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额信贷革新浙江模式解析

自2005年银监会正式在浙江进行微小企业（即年度产品销售额低于500万元）试点工作以来，浙江小额信贷工作已经呈现多路突进的良好局面，多种创新方式丰富多彩，“浙江模式”悄然形成。

一、“浙江模式”的内容

（一）政府的制度创新

2005年6月，浙江省在《关于开展“三年万家”微小企业培育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三年内将从信贷、管理和服务三方面培育1万家微小企业上规模。为此，浙江各级政府大胆进行了多项创新。

1.试点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模式。所谓风险补偿就是将小企业风险补偿贷款1%的不良率由各级财政消化掉，降低银行的风险。2005年度该风险补偿资金规模为4000万元，浙江工行与浙江农行为试点单位，由此新增小企业贷款40亿元。经一年的试点，该模式现已正式全面推广。2006年，年度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县市达52个，补偿单位也扩大延伸到浙江全省银行类金融机构，用于个人经营的生产型、科技型项目贷款也可纳入该补偿范围。

2.试点中小企业投融资公司。2005年12月小额贷款公司在国内创新推出，主管部门已在温州酝酿组建更高层次的“中小企业投融资公司”。从现有设计方案来看，它和小额信贷组织运作模式并无本质区别，即同样是“只贷不存”；主要业务是对中小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并联合银行、担保公司提供贷款；资金来源主要有四个渠道：法人机构入股，股份制商业银行总行入股，同业拆借（主要是邮政储蓄部分）和民间个人委托贷款业务。条件允许时可发行企业债，进而考虑吸收百万元以上的个人大额存款。

（二）银行业的业务创新

为应对银行业全面开放的竞争压力，银监会从2004年开始引导大银行关注小企业的金融服务。

1.大银行的服务对象下移。2005年2月，浙江工行、浙商银行、国开行3家银行被银监会正式确定为微小企业贷款试点银行，随后，省内各大银行纷纷宣布跟进，在制度建设、授信管理与金融产品方面进行了大量创新。例如浙江工行计划“三步走”：对小企业信贷现有贷款标准予以放宽；进一步完善对中小企业的信用评级；对贷款规模进行资本约束，施行风险限额授信。浙商银行则明确将小企业业务作为战略主业：在行业选择上以生产制造型小企业为主要目标；在支行拓展上将沿着浙商投资路线和积聚路线进行区域布点。

2.草根银行的创新奇迹。近年来，浙江的一些区域性草根银行，例如台州市商业银行（简称台商行）和泰隆商业银行（简称泰隆），在小额信贷方面成绩斐然，引起国内外关注。

（1）台商行的“小本贷款”试点。台商行把自己定位于微小企业的伙伴银行，循着“额小、面广、期短、高效”的信贷方针为本地微小企业服务（杨哲华，2006）。台商行的经营特色在于典型的人格化交易。该行有占员工总数30%的200多名客户经理，天天奔波在台州的厂矿企业与大街小巷，对地方经济的信息动态、人情世故了如指掌；面对客户的金融服务需求，操作起来得心应手。2005年11月，该行因其出色业绩而成为世界银行主导的“商业可持续发展微小企业贷款项目”在国内的两个试点单位之一。该项目主要采取资金供给与技术援助的合作方式，其中，德国国际项目咨询公司的三名IPC顾问进驻该行传授微小贷款技术，并主导设计了“小本贷款”：每笔贷款金额在10万元以下，期限在三年以内，还款采取按月等额分期方式，利率随客户贷款次数、资信状况和担保方式而有所差别。其特点在于：准入条件低、利率及定价机制灵活、风险识别准确、担保方式独特和倡导信贷文化。

（2）泰隆的“非财务信息”贷款标准。泰隆坚持“中小企业成长伙伴”的市场定位，努力做专、做精、做成有特色的区域性商业银行。针对微小企业的民营性质，泰隆尽量将信贷与企业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大股东“挂钩”，把企业的有限责任转变为这些人的无限责任；大力搜集客户信息，突破“信息不透明”障碍；坚持信贷“谁发放，谁负责，谁收回”原则；注意贷款发放后的风险控制（应宜逊，2005）。为了简化传统银行繁琐的业务流程和漫长的申请贷款时间，泰隆推行灵活有效的贷款担保方式，如股东担保、夫妻担保等辅助担保；适时推出贷款新品种，如对初创期小企业提供保证贷款等。尤其值得说的是，尽管客户都是小企业，但是泰隆信贷员不太注重企业的财务报表，他们主要以非财务信息（包括水电单、纳税单和家族经济状况等）作为放贷标准。

（三）民间的信用创新

我国民间存在有相当多的信用资源。这些组织由于比较贴近小额信贷的对象，相对比较了解借款人的情况，再加上人们往往比较重视邻里的信誉关系，故这些基层组织可以在发放小额信贷过程中作为社会信用合作组织，通过组织化的方式实现信用增级，从而有效缓解传统银行信贷过程中的抵押担保难题。

1“.萧山经验”的互助担保模式。杭州萧山区中小企业众多，小额贷款需求量较大，而这些企业不同程度上缺乏有效的抵押担保方式。对此，萧山的新做法是：中小企业和乡镇政府合股成立担保公司进行担保；其中企业以10万元为起点入股，只要当地乡镇政府和其他股东认可，该企业可获得股本金5倍的贷款额度。凡是股东企业贷款，可由担保公司出面向银行提供贷款担保凭证。入股成立的担保公司事先约定，一旦贷款出现问题，银行在处置不良贷款时，不足部分将由担保公司承担80％，并按比例分摊至每个股东，20％由贷款银行承担。上述做法实质上是一种“封闭式、会员制、非赢利”的金融担保制度（吴传震，2005）。

2.瑞安供销社的担保平台模式。温州瑞安市供销社利用身处农村、熟悉民情、贴近农民的优势成功地设立担保平台，对农业龙头企业、规模种植、养殖的农户等提供担保服务。担保平台选择农村信用联社为协作银行，基层供销社建立办事处，指定专人作为农信调查员，负责社区范围的授信调查和担保监控工作，对提出担保申请的借款人由基层供销社农信调查员会同信用社共同对其进行实地调查，担保平台审查后对借款人提供担保，信用社对经担保平台担保的借款人发放贷款。

3.传统担保公司的“桥隧模式”。韩瑞芸（2007）指出，“桥隧模式”是指在担保公司、银行和中小企业三方关系中导入第四方，包括风险投资或行业上下游企业；第四方事前以某种方式承诺，当企业发生财务危机而无法按时偿付银行贷款时，只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如企业的价值潜力未丧失），由第四方来购买企业股权，为企业注入现金流，偿付银行贷款，保持企业的持续经营，从而规避了破产清算，最大可能地保留了企业的潜在价值。整个过程中，企业只要支付正常的担保费用，并释放少部分期权，便能获得银行的低成本融资。该模式是由浙江中新力合担保有限公司率先提出。

4.银企合作创新“e贷通”模式。2007年5月，阿里巴巴网站和中国建行联手推出企业信用度贷款服务，首次将无形的“信用额度”渗入到贷款服务考核标准中。阿里巴巴的“诚信通”为此模式的核心。该数据库中所有商户的信用纪录最高达六年，由于只有发生真实交易的双方才能给对方评价，且几乎所有的可疑交易被扫描和识别，加上惩罚措施的跟进，目前的信用纪录大多是可以信赖的。此模式打破了原本横亘在银行与小企业之间的鸿沟，将网络信用度作为贷款的参考标准之一，从而使企业有效地突破了融资难的束缚，实现进一步快速成长。

二、“浙江模式”的评析程恩江和徐忠（2006）指出，当前发展中国的小额信贷，最需要的是创新，而非机械的模仿。“浙江模式”要想走的更远，下列三方问题仍然需要注意。

1.政府对小额信贷创新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府在风险补偿资金支持、信用登记系统建设、后续资金保障等方面仍然大有所为，而在金融产品创新等方面可以实行非审慎监管。

2.大银行的服务对象下移不够。纵观各大银行的现有举措，尤其从它们对小企业贷款对象的界定来看，与国际上单笔贷款不超过本国人均年GDP的1倍~3倍（孟加拉乡村银行至今平均单笔贷款在100美元左右）的数量标准存在太大差距。

3.一些创新模式的成功也存在局限性。例如萧山经验是成功地将政府信誉和银行的市场行为捆绑在一起、封闭的会员制与贴近乡土降低了信息不透明、严格的会员准入和要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中小企业集群；草根银行的成功在于发达的民营微小企业群落、银行业激烈的竞争现状迫使它们专注微小企业市场、信贷员与个体私营小客户从“共存共荣”关系中突破“信息不透明”障碍等，撇开这些特定前提容易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而桥隧模式虽然在理论上完全可行，但是实际效果要看具体操作，例如担保公司与风险投资公司的配合度，四方合作框架下整体效率问题，担保公司的风险识别能力问题等。

三、“浙江模式”的构建

缓解微型企业融资难问题，必须多方联手、多管齐下，全面推进。从长远看，还必须加快建立适应微型企业需求的融资体系，为微型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服务。

1.继续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强对微型企业贷款的支持。政府应当继续积极实施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工作，并扩大试点银行范围，增加风险补偿的财政支持资金。

2.完善微型企业担保贷款管理制度。商业银行应积极探索“六项机制”建设，努力实现微型企业贷款可持续发展。要进一步拓宽抵押物和质押物的范围，加快开发符合微型企业资产状况的抵押和质押金融产品。

3.切实加强商业银行小企业信贷服务体系建设。一是要进一步贯彻落实银监会《银行开展小企业贷款业务指导意见》精神，大力推进微型企业贷款的商业可持续发展。二是要加快培育多层次的信贷员队伍，努力适应微型企业信贷业务的特点。三是适当简化微型企业贷款的工作流程，减少审批环节、提高放贷效率。四是继续推动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积极推出符合微型企业特点的信贷方式。

4.积极引导和鼓励开发性金融扶持微型企业发展。要充分利用政府公共政策资源和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融资优势，坚持把政府、市场、金融等优势结合起来，探索运用“打包”贷款、产业集群贷款、担保机构软贷款试点等各种形式，支持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积极开展相关试点工作。

5.努力加强微型企业信用征信体系建设。要切实加强微型企业信用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市场主体信用信息档案、信用失范惩罚和警示机制、信用激励引导机制、信用保障机制，完善和强化信用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