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服务论文范文10篇

时间:2023-03-30 20:43:09

行政服务论文

行政服务论文范文篇1

(一)进一步做好强制隔离戒毒工作。

要坚持把强制隔离戒毒工作作为新时期司法行政工作重点,切实转变工作职能、工作理念和管理方式方法,加强队伍建设,坚持以教育矫治为宗旨,以提高戒治质量为中心,充分发挥强制隔离戒毒职能作用,促进社会治安稳定。结合戒毒工作新的职能定位和区内外戒毒形势,准确把握和深刻理解当前的新任务、新要求,积极探索、大胆创新、不断总结,进一步完善戒毒管理模式,综合运用管理教育、戒毒治疗、心理治疗和身体康复训练等措施,科学教育和挽救戒毒人员,有效提高戒断率、降低复吸率和案发率。

(二)进一步做好特殊人群管理工作。

要坚持和完善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司法行政部门组织实施、相关部门协调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社区矫正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确保社区矫正安全稳定。大力加强社区矫正规范化建设,健全社区矫正接收、管理、考核、奖惩、解除矫正等各环节制度,统一工作基本流程,规范监管审批和警告、提请撤销缓刑、假释、收监执行等执法活动,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管理,防止社区服刑人员脱管、漏管和重新违法犯罪。建立适合社区服刑人员的社区服务基地和教育基地,抓好思想、法制和社会公德教育,帮助社区服刑人员认罪悔罪,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自觉遵纪守法。积极推动把社区矫正工作纳入社会管理服务工作体系,完善和落实各项帮扶政策,协调解决社区服刑人员的就业、就学、最低生活保障、社会保险等问题,为他们融入社会创造条件。

二、服务和保障“法治内蒙古”建设

法治内蒙古建设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部分,司法行政机关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全面推进法治内蒙古建设,努力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在全社会树立法治信仰,弘扬法治精神,形成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一)进一步做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要切实履行法制宣传教育职能,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和重大任务,围绕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和关心、关注的热点问题,深入学习宣传与促进经济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相关法律法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和法律素质,共同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全面实施普法规划,积极推进法制宣传工作理念、方式方法和工作载体创新,坚持从人民群众的需求出发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教育群众依法维护权利、自觉履行义务,推动形成全民守法的社会风尚。继续深化“法律六进”活动,根据内蒙古地域辽阔的区情和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人群的需求实际,广泛开展以案说法和警示教育,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村村通、互联网、移动通信、微博微信、法律图书和法制文艺节目下乡等便捷有效的方式和途径,进一步推动普法向社会各领域、各行业、各方面延伸,努力消除普法死角和盲区,真正实现法制宣传教育的全覆盖。通过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弘扬法治精神,引导群众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依法律、按程序表达诉求、维护权益,形成守法光荣的良好氛围。

(二)进一步推进社会依法治理。

要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社会治理,健全以基层依法治理为基础,以地方依法治理为主体,以行业依法治理为支柱的依法治理“三大”工程格局,大力推进法治内蒙古建设进程。进一步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积极深化地方、行业和基层依法治理的实践形式,开展“法治城市”、“法治旗县(市、区)”和“民主法治社区”、“民主法治示范嘎查(村)”等创建活动。通过法治实践,巩固法制宣传教育成果,促进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和公正司法,进一步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要把法治创建活动与“文明城市”、“平安建设”等相结合,不断丰富创建活动内容,完善创建标准,加强监督检查,提高创建水平,在全社会形成崇尚法律、遵守法律、维护法律权威的社会风尚。

(三)进一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要把严格执法、诚信执业摆到突出位置,深入推进执法执业规范化建设,进一步提升司法行政执法执业公信力,努力在每一个执法环节、每一起案件办理上都体现公平正义。结合法律实施主体职能,切实做到“四个规范”:一是规范监狱执法,完善执法程序,明确执法责任,加强警务督察,确保监狱执法各个环节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二是规范戒毒执法,建立健全戒毒管理工作规程和戒毒人员从入所到出所各个环节的执法标准,提高戒毒执法规范化水平;三是规范社区矫正执法,建立健全各环节制度,统一工作流程和文书格式,确保社区矫正工作规范运行;四是规范法律服务执业行为,加强法律服务机构和人员执业活动的管理和监督,健全完善执业活动的规范体系、考核评价机制和奖惩机制,促进严格依法诚信执业。结合法律服务管理职责,认真做好“五项工作”:一是做好律师工作,教育引导律师严格依法办好每一个案件和法律事务,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和法律事务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二是做好公证工作,充分发挥公证在规范民商事行为、促进社会诚信中的积极作用;三是做好法律援助工作,健全完善法律援助便民服务长效机制,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四是做好司法鉴定工作,发挥司法鉴定在帮助司法机关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中的独特作用,防止冤假错案,维护司法公正;五是做好国家司法考试工作,为国家和自治区法治建设选拔、储备更多高素质的合格法律专业人才。

三、服务和保障“和谐内蒙古”建设

社会和谐是人民之福,社会动荡是人民之祸。司法行政机关要牢固树立和谐发展理念,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扎实推进和谐内蒙古建设,使构建和谐社会的成效真正体现到为群众排忧解难上来,体现到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上来,进一步巩固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的良好局面。

(一)进一步做好人民调解工作。

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组织遍布城乡、人民调解员扎根基层的优势,加强矛盾纠纷和社会不稳定因素的集中排查,有序组织律师参与涉法涉诉信访和群体性事件的处理,坚持抓早抓小抓苗头,最大限度地消除社会不稳定隐患,努力把矛盾纠纷消除在源头、化解在基层,真正做到“哪里有人群,哪里就有调解组织;哪里有矛盾,哪里就有调解工作”。认真贯彻落实《人民调解法》,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预防功能,完善矛盾纠纷预警机制,落实矛盾纠纷排查登记制度、信息分析报告制度、回访制度和重大疑难矛盾纠纷直报制度,及时了解和掌握社情动态,提高对热点、敏感问题的预防和处置能力,筑牢人民调解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第一道防线”。主动适应当前社会矛盾纠纷发展变化的新特点,积极拓展人民调解领域,大力推进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建设,建立和发展专业化、社会化人民调解员队伍,有效解决社会各领域发生的矛盾纠纷。主动回应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化解矛盾纠纷的新需求,加强基层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建设,探索在公安、法院、劳动、信访、卫生等部门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或工作窗口,积极推动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和仲裁、信访等机制的有机对接及联动工作体系,建立健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大调解”工作格局。

(二)进一步做好法律援助工作。

要把法律援助纳入“民心工程”和为民办实事项目,使更多的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得到法律援助。围绕促进解决涉及困难群众切身利益的社会热点问题,积极组织办理社会各领域涉及法律援助的案件。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和法律援助异地协作机制,降低群众维权成本。加强基层法律援助服务网络建设,深化法律援助便民服务,完善便民利民举措,实现法律援助申请快捷化、审批简便化、服务零距离。

(三)进一步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要积极争取当地党委政府的重视支持,将公共法律服务建设纳入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纳入政府购买项目,列入财政预算,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保障。加快推进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整合律师、公证、基层法律服务等司法行政资源,建立健全旗县、苏木乡镇、嘎查村司法行政法律服务中心、站点,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和困难群众的基本法律需求。

四、服务和保障“美丽内蒙古”建设

内蒙古“8337”发展思路是党的十八大精神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内蒙古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具体化,是内蒙古当前和今后—个时期发展的目标方向和重要遵循。司法行政机关要准确把握“8337”发展思路,充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作用,通过创新法律服务理念,拓展法律服务领域,优化法律服务方式,完善法律服务机制,强化法律保障措施,为自治区科学发展、实现富民强区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

(一)进一步做好法律服务工作。

要围绕自治区“8337”发展思路的贯彻落实,优化和细化法律服务措施,组织多种形式的专业法律服务团队,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律服务专项活动,为自治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积极搭建法律服务平台,做好“五项服务”:一是为建成“五个基地、两个屏障、一个桥头堡和经济带”服务。围绕把内蒙古建成保障首都、服务华北、面向全国的清洁能源输出基地,发挥律师和公证的作用,大力开展专项法律服务活动,更好地为煤电基地建设、输电通道建设、能源外送通道项目建设和能源供应合作提供法律服务;围绕把内蒙古建成全国重要的现代煤化工生产示范基地,组织法律服务团深入企业,积极主动地为基地建设和企业运行当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提供法律服务;围绕把内蒙古建成有色金属加工和现代装备制造等新型产业基地,向企业推荐高层次法律顾问人才,妥善处理企业在生产经营和产品销售环节等方面的法律问题;围绕把内蒙古建成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组织开展“送法进农村、牧区”活动,积极为发展农牧区经济、增加农牧民收入、改善农牧区基础设施建设、落实惠农惠牧政策和深化农牧区改革提供法律服务;围绕把内蒙古建成体现草原文化、独具北疆特色的旅游观光、休闲度假基地,加大普法宣传教育力度,进一步优化草原旅游环境;围绕把内蒙古建成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加强《草原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强化草原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预防和减少破坏草原和生态环境的行为;围绕把内蒙古建成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全力推动“平安内蒙古”建设,打好社会矛盾排查化解攻坚战;围绕把内蒙古建成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和充满活力的沿边开发开放经济带,认真办理涉外律师和公证事务,在海外投资环境调查、投资项目风险评估、反倾销、反补贴、反垄断等方面提供法律服务,妥善处理各类涉外经济纠纷、合资合作纠纷和商品流通纠纷,为对外开放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二是为“调整产业结构”服务。大力推进政府和企业法律顾问工作,按照“传统产业新型化、新兴产业规模化、支柱产业多元化”的总体思路,积极为政府和企业决策提供法律意见和建议,主动为企业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调整、改组改制、兼并重组等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支持和法律服务。三是为“县域经济发展”服务。组织律师、公证人员和法律服务工作者开展法律服务进镇下乡活动,积极为企业重点项目可行性论证及经济活动提供法律风险评估和法律咨询意见。四是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服务。贯彻落实关于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主动为保护非公有制企业财产权、经营自主权和公平竞争权等合法权益提供法律服务,为非公有制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健康发展提供法律保障。五是为“更加注重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服务。深入开展草原生态和环境保护等专门法律法规的普法宣传教育活动,增强公民法律意识,预防和减少污染环境及破坏林业、草原、生物资源等违法犯罪活动。

(二)进一步优化法律服务环境。

要完善法律服务行业管理体制,认真开展整顿和规范法律服务市场秩序工作,推进法律服务诚信体系建设。建立健全行业管理组织自律机制、诚信机制、奖惩机制,促进行业协会发展壮大。推动落实律师行业发展扶持保障政策,改善律师执业环境,提高法律服务质量和专业化、规范化、品牌化建设水平。加快公证业向经济领域拓展,促进金融信贷、招标投标、土地拍卖、政府采购、担保提存等领域的阳光操作。各级党委、人大、政协换届时,应根据实际需要适当安排法律服务工作者参选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三)进一步提升法律服务行业公信力。

要把加强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建设作为建设高素质法律服务队伍、提升社会公信力的重要措施,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法律精通、维护正义、恪守诚信的高素质法律服务队伍。大力加强以“忠诚、为民、法治、正义、诚信、敬业”为主要内容的律师职业道德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律师牢固树立和自觉践行服务为民理念,忠于宪法和法律,努力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恪守诚实信用,切实做到爱岗敬业。要加强公证公信力建设,自觉把维护公信力、增强公信力的要求真正体现到公证服务和公证管理工作之中。

五、服务和保障“活力内蒙古”建设自治区

党委九届十一次全委扩大会议通过《关于深入学习贯彻考察内蒙古重要讲话精神的决定》,明确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是实现总书记“把祖国北部边疆这道风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的殷切期望。司法行政部门能否顺应“活力内蒙古”的建设主题,将强大的精神动力转化为生动的建设实践,关键在忠诚履行职责与使命的广大司法行政队伍。因此,要按照关于“五个过硬”、“三严三实”和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的要求,狠抓司法行政队伍建设,努力建设一支信念坚定、执法为民、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高素质司法行政队伍。

(一)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建设。

要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各项工作的首位,以坚定理想信念为根本,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不断打牢高举旗帜、听党指挥、忠诚使命的思想基础。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学习贯彻习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进一步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永葆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政治本色,始终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巩固和深化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牢固树立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二)进一步加强素质能力建设。

要加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培训学习,深刻领会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央领导同志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精神和国家重大战略决策部署上来。结合内蒙古区情和发展实际,教育引导广大司法行政干警和法律服务工作者围绕自治区中心工作,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的观点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前瞻性、创新性。大力实施“干部素质提升工程”,深入开展与司法行政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学习培训,使广大司法行政干警不断提高掌握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依法履行岗位职责。针对新时期、新形势对司法行政队伍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新期待,注重加强与司法行政业务工作密切相关的新理论、新知识、新规则、新技能的培训,切实提高新形势下依法办事能力、群众工作能力、维护公平正义能力、危机管理能力、科技信息化运用能力、新媒体时代舆论引导能力和科学管理、公共服务、组织协调等本领,为推进司法行政工作科学发展提供思想政治保证、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三)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

行政服务论文范文篇2

其一,律师参与立法有利于代表民众表达诉求。律师一般都经过专门的法律知识的学习和思维训练,尤是在现代法治社会,国家与社会即公权与私权的二元构造中,律师、代言、代议等行为始终站在公民一边,而且律师在为不同社会阶层提供法律服务的办案过程中,最为了解和发现法律实施的不足。从这个角度上讲,律师群体应是民众参与立法的天然者,能够代表公民就立法发出有力声音。其二,律师参与立法有助于防止立法的部门主义。立法的部门主义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施行法治首先要有良法,这就必然要排除部门主义及可能蕴藏的“多数人暴政”,在法律框架内实现社会公众利益的最大化。作为新社会组织,律师服务对象频繁变动和工作的流动性决定了他们的利益独立性,除受司法行政部门指导监督外,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干预。因而这种内在逻辑决定律师不会成为某一部门或地方固定利益的代表,能够较为公正地从立法原理和技术的角度进行法律的规则设计,使立法博弈向着民意化、合理化发展,促进立法科学。从另一个角度看,律师参与立法还能够防止专家立法的学术化、理论化、抽象化,淡化立法的学究色彩和理想主义。其三,律师的工作属性要求参与立法。“律师作为受过专门训练的法律工作者,又极贴近于生活,法学嗅觉灵敏,有审慎对待现行立法的能力,可以成为演进立法的力量。①”良法是律师职业的坚实基础和依靠,最好最优最精良的法律制度有助于律师实现职业使命及利益、价值追求。因而立法有必要听取法律运用者的意见,哪怕是反对的意见。因为“律师对不同利益的准确把握,对论辩技巧的熟练运用,必将使其成为立法机关审议法律法规以及对行政、司法进行监督的最活跃的力量。②”从历史沿革看,律师参与立法由无到有、由少到多,刑法、刑诉法、合同法、物权法、民诉法等一大批立法项目都有律师参与,提供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在一些地方立法中律师还直接参与起草,立法贡献有目共睹,不可代替。较为遗憾的是,律师参与立法至今还没有形成长效的制度机制,呈现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碎片化现象明显,这不利于律师积极参与立法。从律师参与立法的特殊重要性考虑,建议随着律师队伍的进一步扩大,条件成熟时,司法部和全国律协要积极争取在人大和政协中单独设立律师界别。这样,律师就能以一个结构性的界别直接参与立法、提出立法建议。修改《立法法》、《律师法》,明确赋予律师参与立法的权利,为律师参与立法建议稿起草、决策、评价的全过程提供制度保障。借鉴、总结各地律师参与立法的经验和模式③,进一步完善律师接受委托起草法律法规草案或提出修改意见的制度。当前,要积极鼓励律师提出立法建议④,同时,探索律师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其常委、领导等担任法律顾问制度⑤,直接以律师的法律智慧为立法提供专业的法律意见和立法技术支持。

二、严格执法:建立“大法治部门”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有几个着力点

一是最基础的,加大公务员普法力度,提升各级公务员的法治意识特别是提升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治国者必先受治于法”。行政管理活动应遵守和服从独立于行政之外的非人格化法律,法律在公职人员思想和行动上保持尊重和无上的权威,凡事自觉依法律而行。这就需要应有的法治意识。二是最关键的,各部门应明晰执法权力清单,遵循法律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依法办事,切实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特别是应当加强执法的制度精细化建设,突出执法问责和执法评价制度建设,确保“法无律、无行政”,以此打通法律与执行法律之间的制度通道。三是最核心的,各级政府及部门领导依法决策,加强决策的合法性审查,确保决策的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律师作为政府法律顾问能较好地使用法理法据,帮助政府领导增强对法律的“内信与外迫”,达致依法用权。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部署看,非常明显的是,中央各项改革举措凸显法治思维,改革不可能离开法治。“在某种意义上,法治政府建设的成效已关乎改革的成败⑥”,法治政府建设的质量直接影响改革的质量,这也就使得法治政府建设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动力。法治政府建设涉及方方面面。然长期以来,政府系统的法治化建设“分条而治、各自为政”,缺乏整体和系统的推进,统筹协调力度不够大,纵向横向没有形成一体化。显然,这样的法治政府建设体制机制不能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各级党委政府应从全面深化改革的高度和系统论的角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首当其冲是需建立一个统筹政府法治建设的机构,一揽子实施政府立法、行政执法、执法监督、法制宣传、依法治理等法治政府建设工作,全方位对接各领域深化改革的需要。目前,法治政府建设的实际组织者是政府法制部门,却没有明确的法定职能依据⑦。这导致政府法制部门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监督指导手段不够有力,且其机构设置只到县一级,不少县级法制机构只有1至2人,人力、财力保障不太健全。法制办一般为政府的办事机构,在体制讲究较为严格的政府系统,其统筹政府法治建设实际上存在较大难度。如果由司法行政部门牵头实施法治政府建设,一是有省委法治办作为依托,具有较为成熟的地方法治建设工作领导指导、督促考核机制;二是司法行政属政府序列部门,省市县乡四级体系较为完善,人员力量、财政保障等相对较强;三是省委法治建设领导小组均由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领导任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或组员,法、检及省直政府部门为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是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较为理想的工作载体。由此,建议其一是在新一轮省级及以下的政府机构改革中,以“大法治部门”理念为指引,参照省委农村工作办公室和省政府农村工作办公室一体设置的模式,进一步明确省委法治办对法治政府建设的领导和指导职责,加强对法治政府建设的组织保障。其二是抓紧形成并运用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重点推动法治政府建设,据此进一步完善依法行政考核制度、行政执法监督和追责等制度,强化法治政府建设的执行力。其三是按照提出的“把能不能依法办事、遵守法律作为考察识别干部的重要条件”,大胆赋予省委法治办具有对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进行法治能力考察、鉴定的权力,进一步推动和强化领导干部依法行政、依法决策,从而既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地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不断增强合力。其四是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的要求,司法行政部门应设立专门的法律顾问工作部门,加强对法律顾问的工作指导。这已有基础,如法律顾问湖南模式、吉林模式。因为从作用看,政府法律顾问能以其相对独立的法律职业身份,对政府的行政决策、工作举措等合法性进行客观分析和发表意见,并可直接代表政府参与行政立法,这直接有利于依法行政,防止权力滥用乱用,以至有观点称,“只有通过建立政府律师制度,才能有助于各级政府机关克服权力行使中的弊端,促进依法行政,树立各级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⑧”

三、公正司法:积极完善司法行政权

司法工作必然要求一定的行政性保障,虽然司法工作及体系强调独立性,但“其仍是国家体系的一部分,国家不可能为它单独建立一个独立于政府之外的保障体系,国家必须利用现有的行政体系为司法系统提供各种行政保障⑨”。因而在政府系统里为司法工作提供行政服务的工作即司法行政工作应然而生,与此相伴随的是司法行政权。司法行政本就是司法同行政相分离、纠正司法权“行政化”的必然要求,是现代法治的基本特征。从建国初最广义的“国家司法行政机关”,到后来的“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再到今日“行使部分司法行政权的国家司法行政机关”,我国司法行政机关定位不断变化,但司法行政权的不合理、不完善仍然客观存在。党的十八大强调,“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这既是对我国审判独立、司法公正原则的重申,也是对当前司法工作重点和改革方向的明确。之前,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改革司法机关的工作机制和人财物管理机制,逐步实现司法审判和检察同司法行政事务相分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健全司法权力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机制,加强和规范对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至此,可认为各界呼吁多年的法、检“去地方化”、“去行政化”迈出实质性步伐。构建审判、检察与司法行政相分离的体制,首先须统一思想。一是在检察、法院内部实行司法与行政相分离。二是司法行政部门是否有能力管理。1982年司法行政事务收归法院管理的重要原因是司法行政机关不熟悉业务,缺乏能力管理等。恢复重建30多年来,司法行政机关不仅在队伍建设、经费保障等方面快速发展,而且职能明显增强、地位显著提高。因此,将法院司法行政事务收归司法行政管理的主要问题已得到有效解决。三是检察同司法行政事务分离的时机已到。建国初,检察机关自己负责司法行政事务,很重要的原因是源于其一般监督职能和垂直领导体制。但这两项制度已先后被废除,司法行政与检察合一体制的基础已经动摇或不复存在10。这种历史条件改变或迟或早都会必然引起现行检察体制的变化,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司法行政事务与检察业务的分离加速。四是司法行政部门是否会干涉独立审判。“事实上是根本不可能的。司法行政部门只是个‘收发室’,其只是把司法部门的意见和要求反映给政府有关部门,要求其提供保障,以保障司法部门能正常工作,然后再把这些部门的所有服务打包提供给司法部门。11”其中,司法行政部门是较为纯粹的服务行为,而这样的制度设计能把司法部门和有关政府权力部门进行“物理隔离”,防止后者干涉司法部门独立办案。因此,司法行政机关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法、检机关司法行政事务的合适管理者,成为其“组织部、宣传部、教育部和后勤部”。第一,厘清司法业务与司法行政事务的各自范畴,实现审判、检察业务与司法行政事务完全分离。审判、检察业务由法院、检察机关负责,其司法行政事务由司法行政机关主管,司法行政事务与司法业务自成体制鸿沟,从而保障法官、检察官全部精力用于办案,减少各方面的行政干预。法、检机关的一般司法行政事务由司法行政机关主管,法、检机关内部可设立联系部门,负责与司法行政事务管理部门进行协调并予以协助。第二,进一步完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尽早形成法律职业人才的一体化选拔、培养、交流机制,为国家选拔高素质法官、检察官,实现公正司法提供人才保证。依据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相关规定,审判员、检察员须由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任免,但其选拔、考试、培训和工作考核等应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使用权属于法院、检察院。健全法官、检察官遴选机制是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之一,司法行政部门应成为遴选机制的主导。如果法官、检察官遴选仍由法、检机关负责,势必会强化上下级的垂直领导,同法、检独立办案的要求相违背。为实现“随着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司法职权配置将进一步优化,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将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之间得到科学合理的配置,司法行政职能将得到进一步强化,更能反映司法行政内在的逻辑和自身的规律性12”,在解决司法与司法行政事务相分离的基础上,还要避免政法机关之间职权过多交叉、某些部门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以促进司法行政权进一步完善。第一,推进看守所划归司法行政管理。公安机关的主要职能是侦查。公安机关在自己管理的看守所提审、讯问犯罪嫌疑人,同时行使着侦查、监管等职权,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这是刑讯逼供禁而不止的重要原因之一。实行侦查与监管主体分立,将看守所改由不承担侦查、起诉、审判职能的司法行政机关管理,能从体制上强化监督制约,有利于实现司法机关分工负责和互相配合、制约,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第二,裁判执行统归司法行政。在刑事裁判执行由司法行政机关行使的基础上,将民事、行政判决和裁定的强制执行权划归司法行政机关统一行使,这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法院裁判、执行一体,一旦有司法腐败、消极不作为等违法现象,执行可能为错误的裁判遮脸护面,不利于监督制约。再者,民事、行政裁判执行改由司法行政机关执行,当事人对执行机关无故不履行职责就可以按照《行政诉讼法》提起诉讼,从源头上增加执行的压力和动力,使现行法院执行的“不可诉”变为“可诉”,一定程度上缓解执行难问题。第三,强化对法律服务的管理和指导。公正司法是司法制度和司法工作的生命力。律师、公证、司法鉴定、基层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等法律服务直接为司法活动提供技术性保障13,在促进公正司法中发挥着重要而特殊的作用。能否依法公正执业、诚信执业是法律服务行业服务公正司法的突出问题。司法行政机关应躬身自省,强化对法律服务行业的教育、监管。建立健全教育制度,引导法律服务人员端正执业理念、提升执业素养。将执业也关进制度的笼子,完善接案、收费、业务开展、质量监督等精细化管理标准,严把办案质量。运用市场办法,探索建立法律服务行业诚信等级制度,实现法律服务机构及人员基本信息公开和诚信状况披露。同时,加大对困难群众的法律援助力度,让有理无钱的人也能打得起官司,同样享受社会主义法治阳光。

四、全民守法:由普及法律知识向形成法律信仰转型

法治中国是当代国人正在焕发的法律理想,法治必将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经多年立法实践,至2011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其间相伴随的是“一五”至正在进行的“六五”普法。这极大地促进了法律知识普及,无疑是法治建设的巨大进步,但这并不意味着法治的实现。纵观现代法治国家须备的两个条件,一是有尽可能完善的法律制度安排,即法治“硬件”系统,这是实现法治的基本条件和前提;二是作为法治“软件”系统的法律信仰,由于它深刻反映法治的内在意蕴和精神气质,因而构成法治实现的决定性条件和基本特征14。伯尔曼言,“法律必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因为“法律只有在受到信任并且因而不需要强制力的时候,才是最有效的;依法统治无需处处都依赖警察总之,能够真正阻止犯罪的乃是守法的传统,这种传统又根植于一种深切而热烈的信仰之中15。”早在2006年,《人民日报》就发出了普法不仅是普及法律知识的追问,呼吁“我们需要提高全民的法律知识水平,更需要法律的信仰深入人心。16”对法律的信仰是一种内在的信念,是法治观念的一种高级形式,表现为从内心的深层感情上自觉接受法律、遵守法律和运用法律处理纠纷、维护权益。因而,法律知识普及并不是法律信仰形成,这只是后者的基础。可以说,历经二十多年的普法正处在由向全民普及法律知识到促进形成法律信仰的转型阶段。这种转型注定是艰难的,也必定最富现实和深远历史意义。因为显见的是,在没有形成全民族的真正的法律信仰之前,我们不可能期待法治的真正落实17。法律信仰是一个集合的概念、普遍的状态、多元主体互动和长期积累升华的过程。从大的角度看,形成法律信仰,一是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法治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其所依赖的就是法律的制度安排或说制度红利。“制度红利”的吸引,将利于参与其中的各类主体自觉依法行事,笃信权力让渡于法律,将法律看成参与市场经济可坚决依赖的工具和天然屏障,从而促进形成法治精神。这是现代法治社会必须的基本法律信仰元素。二是深化政府体制改革,加快职能转变,“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法治是一种以国家权力为中心的社会建构。政府在法律框架内积极向市场和社会放权,最大限度激发市场和社会的发展活力,形成处处依法办事而不只是依权办事的社会氛围。确保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更为重要的是防止“侵权”,防止政府及执法、司法机关等对公民合法权利的侵犯,确保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绝不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对司法行政部门而言,一是在普法目标上转型。明确树立由普及法律知识向形成法律信仰转型的工作理念。作为专门的普法部门,司法行政机关责无旁贷,必须承担培养法律信仰的责任,引导和帮助社会大众领悟法律精神,信服法治理念,践行法治行为。二是在普法程序上提前。建议司法行政部门加强与人大立法机关、政府法制部门及有关职能部门的协调沟通,在社会大众层面广泛开展立法参与、立法听证、立法建议及研讨、辩论等。这是促进法律信仰有效形成的途径,可逐渐放开和形成机制。同时,法治时评是对法理、案例的评论,易吸引法治目光,强化法律信仰。司法行政部门须组织普法力量进行引领,牢牢把握时评方向。三是在普法内容上改变。随着群众法治意识和文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简单地向公众介绍或普及法律条文的任务可还归于学法者本人,司法行政部门应更多地转向邀请和组织法学专家用通俗易懂的群众语言、喜闻乐见的易行方式讲解条文背后精深的法治理念,在告诉人们依法怎么做的同时注重说服为什么要这么做,以强化人们对法律的内在信仰。同时,要侧重培养民众的守法精神。守法精神的核心是对自身权利的正确主张、对义务的遵守以及对他人权利的尊重。权利、义务意识和法律信仰之间存在辩证关系——权利、义务意识的增强有助于增加人们对法律的认同、生成法治信仰;法律信仰的提高也有利于人们提升权利、义务意识。四是在普法战略上升级。大力推动各类法治创建和依法治理活动,吸引社会各阶层积极参与法治实践,以无处不在的法治创建影响和升华人们的法治信仰。其中的关键是反对创建中的形式主义和滥竽充数现象。五是在普法方式上创新。保持思想认识的敏锐性和开放性,充分利用新媒介广泛关注和阐释一大批有影响的法律个案,引导受众直接触摸法律法理、感受公平正义,从而潜移默化地帮助他们培养和巩固对法律的情感和信仰。同时,除立法、执法、司法、普法等需司法行政部门积极发挥职能进行服务和参与、推动和促进的法治建设工作外,司法行政部门对法治中国建设还具有社会性的维稳功能。司法行政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司法行政制度的社会控制功能和社会引导功能”,“司法行政制度是现代法治国家社会控制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18”从理论和实践看,人民调解和监狱、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强制隔离戒毒等均具对扭曲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轻则为纠纷、重则为违法犯罪进行纠正、修正进而恢复正常、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的功能。这同时也是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调解的作用在于既治纠纷于未发之时,具有预防性,又能治纠纷于民转刑之前使大事化小,还能化解已形成的重大疑难复杂纠纷,在纠纷限度的末端做到“案结事了人和”,控制单个主体可能引发的社会不稳定,对于社会稳定具有“防增量”的显著作用,使社会在法治的整体框架内良性运行。以2010年《人民调解法》出台为标志,新世纪以来的十年被称为人民调解的“十年复兴”19,人民调解日益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支持。当前对社会而言,关键是从法治建设的高度落实《人民调解法》,把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做实做强。而监狱、强制隔离戒毒等司法行政职能,则具有“最后一道防线”、为维护社会稳定“减存量”的作用。监狱、戒毒工作在确保监管安全的前提下,应全力以赴落实教育改造和戒治的中心任务,使其信服法律、遵守法律,这才是对社会法治建设负责的表现。另一个关键问题是执法。监狱作为刑罚执行机关,是法治实践之地,公正执法应是实然状态。要正确处理惩罚性与帮扶性之间的关系,坚持刚柔并济,在细化和严格执行义务性、禁止性、惩罚性措施的同时实施感化、帮教,从而期达恢复性司法的目的。安置帮教有利于巩固教育改造成果、帮助刑释人员增强“守法免疫力”。就现实而言,推进安置帮教工作,关键是要有载体帮助其就业20。国家对此有明确的政策支持性21。司法行政机关要大力推进刑释人员就业实体、过渡性安置企业和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建设,做到本辖区刑释人员“出监有人接、接回有人管、就业有人扶、困难有人帮”,最大限度防止违法犯罪,为社会法治建设作出应有贡献。

五、结语

行政服务论文范文篇3

一、行政行为的服务性

(一)人文精神的转变与服务观念的确立

19世纪的古典行政法是以“个人本位”为人文精神的。它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上的价值判断是互相冲突,在道德观念上的价值取向是互不信任和互相猜忌,因而在行为关系上的理念就是竞争或对抗。也就是说,政府与公民间的行为关系,是一种命令与服从关系(大陆法系国家)或命令与控制关系(英美法系国家),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作为主权者对公民所作的最终命令。但是,20世纪以来的现代行政法是以“社会本位”为人文精神的。它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上的价值判断是互相一致,在道德观念上的价值取向是互相信任,因而在行为关系上的理念就是服务与合作。也就是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行为关系是一种服务与合作的关系,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在公民的参与下所作的一种服务行为。法国法学家狄骥认为,这种人文精神的转变和新观念的确立,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代价的。但是,新的精神和观念终于在马恩河畔和凡尔登山峡战胜了旧精神和旧观念。从此,我们不能再把行政权作用称为权力行为了,而应当把它称为公共服务行为即公务行为,因为它是为满足公众需要而组织和促进物质、文化、精神和道德发展的行为(注:参见[法]狄骥:《宪法论》,钱克新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版序言”第9、483页。)。

德国著名行政法学家福斯多夫则指出,行政行为的实质是对个人给予“生存照顾”。另一名德国行政法学家巴杜拉对福斯多夫的理论进行解释、分析和概括后指出,行政行为的唯一内涵就是“服务”。现代“行政法使行政与个人或团体产生了一种‘指导与服务性’的法律关系,来保障个人的福祉。依社会法治国(即社会本位的法治国家——本文作者注)的理念,行政必须提供满足个人生活所需的‘引导’及‘服务’行为”(注:[德]巴杜垃:《在自由法治国与社会法治国中的行政法》,陈新民译,载陈新民:《公法学札记》,台湾三民书局1993年版,第126、112、113页。)我们认为,如果抛开上述论述的价值性认识不论,而仅仅从科学性认识上看,将服务作为行政行为的本质是正确的,是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服务主体运用服务权所作的行为,即对公共利益进行集合、维护和分配的行为,就是服务行为。

(二)服务观念与新思维

服务作为行政行为的新理念,并不是将这一理念输入原行政行为及其理念之中,而是行政行为及其理念的根本性和实质性嬗变。(注:[德]巴杜垃:《在自由法治国与社会法治国中的行政法》,陈新民译,载陈新民:《公法学札记》,台湾三民书局1993年版,第126、112、113页。)这种变革,不仅为我们认识行政行为的主体、权力和效果等要素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和认识,也为我们实施行政行为提出了新的要求。

1.行政机关是服务机关。行政行为的实施者是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在本质上是公众的服务者。从理论上说,行政机关是全社会成员共同利益的代表者和各社会成员个人利益的维护者,与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是代表与被代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行政机关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不是供其本身或其工作人员享受的特殊利益,而是分配给公众来享受的利益,是用于保障个人利益的利益。公共利益的集合、维护和分配,是因为单个的社会成员无法或难以实现自己的这种利益。因此,社会成员需要这样的服务机关,行政机关只能是服务机关。对此,国内外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作过论证。从实定法规范上看,我国宪法典明文规定了行政机关的服务性质。《宪法》第27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第22条规定:“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类似的实定法规范还有很多。这些规定的总精神就是,“人民委托行政机关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目的就是要使行政机关为自己服务”(注:应松年等:《行政法学理论基础问题初探》,《中国政法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而不是为了实现专政进行发号施令。

2.行政权是服务职责。行政行为是运用行政权所作的行为。行政权实质上是对公共利益进行集合、维护和分配的权力。行政机关通过对公共利益的集合、维护和再分配,目的是为了保护个人利益,确保个人追求和实现自己利益的公平机会,实现社会成员实际占有利益的基本公平。因此,行政权是一种服务权。同时,这种公共服务是无法由他人替代的,这种服务权是不能抛弃和转让的,抛弃或转让将使公民难以充分享受公共服务,受转让者所作的服务就不再是公共服务。因此,行政权又是一种服务职责。这样,20世纪以来,公共服务观念代替了公共权力观念,公共权力不复是一种“发号施令”的权力,“这种公共权力绝对不能因它的起源而被认为合法,而只能因它依照法律规则所作的服务而被认为合法”(注:参见[法]狄骥:《宪法论》,钱克新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二版序言”第8页。)。同时,行政权作为一种服务权,不同于19世纪的命令权,并不以相对人的服从为目的,而应以为相对人提供服务为目的;并不以强制为必要的、本质的属性,而必须体现相对人对服务的可接受性,更多地采用说服教育方法和私法上的服务形式。行政主体的服务往往是相对人乐于接受的,往往能得到相对人的积极合作即配合和参与。即使法律上赋予了行政权以强制性,只要服务能得到顺利实现或相对人愿意接受这种服务,行政主体在执法中也可以不运用这种行政权。总之,随着服务观念的确立,在现代国家里尽管“公权力仍然是公权力,而逐渐摆脱与特殊利益站在敌对立场之角色”(注:[德]福斯多夫:《当作服务主体之行政》,陈新民译,载陈新民:《公法学札记》,台湾三民书局1993年版,第66页。),即摆脱了与人权相对立的角色。

3.行为效果是服务及利益。根据服务理念,行政行为的内容和效果都是服务及利益。其中,行政处罚行为是为了给公众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行政征收行为是为了给公众提供公共设施服务的需要,行政许可行为则是对资源和机会的一种分配,等等。行政机关通过行政行为给予相对人的利益,不再是一种恩赐,而是相对人受法律保护的权利。这就改变了将行政行为作为主权者命令,以相对人的服从为内容和目的的“警察行政法”观念。并且,现代社会也更愿意从行为效果上来认识行政权作用,认为行政权作用作为一种服务,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行政行为(公法上的单方意思表示即单方行政行为),也包括传统意义上不属

于行政行为的行政契约(行政私法行为)、行政事实行为和行政指导行为。上述三种行为模式与传统的行政行为相比,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强制性较弱,服务性较明显;二是并不具有拘束力和执行力,主要是设法取得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自觉合作,并且当事人在事后仍可予以推翻。从法学上说,行政指导等手段即使不是法律手段,由于并没有强制规定公民等的权利义务,是允许由行政机关实施的,基于相对人的自愿并不构成违法。于是,传统意义上的行政行为即单方行政行为,在当代行政权作用体系中已丧失其绝对优势,行政权作用的范围得以不断拓宽。

但是在今天,尤其在我国,服务作为行政行为的新理念还有待人们的努力,也是当前行政法变革的两大内容之一。我们“有必要逐步给行政部门灌输一些新的精神,因为行政部门已表现出某种倾向。它们对历史抱残守缺,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实行统治的权力机关,它们对待国家的公民总有点像皇帝对待臣民的味道”(注:[法]勒内?达维:《英国法与法国法》,舒扬等译,西南政法学院法制史教研室1980年印,第109页。)。

二、行政行为的过程性

以命令与服务为人文精神的古典行政法,将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视为主权者的最终决定。相对人最多只能得到这个最终决定的一个事后通知。但是,“合作是一个过程”(注:[美]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沈宗灵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7页。),以服务与合作、信任与沟通为人文精神的现代行政法,将行政行为看作一个过程,即从意思表示的发生和形成到作出和实现的时空运动过程。这意味着服务理念拓展了人们对行政行为的认识,将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回溯到该最终决定作出以前。

(一)过程是合作的前提

今天,行政法变革的另一内容,就是“公民们自身必须抛弃那种认为行政事务是公共官员权力范围的事,认为行政官员注定就是来为他们提供服务的,因而公民可以对行政事务不闻不问的陈旧观念”(注:[法]勒内?达维:《英国法与法国法》,舒扬等译,西南政法学院法制史教研室1980年印,第110页。)。也就是说,相对人必须确立起对服务的合作观念,行政主体实现服务必须得到相对人的合作。

包括配合和参与两个方面。配合主要是一种义务,具有消极性和被动性。参与则主要是一种权利,具有积极性和主动性,是合作的本质。相对人对服务行为的合作,不仅表现为对一个已作出的、最终的行政决定的配合,而且还表现为对形成和作出行政决定的参与。所谓参与权或“参政权系指人民参与国家意思之形成,并由此而取得对国家之请求权,此种请求权与积极之身份或地位即自由权不同,并非请求国家权力之不行使或排除国家权力之侵害,而是‘请求国家承认能为国家活动’之权利”(注:王和雄:《论行政不作为之权利保护》,台湾三民书局1994年版,第47页。)。相对人参与意思表示,必须在该意思表示作出以前,服务与合作也只能在过程中得到实现,因而我们必须将行政行为作为一个过程来看待,而不应将行政行为仅仅当作一个最终决定。

相对人参与意思表示,对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起着两方面的作用:第一,行政主体有义务向相对人证明其意志的正确性。这就是说,行政主体对集合、维护和分配公共利益的意志,在作出之前应向相对人证明是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一致性的体现,是符合行政法规范规定的。第二,行政主体有义务听取相对人的意见。相对人对行政主体的证明有权进行反驳,对公共利益的集合、维护和分配提出自己的意见和愿望,要求行政主体采纳并对其原有意志进行修正,从而使行政意志体现相对人意志或使相对人意志吸收为行政意志。总之,相对人的参与,使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意志得以沟通和交流,可以将行政意志融化为相对人意志,也可以将相对人意志吸收到行政意志中,从而使行政法关系具有某种双方性,使相对人真正成为行政法关系的主体,使人权真正得到尊重。

(二)过程的法制化是信任的保障

服务与合作是行政法精神对双方主体在行为上的要求,相互信任是行政法精神对双方主体在实施行政法行为时的一种道德要求和观念支持。它与当代民商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一样具有具体的内容,即行政法关系上的诚实义务、告知义务、合作义务和保密义务。

相互信任需要,并只能在行政过程中得以确立。行政过程的法制化即行政程序,是对已确立信任关系的一种保护。弗里德曼指出:“感到程序上的合法性最终导致实质上的赞同规则和我们所谓的信任。”(注:[美]弗里德曼:《法律制度》,李琼英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4页。)这也就是说,只有按法定程序所作的行政行为,双方主体、尤其是相对人才能对该行为所设定的权利义务表示信服。行政程序有利于培植行政法主体的信任意识。诚实信任本身只是一种抽象的道德观念。但是,行政程序这种意思表示规则使之具体化了,为行政法主体间的相互信任提供了现实的操作规则。只要行政主体按行政程序实施行政行为,只要相对人按行政程序参与实施行政行为,就可以切身体会自己得到对方信任的要求,就可以直接观察诚实信任的法律实践,就可以切身体会自己得到对方信任后的人格尊严。长此以往,必将有利于行政法主体养成相互信任,以诚相待的高尚品质和良好习惯。同时,行政程序为诚实信任提供了统一的客观标准。行政程序具有客观性和统一性。只要一方当事人严格按行政程序作意思表示,就足以说明自己的诚实和对对方当事人的充分信任,也就足以使对方当事人对自己表示充分信任。例如,听证的举行,足以说明行政主体对事实和法律的坦诚布公,对相对人诚实合作的充分信任。这就是说,一方面,行政程序为自己的意思具有诚实性提供了客观标准。行政法主体只要按这一标准作意思表示,自己的诚实信任就可以得到法律的有效承认和保护。另一方面,行政程序也为自己判断对方的意思表示是否具有诚实性提供了客观标准。如果对方主体违反了这种程序规则,就意味着对信任关系的破坏,就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从而保护自己的诚实信任。然而,行政程序作为一种意思表示规则,根本作用在于保证双方主体将作的实体上意思表示的诚实性。行政法主体履行程序上的诚实义务,根本目的是为了使自己的实体意思表示得到对方主体的信任。例如,行政主体只有遵守回避、顺序、听证等程序规则,才能表明自己所作实体意思表示的诚意。行政主体只有按一定程序信息、统计资料,该行政指导行为才能得到公众的信任,而不会被公众置之不理。同样,相对人在程序上的诚实合作,则可期望的实体利益、所提出的实体要求才能得到行政主体的信任和满足。如果一方主体不履行程序上的诚实义务,那么也意味着对实体上的意思表示缺乏足够的诚意,甚至可能构成对对方主体的欺诈。违反程序上诚实义务的一方,对此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以保护对方主体的诚实信任。由此可见,行政程序通过对程序上诚实义务的要求,对实体上的诚实义务的履行起到了保证作用,对实体上的信任关系起到了一种间接保护作用。

总之,现代行政法提倡信任和诚实,不只是为了说明行政行为作出及生效后双方主体的观念状态,更重要的是为了说明行政行为作出过程中双方主体所应持的价值观念,说明在行政行为作出前双方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它要求行政主体和相对人双方意志的形成和表示,都必须符合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的一致性及行政法规范的规定,为此必须符合相应的规则和承担相应的义务。这种权利义务关系基本上是一种程序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要求行政主体在相对人的参与下严格按行政程序来作意思表示,要求行政行为程序化;是为了保证所作出的行政行为具有合法性,促进利益关系的一致性,增强行政行为的公正性、准确性、民主性和可接受性,建立双方间的相互信任,避免已作行政行为因不合法而导致的不断反复,提高行政效能。

(三)过程是沟通的机制

“在任何社会环境下,解决价值冲突的办法都只有寥寥几种。一种办法是通过地理上的隔绝,另外一种更主动的办法就是退出。弥合个别的或文化上的差异的第三种办法是通过对话,在这种情况下,价值冲突原则上能够表现出一种积极的征象,也就是说,能够成为增进交流和自我理解的手段。最后,价值冲突也可以通过使用武力或暴力来加以解决。在我们今日生活于其间的全球化社会里,这四个选择有两个已经急剧地减少了。”(注:转引自[美]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5页。)

沟通是指存在的主体对他人永久地开放,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流、对话和讨论。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培认为,“理智只有在讨论中才能得到明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达到各种形式的真理之途径”(注:[德]雅斯培:《关于我的哲学》,载[美]W?考夫曼:《存在主义》,陈鼓应等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50页。)。

行政行为实施过程中的沟通就是这样一种协商机制。尽管现代社会以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的一致性、服务与合作、彼此信任为价值取向,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并未消失,服务与合作中的地位障碍、地理障碍、语言障碍和心理障碍仍然存在,行政主体的愿望和意见与相对人的要求并不完全相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能通过斗争或强制来实现自己的愿望、意见和要求。也就是说,行政主体不能未经协商而任意强制相对人接受自己的意思表示,相对人不能用破坏社会秩序或非和平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要求。因此,彼此信任,从而达成最终的行政行为。这样的行政行为,可以避免相互间的事后误会和摩擦。

沟通又是现代社会消除冲突的一种平衡和补救机制。在行政法中,如果事前的沟通并未实现,冲突业已发生和存在,则只能通过事后的协商、对话和讨论来沟通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意见,消除双方主体之间的冲突和纠纷。只有通过沟通,才能实现服务与合作,才能建立相互信任。行政法主体不能通过隔绝和退出来回避冲突,也不能通过武力或暴力来解决冲突。回避并不能建立相互信任,暴力只能激化冲突,都不可能恢复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的一致性。对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也不能用强制制裁来解决。狄骥指出:“公法是国家法、统治者的法;因此人们就不能直接对自己行使强制。”(注:[法]狄骥:《宪法论》,钱克新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504页。)因此,当因行政行为违法而发生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冲突时,只能通过协商、对话来沟通,只能通过对行政行为违法性的消除和补救来恢复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的一致性。

总之,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的一致性,完成服务与合作必须进行事前和事后的沟通。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这种沟通,只能在行政过程中进行,必须通过相应的机制即行政程序来实现。这就意味着行政行为的过程性和程序性。

三、行政行为的从属法律性

(一)执法行为

在原苏联、东欧及我国法学上,人们习惯地把行政解释为管理,并将行政机关和行政权解释为“国家管理机关”和“国家管理权”。其实,从立法、行政和司法的角度上看,这是不准确的。管理与被管理,不过是命令与服从观念的翻版,也是导致“管理论”或“控权论”等陈旧或不正确观念的因素。我们认为,从行政法的服务与合作、信任与沟通的人文精神出发,行政机关和行政权是一种执法机关和执法权。从理论上说,近代分权学说的鼻祖洛克和孟德斯鸠,都是在执行法律的意义上来解释行政及行政机关和行政权的(注:参见[英]洛克:《政府论》(下册),叶启芳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94页;[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5、157页。)。马克思认为,行政就是执法(注:马克思曾经引用过黑格尔的一句话:“执行和实施国王的决定,一般说来就是贯彻和维护已经决定了的东西,即现行的法律、制度和公益设施等等,这和做决定这件事本身是不同的。这种使特殊从属于普遍的事务由行政权来执行。”马克思认为,这是“关于行政权的一般说明”。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94—295页。)。可以说,“经典作家,特别是B.N.列宁使用的是‘行政’、‘国家行政活动’、‘行政机关’的表述法,而没有使用‘国家管理’、‘管理机关’或‘国家管理机关’这些词(注:[保]斯泰诺夫等:《行政法学的基本概念》,姜明安译,载《行政法研究资料》,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36页。)。

从实定法上说,行政机关和行政权同样是执法机关和执法权。我国《宪法》第85、105条明文规定,我国国家行政机关是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执行机关,就是执行国家权力机关的法律、法规和决议的国家机关,也就是执法机关。行政机关的任务,就是主动、持续地去执行法律规范,调整各种利益关系,实现立法的意图或法律规范的目的。从上述观念出发,行政行为就是执法行为,是一种通过执行法律为公众提供服务的行为。

(二)服从法律

行政行为尽管被解释为服务行为,行政主体可以以单方行政行为来为相对人提供各种服务,但行政行为作为一种执法行为就必须受法律的约束。这是因为,行政机关的行政权源于法律。克拉勃指出:根据近代国家观念,“必须承认法律——制定的法律——不但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来源,而且是所谓主权者的权利或政府的一切构成权的基础”,“它不承认法律权力以外的其他权力,并且对于自以为是的主权者不留余地——行政法和私法间在原则上没有区别”(注:[荷]克拉勃:《近代国家观念》,王检译,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25、90、79页。)。既然如此,行政权的运用,行政行为的实施就必须服从法律,受法律的约束。“主权者从前的职务应该看作公务行政的一部分,这种公务行政的各方面,只有根据法律和普通法或者某种特别法才能够处理。”(注:[荷]克拉勃:《近代国家观念》,王检译,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25、90、79页。)狄骥认为,如果没有法律依据,则“我认为国家这种公共权力之所以绝对能把它的意志强加于人,是因为这种意志具有高于人民的性质的这种概念是想象的,丝毫没有根据的,而且这种所谓国家主权既不能以神权来说明,也不能用人民的意志来解释,因为前者是一种超自然的信仰,后者则是毫无根据,未经证明、也不可能的假设”(注:[法]狄骥:《宪法论》,钱克新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二版序言”第8.)。当然,19世纪的法治学说也产生了依法行政的观念。但是,这种法治学说却保留着法外的行政权,认为行政权和立法权、司法权都来源于具有抽象人格主体的国家。(注:参见[日]村杉敏正:《论行政处分之公定力》,载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础理论》,台湾三民书局1988年版,第175页以下。)“结果,主权者可以不受法律节制,用任何手段,甚至用限制公民自由的方法,培养公共的利益”。“这种观念给政治学说带来了一种极度的混乱,因为现在有两种权力——法律和主权者——互相冲突。倘使我们保持整个主权观念,换句话说,法以外的权力来源的观念,那么就无法解释主权者的服从法律了。倘使人们承认法律是权力的原始来源,那么便不许保持主权观念。”(注:[荷]克拉勃:《近代国家观念》,王检译,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91页。)

行政行为的从属法律性,仅仅意味着行政行为从属于法律的应然性,而并不意味着其实然性,与行政行为的界定无关。也就是说,行政行为的从属法律性,并不意味着行政行为必然合法,也并不意味着只有合法的行为才是行政行为。理论上曾有过、现在又有以合法性来界定行政行为的主张(注: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236页;刘勉义:《论行政行为与行政机关事实行为的界分》,载刘莘等主编:《中国行政法学新理论》,中国方正出版社1997年版,第118页。),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也是与《行政复议条例》、《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等实定法的规定不一致的。

(三)实质法治

行政权对法律的从属性,说明行政主体的执法服务是一种“依照法律规则所作的服务”(注:[法]狄骥:《宪法论》,钱克新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二版序言”第8页。),即依法行政。然而,服务理念导致了依法行政从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的变化。在19世纪,依法行政是以立法权、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对抗,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来实现的。在当代,依法行政则将在立法和司法的支持下及相对人的合作下得以实现。20世纪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各国纷纷抛弃了行政主体的一举一动都是有法律依据的形式法治理论,而奉行实质法治理论。实质法治理论认为,只要行政机关实质上为相对人提供了服务,服务形式或程序上的不足,即行政行为在形式或程序上的某些瑕疵,并不需要予以撤销,而可予以补正或转换,以避免因同一反复而形成的不合理和效率低下。(注:[日]室井力主编:《日本现代行政法》,吴徽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9—110页;林纪东:《行政法》,台湾省三民书局1988年版,第49、51、331页;[英]丹宁:《法律的训诫》,杨百揆等译,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以下;[德]格奥尔格?诺尔特:《德国和欧洲行政法的一般原则》,于安译,载《行政法学研究》1994年第4期。)这一实质理论已经得到各国立法的确认(注:参见《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2、45、46、47条;《西班牙行政程序法》第53条;《意大利行政程序法草案》第51、52条;澳门地区《行政程序法典》第118条;我国《行政复议条例》第42条第2项。)。我们认为,在我们这个法治程度、法治素质还不够高的大国里,要求行政机关有较高的服务效率,就更应坚持实质行政法治,相对人对此应该予以合作。遗憾的是,我们现在的立法和理论并没有走出形式法治的误区。当然,实质法治并不意味容忍行政行为在程序和形式上的违法。相反,强调行政行为的程序和形式正是当代行政法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实质法治只是寻找到了既能弥补行政行为在程序上和形式上的违法性,又能保障行政效率的结合点。

实质法治理念的确立,为行政法对行政行为的规范提供了新形式。田中二郎教授在《依法行政之原理》中对依法行政的含义进行了分析,指出:“(1)最初谓一切行政行为,均须依据法律,始合于依法行政之本义。(2)其后谓仅系侵害人民权利,或使人民负担义务之行为,必须有法律之根据,其余行为,可听由行政机关自由决定,其解释已较前为广泛。(3)迨于最近,学者谓依法行政一词,仅有消极之界限,即指在不违反法律范围内,允许行政机关自由决定而言,非谓行政机关一举一动,均须有法律根据之意,其解释与前更不相同。”(注:林纪东:《行政法》,台湾三民书局1988年版,第49页。)也就是说,最初行政法对行政行为的规范同对相对人行为的规范是不同的。相对人的行为只要不违反行政法规范的规定就视为合法,但行政行为只有在具有明确的法律根据时才能被认定为合法。当代行政法对行政行为和相对人行为则采取了相同的规范形式,即不论相对人行为还是行政行为,只要不违反行政法规范的规定都应视为合法。这是与行政行为的服务理念相适应的。

四、行政行为的无偿性

(一)无偿服务

尽管行政行为是一种服务行为,但却又是一种执法行为。因此,“在公共机关和私人机关的社会服务间有一种重大差异”(注:[荷]克拉勃:《近代国家观念》,王检译,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79页。),即行政行为是一种无偿的服务行为。当代美国学者指出:“由于政府计划的目标是为公众需要服务,并非是在赚钱的意义上盈利,甚至像美国邮政服务局等政府企业单位也不能严格地按企业方式经营。正如弗里施莱和罗斯指出的那样,国家政策要求‘所有美国公民……无论他们住在何处,都应享受同样水平和质量的政府服务。这即是说,每一个人都应靠近一个邮局——和靠近其他政府公用设施一样——无论他是生活在衣阿华州的温特塞特农区,还是生活在马里兰州的切维?蔡斯市郊。为了给这一政策注入生命力,邮政服务局必须在其不盈利的地区保持服务。有的人主张,它们实际上必须沿着美国每一个十字路口开办邮局。’虽然这种政策要增加成本,但是要保证提供服务。而私人公司在需要增加较多成本时通常不会提供这种服务。”(注:[美]菲利克斯?A?尼格罗等:《公共行政学简明教程》,郭晓来等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这是因为,在私法上权利义务是可以分离的,服务是以等价、有偿为原则的。但是,在行政法上行政主体的权利义务却是难以分离的,行政主体的权利往往又是一种职责或义务。行政行为作为法律在特定利益关系中的具体和最后的体现,是行政主体履行职责或义务的结果。义务的履行是无偿的,是不能索取报酬的,不能以等价、有偿为原则。

(二)无偿性的具体表现

行政行为实质上表现为行政主体对公共利益的集合、维护和分配。

行政主体对公共利益的集合,主要表现为对不属于社会成员的利益确认为公共利益和行政征收两类。前者如将文物、尚未为个人所合法占有的山川、土地以及无主财产宣布为公共利益。显然,将不属于社会成员的利益确认为公共利益是无偿的。至于行政征收,又表现为税收、劳役和财物的征收。其中,税收和劳役的征收往往具有普遍性,是实现社会公正的一种途径,一般都是无偿的。财物的征收往往是针对具体事件中的个别社会成员的,并非针对普遍的社会成员,一般应给予补偿。这是因为,公共负担必须平等。特定相对人的财物为行政主体所征收,被集合为公共利益,承担了其他社会成员所没有承担的义务,得不到补偿就不足以在与其他社会成员间保持平等。但是,被征收人本身也是公共利益的受惠者,征收补偿并不以等价即全额补偿为原则,而应以公平补偿为原则(注:参见陈新民:《宪法基本权利之基本理论》,上册,台湾三民书局1992年版,第407页以下。)。总之,我们可以这么说,公共利益的集合原则上是无偿的。

个人利益之所以要集合为公共利益,公众的共同利益之所以要由行政主体来代表及维护,并不是为了使某些人多占利益,更不是为了供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享受。事实上,行政主体作为一种拟制的人格主体,并不能消费利益。法律上,行政工作人员被禁止占用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的集合和维护,完全是为了进行再分配,使公众对利益的占有大体上趋于公平,即实现社会公正(注:参见拙作:《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辩证关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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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形势下,中国各级政府都应当建设服务型政府。未来中国地方政府的活动将会越来越突出这一性质,使政府从“管”老百姓转变为通过“管”好社会事务来为老百姓服好务。

关键词政府职能转换服务型政府

1服务型政府的概念及特征

所谓服务型政府,是相对于管理型、权力型、命令型政府而言,它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内,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政府。

服务型政府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政府只提供市场、企业和个人不能或不愿提供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众所周知,现代经济学普遍把产品分为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公共物品(除政策、法规外)往往是投资规模大、投资周期长,对于企业而言,投资于公共物品无利可图;对个人而言,则往往无力承担。而公共物品所具有的非排他性特征,又使得人们容易产生搭便车的心理,即某人参与了公共物品的消费,却不愿意支付或充分支付生产成本而依赖他人支付。这种搭便车的心理(以及避免被搭便车的心理)导致了集体的不理性:大家都不愿提供公共物品。这就决定了公共物品不可能由市场提供。经济学上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划分方法很好地界定了服务行政的范围:政府只应该向公众提供公共物品,而不需要也不应该涉足私人物品的生产。私人物品完全可以由市场机制实现有效率的供给,政府没有必要介入私人物品的生产。二是政府应当鼓励公共服务市场化。虽然政府应当提供公共物品,但是政府决不可以垄断公共物品的生产。即使事实上只有政府有能力提供的服务,也没有理由因此而禁止私人企业去尝试和寻求其他方法,也就是在不使用强制性权力的情况下提供这些商品和劳务的方法。人们完全有可能找到一些新的方法,使一种在过去不可能由那些愿意为之支付费用的人排他性独享的服务成为一种可供交易的服务,进而使市场方法能够在它此前无法适用的领域中得到适用。政府不得垄断公共物品的供给意味着私人和私人企业可以进入这些领域,这些公共服务行业是面向市场开放的。因此,公共物品的供给应该向私人开放,与私人不愿意提供公共物品并不存在矛盾。作为服务型政府,不仅不可以垄断公共物品的供给,而且应当鼓励公共服务市场化,因为在存在竞争的情况下,服务行政的弊端会降至最低程度,并能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相兼容。

2创建服务型政府的必要性

2.1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

服务型政府的根本任务就是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社会的要求,提供良好的市场经济发展环境。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但是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仍然较为严重,旧体制下最困难的问题被积淀下来,转型时期的特殊问题也已凸现。政府直接管理经济、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与行业垄断、假冒伪劣等问题仍然存在,这些既不符合WTO规则,也严重影响了整个市场经济体系的规范发展。服务型政府,正是改变过去政府管理中不规范、不完善的地方,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将政府主要精力放在加强与改善宏观经济调控,规范市场、创造良好市场环境,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能力等方面;使政府管理符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2.2建设服务型政府是由我们党的宗旨和政府性质决定的

我们党的宗旨是为最大多数人谋利益,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党的一切工作,都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我们党致力于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正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坚持“三个代表”的最终落脚点。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这就决定了政府所做的一切,必须是也只能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

2.3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各国政府改革的重要趋向

在席卷西方世界的政府再造之风中,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的政府均以重塑服务型政府为其主要目标。1994年,英国政府进行了“政府信息服务”的实验,1996年11月公布“GovernmentDirect”计划,提出新形态的公共服务以符合未来社会的需求。美国政府于1994年9月20日颁布了“顾客至上:服务美国公众的标准”,主张建立顾客至上的政府。同年12月,美国政府信息技术服务小组提出的政府信息技术服务的远景报告认为,改革政府不只是人事精简、减少政府赤字的问题,更需要善于运用信息技术的力量彻底重塑政府对民众的服务工作。还有新西兰的“公共服务部门之改造”以及日本的“实现对国民提供高品质服务的行政”,都体现了政府改革的目标———构建服务型政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也在创建服务型政府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先后多次进行以转变职能为重点的机构改革。

3创建服务型政府的路径选择

3.1建设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关键

建设服务型政府,首先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所谓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不仅是指公务员具有较高的业务素质,更是指公务员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强烈的服务意识。培养公务员的服务意识,必须强化公务员的职业道德、责任意识、敬业精神,提高公务员的业务能力、服务本领。具体而言,要着重强调以下三点:一是主动性。国家公务员要有主动为公众利益服务的热情,善于发现问题、了解问题,会做调查研究,能够以敏捷的反应能力去体察、了解社会客观事物,并积极预防和解决问题。同时也意味着国家公务员能够积极回应民众的需求,为其提供高品质的服务。二是高效性。行政效率是达到行政目标的最重要手段。人民需要高效率的政府,希望政府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寻找完成行政工作最迅捷、最经济的途径和方法。三是公正性。行政机关的活动以及相关的制度对任何人都不偏不倚,一视同仁。因而国家公务员在理念上,要承认社会公民具有平等的权利。政府所提供的机会和福利尽可能地在社会成员之间公平分配。在具体的施政行为中,要有一种“非人格化”的依法精神。即不因亲而优特,也不因疏而冷漠,既不因位高而特殊,也不因位低而歧视。消除个人的、非理性和感情的因素,维护社会公正与正义。

3.2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举措

根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总体要求,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中要遵循五个原则。①合法原则。即设立和实施行政审批必须符合依法行政的要求,符合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依据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必须公开。没有规范性文件依据,而依部门内文件设立的审批事项一律取消。②合理原则。指设立和实施行政审批必须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有利于政府实施有效管理。③效能原则。要求简化程序,减少环节,方便群众,强化服务,缩短时限,避免多头、重复审批,提高效率,以较小的行政资源的投入,实现最佳的政府工作目标。④责任原则。按照“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有行政审批权,就要对审批的事项负相应责任。行政审批机关不履行、不正确履行对许可对象的管理职责或者违法审批要追究责任,依照有关规定,给予有关责任人相应的纪律处分。⑤监督原则。即对行政审批机关行使审批权进行监督制约,保证合法、合理、公正地行使行政审批权,维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相对人对审批提出异议,要做出书面答复,并告知有申请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审批机关要及时处理举报、投诉,将处理结果通过适当方式回复举报人、投诉人。“合法、合理、效能、责任、监督”五项原则是相互补充的有机整体,在实际运用中,不能割裂,片面强调其中一项或几项。特别是要把握合法原则和合理原则的有机统一,即使是符合合法原则的审批事项,如果不符合合理原则,该项审批也应通过立法程序予以取消;虽然符合合理原则,但不符合合法原则,则应通过相应的立法程序,制定规范性的法律文件予以确定。

3.3建立行政服务中心是实现服务型政府目标的重要方式

行政服务中心就是将原政府职能部门的各项职能集中到一个大厅,面向服务对象统一提供对口服务。建立行政服务中心可以使公民不再需要分别找各部门科室,就在大厅内一次性解决问题,由跑多门变为进一门。与行政服务中心相配套的制度还有首问责任制和公开承诺制。首问责任制要求第一个受到咨询的公务人员负首要责任。如所询问事务属于本窗口职责范围则必须负责接待并为之办理所有事务,若不属于本窗口服务内容,则负责指点或帮助联系相关部门人员接待,不得推诿搪塞。公开承诺制度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实行政务公开。行政服务中心的一切服务项目、办事程序、服务时限及管理规章一律公布于众,对服务质量和提供速度进行公开承诺并接受群众监督。“一站式服务”、首问责任制与公开承诺制构成了行政服务中心的核心运转机制,是行政服务中心这一新生事物的新意所在。建立行政服务中心是对传统行政管理体制的变革和扬弃,是政府管理理念的一次改革和创新。行政服务中心通过将审批、审核事项集中办理,实行“一个窗口对外”、“一站式办公”、“一条龙服务”,通过“阳光下作业、规范化管理”的形式,公开所有办事过程,使行政活动过程和行政权力的运用公开化、透明化,提高权力运行的透明度,为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服务型政府打下良好基础。

3.4发展电子政务是实现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手段。

电子政务的主要目标就是建立起以为公众服务为导向的政府。发展电子政务属于政治体制改革范畴,电子政务的实施过程,就是政府打破公共服务领域的垄断,提高服务效率,更快捷、更直接和更广泛地为社会服务、为公众服务的过程。公众由此可以获得更多的公共信息资源,可以享受政府更具体、更个性化的服务。电子政务的公开性决定了上网的政府必须实行政务公开。首先是要求政府行为公开,无论是政府决策还是政府审批都不能实行暗箱操作,必须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接受人民的监督。再就是要求政务信息公开,凡是法律规定需要向公众公布的政务信息都必须上网,向公众公开。

3.5推进公共服务社会化是实现服务型政府目标的有效途径。

公共服务社会化主要是指将原来由政府承担的一些公共服务职能,大量地转移给非政府组织和私人部门,即从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完全由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业提供转变为政府利用社会的力量由社会自治或半自治组织以及私营企业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和产品,一些私营部门、独立机构,社会自治、半自治组织等社会组织都将成为公共物品及服务的提供者,为提供相同的公共物品和服务展开竞争。政府通过对社会力量的组织、利用和管理,实现公共管理和服务的社会化,以便在不增加政府规模和开支的情况下改善公共服务,提高行政效率。公共服务社会化可以使许多非政府机构加入到公共服务和产品的提供队伍中来,这样原先由政府承担的很大一部分公共管理职能转移出去,政府可以部分地甚至完全地从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专心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基础设施的建设,真正做到“掌舵,而不是划桨”,为公众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服务。这也是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前提。

要实现公共服务社会化,政府必须广泛采用授权或分权的方式,将社会服务与管理的权限通过参与或民主的方式下放给社会中的一些组织,授权并运用政策鼓励社会中介组织、社区或私营机构承担一些公共服务事业和产品。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多元利益格局的形成,市民社会的成长,大力培育、发展和规范社会中介组织,推进公共服务社会化,建立社会自我管理机制,将成为政府社会管理模式改革的实践取向之一,亦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环节。

参考文献

行政服务论文范文篇5

关键词:服务型政府;行政伦理;失范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所谓的服务型政府是一个以服务为理念,以公众为导向,以公共利益为目标,以服务公众和社会为核心职能,以创造必要文化发展环境和条件为根本任务,创立和发展广泛的社会机制和公共责任机制,可以公正、透明、高效地为公众提供满意的高质量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现代政府。构建服务型政府不仅需要完善政府的治理体制和工作机制,而且还依赖于中国整个政府的公职体系和公职人员的伦理价值即行政伦理的重塑。行政伦理的建设关乎民心向背、国运治乱和国家兴衰,影响行政管理效率和管理效益的提高,关系到行政管理目标能否实现,关系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和水平。

一、行政伦理的内涵

行政伦理是指行政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它是一般社会道德在行政管理职业上的特殊表现,是行政人员在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时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要求。在十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同志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身份提出的“四项要求”,这可以认为是关于行政伦理规范基本内容的准确、深刻的概括:第一,发扬民主、依法办事,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定不移地维护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和原则,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第二,忠于祖国、一心为民,坚持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始终做人民的公仆。第三,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学习和发扬我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崇高品德,永不自满,永不懈怠,开拓进取,不断前进。第四,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始终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为国家和人民夙兴夜寐地勤奋工作。

二、当前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分析

在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行政人员往往会置行政伦理的规范和原则不顾,导致损害公共利益的现象时常发生,公共权力经常被用来满足私利,这种情况就叫做行政伦理失范。目前我国存在的行政伦理失范有经济类失范,如贪污挪用,行贿受贿,违规经商,隐匿财产等;政治类失范,如官僚主义,权力寻租等;以及组织人事类失范,失职类失范等。造成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从宏观范围上看,中国处在社会转型期,人们的价值取向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以往计划体制时期形成的以突出政治为导向、以服从义务为标准、以自觉自律为主要形式的行政伦理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受到挑战,旧的道德规范被怀疑和否定,新的道德规范尚未定型和完善,西方资产阶级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乘虚而入,传统的宗法道德思想、等级特权思想沉渣泛起,人们的道德观、价值观被严重扭曲,必然出现行政伦理的失范现象。

第二,行政人员自身素质方面的原因。公共选择理论认为行政人员是“经济人”,他们会在政治市场上追求自己最大的效用,即权力、地位、待遇、名誉等,而把公共利益放在次要地位。行政人员虽然有私人生活和个人利益追求的自由,但因为其掌握着公共权力,就应当有维护公共生活健康的责任和义务。当公与私之间发生冲突,需要他做出选择时,如果其道德修养不高、自身素质较差,受个人利益的驱动,行政人员的行为就会失控,导致行政伦理失范现象发生。

第三,行政体制自身的问题。受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影响,我国行政体制自身存在着许多弊端。诸如政企不分,政府职能泛化;机构叠床架屋,编制缺少立法;用人制度不公开,人浮于事,因人设事,人满为患;管理目标不明确,行政效率低下;行政执法重“实体”、轻“程序”,行政监督无“法”、无“章”等。特别是目前我国处于转型期,新体制的建立完善需要一个过程,各种配套的法规、章程、制度不可能一下子健全,无形中造成许多管理上的“空档”,成为产生行政伦理失范的隐患。

第四,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孟德斯鸠曾经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当前的中国,虽然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和社会管理层面的各种规章制度建设上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和进步,对权力的社会监督和制约机制也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但与迅速发展的客观现实相比,还远远滞后。这主要表现在:一是人大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监察机关的地位偏低,无法有效行使监督权。二是民主渠道不畅,监督缺乏群众性。在各种监督中,人民的监督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但受长期封建专制思想的影响,今天我国国民素质虽有所提高,但大多数公民的主动监督意识不强,这样就谈不上监督了。三是舆论导向乏力,社会效益差。善不能尽扬,恶不能必惩。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行政伦理失范的程度。

三、行政伦理建设的路径选择

第一,要确定行政伦理准则。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首先,要发掘我国传统伦理美德的精髓,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行政伦理内涵,如掌权为公,从政为民;坚持正义,处事公平;厉行节俭,清正廉洁;忠于职守,敬业勤政;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其次,要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的公共伦理,如,中国共产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奋斗,形成主要的公共伦理价值是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言行一致,谦虚谨慎等。再次,要借鉴西方国家公共行政伦理建设的经验。在这方面,主要是通过行政伦理立法,可以总结《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执行的经验,适时出台《公务员伦理法》。同时,为了保障《公务员伦理法》的实施,应当在政府内部建立专门审查监督公务员履行行政伦理义务的组织机构,推进政务公开和加强新闻舆论监督,在制裁措施方面,不仅要使用精神激励等“奖惩手段”,还要从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等层面,将公务员履行行政伦理义务的表现与其职务升降、待遇调整等联系起来。近年来,一些地方探索公务员信用档案建设和管理的做法,就是将公务员的履职信用信息和个人生活信息等进行收集、整理,并组织评价,分为若干信用等级,与其职务升降、待遇奖惩等联系起来,起到了有效的激励约束作用。

第二,要加强对公务员的行政伦理教育。行政伦理教育,不仅要从理论上阐明行政伦理的概念内涵、价值取向、基本范畴和社会功能,更重要的是应当总结和推广我国行政伦理建设的实践经验,介绍国外行政伦理立法、制度建设和实践等方面的经验,特别要在公务员行政伦理责任意识的培养、行政人格的塑造、行政伦理冲突问题的处理能力、方法和技巧等方面加强教育研究。

第三,要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服务性行政模式

首先,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不再直接参与经济活动而主要进行宏观调控,对市场进行监督和制约,克服市场经济天生的弊端,如盲目性、无政府性、无计划性、非公平竞争及行业垄断等,保证市场健康、有序地运行。切实将政府的行为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克服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政法不分、政商不分的状态,尤其不应把社会团体政府化。杜绝官员介入经济活动、从事赢利活动等不良现象。要加快行政机构改革,对政府的规模与结构加以限制,有效防止机构臃肿、无限膨胀。其次,改革干部人事的“选拔”制度,逐步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实行竞争选举。适当提高干部薪给标准,使其符合养廉要求,以便彻底废除薪给以外的一切特权待遇。建立健全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督政的民主化、制度化渠道,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切实保障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得以真正实现。

再次,建立社会主义的服务行政模式。不仅要使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成为一种行政观念,而且要通过立法的形式将其变成一种制度。将在为社会提供优质服务这一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内化为行政人员的内在规范,使其成为一种发自行政人员内心的行为准则。将建立社会主义服务性行政模式作为我国行政改革的目标,使行政人员的道德自律获得客观保障,为行政伦理提供赖以生长的沃土。

第四,推行政务公开和电子政务。道德行为往往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在外部社会压力下产生的。由于行政管理权是种公权力,社会转型期的行政伦理建设的突破点更应着眼于构筑有效的监督。只有让群众了解事实真相,才会形成道德评价的压力。政务公开的宗旨就在于使行政管理活动处于群众监督之中,防止管理权的私化或虚假空化。政务公开应着重行政资讯公开、行政程序公开、行政依据公开、行政结果公开等。新时期的政务公开必须进行行政管理制度的创新。进(下转第74页)(上接第72页)入信息社会,电子政务正成为一个充满生机的新生事物,它的出现为政务公开提供了有效的形式与途径。电子政务是未来政务管理的主导,为建构统一、公开、公正、高效、廉洁、规范的行政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持。我国已开始了各级政府的“上网工程”,它的意义不仅仅在行政方式、管理方式的变革,而且还在于制度伦理的变革与行政伦理的变革。可以说,它是我国当前行政伦理建设的一个突破口,一个平台。现实中,政务公开与电子政务结合起来,能共同促进现代行政管理的实现,也能促进行政伦理建设的发展。

第五,要充分发挥公民的参政积极性。这就需要发挥公民社会参与公共决策和公共管理的活动,使公民不仅作为行政指令的被动接受者,还是行政管理活动双向互动的积极参与者。比如,村委会、居委会等社区自治,群众参与的政风评议、行风监督、立法和政策的建议等,干部公推公选、任前公示、离任审计中的群众监督,对于腐败行为的举报、投诉和控告,新闻舆论监督等,已经形成普遍性、经常化的公民参与方式,对于行政伦理建设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中,要特别注重发挥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社会舆论反映整个社会对人们行为的一种监督,具有明显的行为约束的优势。正确的舆论表达着社会和集体中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和意志,社会舆论主要通过对某一行政行为的褒贬向有关成员传达社会反应,指明行为准则,引导行为方向,从而起到规范行政行为方式的作用,促使行政人员遵循最起码的行政道德秩序。

参考文献:

[1]张康之.在公共行政的演进中看行政伦理研究的实践意义[J].湘潭大学学报,2005(9)

[2]教军章.行政伦理的双重向度[J].人文杂志,2003(3)

行政服务论文范文篇6

[关键词]依法行政;法治政府;地区建设

依法行政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遵循的法治原则,也是现代政府管理模式和行政观念的重大变革,要求行政机关的一切权力的来源、运行及其监督都要有法律依据。这里的“法”主要是指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和行政监督法。加快地区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把握两岸关系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完善沿海地区经济布局,推动地区和其他台商投资相对集中地区发展的重大举措;是加强两岸交流合作,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战略部署。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实施《福建省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纲要》,加快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进程,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加强监督为重点,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健全行政决策机制,规范行政权力运行,提高依法行政水平,维护社会管理秩序,为地区建设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一、当前依法行政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自党的十五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针以来,我国依法行政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积累了宝贵经验。但是成绩与问题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动力与阻力并存、紧迫性与长期性并存。要在2013年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宏伟目标是相当困难的。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依法行政体制不顺,与现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形成全方位的对接;对依法行政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认识不清,甚至认为依法行政会妨碍改革开放和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依法行政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嘴巴上“法治”、实际上还是传统的“人治”套路。

(二)对行政决策的合法性、民主性、和科学性重视不够,决策程序不完善,决策责任追究机制不健全。出现“做决策、拍脑袋;做事情、拍胸脯;出问题、拍屁股”的不良现象。行政决策失误频频发生,给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

(三)行政立法和行政规范性文件制订中存在着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利益化倾向,制订程序不规范。有的没有重视重大事项决策前的社会公示,未经公开举行听证会、论证会和座谈会,违背民主立法原则,缺乏公开透明和公众参与度,缺乏充分的专家论证。对这些“土政策”、“土办法”,受处罚的管理相对人意见较大,一定程度上伤害群众感情。

(四)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执法牟取私利现象普遍存在,缺乏严格的执法责任制度。个别执法人员习惯于抖威风、耍特权、牟取个人或部门利益,甚至在少数地方和部门形成了以案件为资源,以执法为手段,执法护违法,违法养执法,执法与违法互相依存、恶性循环的黑色“执法产业”。大搞权钱交易,大肆收受贿赂,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有的执法部门违反执法程序,雇佣没有执法权的农民当诱饵,搞“钓鱼执法”。

(五)政府解决矛盾纠纷的机制不够完善,相关部门缺乏沟通协调、各自为政。信访、调解、复议等纠纷解决方式缺乏衔接和整合,制约着政府化解社会纠纷功能的全面发挥。有的地方对社会治安综治维稳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有的行政首长处理突发性群体事件的能力不强;有的行政权干预司法权,对人民法院已经判决生效的案件重新予以处理解决。

(六)违背法制统一原则和政令不够畅通问题比较突出,如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同一位阶的法律规范之间互相冲突,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原则损害法制权威。有的部委规章违反国家法律。如2000年,国家质量监督总局违反《产品质量法》规定,出台对食品免除检验的部门规章,导致发生“三鹿毒奶粉”的严重事件。

(七)行政权制约、监督机制不够完善,导致行政权力在行政决策、行政立法和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行政执法、行政司法等方面相当程度地被滥用。行政立法比较注重设定公民责任,忽视设定政府责任;一些规范政府行为、规范自由裁量权的综合性法律法规难以及时出台,一些单行法律法规中对政府责任的规定处于空白状态或者过于虚软不具有威慑力。有的行政执法过于重视行使行政权力,不重视承担行政责任。单位内部监督由于受部门“利益关联”影响而形同虚设;外部监督尽管主体多,但难以形成监督合力,效果欠佳。

(八)公务人员的法律素质参差不齐,依法行政观念不强、执法水平和能力亟待进一步提高。有的人平时不注重政治理论和法律知识的学习,没有树立远大理想目标,宗旨意识不强。在“主人”与“公仆”问题上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有的领导滥用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贪污受贿、包养情妇;在“法治”与“人治”问题上,台上讲“法治”,台下搞“人治”;而且对法治认识不足,错误认为法治是治民、治事,不是用来治官治权的。在“政策”与“法律”关系上,没有从过去单纯“依政策办事”,过渡到既要“依政策办事”也要“依法办事”而主要是依法行政,因为法律比较明确具体,又注重程序。有些执法人员工作方式简单,态度粗暴。公务员之家

以上问题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政府的形象,妨碍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推进依法行政、服务地区建设的具体措施

(一)围绕地区建设,努力提高依法行政水平

主动对接、力求做好“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立足实际,依据地区建设的总体布局,集思广益,高屋建瓴地谋划发展蓝图;切实发挥省级依法行政示范县的辐射带动作用,要加强对省级推进依法行政示范县工作的指导,深入调研交流,推动示范县大胆创新,辐射带动基层政府依法行政。继续强化推进依法行政绩效评估工作,建立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探索开展市县政府法制建设的理论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对依法行政和政府法制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开展前瞻性和对策性研究,通过理论创新进一步指导和推进工作。

(二)深化改革创新,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公务人员应该彻底转变思想观念,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树立立党为公、执法为民理念,以人为本。变“官老爷”为“人民公仆”、变“管理”为“服务”。大胆改革创新,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对经济运行情况的跟踪分析,综合运用各种经济运行调节手段,解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加快政府机构改革,深化县乡镇机构改革和小城镇机构改革试点,进一步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工作。推进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改革,重点加快垄断性资源、公共事业和公共服务领域的开放和多元化发展,不断拓展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的领域,并逐步向基层延伸。如推行探矿权、采矿权“招拍挂”出让制度,进一步规范矿业权市场。有关部门要继续抓好市场中介组织治理工作,巩固和扩大政府与中介组织“四分开”工作成果,研究制定《市场中介组织管理办法》,促进中介组织健康有序发展。进一步开展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减少审批事项,简化审批程序,加强监督检查,并逐步完善配套制度,加强后续监管工作;继续完善和拓展行政服务中心“一站式服务”模式以及行政服务规范化做法。适应网络时代需要,积极推行网上审批、网上办事、网上服务,真正做到便民利民。继续推广运用行政指导等方式,实现管理与服务相结合。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只有真正公开透明,才会公平公正,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要进一步做好政务公开工作,尤其是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情况的公开;不断加强办事制度公开工作,着力推进政务、校务、厂务、医院院务和公共企事业单位公开工作。进一步健全新闻和发言人制度。继续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完善公开指南和目录,规范公开形式,拓展公开内容,加大主动公开力度,妥善办理依申请公开事宜,逐步完善监督保障机制。建设阳光透明和对人民极端负责任的政府。

(三)完善决策机制,促进依法、科学、民主决策

继续完善行政决策听取意见、专家论证和集体决定等制度。建立健全重大决策、重大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切实做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进一步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针对性,改进工作方式方法,认真做好对重大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审查工作,积极为重大经济社会活动提供法律服务。建立健全对重大决策事项的全程跟踪、运行监控以及问题处理机制,开展决策执行情况评估。强化对决策的监督,明确决策责任追究的主体和权限、对象和范围、程序和形式,对随意决策、违法决策、越权决策、决策失误并造成重大损失的,要追究决策机关和相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

(四)加强制度建设,增强地区建设的法律支撑

在《宪法》和《立法法》授权范围内,做好行政立法工作,认真抓好地区发展急需的规范性文件制订修订工作,切实加强对台交流与合作相关领域的立法研究,加强立法调研,先行先试,勇于创新,不断改进和创新立法方法,努力提高涉台工作立法水平,为两岸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提供法律服务。提高规范性文件的质量。完善重要规范性文件征求意见和意见采纳情况反馈制度,确保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和可操作性。推行规范性文件后评估制度,有重点地选择一至两项重要规范性文件进行后评估。严格执行《福建省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办法》,强化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继续做好规范性文件清理与汇编。

这里的规范性文件就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为执行法律法规和规章,对社会实施管理,依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的规范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组织行为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政令。它属于抽象行政行为,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国家政令。它非常切合中国实际,能解决社会现实问题,而且数量多如牛毛,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都有权制定。全国2053个县区、40161个乡镇主要靠它来解决基层问题。严格来讲,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属于行政立法范围。但今天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明天就可能上升为规章而成为行政立法。

(五)规范权力运行,推进行政执法公开透明

依法行政的重心是制约行政权力,必须全面开展规范行政权力活动。制定《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工作方案》,在各行政机关开展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工作,出台配套的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公开制度、查访制度、考评制度、责任追究制度,深化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全面落实《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的通知》,严格行政执法行为,规范行政执法程序,建立行政执法相关制度,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推进电子政务建设,构建阳光电子政务网上运行平台。将规范行政权力运行纳入平台集中运行,大力推进电子监察。依法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为。针对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研究出台相关的监管制度;在条件成熟的执法机关把规范事项从行政审批、行政处罚逐步向行政征收、行政强制、行政确认等领域拓展。继续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加强指导条件成熟的县(市)开展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加强对林业等部门综合行政执法试点工作的指导。完善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制度,进一步清理行政执法机关聘用合同工、临时工执法问题,及时换发新的执法证,完善行政执法人员资格及证件信息管理系统,并统一在政府门户网站上对外公示,接受监督。进一步建立健全行政执法责任制的相关配套制度。制定行政执法案卷评查方案,探索建立行政执法案卷评查机制、行政执法协调机制及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和责任追究机制,进一步完善重大行政处理决定、行政执法委托等备案审查工作。强化行政执法监督,积极运用法律措施保障行政权力规范运行。

(六)积极拓宽渠道,强化行政行为的监督问责

行政问责制度对政府及其公务员追究责任的制度。其本质在于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以及对过失权力进行责任追究,是责任政府的具体体现形式,其最终目的在于保证政府系统的正常运行,遏制权力腐败以及保障公众利益不受损失或损失最小化。目前,涉及行政问责的党纪国法、行政法规有《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公务员法》、《行政许可法》、《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公共卫生突发条例》等。行政问责制度在我国起步较晚,还不够完善,存在主体缺位、对象不清和事由太窄等问题。哪里突发公共事故,哪里的官员就会被免职。

必须逐步建立由党内外人士、立法、行政、司法机关、人民群众及新闻媒体、互连网络等组成的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的行政问责体系。把行政问责与行政监察、效能监督相结合。各个政府部门必须自觉接受人大的法律和工作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人民法院依法实施的监督,加强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联系与沟通,主动接受质询。认真落实《行政机关行政应诉管理规定》,养成依法办事的良好习惯,推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增强法制观念,维护法律尊严。完善政府法制与行政审判的良性互动机制,共同化解行政争议;建立科学的审计监督机制,强化民生审计和绩效审计,注重从体制、机制、制度以及政策措施层面发现和分析研究问题。强化政府法制监督,继续开展直接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和专项监督。

(七)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

认真贯彻《信访条例》,继续推行依法办理信访事项的“路线图”,全面落实抓预防、抓排查、抓化解、抓查处、抓责任的工作机制,进一步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实行综合治理,创建平安社区。认真落实预防和处置医患纠纷的医院内部沟通调解、应急处置联动、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医疗责任保险、医疗救助机制,扎实推进“五位一体”长效机制建设。强化行政复议组织机构建设,加大行政复议工作力度,进一步畅通行政复议渠道,创新工作机制,改进审理方式,提高办案质量,有效化解行政争议,充分发挥行政复议意见书和建议书的作用。完善行政复议与信访工作的协调机制,解决群众“信访不信法”、“找市长不找法院”的现实问题,引导群众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矛盾纠纷,减少赴省进京上访和突发群体性事件。积极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复议权试点工作。进一步拓展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衔接领域,深化大调解理念,构建大调解格局,探索建立以人民调解为基础、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紧密结合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工作机制。

(八)加强组织领导,持续推进依法行政

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提高思想认识。办事讲法律依据,执法按法定程序,处理问题考虑法律后果。继续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全面落实各级政府常务会议学法制度。认真学习《人大监督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重要的法律法规。继续加强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基本法律知识的培训。建立健全干部任职前和新录用公务员的法律知识测试制度;加强对法制机构工作人员及行政执法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可以邀请法学专家学者开展法制教育培训,特别是对各级领导干部开展专题法制讲座,提高领导干部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的能力。在政府新一轮机构改革中全面加强政府法制机构和干部队伍建设,重点解决县级政府法制机构不健全的问题。根据省政府的部署,开展县级政府工作部门以及乡镇政府配备兼职法制员试点工作。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制定详细的培训计划,进一步加强对市县政府法制机构、有关部门法制工作人员的培训,提高其业务工作能力和执法水平。认真落实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情况定期报告制度。继续开展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督导检查,及时总结、交流、推广依法行政工作经验,提高政府依法行政水平。

总之,依法行政是政府工作的基本准则。行政执法是依法行政的关键环节,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依法行政的核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涉及政府工作的方方面面,需要各系统、各部门互相配合、共同努力、强化责任,严格依法办事,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努力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须赔偿。为地区建设护航保驾。

[参考资料]

1、《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意见》,国法〔2009〕62号。

2、《福建省2010年推进依法行政工作要点》载于《福建省人民政府网站》

行政服务论文范文篇7

1.机构设置的迷惑。行政服务中心一般可分为中心管理层与窗口工作层,行政服务中心组建时成立委员会,为政府议事协调机构,行政服务中心管理层则是这个议事协调机构的常设办事机构。管理层的正职一般由本级政府主管领导兼任,从这一点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行政服务中心在初创时政治力量的推动起了极大的作用。管理层的副职由主管领导委派专人担任,其他管理人员属于在中心具有编制的正式工作人员。窗口工作人员由本级政府各职能部门抽调在原单位具有编制的公务员组成。行政服务中心并不是地方组织法意义上的部门,属性应划为非常设政府机构。从政府机构的纵向设置来考察,行政服务中心的体系是省—市—县(区)—乡镇的格局。众所周知,我国行政机关在纵向设置上历来都有从上而保持一致的传统。但是行政服务中心是从下而上的地方政府改革探索与创新的结果,行政服务中心目前为止还缺少中央一级的机构和关于行政服务机构的统一规定,各地方政府对行政服务中心设置与否、部门建设、职责安排、人员配置方面分歧,各地方行政服务中心运行缺乏统一规范。

2.权力匮乏的尴尬。有些条管部门因为不受本级政府的直接领导而拒绝进驻行政服务中心,块管部门虽然进驻中心,却通常把重要的和有“寻租”空间的审批事项留在本部门,对派驻中心窗口的工作人员的授权则空化,导致行政服务中心普遍存在原单位对窗口授权不充分的现象。行政服务中心管理层能否把握更多的权力在于主管领导的政治权威,一旦领导更迭或工作重心转移,各进驻部门便与管理层展开博弈,权力的诱惑和既得利益使进驻部门想方设法少下方权力或将权力收回。原单位不愿交出手中的审批权以及能由此获得的经济收益也是预料当中之事,加上行政官僚可能藉行政审批权而行“寻租”之实,因此人们对行政服务中心演变成“收发室”的担忧并不是多余的。从行政服务中心递入的申请最终人拿回原单位由领导“拍板”,形成“体外恶行循环”,行政服务中心面临着权力匮乏的尴尬。只有现行行政管理体制进行根本调整,机构设置原则进行重大变革,行政审批制度对审批主体与权限作详尽规定,行政服务中心窗口与原单位之间的权限之争才能见得分晓,这也是行政服务中心发展至今权力难以重置的一个重要原因。

挑战二:管理途径

1.人员“双重管理”的困境。学者们普遍关于行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的“双重管理”提出了质疑。行政服务中心对各服务窗口的工作人员只有监督与检查的权力,有些地方还配套了相应的奖惩措施,如奖金方面的奖惩等,大部分行政服务中心也将窗口工作人员的党团关系迁入中心,并成立了党组织,但窗口工作人员的人事关系还归属原单位管理,其工资和职位升迁等与工作人员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方面却都不是行政服务中心所能提供的,长期以往,势必会挫伤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随着行政服务中心面临无法解决的体制障碍,原单位有逐渐收回下放权力,将行政服务中心的窗口作为“花架子”,并有把其作为本单位能力不强或受到排挤的人员安置地的倾向,导致窗口工作人员与行政服务中心貌合神离。而对窗口工作人员工作绩效的管理也存在困难。即使解决了绩效管理的技术难题,也会因为缺乏相应的激励制度安排而难以为继。对行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的监督也往往限于管理层的监督和内部人员的互相监督,真正与行政服务中心服务质量相关的公民和企业法人却很少参与到监督当中,缺少话语权。

2.电子政务发展处于初级阶段。虽然各地行政服务中心将电子政府的建设放在较重要的位置,但是电子政务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行政服务中心的办公自动化程度较高,但是网上行政审批的探索才刚刚起步。大部分行政服务中心的网站还处于提供静态的政务信息阶段,动态的政务处理和与公民、企业法人的交流互动则很少见,中心的电子政务建设也没有被纳入到本级政府电子政务建设的统一规划中,离网上审批和网上监督的最高阶段更是遥远。

挑战三:法律途径

1.缺乏法律依据。有学者认为,“行政许可中心这种集中提供行政许可的模式,符合行政许可法的立法精神和关于集中审批的规定。因此,这种模式是有法律依据的”。但也有学者对此持不同态度,认为《行政许可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意味着它(行政服务中心)不是一个独立单位,更不是法定部门,而仅是联合办理、集中办理某种事的一种方式”。笔者认为正是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观点恰恰反映出行政服务中心在其合法性问题上既面临“正名”的机遇又处于如何使自身规范发展的尴尬。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实施为行政审批制度的发展明确了方向,提供了规范,为我国行政审批中存在的审批主体权责不明确、审批事项范围过宽、审批程序不规范审批时限过长等弊端提供了解题思路,但是这种级别越高的法律越体现出了规定笼统、缺乏操作性的特征,导致行政服务中心处于名不正言不顺的境地。

2.定位混乱。行政服务中心在现实中的定位较为混乱,行政服务中心在我国的产生是实践先行于理论,各级地方政府在效仿他人的同时,都结合了本地的具体情况。各地的行政服务机构的组建模式也大同小异。有些地方政府具有将发展行政服务中心作为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标杆的美好愿望,也有些地方政府不甘落于人后,急于将其打造成本级政府的政绩工程。行政服务中心作为地方政府改革的产物,但是全国性的法律规范的缺失却使行政服务中心的发展各自为政。虽然积极地探索使实践可以成为检验行政服务中心发展成败经验的重要标准,但是也为公共行政的“人治”弊端提供了衍生的土壤,有些地方政府对行政服务中心进行了具体详细的规定,其中不乏省一级的规定,但行政服务中心的定位随着领导的意愿而不同而大相径庭。行政服务中心的建立与发展如果少了行政领导的拍板与支持,任何决策都是难以实施的,相反,领导的一句话,则可以使其发展事半功倍。

参考文献:

[1]江红义,陶欢英.行政服务中心:绩效、困境与走向.北京:中国行政管理,2007,(3).

[2]郎佩娟.我国综合行政服务机构的产生、运行与完善.北京:新视野,2007,(1).

[3]刘熙瑞,钱冰.当前我国行政服务中心建设的问题与对策.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6,(3).

[4]赵永伟,唐璨.行政服务中心——理论与实践.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5.123—124.

[5]李金龙,杜倩博,陈筱敏.执行局政务超市的渐进发展趋向.北京:中国行政管理,2007,(6).

[6]贾涛,陈翔.国外一站式政府服务机构建设的做法及对我国的启示.北京:中国行政管理,2007,(5).

行政服务论文范文篇8

一、TQM理念与行政管理

全面质量管理(简称为TQM)是二战后在西方企业中广泛采用的一种管理模式,是继“质量检验管理”和“统计质量管理”理论后出现的先进质量管理理论。国际标准化组织在其IS08402标准中对TQM的定义是:一个组织以质量为中心,以全员参与为基础,目的在于通过让顾客满意和本组织所有成员及社会受益而达到长期成功的管理途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用企业精神改造政府的呼声推动下,许多国家的政府开始将企业中推行的TQM理念运用于政府行政管理,行政管理全面质量管理模式应运而生。

这种模式可以表述为:将产品生产全面质量管理的基本观念、工作原则、运筹模式应用于政府行政机构之中,以达到行政机构工作的全面优质、高效:各级政府及其全体公务员通力配合,综合运用现代管理技术、专业技术和科学方法,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服务,最优地实现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系统管理活动。通过对基层税务机关的实地调研,结合全面质量管理的质量控制理念,本文认为应对税收行政管理工作的程序、要素、质量职能、过程、不合格控制等诸多质量环节予以严密监控,以确保在税收行政管理领域实现最优服务。

二、税收行政管理工作质量分析依据TOM理论,可以将税收征收管理的质量问题分为以下三方面:

1、税收征收管理业务的质量.指税收征收管理业务满足明确和隐含需要的能力的特性总和。主要包括功能性、合法性、合理性、准确性、时间性、文明性。

2、税收征收管理过程的质量.税收征收管理业务的完成都必须经历一个过程,而过程的每一阶段又可看做是过程的子过程。如税务行政处罚就要经过调查取证、审理、告知、做出处罚决定的过程。所以过程质量问题存在于任何税收征收管理工作。要保证税收征收管理业务的质量就必须对税收征收管理进行全过程的质量控制。

3、与税收征收管理有关的工作质量。除直接参与税收征收管理过程的工作外,税收征收管理业务的完成还需要一些与税收征收管理过程间接相关的工作的支持,如资源配备、人员培训等,由于这些工作之间的整体性,一项工作的失误可能破坏其他工作,从而影响到税收征收管理业务的最终质量。所以,对每一项工作,无论是直接相关还是间接相关,都必须认真对待,保证工作的质量。

三、基于TOM的税收管理质量模式框架设计

一般而言,税收行政管理质量模式的框架应包括如下几部分:

1、质量目标.质量目标是根据质量方针的要求,税务机关在一定期间内在质量方面所要达到的预期成果。质量目标必须是可以测量的,要清楚明确,要有时间要求。税务征收管理工作的质量目标一般可以用一定期间内的税务行政复议案件和税务行政诉讼案件变更、撤销数(率)、服务承诺兑现率、纳税人满意率等指标来表示,这些指标反映税收征收管理满足依法治税或优质服务要求的程度。

2、组织结构.组织结构是税务机关为行使其职能而建立的内部组织机构及组织机构的职责、权限及其相互关系。税务机关普遍有一套现存的较为完善的开展税务征收管理工作的组织结构。但为提高质量体系的有效性,应按现代质量管理的方法和手段对现行的组织结构进行优化。

(1)成立健全有力的质量管理部门,负责质量活动的计划、组织、协调、指导、检查、监督工作。确实无条件成立质量管理部门的单位,可将上述综合性质量管理工作分解到有关的综合性管理部门。

(2)合理分解质量职能。质量职能除上述综合性职能外,还包括策划、控制、改进等职能,对这些职能应进行合理的分解,明确各部门及部门工作人员的质量职责。其中,策划应由最高管理者负责,以质量管理部门为主,负责编制质量计划,包括方针、目标和实施计划。控制一般由质量管理部门牵头,各有关部门分工合作,即发现不合格、查找和分析原因并制订改进措施,该项职能应落实到各个部门。

(3)理顺各项质量活动的相互关系,明确各部门之间和工作环节之间的接口,确保质量活动的恰当衔接。

3、程序.程序是为进行某项活动所规定的途径。只有对直接或间接影响质量的主要活动程序做出规定,才能使各项质量活动能按正确的方法组织实施,并得到适当的控制和验证。典型的程序应包括以下内容:

①目的和范围:即开展此项活动的目的及活动所覆盖的领域:

②职责:为达到上述目的,由谁来实施此项程序:

③实施步骤:按逻辑顺序把实施流程和细节排列出来;

④文件:即实施此程序所依据的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

⑤记录:实施此程序所应制作的质量记录。

一般来说,税务机关应对以下质量活动规定程序:内部沟通、质量体系文件控制、质量记录控制、管理评审、资源管理、过程实现的策划、纳税人要求识别、税收征收管理要求的评审、与纳税人沟通、采购控制、税收征收管理运作控制、标识和可追溯性控制、内部质量审核、不合格控制、数据分析、采取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

4、过程.过程是将输入转化为输出的一组彼此相关的资源和活动。质量体系是通过过程来实施的。为了建立和实施一个有效的质量体系,税务机关应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确定有哪些过程。过程和程序是密切相关的。质量活动是通过程序规定的途径和方法来进行的,而过程又是通过这些质量活动加上投入的资源来实现的,因此,程序是确保过程得以实现的前提。如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认定过程涉及到纳税人要求识别、评审、标识、质量记录控制等多项质量活动,这些活动都是通过程序规定的途径和方法来开展的。税务机关现有的税收征收管理过程可以分为税务登记、资格认定、减免税管理、发票管理、证明单管理、其他税务管理、纳税申报、税款征收、税务行政处罚、税务稽查等1O大类,其中每一大类还可以细分若干个小类。

四、税收管理TOM模式要素确定

(一)内部审核.根据此要素的要求,税务机关应定期进行内部审核(一般每年不少于2次),以确定质量管理体系是否符合标准的要求、是否得到有效地实施和保持。为此,应制定内部审核程序,规定实施审核、确保审核独立性、记录结果并向管理层报告的职责和要求,对审核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采取纠正措施。

(二)过程的测量和监控.此要素要求采用适当的方法对满足顾客要求所必需的实现过程进行测量和监控。税务机关可采取不定期现场抽查的方法对过程进行测量和监控:各部门负责人负责对本部门的过程进行现场抽查,管理层负责对整个单位的过程进行现场抽查。另外,税收执法检查,也不失为一种监控过程是否符合规定要求的好方法。

(三)不合格控制.此要素要求识别和控制不符合要求的产品,以防止非预期的使用和交付。识别不合格的途径主要有: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办理的税收征收管理业务进行自查时发现不合格;不定期现场抽查发现不合格;税收执法检查发现不合格:内部审核发现不合格。对以上各种途径识别的不合格应在程序文件中规定纠正以及对纠正结果进行验证的职责和要求。

行政服务论文范文篇9

在政府职能改革方面,政府要进一步厘定行政职能的边界,退出本应由市场和社会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坚决杜绝与民争利的现象存在,并且应基于民众的利益大力加强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另一方面,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为民众参与公共事务提供更有利的条件。公共民主的实质公共利益,公共民主的目的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而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这同时也是公共民主应有之义。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不仅是指狭义上的参与权,而且也指民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等,这些权力的行使需要一定的制度加以保障,需要一定的制度来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则可以而且也有必要提供这样的保障和条件。比如在公共决策体制的改革方面,政府的决策过程日益开放化和透明化,更多地发挥了民众在公共决策中的作用。又比如,在公共预算体制的改革方面,中国的一些地方已实行了参与式预算改革,从而使预算资金的分配真正成为公共选择的过程。2006年3—12月,国家财政部划拨专款,在哈尔滨和无锡进行参与式预算试点。所谓参与式预算,就政府拿出一部分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公共项目建设资金,让受益地区的社会公众参与项目决策过程。

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着眼于为民众提供相对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

公共民主需要公共服务加以落实,民众的基本权利也需要公共服务加以保障。因此,使民众都能享受到基本的公共服务(即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是社会主义国家公共民主的一个必然要求,相应地也是对社会主义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要求。基本公共服务中的“基本”应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是在范围上的含义,即基本公共服务包括有哪些公共服务类型。基本公共服务涉及到民众的基本权利,其外溢性显著,效益溢出的范围广泛,属于典型的纯公共产品。比如,教育总体而言是一种具有外溢的公共产品,但高等教育就不是一种纯公共产品,基础教育则是一种纯公共产品,是一种基本公共服务。第二层是在质量上的含义,即基本公共服务应达到什么样的一种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应满足于民众在公共服务上的最低消费,民众在消费这种公共服务后不再因需求得不到满足而明显的紧张感。满足不了民众的最低消费就意味着这种公共服务并没有达到“基本”的标准,反之超出民众最低消费水平的公共服务也不具备基本的含义,但却是建立在“基本”之上的。当然,随着环境的变化,基本公共服务在范围和质量上也发生着调整,比如,在国家经济比较落后的情况下的基本公共服务到了国家经济增长到一定水平时,就已经在质量上难以达到基本的要求,而无法满足民众在该公共服务上的最低消费。“均等化”则要求一个国家的民众能平等地享受到基本公共服务,它主要强调对民众基本权利的保障,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公民无论居住在哪个地区、相对经济地位如何,都有平等享受国家最低标准的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连年快速增长。但在经济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危害社会公平的不和谐因素,产生了诸如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专门研究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若干重大问题,并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体现出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只有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才能真正促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需要行政管理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首先,积极促进“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型。政府应将职能的重心放在为民众和企业提供公共服务上,应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公平正义的维护和促进上。其次,积极探索更为科学合理的公共服务供给途径和方式。政府引入多元化的公共服务主体,应有效借鉴其他组织的管理工具和管理方式,从而不断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不断提高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率。近年来,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促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方面已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比如中国政府在农村的职能从“汲取”到“给予”和“服务”的转变,这种转变体现在农业税的取消上,体现在乡镇机构的改革上,也体现在农村义务教育上等多个方面。经过这种职能的转变,农民得到了更多的实惠,农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了更为有力的保障,农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也得到了更为有效的维护。总的来看,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对中国而言仍是一个尚未实现的目标,中国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任务依然艰巨,但中国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化等方面已经取得的成绩让我们看到了更多希望,让我们对公共民主的发展也更坚定了信心。

三、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避免损害政府的权威

行政服务论文范文篇10

南通工商局开发区分局“坚持高点定位,构建服务T商”的思想指导,把构建服务工商作为规范性服务的着力点,打造“优质高效、贴心满意”服务工商的品牌,不断创新举措,努力做优做强服务,积极做好做实服务,始终把提升服务对象的满意度作为工商工作的第一追求,把服务对象的需求作为工商工作的第一信号,把服务群众作为T商工作的第一要责。近年来,该局对工商所规范化服务工作进行了积极探索。

一是在努力实现基层服务的规范化上狠下苦功。首先是端正思想认识,正确处理好规范化优质服务与加强执法监管的关系。过去有些执法人员片面地理解这两者的关系,或只谈服务不讲执法,或以优质服务为由放松监管执法。处理好服务与执法的关系十分重要,一方面通过规范化服务,提升水平,优化环境,尽心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同时,牢记职责,不辱使命,尽职尽责加强监管,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

二是在具体做法上坚持做到“四个不”。第一,问不烦。严格执行“首问负责制”,耐心细致地回答群众咨询。做到百问不厌,百问不烦,做到“一口清、一次明”;第二,难不倒。加强业务学习,努力拓宽知识面,力求从法律法规的角度,为办事者答疑解惑,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第三。气不馁。不断提高个人修养,规范自身言行举止,养成良好职业道德习惯;第四,情不偏。坚持公平公正,做到生人熟人一个样、大小项目一个样、本外地人一个样,不分亲疏,一视同仁,热情接待,笑脸相迎。

三是在四个方面狠下功夫。首先,在准确把握前置审批事项上下功夫。其次,在提高当场办结率上下功夫。建立了科学协调、高效运转的登记注册体制,对“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做到当场受理、当场办结;开辟了窗口绿色通道,使行政审批进一步提速。第三,在增强工作透明度上下功夫。通过各种形式,公开了行政许可事项的内容、范围、程序、期限和收费标准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和示范文本,印发了分局《注册登记窗口办事指南》,为申请人提供准确可靠的导向;公开了意见簿和监督举报箱、举报电话,主动接受监督,使行政权力在公平公正、阳光透明、规范有序的轨道上高效运行。第四,在落实登记责任追究制度上狠下功夫。坚持依法行政,推行行政问责制,加大行政监察和责任追究力度,大力营造公正、公平、公开、有序的市场准人环境。近年来,共办理企业设立登记近万家,变更登记8000余家,接待各类办事人员2万多人次,从未发生一起群众投诉举报事件,登记准确率达100%。公务员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