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改革论文范文10篇

行政改革论文范文篇1

行政副职并非中国所特有，但由于特殊的国情条件、历史文化造就了中国式的行政副职。那么在当今中国真的需要设置行政副职吗？行政副职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一）从管理幅度看副职

国内外管理研究成果和管理实践经验表明，各级行政组织必须确定合理的管理幅度。根据管理学原理，确定管理幅度应了解如下变量：（1）管理层次；（2）管理事务难易程度；（3）管理者的水平和管理手段先进程度；（4）被管理的机构或人员的素质。参照以上几点，我们可以看到：1）中国政府的现有管理体制，加上世界第一的人口数，我们的一级政府或一个管理者，其直接管辖和控制的下属单位和人员数是巨大的；2）在这个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竞争白热化的形势下，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任务是艰巨的；3）从管理者的水平和管理手段来看，中国的行政管理者并未经过系统的学习和培养，很多都是在实践中摸索成才，可见还远未达到先进的程度；4）从被管理者的素质来看，中国的公务员考试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刚刚开始，经过严格科学的考试选拔出的具备先进科学知识技能的公务员在整个公务员系统中所占比重还很小，其整体素质还有待提高。

在这样的现实状况下，中国从国务院到县级政府均直接管辖着数十个甚至上百个工作部门和非常设机构（或下级行政单位），行政组织的管理幅度不可谓不大。在不增加管理层次的情况下，一级政府多设几名行政副职，有可能缩小管理幅度，解决管理者对被管理机构和人员的失控问题；另一方面，对于管辖数量过多的政府部门与机构，在不改变管理幅度的条件下，通过设置行政副职来协助管理，也有利于解决行政管理者素质与管理幅度相矛盾的问题。

（二）从同西方国家的比较中看副职

在西方发达国家，行政副职现象也有存在，但数量不多、范围不广，比如，德国、法国不设副总统、副总理，英国不设副首相，美国副总统也只有一个，且只起助手作用没多少实权，法国政府各部一般不设副部长等等。但中国却有着自己特殊的国情。首先从县一级政府的管理幅度看，与中国的县在层级和地位上最为相似的英国的郡，其辖中间层级行政单位平均幅度为6.5个，而中国的县辖基层行政单位平均幅度为25个左右。由此可见，在经济转型期间，在这样宽的管理幅度下，不设副职是不可想象的。

再看省一级的政府，中国一个省的人口和面积相当于欧洲一个国家，中国各级政府的管理幅度当然也远远大于这些国家同级政府的管理幅度。而至于中央一级，从国家结构形式来看，美国实行联邦制，州政府自主权很大，同联邦政府没有行政上的隶属关系，中国是单一制国家，中央与地方间存在行政隶属关系，因而，中央对地方政府的管理幅度比美国这样的联邦制国家的联邦政府就要大得多，在不能增加新的管理层次的情况下，设置行政副职就成为了一种必要的选择，有利于缩小管理幅度。

二、政府减副的必然性

既然行政副职制是因中国特殊的国情和历史文化造就的，那么政府为何又要实行减副呢？

谈及副职，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尴尬的现实：为了适应现实及发展的需要，我们设置了大量的行政副职，但在实际的行政活动及效果中我们却发现由此而来的很多问题。其危害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一）削弱了正职应有的权责

按照行政组织的一般规则，行政首长负责制是最为重要的一种组织制度。根据首长负责制，在一个行政组织中，必须也只能有一个行政首长握有组织的最高决策权力并对组织的行为负实际的责任。而在设置了副职特别是设置了较多的副职的情况下，副职必然要从正职那里分解一部分权力和责任，这样也就势必导致正职的应有权力和责任受到削弱。尤其是，副职一多，分工必细，事权分散，行动迟钝，对统一指挥必有妨碍。

（二）削弱了职能部门的权责

在本来的意义上，职能部门就是为行政首长具体处理行政事务的。自从设置了副职之后，各个副职实际上分管了某些方面的工作，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实际发挥着职能部门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职能部门的功能就相对削弱了。

（三）使下级对上级的程序复杂化

一个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既要服从分管的副职领导，更要听从正职的指挥和命令，于是，为了使其能够在正副职间寻求平衡，通常不得不采取左右逢源的手段。由于副职的增多，无论是正职还是副职抑或下属，都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调整关系，协调矛盾。

（四）增加了管理的成本

管理的成本与管理人员特别是中高层管理者的数量成正比。副职的增多，使得官职趋于庞大，机构趋于臃肿。中国的政府机构多少次的精简之所以无法达到预期的目标，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副职的设置以及偏多不能不是一个主要原因。由于副职的增多导致的人员和机构的膨胀造成了管理时间、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浪费，使得管理上的经费开支、人员配备、设备安排以及其他待遇等等都得增加，从而增加了政府管理的成本。

以上几个方面正说明了中国行政副职设置的无序状态。三、行政副职制的系统规划

正是由于行政副职制理论与现实两方面存在的合理性与政府减副的实践必然性间的矛盾，所以必须要对行政副职制进行全面系统的规划，以使其能发挥出应有的效用。

（一）行政副职的设置

行政副职的设置涉及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在什么条件下或者什么样的行政岗位可以设置行政副职；其二是设置行政副职的程序以及设置后其地位如何。原则上，一般行政管理者可设行政副职，但是对于层级较低的行政管理者，当一般行政管理人员在能力、经验上足以应付该职位上所有事务时，则无须再设副职。

由于行政副职都是根源于行政正职管理者的需要而产生和存在的，对于它的设置程序，应首先由正职管理者提出方案，包括其设置的理由，设想的副职数以及管理的方案等。方案应由上级人事部门进行审查和批准，必要时报同级人大常委会备案，最后再由行政正职管理者负责实施，上级行政机关进行监督，从而使整个行政副职的设置合法化。

（二）行政副职人员的产生

在完成行政副职的设置之后，我们需要去配置合适的副职人员。这里也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副职人员的主体资格，二是副职选拔的程序。

1.“副职”人员的主体资格。是指什么人能够担任副职，他需要具备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只有先对“副职”这一职务相关问题作深入分析，认清这一职务的工作性质、地位、作用和内容，才能据此对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员提出要求，确定担任这一职务的主体资格条件。

2.副职选拔的程序。包括两个内容：首先是职务分析，系统地收集和分析与行政副职有关的各种信息。第二是资格考试，通过公开、公平、客观、竞争的考试方法为政府选录合格的“副职人才”。行政副职实质上是一种职务而不是一种一般行政职位，这就使行政副职有职业化的可能。我们可以先根据“副职”职业化的设想，将“副职”作为一门特殊的职业制定职业标准，再以此为据举行公开的考试。这种标准资格的考试可以依据行政职务等级的特殊性而相应地确定为若干层次，各个层次应针对不同级别的行政副职设定。

（三）行政副职人员的任免

在确定行政副职主体资格和选拔程序之后，对于被录用的人员还需要规范其任免形式。就一般行政副职而言，首先应由正职提出行政副职的候选人员，然后由上级行政机关进行资格审查及相关认定，最后再由正职从合格的人员中进行授权任命。对于任命的结果，报上级人事部门备案。而对于罢免程序，可先由行政正职提出罢免事由并作出罢免决定，然后报上级人事部门备案即可。

（四）行政副职的管理

按照行政副职职业化的要求，行政副职的管理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任期。行政副职的产生与任免主要取决于其正职，这种极强的依附性使得行政副职的在职期限应与其正职相一致，这将使行政副职具有更强的流动性和变动性。

2.人才储备。我们有必要去建立起一套完善的人才储备机制，利用现代的高科技手段，建立起详细、真实的“副职”人员资料库，以此作为他们今后被再次任用的可靠依据。

行政改革论文范文篇2

在多次组织学习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我深刻认识到，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点在于一个“真”字。就是对于广州司法行政工作发展进程中遇到的这些问题和矛盾要实事求是地应对，不能回避，时间拖得越长，就会越积越多，风险也会越高，解决问题的成本就会越大。当前，广州律师工作、劳教工作、公证工作、法律宣传等工作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制约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广州司法行政工作进入破解发展难题的关键时刻。破解这些难题，当然不能用过去的老观念、土办法，关键要尽快在全系统内部培育一种创新文化，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创新体系。为此，在年初谋划工作发展时，我就提出，全市司法行政工作的主旋律是，“创新、管理、规范、发展”，提出了要在全系统内建立一套包括“战略创新、理念创新、组织创新和文化创新”的创新体系。在这个问题上，要防止两个错误的倾向，一个是急于求成，不要指望这个体系在一年半载就能够建立，我们的计划是用五年左右的时间；一个是教条主义，要坚决克服“照抄照搬”的现象，注重搞好结合，体现广州的实际，突出广州的特色。比如，广州律师业的发展方向，就不能照搬照抄北京、上海的模式，一味追求规模化。北京是政治中心，上海是外贸中心，在地缘优势上广州没法和他们比。但我们也有自己的特色，要做出自己品牌。

首先要在工作定位上实现战略创新。要推动全系统都树立一种观念，就是广州司法行政工作不能简单看作是一个副省级城市的职能工作，而是要努力打造围绕全市中心工作、带动全省、辐射华南乃至全国的司法行政工作品牌。比如在对基层司法所定位思考上，我提出要以提高基层履行职能的能力作为体制创新的突破口，着眼于构建完整的基层司法行政体制，通过激发活力，催生活力，使各级基层司法行政机关主动融入到基层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中，在人民调解、社区矫正、安置帮教、法制宣传等领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今年，借市委大力加强基层“两所一庭”政权建设的东风，我们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全面落实了司法所“三年规划”建设的资金，到年底基本上可以完成全市164个司法所建设达标任务。

重点要在执法执业上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比如劳教工作，我们就要求要突破就场所安全讲安全的历史工作思路，逐步在全劳教系统队伍中树立包括队伍安全、执法安全、经济安全在内的“大安全”理念。

又比如律师工作。这些年来，一些律师也包括一些从事律师管理工作的同志，在执业理念和管理观念等方面产生了一些模糊认识。有的同志片面认为律师法律服务是一种单纯的法律业务活动，忽视其固有的政治属性，在律师执业活动要坚持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的问题上不明确、不坚定；有的同志盲目地以为律师法律服务是一种经济活动，忽视其法律职业性和社会性、公益性，在律师工作的功能定位、为谁服务、如何服务等问题上存在商业化、功利化倾向；有的同志错误提出律师是自由职业者，忽视其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的本质属性，在队伍建设、法律服务监管等问题上存在认识偏差；有的同志简单照搬别国做法，忽视国情，在吸收借鉴外来经验，完善我国律师制度的问题上，存在简单拿来的思想和心理。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广州律师工作的发展产生了影响。事实上，我国律师制度是社会主义律师制度，它所形成的理念应该反映人类社会最先进、最科学的思想理论成果，也就是要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律师工作。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的、反映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先进法治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坚持用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律师工作，就必须确立和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广州律师工作中的指导地位。

二、紧密结合司法行政工作促进和保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实际发挥职能作用，要从着眼于长远规划的高度有新的思路

党的六中全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了全面部署。广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对广州司法行政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广州司法行政工作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更加需要我们创新思维，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思考问题，提出对策。

广州司法行政工作要主动融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实现协调、可持续发展，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规划非常重要。科学的发展规划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从目标看，既要从实际出发，又要有前瞻性，要有时代精神和世界眼光；从内容看，要突出特色，凸显优势，有所为，有所不为；从步骤看，长期、中期、近期规划要有机衔接。在广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广州4000多名律师必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以广州律师业的发展为重点的广州司法行政工作的发展需要根据新形势的变化和要求，做好长远的规划。

比如，针对当前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各类群体性事件明显增多，且处置难度加大的情况，我们就要创新思维方式，要将工作往前靠，更加注重源头上的防范和处置，使各项矛盾纠纷真正由“上访”向“下访”转变，将大量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此外，必须看到，当前涉及到改革特别在国企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以及住房改革这样涉及到众多群众利益上的矛盾纠纷越来越多，处理起来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从实际情况看，这种现象的发生，与缺乏民众参与的机制，特别是缺乏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利益博弈机制，有着直接的关系。参与在本质上是不同利益主体参与利益博弈的过程。因此，我们需要有一种新思维：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可能相互矛盾，但是只要这样的利益本身不违法，就都是正当的，都有争取和保护的正当权利。

同样地，广州律师业如果把握不好自己的定位，缺乏一个科学的长远规划的指导，不仅会和北京、上海的距离越来越大，也会被身边的深圳赶超。在对广州律师业的调研中，我发现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就是，已经具有的规模和所应起的作用不相符。现在广州有263家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已达4000多人，律师人数相当于内陆中等省份的律师人数总和，而且广州作为经济发达的珠三角中心地带，毗邻港澳，在客观上具有其他省市不可比拟的优势，应该引领律师业的改革发展，为全国创造更多的经验。但是，现实情况是我们的品牌所、品牌律师在全国占得比例还很小，在专业化、规模化、国际化等方面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在部分高端法律服务市场（如跨国并购、反倾销、全国性重大诉讼案件、证券、涉外非诉讼等），广州律师界已丧失领先优势，市场已经被国外或国内京、沪地区同行蚕食，特别是律师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还没有真正体现出来。针对这种情况，我在去年律师工作会上就明确提出，律师一定要讲政治，要准确把握律师工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工作重点和切入点，不断提高为和谐社会服务的主动性、自觉性和工作实效。今年，我局成立了专门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律师的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教育，强化对律师重大群体性敏感案件的监督指导，积极引导律师为处理烂尾地块服务，为信访工作服务，为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服务。上半年，全市律师所上报备案的敏感性案件共40宗，均得到妥善处理。在番禺区太石村选举事件中、在“7·21”江南海珠城广场塌方事故中，广大法律服务工作者以大局为重，维护了社会稳定，多次受到市委市政府领导的专题批示和高度评价。

三、紧密结合广州司法行政系统党组织公与非公性质并存的实际推进党的建设，要从着眼于服务大局的高度有新的举措

广州司法行政系统现有2832名党员，251个基层党组织，在劳教系统队伍、机关公务员队伍中，大部分领导岗位都由党员干部担任。在律师队伍中，也有一定数量的党支部书记是事务所的合伙人。这些党员干部作用发挥如何，基层党组织基础是否牢固，都直接关系到司法行政的战斗力和社会形象。在实际工作中，我感到，如果仅仅就党建而抓党建，特别是在今年多个教育活动同时开展的现实条件下，广大干部群众都有厌烦情绪，很容易出现“两张皮”的现象。因此，党建工作要始终贯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指导思想来开展，把党建工作渗透到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各项业务工作发展中，用工作的成效来检验和推动党建工作。同时，要根据两个性质不同的特点，更加强调区别对待，灵活多样。

在机关和劳教系统党的建设方面。要突出加强各级党委书记自身建设。去年局党委提出要创建学习型组织、学习型党委书记，创新局理论中心组学习方法。党委班子成员带头学习理论，带头给基层党委书记讲课，带头作形势报告。并要求各级党委定期召开干部队伍思想分析会，分析队伍的思想动态，及时研究对策。同时我们加大对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力度。劳教系统以全面开展专项执法整改活动和岗位大练兵活动为契机，对存在突出问题的基层党组织进行了集中整顿，对100多名基层党支部书记和200多名新提任科级干部进行了集中培训。在广州司法网开辟了“干警论坛”、“广州司法局域网论坛”等学习论坛，广大党员干部围绕热点难点问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在学习讨论的过程中进一步增强了党性。

在法律服务队伍党建方面。自从律师执业机构的性质从国家事业单位转为社会服务机构后，律师党建工作的环境、条件和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党建工作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和挑战。因此，律师队伍的党建工作的理念和方法不能再照搬套用传统模式，只有依靠开拓进取与创新实践，才能走出一条新路子。几年前，我们就对律师党建工作，特别是党的先进性建设进行探讨和实践，相继成立了广州市律师协会党委，在律师事务所组建党支部。去年以来，我们加大律师党建工作改革力度，实现对律师从偏重业务管理向加强政治领导的转变，大胆创新、积极探索新时期律师党建工作特别是先进性建设新路子。市律协党委按照3个党员必须成为一个支部的要求，党支部也从无发展为125个，对不足3名正式党员的律师事务所，按照就近的原则，指导成立联合党支部。经过努力，律师队伍党支部建设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涌现出一批先进的党组织，一大批讲诚信、讲政治、讲正气的党员律师脱颖而出，一支“坚持信念、精通法律、维护正义，恪守诚信”的法律服务队伍正在逐步形成。为了总结和推广广州开展律师党建工作的作法和经验，我撰写了《广州党员律师队伍先进性建设的实践和探讨》参加全市先进性建设理论研讨会评选，荣获二等奖。

四、紧密结合当前个别领导干部中存在决策能力不强的实际推进领导班子建设，要从着眼于提高调查研究能力的高度有新的突破

在从严治党中，首先要治理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领导干部更应该在思想、作风建设中作出表率。去年以来，我们围绕解决影响干部成长全局的深层次问题如年龄问题、能力问题、上下互动等问题，不失时机地把人事制度改革引向深入，各级领导班子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各级领导干部作风有了切实的转变。现在，市局班子、场所班子年龄结构还不合理，平均年龄普遍偏大，35岁左右的班子成员不多。此外，班子知识结构也还不合理，知识型、专业化的很少。造成工作节奏慢，思想反应慢，接受新生事物慢，效率不高，点子不多。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缺乏长期规划、决策水平不高；不善于联系广大干警和群众，不善于做关心干警、爱护干警的工作。

调查研究是提高决策能力最基本的手段。我局的中层干部，是局领导的参谋，全局的各项重大决策，都依赖于他们所提供信息的真实程度。如果不做深入细致全面的调查研究，就急于下结论，势必造成工作上的失误，误导了决策。因此，我们做决策时特别要慎之又慎，科学论证，不能搞长官意志。但决策一经制订，就不能随意改变。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区别，经济学着重于“应该怎样”，管理学着重于“怎样达到”，一个是对河美丽的景色，一个是找到过渡到美景的船和桥。领导干部应该是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结合者。

要进行正确的调查研究，关键要做到如下三点：一是点面结合。把事物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有机结合起来，既要立足全面，力戒片面，走马看花，把握整体；又要抓住重点，深入分析，下马看花，解剖麻雀，通过解剖具体的问题，寻找出事物的内在规律。二是分析比较。要多听、多看、多问。古人云：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要听听赞同的意见，更要听听反对的意见，从而考虑决策中是否有不完善的地方。有时反对的意见比赞同的意见更重要。所以，要认真掌握各方面的情况，包括上下、左右、正反的真实情况，切忌断章取义；要分清主流与支流、一般与特殊、表象与本质的关系，找到事物的真实面目。三是调查与研究相结合。调查本身不是目的，目的在于研究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调查是研究的前提，研究是调查的发展，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只有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进行认真地分析、筛选、归纳和整理，由表及里，去伪存真，才能真正提高调查研究的质量，提高科学决策的能力。

五、紧密结合当前系统中特别是劳教系统中干警素质不高的实际推进队伍建设，要从着眼于典型引路的高度有新的力度

科学发展观第一句话就是以人为本。广州司法行政工作靠什么去和别人竞争？说到底要靠优秀的人才。可是我们目前干警的素质现状如何？总体来说，广州市劳教系统干警素质不高的问题比较严重。年龄结构断层、所与所之间差距大、执法手段停留在初级水平、后备队伍青黄不接的现象十分突出。近年来，特别是去年以来，局党委把人才队伍建设提到特别重要的位置，加大了人才交流的力度和广度，将21名机关的同志放到基层任职，抽调7名基层的同志到机关工作。这样一来，机关的干部在基层熟悉了情况、得到了锻炼，基层的干部到机关开拓了视野、增强了大局观。在很多重要岗位，越来越多的年轻干部挑起了重担，独当一面。目前，他们的工作热情、工作积极性、政治上追求进步都很高涨，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要积极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

我们要树立善待干警的理念，既要从严治警，也要从优待警，要争做广大干警的知心人、贴心人和热心人。对于基层的实际困难，积极争取上级领导和相关部门的支持，想方设法加以解决。如，去年我们促进了部分劳教场所的规划用地、259名花都片劳教家属的公费医疗统筹、槎头劳教所防洪堤围巩固工程建设资金等问题的解决，产生了良好效果。

要更加注重抓典型引路的工作力度，进一步弘扬整个队伍的正气。今年，我们能够在面对各种突发事件、各种困难接踵而至的形势下，积极化被动为主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始终坚持典型引路，正面宣传，及时地把广大干警学先进、赶先进焕发出来的激情和力量凝聚到加快司法行政工作发展上来。一大批广州司法行政系统的时代先锋走进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当中，催生了新时期全市“十佳劳教干警”、“十佳司法所干部”，彭青权、刘铁民、骆香梅、彭保清、曾平、郑维民等成为各自工作领域的先进典型，中央、省、市主流媒体都对此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特别是《人民日报》、《法制日报》先后在重要版面报道了市槎头劳教所干警彭青权不畏病魔、奋勇抢险、坚持战斗至生命最后一息的事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两次专题播发了第一劳教所干警刘铁民、槎头劳教所干警彭保清见义勇为、勇斗歹徒的事迹后，在社会上引起了热烈反响，在人民群众当中树立了广州司法党员干部的良好形象。今后，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典型引路的力度，引导用足对外宣传报道，全方位树立司法行政机关的良好形象，形成推动我们事业发展进步的合力和气势。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真正把队伍建设成为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经得起任何风浪考验的高素质的人才队伍。

六、紧密结合当前各项工作中效率不高的实际强化管理，要从着眼于提高执行力的高度有新的成效

司法行政机关既要高度重视执法文明、执业公正问题，还要切实重视执法效率、执业效率问题，“迟来的正义等于无正义”，迟到的公正就是不公正。

行政改革论文范文篇3

政府机构改革并非是改革开放后才进行的，而是从建国以来一直在不断探索和研究的重要议题。改革开放前我国政府机构进行了三次改革，分别在1955年、1959年和1968年。这几次行政机构和人员的精简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背景的变化分不开的。但其改革过程中缺乏长远的思考，政府管理职能和管理方式没有得到转变，更没有制度的保障，只是为了发展经济而进行权力的上下左右移动，使得政府机构改革摆脱不了这三个“循环圈”：人员的“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权力的“上收—下放—再上收—再下放”，机构的“合并—分开—再合并—再分开”，这种状况使政府机构改革收效甚微。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经济体制的改革必然要求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体制进行相应的调整，政府机构的改革已远远跟不上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至1981年底，国务院机构共有100个，达到历史最高峰。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政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职责不清、效率低下的现状严重阻碍了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1982年提出了精简机构，这次改革各级政府机构普遍地调整了领导班子，提出了干部“四化”原则，开始打破领导职务终身制，撤并了一些重叠的机构。

1993年3月，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再次提出了机构改革。1998年，一场世纪之交的更大规模的机构改革，在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再被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历次改革后的再膨胀未改变，但这次机构改革，从中央到地方裁减机构之多，分流人员之众，力度之大，决心之狠，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次改革后，国务院机构减少了11个。

2005年再度被定为政府改革年，旨在深化政府机构和政府服务的改革，建设一个更具服务性、更有效率、更能体现民主政治发展要求的政府。中央政府综合了各界专家学者的意见，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服务政府等理论。这些理论成果都是在吸取历次改革的经验教训中取得的。

二、我国行政组织改革现状

1.明确行政改革的人本取向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价值理念，也是行政改革的基本价值理念。有学者提出以人为本，夯实行政改革的合法性基础。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行政改革要体现对人的关怀，满足人的基本权利和需求，在处理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上，要以公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人的全面发展是目的，政府管理只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工具与手段。以人为本从五个方面规定了我国公共行政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以民为本的服务理念，即公共利益至上的理念；根本价值标准是绩效与效率。政府服务也是一种经济行为，需要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消费者至上的价值目标；依法行政的价值实现途径；至诚至信的价值伦理。对进一步调整和转变政府职能的研究：服务型行政的方向。

2.阐发了制度创新的动力意义

制度建设对行政改革更具有根本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对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行政改革制度创新指出：创新公共服务体制，改进公共服务方式，加强公共设施建设。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事项，简化办事程序，创新管理制度，为群众和基层提供方便快捷优质服务。通过制度创新建立和维护制度选择，实现合理、有效的制度安排并向社会提供制度选择，是政府基本的公共职能；营造制度环境，在既定的环境中有效地改变行政改革的生态环境；通过制度创新，对既定锚度的次级制度进行某种变革，通过规范的方式加以确认。

3.培育中介组织，建立公民社会，建立健全公众、参与行政管理机制

许多专家学者对培育具有自治精神和能力的公民社会、大力培育社会中介组织的原因、意义及途径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研究。他们认为我国公民社会过于弱小是历次机构改革成效不理想的主要原因，政府机构改革成功与否，从某种意义上说影响到能否有效阻止政府权力的过分扩张，使之受到必要的约束，并被控制在一个适当的范围内。善治的实质在于政府与公民的良好合作，这种合作常常需要中介组织的协调。公民社会的建立不仅是还政于民的过程，也是实现政府有效治理的现实基础，有利于实现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之间的平衡。

三、面向未来我国行政组织改革的趋势

根据我国行政组织改革的历史经验和当前的要求，我们今后的改革应遵循如下原则：

（1）适应性原则。行政组织体制作为社会管理中的一个系统，与其它管理系统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互为条件的有机整体，政府的行政组织体制具有从属性和适应性，受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制约。

（2）整体原则。行政组织是由许多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行政组织改革必着眼于全局和整体，追求整体效率和综合效益，不能只追求单一的局部目标。

（3）计划性原则。行政组织改革必须坚持计划性原则,要有整体设计，规划出实施的步骤，避免盲目性的重复性，既要解决当前的弊端，又应考虑长远的发展趋势。

（4）观念领先原则。行政组织改革首先要转变观念。只有观念更新，各项改革才能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张凌云.我国公共行政改革的基本价值意蕴.党政干部论坛，2004，（11）.

（2）徐法根.论我国行政改革与政府制度创新.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11）.

（3）肖建彬.行政改革的核心：塑造现时代的行政精神.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5，（1）.

行政改革论文范文篇4

（一）进一步做好强制隔离戒毒工作。

要坚持把强制隔离戒毒工作作为新时期司法行政工作重点，切实转变工作职能、工作理念和管理方式方法，加强队伍建设，坚持以教育矫治为宗旨，以提高戒治质量为中心，充分发挥强制隔离戒毒职能作用，促进社会治安稳定。结合戒毒工作新的职能定位和区内外戒毒形势，准确把握和深刻理解当前的新任务、新要求，积极探索、大胆创新、不断总结，进一步完善戒毒管理模式，综合运用管理教育、戒毒治疗、心理治疗和身体康复训练等措施，科学教育和挽救戒毒人员，有效提高戒断率、降低复吸率和案发率。

（二）进一步做好特殊人群管理工作。

要坚持和完善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司法行政部门组织实施、相关部门协调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社区矫正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确保社区矫正安全稳定。大力加强社区矫正规范化建设，健全社区矫正接收、管理、考核、奖惩、解除矫正等各环节制度，统一工作基本流程，规范监管审批和警告、提请撤销缓刑、假释、收监执行等执法活动，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管理，防止社区服刑人员脱管、漏管和重新违法犯罪。建立适合社区服刑人员的社区服务基地和教育基地，抓好思想、法制和社会公德教育，帮助社区服刑人员认罪悔罪，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自觉遵纪守法。积极推动把社区矫正工作纳入社会管理服务工作体系，完善和落实各项帮扶政策，协调解决社区服刑人员的就业、就学、最低生活保障、社会保险等问题，为他们融入社会创造条件。

二、服务和保障“法治内蒙古”建设

法治内蒙古建设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部分，司法行政机关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全面推进法治内蒙古建设，努力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在全社会树立法治信仰，弘扬法治精神，形成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一）进一步做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要切实履行法制宣传教育职能，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和重大任务，围绕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和关心、关注的热点问题，深入学习宣传与促进经济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相关法律法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和法律素质，共同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全面实施普法规划，积极推进法制宣传工作理念、方式方法和工作载体创新，坚持从人民群众的需求出发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教育群众依法维护权利、自觉履行义务，推动形成全民守法的社会风尚。继续深化“法律六进”活动，根据内蒙古地域辽阔的区情和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人群的需求实际，广泛开展以案说法和警示教育，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村村通、互联网、移动通信、微博微信、法律图书和法制文艺节目下乡等便捷有效的方式和途径，进一步推动普法向社会各领域、各行业、各方面延伸，努力消除普法死角和盲区，真正实现法制宣传教育的全覆盖。通过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弘扬法治精神，引导群众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依法律、按程序表达诉求、维护权益，形成守法光荣的良好氛围。

（二）进一步推进社会依法治理。

要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社会治理，健全以基层依法治理为基础，以地方依法治理为主体，以行业依法治理为支柱的依法治理“三大”工程格局，大力推进法治内蒙古建设进程。进一步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积极深化地方、行业和基层依法治理的实践形式，开展“法治城市”、“法治旗县（市、区）”和“民主法治社区”、“民主法治示范嘎查（村）”等创建活动。通过法治实践，巩固法制宣传教育成果，促进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和公正司法，进一步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要把法治创建活动与“文明城市”、“平安建设”等相结合，不断丰富创建活动内容，完善创建标准，加强监督检查，提高创建水平，在全社会形成崇尚法律、遵守法律、维护法律权威的社会风尚。

（三）进一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要把严格执法、诚信执业摆到突出位置，深入推进执法执业规范化建设，进一步提升司法行政执法执业公信力，努力在每一个执法环节、每一起案件办理上都体现公平正义。结合法律实施主体职能，切实做到“四个规范”：一是规范监狱执法，完善执法程序，明确执法责任，加强警务督察，确保监狱执法各个环节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二是规范戒毒执法，建立健全戒毒管理工作规程和戒毒人员从入所到出所各个环节的执法标准，提高戒毒执法规范化水平；三是规范社区矫正执法，建立健全各环节制度，统一工作流程和文书格式，确保社区矫正工作规范运行；四是规范法律服务执业行为，加强法律服务机构和人员执业活动的管理和监督，健全完善执业活动的规范体系、考核评价机制和奖惩机制，促进严格依法诚信执业。结合法律服务管理职责，认真做好“五项工作”：一是做好律师工作，教育引导律师严格依法办好每一个案件和法律事务，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和法律事务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二是做好公证工作，充分发挥公证在规范民商事行为、促进社会诚信中的积极作用；三是做好法律援助工作，健全完善法律援助便民服务长效机制，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四是做好司法鉴定工作，发挥司法鉴定在帮助司法机关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中的独特作用，防止冤假错案，维护司法公正；五是做好国家司法考试工作，为国家和自治区法治建设选拔、储备更多高素质的合格法律专业人才。

三、服务和保障“和谐内蒙古”建设

社会和谐是人民之福，社会动荡是人民之祸。司法行政机关要牢固树立和谐发展理念，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扎实推进和谐内蒙古建设，使构建和谐社会的成效真正体现到为群众排忧解难上来，体现到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上来，进一步巩固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的良好局面。

（一）进一步做好人民调解工作。

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组织遍布城乡、人民调解员扎根基层的优势，加强矛盾纠纷和社会不稳定因素的集中排查，有序组织律师参与涉法涉诉信访和群体性事件的处理，坚持抓早抓小抓苗头，最大限度地消除社会不稳定隐患，努力把矛盾纠纷消除在源头、化解在基层，真正做到“哪里有人群，哪里就有调解组织；哪里有矛盾，哪里就有调解工作”。认真贯彻落实《人民调解法》，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预防功能,完善矛盾纠纷预警机制，落实矛盾纠纷排查登记制度、信息分析报告制度、回访制度和重大疑难矛盾纠纷直报制度，及时了解和掌握社情动态，提高对热点、敏感问题的预防和处置能力，筑牢人民调解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第一道防线”。主动适应当前社会矛盾纠纷发展变化的新特点，积极拓展人民调解领域，大力推进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建设，建立和发展专业化、社会化人民调解员队伍，有效解决社会各领域发生的矛盾纠纷。主动回应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化解矛盾纠纷的新需求，加强基层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建设，探索在公安、法院、劳动、信访、卫生等部门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或工作窗口，积极推动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和仲裁、信访等机制的有机对接及联动工作体系，建立健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大调解”工作格局。

（二）进一步做好法律援助工作。

要把法律援助纳入“民心工程”和为民办实事项目，使更多的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得到法律援助。围绕促进解决涉及困难群众切身利益的社会热点问题，积极组织办理社会各领域涉及法律援助的案件。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和法律援助异地协作机制，降低群众维权成本。加强基层法律援助服务网络建设，深化法律援助便民服务，完善便民利民举措，实现法律援助申请快捷化、审批简便化、服务零距离。

（三）进一步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要积极争取当地党委政府的重视支持，将公共法律服务建设纳入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纳入政府购买项目，列入财政预算，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保障。加快推进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整合律师、公证、基层法律服务等司法行政资源，建立健全旗县、苏木乡镇、嘎查村司法行政法律服务中心、站点，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和困难群众的基本法律需求。

四、服务和保障“美丽内蒙古”建设

内蒙古“8337”发展思路是党的十八大精神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内蒙古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具体化，是内蒙古当前和今后—个时期发展的目标方向和重要遵循。司法行政机关要准确把握“8337”发展思路，充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作用，通过创新法律服务理念，拓展法律服务领域，优化法律服务方式，完善法律服务机制，强化法律保障措施，为自治区科学发展、实现富民强区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

（一）进一步做好法律服务工作。

要围绕自治区“8337”发展思路的贯彻落实，优化和细化法律服务措施，组织多种形式的专业法律服务团队，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律服务专项活动，为自治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积极搭建法律服务平台，做好“五项服务”：一是为建成“五个基地、两个屏障、一个桥头堡和经济带”服务。围绕把内蒙古建成保障首都、服务华北、面向全国的清洁能源输出基地，发挥律师和公证的作用，大力开展专项法律服务活动，更好地为煤电基地建设、输电通道建设、能源外送通道项目建设和能源供应合作提供法律服务；围绕把内蒙古建成全国重要的现代煤化工生产示范基地，组织法律服务团深入企业，积极主动地为基地建设和企业运行当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提供法律服务；围绕把内蒙古建成有色金属加工和现代装备制造等新型产业基地，向企业推荐高层次法律顾问人才，妥善处理企业在生产经营和产品销售环节等方面的法律问题；围绕把内蒙古建成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组织开展“送法进农村、牧区”活动，积极为发展农牧区经济、增加农牧民收入、改善农牧区基础设施建设、落实惠农惠牧政策和深化农牧区改革提供法律服务；围绕把内蒙古建成体现草原文化、独具北疆特色的旅游观光、休闲度假基地，加大普法宣传教育力度，进一步优化草原旅游环境；围绕把内蒙古建成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加强《草原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强化草原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预防和减少破坏草原和生态环境的行为；围绕把内蒙古建成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全力推动“平安内蒙古”建设，打好社会矛盾排查化解攻坚战；围绕把内蒙古建成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和充满活力的沿边开发开放经济带，认真办理涉外律师和公证事务，在海外投资环境调查、投资项目风险评估、反倾销、反补贴、反垄断等方面提供法律服务，妥善处理各类涉外经济纠纷、合资合作纠纷和商品流通纠纷，为对外开放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二是为“调整产业结构”服务。大力推进政府和企业法律顾问工作，按照“传统产业新型化、新兴产业规模化、支柱产业多元化”的总体思路，积极为政府和企业决策提供法律意见和建议，主动为企业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调整、改组改制、兼并重组等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支持和法律服务。三是为“县域经济发展”服务。组织律师、公证人员和法律服务工作者开展法律服务进镇下乡活动，积极为企业重点项目可行性论证及经济活动提供法律风险评估和法律咨询意见。四是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服务。贯彻落实关于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主动为保护非公有制企业财产权、经营自主权和公平竞争权等合法权益提供法律服务，为非公有制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健康发展提供法律保障。五是为“更加注重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服务。深入开展草原生态和环境保护等专门法律法规的普法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公民法律意识，预防和减少污染环境及破坏林业、草原、生物资源等违法犯罪活动。

（二）进一步优化法律服务环境。

要完善法律服务行业管理体制，认真开展整顿和规范法律服务市场秩序工作，推进法律服务诚信体系建设。建立健全行业管理组织自律机制、诚信机制、奖惩机制，促进行业协会发展壮大。推动落实律师行业发展扶持保障政策，改善律师执业环境，提高法律服务质量和专业化、规范化、品牌化建设水平。加快公证业向经济领域拓展，促进金融信贷、招标投标、土地拍卖、政府采购、担保提存等领域的阳光操作。各级党委、人大、政协换届时，应根据实际需要适当安排法律服务工作者参选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三）进一步提升法律服务行业公信力。

要把加强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建设作为建设高素质法律服务队伍、提升社会公信力的重要措施，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法律精通、维护正义、恪守诚信的高素质法律服务队伍。大力加强以“忠诚、为民、法治、正义、诚信、敬业”为主要内容的律师职业道德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律师牢固树立和自觉践行服务为民理念，忠于宪法和法律，努力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恪守诚实信用，切实做到爱岗敬业。要加强公证公信力建设，自觉把维护公信力、增强公信力的要求真正体现到公证服务和公证管理工作之中。

五、服务和保障“活力内蒙古”建设自治区

党委九届十一次全委扩大会议通过《关于深入学习贯彻考察内蒙古重要讲话精神的决定》，明确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是实现总书记“把祖国北部边疆这道风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的殷切期望。司法行政部门能否顺应“活力内蒙古”的建设主题，将强大的精神动力转化为生动的建设实践，关键在忠诚履行职责与使命的广大司法行政队伍。因此，要按照关于“五个过硬”、“三严三实”和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的要求，狠抓司法行政队伍建设，努力建设一支信念坚定、执法为民、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高素质司法行政队伍。

（一）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建设。

要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各项工作的首位，以坚定理想信念为根本，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不断打牢高举旗帜、听党指挥、忠诚使命的思想基础。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学习贯彻习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进一步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永葆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政治本色，始终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巩固和深化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牢固树立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二）进一步加强素质能力建设。

要加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培训学习，深刻领会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央领导同志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精神和国家重大战略决策部署上来。结合内蒙古区情和发展实际，教育引导广大司法行政干警和法律服务工作者围绕自治区中心工作，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的观点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前瞻性、创新性。大力实施“干部素质提升工程”，深入开展与司法行政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学习培训，使广大司法行政干警不断提高掌握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依法履行岗位职责。针对新时期、新形势对司法行政队伍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新期待，注重加强与司法行政业务工作密切相关的新理论、新知识、新规则、新技能的培训，切实提高新形势下依法办事能力、群众工作能力、维护公平正义能力、危机管理能力、科技信息化运用能力、新媒体时代舆论引导能力和科学管理、公共服务、组织协调等本领，为推进司法行政工作科学发展提供思想政治保证、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三）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

行政改革论文范文篇5

1.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人本观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直接使用过“以人为本”这个概念，但马克思、恩格斯决不否认人本主义的思想，只不过在他们那里，赋予了和资产阶级人本主义价值观所不同的科学内涵，他们根据所发现的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吸收了包括人本主义思想的合理因素在内的人类文化的精华，明确提出了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定力量等重要论断，并赋予人本主义以崭新的内涵。马克思说:“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之所以把共产主义等同于人本主义，那是因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可见，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这种发展是人的“一切天赋得到充分发展”，体力和智力得到“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可见，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高度发达是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前条件，人的“一切天赋得到充分发展”，体力和智力得到“自由而充分的发展”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真正目的。资本主义的人本主义是建立在抽象的人性基础之上的，在这种制度下，工人的发展只能是片面的、畸形的发展，生产力是根本原因，而生产关系则是直接原因。资本主义人剥削人的生产关系不可能是人获得全面的发展，只有改变其生产关系，废除私有制，使社会全体成员得到全面发展。这样，马克思在揭露资本主义的人本主义价值的虚伪性的同时，确立了“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观，为人本主义注入科学的内涵。同时也确立了以全人类都得到自由解放和一切人都获得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科学共产主义信仰和理想。

2.人本主义在我国行政管理中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公平、竞争等市场经济的法则的深入人心，个人的价值开始越来越被显现出来，个人的利益和需求开始为社会越来越重视，人本主义的价值开始回归并渗透到各个领域。直到十六大以后我们党确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特别是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使得人本主义思想重现光芒，成为一种人们认可并得到重视的社会基本价值。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几次大的行政改革特别是2003的改革在很多方面和环节都体现着人本主义价值的取向2。一些有违人本主义的法律、规定的条文被废除，比如城市收容制度;而与此同时一些体现着人本主义价值的新的制度开始出台，比如，新的信访条例就有很多人性化的规定，再如城市拆迁条例的出台等等。政府的很多设施建设开始体现出人文关怀，政府的执法手段开始逐步摈弃简单粗暴而向耐心的沟通和依法方向发展。

虽然如此，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行政管理还没有发展到人本管理，并且在一些方面还存在着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首先，人本主义的思想和理念并没有贯彻到所有的行政管理人员，相反，传统的甚至是封建的官僚行政理念还有很大市场，“官本位”的思想还比较严重。表现在不惜牺牲个人和人民的利益大搞政绩工程，大树官位形象，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现象和严重的形式主义。有些官员为了GDP增长，不惜掠夺资源、破坏生态、污染环境，根本不考虑子孙后代的发展和生存，这是典型的与人本主义相对立的“物本位”表现。其次，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处理不好。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地区发展越来越不平衡，差距有越拉越大的趋势，特别是城乡差距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社会分配不公现象严重，高收入和低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严重的贫富悬殊已经使得一部分人的生活除了问题，这与人本主义思想是严重背离的。究竟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还应该是兼顾效率和公平，是很值得思索的。第三、一些法规中还存在着不符合人本主义思想甚至相抵触的条文，比如城乡的户口管理问题，存在着很多不公平甚至是对农民歧视的现象，不平等就不可能落实人本主义思想。第四、政府的管理手段尤其是执法手段过于简单粗暴，甚至有些时候个别现象缺少人道主义。还存在着严重伤害人们利益和伤害人们感情的执法情景，这些不仅缺少起码的人文关怀，还严重干扰着人本主义思想的实施。这些问题表明，我国的行政管理里人本管理还有很大的差距，迫切要求我们在行政改革中去落实人本主义思想。

二、我国行政管理趋向人本化的原因分析

1.行政管理人本化是全球化趋势的客观要求

目前，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一场大的趋势正来势凶猛并在不断加强，这就是以经济全球化作为原动力，推动经济的非国家化、一体化的全球化趋势。正如英国政治学家约翰·贝里斯(JohnBayhs)和史蒂夫·史密斯(SieveSmi山)所说“全球化就是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效果越来越相互连接、相互影响的过程”3。全球化对主权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诸多方面产生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认为，经济全球化包括资金、技术、劳动力、资本的流动和意识形态的交流，以及由此而需要进行的国际协调，即包括组织管理形态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本质内涵在于经济资源跨国流动与经济相互依存、影响。但绝不仅仅限于经济，甚至主权国家的政府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其传统权力也受到了来自主权国家领土内外的限制，发生变异。正如托夫勒所言，“有一些力量试图把政治权力从民族国家向下转移到次国家的区域和集团中去。另外又有一些力量则试图把权力从国家向上转移到跨国性的机构和组织中去。”世界上很多国家为因应全球化趋势的加强，纷纷进行行政改革，特别是一些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呈现出“政府职能的市场化、政府行为的法治化、政府决策的民主化、政府权力多中心化”的趋势。

2.行政管理人本化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过程中，政府的行政管理工作起着决策、引导、协调、监督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处理好国家和社会、国家和社会组织、国家和公民的关系，是行政管理的重要职能之一。在行政管理工作中如果不能坚持人本主义价值观、如果偏离了人本主义这个原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出现问题。事实上，我们党之所以提出科学的发展观，也真是基于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没有很好坚持人本主义价值的所带来的诸多问题，是总结我国近二十年来经济一直高速发展的经验教训得出来的。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存在着某种对发展问题的片面认识，认为发展就等于经济的快速运行，发展就等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高速增长4。这种错误认识直接导致了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诸如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贫富差距拉大、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生态环境严重污染、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片面追求高速发展等严重问题。长此以往，我国的经济将难以为继，可持续发展将成为不可能。这些问题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行政管理工作偏离了人本主义价值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行政管理的工作者尤其是领导干部没有意识到人本主义价值观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性，没有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之间的关系所造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对于我国的行政管理工作意义尤其重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行政管理部门首先要树立人本意识，以人民群众为本，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把满足人民群众的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作为自己的管理目标，服务社会、服务群众，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大力发展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终实现人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行政管理部门就必须实现人本管理，彻底改变官僚主义作风，彻底改变“官本位”思想，彻底改变简单粗暴的管理手段，真正的深入到人民群众去，放下架子，为市场服务、为群众服务，只有这样，行政管理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发展的要求。所以，我们可以说，市场经济是行政改革人本化趋势的内在动力。

3行政管理人本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2005年2月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会上，同志为我们描绘出了和谐社会的宏伟蓝图，他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里，“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这个基本的价值基础。

首先，人本主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基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以人民群众为本。人民群众是和谐社会的主体，离开了这个本，和谐社会就会成为无本之末。要牢固地确立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创造才能，极大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坚决维护人民凑众的利益。其次、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党和国家各项大政方针的制定和实施及各项具体工作的开展都必须着眼于维护、实现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作为衡量党和国家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最高价值标准。维护好、实现好和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正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目的之所在。

三、我国行政管理人本化改革的方向

1.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强化政府的发展职能

发展职能或者经济职能是现代政府的最重要的行政职能之一，行政改革中落实人本主义，必须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强化政府的发展职能5。这是因为:

首先，强化政府的发展职能，必须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实现人本主义，经济发展是一个先决条件，这个现实途径是无法超越的。

其次，强化政府的发展职能，必须实现全面发展。全面发展至少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社会的全面发展，在大力发展生产力、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绝不能忽视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后者一样是社会文明的基本构成，是社会进步程度的反映，三个文明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第三、强化政府的发展职能，必须实现协调发展。所谓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兼顾，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五个统筹”的根本要求，要求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使它们良性互动、协调发展。这应该成为新时期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内容。

第四、强化政府的发展职能，必须实现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一个新概念。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第一次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现代人的需求以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指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之所以成为热点，其原因就是人类的发展由于陷入到片面性，依靠对自然界的掠夺和破坏环境来发展经济，而自然界对人类采取了报复，各种灾害不断发生，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破坏。说到底，可持续发展是关系到人和自然的关系的问题，经济和社会发展不超过环境的容许极限，以满足人类的生态需要，这就需要合理调节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正确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将成为检验政府是否真正坚持人本主义价值观的重要标准。

总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强化发展职能，就是要牢牢抓住“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个“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特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观”，以满足近13亿人口的基本生活和发展需要为目标，保证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使人们的小康生活水平更加宽裕，人的潜力发挥和素质提高的基本条件不断改善:以迅速发展经济，以提高群众生活水平为目标，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劳动者素质，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规模效益、科技进步效益、结构效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质量效益型与内涵集约发展之路，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促进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使强国富民的要求不断得到实现。

2坚持人本主义思想，建设服务型政府

在我国，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无论是服务意识、服务手段都十分欠缺。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政府职能的转化，服务行政开始提上议事日程。早在1985年邓小平就提出:“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他要求所有的行政领导、党员干部都要树立服务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6。服务型政府是市场逻辑的必然要求。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对公共服务需求日益强烈。一是市场化改革唤醒了公民的权利意识，社会组织和公众迫切要求政府保障其基本权利。二是政府是公平公正的守护神。政府通过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制定公平的规则，从而确保市场竞争的有序性和有效性。三是市场经济产生了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并导致严重的社会分化与利益失衡，政府必须建立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机制，当好规则的制定者和冲突的裁决者，协调、平衡好好各种利益的矛盾点，尤其要特别关注和保护弱势集团，建立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农民工和城市下岗职工提供必要的帮助与救济，使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服务行政是人本主义在行政管理中贯彻落实的最好表达，因为服务必须考虑服务对象的需求和利益，并不断去满足这种需求和利益。离开这个出发点，服务无从谈起。从本质上讲，人本主义是服务行政的核心理念。近年来，我国政府和理论界也将建立服务型政府作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选择目标。这就要求政府:首先是要改变以往“重管理，轻服务”的管理方式和传统的管制型模式，树立“以人为本”的意识和施政原则，把实现公民政治经济文化需求和利益服务作为重要的管理目标，把社会和公众作为服务对象，为社会服务。其次是政府权力要从无限转向有限。从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即必须仔细区分政府的权限，哪些是政府需要管理的，哪些市场需要管理的，哪些是需要社会管理的。政府必须向市场和社会分权，积极培育和健全各类社会中介组织，使它们成为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具体组织者和运行者，并向社会逐渐转移权力和放权，将原来政府承担的部分社会职能和经济职能推向社会，推向市场，增强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从而减轻政府负担，缩小政府规模，精简政府人员。最后是政府要调整管理方式和手段，适应服务行政的要求。服务行政还要求各级政府部门在服务规则、管理方式、服务程序等方面作出相应调整。在具体服务规则方面，政府部门应注重提高服务效率，特别要强调公开性和透明度。

公开与透明，能够减少政府与服务对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减少公职人员贪污腐败的可能性。在管理方式方面，要从直接管理转为间接管理，从微观管理转为宏观调控;政府部门应趋向于协商、解释、说服，注重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动。在服务程序方面，注意便捷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使公民到政府机构办事能享受到“一站式”服务。唯有这样的政府，才能较好地体现公共服务精神。在管理手段上，要放弃过去单一的命令式的管理手段，而代之以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手段，为市场经济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环境提供服务和法律保障。3转变管理理念、树立人本意识执政理念和管理理念都将制约着行政管理的行为和成效。“以人为本”己经成为我们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这种理念所要求的政府必须是服务型政府，在管理上必然是服务行政。它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管理的终极目的，与全球化所要求的政府管理理念应具有顾客导向和市场导向在本质是上是一致的。如何把这些理念和政府公共部门存在、发展以及政府改革、组织设计方案、管理手段结合起来，应该是新一轮行政改革必须考虑的。必须强化“以民为本”的意识，在管理体制、管理制度、管理手段、管理设施等方面倡导人性化，突出公众的利益。要更新管理观念，倡导和树立服务意识、民主意识、法制意识、参与意识、公开意识等。

4坚持人本主义思想，大力推进民主行政和依法行政

在行政执法中落实人本主义，首先就要求行政法律法规的人本化。目前，最突出的问题在于行政执法的人本化。行政执法中的简单粗暴甚至野蛮无理己经成为一大社会公害，严重损害着政府的形象，阻碍着人本主义的落实。政府行政执法方式的人性化趋向需要执法观念变革和执法制度创新的支持，政府执法应当强化以人为本的观念，发展执法制度的人本主义精神，表达法治的人文关怀，对真实的个人的价值与尊严、人格与精神、生存与生活、现实与理想、命运与前途要真情关切。应该说，这些情况正在改进，也是2003年来人本主义加强的一种表现7。在行政执法中落实人本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要尊重人权。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是法治原则的基本要求之一，政府执法应充分尊重行政相对人和相关人的人格，严禁殴打或采取其他侵害其身体的暴力行为，不对当事人实施精神折磨或其他侮辱人格的行为，如游街、示众、罚跪(站)、辱骂、公开隐私等。充分尊重公民的人格尊严是行政执法坚持人本主义的基本要求。

由此可以看出，在行政执法中坚持人本主义已经成为我国行政管理中依法行政的重要标志。

5.坚持人本主义思想，大力推进制度创新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永不自满，永不懈怠，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十六大报告深刻地阐述了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意义，同时对于我国的行政改革也具有指导意义。制度文明，本质上是如何善待人类自己，如何尊重人，平等待人，如何为多数人服务。我国的行政改革必须坚持人本主义价值取向，还要从制度、体制和机制上入手。这是实现行政管理向人本化管理转化的根本之道。行政改革的制度创新，就是要为为最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增强国力服务。为经济主体服务，为方便民众服务，为平等对待公众服务，这就是政府制度创新的方向。

参考文献：

[1]胡敏中:《论人本主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总第130期)。

[2]薛建平，沈建军:《人本主义的科学发展观》，《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6期。

[3]陈志尚:《准确把握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2期。

[4]汪信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诉求及其实现途径》，《光明日报》2005年11月10日。

[5〕赵汝周:《中国地方政府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职能分析》

[6」肖振远:《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中共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1期。

[7]黄铸:《试论科学社会主义与人本观的统一》，《人民日报》2004年5月28日。

摘要：随着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个人价值和需求越来越得到承认和尊重，人本主义价值观开始为人们接受和重视并在社会各个方面开始回归。我国的行政管理开始承认并接受人本主义价值。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市场经济的日益完善以及我们党的执政理念的与时俱进都是行政改革贯彻和落实人本主义价值观的动因。“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客观上必然要求把不断满足个体的人的需求作为行政管理的重要目标之一。

行政改革论文范文篇6

(一)现代政府行政理念的转变

当今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会影响同一时期的行政法及行政法学的发展。“行政法在任何时候都是与当时流行的国家主导理论直接相关的”［3］。在21世纪，占主导地位的行政理论是服务行政理论，管制行政理论已被取代，理论基础的变化决定了政府职能将会得到全面发展。新的公共服务理论理念的引入，使我国政府行政管理从过去的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新的公共服务理论要求政府:其一，政府的职能从管理行政向服务行政转变，服务的对象是“公民”，而不能理解为“顾客”，是主动关注公共利益具有一定权力的公民;其二，社会管理主体由单一走向多元，政府的管理手段也逐渐从行政型向法律型和经济型为主转变;其三，多种社会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公共服务体系的初步形成。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管理型行政到服务型行政，管理的理念在发生转变，服务型政府的本质是以公共利益为价值取向和出发点，所以，需要在不断提高对服务型政府行政认识的同时转变政府行政职能，重新研究我国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确立政府的职能。

(二)现代政府体育行政职能的含义

政府体育行政职能是受原生性职能影响的一种再生性职能，它源于社会但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产生变化，是相对稳定的一种动态平衡。政府新的体育行政职能再生，而原有的部分职能返还给社会，通过一个动态过程逐步形成社会体育管理需求与政府体育行政的相对平衡。政府的体育行政职能源于社会，随着我国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使政府的体育行政职能随之发生转变。目前，政府的体育行政职能中有一部分要调整变化，有新增政府体育行政职能，也要减少部分政府体育行政职能，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减少的职能由非政府体育组织承担，但要依据非政府体育管理组织的成熟度，不能盲目地一刀切。社会环境条件好成熟度高，就释放部分政府体育行政职能，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对于社会或市场能有效解决的，应放给市场和社会。政府释放部分体育行政职能，同时又再生了新的政府体育行政职能，这就要求政府在释放体育行政职能的同时，要理清自身的职能，不能出现释放不够、再生过分的局面，形成行政职能沉积。具体地讲就是，政府释放了部分体育行政职能，成立了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其目的是释放部分政府职能，逐步返还职能于社会，但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在多年的实践中并没有理清自身的职责，并逐步发展成“二政府”的局面，并且在项目的推广方面职责不明，主要工作体现在经营奥运项目上，而项目自身体育文化的发展弱化。当今，服务行政的理念推动我国行政法和行政法学的发展及行政观念的革新，从而导致政府职能含义的变化，致使政府体育行政职能内容需要重新界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体育文化的进步，人们对体育文化需求在不断地增多，这就要求政府重新考虑自身体育价值取向的定位，确定应当承担的职能，履行政府行政职能上的义务。所以，服务行政理念要求政府体育行政职能有三重含义:一是新的体育行政再生职能。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体育需求增多，社会自身不能解决的问题出现，就再生出必须由政府承担的职能。二是在政府体育行政中政府不能也不应该是全能的，政府要考虑自身的能力，摆正自身的位置，下放部分权力，服务公民。三是政府在确定自身能力的基础上，研究公共体育服务的内涵及供给的方式，承担本国体育全局发展宏观调整的重任。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体育行政职能受政治职能的影响极大，政府体育行政职能占据了体育管理的大部分空间，也就是政府集决策与执行于一身，这也是因为新中国成立时间短，统治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但随着今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社会环境发生巨大的变化，就要求政府让空间于社会，将体育管理的部分公共职能返还于社会，同时又要承担社会产生的新的社会自身无法解决的职能，这是社会发展的需求。目前，我国政府体育行政职能转变的关键在于两方面:一是调整政府体育行政与体育市场和体育产业的关系，在市场逐步成熟的基础上，把部分权力返还给产业，同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体育行政职能的重点应该放在市场不能做和做不好的地方，切实把政府体育行政职能转变到宏观调控、制定体育产业政策、规范监督体育市场和提供公共体育服务等方面上来，以推动体育市场、体育产业向前发展。二是调整政府与非政府体育组织的关系。在非政府体育组织逐步发展成熟的过程中，逐步下放转移部分权力，发挥非政府体育组织管理的积极性，而政府体育行政在把握全局的基础上，办好非政府体育组织自身不能解决的问题。难点是如何把握社会环境条件发展的成熟度问题。释放政府体育行政职能需要社会条件的支撑，如果社会环境条件的成熟度把握得不好，就会出现机构臃肿、人员冗余、效率低下等一系列问题，这时政府又会向社会体育领域伸出看得见的手，干预社会环境。所以体育行政职能转变是长期的问题，总是在释放、再生、释放再生中寻找平衡。

二、政府体育行政职能转变中的几种关系

(一)政府体育行政职责与职权的关系

在现实中，政府职能的外部表现一般为职责，而职责非常容易同政府职权混杂在一起，这样会使政府在工作行为时对哪些行为是依法可以做的，哪些是不能做的造成混淆，出现政府不作为、乱作为的现象，造成政府的体育行政能力下降。那么，政府行政职责的概念是什么?“行政职责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使国家赋予的行政职权，实施国家行政管理活动的过程中，所必须承担的法定义务。行政职责随行政职权的产生、变更或消灭而变化”［4］。我们可以把这种观点理解为，政府行政职责是在实施政府行政活动过程中，所承担的法定义务;也可以理解为行政职责与行政职权力的先后顺序，即先有行政职权再有行政职责，而且容易理解为只有行使行政职权时才有所承担的法定义务，也容易理解为只有行使职权时才有职能，而忘记了政府应该承担的法定义务。职责含义的发展，传统的行政职责系指行政主体及其行政人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依法必须承担的义务。这种定义是建立在行政职权的基础之上的。行政主体先有职权，再有职责，职责是行政主体在享有和使用职权时才必须履行的。这种定义并不符合服务行政的要求。服务行政要求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创立政府的根本目的是希望政府能解决个人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满足人民的各种需求。所以，政府首先拥有的是职责［5］。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在服务行政的理论中应是先有职责，而后有行政职权，行政职责是法律规定的行政机关必须履行的行政义务。法律规定了行政机关的行政职责之后，才会赋予行政机关相应的行政职权。也就是政府体育行政职责的概念是行政机关必须履行的政府体育行政上的义务。

(二)政府体育行政职能与体育产业和市场的关系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过去的计划经济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按照市场经济改革的要求，政府体育行政职能应该从体育产业和市场活动中退出，市场在体育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所以，需要正确认识以政府为主导的体育管理体制与体育产业及市场之间的平衡问题，通过转变政府体育行政的职能，解决目前体育发展问题。政府体育行政在逐步从体育产业、体育市场中退出，长期以来被行政管理学界称为“既当教练员，又当运动员”、“既划桨，又掌舵”的政府体育行政行为将成为历史。“2014年3在26日，同志在沈阳主持召开部分省市经济形势座谈会，他说:我们要相信市场，相信老百姓有无穷的创造力。你根本想象不到，市场有多大的创造力。因而政府必须要下定决心转变职能、简政放权，充分发挥市场‘想象不到的作用’。政府要当裁判员，不要老想当运动员”［6］。由此可以看出，解决体育市场与政府体育行政职能的问题，将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同时，要认识到政府对体育产业和市场的间接管理，政府从体育产业、体育市场退出，是一种转变不是弱化政府对社会的管理，而是一种与现代管理理念接轨的全新管理模式。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我国体育发展在这方面最明显的问题，就是中国职业体育发展的扭曲，俱乐部资本的投入方没有权力，而是政府行政控制资本权力，形成产权不明的局面。幸好投入的是国有资产居多，政府可利用政策方面优势从另一方给予一定的平衡，这不是政府的扶持，而是政府的掌控，政府在办中国的职业体育。新的政府体育行政理念要求必须放权于资本方，让资本在市场中运作，并拥有其自身的权力。

(三)政府体育行政职能与非政府体育组织的关系

新的公共服务理论理念的引入，既意味着我国在社会体育管理主体向多元发展，又意味着政府权力由无限转变为有限。政府不是体育管理的唯一组织管理主体，体育管理由政府体育行政部门同非政府体育组织共同承担，各管理主体承担自身的责任、义务和权力，公共体育管理要充分发挥非政府体育组织的能力，逐步形成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体育的新的适应中国特色的体育管理模式。也就是说，社会公共体育的管理要由全社会来承担。这就需要对公共社会体育管理的职能、责任、义务的承担主体进行重新组合与分工，具体讲就是，部分政府体育行政公权力的主体转移。转移公权力要通过立法的形式，实现权力的转移。我国的公共体育管理发展要形成政府体育行政部门担负体育发展宏观的调控、把握体育发展大方向和建立规章制度准则的重任，在政府体育行政部门的主导下形成政府体育行政部门与非政府体育组织共同管理的权力分配新格局。就政府而言，改革简单地讲就是简政放权。通过改革现有的政府体育管理体制，建立新型的体育管理模式，不断提高政府体育管理的绩效，使体育事业单位、体育市场、公民社会体育得到发展，逐步形成社会体育管理的主体多元，最终达到协同共治的目的。

(四)政府体育行政职能中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关系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推动社会文化的发展，并带动了体育文化的繁荣，使公民在社会生活中体育价值观念发生了改变，出现了大量的公民体育需求。当公民的体育需求社会自身能力不能解决时，就催生了政府新的体育行政职能，以维系社会体育的和谐发展。体育文化本身有多种功能，最常见的有政治功能、健身功能、经济功能等，在不同历史时期受统治阶级利益的影响会扩大某种功能的作用。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体育的政治功能发挥非常充分。但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要重新研究政府体育行政职能的变化，研究新时期出现的新问题、新需求，要充公分析公民体育价值取向与国家体育价值取向的关系，要站在公共利益价值取向的基础上，重视公民体育权力，转变政府体育行政职能，扭转在实践中以“竞技为上”的政府行政工作倾向，重新树立政府体育行政的价值取向。我国《宪法》第二十一条明文规定:“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第四十六条规定:“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政府开展各项工作的法律依据，在研究政府体育行政职能中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之间关系时，必须运用法律的思维，以宪法为根据解决现实问题，要加强全民健身运动及关注全民健康，尤其是对青少年健康体质的关注度。政府要充分利用政策与财政等管理方法，处理好我国当前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之间的关系。

三、政府体育行政职能转变的几点思考

(一)如何提高政府体育行政公信力和执行力的几点思考

政府体育行政公信力主要表现为政府行政行为在公民中的信用能力，反映了公民对政府体育行政行为的信任态度。执行力是政府体育行政工作的生命力，同时是执行能力和效能在工作中的体现。政府体育行政公信力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是政府体育行政职能转变严重滞后。由于政府没有很好地处理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之间的关系，导致青少年的健康体质连续二十五年下降是不争的事实，全民健身计划开展得不好，群众不满意，导致公众对政府的体育行政行为的公信力下降。二是传统体育行政管理方式不适合社会的发展要求。三是政府体育部门的决策缺乏科学化、民主化和透明度，行政效率不高，形式主义和腐败问题突出，例如:运动竞赛的局外操纵，用暗示、“君子协定”、“场外交易”、“分配金牌”、“黑哨”及参赛运动员资格等问题突出，致使公民对我国运动比赛的信任度下降。1．政府要全面转变体育行政管理职能，改革现行行政管理体制，提供充足优质的体育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2．各级政府体育行政部门要坚持依法行政，优化工作流程。推进审批制度的改革，减少审批的环节，提高审批效率。3．政府体育行政决策与执行要分离，加强社会监督机制，推行行政问责制。

(二)体育事业单位改革的几点思考

体育事业单位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过程中的主要载体，是建设体育大国和体育强国的重要力量，在我国体育事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家要利用政府体育行政职能转变时期，推进我国体育事业单位的改革。1．多年的实践告诉我们，在体育事业单位改革中肯定会遇到许多基础性、共性和衔接性的问题，所以，体育事业单位改革要制定整体的规划，出台顶层设计，指明体育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同时，政府要逐步完善整体配套条件，避免在整体配套条件不成熟期进行改革，那样会造成改革的盲目、片面、被动，改革的成本太大。2．改革中要准确划分体育事业单位的分类。在计划经济时期把体育只看作精神文明的一部分，而今天体育在市场中存在强大的生产力，并且公共体育事业管理主体向多元化发展，所以，把部分体育事业作为产业来办。具体来讲，体育事业单位在职能分类过程中，保留那些有一定公共性和社会共同需求的社会公共体育事务单位，例如，国家体育运动队、公共的体育场(馆)等。其余的均可以推向体育市场，实现体育生产、开发、经营的产业化与市场化。3．公共体育资源配置与利用社会化。我国体育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方向就应该是公共体育资源配置与利用的社会化，主要目的是体育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与资源共享，打破部门所有制、单位所有制和行政化分割。

(三)非政府社会体育组织改革的几点思考

通过政府体育行政职能转变，推动非政府社会体育组织的改革。我国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组织实体，主要职能在于协调各种社会组织无法完成的各类公共事务，保障公众的权益等。政府体育行政职能范围虽然涉及一些社会体育组织，但政府的体育行政职能并不是代替这些社会体育组织个体去活动，政府应把社会非政府体育组织从其过去超常的控制中释放出来，在政府的引导下，不断探索创新非政府社会体育组织管理的新范式。1．政府在非政府体育组织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不能缺失，政府的扶持不等于代替，特别是在我国体育非政府社会体育组织发展的不成熟期，政府不能“越位”代办。2．借鉴世界现代的先进管理经验，不是照搬，而是要尊重本国的国情，寻找本国自身非政府体育组织的发展道路。3．非政府体育组织的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出现一些非政府体育组织自身不能解决的问题，这时，政府的职能不能“缺位”。4．研究制定“政府购买体育服务”和“委托管理”的规则，必须用法治的思维，以公共利益为价值起点，解决遇到的新问题。

四、小结

行政改革论文范文篇7

行政公开是公共政策改革进程中越来越重要的一个概念。诸多文献表明信息公开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化的共通趋势和要求。[2]从90年代以来，它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金融和环境实践、反腐败斗争、人际交流、医学伦理等多学科多领域所关注的研究问题。[3]在国际政治学领域，如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援助，如军备控制协议，公开化都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近来诸多国际组织在合约谈判、议程安排和项目预算等诸多方面，也饱受信息不公开之苦。1994年欧盟委员会的政策报告目的之一就是让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决策更加公开。[4]而那些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项目援助和信贷的跨国政治团体就更注重信息公开问题，以确保他们援助的项目得以良好的实施运作，注入的资金确实用于所宣称的目的。[5]

跨国投资商对透明度的呼声也前所未有的高涨。泰国、印尼等亚洲国家经济危机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其财政结构、金融政策、银行体制的低透明度。Tom1998年的研究表明是泰国金融制度的低信赖度造成了它1997年的经济危机[6]；而Mehrez和Kaufmann1999年的研究则表明在公开程度低的经济制度下，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会显著升高。今天大多数金融危机都是因为公开化程度过低，人们对金融体制失去信任感造成的。

在医疗领域，信息透明度问题也引起了广泛关注。[7]患者应该享有知情权，医疗过程中医生应向患者披露完整的治疗信息，并取得患者的知情同意。在医患关系中，这意味着城市和信赖；也正是基于此，医学伦理学者也在呼唤透明公开。

行政公开早已成为公营部门改革中强烈的呼声，许多学者和实务部门的工作者都从心底认为今天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政府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但相关的许多问题到今天还没有弄清楚，比如：行政公开制度建构背后的理论基础是什么？行政公开会带来哪些影响？韩国政府需要采取哪些改革措施？为回答这些问题，作者将公开一词概念化，并试图搭建一个用以分析韩国政府问题的理论框架。在对政府部门的现有透明化政策加以审视之后，本项研究提出了可以引入并加速政府公开化进程的政策选择。

公开化政策可以分为两大块，包括行政的公开和社团的公开。社团公开指的是公司、银行、财经机构的信息披露；而本文将着重论述与公众知情权有紧密关联的行政公开问题。

在接下去的第二部分我将讨论行政公开的理论基础，对公开概念的性质和重要性加以综述，建立一个诊疗公共行政领域透明度问题的分析框架；在第三部分我将审视韩国政府信息公开的实践；在此基础上第四部分提出自己的建议；第五部分是全文的结论。

2、透明行政：理论和分析框架

2.1透明及其界定

透明行政指的是这样一种可能性或状态，政府事务的信息可以自由流通且为公众所获得。这样的信息共享状态的实现不仅取决于政府提供信息的能力和意愿，还要受到公众对获取政府信息所持态度的影响。今天“透明”这个词被广泛应用，但是很少有人深入讨论这个词语的内涵。由于“透明”这个词在许多相去甚远的领域广为应用，就更难以对其做出精确的界定。[8]Vishwanath和Kaufmann对金融市场政府治理的透明化问题建立了一个详尽的分析框架，将透明化的特性界定为信息的可获得性、全面性、相关性，以及信息的质量和可信赖性，基于这些属性，他们将透明化宽泛的界定为“及时可信信息的进一步快速流动”。[9]

透明是从自然科学中借用过来的一个隐喻，用来描述一种自由诚实的信息交流状态。在自然科学中，透明意味着物质的性状或状态可以让光线从中顺利传播，例如水晶就是透明的，因为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放在水晶后面的物体；而不透明的实物则不能让光线透过传播。而在公共行政领域，信息就好比前面提到的光线，透明行政使得本来遮蔽在政府内部的信息得以传播，并为我们清晰所见。

透明行政可以理解为一种状态，并满足以下条件：（1）外部相关的公众可以轻易的发现或鉴别相关信息；（2）信息清楚有条理，并为公众所知晓；（3）信息不应被隐藏，不被人操纵，也不应提供虚假信息；（4）信息内容应便于公众理解。而总体上讲，政府是信息的供应方，公众是信息的需求方。而信息供应方和需求方之间，也就是政府和公众之间难免存在立场上的差异，信息公开透明行政中间诸多问题，都源于此。

2.2透明行政的理论及其意义

委托-理论是解释政府行为的重要理论工具之一。[10]在一个委托-关系模型中，公众是委托方，政府则扮演着人的角色。政府作为人，日复一日的收集、组织和整理加工大量的决策信息，政府的决策会影响到公众的生活质量。作为委托方的公众，就有权了解政府的绩效，洞悉相关的所有信息。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作为人的公务人员常常为了私利而不惜牺牲作为委托方的公众的利益，这时候公众事实上是无法获取这些信息的。[11]委托方和方利益的不一致，使得我们有必要对方的行为和决策进行监控。委托理论的应用，也隐含着这样一个推论，就是公众应当扮演监督者的角色，去监督政府的隐秘行为。

政府不愿意向公众公开信息，存在着多种激励动因。[12]政府信息可以分为负面信息和正面信息两类。负面信息是关于政府失败或失误的信息，比如政府行为的失误，管理不善和浪费等等，政府害怕这些信息公布之后影响自身的形象；相反的，正面信息多讲述的是政府的成绩，政府当然愿意公布于众。一般的政府总是试图将那些负面信息控制在系统内部，因为信息的披露也意味着权力从政府向获得信息的公众的转移。行政官员依据自己的偏好取舍信息，这也恰恰是公共行政的内部信息系统很少能够让老百姓感到称心如意的原因所在。

我们可以从多维度来阐述行政公开化的实践意义。第一，政治层面上的意义。透明公开是确保公众知情权的最为重要的民主价值之一，它体现了公民的知情权，并贯穿了开放政府、参与制民主等理念。[13]知情权体现了对公众自治和参与的高度尊重，也是民主制行政的基本要素。在民主制度下，政府决策过程中应当做到公开公正，杜绝暗箱操作。公众对政府的了解程度取决于政府公开化的程度，政府信息的更多公开使得公众可以对政府决策加以更好的审查评判和积极参与，从而促使政府提供更好的服务。[14]

第二，行政公开还具有管理层面的意义。透明行政意味着信息的自由流动，这也是塑造一个高效可信赖的政府必不可少的要素，同时也为公共行政面临的诸多棘手难题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分析解决方法。（a）行政公开增强了公众对政府的信赖感。政府信息的秘而不宣或的迟缓只会助长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和猜疑，使得公民个体对政府的态度更加消极，增加了他们的失落和敌对情绪。（b）行政公开回应了责任政府的需求。透明行政是确保政府的责任性，提高行政效率的有效工具之一，它可以有效的克服官僚制政府中的不公正决策、不当的迟延和浪费等诸多弊病。正如Florini所说“透明性总是和责任性紧密相连在一起的”，公共行政中透明性的缺乏是政府无法向公众提供高质量的服务的一个重要原因。（c）对于政府廉政反腐败有着现实意义。行政公开通过将腐败行为曝光而对腐败有着强大的威慑作用。

第三，行政公开也是民主制行政所应遵循的伦理准则。在一个委托-模型中，作为人的政府应当对作为委托方的公众保持诚实的姿态，公众也理所当然的应当享有知情权。

绝大多数研究结果都表明，行政公开不仅有益，而且必须，它将有效的增进公众福祉。但也有研究表明行政公开也具有负面的影响，比如Florini就论述了信息公开力度的加大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如对信息的蓄意滥用，对个人隐私权的侵害，对个人安定生活的威胁等等。尽管信息公开是十分必要的，但过度的公开对政府和公众都没有什么益处，过载的信息洪水会使得公众无从判断究竟什么更重要，感到茫然和无所适从。

2.3行政公开的制度建构

衡量行政公开程度的晴雨表是公众能够获得的政府信息的质与量，以及政府信息的获得通道两个因素，这两者不能截然分开。前文中提到，Vishwanath和Kaufmann论述了信息公开中信息的可获得性、全面性、相关性以及信息的质量和可信赖性。而行政公开制度的内核就是公民的知情权，公众要拥有充分的信息，并有相应的获得信息渠道；政府信息不仅要正确，也要为公众所能够获得。

信息包含着质和量两个要素。信息的量指的是政府公开信息的数量和范围，近来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政府可以以相对低廉的成本提供更多的信息。Hernon认为了电子化时代的信息公开应做到如下几点：（a）所有出版的文件资料都存放在适宜的位置；（b）所有的政策都应公布；（c）所有信息的创造或采集都应依法进行；（d）所有公众有可能要求查阅的文件都应该保持完整。[15]而媒体和非政府组织（NGOs）应该在拓宽信息公开范围过程中发挥自己的重要作用。

信息的质量是指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新颖性、相关性。信息质量的核心要素是真实、准确、适当、及时、可信。高质量信息并不单单是一个提供更多信息的问题，政府提供的信息应该能够抓住要点，满足信息请求方的核心需求。信息质量的缺陷将成为行政公开的最大阻碍，也降低了公众对政府的信赖程度。[16]

信息的获得通道，包括了为便利信息请求方的所有程序、设施和方法。行政公开要求政府提供更为准确更少瑕疵的信息，政府信息应该为公众轻易的、广泛的、公平的获得，信息应以简单易懂的方式表达，使得公众易于洞悉其要点。[17]信息通道应遵循以下三个原则：（1）信息通道应是普遍开放的，方式灵活的，并贴近公众；（2）获得政府信息的程序应当是简单易学的，易于为所有公众所理解的；（3）政府提供信息的渠道应是官方的，并且是及时的。

影响信息可获得性的一个最重要因素就是信息技术。互联网上的政府主页为公共信息公开提供了新的途径，正如Kauvar所论述的那样，透明已经成为今天电子化政府的标志之一，通过网络技术，政府有能力向公众提供快捷、开放和及时的信息。[18]

2.4两种行政公开模式

社会学者Vorauer和Claude对谈判中的公开问题进行了探讨，他们将其分成感悟到的（perceptual）公开和事实上的（factual）公开。“感悟到的公开”，指的是个人感受到的，个人认为外界人士能够解读到的谈判者的意愿和目标信息：“事实上的公开”，指的是外界人士真实知道的谈判者的意愿和目标信息。[19]这样的类型学分析也可以应用到对行政公开的解释当中去。在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中，“事实上的公开”指的是政府实际上向公众披露的信息量，“感悟到的公开”则是指公众所能感受到的自己获得的全部政府事务信息。当政府出尔反尔言行不一，并不能提供相应必要信息的时候，公众“感悟到的公开”的量会急剧下降。

政府有时候会高估自己的公开程度，总是感到自己已经提供的信息足以实现开放政府的目标。但事实上没有这么简单，这被称为“公开的幻象”。[20]相反的，公众总是感到自己获得的信息还不够充分。政府和公众在对公开程度的感受存在偏差，通过缩小这一偏差，政府将有能力提供公众想知道的适当信息，而不仅仅是提供自己愿意的信息。

2.5分析框架

本项研究将从政府公开的信息，以及相应的信息管道两方面来加以研究，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勾联。一般而言，信息是行政公开的实体部分，而信息管道则发挥着装置（instrumental）功能。离开了准确恰当的信息，纵使再有好的信息管道，信息公开也无从谈起；但反之，有了准确恰当的信息，没有好的信息管道也是枉然。特别的，政府负面信息传播的困难将迅速降低公众对开放政府的信赖感。

政府行政公开政策是由法律、法规和决定，以及相应的政府信息和确保信息畅通的通道设施共同组成的。这样一个概念框架用以对行政公开政策加以探究整合，发现问题，提出应对方案。

政府信息公开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政府有能力并有意愿提供所需要的信息；第二，公众有能力采取某些可以接受的恰当方式，基于公共利益和互惠的目，对政府公开的信息加以利用。而本文着重围绕政府自身的活动来展开。

3韩国行政公开的个案研究

3.1韩国行政公开的主要举措

韩国行政公开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包括信息公开立法、信息设施建设、法律执行、规制改革、公众参与、言论自由等。[21]随着信息披露机制的完善，政府开始通过网站建设来快速传播信息，开始由非政府组织来更为客观的政府信息，韩国政府的行政公开程度也有了明显提高。

韩国透明政府的要素包括信息的数量，质量以及信息的可获得性三个方面，信息数量的增多有赖于电子化政府、信息保密和公开机制；信息质量的提高包括公共信息公开法、独立的信息审查系统和居民的审计请求系统（theresidentsauditrequestsystem）；信息的可获得性主要包括提供信息的程式、技术和设施等方面。以上这些从制度和技术等不同层面有效的支撑起了韩国的行政公开政策，提高信息质量，将对防止政务信息时候出现被利益集团操纵，或被有意的延迟，乃至虚假信息等现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信息公开的管道、程式和方法，则有效的保障了信息的质和量；相应的标准、方法和信息技术增加了政务信息的量，也减少了政府不诚实信息的可能。

3.2电子化政府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网络支持的在线资讯系统改变了政府运作的模式，也拓宽了政府与公民联系的渠道。通过互联网提供公共服务，使得政府开始通过网络即时准确的在线讯息。[22]对政府而言，电子化服务的扩展已经成为影响行政公开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在韩国，绝大多数政府机构都建立了自己的主页，并提供电子化的公共服务。政府机构网站的数量在不断增多，内容也趋于完善。

政府网站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它对于“事实上的信息公开”的促进作用。但自愿性的信息公开依然有着其局限性，它更多公开的是正面的或非盈利的信息。从这个角度看，电子化政府虽然十分成功，但它并不必然带来信息质量的提高。而通过网络促进行政公开，这里面最成功的例子当属韩国汉城的OPEN系统。

韩国汉城OPEN系统的全称是“公众申请的在线程式优化”（On-lineProceduresEnhancementforcivilapplications，简称OPEN），它以网络系统和网络技术为基础，旨在遏制腐败。[23]OPEN系统使得公众可以更好的监控政府对他们所申请许可或批准的处理过程；借助OPEN系统，公众可以通过互联网了解政府对公众申请处理的即时进展，可以明了政府从政策制定到处理公众申请的整个行政程序，政府处理公众申请的整个过程都通过网络昭示无遗，从而也提高了行政的透明化公开化程度。OPEN系统得到了经济发展和合作组织（OECD）和透明国际组织的高度评价，作为一项全新的改革进路，它不仅对清除腐败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有效的减少了公众申请过程中遇到的种种不公平或不合理迟延的发生。在1999年汉城市的自查中，82.5%的公众对OPEN系统表示满意，认为它有力的推动了政府行政公开化的进程。

3.3韩国的信息公开立法

韩国议会在1996年12月通过《公共机关信息公开法》，该法于1996年12月生效。这部法律的制定也经历了漫长曲折的过程，政府最初担心这样一部法律的通过，会有可能导致把政府机关的秘密泄漏给公众。但面对公众日益高涨的需求和不断施加的压力，政府不得不放弃了这一姿态，转而积极的促进信息公开法律的出台。这部法律的草案最后是由韩国政府拟定的。信息公开法旨在促进和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实现，改变由政府占有公共信息的传统观念，促进公民参与，提高透明化程度。与美国的信息公开法（FOIA）多少有些相似，韩国的《公共机关信息公开法》中，要求政府机关应使所有书面信息都能为公众获得，但同时又规定了八项豁免事由，包括公务秘密，隐私资讯以及与商业秘密有关联的讯息。

这部法律规定了信息公开的通道和程序，使得公众可以在法律范围内请求获得任何政府机关的信息，政府也有向公众披露相应信息的法定义务。法律中规定了作为个体的公众的信息请求的法律程序，这对于抑制腐败和玩忽职守有积极意义，也从而改变了政府面对公众信息请求时的传统态度。

这部法律强化了公众的知情权利。自公共机关信息公开法颁布以来，韩国的行政公开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法律实施两年下来，总的效果并不那么理想。信息公开立法的初衷在许多方面都没能得到实现，很多公众都反映他们所请求披露的信息，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容易得到。首先，政府机关常常不适当的拒绝公众的信息公开请求。尽管信息公开法旨在提高政府透明化的程度，尽管公众的信息请求是那样合情合理，但政府依然拒绝将那些专断的决定曝光，这也使得公众无法利用政府信息，感到沮丧懊恼。第二，许多政府机关无法列出适宜公众信息请求的文件清单。根据现行行政机关信息公开法，政府机关应制定一份文件清单，向公众说明哪些文件是可以公开的，但政府官员每每强调人手不够，财力不足，无法完成这项工作。第三，我们已经发现，对信息公开法的置若罔闻和拒不执行，在韩国已经成为了司空见惯的常事。最后，政府信息如何公开，至今还缺少一个明确的可操作性的规则。

3.4独立检察官制度

引入美国式的独立检察官制度，也是韩国政府行政公开的一项重要举措。韩国国会在1999年通过了相关法案。而独立检察官制度的诱因主要缘自几起丑闻，在“女装贿赂案”（dress-for-lobbying）中，内阁成员的夫人们被指控收受做工精美的服装和貂皮大衣。而公诉机关的控诉却引起了公众的不满乃至罢工。公众指责检察机关对此案的调查未能保持中立的姿态，而国会召开的听证会也未能查明事实真相。[24]使得公众要求由独立的检察官来进行这些案件的调查，公众和劳工要求建立特别检察官制度的呼声不断高涨，公众向韩国议会要求通过独立检察官立法。

起初，韩国政府对独立检察官制度持反对的态度，执政党也对此表示反对。但见证了政府太多暗箱操作和密室交易的公众要求引入独立检察官制度的压力越来越大，韩国国会最终被迫引入美式的独立检察官制度。但由于执政党反对通过这样一部系统规定独立检察官制度的法律，在1999年最终获得通过的法案中，独立检察官制度仅限于应用于女装贿赂案和引发的劳工罢工事件的狭小范围。

独立检察官制度被认为将有助于披露那些本来被政府隐藏的信息，特别在那些政府高官被怀疑卷入的贿赂丑闻的调查中作用就更为明显。在韩国，是否应当扩展独立检察官制度的适用范围，目前还处于激烈的争议之中。

3.5政府的保密

过度的保密限制了政府的行政公开，公众的知情权和信息公开进程。[25]在从1945年到1990年的漫长冷战时期，韩国政府的保密事项在飞速增长。而且由于韩国长期的军事政权和独裁统治，它有着顽强的保守行政秘密的习惯。通过信息分类来保守国家秘密，成为韩国各政府部门普遍遵循的行为模式，政府官员也可以介此将公共信息密封起来，免于受到公众的批评。

韩国《公共机关信息公开法》已经实施，但政府常以官方秘密为由来拒绝公众的信息公开请求。从这一点上看，政府应缩小行政秘密的范围，并拟定相应的新法律，但截至目前韩国政府还没有向国会提交这样的立法议案。

3.6居民审计请求制度

从1999年开始，韩国的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引入居民审计请求制度，允许公民个人请求政府就某特定可疑事项进行审计。普遍认为居民审计请求制度的引入，也将对韩国行政公开化的过程有所裨益。

3.7非政府组织和传媒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和传媒在信息公开中发挥着特殊作用，它们更多时候促进的是“感悟到的公开”而非“事实上的公开”。通过参与和发言机制，公众感受到了更多行政公开。在政府部委对公共事务和政府采购的商讨中，逐步开始请一些非政府组织成员参与并发表意见，所有这些都促使了韩国政府的公开化透明化程度在不断提高。

4.韩国行政公开改革的未来

韩国政府有着与绝大多数西方国家不同的信息公开传统。其中一个重要的差异就在于，韩国有着漫长的独裁政治和军事国家的历史，它已经在韩国文化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权威型统治的文化在韩国官民关系中占据了决定性的统治地位。尽管政府把行政公开作为近年来改革的一项主要目标，但这种情况依然没有多少改变。随着政府网站的建设，提高了公众的信息可获得性，信息数量不断增多，信息渠道更加畅通，“事实上的公开”的程度不断提高。但政府隐瞒信息或虚假信息的现象依然时有发生，公众还是常常感到难以及时获得政府信息。如是种种，都要求政府进行进一步改革，破除横在政府信息公开面前的种种壁垒和阻碍。因此，有必要进行以下几项改革：

（1）政府在线系统的建设对更多政务信息的公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电子化政府的建设，政府公开意愿的增强将有助于进一步行政公开的实现。

（2）对《公共机关信息公开法》重新加以检视。尽管这部法律本身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诸多实效，但它目前也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批评，这也说明它还存在着巨大的改进空间。这部法律原来的草案就缺乏精心的设计，法律中对政府秘密信息范围的界定过于宽泛，也不明确；应对免于信息公开的事项加以明确界定，以防止政府以此为借口任意拒绝公众的信息公开请求。此外，还应规定对违反信息公开法处以的罚款和其他处罚责任，促使和保障信息公开法落到实处。

（3）对信息分类系统加以优化和改进。在信息公开和保守国家秘密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对信息的保密和解密所遵循的原则加以重新审视。在改革中首先要作的事情就是要缩小保守政府秘密的范围。

（4）将《泄密者保护法案》（Whistleblowerprotectionlaw）的立法优先纳入考虑范围，这将促使更多政府内部信息对外公开。虽然这部法律将会促进和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但目前这部法案尚未能获得议会的通过。

（5）为了防止政府信息被隐瞒或不当操纵，应建立完整的独立检察官制度。这将有助于提高政府行为的可接受性，提高政府信息公开质量。

（6）应减少目前过多的繁琐复杂的行政程序，使得政府事务更容易被公众所理解。这包括清除那些阻碍信息公开的繁文缛节和官僚化的程序，提高行政的透明化程度。

行政公开化程度的提高，还有赖于政府官员对公众的忠诚意识的培育；有赖于政府的努力，市民社会的发育，以及公共政策的整合。非政府组织和传媒将在其间发挥重要的作用，它们将促进公众对信息公开制度的认知，要求对政府的暗箱操作加以调查，向政府施加更大压力。特别的，已经有公众团体的代表开始参加行政决策过程，尽管这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在未来它将作为一种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随着政府的治道变革（governancereform），将允许非政府组织的更多参与，也将促使政府成为一个更负责任的政府，更为透明公开更为开放的政府。公众对政府事务的监督和参与意识也将逐渐增强，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行政公开将成为一个受到越来越广泛关注的主题。

5.结语

本项研究试图揭示韩国行政公开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优化改进的建议。为此，作者首先对行政公开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建立了自己的分析框架，然后对韩国政府行政公开的案例进行了实证描述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行政公开化程度低，主要还不是信息数量少，更重要的是信息质量低；不仅要考虑到“事实上的公开”的程度，还要考虑到公众“感受到的公开”程度。基于此，作者提出了提高行政公开化程度的几项建议，包括通过互联网提供更多政府服务和信息，修订《公共机关信息公开法》；全面引入独立检察官制度；改进信息分类系统；培育政府官员对公众的忠诚。并提出信息公开最大的敌人就是政府对秘密信息的保守，提出政府要对秘密信息的分类和管理原则加以重新清楚界定，缩小保密范围。

在民主社会，透明公开是赢得公众支持和参与的核心价值，只有信息公开，才可以打消公众对政府隐瞒、操纵信息，暗箱操作乃至腐败的疑虑。信息公开的第一原动力就是政府要诚实，要确保信息的质量和真实性。因而要进行全面系统的制度建构，以减少政府任意拒绝或延迟信息的可能。

韩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正在对自身进行缓慢的改革，市民社会也在缓慢发育，逐渐集聚自己的力量。这些都将有助于韩国政府公开化程度的提高。我们这项研究也不能算作一项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它只是对政府行为研究的开始。对行政公开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都还远远没有展开。接下来我们将通过更为深入系统的研究，从而揭示出影响行政公开的诸多复杂因素。

[1]本文出处：/fnst_eng/news/heungsik1.htm

[2]参见Florini，A.M.（1999，April）。Doestheinvisiblehandneedatransparentglove？Thepoliticsoftransparency.（《看不见的手是否需要透明的手套：透明的政治学意义》）PaperpresentedattheWorldBanksAnnualConferenceonDevelopmentEconomics，Washington，DC.

[3]参见Vishwanath，T&Kaufmann，D.（1999，September）。Towardstransparencyinfinanceandgovernance，Washington，DC：TheWorldBank；Vorauer，J.D.，&Claude，S.D.（1998）。PerceivedversusactualtransparencyofgoalsinNegotiation.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Bulletin，24（4），371-385；MacDonald，S.B.（1998）。TransparencyinThailand‘s1997economiccrisis.Thesignificanceofdisclosure.AsianSurvey，38（7），688-702；Lodge，J.（1994）。Transparencyanddemocraticlegitimacy.JournalofCommonMarketStudies，32（3），343-368.这几篇文章的论题包括《财政透明和政府治理》、《谈判目标的实在透明和感知》、《信息披露的重要性：透明与泰国1997年经济危机》、《透明和民主合法性》，从题目上我们也可以看出信息公开受到了来自不同学科领域学者的充分关注。

[4]Peterson，J.（1995）。Playingthetransparencygame：Consultationandpolicy-makingintheEuropeancommission.（《信息公开的博弈：欧盟委员会的咨询和决策》），PublicAdministration，73，473-492.

[5]Putzel，J.（1998）。Thebusinessofaid：TransparencyandaccountabilityinEuropeanUniondevelopmentassistance（《欧盟发展援助的透明性和可接受性》）。JournalofDevelopmentStudies，34（3），71-96.

[6]Mehrez，G.，&Kaufmann，D.（1999，August）。Transparency，liberalizationandfinancialcrises（《透明、自由化和金融危机》）。Washington，DC：TheWorldBank.

[7]Wyden，R.（1995，Jul/Aug）。Transparency：Aprescriptionagainstmalpractice.（《透明：应对医疗事故的一剂良方》）PublicHealthReports，110，380-381；Brody，H.（1989，Sep/Oct）。Transparency：Informedconsentinprimarycare.（透明：基本医疗保健中的知情同意）HastingsCenterReport，19，5-9.

[8]同前引注释2，Florini，A.M.（1999，April）。page4.

[9]同前引注释3，Vishwanath，T&Kaufmann，D.（1999，September）。

[10]参见Smith，R.W.，&Bertozzi，M.（1998）。Principalsandagents：Anexplanatorymodelforpublicbudgeting.（《委托人和人：公共财政的解释模型》）JournalofPublicBudgeting，Accounting&FinancialManagement，10（3），325-353.

[11]参见Strausz，R.（1997）。Delegationofmonitoringinaprincipal-agentrelationship.（《委托-关系中监督的授权》）ReviewofEconomicStudies，64，337-357.

[12]前引注释2，Florini，1999，p.2.

[13]参见Birkinshaw，P.（1997）。Freedomofinformationandopengovernment：TheEuropeanCommunity/Uniondimension.（《信息公开和开放政府：欧共体/欧盟》）GovernmentInformationQuarterly，14（1），27-49；Perritt，H.H.，Jr.（1997）。Opengovernment.（《开放政府》）GovernmentInformationQuarterly，14（4），397-406；Gentot，M.（1995）。Opennessinpublicadministration.（《公共行政中的公开》）InternationalReviewofAdministrativeSciences，61，5-10.

[14]参见Hirsch，W.Z.，&Osborne，E.（2000）。Privatizationofgovernmentservices：Pressure-groupresistanceandservicetransparency.（《政府服务的私人化：压力集团的抵抗和服务的透明化》）JournalofLaborResearch，21（2），315-326.

[15]Hernon，P.（1993）。Equityinpublicaccesstogovernmentinformation.（《公众如何平等的获取政府信息》）GovernmentInformationQuarterly，10（3），301-304.

[16]Benshoof，J.（1988）。TheChastityAct：GovernmentmanipulationofabortioninformationandtheFirstAmendment.（《廉洁法案：政府对流产信息的控制和第一修正案》）HarvardLawReview，101，1916-1937.

[17]同前引注释3，Vishwanath，T&Kaufmann，D.（1999，September）。

[18]Kauvar，G.B.（1998，October）。Electronicgovernment：Concepts，visions，andstrategies.（《电子化政府：概念、审视和策略》）PaperpresentedattheKAPAsInternationalSymposiumonElectronicGovernment：VisionsandStrategies，Seoul，Korea.

[19]前引注释3，Vorauer，J.D.，&Claude，S.D.（1998）。

[20]Gilovich，T.，Medvec，V.H.，&Savitsky，K.（1998）。Theillusionoftransparency：Biasedassessmentsofothersabilitytoreadonesemotionalstates.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75（2），332-346.

[21]同前引注释3，Vishwanath，T&Kaufmann，D.（1999，September）。

[22]Barndt，I.（1998，October）。ElectronicgovernmentinAustralia：Gettinggovernmentonline（《澳大利亚的电子化政府：让政府在线》）。PaperpresentedattheKAPAsInternationalSymposiumonElectronicGovernment：VisionsandStrategies，Seoul，Korea，page249.

[23]Kun，G.（2000，January）。Asystematicapproachtoanti-corruption：ThecaseoftheSeoulMetropolitanGovernment（《反腐败的系统化进路：汉城案例》）。PaperpresentedattheKACSsthe1stInternationalConference，Seoul，Korea.

行政改革论文范文篇8

关键词：行政判决；制度；立法完善；合法性审查；证据；判决理由

行政判决书是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审理终结后就实体问题做出的书面处理决定，行政判决书样式是由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的重要规范性文件。由于多种原因，原先相互适应、配套的“行政诉讼法”与“行政诉讼文书样式”之间发生了诸多矛盾和不协调现象。同时，现在行政诉讼中由于借鉴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对行政判决书又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从行政判决书改革的角度，结合存在的问题，围绕对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这一中心，提出了重构行政判决书结构样式、完善判决书立法内容的建议。

一、制度和法律层面的缺陷

（一）诉讼法中有关行政判决书的规范既不直接、也不完整

相比较而言，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对判决书的规范就比较具体。特别是民事诉讼法第138条专门对民事判决书的主要内容、结构层次和制作要求做出指导性规定。而行政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关于行政判决书的规范与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关于民事判决书、刑事判决书的规范相比，呈现出严重的失衡。行政诉讼法中第58条提到“判决书”三个字，其目的是为了服务于上诉事项，而非为了规范判决书的内容与结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有几处提到了“行政判决书”（如第83条、第85条），旨在说明行政判决书的效力，并且是同“行政裁定书”、“行政赔偿判决书”、“行政赔偿调解书”捆绑在一起的规范，并非对行政判决书内容和制作要求的规范。诉讼法的立法缺失，使行政判决书缺乏指导性的法律依据，难以从根本上保证判决书的证明力和公信度，直接影响到司法公正的最终体现。

（二）行政判决书样式和行政判决书制作层面的缺陷

诉讼法中行政判决书必要规范的缺失，固然给最高人民法院规范判决书样式以极大的灵活性，但是同时也意味着行政判决书的功能与价值的实现没有诉讼法的保障，随之出现的行政判决书样式简单化、笼统性就难以从根本上避免。从现行的行政判决书样式中可清楚地反映出来上述问题。例如诉辩意见中先写“被诉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相关内容的问题；例如不反映“举证、质证、认证”内容和程序特征的问题等等。这种仅仅体现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判决书样式，已经与现在诉讼中的当事人主义不相适应，也与《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相脱节，例如后者第35条第1款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经庭审质证。未经庭审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相应地要求判决书应该写写明举证、质证和认证情况，而行政判决书样式中并没有规范，急需进行调整和改革。

（三）改革重在制度重构和立法完善

从现在判决书改革的整体趋势来看，刑事判决书已经先行一步，在1999年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颁布了新的《刑事诉讼文书样本》；民事判决书正在很多地方法院进行改革试验。从实际效果看，由于民事诉讼法对民事判决书做出了指导性的规定，赋予民事判决书的内容和制作要求同诉讼程序一样的法律效力，无疑促进了民事判决书样式的规范程度和法官对制作民事判决书的重视程度。

行政判决书的改革虽已在不少地方进行，但是尚没有形成较一致的意见；而且一些法院的改革措施与法律规定并不十分衔接，特别是在如何反映行政诉讼特征、如何适应新的诉讼模式上存在诸多问题、诸多困惑。这些问题归结起来，恐怕都与诉讼法规范中没有对行政判决书进行必要规范有着渊源关系。理性地分析，行政判决书改革最重要的问题首先是制度和法律层面的问题，是如何充分发挥行政判决书价值的根本问题。

二、改革的重要原则与立法价值

（一）遵循判决书的固有规律，反映判决书的共性特征

虽然现在三大诉讼模式各有特色，但是都在不同程度地体现当事人主义的特征。行政判决书作为判决书（刑事、民事和行政判决书）的一个分类，应该反映三大诉讼法的共有规律，体现判决书的共同属性，遵循判决书的固有规律。从应然角度讲，行政判决书改革当然应该同刑事、民事判决书一样，体现诉讼模式的新特征；应当反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的精神。

以证据的规范为例，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规定判决书应该写明“经庭审查明的事实”、“经举证、质证定案的证据及其来源”，明确应该“对双方有争议的事实、证据进行分析认证”。北京、上海、深圳、河南等许多省市地方法院相继进行的民事裁判文书改革实践可资参酌，如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7月1日试行的《关于民事裁判文书改革的规范意见（试行）》要求在民事判决书中，要“使法庭举证、质证、认证的情况，以及由证据推演出事实的认识过程，在法律文书中全面显示出来”，对于行政判决书都有很高的借鉴价值。对于属于判决书改革的共性内容，可以非常经济地借鉴刑事判决书和民事判决书的已有成功经验，既节约改革资源，降低改革成本，也反映了判决书之间的共性特征和规律性。

（二）以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为中心，重点突出行政案件的特殊性

在尊重判决书改革共性的同时，也要看到，行政判决书又有着自己的个性特征。这些个性特征同样应该受到尊重，同样应该在改革中予以体现。否则，行政判决书的改革就失去了自身的特殊性，更重要的是会影响到对行政实体法和行政程序法律精神的体现。

就行政诉讼案件来说，特殊性主要体现在：第一，被告的特定性，第二，审查对象的特定性，第三，举证责任的限制性，第四，庭审内容范围的确定性等等。这些特殊性决定着行政判决书在反映内容上与刑事、民事判决书质的不同。虽然都需要体现各方争议的内容和程序特征，但是体现的具体内容和方式各异，这种“不同”决定了行政判决书的改革不能完全照搬另外两种判决书，而应该体现自己的特色。

行政判决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就是要体现行政案件的特殊性。具体讲，要以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为中心，重新审视行政判决书的改革导向。改革的重点主要在诉辩意见、证据、法律事实和判决理由中，应该针对使用对象和范围设计好相应的内容、结构和具体制作要求。

（三）立法层面的改革价值

无论是行政判决书的共性特征，还是个性特征，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行政诉讼文书样式》反映出来是必然的。但是另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评价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对判决书的规范内容，如何使三大诉讼法在这一问题上保持必要的一致和平衡，是行政诉讼法修改时应考虑的因素。从理念上讲，行政判决书与民事判决书、刑事判决书中在相关诉讼法中应该受到“平等对待”的观点应该有其合理性和合法性的依据。如果这一观点成立，诉讼法将来修改时就应该考量和体现判决书的共性元素，以此来合法和有效地监督、提高判决书的质量，在立法层面上体现判决书的法律价值。

当然，从法律的稳定性和特殊性出发，诉讼法在规范行政判决书相关内容时不能过于具体，也不能忽视行政诉讼特殊性的体现。至于具体的规范，是判决书样式需要解决的重点。具体说，诸如如何科学合理地设计行政判决书的内容和结构，如何在判决书中反映行政诉讼证据规则，如何规范行政判决理由的中心与重点等方面都是立法时需要考虑的。否则，只是依样画葫芦，行政判决书的改革会与刑事或民事判决书雷同，反而无法体现改革的价值。

三、改革和完善行政判决书的立法建议

（一）对行政判决书诉讼法依据的立法完善

建议参考民事诉讼法第138条，在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增加对行政判决书的规范条款，以统一行政判决书的制作内容和结构框架，指导最高法院规范判决书样式、指导法官制作判决书。并通过这种法律保障机制，逐步改变人们制作行政判决书的传统观念。可用高度概括的语言，在行政诉讼法中将行政判决书的主要内容和结构进行如下表述：

“判决书应当写明：1、诉辩意见和争议焦点。2、法院认证的内容和确认的事实。3、判决理由。4、判决结果。判决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

这样规定可以明确先写“证据”后写“事实”的层次；突出行政争议焦点；体现诉讼模式的特征。

（二）对行政判决书结构的规范与重构

制定行政判决书样式的主体一般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定位上，行政判决书样式应是对行政诉讼法上述规范的细化。基于上文观点，最高人民法院在修改行政判决书样式时，应该与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意见保持一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改革：

1、“诉辩意见和争议焦点”应依次写明：（1）原告诉称；被告辩称。（2）举证、质证情况。（3）争议焦点。

其中，“举证、质证情况”的具体内容依次是：被告举证，原告质证；原告举证，被告质证。之所以先安排“被告举证”，正是反映了行政案件的特殊性。

2、“法院认证的证据和确认的事实”应依次写明：（1）法院认证的证据。（2）法院确认的事实。

这样的安排符合诉讼模式的要求，是三大诉讼模式下判决书共性特征的体现，同时也符合判决本身的内在逻辑性。

3、“判决理由”具体包括：（1）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的意见。（2）评析各方意见。（3）判决所依据的法律。

需要说明一点，上述改革意见中删去了92行政判决书样式中诉辩意见前面“被告所做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因为传统样式中的这一内容位于“诉辩意见”之前，难免“先有结果、后有原因”之嫌；加之这一内容在“经审理查明”中会有相应的表述，在前面规定反而会造成重复，因此现在无论是实体部门还是学界多认为应当删除。

（三）完善判决书的具体制作要求

行政改革论文范文篇9

一、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三次产业关系和畸形的经济结构，把我国体制性和结构性的矛盾交织在一起，是当前包括医疗卫生在内的我国经济社会中一切矛盾和问题的总根源

较长一个时期以来，社会就不断积累着对医疗卫生方面的各种意见。如果把目前指责医疗卫生的结论性意见譬如“既无效率又不公平”的观点一字不改地用在教育领域，也都完全合适。岂止合适，由于教育体制至今尚未改革，其高收费、上学难、不公平方面都比医疗卫生领域更严重。

批评医疗卫生改革的话更适合于没有改革的教育事业，说明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医疗卫生，而在于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的以牺牲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为代价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和计划体制。在长期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三次产业关系和畸形的经济结构，把我国体制性和结构性的矛盾交织在一起，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包括医疗卫生在内的一切矛盾和问题的总根源。所以，体制改革要解决的是这个问题，结构调整所要解决的也是这个问题。

分析世界经济史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在没有政府管制的情况下，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社会经济结构会有一个比较协调的发展，这一情况特别表现在第三产业占GDP的比例有一个持续性的提高。1980年，全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三产业平均占55.6%，2001年达到67.7%,其中印度为49.4%，韩国53.7%，英国71.5%，美国75.3%。而我国长期以来把第三产业压在一个最低点上,1980年仅仅占到21%。［1］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计算,1952-1987年，我国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只有5年在30%以上。2001年，我国第三产业占当年GDP总值的34.1%，几乎只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属于世界上第三产业比例最低的国家之一，仅次于尼日利亚。参考我国就业人口在三次产业间的比例构成，从1980年在第三产业就业的人口仅占全部从业人员的13.1%的情况估计，传统体制对第三产业抑制的程度远比我们想象的程度大得多。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经济一直疲软和在低位运行，其根本原因就是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改革严重滞后，形成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2］

所以，加快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开放包括医疗卫生在内的我国第三产业，是新世纪我国飞速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解决我国当前许多困难的具有战略性和决定性的举措。

二、我国农民总体上得不到现代医疗卫生服务的根本原因在于长期以来的计划体制限制了农业的发展和农村人口的城镇化过程。农业人口向二、三产业转移和第三产业进一步开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同一个过程，也是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获得现代医疗卫生服务的必由之路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在我国农村推行的新型合作医疗主要还不是覆盖率低的问题，而在于筹措的资金太少，无法令广大农民普遍享受到现代医疗卫生服务。如何使每个农民都能获得现代医疗卫生？似乎最简捷、最省力气的办法就是设计一种新的医疗卫生制度，让全体农民和城镇职工一样享受到同等的基本医疗服务。这种办法在农业人口比例较低的国家也许可行，在我国却是无法做到的。所以，虽然我们认识到以农民为主体的我国大多数居民享受不到现代医疗卫生资源是一种严重的社会不公平，但是要解决这种不公平却不是通过简单的方法就能够奏效的。

现代医疗卫生服务是一种和现代工业、现代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一种现代居民生活方式。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实行牺牲农业和第三产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人为地设置了许多社会制度条件，妨碍了农业和工业、第三产业一体化地协调发展，妨碍农村剩余劳动力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及时转移到第二、三产业，使得我国大多数农民现在基本上还处在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和传统的生活方式中，使许多富有经济活力的劳动者即使能够投身于城镇经济社会建设中但其身份和最终回归却永远只能是农民。因为绝大多数农民的劳动同已经社会化的现代经济很少有联系，无法融于现代社会，也就难以得到包括现代医疗卫生在内的现代社会的服务。

所以，解决我国农民的基本医疗卫生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如何使我国传统农业现代化、农业剩余劳动力如何转移以及农村人口如何城镇化和转变农民生活方式的问题。许多年以来，我们已经认识到农民增收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关键。但是，如何保证农民的增收？长期以来的思维是放在增产增收方面，放在如何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方面。其实质是把着重点放在土地上，继续在传统的生产方式里提高产量、提高经济收入。毫无疑问，这些工作是必要的，但不是具有根本性的措施。我们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是要改变传统思维，把重点放在改革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社会管理体制和解脱、解放农民方面，解除社会给农村人口流动设置的许多羁绊和限制，使大多数农民通过进城获得职业从而得到和城镇人口同样的包括医疗卫生服务在内的现代社会保障。与此同时，仍然附着在农业和农村的少量农民才能通过农业生产规模化、产业化，取得较高的收入，从而足以过上和城镇人口一样的现代生活，获得同城里人一样的现代医疗卫生服务。

三、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限制了医疗卫生产业的发展，导致我国医疗卫生事业落后和资源严重短缺，是造成当前医疗卫生领域各种问题的主要原因。今后是继续走政府控制卫生资源的路子，还是走市场化改革的道路？有几个认识问题必须首先加以解决我国医疗卫生事业长期被传统经济体制约束造成严重短缺，属于我国第三产业中最需要发展的行业之一。医疗卫生产业十分落后和资源严重短缺，必然凸显我国医疗卫生领域的许多矛盾，譬如看病难、医疗水平低和服务质量差、收费高等等。从市场经济学分析，就是供应和需求的巨大不平衡所造成的矛盾，但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医疗卫生在我国具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怎样做才能迅速发展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是依靠政府投入，继续走政府控制卫生资源的路子，还是放开搞活、走市场化改革的道路？这方面有几个认识问题必须解决。

一是医疗卫生领域是否已经实现了市场化？根据目前流行的观点，我国医疗卫生资源的发展已经实现由市场配置，各种资本都可以进入医疗服务领域，基本上不存在进入和退出限制，新建医疗机构的布局以及服务目标定位主要取决于市场需求状况。其实，从政策说早已经允许社会资金举办医院，但是从实际部门的管理和审批看，改革20多年来，医疗领域只是对开设个人门诊审批条件相对放宽了，社会办医院的条件和环境都还没有形成。据2003年统计，目前我国医院床位、设备和医务人员等卫生资源的96%以上都还掌握在政府办的公立医院手上，少数医院凭借政府的长期扶植已经集中了我国最优等的卫生资源，占据其他政府医院都无法与其竞争的特别强的垄断地位。所以，应该说医疗卫生领域的市场化改革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二是仅仅靠政府投入是否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和达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我们现在讨论医疗卫生，发现政府投入不够，实际上政府在第三产业的各个领域都严重投入不足，依靠政府既无法填补历史形成的欠债，更无法满足因社会发展不断增长的新需求。所以，同医疗卫生发展的实际需要比较，政府能够投入的数字再大也都是一个很小的小数。我们必须转变单纯依靠政府投资的思维，才能动员社会力量，从市场上取得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所需要的资金。

三是能不能在经济社会整体上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情况下把医疗卫生这一块切出来搞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是相对于历史上曾经出现的自然经济和短时期内也发生过的由政府管制的计划经济而言的一种生产方式。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根据市场信息决定自己的经济行为，社会资源通过市场实现在各个部门的分配。难以想象，我们怎样才能够从市场划出一块由政府或者其他组织按照计划经济的原则组织生产和在全体国民中分配。更何况在一个不断发育和完善的市场面前，在一个逐渐和国际市场对接的大市场中，即使一个强大的国家政府能够直接掌握的资源也都是极为有限的，任何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都只能决定自己是否以投资者的身份将自己所占有的资源投向市场，而无法从市场划出一块按照计划经济的方式在全社会运作。

四是政府要做医疗卫生行业的管理者还是企图控制医疗卫生资源做市场的主体和主导者？现代医学越是发展，医疗卫生服务和人们对医疗卫生消费的要求也就越来越多样化。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管理和规范医疗卫生行业，要求医疗卫生行业提供的服务符合市场规则，有利于人民的身心健康。此外，政府作为购买者也会从市场购买一定的医疗卫生产品和服务，或者以公共卫生产品的方式提供给全社会，或者以基本医疗服务的方式提供给社会弱势群体。但政府不能做市场的主体，因为政府既无法拿出足以占据市场较大份额的资金，又无法让自己像企业那样直接在市场中运作。政府也不能做市场的主导。市场经济是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市场由一个个投资者构成，每一个投资者都要为自己的投资行为负责。投资者只能主导自己，不能主导别人。市场有了主导，就等于有了市场操纵者，那么，这位主导者就要为别人的投资失败负责。所以，政府不能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继续追求做经济行为的主体和主导，而是要做好市场经济秩序的管理者和维护人。

四、在我国经济社会由计划体制转向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医疗卫生体制别无选择地要实施市场化改革。医疗卫生作为我国经济社会整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走市场化的道路不仅是必然的，而且也是解决我国医疗卫生许多问题的根本出路

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又经过10多年的摸索，才逐渐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赶上发达国家和国富民强的必由之路。医疗卫生作为我国经济社会整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走市场化之路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解决我国医疗卫生许多问题的根本出路。固然，市场经济的标志并不在于政府是否成为医疗卫生领域的主要生产者和购买者。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英国由政府直接办医院并负责国民的医疗卫生消费，美国主要由国民通过购买商业保险解决医疗卫生需求，都被证明是可行的。但是，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我国的问题恰恰在于政府集中的资源太多，近半个世纪以来由政府配置资源、管理生产和负责实施对国民的分配，严重窒息社会各个方面的积极性，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无数实践都已表明，不改革传统体制，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就得不到迅速发展。

第一，缩小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靠封闭自己永远无法做到。因为，我们一是不可能有充分的资金去从事前沿性的开发，二是我国科学技术目前所达到的高度还根本无法触及到世界医药科学的前沿。放开市场，实现市场对接，我们才有机会学习，才能发展。

第二，商业化的医疗保险制度是我国改革的正确选择。我们是一个中央集权制的人口大国，经济还很不发达，经济能力不仅达不到实行福利国家的卫生保健制度，就是由政府替所有国民的基本医疗买单的能力也达不到，只能实行由政府保障最贫困人口的基本医疗问题，其余的国民通过强制基本医疗保险和自愿购买其他商业保险的办法来解决不同层次的医疗卫生需求问题。

行政改革论文范文篇10

一

有学者把我国建国以来所进行的多次行政改革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80年代以前的摸索阶段。这一阶段的改革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的。从改革的任务和目标的确定到实施的步骤和方法，基本上是靠经验指导的，改革的成效不大。第二阶段是80～90年代的政策和科学理论指导阶段。这一阶段主要依据1988年国务院提出通过的“三定方案”进行，改革明确了各部门的职能权限、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第三阶段是90年代至今的法学和科学理论指导阶段。一方面，行政管理学等理论研究逐步深入并指导行政改革的进行；另一方面，开始认识到法律，特别是宪法、组织法对改革的规范作用。但是，行政改革权问题始终未能引起人们的注视，以致在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合法、不合理甚至混乱的局面。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党政关系处理不当，导致以党代政行使行政改革权。我国宪法序言规定“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这确立了党在行政改革过程中的领导地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性质。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如果党政关系处理不当，就会产生一系列的新问题。因为，党在改革中的作用应该是依法对行政改革进行指导和监督，而不是包办和替代。但是，实际上党组织不经法律程序干预政府行政改革的事情时有发生，如不经法律程序在改革中强行干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以党的决议代替政府的改革决策等。同时各级党组织也一度设立了与政府部门重叠的工作部门，直接指挥和管理行政改革事务，形成党政两套机构共同领导行政改革、共享行政改革权的局面。既削弱了党对改革方向的总体领导和对改革全过程的有效监督，又使各级政府应有的职能得不到很好的发挥，延误了行政改革的进程。此外，我国实行的是党管干部的原则，各级政府领导的使用，由党委决定。这样，在改革中，党实际上通过对干部的任免间接支配着行政改革权。因此，党政不分对于行政改革权归属的合理划分极为不利，不理顺二者关系，改革难以顺利进行。

2.行政改革权的行使缺乏法律依据和有效制约。在行政改革过程中，立法机关没有制定相关的法律对行政改革权进行界定、划分及确定其归属。因而，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改革权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和法律授权，使行政改革权的行使处在一种无序的状态，这种状态极易导致行政改革权的滥用。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也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控制与监督。具体分析如下：

(1)行政改革的首要价值目标就在于建立一种更合理的秩序。因此它必须首先考虑建立一套行政改革权运行的规则，以防止行政改革权的失控。如果行政改革权无规则、无秩序地运行，势必对人民、国家和社会构成威胁。而我国目前行政改革权的运行正是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作为规范和控制行政改革权最直接、最有力的行政组织法还存在较大缺陷。主要表现为：1)基本的行政组织法中未规定行政组织法定原则。既没有明确行政机关的职权必须由法律规定这一法治原则，又没有明确授予行政机关对行政组织的规制权限，行政机关运用行政改革权设定机构和职权的许多行为都缺乏法律依据。行政改革中，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各自权限的作用范围没有明确的规定，人大对行政改革的介入权很小。2)行政组织法体系不完善。我国行政系统是由纵向不同层级和横向不同部门的各种行政机关组成的，特定的行政机关的设置及其权限各有特点，我国现行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组织法过于单一，规定也过于原则性，因而无法对不同类别行政机关的设置和职权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而这些规定恰恰是明确行政改革权的归属所必需的。3)现行许多关于行政组织的立法层级偏低。我国宪法明确规定，涉及国家机构的立法应由全国人大以基本法律的形式制定和修改。如国务院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等重大事项，其变化与否，如何变化，决定权应在人大。然而事实上在国务院组织法中没有做出类似规定。而只是由国务院了一个《国务院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来决定此类问题。这种立法层级显然偏低，把本应属于立法机关的改革权，拱手让给了行政机关。

(2)行政改革过程中，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关系不能充分体现宪法原则，行政机关权力过大。我国宪法原则上规定了行政机关由权力机关产生，并受其监督，但是根据地方组织法的具体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工作需要和精干的原则，可以设立必要的工作部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的厅、局、委员会等工作部门的设立、增加、减少或者合并，由本级人民政府报请国务院批准。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在必要的时候，经国务院批准，可以设立若干派出机关。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的局、科等工作部门的设立、增加、减少或者合并，由本级人民政府报请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县、自治县的人民政府在必要的时候，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设立若干区公所，

作为它的派出机关。市辖区、不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经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设立若干街道办事处，作为它的派出机关。这样，各级行政机关设立机构、设置职权、确定职责等，都不受权力机关的控制与监督。

(3)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没有形成对行政改革权合理、有效的制约。从立法机关角度来说，我国宪法虽然明确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处于最高监督地位，但是由于法律规定过于粗放，加上几十年来形成的习惯，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在实践上有责无权，往往徒有虚名，流于形式。加之，我国的行政改革主要是依靠政策指导来进行的，政策往往在执行过程中会形成与既定法律的矛盾。当这种矛盾产生时，政策常常以某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抹杀法律的权威性，甚至出现“先改革后立法”的现象，这种现象使得行政机关在行使改革权时缺少明确的法律、法规授权，这必然导致法律监督缺位，使改革受挫。从司法机关角度来说，行政改革必须要有司法保障。对于行政改革权行使违法或不当，司法机关应该有权进行司法审查，追究违法主体的相应责任。但实际上，一方面人民法院对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只限于具体行政行为，而不能涉及抽象行政行为即行政立法行为，范围明显偏窄。另一方面司法独立未完全实现，司法机关在经费、人事上受制于同级政府，独立性受影响。因此，总的来说，司法机关对于行政改革权的监督作用也是非常微弱的。

3.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力划分不当导致行政改革权划分不明确。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力的合理调整和配置，不仅是我国行政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也是合理确定行政改革权归属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科学合理的职权划分决定着中央与地方政府两级调控体系的形成和完善，决定着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职权范围，决定着行政体系和机构改革的成败。但长期以来在我国行政改革中，中央与地方之间缺乏明确的职权划分，在实践中主要依靠政策调整，缺乏法律依据，因而随意性很大。行政改革始终难以跳出“放权——收权——再放权——再收权”的怪圈。宪法对中央与地方职权划分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宪法第3条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同时第89条规定“国务院统一领导全国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规定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家行政机关的职权的具体划分”。但是根据地方组织法的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工作需要和精干原则，可以设立必要的工作部门。各级人民政府的厅、局、处、科等工作部门的设立、增加、减少或者合并，由本级人民政府报请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组织法本身并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必须设立哪些职能部门，职能如何划分，一切由各级政府根据“工作需要”而定。国务院组织法和地方政府组织法虽然分别规定了中央与地方各自的职责权限，但是过于简单，可操作性不强，而且对于二者共同享有的权限缺乏明确的划分。这样，在实践中中央与地方既没有各自的行政改革权的明确划分，中央也必定会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而无法对地方改革权进行有力监控，因而无法实现改革的统一协调。

综上所述，在我国以往的改革中，由于从整体上缺乏有力的法律与制度保障，党政关系，立法、司法与行政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又都处于一种复杂、交错、不确定状态，使得行政改革权处于法律缺失和主体不明的困境，对于我国行政改革的顺利进行极为不利。为此，我们有必要对行政改革权进行合理的界定、划分，并确定其归属。

二

合理确定行政改革权的归属是行政改革顺利进行的基础。要解决好这一问题，必须处理好党政关系，使党对行政改革的领导依法、合理的进行；必须处理好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关系，立法机关要制定法律来规范、确定行政机关的行政改革权，行政自由裁量权也应以法律加以规范；必须处理好中央行政机关与地方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明确各自的行政改革权限和共享权限。具体来说：

1.要解决以党代政、党支配行政改革权的问题。党政关系应当是一种宪法和法律关系。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法律范围内的问题应当由国家和政府管，由党管不合适，党干预太多，不利于在全国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同志也指出：“我们绝不能以党代政，也绝不能以党代法。这也是新闻界讲的究竟是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遵循法治的方针。”具体到行政改革权来讲，一方面由于各级党组织不具备行政主体资格，因此不应在行政改革中包办宪法和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决定的事务。另一方面，由于行政机关不是党的执行机关，因此，党不应强行干预行政改革中的一些具体事项。正确处理党政在行政改革权上的关系的方法应该是：一方面，确保党的方针、政策的重要地位，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它对行政改革的领导是通过其方针、政策来实现的；另一方面，党对行政改革的领导主要应依靠法律来进行，因为法律比政策更规范、更成熟、更具操作性。更重要的是，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同国家权力直接联系。

2.行政改革权的划分应该坚持立法机关依法确定的原则，适当兼顾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似乎更多的是行政机关在设定组织、编制、结构、聘任公务人员、配置行政权力等方面的无序状态”。历次改革中，行政部门往往未经法律授权以规章、命令、决定等形式自行设置机构和配置权力，造成改革的混乱。这显然是由于行政改革权没有依法设置造成的。改变这种局面最有效的方法是用法治原则来建立秩序、减少混乱。法治原则所内蕴的人民主权即民主主义理念“要求一切国家机关的组织或活动必须建立在人民授权的基础上，否则，就会丧失合法存在的理由”。在我国，人民授权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或法律来进行的。因此，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改革权必须主要由宪法和法律明确授予，并在其保障下实施，而不能以改革的革命性和行政的高效性为借口抹杀法律的权威性。

改革中，关于行政机关组织的法律依据、行政机关的基本组成、相应行政机关的地位和性质及其与上级行政机关的关系、相应行政机关内部机构的设置和各机构相互关系、相应行政机关的基本职权和职责、相应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基本方式和程序、相应行政机关设立和变更以及撤销的程序和法律责任等基本内容，都应由立法机关以法律形式确定。中央行政机关和地方行政机关各自的行政改革权限和共享权限，能够清晰界定的应尽量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无法清晰界定的或是改革所涉及的事项应变性、不确定性较强的，也应以法律作出原则性规定，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在原则性规定允许范围内依法实施。当然，在法律的原则性规定和行政立法的具体规范之下，适当兼顾行政改革权的灵活性和机动性也是必要的。

3.行政机关内部行政改革权的划分。中央与地方行政改革权的分配及相互关系实际上是一个宪法问题。要改变过去行政机关职能部门的设置随需要而定的弊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限划分应当由宪法和法律固定下来，并由法制予以保障，中央与地方职权分工的法制化，可以保障国家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避免朝令夕改，不致于出现因领导人的变动而随意改变的不正常情况”。对于行政改革权的划分，应该由全国人大制定专门的中央和地方关系法，并在其中将行政改革权的划分予以明确；或在国务院组织法和地方政府组织法中分别明确各自在行政改革中职权范围，同时规定共同享有的权限范围。改革中，“凡关系国家主权和整体利益的行政事务如国防、外交、金融、银行、铁道、航空、海关、邮政等，由中央政府直接负责；计划、财政、司法、人事、民政、税收、教育、文化、科技等事务由中央与地方共同负责、分级管理；与地方居民利益直接有关的地方行政事务如城市规划、市政管理等由地方自行负责”。从而将中央与地方在行政改革中的权限划分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当然，在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职权关系的基础上，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权力的监控也是必不可少的。

在我国，享有行政改革权的主体应该包括国务院、国务院各部门以及地方各级行政机关。因此，要抓紧修改和完善《国务院组织法》，对改革中可能涉及到的诸如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委员人数的限定、国务院组成部门的数目的限定以及国务院直属机构、办事机构、议事协调机构的法律地位、设置条件和程序等予以规定，使其更加科学、具体、完备；制定国务院各部门组织法，对国务院各部门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予以规定；适时修改《地方政府组织法》，将其与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分开制定，规定各级地方政府设置、组成、职权、撤销等共性内容；在《地方政府组织法》之外，分别制定地方各级政府组织通则，规定各类政府设置、组成、职权、撤销等个性内容，并再根据管辖人口、土地面积、经济发达程度等不同情况，对各类政府分别作出不同规定，形成一个相互配套的行政组织法体系。行政改革权的归属通过这样一套法律体系得到确定，享有行政改革权的各个主体根据这种确定来实行行政改革。

改革中，国务院应根据宪法和法律的具体授权或者基于对既有法律加以具体化而制定行政法规，统一领导各部门和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政改革，协调全国性的行政改革活动；国务院各部门包括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并以此协调属于本部门的行政改革事宜。当改革事项涉及到两个以上国务院部门职权范围时，应当提请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或由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制定规章予以解决；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较大的市的行政机关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以此处理属于本行政区域的行政改革事项；较大市以下的各级地方政府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按照各自的特点，在各自辖区内有针对性的实施行政改革。

三

行政改革权在运行中，必然会具有行政权管理领域广、自由裁量度大的特点，为此，对于行政改革权的制约相当重要。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入手加强对行政改革权的制约。

1.明确立法、行政、司法三者关系，形成立法权、司法权对行政改革权的有效制约。

(1)应该通过立法途径为行政改革权的合法行使奠定基础，同时形成对其有效的监督。首先，要制定《行政组织基本法》，明确行政组织法定原则、中央与地方关系法定原则。行政改革中涉及到行政组织改革权的问题，应该是立法机关的专有权力。最高国家行政机关也只有在法律授权下，才可组织较低层次的行政机关，并且一些重大问题是法律保留的范围；其次，要制定《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明确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包括行政改革权的分配；再次，要修改和完善国务院和地方政府组织法，“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性质、地位、任务、职能配置、职责权限、活动原则、内部机构设置、人员配置、政府机构的设立、变更和撤销程序以及违反组织法规定的法律责任等都要由行政机关组织法律加以规范”。国务院组织法中，要明确国务院的权力、总理的具体权限、副总理的设置以及内部机构的设定等。地方政府组织法之外，制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乡(镇)、各自治地方人民政府及地方政府派出机构组织法，规定各级政府权限和机构设置的一般原则等；最后，制定国务院各部委组织法，可以考虑由全国人大将国务院的“三定”方案上升为法律。对授权国务院决定的直属机构和部委内设机构应明确职权并严格限制数量。并在保证与中央统一性和规范性的前提下，由地方各级人大制定相应的地方政府部门组织条例，明确规定各自的职责权限，避免职能交叉、政出多门 。对各级政府的非常设性机构要从数量和批准程序上严格限制，定期清理。这样，使得行政改革权的行使有法可依。

(2)应该调整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关系，形成司法权对行政改革权的有效监督。首先，要改变目前司法机关同时受上级司法机关和同级政府双重领导的局面，使司法机关从政府中脱离，建立自成一体的司法系统。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减少行政机关对司法的干预，切实保证司法对于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改革权的监督。其次，应尽可能的把人民法院对于行政改革中违法使用行政改革权造成对相对人利益损害而引起的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扩大，不应仅仅局限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也应该针对于抽象行政行为即行政立法行为的合法性实施监督和审查。再次，对于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改革权过程中的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司法机关应该有权予以追究其违宪行为的责任。我国宪法只是原则地规定了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违反宪法和法律必受追究。但对于谁来审查是否违宪和如何追究违宪行为的责任并没有规定。“我国至今尚未真正建立对违宪行为的审查制度。由于没有违宪审查制度，对行政机关，尤其是高层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尚未具体落实。”通过司法机关的违宪审查，必定会更好的保证行政改革权的实施。

2.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行政改革程序，减少行政改革权的自由裁量范围。从事物发展的规律和中西方行政改革的实践看，由于经济基础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决定了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行政机构也必须适应这些变化适时进行改革，因此，不能期望任何改革一劳永逸，改革必然是反复进行的。既然是反复进行，那么程序就显得尤为重要。我国进行了多次行政改革，但每次主要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具体情况临时性决定改革的步骤，至今仍没有形成一套固定、有效的程序。这既是制约我国行政改革顺利进行的原因之一，又是造成行政改革权随意性和不确定性的重要因素。

行政改革的程序应主要包括改革方案的动议、调研、起草、论证、审查、批准、公布、实施和监督等步骤。它对保证行政改革权的科学、民主、公开、合理的行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借鉴西方经验，建立一套合理的行政改革程序，在行政组织法中将其固定下来，以此规范和保障行政改革权的正常运行。首先，应对行政改革进行广泛的论证。我国历次改革都是在政府内部讨论的基础上提出方案的。1991年成立的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负责全国的行政机构改革工作和机构编制管理工作。但是，编制委员会作为政府的职能机构，在执行改革任务和维护政府自身利益之间难以取舍，很难保证自身立场及其制定方案的中立性。应该通过立法成立一个改革的研究机构。该机构应尽可能多的吸收社会各界人士参加，对改革可能涉及的所有问题进行全面调查研究，并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提出改革的建议报告。这样，既可以对改革应有的内容有一个全面、系统的把握，又可以防止政府利用行政改革权为自身谋取利益，符合宪法保护公民权利的原则。其次，立法机关对行政改革应该依法介入。一方面，应该由立法机关制定和完善有关行政改革方面的法律，对研究机构的建议报告，在政府和社会广泛讨论的基础上，立法机关采纳其合理的部分制定或完善法律，决定改革；另一方面，在改革过程中，要改变过去地方政府组织法所规定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设立、增加、减少或者合并，由本级人民政府报请上一级政府批准，并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的做法。各级立法机关应对于同级地方政府的行政改革方案享有批准权，而报请上级人民政府备案，上级人民政府认为有不当之处的，可提请同级人大审查。再次，由政府负责，在有关法律的指引下具体推行行政改革。改革的过程应该分阶段、有步骤的稳妥进行。同时由执政党、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依法对行政改革的全过程予以监督，并由司法机关对行政改革权的违法行使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这样，行政改革权的随意性范围将会大大缩小，混乱程度也将得到有效的控制，从而保证行政改革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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