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刑法的改革探究

时间:2022-10-26 04:28:47

环境刑法的改革探究

本文作者:张光君工作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一、环境刑法的合法性危机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5人类环境宣言6中明确宣称: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是关系到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幸福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迫切希望和各国政府的责任。以环境刑法惩处严重危害环境行为的进步观点,也在这次大会上得以提出。从此,各国纷纷运用科技、经济、行政、法律等多种措施应对环境危机,世界范围内的环保运动拉开了序幕。但是,如火如荼的环保运动仍然不能阻止我们时代的环境问题整体上进一步恶化的趋势,而25年联合国发表的全球有史以来有关生态环境问题最全面和最深入的调查报告5千年生态环境评估报告6则再次揭示了这一趋势的严重性。环境问题实际上是以危机的面目出现在我们时代的,既是人类环境的危机,也是我们时代的主旋律发展的危机。环境危机已然成为我们时代所不得不面临的空前严峻而又异常紧迫的问题,而要解决环境危机也必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环境危机的严峻形势迫使人们不得不进行全面的反思。当环境日益成为一个根本性问题之时,人们马上面临的一个深层次问题就是:人类前工业文明时期特别是工业文明时期形成的经济学和法学知识体系都必然面临环境的重新审视。因为环境已然构成了经济建设和法治建设的当然背景,而且是一个无论如何再也不能忽略的背景,而所有这些问题都以此背景为当然前提,而在环境根本不成为问题的时代,人类知识是缺少环境这一问题意识的。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以前的经济学和法学知识体系是在对环境的无知无识或者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建构起来的,多少都有几分不合时宜。例如,在经济学方面,很长时间以来,主流经济学从其本质而言乃是忽视自然环境的。2世纪6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国际生态经济学的创始人鲍尔丁所著的5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6在反思传统经济学的基础上指出,传统经济学忽略了人类经济活动所赖以进行的基础生态环境,结果将人类的经济活动引向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歧途。正是在这种批判性思维的指引下,鲍尔丁首次提出了生态经济的概念。他提出的宇宙飞船经济理论也在世界上引起巨大的反响。受其影响,许多著名经济学家、科学家便将过去时代的经济称之为牧童经济,意指人类对地球资源的开发无所顾忌,就像牧童在广阔的草原上放牧一样,对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无知无识,而现在人类开始意识到经济发展中的生态环境问题时,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又如,在法理学方面,风靡中国的西方法理学思想就是一个忽视环境问题的典型。我国学者汪劲曾经指出:虽然学界一般都认为,有关西方法律的思想学说主要起源于亚理土多德的正义论,它通过几千年的发展和完善,已经形成了一套严密的法学理论,并指导着部门立法。但是,现在看来,在对当代西方法理学产生重大影响的亚理土多德的伦理道德观中存在着严重的忽视自然的缺陷,其正义观是建立在人本主义思想基础之上的,是造成今天部门法在对待环境问题所表现出局限性的法理学思想的根源[1]。由于环境这一背景从来没有像我们时代这样切实而紧迫地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可以预言的是,所有这些问题都必然随着背景的变换而变换外在的存在状态,甚至变换内在的属性、发展的方向,甚至可以说,人类以往关于经济与法律的经验和智慧都需要重新寻找合法性根据。追根溯源,环境是人类文明的支撑,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前工业文明特别是工业文明是在对环境这一背景存在错误认识的情况下,高举人类中心主义的大旗,通过对环境的掠夺性开发和破坏性利用而发展起来的。因此,当环境问题以环境危机的方式进入当代人类的知识视野后,必然会相应地引发经济学和法学知识体系的合法性危机。长期以来,经济法学通常被视为是经济学与法学的交叉学科,而环境法学又往往被视为是经济法学的分支学科。传统环境法学包括其中的环境刑法学的知识体系其实是在一种错误的观念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因为其所凭借的传统经济学和法学知识都是缺少合法性的。申言之,环境刑法面临着合法性危机。环境法作为人类保护环境的重要手段,是随着环境问题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着环境问题的日趋严重和人类对环境问题认识的逐步提高而不断发展的,其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直接原因,就是为了解决环境问题、化解环境危机。为此,它把国家环境管理的行政活动纳入了法制化的轨道,并积极推进经济活动的理性化,试图以此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而刑法作为其他部门法的保障法,当然要对纳入环境法的社会关系进行第二层次的调整,即将其中严重危害环境的行为犯罪化,并不得已地动用对国家而言成本极其高昂、对行为人而言代价极其沉重的环境刑罚。这种不得已性说明,环境刑法的介入是人类应对环境危机的无奈选择,也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认识论之中的机械范式和线性思维作用于环境刑法的有力例证。环境法律即使不是统治阶级利益的体现,也是人类环境利益的体系化表达。但是,人类环境利益的整体性呼唤不出世界国家,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一旦在环境法律中生根发芽,其所开之花,所结之果都只能是局部利益的体制性分配。与其说是抽象的人类中心主义,不如说是具体的个体中心主义、群体中心主义、民族中心主义抑或国家中心主义,而又只有发达国家和超级富人才可能在自己取得先发优势之后一边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污染和资本一边呼吁所谓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可以更进一步说它实际上是富人中心主义、强群中心主义、强族中心主义、富国中心主义。于是,受这种格局制约的环境法律、包括同时期的环境刑法不仅而且主要不是为保护环境,却是而且主要是为人们安全、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征服自然提供的制度保障。作为人类进行环境管治的最严厉措施和应对环境危机的最后手段,环境刑法在没有决裂人类中心主义的情况下被仓促使用,与其说是暴露了人类应对环境危机黔驴技穷的尴尬,毋宁说是暴露了人类认识到环境问题严重性后病急乱投医的窘迫[2]。而在司法实践中环境刑法之所以难以摆脱防不胜防、罚不胜罚的困境,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的知识体系不管在表面上有多少环境权、环境法益、环境管理制度之类的华丽辞藻,但究其实质而言始终是轻视甚至忽略环境的内在价值的,它终究不过是一种建构在人类中心主义的认识论和价值论基础之上的、缺少合法性背景的知识体系。由于行政从属性的存在,使得环境犯罪成为典型的法定犯罪,环境刑法也成为典型的行政刑法。但这却人为地割裂了环境犯罪与环境伦理的密切关系,使得二者成了互不搭界的两个领域,进一步促使人们将生态环境的先天性和独立性抛在脑后、将环境本身的利益和价值排除在外,结果就出现了我们时代颇具讽刺意味的图景:一边是环境伦理学不厌其烦地坐而论道,另一边却是污染企业英雄般地实施危害环境的行为。这本质上是纵容行政管理机关与污染者合谋对环境实施侵害与破坏,因而是一种道德上的误导,极端不利于环境保护的观念普及和行动展开。随着环境危机的加剧和环境伦理学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不仅人与人的关系,而且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应当被纳入道德关怀的范围,人类的道德关怀应当拓展到整个自然界,这绝不是一种恩赐怜悯的道德,而主要是人类的一种道德义务。至少,已经得到较多人认可的浅生态学也主张,人类对有感觉能力的生命的尊重,不使他们产生不必要与不合理的痛苦,就成了生态伦理学的一个重要原则。[3]而深生态学并不以感受苦乐的能力为限来划定道德主体的范围,道德的适用范围包括整个生态系统。在一个所有存在物在道德上都是平等的共同体中,环境伦理学是约束那个最强有力的成员(即人类)的一种机制。[4]实际上,在环境大生态系统之中,既然各个事物都具有自己的适合生态位,那么就应当承认它们的存在本身就具有价值,因而都具有存在和适度发展的权利。而且,就人类道德权利的拓展轨迹来看,最初是君权神授,而后是天赋人权,那么天赋自然权也是符合逻辑的。由此,对于严重违背不害环境这一底线伦理的危害环境行为予以道德谴责和刑法规制就不会底气不足,而会理所当然。另一方面,我们固守环境犯罪是法定犯罪本身不具有反社会性的深层次目的是为社会开脱责任,也是为了求得我们自己心灵的虚假解脱,以为把它们圈定在法定犯罪之内,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打击我们认为的某些严重危害环境的行为了而我们多数人却仍然在实施危害环境的行为,只不过由于环境行政法的阻隔与过滤,我们就刑事豁免了,就可以合法排污了,社会就可以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了。这表面上看是五十步笑百步的闹剧,实际上是一种双重道德标准,将其应用于环境刑法就是非常不公正的[5],也就必然使环境刑法进一步陷入合法性危机之中。从环境大生态观出发,危害环境的行为本身就应当被视为是不道德的,是一种自体恶的行为。随着人们环境观念的提升,环境犯罪本身的性质也必然要向它的本质回归,这种回归的过程也是一个为环境刑法寻求合法性根基的过程。我国学者陈兴良已经指出: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区分是相对的,互相之间是可以转化的。在社会伦理道德演变过程中,环境犯罪等法定犯越来越具有自然犯的色彩,这就是法定犯的所谓自然犯罪化。[6]而固守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法律观,固守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弱化危害环境行为在道德上的可谴责性显然会人为地阻挡环境犯罪罪质的转化和环境犯罪观的革新,亦无法破解环境刑法的合法性危机。

二、环境刑法犯罪观的革新

在犯罪概念的多元论看来,神学意义的犯罪概念代表着人类对犯罪概念的早期认识[7]。由于这往往被视为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的反科学的认识,所以也就难免被视为是最低级的认识。现在生产力水平已经大幅度提高,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人可以自己跟自己生孩子的水平,足以毁灭地球毁灭人类自身的核武器也早已被人类制造出来,那么我们的犯罪观是否也发展到了更高程度?在前工业文明时期,人们认为只有恶劣的环境对人犯罪的可能,岂有人对环境犯罪之理?现代人在享用工业文明的美餐之时,居然还会谈论有同类对环境犯了罪而且居然在人权保障的世界潮流面前将这类新型犯罪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看来这无论如何也算是犯罪观的一大进步。可是,我们真的进步了吗?古罗马有一句著名的法谚,叫做社会不可能犯罪(impossibilisestquodsocietasdelinquat),这一直是刑法学的金科玉律,也一直被犯罪学奉为至理名言。它的言外之意至少有两点:第一是只有坏蛋、倒霉蛋才可能犯罪。社会是一个抽象的集合体,社会永远都具有不容置疑的正义性和正确性,它怎么可能犯罪呢?由此引申,就树立了犯罪学和刑法学的一个基本观念:犯罪是反社会的行为,而社会是不会自己反自己的。第二是法不责众。社会是人与人的联合体,如果大家都从事某种行为,鼓励都来不及,怎么可能予以道德谴责甚至予以刑事制裁呢?但是,社会不可能犯罪是一个武断的结论,在逻辑上并不成立。按照犯罪学的经典定义,犯罪乃是严重危害社会的应受制裁的行为,[8]所以,个人严重危害社会就是犯罪,个人严重危害自己可能就不是犯罪,但社会严重危害自己也不可能是犯罪吗?即使局限于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来看,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社会毕竟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集合体,危害生态环境的行为对于当下社会而言,就不仅仅是一个自杀自害的问题,更是一个谋杀谋害(下代人生存与发展条件)的问题,难道这也不应受制裁吗?事实上,人类自身的创造性生产活动所伴随的巨大破坏、污染环境的行为,使得刑法失去应有的威力,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这一基石原理遭到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9]按照环境大生态观看来,严重危害环境这类行为谋害的是生态环境,应当属于严重危害环境大生态、具有严重环境危害性的行为,这类行为也不应受制裁吗?但是人们却不假思索地认为:社会是一个抽象的集合体,社会不可能犯罪,不可能自己制裁自己。这就把应不应的问题与能不能的问题混为一谈。从逻辑上看,社会能不能犯罪的问题绝不能等同于能不能对社会进行处罚的问题。从本质上看,社会不过是一个集合体,它可能有两个人,可能有两百个人,也可能有两亿人甚至更多,而问题的要害恰恰在于:就只因为我们是多数人或者全体人,我们的一切行为就都正当了吗?这个世界最需要反思的就是法不责众,与其说它是法律的无奈与无聊,不如说它是人类的无赖与无能。法人犯罪抑或单位犯罪的概念最先不是被口诛笔伐吗?而现在有谁还会喋喋不休、骂个不停呢?社会不过是放大的单位,即是由人类社会和非人类社会共同组成的生存单位,人类社会的抽象性也是以具象性为基础的,它也可能犯罪,它的刑事责任照样可以像单位犯罪一样通过某些特殊的方式现实化。环境犯罪本质上是唯发展主义的原罪,它是人类生存竞争和发展竞争的产物,是由发展本身的必要性、阶段性和必然相伴随的破坏性所引发的环境大生态系统的紊乱所无法避免的,因而除了局部性、个别性之外,还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和普遍性的特征,人类社会也因此而可能成为环境犯罪的适格主体。按照环境大生态观的理论进路,其实可以将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视为严重危害社会生态系统的行为,可以与严重危害自然生态系统的行为一起,整合进入严重危害环境大生态系统的行为,从而建立起环境大生态理论视野下的犯罪观,即大生态学的犯罪观。而在环境问题上,凡是严重危害环境大生态系统,牺牲环境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的一切行为,都是环境犯罪,而不管这些行为是打着怎样的旗号,以怎样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实施的。按照原罪的观念,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是罪人;在大自然面前,我们也都是罪人。前者是神学的犯罪观念,后者是生态学的犯罪观念。对于前者,我们可以不假思索地说这种人皆有罪的观念是人类茹毛饮血时期科学技术水平低下的产物而付诸一笑。对于后者,我们还笑得出来吗?它倒恰恰是人类无休无止的贪欲和科学技术水平高涨的产物工业革命带给我们狂飙猛进的科学技术进步,使我们更加有能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影响、破坏地球生态系统;而工业文明刺激起来的无限膨胀的人欲,则是推动这种破坏的直接动力之一。联合国的5千年生态环境评估报告6报告再清楚不过地指出:在过去五十年里,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快速和广泛;而且以目前世界科技应用于生产的水平预测,未来5年内,科技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将进一步加剧;报告还指出,如果所有的地球居民都达到目前发达国家的生活消费水平,地球的生态环境是不可能持续承载的[1]。人类对生态环境实际上是在寅吃卯粮,透支子孙后代的财富。人类自限于危机之中!在发展欲望的驱使下,环境利益只能够被象征性地予以考虑,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毁灭性的方式掠夺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系统必然导致自然资源枯竭、生态系统失衡,从而必然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即使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作为周围事物的生态环境若不复存在,所谓的人类中心又从何谈起?这恰恰暴露了人类中心主义环境观和以之为基础的发展观和法律观的荒谬。当今时代人类面临的诸多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无一不与科学技术的滥用、人类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欲有关,因此,从大生态学的环境犯罪观出发,凡是导致这些危机的行为无一不应被视为是环境犯罪,而对这些行为予以纵容则无一不是更大的犯罪。在大自然面前,人类是有罪的,犹如在上帝面前人类是罪恶的一样。人类殚精竭虑的发展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当然不愿意回到人皆有罪的起点。但是,人类社会难道不应当对日趋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承担一定的责任?笔者真诚地希望,人类至少应该具有一种责任意识和罪孽感,以某些特殊的方式承担起应负的责任,让自己无愧于环境大生态之中最具责任能力和主观能动性的一员的使命。

三、环境刑法的使命与立场

我们时代的环境危机是最典型的现代性危机之一。按照风险社会学家希#贝克教授的理论:现代社会的风险来源不是基于无知的、鲁莽的行为,而是基于理性的规定、判断、分析、推论、区别、比较等认知能力,它不是对自然缺乏控制,而是期望于对自然的控制能够日趋完美。传统刑法是众多控制自然的机器之中的一部,它期望局限在人类社会内部来解决环境问题,而结局却是环境的不安全性日趋严重。从社会安全的角度来观察,立法者应将刑法的防卫线向前推进,而不是退却,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是每一个公民、团体、社会、国家无论在过去、现在,乃至未来都应面临的问题。[11]要使环境大生态获得真正可持续的安全与发展,就必须充分考虑到环境危机本身的非线性规律,不必固守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而对危害环境的行为径直犯罪化(但并非重罪化),即将环境刑法前置化和严密化。这是发挥其在保障环境安全之中的积极预防功能的需要,并非为泛刑主义和重刑主义招魂。诚然,反人道的泛刑主义和重刑主义是我们应当彻底抛弃的历史垃圾。但是,文明而自负的现代人也许在猛烈地抨击自己祖宗几百代严苛、残酷得不是人的时候,却忘了自己正在做着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事情,我们又何尝将子孙后代当人看呢?或许在我们的眼中,只有我们自己才是人,才最有人性,我们要永无止境的追求发展、富强,而且不假思索地将自由、人权与它们捆绑在一起。当发展、富强、自由、人权成为拜物教不允许任何反思与批判的同时,刑法在社会生活中全面后退。曾几何时,我们将这种全面后退视为人类的绝对胜利而载歌载舞、而拍手称庆。固然,追求发展、富强、自由、人权以及人道本来无可厚非,可是,我们何尝想过,它们终究不过是人的需要,只不过我们现代人对它们的欲望更加强烈更加普遍而已。在唯发展主义的迷雾中,我们现代人的欲望倒是满足了,但是,我们对一部分生态环境的破坏已经无可逆转、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已经无力回天,我们对子孙后代的环境利益和环境本身的价值和利益仍然缺乏起码的温情和善意我们的罪恶无以复加!可是人类社会仍然匮乏这种负罪感,仍准备敲骨吸髓地向大自然索取。大有不顾子孙后代死活,不顾生态环境承载极限的猛烈态势,那岂不是更严重的犯罪?在这种态势下,生态环境危机与经济社会政治危机的牵连性总爆发无疑就是一把高悬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这并非杞人忧天!那么,主要依靠什么才能阻挡人类社会滑向灭亡的深渊?就我国而言,毋庸置疑,政治与经济上的强国主义是清末以降国人始终无法摆脱的情结,因为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观念形成于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的血泪与荣辱之中,并受到世界政治经济新格局的强化,已经根深蒂固于国人心目之中。发展,是全体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共同愿望,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内在要求。党中央与时俱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与唯发展主义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忽视人与社会全面进步的所谓发展截然不同的是,科学发展观所讲的发展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它不仅注重人与社会的全面进步,也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它是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是以人民群众为本的发展,是全面、协调、真正可持续的发展,是促和谐谋和平的发展,它基于对人与环境的关系、环境与发展的关系的崭新理解,克服了唯发展主义狭隘的环境利己主义、狂妄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盲目的技术乐观主义等固有缺陷,使发展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由断裂走向弥合,是对唯发展主义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超越。由此可进一步认为,生态环境危机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发展危机和社会治理危机是唯发展主义之危,是科学发展之机。厘清这些重大问题,有助于通过环境观的生态化、发展观的理性化实现大生态学的环境犯罪观的合理化,从而为环境刑法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在人类社会应对环境危机的多种措施之中,技术和行政都容易为了形成或保持自己对社会的主宰地位而陷于偏执,此所谓技术失灵和行政失灵;而经济手段在应对环境危机之中则难以摆脱负外部性的困扰,此所谓经济失灵。人类社会的环境管理实际上陷入了无形而巨大的历史之网、现实之网与利益之网。在这些手段失灵的情况下只能主要依靠法律尤其是环境刑法的力量来应对环境危机,即唯有动用环境刑法从高端介入才能从根本上解除人类社会在生态环境问题上与政治、经济、科技等等诸多问题的纠缠,并由此倒逼经济、技术、行政手段的合理化运用。换言之,应当通过构建严而不厉的环境刑法体系倒逼相关环境管理制度的革新与健全。环境刑法的这种进取性虽然不符合刑事法治建设的线性规律,表面上也背离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但实质上却是符合刑法谦抑性与进取性的辩证关系的[12],因而是刻不容缓地突破环境治理的现实困境、摆脱利益纠缠和路径依赖,建设契合生态时代客观情势的环境法治的必要策略。为此,应当将危害生态环境、制造环境危机的行为视为严重的环境犯罪,不仅个体性的污染者而且整体性的社会都应当被视为环境犯罪适格的犯罪主体,前者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应当体现生态补偿性和生态恢复性,后者赎罪或者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应当包括理性地对待增长与发展,大规模地推行生态重建和生态补偿,有选择性地发展环境友好型经济项目,适度控制人口规模,推进环境治理模式和社会管理模式的生态化变革,从而逐步偿还环境旧帐并力争不再欠新帐。刑法固然是惩罚恶的,但它是劝人向善的,否则它就不是大善之法而是大恶之法。法国思想家摩莱里曾经入木三分地指出:我所知道的宇宙中的唯一恶习就是贪欲;所有其他恶习,不管怎么称呼它们,都只不过是这种恶习的变种和不同表现而已。[13]而严密的刑法法网在遏制人的贪欲,让人对祖宗和后代怀抱温情和善意这一点上也仅仅在这一点上有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合理性。今天,在人类面临生态环境危机的灭顶之灾之前,该是倡言环境刑法向人类的经济社会生活适度地、不得已地推进,从而建立更加严密的环境刑事法网的时候了。或许,这种逆现代刑法的非犯罪化潮流而动的思想观念将会受到历史法庭的无情审判。虽然,孙中山先生曾经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但是,什么才是真正的历史潮流呢?如果环境刑法顾及子孙后代和环境大生态的整体利益而不得已地严密化和前置化是反动的,就是泛刑主义和重刑主义借尸还魂,那么这个陶醉于唯发展主义的人类世界里还有什么是不反动的?别忘了,早在19世纪末期,恩格斯就曾警告人类说:我们不要过分沉醉于我们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的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第二步和第三步就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14]放眼全球,人类改造自然的深度、广度和强度并没有因为变革发展模式的口头说教而得到实质性的变革,更遑论与经济发展模式变革相配套的、也更重要的生活消费方式以及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整个地球都在热火朝天地求发展、不顾一切地求发展: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避免在经济上、政治上受制于人,必然要求加快发展,甚至透支环境求发展也在所不惜;同时,发达国家为了保持其经济和政治优势,必然要求更大规模的发展,豁出他国环境求本国发展也在所不问。局限于这种唯发展主义的路径依赖,再加上人类社会客观上始终处于发展不均衡的状态之中,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这种唯发展主义的竞争就不仅是必需,而且是必然。于是,人类社会就自觉或者不自觉地陷入了豁出生存求发展的残酷竞争、恶性循环和病态逻辑之中;于是,我们时代的生态环境不堪其重,危机四伏;于是,我们时代的生态环境连同我们的时代一起陷入了疾病之中[15]。这样一来,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世界委员会(WCED)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就不仅没有减缓,反而加剧了我们对人类危机总爆发的忧虑。因此,真正反动的,是豁出生存求发展的唯发展主义。这种反科学的发展模式是我们时代的疾病,牺牲环境求发展是它的症候,无穷无尽的贪欲和环境利己主义是它的病根,治病救环境便是环境刑法的基本使命,不得已地严密化、前置化便是环境刑法的基本立场。总而言之,环境刑法必须顾及子孙后代的利益和生态环境自身的利益而不得已地严密化和前置化,治人类过度发展与过度消费之病,从而拯救生态环境并防止其陷入进一步的危险和危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