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在家族企业转型中的作用

在中国，家族企业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2002年，私营企业户数已经达到243.5万户，注册资金达到24756.2亿元，实现工业总产值15339亿元，上缴工商税收945.6亿元，吸引就业人员达到3409.3万人，社会消费品零售额7929.4亿元。调查发现，在这些私营企业中，90%是家族企业。如新希望，太太药业，格兰仕。在这些企业中，既有家庭作坊式企业或单一业主制企业，同时也有合伙制企业、共有制企业，甚至还出现了家族成员保持临界控制权的企业集团。中国家族企业的兴起是在国内经济体制剧烈变革、游戏规则不断变更的背景下产生的。家族企业以其特有的优势在激烈的竞争中逐步发展壮大，被认为是最有普遍意义的企业类型。家族企业与其在经济中所占比重相适应，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中国为数众多的家族企业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业已完成了资本的最初积累，开始走向裂变的十字路口，面临着成长的挑战。根据美国布鲁克林家族企业学院的研究，约有70%的家族企业未能传到第二代，88%未能传到第三代，只有3%的家族企业在第四代及以后还在经营。四代之内高达97%的淘汰率，家族企业的存活确实称得上是大浪淘沙。麦肯锡咨询公司研究也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17%的家族企业都存活不过三代，而只5%的家族企业在三代之后还能够继续为股东创造价值。家族企业中只有15%能延续三代以上。由此，"富不过三代"似乎是家族企业的宿命。除了像公众企业一样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家族企业的经营还会遇到自身特有的风险，如中国的家族企业在权力交接上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可见，家族企业的转型迫在眉睫，但转型又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单靠企业的努力是不够的，政府应在其中有何所作为呢？

1．要进一步完善金融制度和金融体系，并彻底摒弃对非公有制企业事实上的歧视

在西方，由于资本市场的存在，使得上市公司的并购可以在瞬间完成，不仅如此，这种并购活动的发生也可以超越空间的限制和阻隔。因此，资本市场的存在使企业的重组和企业间的并购成为十分容易的事情，而正是资本市场的这样一个功能和优势为有效率的企业的做强做大提供了可能性。

但是，恰恰是这个最重要的资本市场的功能在中国却受到政策的严厉限制。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资本市场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这样的发展还主要表现为资本市场的规模方面，或者仅仅集中在筹资功能方面，资本所有权的流动或者企业的并购没有作为资本市场的主要功能加以理解，结果，尽管允许了资本市场的存在和发展，但资本的所有权却人为地受到限制而不能在市场上自由地流动。

这些年来，中国的资本市场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受到了许多严厉的批评。总体而言，这些批评是针对中国资本市场的体制缺陷的，主要是指缺乏活力和生存能力的国有企业被鼓励和支持在资本市场上优先获得融资的权利，而大量有活力的本土民营企业却不能进入资本市场。据调查，我国民营企业自我融资比例达90.5%，银行贷款仅为4.0%，非金融机构为2.6%，其他渠道为2.9%。这意味着民营企业的发展基本上是靠自有资金滚动起来的。但较少被人指出的、甚至是更为致命的缺陷其实应该是资本所有权的不能流动性这样一个事实。由于资本所有权不许流通，大规模的和经常性的企业产权交易不能够在资本市场上发生和完成，大量有效率的本土民营企业不能顺利进入做强做大的快车道。

今天，我们谈论所谓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我看来，离开了资本市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靠单个企业自身的修行往往并不能那么容易地形成。就算企业有了自主研发和专利技术，但要迅速地在市场上成长壮大，没有资本市场的整合功能是不可想象的。说到底，大多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是企业抓住了资本市场的机遇，在市场上有效地进行企业重组和资本运作的结果。

2．完善社会信用体系

中国的家族企业大多采用的是家族化的经营方式，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这里面既有家族企业领导者和家族企业本身的原因，如家族企业领导者亲手创立发展起来的企业，不愿让外人去管理，“自己拉扯大的孩子不愿交给别人”，不愿意的原因一是对企业有感情，另外就是不放心。如1999年兰州黄河集团差点被经理人颠覆，董事长杨纪强只好又重新把他的几个儿子安排在高层管理岗位上；2001年，广西喷施宝职业经理人王唯尊因揭露企业主做假账，而他自己被老板以职务侵占和商业受贿罪加以控告，并被拘留8个月之久才被取保候审。老板和职业经理人之间龌龊不断，让很多家族企业领导者望而生畏，这说到底是社会信用不健全的问题，当然这是一个整个社会的问题，影响到的是所有企业、个人及其他主体。

社会信用体系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它至少包括3个方面：第一，规范、约束信用行为的法律体系；第二，促进企业和个人自觉履行承诺的诚信体系；第三，帮助债权方判别交易对象信用状况、违约风险、降低信用交易成本的征信体系，这三个方面构成了社会信用体系的主干。2003年年底，国家发改委启动了“联合建设社会信用体系”的示范工程，选择了北京、天津、湖北、黑龙江以及安徽五省市为试点，推动政府以及各个部门信用信息有序的开放、共享，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2004年又增加了辽宁、浙江以及福建三个试点省份。而且上海、北京、海南等省市都已着手制定本地的信用体系。有了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很多家族企业领导者就可以放心把企业管理权交给具备专业知识的职业经理人，而职业经理人也可以放手管理好企业。但我国信用体系建设还有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信用体系具体建设模式各方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健全；政府、企业和个人的信用意识不足；目前还没有形成对信用产品普遍的需求；信用中介机构还不够发达，而且其运作还有待规范；此外，对失信行为的社会惩戒机制还不完善。

3．完善职业经理人市场和培育职业经理人队伍

随着家族企业规模和经营范围的扩大，所有权与经营权集中的弊端就会出现，表现为所有者不堪管理重负和决策失误等等。此外，企业的传承也会出现问题。一般而言，家族企业的继承总是在家族内部进行，这就需要家族成员中有善于经营的人员，企业才能存活，否则企业生存就会面临威胁。这也是目前我国家族企业中大型的长寿公司为数还很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的不确定性给企业带来很大的经营风险，这时能够预测市场变化、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对企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企业家的来源仅仅限于家族内部，对企业的发展极为不利。此时采取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策略，逐步把经营权交给懂经营、会管理的职业经理人员，实现资本与管理的分工合作，将会极大的提高企业的管理运作效率，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21世纪，各国经济的竞争主要在于企业之间的竞争，而企业之间的竞争重要的在于企业高级管理者之间的竞争。

但是目前在我国，家族企业老板抱怨找不到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不愿意到家族企业去。家族企业找不到合适的职业经理人原因之一是职业经理人评判体系不健全。据有关资料显示，中国家族企业的投资者将自己直接参与管理的原因归于找不到可信的管理者的比例高达67.1%。我们认为可以把职业经理人的评判标准从两个层次来看:一是谁可以做职业经理人，二是如何评判职业经理人的信用和能力。目前国内对第一个问题研究的较多，理论界和成功企业家们对职业经理人应具有的素质做了归纳，提出了八个基本素质要求，再简单地归纳为三项就是:职业道德、职业技术、职业技巧。排在第一位的还是职业经理人应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据了解，目前职业经理人证书有多种，除了劳动部核发的职业经理人职业资格证书，还有行业协会或海外引进的，也有人事部全国人才交流中心和职业经理研究中心设立的职业经理资质评价与培训体系等。前年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2004）出台了国内第一个职业经理人标准。这个标准可以说解决了谁可以做职业经理人的问题。但是对于第二个问题，即在现实中如何评判职业经理人的信用和能力却始终难以解决。而现实却是具备经理人资格的人很多，合格的却很少，可以说经理人市场是一个“柠檬市场”，其中的次品率相当高。或者，其中的“信号”中有大量的“噪音”，企业往往难以识别“优质品”。这使得家族企业在寻找职业经理人时遇到很大困难。

家族企业找不到合适的原因之二是职业经理人市场配置机制不完善。作为职业经理人的需求方，家族企业由于长期的家族运作，他们并没有形成自己的人才配置系统，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更是相当薄弱，引入职业经理人只能靠老板个人的人际关系在有限的范围内物色人选，这样寻到的经理人往往难以适合企业的需要。在买方人才配置系统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健全的情况下，专业的中介组织就必须要发挥其重要的作用。

职业经理人不愿意到家族企业是由于雇主的价值取向和制度的缺陷，国内的定性研究显示，经理人进入民营企业的障碍主要是制度性的。张建琦、黄文锋（2003）通过实证检验指出，影响职业经理人进入民营企业最重要的因素依次为:职业发展的机会与空间、工资与福利水平、雇主对经理人的诚信、收入与晋升的公平性、企业的规模与形象等。

另外，我国企业高级管理人才还非常缺乏，充斥在企业管理岗位上的很多是不具备专业知识的，很多家族企业还是在靠经验管理，拍脑袋决策。而学校培养的人才大都多理论而缺乏实践经验。所以针对这问题，政府应该发挥作用，通过立法或者其他方式来完善职业经理人市，场尽快弥补这个薄弱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