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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中华民族的历史悠久绵长,在历史的长河中积淀下了总量丰富、形式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国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体系已经基本形成,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更加完善,保护利用传承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形成了中国经验。从昆曲、书法、篆刻到二十四节气,中国目前已有39项非遗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总数为世界第一;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保护名录体系,其中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四批共1372项,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四批共1986人,(1)先后批准设立了闽南文化、徽州文化、热贡文化、羌族文化、客家文化等21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颁布实施《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对传统工艺振兴进行总体部署。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众多新的挑战。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便是其中的挑战之一,它不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发展带来冲击,也对协调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提出更高要求。

一、城市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挑战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农耕文明的典型代表,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在乡村。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梁漱溟也曾表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在农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记得住乡愁”,拨动了多少人的心弦。当代民间文化学者冯骥才同样认为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都在农耕文明里,民间文化一直存在于村落里,大量从属于村落的民间文化——非遗随着传统村落的消失灰飞烟灭了。冯骥才发出这样的感叹不难理解。其实通过对近些年来各级非遗项目的了解,我们有一个印象,那就是多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产生和分布在乡村的。通常认为,乡村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相伴相生的。然而,随着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提速,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城市的面积越来越大,城市化水平在不断地提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57.35%。另一方面,乡村则处在快速的衰落之中。在刚进入21世纪的2000年,我国自然村总数为363万个,到了2010年,仅仅过去十年,总数锐减为271万个。[1]7-12乡村的快速衰落,使得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原来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在不断地缩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任务变得更为艰巨。此时,在城市化进程中如何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实现非遗的现代转型成为我们需要直面的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在城市化进程中如何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江玉祥指出城市化进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存在“重申、轻保护,重开发、轻投入”的问题,城市化进程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需要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中国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为指导。[2]吴安新、邓江凌在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化的关系时,认为城市化是历史趋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化二者不该完全对立,我们要看到城市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产生助推作用的一面,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善于利用城市化带来的有利条件,并且进行现代化转型,最终才能实现城市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兼容、共生发展。[3]安丽哲以山东潍坊风筝为例,谈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城市化中要结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各种因素,发挥自身优势,实现在新的历史环境下的转型,最终实现复兴。[4]黄江平认为城市化进程中非遗的保护存在着农村非遗的变异、城市非遗的变迁、非遗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身份认同等难题,并提出应加强非遗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等方法。[5]46-49张军军从海南城市化进程中“非遗”保护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出发,从市场化、产业化和品牌文化出发探索海南“非遗”保护和发展的模式。[6]65-70综合以上研究,我们发现有一个共同点:不论是从整体上看,抑或是从区域和局部着眼,城市化虽然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出了新的挑战,但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虽然现阶段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总体还是向着好的方向发展。联系到身边的实际,似乎也应证了这一点。近年来,深圳在非遗保护与传承中采取了一些创新的举措,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通过对深圳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所采取的一些创新举措进行梳理,可以探索如何在城市化中更好地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非遗的现代转型。

二、深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深圳作为经济特区的历史只有30余年,然而在7000多年前,这里便有着人类活动。尤其是在明末清初至今的400年间,随着客家人大规模的迁入,使得深圳的文化更加的厚重和多彩。深圳名称的由来,也与客家人密不可分。在客家话中,称田野间的水沟为“圳”,这种带有圳字的地名在客家地区是十分常见的。深圳正因其水泽密布,村落边有一条深水沟而得名。如今的深圳,已由昔日的小渔村成长为与北京、上海、广州并列的全国性经济中心和国际化城市。2004年,深圳成为全国首个无农村无农民的城市。按理来说,在深圳这样一个现代化国际化的城市中,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传统文化应该是“绝缘”的。然而事实恰好与此相反,深圳的包容性使得传统与现代、东方文化与西方文明在这里完美的交融。尤其是近年来深圳重视对本土文化的挖掘和整理,使得深圳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研究上甚至是走在全国前列的。深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众多,自2008年至今,深圳先后公布了四批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以及项目保护单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目前已经逐步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国家级-省级-市级-区级”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现深圳拥有市级以上非遗项目59个,其中包括了大船坑麒麟舞、坂田永胜堂麒麟舞、沙头角鱼灯舞、松岗七星狮舞、下沙祭祖习俗、安琪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平乐郭氏正骨医术等7项国家级非遗项目,甘坑客家凉帽制作技艺、大鹏山歌、黎围舞麒麟等24项省级非遗项目,以及西乡北帝古庙三月三庙会、平湖纸龙、观澜客家山歌等市级非遗项目28项。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正在发掘当中。深圳市在积极挖掘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同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目前全市已建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传习所共有18个,“非遗”博物馆(展馆)有7家。2012年,平乐郭氏正骨法及福永醒狮两个项目保护单位成为广东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此后,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被列入第一批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名单,成为深圳首个列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名单的研究机构;2015年,红釉彩瓷“满堂红”烧制技艺被列入广东省第二批生产性保护基地;2016年,塘朗小学被深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授予“客家山歌传播基地”,成为首家被授予非遗传播基地的学校。现在,非遗进校园、进社区及相关培训已成常态。深圳市每年用于扶持市级以上非遗项目和传承人、非遗进校园、非遗进社区、非遗传承培训等活动项目的经费在不断增加。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上,深圳也陆续出版了一系列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研究成果。如天后宫博物馆先后出版了《赤湾天后宫》《赤湾天后宫志》《妈祖传》《赤湾妈祖文化》;万丰粤剧团出版了《万丰粤剧史话》;光明新区出版了故事集《陈仙姑的故事》;大鹏街道文体中心编印了《大鹏山歌》;宝安区石岩街道文体中心编辑出版了《石岩客家山歌》《石岩民间故事》《应人石传说》,福永街道出版了《福永故事》;龙华区观澜街道文体中心编辑出版了《观澜百年客家山歌》;深圳市“非遗”保护中心资助出版了重点反映深圳“非遗”内容的《深圳民俗寻踪》等。(2)综上所述,我们看到,深圳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保护、传承、研究三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三、深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创新之处

深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取得的卓越成效一方面与其近年来大力加强文化建设有关,尤其是较早地出台了“文化立市”“文化强市”等一系列文化发展战略;另一方面,也与其包容、创新的文化观念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使得深圳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也敢于创新、善于创新。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创新之处:一是提出了“非地非遗”这一新概念新模式;二是在探索了一条“非遗+文创”的融合发展路径。“非地非遗”是深圳率先提出来的一种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新模式,该模式充分地体现了文化的流动性。“非地”指非本土本地,“非地非遗”特指那些非深圳本土本地产生,而是随着非遗传承人来到深圳发展超过15年,有一定的历史积淀和社会影响,并在深圳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格、获得扶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改革开放以后,人们从四面八方流入这里,文化随着人的流动而迁移和传播。深圳开放、包容、创新的环境使得那些随着非遗传承人来到深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在这里落地生根、传承发展,这也正是深圳非遗保护的独特之处。客家文化是深圳的本土文化之一,在如今深圳挖掘出的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中,有很多非遗项目都与客家人有关,比如客家麒麟舞、客家山歌、凉帽制作技艺等。但是在这些客家非遗项目之外,还有很多非遗项目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非遗传承人来到深圳、在深圳被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平乐郭氏正骨医术是深圳的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深圳“非地非遗”的例证之一。平乐正骨医术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796年,产生于河南省洛阳市平乐村,1985年随着第五代传人郭春园来到深圳,在深圳落地生根并最终成功申报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始源于周代但自20世纪初消失了近一个世纪的佾舞,也在深圳得到有效的传承与保护,不仅进入大学校园进行传授教学,作为弘扬传统文化的项目课程加以扶,并且还举办中国佾舞保护与传承论坛,加强学术研究,使佾舞这一古老非遗在深圳有“传人”,在现代化大都市得以发扬光大。[7]笔者曾获邀参加在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举办的佾舞传承与研讨活动,亲身见证了佾舞在深圳的“非地非遗”的发展历程。此外,深圳的“非地非遗”还包括源于陕西省宜君县的田氏剪纸,源于潮汕地区的潮俗皮影戏、潮彩、红釉彩瓷(满堂红)烧制技艺,源于山东临清的肘锤。“非地非遗”成了深圳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非遗+文创”是深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另一大亮点。“非遗+文创”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展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重要转化价值的文化资源,“非遗+文创”则是在保护非遗本真性的前提下,通过创意的方式对其进行转化,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重要方式之一。当前,非遗正在紧密地拥抱其他业态,努力尝试实现跨界融合和现代化转型,一些资本、技术、品牌等也开始逐步进入到非遗保护领域。以2017年深圳举办的第十三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简称“文博会”)为例,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是其八个专业展馆之一,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非遗与文创紧密融合,带来了一股创新时尚的风潮,譬如场馆内的潮绣手工箱包等,吸引了大量的关注。此外,深圳不少企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在深圳不仅产生并成长起来了一批依托非遗进行设计、制作衍生产品的文创企业。甚至腾讯和华侨城等企业在产业布局上也非常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和利用。腾讯让电子游戏、动漫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传统文化产生了交集。《百心百匠》是一档探寻民间匠人、致敬匠人精神的大型公益文化节目,腾讯近年推出的一款国民游戏《王者荣耀》不仅为《百心百匠》独家冠名,还深度参与到节目的选题和制作,向游戏玩家详细地展示了传统工艺和非遗艺人的匠人匠心,引导大家关注传统文化。另外,蔚县刻纸艺术、绛州木版年画等非遗项目在腾讯动漫中也有很好的运用。华侨城集团是一家以文化旅游为主营业务的企业。早在1991年,华侨城便打造了中国第一个荟萃各民族民间艺术、民俗风情和民居建筑于一园的大型文化旅游景区——中国民俗文化村,一直被当作是发展民俗文化旅游的范本。目前华侨城依托省级非遗项目甘坑客家凉帽制作技艺打造的小凉帽IP,在运营上也十分成功。自小凉帽的形象诞生,到在深圳创意十二月活动中首次面世,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尔后即开发出了充电宝、绘本、手机壳、小凉帽表情包等系列小凉帽衍生品,举办小凉帽国际绘本大赛等活动,依托小凉帽IP衍生的VR电影《小凉帽之白鹭归来》夺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两项大奖,在国际舞台完美绽放。腾讯和华侨城在“非遗+文创”的实践只是深圳在非遗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实践中的一个缩影。“非地非遗”突破了非遗的地域限制,让非遗保护有了更宽阔的发展空间。“非遗+文创”则让更多的人了解、接受、欣赏非遗,让非遗与现代生活进行更广泛的连接,让非遗源于生活,又归于生活,融入生活,从而获得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另一方面,深圳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充分调动了民间的力量,这体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民间立场和现代化传承,表明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需要坚持民众主体化,传承活态化。

四、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启示

非遗由曾经的衰微到时下的热点这一华丽转身,与我国当下倡导的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非遗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赋予了更加重要的文化使命。城市化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我们需要加强研究,积极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城市中实现活态传承和创新发展的可行性路径。多数研究也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积极适应城市化的进程从而实现现代化转型,参与到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城市文化的建构当中。深圳是一座因创新而生的城市。当前,深圳正在发挥它的创新优势,为非遗的保护传承注入新的活力。近年来,深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卓有成效,形成了独具特色、行之有效的保护经验和工作模式,我们希望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深圳经验”“深圳模式”能为我国其他省市区和城市的非遗保护提供有益的借鉴参考。

作者:周建新 严轮 单位:深圳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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