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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与宪法价值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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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王崇英 工作单位:江南大学法政学院

一、我国社会主义宪法价值取向的变化发展

当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实现了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制度,制定了宪法性文件)))5共同纲领6。接着,1954年,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即将确立前夕,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简称五四宪法。此后,相继在五四宪法的基础上,修正制定了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和八二宪法。对这四部宪法的价值认识,也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而变化。对社会主义宪法价值取向的变化认识,笔者认为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对中国的法制建设是重视的,尤其在立宪方面功不可没。并以宪法为基础颁行大量法规,使中国开始全面走上法制化的道路。对作为主要领导者毛泽东来说,他关于对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和宪法的论述还是很多的。建国后,他的许多政论和重要讲话,实质上都是围绕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和法制主旋律而阐述的。比如,他有名的5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6、5论十大关系6、5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6等论著,都大量涉及中国宪政和宪法理论与实践。当时的毛泽东对中国宪法价值的认识建立在中国现代化目标上,即是说,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价值视作为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工具。但随着他晚年左倾错误的发生,连对宪法工具价值的认识也随之淡漠。尤其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法制遭受严重挫折。2.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作为中央第二代领导核心的主要领导者邓小平,首先进行拨乱反正,其中大量的就是对宪法、法制所遭受的破坏进行拨乱反正,大力加强法制建设,加强修宪和立法工作,使制定法大量增加,法制逐渐得到恢复。特别是,围绕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主题,邓小平对中国宪政的论述就更多了。在他有名的5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6、5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6等一系列重要讲话中,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强调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价值,开始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新要求。并强调了正确处理民主和专政、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等价值关系的重要性。可以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宪政、宪法价值的认识,在第一代中央领导核心工作的基础上,一方面,仍把宪法价值认识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工具,但另一方面,则开始认识到了依宪民主,依宪法制,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目标价值。3.以江泽民为领导核心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以江泽民为领导核心的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旗帜,在继续坚持原有价值的基础上,江泽民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在党的十五大上,正式提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并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个治国的基本方略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宪法。这表明,中国自有宪法以来,第一次以发展的姿态,第一次旗帜鲜明地确立了法治国家的价值目标。这不仅体现了中国人民对宪法价值认识的一次根本性转变,而且表明了中国社会主义宪法价值的根本取向。

二、中国现代化对宪法价值转换的新要求

中国现代化本身就包含法制现代化。考察中国现代化对宪法价值转换的新要求,笔者认为主要有如下几点:1.基本权利、义务和个人的关联从根本上说,宪法的最高价值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和秩序需要的有机统一。¹笔者很赞同谢晖先生的分析:人的本质是其个体与社会性的有机统一。个体性必然强调自由的需求指向,而社会性又必然强调秩序需要的指向;这两种需求的法律表达,应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权利主要以保障主体自由为己任,而义务以保障社会秩序为己任。º按照人的本质的自然性和社会性这两重性来看,体现在宪法价值中,自然性表现为,个人对其基本权利的要求与运用。社会性表现为个人对社会基本义务的遵守和履行。这两个方面既要求人的个体化、个性化,又要求人的理性化,即能理性地处理好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从个人与基本权利的关联上讲,应该充分尊重和保障个人的自由意志。因为,宪法基本权利的产生,本身是个人自由意志的整合,要能使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得以很好的行使,必须尊重和保障个人自由意志;否则,宪法的基本权利的价值就难以得到体现。当然,尊重和保障个人自由意志,绝非是说对那种无纪律、无政府的不属于宪法基本权利的个人自由意志也要给予保障和尊重,而是说受到保障和尊重的是符合宪法基本权利的那种共同相融的、有利于社会秩序的个人自由意志。从个人与基本义务关联上讲,基本义务与个人意志也是密切关联的。即是说,一方面,基本义务是体现社会秩序所要求个人应该遵守和履行的宪法规则;另一方面,基本义务中的宪法规则是通过个人自由意志整合而成的共同遵守、履行的准则。因而,在基本义务中也包含着个人自由意志的价值。以上表明,宪法的基本权利和义务,都体现了个人自由意志为本位的价值特征。我国是代议制民主国家,其宪法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也体现了这一价值特征。这就要求我们在执行宪法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时候,必须高度重视个人自由意志的价值。同时,个人自由意志又必须是合宪的。2.权力法定原则权力法定原则是相对过去的权力钦定原则而言,是一种发展和必然要求。权力钦定原则是前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确定的基本形式,即由君主安排和分配国家权力。这在东西方古代社会几乎是一个通理。正因为如此,才有其后洛克、孟德斯鸠、杰斐逊等强烈鼓吹的分权学说和权力制约主张»。与权力钦定原则相对的是权力约定原则,这是一种来自自然法的社会契约为基础形成的权力规定原则,其要义是使权力受制于法律,即只有法律下的权力,无法律上的权力,只有法律中的权力,无法律外的权力。从权力钦定原则和权力约定原则基本概念的比较中,可见权力法定原则来源于权力约定原则的要义,它是指权力的主体(人民),权力的执行者(官员)都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力,无法律之上或之外的权力。在当今社会,作为宪法的权力法定原则,不仅规定着国家权力的来源,而且规定着国家和公民权力的行使。如果没有权力的法定,权力的行使便没有了标准,权力的滥用到处泛滥,这只能是一种口含天宪,言出法随的权力公开放任,就会出现新的权力钦定,即现代达官贵人一人说了算,就会出现封建性的人治,而非民主性的法治;同时,还会出现权力主体(人民)的冷淡,使权力失去真义,法治国家就会成为空谈。3.法治与道德的互契随着我们经济市场化、政治化、法律化、文明化方向的确立,人们对法治与道德的关系越来越表示关切。在关切中凸现的问题是德治主位?还是法治主位?是法律化道德?还是道德化法律?这缠绕人们心际的问题,究竟应该选择哪一种价值呢?谢辉先生曾说:如果是道德化法律,则在中国依然维持了流传久远的价值结构,因此,无所谓中国法制现代化;相反,如果是法律化道德,则意味着中国精神价值的重建,意味着中国向法制现代化的必然发展。¼谢先生的这段话是明确的,他倡扬法律化道德,并把它视为中国法制现代化精神价值取向的必然趋势,这是一种极有意义的见解。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传统道德就此失去它存在的意义呢?我们要进行正确的辨析。一方面,对于那些陈旧、落后、腐朽的,凡有碍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的传统道德,的确需要清理;另一方面,对那些至今对中国现代化有促进作用的,如爱国主义、实事求是、清正廉洁、重志进取、团结协作、艰苦创业、吃苦耐劳等传统美德还是需要弘扬的。当然,在我们沿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迈向法治化时代的时候,必然也是法治为价值取向的时代。这种时代的价值主导,将是使法律充分体现道德性,使法律具有合理的道德前提和价值基础,即体现为一种法治与道德的互契。但是,在法治与道德的互契中,其法治的基础是宪法,没有宪法作法治的核心就无法法治,也无法达到法治与道德的互契。毫无头绪,任意繁殖的法律只会导致法律功能本身的严重异化,即法律成为社会发展的一大负担。½可见,在法治与道德的互契中,最根本的是宪法。有了宪法,才能有序地法治,也才能法治与道德互契,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4.权威与民众的互动从外国提供的经验来看,以英美为代表的欧美法治现代化的进程,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权威与民众互动的过程。从中国的历史经验来看,如果从清末立宪开始起步入法治轨道,中间经过清末王朝、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时期的所谓法治权威的效果怎样呢?由于当时的那些传统的权威们,不能制定良法,没有一部象样的宪法来推动法治,其权威只能随着人治而告终,最终被人民所唾弃。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则形成鲜明对比,之所以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在野变为执政,就在于能集中民意推行良法。虽然在文革也犯过错误,但始终能以人民利益为前提,坚持法制化的道路,同时也受到一定法律的约束和监督,因而,能始终保持在人民中的威望和权威,是全面推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唯一领导力量。历史经验表明,权威与法治互为因果的背后却是民众因素。除了首先体现出是否符合民众意志的法治外,还要体现出民众的权力运用,即参与和主导。如果民众的权利不能得到很好体现,不能积极参与和主导,法治就没有根基和目标。要使民众真正积极地参与和主导,必须保障人民的权利,其中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是民众权利运用的最基本条件,也是民众运用其他权利的基础。因此,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将是一种权威与民众更密切、更有效的互动。

三、现代中国宪法价值的转换

随着时代发展,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变迁,也随着人们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丰富,特别是随着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步伐的加快等因素,决定了现代中国宪法价值转换的客观必然性及其基本内容。1.现代中国市场经济宪法价值的转换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为宪法价值的转换提供了物质基础。宪法随着近代市场经济发展而产生,它必然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在市场经济中蕴含的自由、公平、效率价值与法治所包含的平等、人权精神一脉相承。人们知道,我国宪法则是孕育在商品经济不发达,市场经济落后的基础上,因此在一般市场经济中蕴含的自由、公平、效率、平等、人权等价值在旧中国孕育得相当艰难,其价值也难以得到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以宪法价值为主导的宪政体制有了一个根本性转变,其自由、公平、效率、平等、人权等价值在政治层面上占有了重要地位,也使中国人民获得了实质性的自由、平等、人权等权利。可是,新中国建立时的宪法是植根在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它虽然适应了当时计划经济的客观要求,其存在也有历史的合理性。但其后果又是明显的,在计划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只能是社会国家化,社会缺乏其应有的独立性,这也是在当时条件下宪政与民主为什么轻易被践踏的社会根源。¾但是在这根源的背后,反映的乃是一种商品生产不发达,市场经济不充分的物质基础。其宪法价值除了在政治层面体现得较充分一点外,在经济、文化层面体现不充分。后来,又似乎想找到一种办法来解决当时已出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太适应的矛盾。但选择的不是首先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生产力,而选择的是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这与客现实际要求背道而驰。因此,教训是惨痛的。尤其是在这期间,即2世纪特别是2世纪5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宪法价值的重心和基点开始从传统人权和政治领域转变成经济领域,由政治立宪向经济立宪转化,即是说,从这一时期开始,世界各国在制定或重新修改宪法中以引进或增进本国经济发展为中心内容,侧重点放在了经济建设上。呈现出宪法之经济化,或由政治宪法至经济宪法的态势。在这个时期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如韩国、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等,都将经济发展付诸实践,并成效显著。即在经济领域中以宪法特有功能创造财富,逐步消灭贫困,经济问题已出现宪法化趋势。¿面对这国际国内的宪法文化反差,痛定思痛,我国在2世纪7年代末,邓小平高扬改革大旗,而且首先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然后推进中国的全面改革,这才找到了一条发展中国现代化的正确路子,并创造了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无疑,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选择、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宪法价值的选择及其功能释放的过程,又是宪法对建筑法治国家的主要机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宪政实践已经告诉我们:因为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自发性和经济行为的自主性,除了一般法治社会环境的支撑之内化为法治经济外,还要求对政府公共权力的领域作出明确的界定,划分出公共权力所及的公共领域和个人权利所及的私人领域,经济权力同其他政府权力一样也应有限度的。这就是说,既要保障政府干预与调控经济权力的存在与高效运行,又要防止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以保障经济自由免受公共权力的过分干预与侵犯。À显然,这种经济领域中限制权力与保障权利的体现,正是宪法精神的外化和宪法价值朝着公平、效率与秩序价值的转换。2.现代中国特色政治宪法价值的转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中国特色政治,为宪法价值的转变提供了政治保证。宪法的政治价值是什么?在这一点上,虽然在理论界对其认识不尽一致,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宪法是宪政国家立宪的政治宣言。宪法的政治性表现在它规定的内容是国家制度、公民权利等政治内容。卡罗尔在5新宪政论6一书中说:宪政理论的目的在于政治建设。宪政理论最终必须找到一种对付政治生活价值评判的方法。宪政理论的使命是设计出良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Á美国学者潘恩也指出:宪法是一样先于政府的东西,而政府只是宪法的产物。Â我国学者汪习根先生也指出:宪法是在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的矛盾运动的调节之上。这些论述都强调了宪法价值在于为正义、自由、民主的美好社会设计政治制度。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宪法没有这一政治价值属性,那它与其他部门法律又有何区别?它的最高法律地位又如何体现?正因如此,各宪政国家都要在宪法里确认国家政权性质、政治主张和主权归属等问题。我国宪法也不例外。例如,我国现行宪法就明确地规定: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等等。这些规定,体现了人民主权原则,其价值在于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是正义、自由、民主的真正体现,这是宪法的最高价值。当然,在现实社会中,人民主权,正义、自由、民主,并非宪法一公布就能完全达到要求的,而是有一个比较长的发展过程,有一个从建立到不够完善到逐步完善发展的过程。目前,就我国宪法规定的人民主权、正义、自由、民主等政治状况还尚处于不够完善阶段,还存在不少问题,有些问题还相当突出,违宪事件常有发生。比如,在农村,一些村委会的村规民约规定,凡女方嫁人即收回在该村的责任田;有些地方的公司、单位拒绝员工建立工会的要求;在基层选举中,有的地方规定,公民被推荐为候选人要交纳一定的保证金;还有,一些商业单位对顾客非法搜身等等;这些都侵犯了公民的宪法权利。这些表明,人民主权、正义、自由、民主不是仅仅写在宪法里或宣传上,停留在口头上,而必须尊重宪法的价值,真实的而不是空洞的宪法价值的转换。3.现代中国特色文化宪法价值的转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宪法价值的转换提供了文化发展的方向。中国文化,远古流长,博大精深。其中宪法价值,不仅是一种宪法文化或曰宪政文化、政治文化,而且是一种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它的内容外延,既包括个人、国家、民族间的关系,它的内涵包括法治中的人民主权原则、法律至上原则、法律平等原则、权力制约原则和正当程序原则等。例如,关于宪法的民族性、大众性价值,关键是如何处理好人民与国家的关系。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现代民主国家,宪法就是为了规范、约束国家权力,即是说,宪法的这一文化价值在于:一个是给国家机关设一个范围,使得人民可以具体监督国家机关有没有越权;一个是保障公民最基本的权利,让政府和公民知道,哪些公民权利是政府不能加以侵犯和剥夺的。笔者认为,这实质上是要求实现一种民族的,大众的价值目标。国家权力能否健康正常运行,关系着国家民族的命运。但国家权力是人民的,也就说是大众的,必须保护大众利益,使国家权力和人民利益相随相依。关于宪法的科学性价值,笔者认为,必须有一个科学的正当程序,目的仍是围绕大众的问题。要使我国宪法真实地贴近百姓,让人们熟悉宪法,掌握宪法,遵守维护宪法,应有一个正当的程序。当然,中国的问题不那么简单,不仅是一个机构或制度问题,而且是一个科学而又系统的程序问题,必须依据国情,缜密论证。比如,根据我国人口众多的特点,首先,当务之急是提高公民对宪法的熟知程度,使广大公民不仅懂得用宪法来保护自己的正当权利,而且懂得遵宪、护宪、行宪。其二,根据我国地域辽阔的特点,从上而下或从下而上设立各级专门宪法法院,以便于宪法监督。其三,根据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完善立法机关和人民群体相结合的宪法监督制度,并融三者为一个系统工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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