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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宪法草案初稿内容

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是孙中山的遗训。国民党完成北伐后,于1929年三大时宣布中国进入训政时期,国民政府制定并颁布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受国内外局势的影响,1932年底,国民党确定继续进行宪政准备工作,于1933年1月成立了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以下简称宪草委员会)。美国密西根大学法学博士、著名法学家吴经熊受命负责起草初稿,于1933年6月初完成《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试拟稿》(以下简称《吴稿》)。《吴稿》分为“总则”、“民族”、“民权”、“民生”、“宪法之保障”五编(篇),共214条。其中,“民族”编开启了“各民族一律平等”、“中华民族”概念入宪的先河,反映了一战后列国宪法、民族主义对民国制宪的巨大影响,是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的重要内容。

一、宪法草案以三民主义分编的初步确定

1933年1月,孙科就任立法院院长。就职伊始,即罗致专家40人,成立宪草委员会,自兼委员长,以张知本、吴经熊任副委员长。[1]依三民主义精神立法,为国民政府的主要任务。在讨论宪草委员会组织规程时,第一种分组意见即受三民主义的影响,以为将来的宪法,一定不能离开三民主义,所以主张分为五组,以便研究。一为民族组,研究关于国体、领土、主权等之问题;二为民权组,研究关于人民行使四权和民权保障之问题;三为民生组,研究关于国民生计之问题;四五两组研究关于中央和地方的政制之问题。[2](P.92)这一意见当时虽然没有被采纳,但其影响不可低估。1933年2月9日下午,宪草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到宪法草案起草程序,议决交副委员长张知本、吴经熊,委员焦易堂、傅秉常、吴尚鹰、马寅初、陈肇英审查,由张知本召集。[3]11日,有报道称,宪法起草委员会某委员谈到,起草宪法程序,究以何者为先决问题,正在会商中,现有大部分委员主张以三民主义为宪法最高范围,全部宪法,分为民族、民权、民生三章,外交、土地、经济等列入民族章内,政权、制度等列入民权章内,有关民生问题列入民生章内。此种主张,最近当可决定。[4]16日,宪草委员会开第二次会议,指定副委员长张知本、吴经熊及委员傅秉常担任宪法草案初稿主稿委员,并议决将孙科提出的根据三民主义研究宪法草案内容建议案,交原审查委员会审查。[5]审查结果虽不得而知,但孙科的主张很明确:根据我们特有的国情和时代的需要,我们所需要的宪法,是以三民主义为依归的五权宪法。[6]3月间,周一志、钟天心、邓公玄等委员在一次小组会议上提出一个宪法草案纲目的提案,内容包括基本原则、民族篇、民权篇、民生篇、附则。民族篇包含:(1)国体之规定,(2)主权之规定,(3)国土之规定,(4)国旗之规定,(5)国内各民族间关系之规定,(6)对外关系基本原则之规定,(7)其他。他们认为,五权宪法不但可以有它特殊的内容,还可以很自然地以三民主义为经,五权制度为纬,自成一种形式与体系。[6]根据这个提案,小组会议决将宪法草案分为民族、民权、民生三篇。4月21日,审查委员会开会。关于宪法编制问题,采纳了周一志、钟天心、邓公玄等委员在小组会上提出的建议,将宪法分为民族、民权、民生三篇,但详细节目由主稿人斟酌。[2](P.197-200)三位委员所拟提案,应该说代表了以孙科为首的再造派的主张。1927年后,在孙科周围,原先的“太子派”逐渐产生分化,傅秉常、马超俊等继续追随孙科,吴铁城则投靠了蒋介石。此时,又有一批青年国民党员,包括梁寒操、钟天心、王昆仑、谌小岑、周一志等,因对国民党内的现状不满而同情孙科的政治主张。在这部分人中,有人曾奉胡汉民为政治领袖,以后由于胡汉民离职,原先拥胡的人均转向拥孙。这些人参加了由孙科支持创办的《再造旬刊》的编撰工作,并在政治上积极支持孙科,因此人们习惯上把这个围绕孙科的圈子称为“再造派”[7](P.74)。国民党成立非常会议及两广国民政府时期,钟天心为宣传部主任秘书及市政府秘书,周一志为非常会议秘书而被派赴上海秘密工作。邓公玄1928年春获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适孙科由欧赴美,力邀其同轮归国,邓遂携眷与孙科偕行返沪。孙科膺任铁道部部长新命,初派邓为秘书兼机要科长,旋孙科兼任交通大学校长,邓又迁调交通大学训育主任。1929年3月,孙科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又调回铁道部任秘书兼编译科科长。1932年,孙科赴粤,邓随行,被聘为国立中山大学教授。迨九一八事变,宁粤合作,孙科又偕邓返沪至京,出席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932年的“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就是在钟天心、周一志等人奔走下,孙科约集一些在沪国民党中央委员提出来的。“孙科以政治主张被接纳为理由,于一九三三年初到南京就任立法院长;我们几个朋友都当了立法委员。立法院负起草宪法的责任……我们……也是起草委员。”[8](P.139)这里的“我们”,即包括钟天心、周一志和邓公玄。他们能成为立法委员和宪草委员会委员,都是靠孙科的提拔。当然,他们对三民主义的坚持与孙科应该是一致的,周一志甚至在国民党在大陆风雨飘摇之际,犹表示坚信三民主义,公开表达对国民政府的极度不满,宣称“对于三民主义的信仰,始终一贯”[9],“至于政府挂羊头,卖狗肉,那是另一件事;有骨头的真信徒,并不因此而动摇信念。”[10]

二、宪草委员会研究原则时围绕宪法草案纲目

“民族篇”的争论1933年4月27日,宪草委员会开第十二次会议,在大会讨论时,以三民主义分篇引起许多反对的议论。主要的反对意见有三种,其中第二种反对意见是根据民族问题而来。据吴经熊、金鸣盛所述,程中行反对的理由是:“民族问题如果在宪法里边详细规定起来,会发生很大的毛病。就是可以予野心国家阴谋的口实,也就是所谓投鼠忌器了。像现在的满洲国,也是这个问题。新疆、西藏、蒙古等地方,现在的情形,是不是这个问题呢?我们在这种环境之下,民族问题以不提为妙。一提之后,一定会发生许多问题,所以对于宪法的编制,反对以民族、民权、民生来分篇。而最大理由也是在于民族问题。”[2](P.200-201)楼桐荪反对的理由是:“民族二字,摆在宪法当中,恐怕没有这种常例。总理的三民主义讲的很好。但因为这个,就将三民主义在宪法上标出来,则不十分妥当。总理遗教中所讲美国民族同化成一国家,德国民族同化成一国家,而我们成一民族的国家,并不是认为国家内有许多民族。是希望由许多民族同化,最后要成一个纯粹的民族。理论上事实上皆应如此的。总理在当时主张我们汉、满、蒙、回、藏同化为一族。国旗上不必显然表示。所以五色旗要分别五族来,总理并不赞成的。”[2](P.201)焦易堂的理由则是:“总理所说的民族,是指世界弱小民族被压迫者而言,我满、蒙、回、藏的民族,未被压迫,他们还是当他们的喇嘛及皇帝。各方面问他们去主张什么,恐怕是没有这回事的。总理的主义,向来是王道的。如现以民族问题在宪法上提出来,虽然略略说了几句,将来恐怕发生很大的危险。不但国内生了问题,而在国外,也生了问题。国内人民一定要责备我们不应该如此规定的。”[2](P.201)第三种反对意见是根据逻辑而来。陈茹玄说:“想用民族、民权、民生来分篇,总觉得里面有点不能尽合于逻辑的地方……其次就是所说过的主权在民。而主权之规定,又在民族里边……还有一点小问题,如果在民族篇里要规定对外关系基本原则,对于国际公法承认有效,则发生问题;因为国际公法是否法律,还是一个问题。中国现在正要废除不平等条约,若在宪法里规定承认国际公法,恐怕绝对不是总理意思。总理遗嘱是要在最短期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如在宪法里规定承认国际公法,是不啻作茧自缚了。”[2](P.201-202)拥护以三民主义分篇者,如卫挺生说,“以为标明了民族篇,明白规定了民族间的关系,将引起民族问题,意思是大家不愿意民族间有问题,以为不提民族,民族问题似已解决了,我们若是观察过去的事实,可以知道这句话没有根据。民国成立二十年来,蒙古解决了没有?西藏解决了没有?都是还没有解决了。西北几省还常常有回族问题发生,这都是事实。在外国,常常有人观察中国的情形,而问你们对于少数民族有怎样保障?如果没有保障,将来还是要发生问题的。这是实在的话。一部分满洲民族已和内地同化了。一部分还是和内地人民生活不同。回民也是如此。一部分回民,他的生活习惯,一切的一切和内地人民完全不同。如果要免强的承认这个事实是和内地人民一样的待遇,终非决裂不可。从前开蒙古会议的时候,有人表示过,如果对于蒙古人不稍给他游牧生活,一定要他去开垦,将来要发生问题的。所以在宪法上对于少数民族应该给他相当保障才行。如果一点不提,恐怕不甚妥当。如果承认了这个问题,倒可以把此问题解决,否则会将问题扩大。爱尔兰所以发生问题,就是在此。瑞士由三个民族合成,能够相安无事,就是对于各个民族有相当承认的缘故。所以恐民族问题发生,而反对以三民分篇,殊不成为反对的理由。”[2](P.203-204)以上正反两方的意见,经议决交主稿人参考。但最后仍决议按三民主义分篇,具体细目则由初稿人酌定。先由吴经熊将宪法初稿全文草俊,然后由主稿人开小组会议讨论一个月,再提交宪草委员会讨论。吴经熊对以三民主义分编是完全赞同的。参与其事者陈茹玄说:“此次宪法起草委员会讨论草案原则时,对于编制,尝有剧烈之辩难。初稿人则主张以总理之三民主义分编。并力持非如此则不敢负责起草。”[11]杨公达也提到,“就编制方法来说,当开会时,吴先生是以非党员的立场,极力主张以三民主义分编;可是大多数以党员立场,不以为然。”[12]吴经熊则自述:“宪法的编制,能够像小组会议的决定,以民族、民权、民生这样的分法,本席觉得起草条文时,可免遗漏,且容易进行,当然可以担任的,否则或有另外的分编法,本席总觉得恐无前面这样分法的便利,本席是不敢担负动笔的责任的。也只有请大家另推高明了”,“关于分三篇编制的方法,我们认为比较是最便利的。”[2](P.198)吴还认为以三民主义分编是中国宪法的特点:“通常宪法意不外就政制与人民权利义务加以规定,即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德宪法已有此种含义,今就民族、民权、民生等分篇,尚为他国所未有。”[13]吴经熊对三民主义与法律的关系有自己的看法,其赞成以三民主义分编并不是出于政治上的附和。1931年4月12日青年会学术演讲,吴经熊受邀作了题为《三民主义和法律》的演说,他说:“三民主义是我们的目标,法律是贯彻三民主义的一种工具。牠们是搭档码子。前者是目的,后者为方法。”[14]在演讲中他还分别讨论了法律对民族、民权、民生的贡献。关于法律和民族,他认为法律对于民族的贡献大致有三点:法律应尽量发扬民族精神,法律为取消领事裁判权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有力工具,法律可以改良民族。

三、“民族”编之内容

《吴稿》第二编“民族”,包括第一章“民族之维护”和第二章“民族之培养”,共14条。具体条文如下:第一章民族之维护第九条国内各民族均为中华民族之构成份子,在政治上一律平等。第十条中华民族以正义和平为本,但对于国外之侵略强权,政府应抵御之。第十一条他国以武力侵占中华民国之土地,不得以媾和或订立和平条约割让之。第十二条秘密条约为民族主义所不容,应认为无效。第十三条中华民国与各友邦缔结条约,应基于国际平等、互尊主权之原则。其有违反此原则者,应设法修改或废除之。第十四条国际法上公认之规章,凡不背本宪法之精神者,视与中华民国法律有同等之效力。第十五条国内之弱小民族,应扶植之,使有实行自治之能力与充分发展之机会。第十六条侨居国外之中华民族,应由国家按其情形保护并扶植之。第二章民族之培养第十七条婚姻为民族发达之基础,应受国家之保护。男女两性应本平等互助之精神,共谋家庭之幸福。患精神病及其他遗传性之恶疾者,有贻害于民族及社会之危险,得以法律禁止其婚姻或防止其生育。第十八条妇女在生产前后,应由国家按其家庭环境、身体状况,予以相当之保护。第十九条未成年之男女,应由国家按其知识程度、身体状况,予以必要之保护。第二十条非婚生子,应由国家保护之,使与婚生子享有生存及发展能力之均等机会。第二十一条民族地位之提高,端赖教育。为父母者,于其子女之德智体三育,应注意之。孝敬父母乃中华民族固有之美德,为子女者,应遵守之。第二十二条有关历史、文化、艺术之古迹古物,应由国家保护或保存之。[15]对以上内容安排的考虑,吴经熊说:民族编之规定,可大别为二项:(1)关于民族之维护者。凡足以促成民族间之平等,维持民族间之正义,及避免民族间之冲突者,皆属之。(2)关于民族之培养者。凡足以充实民族繁兴之能力,发扬民族之美德,提高民族之地位者,皆属之。[2](P.212)关于民族间平等之促成,见于第九、十三、十五、十六条。吴经熊说,该数条大都系根据《建国大纲》第四条,以促成民族之地位均等为目的,实为民族主义之基础。[2](P.212-213)《建国大纲》第四条说:“其三为民族,故对于国内之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对于国外之侵略强权,政府当抵御之;并同时修改各国条约,以恢复我国际平等、国家独立。”[16](P.127)包括对内对外两个方面,但没有涉及国内各民族平等。所以第九条应源于《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民族主义的对内方面。第十五条来源于《建国大纲》第四条对内方面。这两条规定的是民族主义的对内方面。第十三条之设,是为规定缔结条约的基本原则。一方面使政府日后与外国缔结条约,知遵守平等之原则,不致再缔结损己利人之条约,一方面使国人对于以往的不平等条约,努力设法废除之。[2](P.262)第十六条涉及侨民则是因为华侨于国家前途,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主张重视和保障其利害。[2](P.264)这两条系对外方面。以上四条反映了吴经熊对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理解和取舍。关于民族间正义之维持,见于第十、十一条。第十条主张自卫而反对侵略,吴称不仅与《建国大纲》第四条之精神相合,即与欧洲先进国家之宪法,及最近国际盟约亦属一致。第十一条与第十条实有连带关系,所以确立反抗不合正义之侵略态度。法国1793年之宪法第一二一条之规定略与此同。[2](P.213)吴氏鉴于国土为强敌以武力占据,所以领土完整的问题,在中国成为最关重要的问题,因而对保存领土的完整特详为规定。这两条均为保持领土完整的方法。[2](P.259)关于民族间冲突之避免,见于第十二、十四条。吴氏认为一战为列强秘密条约所引起,秘密条约是世界和平的大障碍,国际联盟章约前文及第十八条皆否认秘密条约。欧战后列国宪法因遵守国际联盟规章而有否认秘密条约之规定。宪法保障国际法规则的效力,成为一战后国际的趋势。[2](P.261)这两条一则主张条约公开,一则主张国际规章之尊重。直接所以维持民族间之信义及亲善,间接所以避免民族间之冲突。外国宪法中采此项规定者亦不乏其例。故前项规定,于学理上及事实上,均有相当之根据。[2](P.213-214)关于民族繁兴能力之充实。充实民族繁兴能力之道,约有二端:(1)巩固民族之基础,即婚姻与家庭之关系。(2)按各个人之需要,予以保护及扶助。前者见于第十七条,后者见于第十八条至二十条。[2](P.214)关于民族美德之发扬。中华民族固有之美德,本非一端,惟其与家庭有关系者,当首推孝敬。为巩固家庭之基础起见,应提倡之。故于第二十一条第二项设此规定。[2](P.215)关于民族地位之提高。欲使民族之地位提高,首须注重教育。而教育之实施,非专恃国家之监督所能奏效,必为父母者就近予以深切之注意,始克竞其全功。第二十一条第一项之设,即缘是故。古迹古物直接关系民族文化,间接关系民族地位,殊有保存或保护之必要,故设第二十二条之规定。[2](P.215)吴氏又说,第二章“民族之培养”第十七、十八、二十一诸条,是为维护家族制度。他认为,“欧美的社会组织,是以个人为单位。而中国的社会组织,则以家庭为单位。但是现在的欧风美雨卷地而来,动摇了中国家庭的固有组织。关切世道人心的人们,心焉忧之。”[2](P.262-263)《吴稿》对此深为注意,故有第二章相关各条的规定。吴经熊还宣称,注意国际的新趋势(保障国际法规则之效力、否定秘密条约、规定缔结条约之基本精神)、维护家族制度均为《吴稿》特色中之荦荦大者。[2](P.260-264)可见,“民族”编所谓的“民族”,时而指中华民族之构成分子,时而指国家民族层面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时而指国家。严格来说,真正涉及“国内各民族间关系之规定”的,只有第九条和第十五条。具体条文内容,第十六至二十二条与吴经熊对三民主义与法律关系的认识、宪草委员会第二研究组的讨论、一战后列国宪法、《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等有关。在《三民主义和法律》的演讲中,吴经熊在阐述法律应尽量发扬民族精神时说,民族的优良特性“应该竭力保守勿失,并且竭力培植,务使牠们开花结果,弄得万紫千红蔚为大观。”[14]在阐述法律可以改良民族时他说,通过法律规定恋爱自由,结婚自由,夫妻愉快,可以产生活泼伶俐而且强健的小国民,使民族得以渐渐地转弱为强。再如鸦片和花柳病为害民族很大,法律可以用处罚的方法强迫人民戒烟,也可以对生花柳病的人的种种行为加以相当的制裁,例如准许对方解除婚约及离婚,以免除及减少花柳病的传染害其民族。1933年3月9日,吴经熊在宪草委员会第五次会上报告第二研究组关于人民权利问题审查结果二十八项。其中,对第二十二项“婚姻为民族发达基础,受国家之保护。男女两性在家庭中,应以互助平等为本”,议决修正为“婚姻为民族发达之基础,受国家之保护。男女两性,有平等之权利及互助之义务”。对第二十四项“非婚生子之地位,应与婚生子同”,议决修正为“非婚生子应受国家之保护”。因为婚生子有他父母保护,国家不必再行保护;私生子所以要保护的道理,就是恐怕东抛西丢的缘故。对第二十五项“未成年之青年男女,有受国家特别保护及扶助之权”,议决修正为“未成年之青年男女,应受国家特别保护”。对第二十八项“侨居外国之中华民国国民,应保护并扶助之”,议决照原案通过。[17]3月16日,吴经熊在宪草委员会第六次会上报告第二研究组第三次讨论人民权利问题补充事项及人民义务问题决定事项经过。关于人民权利问题补充事项,对第一项“妇女在生产前后及哺乳期间,依法受国家特别保护及扶助”,议决修正为“妇女在生产前后,有依法受特种保护之权”,将原案“及哺乳期间”五字删去。因哺乳期间意义甚广,医学上解释的很多。关于妇女生产时之保护,在德国所以规定详细的理由,是因为该国在欧战之后男子死亡很多。有许多女子,全都不能正式结婚。说到我国,无论国家或地方对于妇女产期的保护,经济力量甚为薄弱。所以若规定为产前产后保护,此种保护时间的长短,全看国家力量如何,可随时斟酌,或定为几个星期,或定为三五个月均无不可。若定为哺乳期间,则其保护的期间,自有一定,不容伸缩,未免规定过于呆板。至于特别扶助,亦可无须,特别保护,也就是特别扶助的意思了。关于人民义务问题,对第五项“人民有教育子女之义务”,议决照原案通过。委员黄右昌临时提议添加“人民有孝敬父母之义务”一条,其所以主张增加此条,是因为总理在民族主义第六讲说,要能够把忠孝两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我们遵行总理的遗教,也不得不有这一条的规定。该条经议决通过,列在第五项之前。所以原第五项“人民有教育子女之义务”变为第六项。[18]可以看到,《吴稿》“民族”编第一章“民族之维护”多系宪法草案纲目拟案“民族篇”中“国内各民族间关系之规定”,“对外关系基本原则之规定”的具体化,第十六条则源于人民权利问题第二十八项;第二章“民族之培养”第十七条前两项源于人民权利问题第二十二项,第三项源于《三民主义和法律》中的“法律可以改良民族”,第十八条源于人民权利问题补充事项第一项,第十九条源于人民权利问题第二十五项,第二十条源于人民权利问题第二十四项,第十六、二十一条第一项源于人民义务问题原第五项,第二项源于人民义务问题第五项。吴经熊说第十七、十八、十九、二十“此数条皆以原案为根据,惟措词上稍有出入”[2](P.215)。实际上,第十六、二十一条也源于“原案”。所谓“原案”,即宪草委员会讨论案。美国西北大学法学博士、律师田鹤鸣指出,《吴稿》第十七条,《德意志国宪法》(1919年8月11日公布)第119条、《丹济自由城宪法》(1922年5月11日公布)第80条、《希腊共和国宪法》(1927年6月2日公布)第24条、《立陶宛宪法》(1928年5月15日公布)第99条、《西班牙共和国宪法》(1931年2月9日公布)第43条均有相似规定,但对于患精神病及恶疾者,未有限制其婚姻或生育的规定;第十八条,《德意志国宪法》第119条、《立陶宛宪法》第99条、《希腊共和国宪法》第24条、《丹济自由城宪法》第80条、《西班牙共和国宪法》第43条,有相似规定;第十九条,《德意志国宪法》第122条、《丹济自由城宪法》第83条有相似规定;第二十条,《丹济自由城宪法》第82条、《西班牙共和国宪法》第43条,均有相似规定;第二十一条前半段,《德意志国宪法》第120条、《丹济自由城宪法》第81条、《西班牙共和国宪法》第43条,有相似规定;第二十二条,《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58条有同样规定,故本条系保留训政约法。该条所规定者,《德意志国宪法》《西班牙共和国宪法》均有相关规定。[19](P.264-267)《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的颁布晚于《德意志国宪法》,早于《西班牙共和国宪法》,所以,其第58条可能受《德意志国宪法》第150条的影响。至此,宪草委员会第二研究组所讨论各项究竟由谁提出已难知其详,亦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条文几乎都参考和借鉴了一战后列国宪法,充分注意到了宪法的国际趋势。

作为孙中山遗教之一,三民主义被奉为训政时期国家最高根本法,是国民政府立法的依据。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宪草委员会确定“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以三民主义分编,是采纳该会委员周一志、钟天心、邓公玄所拟宪法草案纲目提案的结果。该提案应代表了以孙科为首的再造派的主张,其拟订与提出或许是再造派的共谋。但是,三民主义分编方案在宪草委员会研究宪法草案基本原则时引起激烈争论。争论主要围绕宪法草案纲目提案“民族篇”展开,以“国内各民族间关系之规定”为主,兼及对外关系基本原则、承认国际公法有效及主权之规定。关于“国内各民族间关系之规定”,提案中并没有具体内容,却成为争论焦点,表明大家都认为“国内各民族间关系之规定”是否入宪,事关重大。反对者担心规定了会分化中华民族,甚而危害国家统一;赞成者则担心不规定会使民族问题更加严重。双方的本意都是值得肯定的。吴经熊认为三民主义与法律是目的与方法的关系,对三民主义分编十分赞同,并称其为中国宪法的特点,所以反对意见未影响初稿的起草。《吴稿》“民族”编第一章“民族之维护”多系宪法草案纲目拟案“民族篇”中“国内各民族间关系之规定”、“对外关系基本原则之规定”的具体化;第二章“民族之培养”以充实中华民族繁兴能力,保持家族制度,提高中华民族地位,发扬中华民族美德为目的,体现了吴经熊对一战后列国宪法的认识与借鉴,对孙中山民族主义的理解与取舍以及对促进中华民族发展的思考与探索。《吴稿》首次规定“国内各民族均为中华民族之构成份子,……一律平等”虽然存在中华民族由国内各民族构成这一整体与部分用同一名词、民族套民族的逻辑矛盾,但强调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前提是各民族同属中华民族,作为构成分子,各民族及其成员必须首先认同中华民族。在学术界强烈呼吁“中华民族”入宪[20]的当下,《吴稿》或许不乏参考价值。

作者:娄贵品 单位: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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