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行政协调与审判

时间:2022-12-18 10:41:43

民事行政协调与审判

本文作者:李永昌工作单位:郑州大学法学院

(一)现状当下检察机关中的民事行政检察与审判机关之间存在着不互相配合,审判机关存在表面配合实际排斥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权的现实情形。实践中,检、法两家在检察监督法律适用上的具体问题存在分歧,最高法院作出的部分司法解释,如执行程序中的裁定、先予执行的裁定、破产程序中的裁定等是禁止检察监督的。再如,法院对检察机关调取、复印、阅读审判卷宗的要求不予配合,设置重重门槛,如需要法院不同庭室负责人及主管院长多人签字同意方可,造成调阅卷难。更有甚者审判机关对于检察机关抗诉的部分明显错案,赞成检察机关的抗诉观点,但借口社会现实及案件当事人的个别案外因素而拒绝改判,造成你抗你的、我判我的。(二)原因1.理念的冲突审判机关认为,抗诉监督打破了“控、辩、审”的平衡模式,抗诉权凌架于独立审判权之上,损害了司法权威与尊严。其次,独立审判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它必须依靠法官独立和身份保障等制度来保证裁判的公正,而不是强化外部监督机制去实现公正裁判。检察监督权的过分强大定将对独立审判权行使造成严重损害。再次,检察监督权来监督独立审判权,那么谁来监督检察监督权呢?这将形成权力监督的无限循环。检察机关认为,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独立审判并不意味着不能甚至于不得对审判权进行监督,借口审判独立而宣称不受任何行政机关、团体的监督以及不能进行制约,完全是违背法律规定的,不符合中国的现实,中国目前只是法院独立而不是法官个人独立。再者,从权力属性上讲,抗诉权是一种司法请求权,而不是裁判权,其功能在于启动法院的再审程序,审判权依然由法院行使。因此,检察监督权并无影响独立审判权的行使,更不会取代审判权。2.现实环境下的制约因素我国审判机关虽然独立,但这种独立目前是非常有限的独立,而非西方法冶意义上的法官独立,而只是名义上独立于其他行政机关、社会组织等,并不能独立于执政党及权力机关。而现实是审判机关(含检察机关)的人员编制、经费往往受制于地方政府,且法官在行使审判权时并不完全独立,更多的现实是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当然,检察监督权也存有类似的限制。3.当前司法机关考核制度的影响在目前中国司法机关行政化管理的现实上,检察官在工作考核机制层面上主要体现为抗诉率、再审案件改判率或改变率,而在法官工作考核机制层面上主要体现为上诉改判率、发还率(发还重审),这两项指标本身就存在此长彼短、不相共容之势。检察机关对监督案件数量上要求抗诉率,对案件质量上要求再审改判率或改变率,以最大限度内发现裁判错误并争取到法院改变原审裁决为重点工作。如果抗诉再审案件改判率高就说明抗诉工作做得有成效,抗诉率高则审判机关的发还改判率相应的也会高,就有可能说明法官办理案件的质量低下。由于法院系统近些年来也加大对法官的错案追究制,一些抗诉案件法院改判了是否意味着原审裁判就是错误,存在一定争议,但抗诉案件原审法官对改判后裁决普遍存在质疑与抵制的态度。由于考核机制受制于已身的影响,为纠错机制制造了不利因素。4.检、法人员在审查个案的具体问题上观念有偏差一是在事实性质的认定上,检察机关审查主要依据法院的卷宗,认定事实严格遵从证据的三性(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出发;而审判机关由于法官亲临庭审现场的感受的主观因素更浓些,导致对同一证据证实的事实性质态度不同、认识不同;如对复印件证据材料的审核,检察机关往往采取严格的法定主义,而审判机关则在证据的采信上却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也有顾及案结事了的目的,导致对证据材料的效力、证明力上的处理态度迥然不同;再如,对新证据的理解上,检察机关则往往以事实为原则,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审判机关则出于诉讼效率及纠错成本因素的考虑,采取较为严格审慎的态度。二是在责任划分上,检察机关站在监督者的立场,抗诉时以维护法制统一、正确而审判机关过分强调纠纷的诉讼解决终局性,对立看待抗诉监督,对抗诉观点不予重视甚至视而不见。5“.潜规则”导致对利益追求的扭曲化个别法官、检察官与当事人之间也存在权力寻租受利益驱动等司法腐败现象,这使得法官不公、检察官沦为当事人的律师这样的事例在现实生活在依然存在。司法的公信力在当前社会普遍评论较低,群众有很多不满意的声音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①审判权与检察监督权的对接之处──程序公正,或是契合点在于司法程序的公正性,对此检、法两家的理念与认知是大致相同的。在此基础上以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与独立审判权如何更好的协调开展工作为契机,树立“理性监督”的意识。②检、法机关加强沟通、协调,促进检、法对接的常规化、标准化。要加强与审判机关的沟通、协调,促进和谐司法,在具体工作中要坚持依法监督,但也要讲方式方法,注意多沟通,坚持与同级法院定期座谈、文件互换、会议互邀,建立健全多层次的工作协调联系机制。③争取得人大支持,立法权在司法权之上,检法两家向人大汇报工作,接受人大的监督与评议。人大作为权力机关,争取人大的支持将为监督机制的推进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④加强民事行政检察抗诉书说理改革,相比较之下裁判文书的改革早于抗诉书,最高法院旨在推进裁判文书的析法说理性以增进审判案件的质量。检察机关的抗诉文书也应通过制定规范抗诉文书,着力加强抗诉文书的说理析法性,增强抗诉观点的说服力,这不仅会提升抗诉文书的品质和办案质量,更重要的是争取审判机关的认可与支持并提高改判纠错率,同时也会得到当事人的理解与支持,有利于定分止争,化解社会矛盾。⑤强化检调对接,作好息诉工作。对于申诉抗诉案件,应建立健全民事行政申诉案件检调对接工作机制,加强与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行政和解的衔接、配合。对当事人双方存在和解意愿及和解基础的,要积极引导和促使当事人达成和解,配合法院做好息诉罢访工作。

司法运作需要一个相互协调、相互配合的社会法治环境。司法改革的源起发自于检、法系统内部改革,以程序公正为价值目标,逐步树立并强化现代法治观念,全面看待民事行政审判与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程序与司法公正的关系,并在现有法律框架内,积极主动与审判机关建立良好、互动的司法关系,树立共同的司法理念和司法价值观,如独立审判与监督、效率与公正、当事人的权义责与诉讼风险等,最终达到检、法和谐,共同维护司法公正与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