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宪法价值的位序探索

本文作者：徐继超工作单位：武汉大学法学院

宪法学界普遍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宪法分类，宪法可分为资本主义类型的宪法与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是，国内宪法学界在研究宪法的价值问题时，都是对宪法的普适性的、抽象的价值进行研究，几乎没有学者结合我国国情，对我国当代社会主义宪法价值的位序进行专门研究。本文试图结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与国情，对我国当代社会主义宪法价值的位序展开研究，以就教于学界。宪法最先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宪法具有诸如：正义、秩序、公平、自由、人权、平等、效益、安全等普适性的、抽象的价值。问题是这些普适性的、抽象的价值与我国当代社会主义宪法价值是否完全一致？换言之，我国当代社会主义宪法价值是否等同于上述普适性性、抽象的价值？如果我国当代社会主义宪法的价值与上述普适性的、抽象的价值不能等同？那么，我国当代社会主义宪法的价值究竟是什么？我国当代社会主义宪法价值的位序如何？这里我们所说的宪法价值的位序：是指按宪法价值在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所排定的先后次序。社会主义宪法价值的位序研究，对我国社会主义宪政实践具有重大意义。它能够指导我国在宪政实践中，根据我国宪法价值重要性程度，有针对性的开展宪法价值建设。韩大元教授认为：“立宪主义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体，立宪主义的历史最早起源于西方社会，而且西方社会的发展的确为其创造了极其丰富的经验与文明成果，但它并不是西方文明的独占品，不同的文化背景与传统孕育着具有浓厚民族风格、体现民族精神的立宪主义价值体系，每一种文明在丰富立宪主义财富的过程中均处于同等地位，所创造的成果具有同等价值。……并通过对亚洲主要国家经济发展过程的分析，得出西方立宪主义原理就其基本方面而言并不直接适合于亚洲实际的结论”[1]按照韩大元教授的结论：西方立宪主义原理就其基本方面而言并不直接适合于亚洲实际。那么，西方资本主义宪法的普适性的、抽象的价值是否就能一定等同我国当代社会主义宪法价值呢？上述西方资本主义宪法的普适性的、抽象的价值是否都一样重要呢？是否存在宪法价值的位序呢？答案应该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认为，我国当代社会主义宪法价值按位序主要包括：秩序与稳定；公平与效率；自由与人权。（这里我们所说的“主要包括”，是指我国社会主义宪法价值并不仅限于此，诸如安全、民主、法治等也是我国宪法的价值。这里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选取的其中三组。）

一、秩序与稳定

英国社会学家科亨认为，所谓秩序是指以下几个方面的意思：第一、社会的可控性，即存在于社会体系中的各种调控因素，包括限制和禁止性因素等；第二、社会生活的稳定性，如某一社会持续地维持某种状态的过程；第三、行为的互动性，这是指人们的行为具有相互引起、相互补充和配合的特点，因而不是偶然的、无序的；第四、社会活动中的可预测因素，因为，在无序状态中，人们便无法预测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难以进行各种活动。[2]埃德加．博登海默认为：“秩序的概念，意指在自然界与社会进程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3]他还指出：“法律是一种行使国家强制力的威胁，从而设想法律是一种强力的秩序。”[4]因此“与法律相伴随的基本价值，便是社会秩序。”[5]宪法就是一种政治秩序。“政治秩序的意义就在于：通过为社会所公认的、能够产生出具有实际政治效能与合法性的政治权力的规则和制度，将围绕取得、保持政治权力的政治斗争纳入一定秩序的轨道，使国家政治生活保持稳定状态。”[6]我们认为，回顾法律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法律本身就是道德衰落倾向出现、社会秩序混乱、“礼崩乐坏”之后产生的，法律的出现就是为了形成社会的秩序，因而，秩序是法律价值的最高体现。所谓宪法秩序，是指在人类的宪政实践中，宪法主体之间形成的一种互动的、可控的、有序的、一致的、稳定的政治生活现实状态。宪法秩序是人类宪政实践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存在于人类宪政实践中，并推动人类政治生活的正常进行。从发生学的观点来看，宪法秩序是一种特定的制度安排和政治实践的结果。近代宪法就是为了使民主政治生活满足这种秩序建构的需要而产生的。秩序之所以能成为宪法的价值，是基于人们对社会政治生活普遍而持久的有序状态的期盼。这种期盼体现的是理想的法律秩序；法律作用于社会生活而形成的秩序是一种现实的秩序，它是执法与守法的结果。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尽管我国理想的法律秩序与现实的法律秩序之间还有差距，我们要尽快消除现实生活中，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三十年，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我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政府的权力不断受到限制，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正在形成。这一切，没有社会秩序的安定，是绝对不可能的。宪法的稳定价值对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而言，与秩序价值一样，同样是至关重要的。邓小平同志多次讲过：“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7]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8]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也指出：“社会稳定是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是改革发展的重要前提。”[9]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认识到中国必须改革开放，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切都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稳定的局面。而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从根本上依靠宪法来保障与确认。我国的改革开放、经济改革与发展，主要依靠“政策先行，宪法事后确认”的方式进行。这也是采取的渐进式、稳定的政治治理方式。从我国“八二宪法”之后的四次宪法修正案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宪法的基本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确保稳定的前提下，逐步扩大公民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与自由。历史的教训非常深刻。“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放弃了他对政治稳定问题的审慎态度，重新陷入对急风暴雨式的大规模群众阶级斗争的错误追求。”[10]结果，导致了“”和“”的发生。“五四宪法”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施，使社会陷入动荡不安，经济发展濒临崩溃，人民无法安居乐业。宪法作为根本大法，规定着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这些根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党的领导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只要在实践中得到落实，国家就能从根本上保持有序与稳定状态。近年来，由于社会的急剧转型、社会利益多元化，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依然存在。而宪法及宪法性法律，为公民不同意见表达提供了合法平台，只要我们采取宽容、平衡、协商的方式，通过合法的途径逐步解决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我们的国家就能从根本上长期保持有序与稳定状态。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秩序与稳定，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宪法的根本价值所在，同时，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需要。“精神上的自由或刚强属于个人的美德，而国家的美德在则在于安全稳定。”[11]当然，我们也认识到，宪法的秩序与稳定价值，是动态的、变化的，一旦我国法律与社会生活之间的紧张关系逐步消除了；政府权力与人民权利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民主的方式在宪法的范围内逐步解决了；政府管理行为与公民自由之间的矛盾逐步克服了，到那时，秩序与稳定在我国宪法价值中的位序可能发生变化。我们相信，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秩序与稳定仍然是我国宪法的第一位的价值。

二、公平与效率

公平是我国社会主义宪法的伦理之维。我国社会主义宪法应以公平，作为宪法的基本价值。古希腊先贤毕达哥拉斯曾说“一定要公正。不公正，就破坏了秩序，破坏了和谐，这是最大的恶。[12]”公平，作为人类追求的基本价值理应成为我国宪法的基本价值。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一切科学和技艺都以善为目的，一切之中最主要的科学则以最大和最高的善为目的，政治之学术即是最主要的科学，政治上的善即公正，也就是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13]公平原则要求“所有的社会价值———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都要平等的分配，除非对其中的一种价值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14]马克思主义者，从人的共同特性，人的共同自然本性，强调作为人类的人在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上的平等。“从人的这种共同特性中，从人就他们是人而言这种平等中。引申出这样的要求：一切人，或至少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15]宪政运行只有遵循公平的原则，在社会价值和社会利益的分配过程中协调好各个阶层的利益关系，把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差距调整到合理的限度内，才能实现社会和谐。效率，表达的是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就是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经济分析法学派首先把成本、效率等一些经济学概念与方法引进了法学领域，……从根本上讲，这是法与经济内在联系的具体而生动的体现，是基于法律担负着实现资源最大限度使用与优化配置的新使命，是基于法律对当代经济生活的全面渗透。[16]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是任何社会都不能回避的问题。关于两者的关系问题，学界已经争论很久，有的说，发展是硬道理，应该始终强调效率优先；有的说，过去经济不发达时，应该强调效率优先，现在经济已经极大的发展，应该强调公平优先。我们认为，两者并不矛盾，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割裂开来理解。只有提高了效率，才能为实现社会公平创造条件；只有实现了社会公平，才能充分调动社会各个阶层人士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效率。我们认为，公平与效率必须同时兼顾，只有这样，才能为维护和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打下坚实的基础。如果只讲效率，社会就会失去公平。“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和废除。因此，政治正义的主要体现就是制度正义。”[17]如果没有较高的效率，也不能解决我国的社会公平问题。就拿就业来说，我国人口众多，劳动者充分就业的需求与劳动力总量过大、素质不相适应的矛盾长期存在，就业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根据计算，我国城镇每年新增劳动力1000万人，加上上年结转的1400万人。按经济增长8％－9%计算，年度劳动力供求缺口仍在1300万人左右。[18]即使按照年经济增长8％－9％，我国尚有1300人失业，如果经济增长率更低一些，我国下岗失业的人口会更多，这对社会稳定也会产生影响。对于这些失业者而言，社会对他们也是不公平的。因此，我们认为，在当下中国，当社会有了秩序和稳定之后，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国家来说，公平和效率，就是最重要的问题。故此，我国社会主义宪法价值，在目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公平和效率是第二位序的价值。

三、自由与人权

自由是人类永远追求的理想目标。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由在于根据对自然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19]在人类发展的较早阶段，人类是从认识自然、战胜自然中，获取自由的。人类发展到产生阶级、国家之后，人类又从控制特权与专制中获取自由。宪政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以反对特权与专制为使命，以保障与促进公民的个人权利与自由为目标的。“而在整个西方宪政史中，始终不变的一个概念是：人类的个体具有最高价值，他应当免受其统治者的干预，无论这一统治者是君王、政党，还是大多数的公众。”[20]要保障公民的权利，就必须保障公民的自由。“自由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权利。”[21]而宪法上的自由，就是把人类合乎自然和社会客观规律的行为与社会关系，用宪法的形式予以确认和保护，使之成为一项不受任何个人与政党侵犯的权利。宪法就是以保护公民的权利与自由为使命而产生的。洛克曾言“：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为保护和扩大自由。这是因为，在一切能够接受法律支配的人类状态中，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这是因为自由意味着不受他人的束缚和强暴，而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不能有这种自由。”[22]宪法存在的理由：限制政府的权力，保证人民的权利与自由。自由作为西方宪政的普适性价值，作为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宪政建设，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在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社会权利方面具有广泛的自由。当然，我国宪法还没有规定公民有迁徙的权利与自由，我国也还存在城乡户籍双轨制的困局，由于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采取的是渐进的、稳定的政策，我国宪政也只能与我国经济的发展水平相适应。我们应该认识到，我国公民自由权利的实现，必须依靠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自由必须以我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以我国社会的全面和谐稳定为依归。人权，是人作为人依据其自然属性和社会本质应当享有的权利。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当代世界政治发展的主题。我国现行宪法对人权保障作出了明确规定，这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人权制度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宪法的产生与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英国作为现代宪法的发源地，其宪法主要由一系列的宪法性法律文件所构成。其早期的宪法性法律文件，主要是一些保障人权和限制王权的宪法性文件。如，1679年的《人身保护法》、1689年的《权利法案》、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最早将资产阶级人权理论加以规范化的应属美国1776年的《独立宣言》。该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法国1789年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进一步宣称这种权利。《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宣称：“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并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如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以成文宪法的形式确认人权的是美国1791年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即《人权法案》和同年的《法国宪法》及1793年的《法国宪法》。1791年美国的《人权法案》具体规定了公民一系列的自由和权利，包括宗教自由、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人身不受非法拘禁；保护生命、自由和财产非经法律正当程序不得剥夺等。1791年的《法国宪法》以宪法的形式确认了《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中基本人权。1793年的《法国宪法》第122条具体规定：“宪法保障全体公民的自由、安全、财产、公债、信教自由，普通教育、公共救助、无限的出版自由，请愿权、组成人民团体的权利，并享有一切的人权。”随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都基本规定了公民有人权自由。具体内容因国情而异。大致内容都与美国的《人权法案》和《法国宪法》的规定而大同小异。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以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价值目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本身不是终极目的，发展经济是为了实现我国公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发展从根本上说是与人有关的。发展是由人实现并为了人自己的。因此，发展应该从鉴别人的需要入手。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并为所有人提供发展自己潜力的机会。但是，我国公民广泛人权的实现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如，我国宪法没有规定公民的迁徙自由权，我国还存在比较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都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有关。“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23]四、结论我们认为，在我国现实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下，秩序与稳定是我国宪法价值第一位序的价值；公平与效率是我国宪法价值第二位序的价值；自由与人权是我国宪法价值第三位序的价值。在我们看来，没有秩序与稳定，无法开展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没有公平的社会制度和较高经济增长率，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广泛的自由与人权的实现，只能是纸上谈兵。我们相信，在中国社会现实的经济发展条件下得出的上述结论，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上列我国宪法价值的位序可能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