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刑法”理论的反思

摘要：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科学技术渗入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人们在享受各种科学技术所带来的便利条件的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针对这种风险，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曾提出“社会风险”理论，而作为对这种“社会风险”理论在刑法学层面的回应，“风险刑法”理论在西方国家一时兴起，并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就我国社会而言，其正处于社会的转型与变革时期，“风险刑法”理论的引入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对于这种理论的实际作用，笔者认为应该保持一种审慎的态度。

关键词：风险社会；风险刑法；一般预防

一、风险刑法理论的产生与兴起

这种风险与传统的自然风险存在着本质的差别，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风险的人为化。与传统的地震、海啸或火山爆发有所不同，风险社会中的风险，主要是指由于人类自身的社会活动引起的一系列风险，这种风险更多表现在人为因素层面而非自然因素。第二，风险的多样化。这种多样化的特征，不仅体现在诱发风险的原因多种多样，同时也体现在风险所造成的结果多种多样。第三，风险的全球化。风险社会所具有的风险，并非传统社会风险那样，局限于某个地域或者某个国家，而呈现全球化特征，换言之，某种微小风险的发生，经常会导致“蝴蝶效应”般的全球化危害后果。“风险社会”理论的兴起与发展，对于以保护法益为核心的刑法理论提出了一定的挑战，对于传统的结果无价值的刑法观念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作为在理论层面上的回应，“风险刑法”理论由此产生，并以其强大的吸引力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一时间，在西方诸多国家引发了讨论。这些讨论进一步促使了“风险刑法”的发扬与壮大。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与变革时期，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重大民生问题日益严重，交通事故、工程事故等问题也日益凸显，这些现实情况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反思。而在刑法学领域，有学者顺势引入了“风险刑法”理论，进而引起了我国众多学者的广泛讨论。

二、我国刑法对于“风险刑法”理论的回应

“风险刑法”，也可以称之为“安全刑法”，实质上，就是以社会保护取代法益保护而作为刑法理念的基石，从全社会利益的角度出发制定与实施刑法。与传统的刑法观念相比，“风险刑法”更加侧重于积极的一般预防作用，强调刑法作为社会保障手段介入的前置性与主动性。就“风险刑法”而言，主要有以下两个特别显著的特征征：第一，刑法规制范围的广泛性。在传统刑法领域，特别强调刑法的保障性与谦抑性，而“风险刑法”更加重视刑法对于社会利益的保护，因而其打击面呈现不断扩张的趋势，主要表现在将许多行政违法行为上升为犯罪进行惩治。第二，刑法介入的前置性。该特点实际上与前项特点是一体两面，一个问题的不同角度说明，“风险刑法”打击面的广泛性必然导致刑法介入社会治理的前置性。从这个意义上讲，“风险刑法”的广泛性与前置性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不同侧面而已。改革开以来，我国国民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观，国家整体经济实力也有所提升。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科学技术的普及，国民生活中所面临的风险较于从前也所有增加，这是一个不可否认且客观存在的事实。面对生活中所存在的这种风险，民众普遍的呼声是加大对于此类风险行为的打击力度，以保障国民生活的安稳。作为对于这种呼声的回应，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修正案(八)》)中增设了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危险驾驶罪”，对于醉酒驾车以及追逐竞驶的行为进行规制，将原来由行政法规处理的一般违法行为上升到犯罪层面进行打击。不久后，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修正案(九)》)中对于该条文进行了修改，增加了从事校车业务人员严重超载超速与违规运送化学品两种行为方式。面对我国人均汽车保有量的增长，面对交通事故的频发，立法机关为了有效的控制与降低该种风险，对于危险驾驶行为予以重点打击，前置性的动用刑法手段惩治此类行为，与其说这种立法意图与“风险刑法”理论不谋而合，倒不如说，这是我国刑法领域对于“风险刑法”理论的一次回应。

三、我国视角下“风险刑法”的评述

实际上，自“风险刑法”理论引入我国以来，就产生过很大的争议。就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社会风险而言，“风险刑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矛盾，降低风险，具有现实意义。但笔者认为，过分的依赖“风险刑法”解决上述问题，即不科学，也不可取，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风险刑法”体现了重刑主义的残余，不利于我国法治国家的建设

诚如所言，“风险刑法”侧重于刑法的积极一般预防作用，这种倾向使得“风险刑法”在实现对国民安全予以保障的同时，对于一些生活中所允许的风险行为进行了过度的规制。我国法律文化源远流长，其中不乏优秀的法律思想，但由于我国封建专制的历史过于漫长，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等特质决定了我国法律文化中重刑主义思潮十分浓厚。当“风险刑法”的理念与我国重刑主义思潮相互交织，所产生的不良化学反应是显而易见的，而这种反应不利于我国法治国家的建设。法治国家的理念体现在刑法层面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与落实，该原则最基本的要求即“无法无罪、无法无刑”。然而“风险刑法”对于行为规制的出发点却是所谓“国民的安全”，而非“法益保障”，这种理论本身就蕴含了重刑主义的思想残余，在强调法治国家建设的今天，具有明显的消极意义。

(二)“风险刑法”忽视其他法律规范作用，不利于我国法治体系的建设

法治体系，是一整套规则治理的集合产物。一个国家法治体系的建设，仅仅依靠刑法是不可能实现的，还必须动用诸如行政法、民法等其他法律规范。刑法作为保障法、补充法，在一个国家法治体系中扮演着“守门人”的角色，只有在其他的法律规范对于社会调整失灵的情况下，才可以考虑动用刑法。法治体系的建设，其本质就是建立一整套完备的法律规范，在对社会进行综合治理的过程中发挥各种法律规范应有的作用，从而实现对于国家与社会的规则治理。而在这一整套的法治体系当中，每一部门法都有其自身的价值，彼此之间不可相互取代。刑法作为一种最严厉的法律规范，如适用不当，危害性难以估量，因此，对于刑法的适用，就要特别强调谦抑性的作用。而谦抑性就意味着刑法的适用要自我控制。要达到这种自我控制的目的，就要求必须穷尽其他法律规范的作用，换言之，在对国家与社会进行治理的过程中，应优先选择行政法律规范与民事法律规范，而非刑法规范；只有在前述法律规范失效的情况下，刑法才可以作为保障法、补充法的角色出现在国民生活领域。综上所述，“风险刑法”理论的产生与兴起，具有一定的现实因素，而该理论引入我国，也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但作为理论研究者，我们对于“风险刑法”理论所蕴含的“风险”必须有充分的认识，并始终保持清醒与审慎的态度。

作者:李永齐 单位:西南科技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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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明楷.“风险刑法”若干刑法理论问题的反思[J].法商研究,2011(5):8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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