媒体引导作用。针对网络民意存在的虚假、非理性等特征,政府要充分发挥自身职责,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建立健全管理体制,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互联网管理规范和网络民意管理规范;另一方面,将网络信息管理纳入到政府日常管理工作当中,加强对重要网站、搜索引擎等网络媒体的监督和管理,及时制止不良信息的传播,不断完善相关规章制度,加大监管力度,试行网络实名制,从而有效规范网络舆论内容。网络媒体作为一种新型信息传播媒介,具有引导作用,要充分利用网络媒体的引导作用,杜绝负面、不健康言论,给予正确的言论鼓励,引导网民树立正确思想、观念,避免人云亦云现象的出现。

3.实现网络民意制度化,建立现代化信息网络。针对网络民意,政府要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认真斟酌每一个建议,集中公众指挥,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奠定良好的民意基础。要出台针对性法律法规,实现网络民意制度化建设,例如:安徽省下发的规定中,就针对性网民留言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如此,还需要加强网络信息网络建设,实现网络民意与公共政策良性沟通,进行动态管理,提高管理水平,从而促使公共政策能够最大程度发挥积极作用。

四、结语

公共政策论文范文篇9

摘要:公共政策的成败要通过公共政策中的政策评估环节检验。公共政策评估要通过一定的标准进行,即公共政策评估标准。公共政策评估环节通过不同的评估标准判断公共政策成效,依据成效来判断公共政策的成败。当今中国生产力评估标准是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政策评估标准。

关键词:公共政策政策评估标准生产力

公共政策是以政府为主的公共机构为确保社会朝着政治系统所确定、承诺的正确方向发展,通过广泛参与和连续的抉择以及具体实施而产生效果的途径,利用公共资源达到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平衡、协调社会公众利益目的的公共管理活动过程。这一概念表述了公共政策的主体、手段、目的,尤其突出其目的性。

公共政策的目的性表现在公共政策的成败上,这就使政策评估在公共政策中占据重要的地位,缺少政策评估,一项政策就不能称之为政策。公共政策评估如何进行,即公共政策评估都有哪些标准,以此对公共政策成败做出判断,本文试就其作些探讨。

一、公共政策评估概念的界定

尽管目前对政策评估的研究很多,但对于政策评估的概念却没有一个统一的、被绝大多数学者接受和普遍认同的定义。

陈振明认为,所谓公共政策评估,是指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政策的效益、效率及价值进行判断的一种政治行为,目的在于取得有关这些方面的信息。林水波、张世贤认为,政策评价是“有系统地应用各种社会研究程序,收集有关资讯,用以论断政策概念与设计是否周全完整,知悉政策实际执行情形、遭遇的困难,又无偏离既定的政策方向;指明社会干预政策的效用”。

以上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分别对政策评估进行界定,综合各方观点,本文倾向于这样的界定:公共政策评估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政策过程的效果、效益、效率和公众回应加以判断,评定并由此决定政策变迁的活动。

二、公共政策评估的标准

邓恩在《公共政策分析导论》中将评估标准分为六类:效果、效率、充足性、公平性、回应性和适宜性。我国台湾学者林水波、张世贤在《公共政策》一书中认为评价标准由八个方面:投入工作量、绩效、效率、充足性、公平性、适当性、执行力、社会发展总指标。张国庆在《现代公共政策学导论》中提出政策评估的首要标准和次要标准的概念。针对公共政策及其活动全过程的各个环节的结果的价值进行评估,评估的标准应该包括下列标准。

1.政策的目标标准

评价一项公共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就是看政策执行后能否在预定的时间内完成其所确定的目标。那么,在评估政策时,把制定公共政策时所要达到的标准或目标同在一定时间限度内执行政策所达到的目标相比较来进行评价。如果公共政策在预期时间内取得的成就同制定政策所定的标准一致,那么,很明显这项公共政策是很成功的,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反之,没有达到所希望达到的目标,说明这项政策是不成功的。

2.政策的投入标准

一项政策从提出、列入议事日程、制定、执行等各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各种资源。这个标准要衡量一项政策所投入的各种资源的质量和数量,其实质就是从资源投入的角度来衡量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所做的工作,也就是政策评估的成本问题。因此,投入成为政策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3.政策的公平、公正标准

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在有效增进与公平分配社会公共利益的过程中所制定的行为准则,公平性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特征和体现。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中为了实现帕累托最优,就必须注意通过利益的再分配或补偿等方式给予那些受损的合法利益以合理的补偿,以体现和照顾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公共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看是否体现的政策的公平和公正,是否体现和维护了最大数的利益。

4.政策的效率标准

经济学上讲究经济效率即投入和产出的关系,经济效率要求产出必须大于投入。政策的效率标准是衡量政策取得效果所耗费的政策资源的数量,通常体现在政策投入与政策效果之间的比率和关系。政策效率的高低往往反映出政策本身的优劣和政策的执行状况。

5.公民参与、回应政策的程度

由于公共政策主要实现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公民的参与与回应必不可少,而公民的参与和回应程度高低是衡量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一项公共政策不论关系到全体或一部分人的利益,只要政策对象认为满足了自己的利益,就会对这种政策有着积极的回应。反之,政策的回应程度就低。这也是评价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

三、中国特色的评估标准

国内政策学者陈振明归纳出的政策评估的五个标准:生产力标准、效益标准、效率标准、公正标准和政策回应度。根据台湾学者吴尧峰先生对生产力评估标准的综合与整理,生产力标准的内涵体现了效率标准和绩效标准的统一,在某种程度上也涵盖了政策评估的妥当性和回应度标准,从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公共政策的本质功能上看,生产力标准是当今中国公共政策评估最根本和首要的标准,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首先,生产力标准既是评价一个党、国家战略方针的根本标准,也是评估每一项政策的根本标准。一项政策的正确与错误、好与坏、进步与落后,归根结底取决于它有无或在多大程度上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其次,生产力标准最能体现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和公共精神。从公共政策的实质与功能上看,政府作为公共性的代表,它所依据的是社会公共利益,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估,来进行利益选择、利益综合、利益分配、利益落实,达到持续不断的发展公共利益的目的。

再次,从现代公共政策环境来看,公众要求政府既是廉价的,又是有效的。为解决这一冲突,作为政府公共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主要手段的公共政策,它的首选价值就是提升政府机关的生产力,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回应公民社会对政府的需求,树立政府在公众之中的良好形象,这就决定了生产力标准在公共政策评估标准中的首要地位。

最后,生产力标准也涵盖和统率了公共政策评估的其他标准,如绩效标准,如何最有效达到预期政策目标;效率标准,是否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有效的产出;回应度标准,是否满足政策对象最迫切的需要。此外,生产力标准与公正标准也是统一的,公共政策越是符合公正标准,社会越是公平,每个人的贡献与所得越是一致,每个人的劳动积极性便越高。从而越能促进政府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就越符合生产力标准。

参考文献:

[1]严强,王强.公共政策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林水波,张世贤.公共政策[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社公司,1995.

公共政策论文范文篇10

公共政策执行就是政策执行主体为了实现公共政策目标,通过各种措施和手段作用于公共政策对象,使公共政策内容变为现实的行动过程。【1】公共政策执行的本质是遵循政策指令所进行的变革,是将一种政策付诸实施的所有行动的总和。而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失控现象时有发生,如何改善现有的缺陷,保证公共政策的有效实施,正是我们如今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失控的主要表现

公共政策作为政府调整社会成员之间利益关系,实现公共利益的合理分配及具体行政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政策执行是一个与政策制定同样艰难的过程,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由于种种原因会导致偏离政策目标的政策失控。在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诸如"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公共政策执行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政策敷衍

政策敷衍是指执行政策前紧后松,敷衍塞责的一种现象。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有些部门、地区,只做表面文章,只搞政策宣传,并未采取实际性的、可操作性的具体措施来执行、落实该政策,更谈不上解决什么具体的政策问题、实现什么政策目标。

2.政策利用

政策利用是指公共政策成了某些地方政府手中的工具,为了满足自身的利益,通过一些"特殊"政策,从而控制企业行为。政策的分配结果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分配者的意志,企业却可以通过各种关系与手段来获得有利于自己的政策。还有诸如:政策拍卖、政策竞争等,致使政策偏离了上级的统一部署,使公共政策失去了原有的严肃性和公共意义。

3.政策附加

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执行主体或目标群体,对原政策内容进行了一定的黏附,在原有政策的基础上再自行增添一些不恰当、不合理的内容。这样使得政策的调控对象和范围超出了原来的要求,因此原政策不能到位,政策被扩大化执行,从而导致政策变形,影响了政策目标的实现。

4.政策照搬

政策照搬主要是指政策执行主体只对上级制定的政策进行照搬照抄,只求"原则",忘了"灵活",完全是机械式、僵硬化执行政策。这样生搬硬套的结果,不但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还容易把过错归咎于政策本身,形成责任推诿。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忽视实际状况,未注意其灵活的一面,未能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只是照搬政策,机械式执行,政策目标注定无法很好的实现。

5.政策抵制

主要指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当中,政策执行主体或目标群体对现有的政策不认同、不接受、不满意,从而产生抵制情绪,使公共政策不能够执行到位,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二、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失控具有其客观必然性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失控现象有其客观必然性。一般说来,政策越明确,涉及的人数越少,执行起来就越容易,越有效。世界上的经验是,国家或地区越小,越容易管理,像亚洲的香港和新加坡,欧洲如瑞士、奥地利,这些地方的公共政策执行效率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高的。因为他们的地方小,人口少。反之,政策的涉及面越广,作用的人数越多,政策执行的难度越大,所以对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而言,公共政策执行的难度可想而知。【2】从现实来看,我国当前公共政策被利用、附加、照搬等等,致使公共政策执行出现失控、偏差,政策效力得不到有效发挥的现象并不少见。这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

三、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失控的主要原因

我国在公共政策执行环节中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尽管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的现实困境有其客观必然性,但这是次要的,导致政策执行失控的主要原因概括起来,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府公共政策本身的缺陷

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一些政策在执行之前就存在缺陷:1.政策缺乏合理性。表现在政策针对性不强,没有针对客观的社会实际问题,政策规定的内容没有反映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规定的各项行为不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政策本身缺乏合理性,使得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失去了实践的基础,导致政策执行效果与目标背道而驰。2.政策缺乏协调性。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政府出台的政策大都是单项政策,而出台群体政策少。而单项政策之间联系少,没有形成科学的体系,以致政策与政策之间经常出现相互抵触。【3】另外,虽然经过多次机构改革,但我国机构依旧众多,导致职责不明,多头决策,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协调,常常是政出多门,甚至相互矛盾,这些都导致政策执行失去了效果。3.政策缺乏合法性。有些公共政策的制定缺少法律与公众的监督,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公共政策的盲目性和不规范性,降低了政策回应能力。

(二)政府公共政策的执行机制不健全

公共政策执行缺少一套有效、完善的政策监测预警机制。政策执行是处在一种变革的、动态环境之中,新情况、新问题会不断出现,只有通过政策预警机制、传播机制,监测并反馈执行信息,从内容上加强沟通,才能保证政策执行顺畅。目前,我国没有构建一套有效、完善的监测预警机制--对公共政策的执行状况和后果进行监测、评估、反馈、预警和选择相应对策的一整套的高效能现代化管理系统。【4】2003年春SARS危机的爆发,很大程度上与我国政府公共政策的政策监测预警机制、应急管理机制、信息传播机制不完善有重要关系。

(三)公共政策执行者的素质缺陷

任何一项政策最终是由一定的执行人员去贯彻实施的,执行者对政策的认同、创新精神、高度责任感、较高的政策水平和管理水平是政策得以有效执行的重要条件。在公共政策执行的实际过程中,公共政策执行者往往会由于自身的态度、素质和能力等原因,消极、被动或低效地执行政策,在有些情况下,甚至阻挠公共政策的有效实施。现实中的政策失控在很大程度上是政策执行者的素质缺陷造成的,这种缺陷表现为:第一,由于执行者的专业知识水平有限,不能正确理解政策的精神实质和内在机理,不能正确认识政策的基本内涵和具体要求。第二,由于执行者的能力有限,不能有效的计划和组织实施政策,领导能力、沟通能力、协调能力、创新能力的不足导致目标群体的不信任和不支持,失去政策执行应具有的威望。【5】第三,政策执行者政治觉悟与职业道德的缺失,政治觉悟不高的执行者很难做到将国家利益、长远利益、整体利益放在首位,而职业道德的缺失则会降低政策执行者对政策忠实的自觉性。第四,政策执行者责任感不强,高度的责任感,会产生内在的动力和对工作的推动力,才能培养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缺乏责任感,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盛行,其结果必然是敷衍塞责,玩忽职守,工作得不到很好的落实。

(四)监督主体不明确,群众监督低绩效

马丁·雷恩(MartinRein)和弗朗西·拉宾诺维茨(FrancineRabinovitz)在《执行的理论观》中指出,政策执行过程包括三个阶段:纲领发展阶段、资源分配阶段和政策监督阶段。监督阶段就是对政策执行过程与成果加以监督与控制,确认执行者有效地执行公共政策。我国对公共政策执行进行监督的主体包括:政党、人大、政府监察、审计、司法和新闻舆论等。从体制上讲,这些监督主体均有权依法对政策执行主体实行监督。然而在监督实践中,监督主体相互之间却因监督职能交叉重叠而相互推诿、扯皮、依赖,造成"大家可监督,大家不监督"的现象,致使使政策监督不能有效落实。

另外,尽管群众是监督主体,但这个主体是在监督客体领导、管辖下的,以致出现群众的监督显得苍白无力,监督绩效低。主要表现为:(1)机制不全,监督弱化。目前,群众对政策执行者的监督尚未纳入法制化轨道。群众监督主体的职责、权限以及监督活动的范围、方式、程序等,缺乏缜密的具体规范,监督渠道不够畅通,致使群众在行使监督权时时常遇到干扰、障碍,甚至受到为难、打击。(2)公开不够,监督乏力。政策执行的透明度不高,制约了群众监督。目前,对于群众真正关心的一些政策执行情况,政策执行主体往往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不愿或不敢公开,造成群众监督无的放矢甚至猜疑或误解。

四、解决我国公共政策失控问题的路径选择

(一)加强公共政策制定的合理性、科学性、合法化

首先,突出政策的针对性,确保政策规定的内容如实的反映客观存在的情况,规定的各项行为符合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重要公共政策在全面实施之前都要在局部地区或者在试点中加以试验,以取得经验再全面铺开。【6】政策制定以及执行的过程要注意到与现有的资源和现实条件是否相符合,还要遵循客观规律,如果政策不能反映客观存在的情况,不能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需求,那是不合理的。其次,对于"新政策与老政策打架"、"此政策与彼政策撞车"、"小政策与大政策相互抵触"等现象的解决,要求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做好新旧政策之间、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之间、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和各部门的政策之间,以及一个大政策和它的具体实施细则之间的衔接和配套,形成科学的政策体系。最后,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要处在法律与公众有效的监督之下,才能避免公共政策的盲目性和不规范性,提高政策回应能力;也只有合法的公共政策才会产生约束力,才具有可执行性。政策的合法性程度越高,政策执行的难度就越小,政策失败的风险就越小。反之,则难度越大,风险也大。

(二)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建立有效的政策执行机制

行政管理体制对政策执行有很大的制约作用,原因就在于它能整合各种政治资源,协调政策执行机构内部与其他组织机构之间的各种关系,为政策执行提供制度保障。因此应做到:第一,积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精简机构,理顺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明确各部门的权利和责任,加强政府部门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整合程度,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率。第二,建立健全公共政策执行的责任制。对由于政策执行失败而造成损失的执行主体,要追究其责任。第三,加强对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激励。公共政策执行是一种政府行为,为了提高政策执行效率,降低执行成本,必须加强政策执行主体的激励,这有利于增强政策执行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提高政策执行效率。【7】第四,完善政策监测预警机制。通过政策预警机制、传播机制,实时进行监测并反馈执行信息,保证沟通的畅通性和有效性,从而确保政策执行顺畅。

(三)大力提高我国公共政策执行人员的素质

当前,公共管理事务已愈来愈复杂,公共政策有了空前的变动性和广泛性,作为政策执行主体,就要与时代同步,不断更新知识和能力,全面提高自身素质,以适应新形势之需要。因为公共政策执行者是政策执行中的能动因素,他们的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心理素质和能力素质的高低决定着政策执行能动性发挥的大小。这就要求执行者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政策水平,增强大局观念,强化行政道德意识,强化自律精神,规范执行行为;提高专业水平,提高准确理解和把握政策规定的能力,提高制定执行计划的能力,提高政策执行的实践能力;增强实际工作的经验尤其是学会处理利益群体和公众的关系,提高吃苦耐劳、不怕挫折、不怕失败的心理素质。可以说,这些是减少公共政策执行失控的基础和前提。

(四)强化和完善公众对政策执行主体的监督

在我国的政策监督体系中,公众监督是国家行政机关外部监督的一种主要的形式,是一种最普遍、最直接、最有效的监督主体。但是目前,公众监督的功能还未得到充分的发挥。为此,要通过制定专门法律,确立群众监督的法律地位;明确公众监督的权限、形式和程序,以及监督的责任和奖惩。尤其是要抓紧建立公众监督的法律保障机制,依法保护公众举报、申诉和控告等监督行为,使其尽快纳入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另外,政策最终是由执行人员去落实的,而公众要真正做到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有效地监督政策执行人员的行为,首先就必须对政策执行人员的执行活动有所了解,否则,倘若政策执行活动缺乏透明度甚至变得神秘化,监督主体对政策执行活动一无所知,那么对政策执行人员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违规行为的监督与制约自然也就无从谈起,正所谓"督政"需先"知政"。因此,要扩大公众在干部选任上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加强公众对干部的监督。要坚持和完善民主推荐、民意测验、民主评议制度,采用多种途径让群众参与选贤任能;要积极推行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制度,要多渠道、多侧面、多方式地考察干部,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尤其要注意听取地方和公众的意见。

五、总结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不断发展,公共政策所发挥的作用也将会越来越重要。政府应该总结各方面的经验,寻找政策执行失控的原因,针对原因采取对策,防止政策失控而带来不必要的损失。从而提高政府执行效率,保证政策执行的顺利进行,更好的实现政策目标。

【参考文献】

[1]宁骚.公共政策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366.

[2]黄燕翔.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的现实困境及其消解[J].牡丹江大学学报,2009(2),21.

[3]何雄浪、朱旭光.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失灵的原因及其矫正探讨[J].当代经济管理,2009(2),47.

[4]金太军.公共行政的民主和责任取向分析[J].天津社会科学,2000,5.

[5]宁骚.公共政策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3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