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框架的文化翻译研究

首先，这里的“框架”(fames)与“语境”(context)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语境”是事实的一种外在体现;“框架”指的是一种内在的心理状态，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字面意义，它构成了我们观察世界的一种图式;因此，“框架”并不是“真实的”，就好似我们认识世界的图式并不是实际区域环境真实、完整的再现［3］(P34)。例如:“Ihateyou”从表层意义上来看，是说话者在表达对听者的厌恶之情，但是这句话的深层意义可以是“Iloveyou”;即表层意义“Ihateyou”是深层框架“Iloveyou”的戏谑之语，这种“框架”反映了表层意义(surfacemeaning)与深层意义(deepmeaning)之间的差距。除了对于真实世界的内在的心理再现，“框架”也包括人们心理预期的一种典型范例或原型(Prototype):它是人们自己理想化的、意中的一种具体形象，是抽象的具体化，是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为了交际的进行，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把自己的内在心理图式与真实场景中的事物进行一定形式的匹配。不同的文化对于同一事物或概念会有不同的理想原型，即使处在同一文化大背景下、不同民族和区域的群体和个人，也会产生不同的心理预期。例如:当提到“鸟”时，美国成年人首先会联想到“知更鸟(robin)”，但是十二岁左右的儿童则会想到“鹦鹉(Parrot)”，而我们中国人则想到“麻雀(sparrow)”。显然，这种“框架”是由文化决定的(cultur-allydetermined)，也可以称之为“文化框架”(culturalframes):即把文化视为一个框架体系，在这个框架内部，人们可以对外部事物进行理解和阐释;所以，框架对于文化具有阐释的辅助作用。Tannen［3］(P125)则从文化翻译的视角，将其定义为“人们关于文本已有的知识、以及对该文本作出的概括和预期内容的集合体”。因此，文化翻译者要特别注意的是:意义并不是内在固有的，而是不同的文化群体和个体经过自己的理解和阐释而附加上去的;翻译是不能过于强调字面表层意义，也不能过于强调内涵深层意义。(从认知学出发，“文化”被定义为一种共有的、观察世界的心理模式或图式(mentalmodelormapoftheworld);文化就是认知;认知不同，产生的文化也就不同。文化心理图式是积淀着特定文化蕴涵的心理结构，或者说是一种文化无意识;它影响着在特定文化中生存群体的思维方式、感知方式和情感模式。1.影响因素。Hofstede［3］(P88)列出了影响人类感知世界的“感知过滤器”(Perceptionfilters)———人类活动过程中特有的三个层次，从低层到高层依次是:人类本性(humannature)、文化(culture)和人格特征(Personality)。Katan［3］(P88－89)在此基础之上，加入了“语言”因素，从而总结出了四个影响人类心理感知的因素。首先是“生理因素”(Physiological)，这与Hofstede的“人类本性”是相对应的，属于最低层次。此时，我们与外界唯一的接触，就是解读自我感觉接收器传递给我们的信息。一方面，人类的感觉器官在进化领域内并不是最先进的，如我们的听觉和触觉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且不是永恒的;另一方面，我们对于这种感官上的局限是无意识的。其次是“社会工程因素”(socialengineering)，即对应Hofstede的“文化”因素。人类通过神经能够感知、触及的世界是非常广泛的，因此我们必须根据自我的“感觉性需求”(Perceivedneed)对听觉、视觉、触觉等不同方面进行选择这种。选择过程就是所谓的“社会工程”(socialengineering);它不仅因文化而异，也因人而异。再者是“个体因素”(individual)，对应Hofst-ede的“人格”因素。这种因素不仅取决于先天性的、个体独有的基因结构，也受后天教化的影响。最高层次的就是“语言因素”(language)。在很大程度上与Sapir－Whorf假说相类似:一方面，语言影响着我们理解和思考世界的方式;另一方面，语言在构建、反映事实的同时，也会有压制和曲解。2.实现工具。既然真实世界(realworld)与人们感知的文化心理图式不同，人们更倾向于文化心理图式;而“文化心理模式”正是通过“元模式”(meta－model)这一工具在语言中加以应用。和地理结构图式一样，文化图式也往往过于详尽和繁琐;为了提高其有效性，必须对真实世界进行一定程度的概括(generalize)、曲解(distort)或删减(delete)，使文化心理图式得以简化。这种起简化作用的模式就是“元模式”。“元模式”是文化的集合模式，不仅明确了意义简化模式的三种形式，也为我们的交际提供简略的表达方式。第一种是概括(generalization)，是预知世界的最简便、最有效的方法，只有人类才具有这种概括能力。第二种是删减(deletion)，对于感知的事物，只能抓住其中重要的部分，不重要的内容就要有意删除;例如“鸡尾酒会现象”(cock－tailpar-ty)就是与会者有意删减不必要的东西，即使在如此嘈杂的环境下也能听见对方所讲话语。第三种是曲解(distortion)，它可以是有意、也可是无意的:有时为了更方便地把握事件内容，便会故意曲解，把明知不是的那些事物变作是的东西———这在翻译中时很普遍的，“意译”就是一种曲解;而有时曲解完全是由于人类经验的有限造成的。

传统的翻译方法采用的是“解码－编码”(decoding/encoding):先在源语内部对文本进行解码，从文本表层意义揭露其深层意义;然后通过语际转换成目的语的深层意义，并以此为基础，在目的语内部编码成表层意义，最终形成目的语文本。但是这种局限于语言层面的翻译方法，无法解决不同文化框架内部、不同文化心理图式作用下的文化差异问题，无法对抗文化冲突。“解构”和“重构”作为一种文化对抗策略，已成为文化翻译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因素。解构阅读是一种揭露文本结构与其西方形上本质(Westernmetaphysicalessence)之间差异的文本分析方法:文本不能仅仅局限于被解读成单一作者在传达一个明显的讯息，而应该被解读为在某个文化或世界观中各种冲突的体现。一个被解构的文本会显示出许多同时存在的各种观点，而这些观点通常会彼此冲突。若将一个文本的解构阅读与其传统阅读来相比较的话，也会发现源文本中有许多被压抑与忽视的观点。在语言文化差异甚至冲突不可避免的文化翻译过程中，若没有准确的语义文化诠释，就谈不上文本的解读［5］。因此，传统的语言层面上的文本解码已远远不能满足译者与目的语读者的期望和需求，这也就更加突显出译者“文化协调者”的身份与作用———在实际翻译活动开展之前，必须首先在源语文化框架内部，对源语文本实行“文化框架解构”，全面分析源文本语言中的文化信息分布，为有效的文化翻译打下坚实的基础。通过“解构”源语文化框架，充分掌握源语中的文化信息及其体现的文化心理图式，并输入到目的语大背景下，接下来“文化协调者”的另一个关键任务就是在目的语文化中“重构”文化框架。“重构”(reconstruction)是指编码后在不更改代码的外部行为的前提下，通过更改代码的内部结构来改进代码的过程。顾名思义，广义上的“文化重构”(culturalreconstruction)就是文化的重新构建，它包含两个层次:低层次的是同一文化背景下自身的“重构”，即对于已有某个文化现象的再加工、再创造，也是人们对于已有文化现象的再认知，例如对经典影视作品的翻拍、或者将某一文学作品改编为影视作品，都属于重构;高层次的“重构”是跨文化交际视角下的“跨文化重构”(cross－culturalreconstruction)———即以保留再现源语文化功能为前提，在目的语文化框架内部对于某个已有的或缺省的文化现象的再加工、再创造，尽可能追求文化间的“留异存同”。在中国，“除夕”是农历新年的前一个夜晚，而西方的“平安夜”(ChristmasEve)同样也是西方新年“圣诞节”的前一夜;参照中西方在新年及新年前一夜这一文化现象上的共性，把中国的“除夕”译为“ChineseNewYear’sEve”，既实现了“存同”———“eve”，又达到了“留异”———“Chi-neseNewYear”。而文化翻译过程中的“文化框架重构”显然隶属于“跨文化重构”。鉴于文化差异性，必须关照目的语文化心理图式，顺应其独特的思维方式、感知方式和情感模式，运用概括、删减或曲解等一系列策略对新输入的源语文化进行适当处理，以目的语读者熟悉、可接受的语言方式，再现源语所承载的文化功能。纵观整个文化翻译过程，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步骤:文化框架解构、文化框架转换、文化框架重构。从操作内容来看，“文化框架解构”(decon-structionofsourcecultureframes)是在在源语文化框架内部全面分析源文本中的文化信息及其分布，“文化框架转换”(shiftingfromsourcecultureframestotargetcultureframes)是采用适当的策略方法加工源语文化信息使其顺利进入目的语文化语境，“文化框架重构”(reconstructionoftargetcultureframes)则是在目的语文化框架内依据其独特的文化心理图式创造新的文本并成功再现源语所承载的文化功能。从过程本质来看，“文化框架解构”和“文化框架重构”都属“语内转换”(intralingualtransformations)，“文化框架转换”则是“语际转换”(interlingualtransformations)。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的翻译活动，必然涉及到文化框架的转换，即从源文本解构后的框架到目的语文本重构前的框架，这就要求译者必须熟知两种文化各自的本质特征(包括文化框架和文化心理图式)以及两者之间的差异。总之，这一核心环节不仅是文化翻译者作为文化协调者与传统译者之间的本质区别，而且译者转换文化框架的能力更是决定译文成败的关键。具体来说，框架转换主要包括三种策略:归纳(generalization)、删减(deletion)和曲解(distortion)。特别要强调的是，这里的三种翻译策略虽然与元模式中的三种意义简化形式名称相同，但本质是不同的:在元模式中，这三者作为人们感知世界、认知世界的方法是抽象的、理论心理层面上的;而在翻译过程中，作为处理文化异同现象的策略，是具体的、实践操作层面的。

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身处的环境、所经历的事物，常常会通过语言对事物现象进行范畴化，即归类:用某一上义词(superordinate)来统领众多的下义词(hyponyms)，类似于“原型(Prototype)”理论;或者用已有的文化意识和观念来引领对于未知事物和现象的观点看法。这种归纳分类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它不仅受文化的影响、与文化密切相关，且通常情况下是无意识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即使同一文化大背景下的不同群体或个人，都可能会采用不同的归纳方式;有时这种归纳是不准确、以偏概全的，有时又包含了正反两面观点。总之，任何一种归纳法都只适用于特定场合下的目标群体，而非所有场合、所有对象［6］。这里“归纳”作为文化翻译的一项策略，适用于文化不对等或文化缺省现象:即当源语文化框架中的某一文化现象，在目的语文化框架中不能够找到与之对等的或近似的语言词汇，就只能翻译成语义范畴上更广泛的词汇———上义词(superordi-nate)。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汉语文化中纷繁复杂的家族称谓词，如“爷爷”与“外公”，“奶奶”与“外婆”，“舅舅”、“伯父”、“姑父”、“叔叔”等等，在西方文化中没有如此细化的上下义关系，因此可以归纳翻译为“grandfather”、“grandmother”、“uncle”等汉语中对应的上义词。在某一文化框架内部，人们往往会把大众普遍认知的、已成惯例的文化信息省去，或者说这已经成为了该文化群体共享的文化心理图式，甚至是一种文化定势。这种隐藏在文本内部、看似缺损的文化信息，是可以通过文本以外的“文化语境”(contextofculture)推导并重新获得的，对于文化翻译者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文化协调者”一方面要凭借自己的素养敏感地感知这些隐含信息(implicitinformation)，使之从文本中突显出来，另一方面必须采用一定的策略手段对这些信息加以处理，最后传递给目标读者。1.从隐性到显性:增译/补译。在一定场合下，如果目标读者缺乏源语读者特有的那部分文化信息知识，就无法准确地体会原作者所要表达的内容或情感，更无法了解和体会外来文化，这就违背了文化翻译的跨文化交际宗旨与意图。这时就需要采用“增译/补译”(addition)的方法，将原文本隐含的信息完整地呈现，即目标文化的读者(tar-getculturereader)也能感知源文化读者(sourcelanguagereader)享有的文化框架。例如:…WhenIshutthelastlunchboxandhadthehousetomyself…文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家庭女性，从“shutthelastlunchbox”(盖上最后一份午餐盒)可以看出文中的具体时间是在为家人准备好午餐后，因此是中午以前，即早上;“hadthehousetomyself”是指“我一个人独居家中”，结合前半句“为家人准备午餐”及以此推断出的时间信息，可以进一步推测出这里隐含了“送走丈夫和孩子”的前提条件。若按照原文直接译成“在盖上最后一份午餐盒后，我独居家中”，会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为什么准备好午餐后就一定是一个人在家呢?这里必须将作者隐含的其“家庭妇女”的身份信息加以交代:“盖上最后一份午餐盒，送走丈夫上班和孩子们上学后，独居家中时……”2.从隐性到删去:减译/删译。在其他场合下，隐含的信息不一定能增加目标读者对于源文化思维、处事方式的知识储备，反而会使目标读者在理解源文化框架核心内容的道路上南辕北辙。所以说，最捷径有效的方法就是删去隐含的信息不译，或者减译更多内容。例如: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里隐含的源文化框架信息就是历史人物诸葛亮，这在目标文化框架内是空缺的。如果直译为“ThreecobblerswiththeirwitscombinedequalChukehLiang”，英语读者根本不能明白这句谚语的内涵意义。但是，若将“诸葛亮”背后隐藏的信息补译出来，那么译句就会过于冗长，不像是谚语了。所以，完全可以大胆地采用“减译/删译”方法，删去“诸葛亮”和“臭皮匠”及其背后隐藏的信息，从而意译为“Two/Manyheadsarebetterthanonehead”，这样既短小精悍，又保留了原句所要传达的“齐心协力、团结一致”的思想意图。除了上述的文化缺省和空缺，对于文化差异现象，可以采用“曲解”(distortion)策略。这里的“曲解”是属于中性词汇，它是译者把目标读者导向说话人或作者所认为的重要内容的一种方式。通过这种翻译策略，目标读者仅仅聚焦于某些方面，而忽视了整个大背景下的其他部分。其具体方法主要是意译、替换等。1.词汇－语法重心转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不同的语言会采用不同的词汇－语法形式来表述同一个深层次意义或概念:不同的主语、不同的重心、以及不同的强调内容。例如:Althoughtheproductionofsuchtransgenicstrainsofanimalscarryingforeigngenesisnowarela-tivelyroutinetechniqueinmanylaboratories…尽管目前在许多实验室里，培养这种携带异体基因的动物转基因株是一种较常规的技术英语是一种“名词优势于动词”(Preponder-anceofnounsoververbs)的语言，倾向于使用抽象名词来代替动词;汉语作为一种最缺乏屈折形态的语言，其语法结构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较强的象似性(iconicity)，即汉语“以动词为中心”。英汉两种语言文化在名词化上表现的不同，又反映了两种语言在意念、结构上的差异2.前景化。在文本翻译中，译者特别注重某些语言要素或句子成分并对此做特殊的处理，就能“突显”(foregrounding)译者认为的文本中的关键信息，并引起读者的关注。例如:Ispentaninterruptedmorningwriting，whichIlove.我花了整个上午进行写作，无人打搅———我非常喜欢写作。译者把“interrupted”一词特别拎出来，放到译句的最后，特别强调“不受人打搅”这一关键信息，并把它一下子突显出来，瞬间抓住了目标读者的眼球。3.操控。在大多数情况下，译者的这种“操控”(manipulation)是有意识的、故意为之的，目的就是强调那些他认为重要的文化信息。例如:TocarrycoalstoNewcastle.运煤到纽卡索，多此一举。纽卡索是英国的一个产煤中心地，如此煤矿丰富之地却还把煤运往那里，言下之意不言而喻。但若是直接将之译成“运煤到纽卡索”可能会给读者造成相当的阅读困难，因为大部分中文读者并不了解这一背景预设，因此译者相应的增添了一条信息“多此一举”，从而更加强调原文的深层关系。4.替换法。有时译者为了加强原文中所要表达的情感、语气，更加突出作者的目的、意图，译者将某些信息“替换”(translationshifts)为目的语文化中具有同等地位和作用的文化意象。例如:IfyouareexpectingthestorktovisityourhomethisyearandhehastocomebywayofRoycecit-y，hewillhavetobringacheck－booktopayhisbillbeforedelivery.如尊夫人有喜，要来罗伊斯城留产，请备足款项交费，才能接生。特此通告。该句是德克萨斯州罗伊斯城两位医生所登的一则广告，目的是为了预防经济大萧条年代的美国人产后赖帐。对原文的理解关键在于如何理解stork内涵。根据英国民间传说，婴孩是由鹤鹤stork带来的，因此“expectingthestork”的表达意图就是指“生孩子”，这是较正式的表达。在汉语文化中表达相同意义的正式说法就是“有喜”。因此，这种替换使得译文与原文一样符合特定的文本类型、具有相同的内涵作用。新形势下的译者必须重视文化翻译，即通过文化输入和文化建构，在目的语文化中再现源语所承载的文化功能。因此，译者在文化翻译过程中，与其说是翻译者，不如说是一位“文化协调者”。不同的文化群体拥有不同的文化心理图式，因而也构建出不同的文化框架。文化翻译过程主要包含三个步骤:解构源文化框架，源文化与目的文化之间的框架转换，重构目的文化框架。文化翻译的关键，一方面是全面、准确诠释源语语文化，因为有效的文化翻译，必须首先充分掌握源语中的文化信息，若没有准确的语义文化诠释，就谈不上对文本的解读，也就不会有成功的译本产生;另一方面就是框架转换，从源文化框架转换到目的文化框架，这一过程主要通过归纳、删减和曲解这三种策略进行。综上所述，文化框架是文化翻译的充要条件。如果把跨文化交际比作一棵参天大树，文化翻译是主杆，那么文化框架就是肥沃的土壤;主干必须根植于土壤中，源源不断地从中吸取充足的养料，从而输送到全树的各个分支丫节。总之，只有根植于文化框架理念、基于文化框架解构、转换和重构的文化翻译，才能真正传递文化信息，在目的语中再现原语的文化负载功能。

本文作者：张钧伟工作单位：浙江工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