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行政官职词语谈满汉文化管理

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清朝皇帝出于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分化大臣权利，以防权臣专权的目的，结合自身民族特点在明代官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有别于以前各朝的官制。总体来看，清代官制机构主要有承袭明制与独创两个特点。这其中清代中央行政机构及官职名称体现的尤为明显。

1．承袭明制

与先前满族的一些文化相比，明代先进的中原文化必然更加符合当时的统治与时代潮流，因此清入关前后所设立的一些中央行政机构及官职名称与明如此相似也就不足为奇了，如大理寺、太常寺、鸿胪寺、国子监、翰林院等等。但承袭并非意味着完全照搬，这里同样也有部分创新（某些机构和名称为明朝所没有），而创新的源泉就来自于清入关前后特有的制度———八旗制度，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皇太极于天聪五年（1631年）设立的六部。

2．清朝独创

这里所说的独创按时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入关前设立的；二是入关后设立的。入关前包括后金这样的民族统治政权设立的具有奴隶制色彩的议政王大臣、和硕贝勒等机构及官职名称，而入关后则有清朝完全封建化的军机处、内务府、宗人府等中央行政机构及官职名称。接下来笔者将以入关前与入关后这两个时间段为切入点，从满汉词语的对照入手来探讨其官制特点，进而说明当时满汉文化相互之间的关系。

一、入关前设立的中央行政机构及官职

（一）内阁机构及官职名称虽然内阁机构及官职设立于入关前，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一直贯穿于清代多个时期，因此其与汉文化的融合也就不可避免。以下所探讨、揭示的内阁机构及官职词语都是颇具代表性的，主要有hebeiamban（议政大臣）、hebeiwangde（议政王大臣会议）、ho觢oibeile（和硕贝勒）、jargūci（扎尔固齐）、bitheiboo（文馆）、baksi（巴克什）、dorgiilanyamun（内三院）、dorgiyamun（内阁）、alihada（大学士）、aisilameicihiyaraalihabitheida（协办大学士）等等。从这些满语词汇我们不难看出内阁机构及官职的民族性与汉文化结合后的特点。hebeiamban（议政大臣）、hebeiwangde（议政王大臣会议）、ho觢oibeile（和硕贝勒）、jargūci（扎尔固齐）是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设立的几个比较重要的中央行政机构与官职，主要为其独创，民族色彩较为浓厚。

1．hebeiamban议政大臣hebeiwangde议政大臣王会议议政大臣又称为黑白按班，其汉名为议政大臣，平时主要参与国家军国大政的谋划。早在努尔哈赤时期，此官职名就已现端倪，主要由八旗固山额真（gūsaiejen）兼任。其后的皇太极时期，议政大臣逐渐成为一个比较正式的职衔，如“崇德二年（1637年），皇太极固山贝子尼堪等与议政事，每旗设三员，以巩阿岱等为议政大臣，在其左右及贝勒之前参议国家大事。”［1］说到这里，笔者就不得不提一下议政王大臣会议了。这是满族上层贵族参与处理国政的制度，主要由议政大臣组成。最初议政大臣王会议权力很大，其决策皇帝是不能更改的，甚至都有权决定皇帝的继承，皇太极的即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早期像多尔衮、鳌拜这样的权臣都是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总理国政。但伴随着清朝入关后皇帝加强封建专制统治，议政大臣渐渐丧失了权力，成为皇帝的附庸，如入关后增加蒙古八旗的固山额真以及六部尚书为议政大臣，表面上看是参与政务的人多了，实质上是对诸王贝勒特权的削弱，避免少数人权力过大；还有就是内阁与军机处的出现等。到了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议政大臣的职名被取消，议政王大臣会议自然也随之退出了历史舞台。在笔者看来，议政大臣与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取消是清朝建立统一国家封建政权的必然结果，因为封建统治很大程度上也就意味着皇权专制的逐渐确立，而皇权的集中必然意味着臣权的削弱，所以它们权力的逐渐丧失也就不足为奇了。

2．ho觢oibeile和硕贝勒“ho觢o”一词的意思为：“四方之方，方隅，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角之角。”［1］由此可见它主要是一个方位词。但是ho觢o与专主一旗的贝勒联系在一起就具有新的涵义，可指代某一旗，也是清代早期封号。清代早期习惯在爵位、封号之前加上“和硕”一词，以显示权力与地位，例如和硕多罗亲王（ho觢oidoronggocinwang）、和硕墨尔根戴青贝勒（ho觢oimergendaicingbeile）。虽然和硕贝勒系清代早期的封号，但另一方面其也是一个重要官职，因为他同样是议政大臣中的重要成员，如《东华录》天命四记载：天命七年（1622）三月，更明定皇子八人为和硕贝勒，共议国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硕”一词被取消，贝勒也仅仅成为清仿明制封爵后的爵号，其展现的权力与地位已不能和清代早期相比。

3．jargūci扎尔固齐扎尔固齐借自蒙语，汉语意思为理事官，其主要的职能是职掌案件的初审。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努尔哈赤设置理讼听证大臣五人，并设扎尔固齐十人佐理。凡有听断之事，先经扎尔固齐十人审问，转交与五大臣，五大臣再审，而后报告贝勒。在笔者看来，扎尔固齐的职能与明清时期的大理寺卿类似，不同的是它有很强的民族政权色彩，同样这也意味着它存在的时间不会长久。天命十一年（1626年），皇太极设立了十六佐管大臣和十六调遣大臣，正式标志了扎尔固齐的废止。

4．bitheiboo文馆baksi巴克什天聪三年（1629年），皇太极设立文馆（汉译为书房），并把文馆里的文臣（baksi）分为两班“命巴克什达海同笔贴式刚林、苏开、顾尔马浑、托布戚等四人翻译汉字书籍，巴克什库尔缠同笔贴式吴巴什、查素喀、胡球、詹霸等四人记注本朝政事，以昭信史。”［2］由此可见文馆的职能：一是翻译汉文典籍；二是记录本朝政事。实际上，文馆就是皇太极的政治咨询机关，即内阁最早的雏形，是受当时明朝的影响而设立的。但这时的文馆还并非中央一级行政机构，馆内人员也是数额不定，并且没有首长。

5．dorgiilanyamun内三院内三院于崇德元年（1636年）设立，包括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三个机构，其具体职能是：内国史院，负责记录饮食起居、撰拟诏令、纂修实录等；内秘书院，负责撰写与外藩之间的往来书信、记录各机构的奏疏等；内弘文院，负责注释历代行事的好坏、颁布各种制度等。此时其已经初具内阁的规模，由此可见内三院的进步。此外，内三院的官制这时较之文馆也有了一些变动，那就是正式出现了首长———大学士。三院共大学士四人，学士五人，分别由满人、汉人、蒙古人担任。这时内三院正式成为了中央一级的行政机构。值得一提的是内三院跨了入关前与入关后两个时间段，入关后的内三院较之入关前又有了些变化，如顺治二年（1645年）与翰林院的合并、顺治六年（1649年）侍读学士与侍讲学士的增加以及顺治八年（1651年）大学士品级的确定等等。

6．dorgiyamun内阁alihada大学士aisilameicihiyaraalihabitheida协办大学士dorgiyamuniashanibitheida内阁学士“内阁”一词满语音译为多尔吉衙门，设立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是清入关后帮助皇帝处理国政重要的中央行政机构。虽然内阁在此后经历了两次裁撤，但最后还是在康熙九年（1670年）正式确定下来，成为定制。内阁设有大学士（alihada）、协办大学士（aisilameicihiyaraalihabitheida）、内阁学士（dorgiyamuniashanibitheida）、内阁侍读（dorgiyamuniadahabitheida）等等。其中大学士（满语称为阿里喀达，汉字为中堂）一般都兼殿阁衔，分为满汉两种，品级为正一品，地位好比明朝时的丞相，十分崇高；协办大学士为大学士的副职，主要职能是协助大学士处理内阁事务，“最早为雍正元年至五年间（1723—1727）有署大学士。二年有协理大学士。六年又有额外大学士。十年至十三年（1732—1735）复设有协理大学士。到乾隆四年（1739）才有协办大学士，以后并改为常设。其品级，比大学士稍低，为从一品。”［3］剩下的侍读学士、学士、中书等稍微低一级的官员都在内阁以下的机构内任职。总体来看，虽然清代内阁名义上是中央行政中枢机关，但却并无实权，无形中造就了在清朝统治时期内皇权与阁权的相安无事，这和明朝后期皇权与阁权的激烈斗争形成了鲜明对比。由此可见清朝统治者完全吸取了明朝的教训，成功压住了阁权，将内阁真正变成了皇帝的顾问机构，进而把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推向了顶峰。最后，内阁在乾隆之后逐步被削弱，并于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被废止。bitheiboo（文馆）、dorgiilanyamun（内三院）、dorgiyamun（内阁）这三个机构虽然其中有过反复（这里指内三院与内阁名称的变换），但总的来看是一脉相承的。如果非要找出它们三者的不同，在笔者看来，那就是受汉文化影响的深浅不同。文馆与内三院都是入关前设立的，汉文化影响程度不深，自然各方面都十分简单，而内阁受汉文化影响程度比较深，各部及官职分工较之文馆与内三院更加明确，规模也更加完备。（二）六部机构及官职名称虽然清代六部是以明代官制为蓝本设立的，其职掌也是相近，但就总体而言，明清两代的六部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不同主要还是体现在入关前满族社会一种特有的制度———八旗制度在六部内的渗透，而相比入关前，入关后的六部则更为接近明代六部。

二、入关后设立的中央行政机构及官职

虽然清入关后设立的中央行政机构及官职也有独创，但总体来看，其大都是通过沿袭明制而设立，民族特色较之入关前也有所淡化。

（一）军机处机构及官职名称军机处（coohainashūniba），全名为“办理军机事务处”（coohainashūnibaitabeicihiyaraba），设立于雍正七年（1730年），为清代独创。虽然在乾隆年间经历了一次裁撤风波，但军机处还是存在了一百八十多年，直到宣统三年（1911年）被撤废。cooha：军事，有关军事的；nashūn：事机、情况；ba：地方。我们把军机处的满文词语分开来看就很容易发现它的职能是处理军务。当然了，处理军务只是其在初设时的职能，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军机处的职能也进一步扩大，甚至权力还超过了内阁，成为掌握职掌国家大政重要的中央行政机构，但军机处大多都是按皇帝的命令来处理政务。张德泽在《清代国家机关考略》里将军机处的职能总结为以下几个：“拟写皇帝的谕旨；办理皇帝交议的大政；审办大狱案件；奏补文武官员；考查行军之山川道里与兵马钱粮；查考大典旧案与考证历史事件。”［3］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军机处绝对服从皇帝的特点。与其他行政机构相比，军机处的职官设置显得尤为简单。主要有军机大臣（coohainashūniam-ban）与军机章京（coohainashūnijanggin），而这样的职官设置往往会发展为权力过于集中，进而威胁到皇权。但清朝皇帝却很好的处理了这一点，例如军机大臣与军机章京都为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兼任；不设定额的军机大臣；亲王不担任军机大臣等等。自然军机大臣、军机章京也就与军机处一样只是清朝皇帝维护统治的工具而已。

（二）内务府机构及官职名称内务府（booiambaniyamun）全称为总管内务府衙门，是直接为皇帝及其家族服务并管理宫廷事务的机构。虽然内务府设立于顺治时期，但其与满族社会一项特有的制度———包衣（booi）制度却渊源极深。“包衣”在《清史满语辞典》解释为：家的、家人之给使的奴仆。［1］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包衣就已经出现了，其主要来源包括俘虏、投充之人等等。其实那时的包衣说白了就是为主人世代服役的奴仆，毫无特权可言，而这种情况在入关后有了极大的改善，包衣被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为上三旗（内府三旗）服务，隶属内务府；另一部分为下五旗服务；隶属各个王府。另外，他们也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甚至还可以做官，但就整体而言，还是内务府的包衣地位更高，待遇更好。由于是为皇族及家族服务的专门机构，内务府存在的时间也更长一些，一直到了民国十三年（1924年），内务府才随着溥仪的被逐而消失。内务府总管（booiamban）又称为包衣昂邦，汉语意思为家内之臣，是管理内务府事务的最高官员。品级为正二品，无定员，“由侍卫、府属郎中、内三院（内务府所属上驷院、武备院、奉宸苑，非清初之内三院）卿内简用，或以王公、内大臣、尚书、侍郎兼任。”［3］其下设有堂郎中主事、各司员外郎主事、笔贴式等等。虽然内务府很大程度上是起源于满族的包衣制度，但我们并不能完全把它当做清代独创，因为换个角度来说，内务府也可以说是参考明朝二十四衙门而设立的，因为它下属的一些部院是沿明制而设的。此外，内务府还曾被十三衙门所取代。很大程度上来说，内务府也可以说是满汉文化融合的产物。

（三）翰林院及相关机构翰林院（bitheiyamun），顺治元年（1644年）沿明制设立，初期并非独立的行政机构，而是与内三院合并在一起，其间还经历了两次裁撤（顺治二年、顺治十八年）。直到康熙九年（1670年），翰林院才再次成为独立的中央行政机构。翰林院的职官设置，具体为：“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满、汉各一人，从二品。侍读学士满汉各三人，从四品。侍讲学士满、汉各三人，从四品。侍读满、汉各三人，从五品。……笔贴式满四十人，汉军四人。”［4］其主要职掌经筳日讲，入值侍班、暂摄批本等事，而这些职能与内阁还颇有些相似之处。此外，翰林院下设国史馆（gurunisudurikuren）、起居注馆（ilireterebeejereyamun）、庶常馆（gerengiltusibetaciburekuren）三个附属机构。它们的职掌分别为：纂修清朝国史之事；记录皇帝言行，编纂起居注；深造新进士。其中庶常馆是沿明制所设，而国史馆与起居注馆则是清入关后的独创。其实不论是沿袭，还是独创，这三个机构很大程度上都是吸收汉文化的基础上设立的。

（四）其他的一些沿明制建立的中央行政机构总体来看，这部分的中央行政机构与明朝时期相比各方面都没有太大的变化，因此笔者只将机构满汉名称列举出来，以供参考。结论通过对清代中央行政机构官制词语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清代中央行政机构及官职只是当时满汉文化相互影响、融合的一个缩影罢了，这里既有汉文化对满族文化的影响（如入关后一些沿袭明制设立的机构：通政使司、太常寺、鸿胪寺等等），又有满族文化对汉文化的渗透（如六部、内务府的设立）。就其他方面而言，还有很多地方也都能体现这一特点。现在有些观点往往认为满族文化是愚昧落后的，其实这是片面的看问题。诚然，我们不否认他们有一些落后的遗存，但在入关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基本摒弃了这些遗存，同时还在吸收汉文化基础上对其他民族的文化采取了尊重与兼容并蓄的态度，因此造就了清朝时期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总之，满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繁荣做出了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