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法的正义价值综述

本文作者：朱玉璋工作单位：安徽警官职业学院

美国学者罗尔斯指出:正义是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就像真实是思想体系的第一美德一样。一种理论如果是不真实的,那么无论它多么高雅,多么简单扼要,也必然会遭到人们的拒绝或修正;同样,法律和体制如果是不正义的,那么无论它们多么有效,多么有条不紊,也必然会为人们所改革或废除。①因此,国际刑法的制定与执行,只有尽可能体现令人信服的正义价值,而不能因急功近利的政治目标使这一价值遭到贬损。《罗马规约》制定和国际刑事法院设立,被认为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对这种正义理论一个突破性的尝试。

一、引自法律渊源的正义性

从法的属性看,国际刑事法律制度本质上仍是一种国家之间的制度,②国际刑法的正义价值观首先源自国内刑法的正义价值观。国际刑法的渊源③与执行制度证明,由大多数国家刑事法律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归纳出的正义价值观,已经通过国际刑法的公约化和司法化渗透到国际社会的公共领域;为了恰当地执行国际刑法,各国间的司法协助还要求彼此为程序的正当性提供法律接口。尤其是国际刑法的执行方式,不论是国际创制机构,还是国家法律制度进行的起诉或审判,都源于国际法和国家法渊源的配合适用。因此,国际刑法的正义价值,应是现代各国公认的刑法原则的最大交集。在这个交集中,各国刑法规范或平行或交叠,而原则性的最高价值是实现正义。自古希腊以来,尽管无数哲学家和法学家对正义的本质进行着难以穷尽的论述,但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现代刑法的正义价值的确涵盖着一些共同方面。特别是冷战结束后,随着人类社会在全球层次上的交流,两大法系出现进一步的相互借鉴与融合,这些共同方面就更加得到呼应、强化和凸现。刑法正义的现代要素———平等、公平、正当被广泛承认;而在刑罚目的上,使报应和预防达到辩证统一,即可实现刑法正义的思想也被广泛接受。然而,由于现行国际法体系中没有超国家机构的存在,且国际法与国内法的渊源不同,国际刑法与国内刑法既有相互符合的正义要素,这些要素在各自领域中又存在着明显的内涵差异。首先,就平等要素而言。国内刑法的平等包括立法平等和司法平等两个方面。刑事立法的平等是指犯罪的规定以及法定刑的设置,只能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为依据,不能因行为主体的社会地位、政治身份等因素实行区别对待。立法平等是司法平等的前提,司法平等是立法平等的延伸和补充。20世纪的纯粹法学派代表人物凯尔逊认为,如果某个一般规则,实际上适用于根据内容应该适用的一切场合,它就具有价值,就是正义的,反之则不具有价值,就是不正义的。①“纽伦堡审判以来,无差别个人国际刑事责任的国际刑法得到不断发展,其中立法与司法平等的理念通过这种责任的实然性规定而与国内法趋同。但国际刑法的平等要素,还必须包含主权平等的意义。这是国际法的特点和渊源决定的。国际刑事法院的运行是最典型的实例:《罗马规约》各缔约国既然平等参与了立法的全部进程,就不会将国际刑法的规则转化为超越国家之上的规则。这一点对于任何主权国家都是同样适用的。即便有些规则和机构设置显现了某些超国家的特征,其具体实施也必然基于主权平等的原则。国家主权是国际法的基石,但是坚持绝对主权的观念最终也会导致否定国际法的结果,②因此倡导国际刑法的平等原则就尤为关键。如果不能促进各国对彼此主权的尊重,缺少主权平等的内涵,国际刑法的正义价值就是空中楼阁。其次,就公平要素而言。国内刑法的公平,就是要求刑法规范和司法适用对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的界限划分,以及罪刑关系、刑刑关系的确立与适用,应当做到公平、合理、协调。而对于包含着复杂交叉的国际法文件的国际刑法来说,统一法典的缺乏是其在公平要素中的最大劣势,尽管国际社会已做出了一些努力。③公平的核心问题是罪与非罪,罪刑法定。在国内刑法面前,具有最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且行为的危害程度达到应当给予刑罚处罚,而非一般违法行为,才被定义为犯罪。首先确认依法维护社会利益的前提,然后界定一条需要刑事法律捍卫的底线———这种具备公平要素的方法同样可见于国际刑法。国际刑事法院的对事管辖权恰好说明了对国际犯罪从严界定的考虑:管辖权限于四种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犯罪,即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④在现有国际法文件中,这些犯罪的内容最为明确,危害程度最为剧烈,而且这些犯罪往往导致国家司法瘫痪,而出现不愿意或不能行使管辖权的现象。对于国际刑法来说,国际犯罪的范围相当于国内刑法中的罪与非罪问题。《罗马规约》除侵略罪外,对其他三种犯罪都分别规定了明确的犯罪行为特征,以及构成这些犯罪共同具备的主观因素。然而,与《罗马规约》平行独立制定的《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的治罪法草案》则建立了另一个罪名目录,除上述四种犯罪外,还将另外20多种行为纳入国际犯罪。意大利法学家贝卡里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为国内刑法设计的罪刑阶梯,在这份国际法文件以及国际刑法学家对这些罪名的分类中都能找到其理论的影子。⑤“国际刑事法院实然管辖的犯罪,与国际刑法应然覆盖的犯罪之间,划定范围的巨大差异依然会引起人们对公平问题的反思。因此,在法律适用的实践中统一国际犯罪的标准、明确国际犯罪具体特征、从理论到执行,国际刑法完善公平要素还需要不断尝试。如果无法实现恰当的罪刑法定,从功利主义出发赋予法官过分的自由裁量权甚至立法权,各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正义评价势必要打折扣。第三,就正当要素,即刑罚目的而言。国内刑法的正当,是指国家刑罚权的发动有合理的根据。如果仅从刑事审判的实体和程序规则必须遵守的标准看,国内刑法与国际刑法奉行的原则是完全一致的,特别是对正当程序的监督和对诉讼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和救济,集中地代表着正当要素在刑法正义价值体系中的核心作用。不过,国际刑法面对的挑战是,能否将现代国内刑法公认的正当规则纳入审判机构可适用的法律中。《罗马规约》和国际刑事法院试图将各大法系传统风格不同、但正当性趋同的刑法内容融合适用,以此弥补前代法庭正当性的不足。正当性背后的法律哲学是刑罚对犯罪的报应以及对犯罪的预防。现代国内刑法的正当性,确认了两个方面都不可偏废。国际刑法的发展史则记录着:在一、二次大战结束之际,刑罚报应显现,那是从人的复仇本能中发展起来的一种以动制动、以动反动的观念;在战后和平及地区冲突仍存的时代,刑罚发动的合理性则旨在“阻止罪犯重新侵害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⑥特设审判机构到常设审判机构的进步,见证着国际刑法在直接执行模式中对刑罚两大目的的辩证统一。必须强调的是,其中居于支配地位的刑罚正当性的根据仍然是报应论。因为国际刑事审判出现以来,法律上最明显的发展,就是对国家主权掩盖下的个人豁免和不受惩罚性领域的某些突破。借用国内刑法的目的说,国际刑事法院的首要任务就是在震撼人类良知的罪行发生后,设法落实刑罚的报应。但就刑罚权的启动而言,平等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法体系排斥超国家刑事审判,因此强调正当要素对国际刑法的现实意义在于,协调各国的主权、司法管辖权以及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问题。国内刑法体系中管辖权的实现不成问题,国际刑法的实际执行却不得不通过精巧设计,找到各国都可接受的正当管辖权依据。否则,效率低下或迟来的正义无法实现对犯罪的报应和预防,更无助于国际刑法塑造世界各国各民族对其普遍信任。实际上,对国际刑法正义信任的缺乏,既是目前国际秩序中现实政治考虑优于刑法正义设计的原因,又是这一普遍现象的进一步后果,二者形成了恶性循环。所以,国内刑法正义价值赖以支撑的平等、公平和正当等要素,急需国际刑法以立法和司法的实践加以确认和吸纳,并同时承袭国际法固有的正义基石。《罗马规约》与不断完善的国际刑事法院,为国际刑法这种正义价值的完善提供了一种模式与契机。

二、正义价值的人权法参照

从国际人权法的视角分析,国际刑法的正义价值在于尊重和保护人权。从自然法学派创始人格老秀斯在《战争与和平法》中提出“天赋人权”的思想,到《世界人权宣言》及《联合国宪章》精辟阐述了人权观念的宗旨,①至今,人权理念己成为国际社会共同追求的价值方向之一。如今其基本含义既包含法律中个人和团体实际享有的权利,又包含道德法则中所有人都能接受的“人道”。②在国际法治的意义上,“人权”较之“正义”概念本身更有具体的物质内容。皆属国际法体系内的人权法与国际刑法,因正义价值的关联而构成了既对立又统一、相伴相生的矛盾共同体。首先,从国际刑法与人权法的对立方面看。刑法与刑罚的实施涉及对个人权利的剥夺,其本质属性是恶;而人权法的内容强调对个人权利的崇尚与保护,其本质属性是善。但正是这种善恶对比,使国际刑法找到了自身发展、自我约束的坐标。规范逻辑学代表人物、奥地利学者魏因贝格尔说,“正义是人类的一个独特的问题,虽然我们没有任何关于什么是公正和什么是不公正的结论性知识,不可能肯定地证明什么是公正的,但有可能令人信服的表明什么是非正义”。③从1945年联合国建立至今,已经制定了60多项有关人权保护的国际文件,从诸多人权宣言和国际公约的成就看,国际社会的人权主张逐步转变成了一系列具有规范性的法律文件。它们恰好为国际刑法的正义价值提供了参照:无论国际刑法己经明确禁止的行为,还是国际刑法执行过程中考虑不周的环节(比如剥夺被告人的应有权利),只要违背了现行人权法的基本原则,就往往被认为是非正义的,必须在司法中得到纠正,或在未来立法中得到改进。其次,在人权的国际保护中,人权法与国际刑法两个国际法部门遵从统一的正义价值。人权的国际保护,是指按照国际法,通过条约承担国际义务,对实现基本人权的某些方面进行合作与保证,并对侵犯这种权利的行为加以防止与惩治。④中国古代的周公制礼奉行“出礼则入刑”,反映了国家制定法中积极规范与消极规范的配合作用。当代的国际刑法学家也用类似的辩证眼光看待人权法与国际刑法的关系:人权法是盾,国际刑法是矛。前者是说明性的,后者是禁止性的。⑤从单纯的价值声明到为保护这种价值而清晰阐释刑事禁止性规定,国际人权法基本上经历了无序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说明性阶段”,随着时代进步,国际社会认识到应分享人类共同的价值观;第二阶段是“宣言性阶段”,这些价值观一般作为广泛权利而形成,并以合法的、不受国际法律约束的形式宣布;第三阶段是“规定阶段”,价值观和广义的权利经过筛选,形成特殊的原则、权利、准则或者标准,而后规定在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文件中;第四阶段是“执行阶段”,各国具体执行公约等国际文件中保障的权利和标准,注重行政和民事执行方式的发展;最后,在“犯罪化阶段”,通过刑法禁止性规定、刑法预防模式的发展和明确规定,将某些严重违反人权的行为犯罪化。可见,国际人权法则标准量化的过程,是通过将严重违反人权的行为犯罪化完成的。各国政府之间的许多人权保护工作,越来越注重加强标准性义务和强制执行力。人权的国际保护,从政治术语到法律术语,必然地扩展着国际刑法领域的国际法文件。因而,作为国际人权保障的最终手段,执行国际刑法的正义价值就在于此。

三、国际刑法司法化的正义性

在国际刑法演进过程中,国际社会现存的组织和制度结构是促其成长发展的至关重要因素。⑥缺少秉承司法正义的国际机构,国际刑法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国际刑事法院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思维模式的阻滞,以国际刑法司法化的方式将观念中的正义原则变为了物质的实然制度。国内刑法通过实在法来捍卫社会正义的手段和成果已相当系统和完善,但缺乏司法制度的国际刑法则不然。相比之下,以诸多公约和习惯国际法为主要渊源的国际刑法曾经面临着模糊得多的正义标准。在缺少一个常设国际刑事法院的时代,几乎每当涉及国际刑法的执行问题,即依据何种规范以何种模式执行的问题时,各国往往难以在刑法正义内涵的外化方案中达成一致。尽管很多国家将国际公约义务转化为国内法,愿意进行国际司法协助,但这些实践又时常遭到政治因素的掣肘,而且相对整个国际刑法部门要捍卫的应然正义而言,各国分别间接执行国际刑法的做法几乎是杯水车薪。这一难题又与国际刑法的主要渊源有关。从1815年到1996年,由于诸多国际刑法公约产生于不同的会议地点,历经不同参与者的阐述,对国际刑法技术的发展始终没有充分认识。除那些武装冲突领域规范的起草者外,公约的起草者大多数是外交家或者各个政府的政治代表,在起草过程中仅有少数刑法专家参加,参加的国际刑法专家更是微乎其微。因此,在国际刑法公约起草过程中,通常考虑的是政治因素而非法律因素。①但是,仅靠不断扩展的国际公约并不能带给国际刑法更多的正义价值,因为在不考虑缺乏有效执行国际刑法对公众意识的影响下,增长国际犯罪化只会侵蚀其所具有的有效性,抑或完全予以破坏。②正义价值需要具体执行机构及其法律技术予以物化,国际刑事法院为此提供了现时可能性。对国际社会而言,正义既是一个政治概念,又是一个法理概念。从《罗马规约》的通过和实施过程看,除了政治代表和外交官,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法学家和国际刑法专家的参与程度不仅空前深入,而且使国际社会从此开始普遍认同一种观念:通过法律方式衡量和实现的国际正义模式,无疑将有助于排斥政治因素的干扰。政治家们尽管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保留,但他们对《罗马规约》的划时代意义基本持肯定态度。这些态度表明,政治意义上的正义观,第一次试图通过刑法意义上的正义观获得升华。确实,国际政治舞台的“正义行动”扑朔迷离,而刑法有着维护社会基本正义的一致途径。重要的是,由于法的规范性和稳定性,刑法正义是可以量化的,并能够以实在法的运行得到有步骤的实现。这些步骤本身的进展,便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视为正义的进展。即使基于反对理想主义的现实政治视角,人们对已经司法化的国际刑法的正义性也是无法完全否认的。另外,政治家维护国家主权的慎重态度也对国际刑法的司法化构成了减速因素。在整个国际法领域,国际刑法无疑对国家传统主权具有很强的冲击力,政治敏感度很高。因而,即使国际刑事法院开始运行,其最终发挥效能还依赖于国家建立并自愿服从这种制度的政治愿望。正义理念,因其在政治上与法理上的双重性,就理应成为沟通各国政治意愿的桥梁。笔者认为,对国际刑法正义价值的逐步解析,区分实然范畴与应然范畴,这样既可以沟通政治家与法学家的共识,使法律设计能够借助外交家的积极推动得到各国认同,进而具备广泛的合法性,又可以面向未来,通过对多边公约的完善与修正,使国际刑法的司法制度,特别是执行制度日臻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