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维度分析

一、战略目标：国家文化安全与公民文化权利的双重诉求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血脉，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和精神家园。文化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国家软实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来源。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现代化事业中战略地位的确立，一方面源于全球化时代维护国家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文化影响力的需要；另一方面源于社会全面进步中对维护人民文化权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响应。在全球范围内，文化变革与文化竞争正在成为新时代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正如希利斯•米勒所说，全球化而今已成为“文化、政治以及经济生活中许多领域里一个决定性的因素”。[2]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的竞争，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军事领域，而且也越来越多的指向文化领域，文化成为一国重要的软实力而成为综合国力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捍卫国家文化主权不仅事关文化的独立性，而且关系到一国的政治主权和独立地位。“文化主权”是现代民族国家对本国文化拥有的最高权和独立权，其核心是民族文化的独立存在权和发展权。国家文化主权的完整存在将为文化安全提供权力支持和政治保证。[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国家硬实力得到较大提升，但文化发展的相对滞后，使国家软实力未能取得同步发展，“中国人正在失去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中国性(Chineseness)”，即存在“自性危机(IdentityCrisis)”。[4]相对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领土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相对隐形，但却事关重大。这是因为文化和意识形态渗透于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是国家政权、社会制度得以建立和维护的重要思想基础，从深层上影响着国民的精神和灵魂。一个民族或国家，如果精神支柱坍塌、文化阵地丧失、意识形态失控，社会成员的价值规范就会陷入混乱，国家安全就无法保障。[5]而面对全球化时代文化霸权主义的挑战，面对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排挤”战略的挑战，中国正面临着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隐忧。从全球文化竞争的格局和态势来看，中国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表现在中国还不是文化生产大国，参与全球文化竞争的实力不济，文化输出的能力不足；表现在面对西方国家的文化行销模式，中国尚未建立一套相应的“软实力”制约机制，文化竞争的反制能力薄弱。中国应当从“国家利益”的高度来审视文化发展，采取有效手段保护自己的文化产品、文化价值与文化身份，坚决抵制和防范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渗透，构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说：“今天世界上……进步再也不能以技术和生活的物质标准来衡量了。如果在道德、美学、政治、环境等方面日趋堕落的社会，则不能认为是一个进步的社会，不论它多么富有和具有高超的技术。一句话，我们正在走向更加全面理解进步的时代”。[6]文化以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方式提供着人类社会发展的目的意义和根本动力。文化需要是人的一种内在的普遍的需要，是民生的重要内容，是人幸福快乐的重要标志。文化由生活在特定时代中的人所创造，也必须服务于特定时代的人。实现公民文化权利是当代文化建设的终极目标。文化权利是继政治权利、经济权利之后，公民权的又一项重要的内容。这种新的解释是基于托马斯•H•马歇尔（ThomasH.Marshall）1964年对公民身份所建立的法律、政治和社会权利解释框架。公民文化权利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享受文化成果的权利；二是参与文化活动的权利；三是开展文化创造的权利；四是文化创作成果得到保护的权利。[7]中国从生存型、温饱型社会向发展型、小康型社会的全面转型，使人的文化需求得到极大释放；而伴随着社会民主的进步和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文化权益也受到人们空前的重视。能不能保障好、实现好人的文化权益，让人民共享文化建设的成果，成为执政党文化自觉、责任担当的重要方面。基于对公民文化权利的确认，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以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是要政府切实担负起满足人民文化需求的责任，始终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引导文艺工作者坚持正确文化立场，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为人民提供更好的精神食粮。[8]建设文化强国要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坚持以政府为主导，以公共财政为支撑，以公益性文化单位为骨干，以全体人民为服务对象，完善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让群众广泛享有免费或优惠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保障人民群众享受文化成果、参与文化活动、开展文化创造的基本权益。

二、战略意识：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强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最早提出的概念，它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9]“文化自觉”这个概念反映了对文化地位和作用的高度重视和科学认知，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学术界、思想界和文化界的普遍关注和深刻反思。从本质上来说，文化自觉是人类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对人及其文化存在状态、现实使命、未来走向的自觉。文化自觉既是一种文化意识，又是一种文化价值观，更是一种文化实践论。人们当下提到的文化自觉，主要是指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在文化上的觉悟与觉醒，包括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作用的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文化发展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总是与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当前，时代的发展使文化的作用较以往任何时期更加重要。文化的力量已深深地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之中；文化的力量已融入到国家实力、国家利益和文化主权之中。新时期，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需要执政党对文化战略的自觉认知、政府对文化发展的自觉担当、人民对文化建设的自觉实践。为此，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树立新的文化发展观，确立关于文化发展地位、文化发展方向、文化发展动力、文化发展格局和文化发展目的的科学认识和战略思路，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需要充分而坚定的文化自信。只有有了文化自信，我们才能在文化建设中坚持走自己的文化发展道路不动摇，才能在全球文化竞争格局中确立中华文化应有的地位，才能满怀信心、凝聚力量、锲而不舍地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需要执政党增强文化自信，客观地分析我国文化建设面临的挑战和有利条件，做好文化发展的战略部署，鼓舞和激发人民群众参与文化建设的热情，不断开创文化建设新局面；需要文化精英对中华文化的科学认知和理性解读，引导和激发国人文化认同与文化寻根的自信心，保护国人的“文化指纹”和“心性价值”。破除西方霸权话语对本土文化的“边缘化”和“妖魔化”，重新确立“三和文明”（即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世界和平）在国际社会话语体系中应有的地位；[10]需要全国人民满怀信心、坚持不懈地投身于中华文化的自觉传承、积极创新和交流传播之中，保护好中华文化的根脉。新时期，中国应在把握文化发展有利条件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充满信心。一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充满信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成功实践，充分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沿着这条道路前行，一定能够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充满信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反映了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要求，反映了人们发展的本质要求，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吸引力，是保证文化发展正确方向的“指针”，我们应当对此充满信心。三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充满信心。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中华传统文化有着自身的文化印记和心性价值，我们应当在传承创新中发扬光大。发展才是硬道理。提升文化自觉，增强文化自信，其目的是要实现文化自强。加快发展文化产业、积极促进文化事业，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生产力、壮大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基本道路。当前，我国文化发展存在“三个不适应”：一是文化水平与综合国力不适应；二是文化发展与经济增长不适应；三是文化发展与国民素质要求不适应。缩小文化发展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使文化发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都有赖于文化自强来推进。文化自强，正考验着执政党的执政兴国能力和领导文化建设的能力，关系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文化自强理应成为文化发展的最强音、最普遍的共识和最自觉的行动。[11]“把我国建设成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执政党为推动文化发展而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也是全体人民共同期盼的文化自强的合理表达。文化要自强，关键在于凝结民族文化的灵魂——形成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和共同理想，培养民族文化的个性；同时积极参与国际文化交流和竞争，不断提高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传播力和辐射力。为此，需要我们对文化道路、文化方向、文化灵魂有正确的把握；对文化创造、文化传播、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有全面协调的整体性推进。[12]全球化时代，实现文化自强，需要我们以积极的姿态，创造性的开掘和利用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自觉将世界“历时性”积淀的文化资源进行当代“共时性”消化，以此来优化民族文化机体。这才是一个文明古国的优雅态度，也是一个文化强国的积极姿态。

三、战略任务：国家软实力培育与文化强国建设

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的程度不断的提高，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文化已经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和综合国力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成就巨大，经济实力明显增强；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科技实力逐步增强；国防建设稳步推进，军事实力稳中有升。可以说，我国各项“硬实力”发展水平已今非昔比，取得了实质性进步甚至于质的飞跃。相比而言，我国“软实力”建设因长期未受到足够重视而增长缓慢。“软实力”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学者约瑟夫•奈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随后在《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一书中，奈对“软实力”做出了规范性定义，即“软力量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己所愿的能力。它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13]在这一定义中，约瑟夫•奈指出国家软实力主要来源于三种资源，即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奈将文化作为“软实力”最重要的来源之一，明确了文化在国家软实力培植中的重要地位。事实上，文化作为推动社会全面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发挥着重要的凝聚、激励、整合等方面的作用。文化是一种力量，即文化力。拥有强大的文化力，就可为国家软实力奠定坚实基础；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就可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正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实现创新，构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就能在保障人民群众文化权益中实现中国的文化复兴，并在反制“文化霸权主义”对中国文化的“边缘化”中实现“和平崛起”。美国《外交》杂志曾评论道：“伴随着中国飞速的经济发展，被称作‘软实力’的文化、外交等方面，中国的影响力已经渗透到世界许多角落，无论在东南亚、拉丁美洲，还是在非洲，你都可以发现中国的影响”。[14]中国虽然在“软实力”建设中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但就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而言，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明显滞后，文化软实力发展水平不容乐观，已经不能满足新时期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和意志、宣传中国发展道路、凝聚发展共识、维护文化安全、提高文化生产力、引领世界发展的需要，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短板之一。其中的原因既有国际资本主义社会的挤压、封建主义文化残存的根深蒂固，也有我国传统发展观的阻滞、文化发展战略意识的滞后等因素。[15]为此，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十七届六中全会在系统总结我国文化建设取得的重要成就和主要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并就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行了全面部署，勾画出我国文化发展的宏伟蓝图。中共十八大基于“五位一体”的总体性战略布局，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注重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增强和提升文化软实力，使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得到切实保障，文化产业得到健康有序发展，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

四、战略路径：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双轮驱动”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任务，指出要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保障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要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动文化产业成长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将文化区分为产业部分与非产业部分，并对其采用不同的经营机制和管理模式，已成为世界各国文化发展的一般做法。在我国，将文化区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最早出现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这是我国文化建设理论认识上的重大突破，并已进入我国文化发展的政策实践。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坚持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这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发展路径，强调的是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双翼齐飞、协调发展。[16]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是相互关联的两个范畴，都以文化为内容，但性质、目标、方式、策略都各不相同。文化事业是指以传承创新优秀传统文化，建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和主导文化为基本使命，旨在丰富和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养和精神文化水平，引导社会价值标准、行为规范和秩序结构为目的的文化建设；而文化产业则是指以发展壮大文化经济为基本任务，通过经济规律来引导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通过市场化运作牟取利益为主要目的的文化生产与消费活动。二者价值属性上的不同，表现为文化事业具有公益性质和精神特征，而文化产业具有经济性质与物质特征。当然，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都由于其独有的文化禀赋而具有某些意识形态特征。发展文化事业，主要是一种社会公益性活动，追求精神价值和社会效益；发展文化产业，则主要是一种经济性活动，追求商业利润和经济效益。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一个突出特点，就在于确定了“二水分流”的发展格局，使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各在其所、各归其位、各负其责。文化事业具有公益性、公共性。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为公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以满足人民群众公共性的、高品位的文化需求，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理所当然地成为政府文化发展的重要职责。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事业是以意识形态为主，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弘扬社会主导文化服务的，涉及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和群众的文化权益。文化事业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功能取向。一是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在公民个体权益结构中，文化权益具有不可忽视的结构存在意义。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是现代政府的法定责任，向公民提供基本均等的公共文化服务应当纳入民生建设的范围。这表明政府文化承诺的神圣性和政府存在的公信力。二是促进社会文化和谐。对于现代民族国家而言，致力于促进当下的社会文化和谐，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不仅因为社会文化的和谐有利于政府的社会治理，而且有助于改善国民的生活质量并提高其幸福指数。在促进文化和谐的着力点上，国家公益性文化建设的功能指向聚焦于以相应的文化秩序维系社会的日常生态和基本价值。三是建设民族文化家园。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继承并创新优秀传统文化，建设超越于意识形态价值之上的民族文化精神结构和文化根系，建设中华民族绵亘其文化血脉、支撑其文化脊梁的精神大厦，是公益性文化建设的基本使命。[17]四是致力于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中国城乡文化发展的失衡，有可能使乡村文化陷入“盲区”。因此，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发展，不仅要致力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对城乡的全覆盖，也要致力于促进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要坚持以政府为主导，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加强社区和乡村文化设施建设，尤其要加大对革命老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文化服务网络建设支持和帮扶力度，确保公民文化权利得到公平保障，确保公共文化空间的得以培育和扩展。文化产业具有经营性、市场性，是市场主体通过市场来融资并配置文化资源，向社会提供带有盈利性性质文化产品的经济活动。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因应产业分工、阶层分化、职业差别等带来的大众多层次、多样化文化需要的重要途径，[18]是新经济条件下推动国家产业升级并促进国家之间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与经济的相互交融、相互作用更加凸显，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成为新的时代特点。科技进步和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导致文化已全面融入和渗透到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文化既在经济发展质量提升中发挥着作用，而且直接贡献于经济的持续增长。新时期，实现科学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借助文化的力量，尤其是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文化产业作为朝阳产业、绿色产业，具有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科技含量高等方面的特点，在优化结构、扩大消费、增加就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有着突出优势，对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意义重大。[19]

加快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其一，要坚持以市场机制为导向，鼓励引导有条件的国有和非公有制文化企业面向资本市场融资，积极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以多种形式进入政策许可的领域，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着力培育一批有实力、有竞争力的骨干文化企业。其二，要发挥政府的引导扶持作用，通过重大文化发展带动项目，鼓励有实力的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实现文化资源的有效整合。发挥东中西部地区各自优势，加强文化产业基地规划建设和区域性特色文化群落建设，建设促进文化产业在区域间相对均衡发展。其三，要推动文化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壮大出版发行、影视制作、印刷、广告、演艺、娱乐、会展等传统文化产业，加快发展文化创意、数字出版、移动多媒体、动漫游戏等新兴文化产业。其四，要创新商业模式，拓展大众文化消费市场，开发特色文化消费，扩大文化服务消费，提供个性化、分众化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新的文化消费增长点。[20]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公益性”与“经营性”的区隔凸显出二者的差异，但二者内容（文化）上的共同性必然意味着二者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两类文化活动从表面上看确实存在明显差异，但事实上两类文化活动是一个有机整体。一方面，公益性文化事业在满足人的一致性文化需求的过程中，为经营性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完善的设施条件，培养并输送了高素质创作队伍和消费群体，有效地推动着文化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经营性文化产业在满足大众差异化文化需求的过程中，为公益文化发展提供了扩展和提升的空间，激发了文化资源优化配置、文化活动共建共享的动力，促进了文化体系的主体性和开放性兼容。[21]可以说，没有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持续发展，社会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就难以得到保障，文化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就难以实现，文化产业的发展就成为无源之水；而没有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社会文化在激活文化资源价值、推动民族文化传承创新、实现文化共享和文化认同的使命就难以完成。因此，文化建设的最佳组合和最佳状态，莫过于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相互配合和协调发展。惟有双轮驱动、比翼齐飞，我国文化强国建设的目标才有望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