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责任在食品安全的道德思索

媒体以自由为至上价值内蕴强烈的道德维度，即“表达”本身就是道德的，是可以被个体正当拥有的权利。这种价值追求自然有其鲜明的时代背景特色。故而，随着西方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结构在之后的三个多世纪里发生了根本变化，媒体的运作状况也相应发生了巨大改变。媒体自由不自觉地导致自由的滥用，虚假新闻、有偿新闻甚至一切暴力、色情等具有煽动性的信息成为媒体钟爱的对象，媒体沦落为市场和资本的附属物，公众接受到的不再是客观的中立的信息报道，而是媒体所有者主观选择后愿意传递给公众的信息。资本对媒体的控制与政府对媒体的控制两者之间并不存在道德上孰高孰低的评判，都同样是对真正的媒体自由的无视和亵渎。媒体以自由为至上价值的追求亟须被一种新的价值追求所修正和补充，而20世纪中期以来媒体以社会责任为己任的价值追求因应了上述召唤，而成为现今社会媒体的最高指导原则。媒体的社会责任追求与责任在整个理论世界和实践世界的日益显明有密切关系。在当今社会，责任是对“科技进步结果的哲学反思；经济发展后果的伦理回顾；社会变迁结构的道德追问；人类未来趋势的忧患求索”。［4］一句话，责任由于适应了时代精神，而成为人们在学理上和实务上讨论和行动的中心主题。媒体的社会责任要求媒体不再把眼光局限在经济利益的追逐和媒体从业者的主观偏见的选择上，转而强调媒体在行使新闻自由的同时应该注意对社会公众“知情权”的尊重和促进。它要求“值得公众倾听的观点就让公众倾听，决定哪些思想观点值得倾听部分取决于公众，而不仅仅取决于主编和业主们特有的偏向性”，因此，对于媒体来说，“为公民提供高质量的新闻服务，就是一种不能逃避的总体性社会责任”。［4］这种高质量的新闻服务，当然包括围绕着保障公民权利享有和行使的一切信息，比如对不安全食品的曝光、对生产和供应不安全食品的企业的揭露与谴责、对安全的食品供应体系重建的建议与讨论等等。很明显，媒体的社会责任既是公民权利的必然要求，又是媒体的自由价值追求的有益补充与确证。2．媒体的社会责任要求不仅是它价值诉求的逻辑发展使然，更是责任主体在当下的扩展使然。一般来说，只有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体才与责任概念相关联，因为只有这样的个体才能对行为后果有前瞻性的反思，才能在决策与行动中引入道德的考量。媒体作为一种拟人化的存在，是相关个体意志的总和，其中包括真正服从的个体和形式服从的个体。与自然人一样，它是一个“与作为行动载体的个人有着极大相似性的行为主体”。［5］（P70～74）以组织形式出现的媒体是自主独立的，媒体从业者具有共同的利益，有着共同的自豪感和忠诚的对象，它的存在依赖团体凝聚力和集体认同，它不是那种松散的临时性群体。比如“在海水浴场，众多的不去救那在海边溜达而被溺死的男子见死不救的会游泳的人们，与集体责任毫无关系。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集合体”。［6］而由个体有机构成的媒体显然具有类似自然人那样的意志能力和行动能力。相对于从属其中的个人及其行为来说，媒体的行为是超个人性的整体宏观行为，它无法还原分解为任何一个个体的行为，从而也就会产生超出个体能力所能及的结果。媒体成为潜在的责任主体，为媒体的食品安全责任探讨提供了主体上的可能性。另外，在食品安全中，食品企业和消费者作为食品安全的直接相关方，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和食品安全的关键监管者，无疑在食品安全论域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共同构成食品安全的三位一体的伦理保障力量。然而反观我们所处的现实情境，食品企业与消费者在食品信息量的拥有上存在着不对称的现状，单个的消费者没有能力对全部食品是否安全做出准确的判断，而造假技术更新换代更是增强了消费者的无力感。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媒体已经或者正在加速渗入我们的行为模式和道德思考中，它在帮助我们了解事件，传递给我们足够的信息，丰富我们审视客观对象的角度等方面，有着强大的影响。即是说，在现代社会，无处不在的媒体共同完成信息传播的工作，共同改变着人们的知识结构，共同塑造着人们观察事物的方法。所以，在食品安全的基本责任主体之外，媒体应该以一种“普遍连带责任”的原则进入到食品安全的过程中，即食品企业、消费者和政府对食品安全的责任履行并不能必然导致媒体的食品安全责任的“缺席”。

在讨论了媒体何以能够成为食品安全责任架构中的重要一环之后，本文将继续探察媒体的食品安全责任的表现问题，即它的责任是否是可行的。我们会发现，媒体的食品安全责任与它的普遍道德责任要求相一致，并非“水中月”。媒体的责任伦理要求植根于媒体与社会大众之间日益复杂的交往关系中，而这些交往关系又在媒体功能的现实展开中得到丰富和扩展。媒体的道德责任要求包括：1．真实客观。它“指明人们在道德上做出决定时，应当采取何种思考方式。于是，客观性不再被认为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问题，而是有益的、应当力求达到的，它是把‘是’和‘应该’融为一体的途径”。［7］（P145）但是在现代社会环境中，由于媒体本身具有的特点，要实现信息的完全真实并非易事。一是由于生活节奏加快，信息膨胀爆炸，媒体为具有时效性的新闻就会疏于求证信息来源及深入调查研究，使得所传播信息的真实性有所打折。二是媒体从业人员个人素质参差不齐，难免会出现“训练有素的无能者”，甚至故意虚假信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2007年的“纸馅包子”新闻事件。三是由于媒体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追求，沦为特殊利益集团的宣传工具。“许多新闻作者时常受到告诫，‘老板’的话才是真理。此外，商业力量……政治力量的介入，也会令新闻的客观性变质。政客利用金钱、权力输送、承诺等手段吸引媒体实现个人政治的欲望。”［8］（P148）真实客观是社会大众对媒体的最低要求，也是媒体应该承担的最基础的责任。2．公正。新闻学家菲利普•帕特森等认为，为无权者正义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新闻界最重要的责任。或者，换句话说，长期以来，新闻职业是否为那些处于社会经济基础之外的团体代言就是检验它是否履行了其职责的石蕊试纸。［9］（P36～37）媒体在现代信息社会具有广泛性、渗透性、示范性等方面的特点，同时还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有力的社会监督等特征，被认为是社会风气的指示器和社会良心的安全阀，代表社会的公正形象。公正不仅针对媒体的责任和义务，而且也道明了它应该拥有的权利。媒体不仅应该揭露和曝光社会的阴暗面，而且也应该积极树立先进的典型和榜样，秉持公正的信念。既不妄加评论，也不一味奉承。媒体在社会公共事件中应该做一个公正的信息传递者，多挖、深挖新闻背后的原因，不偏传，不偏信。在真实的世界中，面对庞杂无序的信息，既有正面的积极的理解，也有负面的消极的理解，正面的理解世界有助于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相反，负面的理解则会使世界应有的价值坍塌，进而使人倍感空虚。媒体的公正性对其自身的长久发展有百利而无一害。3．公信。“公信力是媒体最有价值的内在品质，它关系媒体自身生存和发展，甚至直接影响媒体受众的多少、社会影响力的高低、经济效益的大小。”［10］（P169）与此相应，诚实、准确和忠诚于读者就是所有媒体从业者的真正基础。媒体以诚信的态度传递信息，影响舆论，就会与社会大众结下信任的关系，这样才能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这样的信息才不会失去其本来面目，也才能正确地起到引导舆论，满足大众最基本的信息需求的作用。4．全面。媒体如果以偏狭、刺激、爆炸性的和夺人眼球的方式来持续不断地向大众传递信息，这当然会吸引公众的注意力，但这是以一种不健康的方式进行的，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如2008年的“蛆虫橘子事件”就是例证。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媒体通过议程设置吸引公众注意，规定了新闻事件的重要性，实际上起到了“放大器”的作用。公众倾向于关注被媒体集中大量报道的新闻事件，而媒体正是通过公众的这一心理趋势为公众设置或者规定讨论的话题，提升或者降低某些新闻事件的重要性，从而达到控制公众关注重点的效果。显而易见，如果关于某一事件的负面消息压倒性地占据了媒体传播的主要内容，这无疑会营造一种消极的议题环境，给公众留下恐慌的印象，甚至可能导致公众对涉案品牌所在行业的整体不信任，最终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因此，媒体信息传播的全面性应该体现在某一新闻事件报道的全过程中，媒体不能够也不应该聚焦于新闻事件的一个侧面，尤其去“放大”潜在的不良因素，而无视或者不愿意探讨新闻事件的全貌，不以公众的整体观感为首要目标，过于追求轰动效应，结果就是确立一种扭曲了的新闻“事实”。这根本无益于公众对信息的接受和理解。媒体具有的真实客观、公正、公信和全面性的责任伦理特质和道德价值标准，暗含了媒体在食品安全中的责任要求。这四个方面在媒体揭露、报道食品安全事故的全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彰显。

回观中国的食品安全现状，媒体在整个过程中都起着自身特殊的作用。媒体第一次揭露食品安全事故时，首先要实事求是地展现食品安全事故的全貌，对事故的严重性做出真实客观的传递，要注意从食品供应方和消费者两方面获取新闻资料，取得多方观点，注意多元信息对称，不掺杂个人好恶，不妄下结论，这是媒体新闻报道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取得消费者信任的前提。在这个阶段，主要是报道事实真相，为消费者及社会大众完整呈现食品安全事故的本来面目以引起公众重视。其次，在食品安全事故公之于众后，媒体应侧重于报道涉案主体的相应反应以及政府监管部门的应对措施。在这个阶段，媒体主要是以公正的态度全面报道食品企业以及政府部门的第一反应，既不与食品企业相互掩护，也不一边倒地指责政府责任的缺失，而是以报道食品企业的补救措施与政府部门的积极应对方案为重点，帮助食品企业树立“危机公关”的积极形象，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在消费者群体间产生恐慌不安心理。最后，全面报道还要求媒体在报道和揭示食品安全事故真相的同时，要适时对消费者的疑虑和对某行业、某品牌的不信任感及恐慌心理进行引导。因为媒体参与食品安全事故的报道并不是为了打击消费者的信心，而是为了开展建设性批评和积极重构食品企业道德责任，督促相关食品企业尽快解决问题，以恢复消费者对该行业的信任，安抚消费者的不安心理，突出媒体的人性化关怀。总之，媒体在食品安全中的责任承担既是媒体在当今社会的责任价值的必然要求，又是它的社会功能的直接体现。它是食品企业责任、消费者责任和政府责任的有效补充和延伸，它们既不能互相替代，也不能因此失彼。在整体性责任框架下审读食品安全论题，媒体无疑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

本文作者：宋同飞工作单位：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